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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治理结构的黑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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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经济、压力维稳和政治体制改革(摘要)
灰色经济、压力维稳和政治体制改革
——2010年11月4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2010年11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层研究院邀请几个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明德楼主楼931会议室召开了题为“灰色经济、压力维稳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闭门研讨会，与会专家就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与灰色经济及收入分配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困难、国内政策调整的重点以及当前国际形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经会议讨论，专家们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其一、灰色经济显示我国目前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进而表明现阶段的严重不公，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为“大众”与“精英”的冲突与抗衡，客观表现即是群体性事件等政治问题。灰色部分扩张又内生性地形成利益结构，就导致个别地方政府官员黑社会化，这是更为严重的发展主义代价。
其二、经济问题反映政治诉求，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政府应该在保障基本民生，保证国内形势稳定的条件下，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中国需要抓住当前财政相对宽松的历史机遇，先推进对工农基本群众的“还账”——把教育、医疗、退养等公共开支的历史欠账及时补上，以此达到增强群众基础和与新生资产阶级政党谈判的条件，并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的精英共享政治体制下的基本稳定。
其三、一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已经成熟，但改革的方式有待讨论——方式上是采取对内先还帐的缓和的改革，还是采取与“精英结盟”的“铁腕”式的改革，其根本的都还是要服从于新的形势和新的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
其四、要正确研判目前的国际形势，主要是大国关系重组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正确定位，而主要的着眼点还在中美关系，中美是否战略接近，左右着中国的国家战略问题调整问题。
一、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
（一）关于灰色收入的调查
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和统计局数据相差很小，中等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大一些。差别最大的就是占调查人群的10%的最高收入这一组，2008年统计局的数据是年收入43000元，推算结果是年收入139000元，是统计局数据的3.2倍，而且这个数据可能还有低估。收入高低之差距更大，用城镇最高和最低这两组来做对比，统计局统计数据是9倍，用调查所得的数据来算是26倍。
（二）灰色收入的内部结构
一个问题是当一个社会的上层灰色收入大到相当量的时候，灰色收入相关的制度保护或者是为了保证灰色收入而事实上做出的制度安排，就很可能是政治诉求。
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有点东亚模式的毛病，就是黑恶势力和灰色收入之间由一种内在利益结构的相关性演变成某种财阀制的政治类型。
如果对灰色收入的部分做点结构分析，它恰恰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基础，然后从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生发出一套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外在可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内在的却可能具有非规范性或者黑社会性，这也可以理解现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县以下，乃至于乡镇各级政府都在和民众之间形成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多多少少有黑社会化的倾向。
二、政改面临的三大现实困难
会议认为当前社会矛盾已经取代经济增长而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维稳经费迅速增长。
2008、2009年公共安全支出分别占财政支出的11.5%、10.8%，已经逼近国防开支占比。
二是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形势之严峻引人关注。
针对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的紧张局面，不同利益集团都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本次研讨会中与会专家根据对国内外局势的综合判断，认为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当前仍不宜激进政改。理由主要有：
第一、当前利益结构已经形成且趋向政治上的对抗性，激进政改会导致矛盾集中和提前爆发。
隐性的和灰色的收入都会内在地导向和加强非规范制度，而不是规范制度。也因此，今天很多地方的政府治理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正规权力和非法手段（甚至黑社会）相结合，不断向弱势群体转嫁排斥性增长代价的牟利型治理，而不大可能改制为普惠制的阳光财政支撑的公共治理。
可见，地方治理结构的黑社会化与经济领域的收入灰色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有专家认为，灰色收入引发的连锁反应为：当灰色收入形成一个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提出的制度要求是一种灰色要求，这个灰色要求转化为非规范的制度体系，非规范的制度体系使得政府、市长用两手，一手警察，一手“烂仔”，这个结果使社会愈益严重不公。
第二，新的“经典理论意义”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出现，任何激进制度在农村都要支付极大的制度成本。
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以土地革命为主，因而在所进行的最为广泛的国民动员之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农民为主的国家。
如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大规模的流动打工潮，农民工在差不多20年的高增长期间忍受了低工资，没有社会福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当然，不是那个农民工愿意忍受，而主要因为他们仍属于受“小有产者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获取额外现金来追求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机制约束的劳动者。
据此，可以理解中国在20年高增长时期内虽然对1—2亿农民打工者构成超强剥削，却没有形成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反抗。
2003年颁布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实行后，本质上属于“成员权”的村社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已经被剥夺，很多地区农民也不能再按照村内人口变动分得土地，村社内部化应对外部风险的机制也就随之失去了。
更多能民工演变成“无地流动人口”并迅即成为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城市产业工人后备军。
几千年来，因为小农经济或称小有产阶级非常弱小，无法抵抗外部风险，当然会拥护一个集中的政权代表。因此中国被称为“稳态结构”。据此，现在的激进思想者们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稳定而加强的新农村建设，对于现代国际竞争而言不仅打破了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也同时打破了中国这个仍然维持了“弱者想象”的集中体制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第三，当前欧洲债务危机本源于西方民主制度成本过高。
发达国家20世纪80--90年代国内的产业已经移出，而其原来的上层建筑是在原来占据全球产业资本最大份额的经济基础之上所构建和演进的。历史地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整体，则主要是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在地化的产业资本以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运动与重商主义的王权斗争的结果。可见，当产业资本大量移出以后，西方的中产阶级运动本质上不再具有原来劳工阶级争取权益斗争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之内生正义性，因而，在西方大量占有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剩余价值和资本化回流利益的同时，其虽仍然标榜自由民主，却不再具有内生于早期市民运动和后期劳工斗争的所谓“普世价值”，也因此易于被改写为垄断金融资本所利用的“新自由主义”。
欧洲很多国家的财政有一半左右用于社会开支，其占比还在不断增大，主要因为中产阶级要求的根本就不是过去劳动者满足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福利需要，而更多的是西方消费主义和休闲享乐。由此，西方高福利社会的发展结果，是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整个政治体制维持成本越来越高。
美国是用三个一半——不仅其虚拟资本总量占全球一半，并且依靠军费开支占全球一半来支撑政府债务占全球一半，才维持的住美国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这次危机表明，欧盟10年来试图整合成一个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竞争阶段中能与美元抗衡的具有足够势力的集团，这个努力是艰苦的，也是令人扼腕的，但无论其政治上如何结盟，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失败的。特别是自这场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源于欧洲19世纪以来的产业资本在地化的“现代政治体制”本身正在发生着其问世百年来最严重的内生性危机。
西方债务危机给中国的“政改想象”至少留下一个问号，有谁愿意支付这种现代化政治的制度成本?
另一个还值得引以为鉴的是，虽然中国试图通过政治上的调整成为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政治体，但欧美主流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冲突，显然并不因这种政治调整而有所弱化。
三、当前国内政策调整的重点——“还账”减压
（一）政改需“减压”，减压靠“还账”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去路线斗争”的中央领导换代方式，客观上放弃了以往的“纠错方式”——过去是以“路线斗争”为代价才能纠错——同时又没有形成新的纠错机制来代替。这使得现行政治体制从本质上就是靠不断向下、向社会转嫁成本来维持，同时因为没有纠错机制而难以及时地自我调整。
因此，当前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不是那个领导人或个别地方的问题，而是中国现行的压力型体制的内在特点和结构性缺陷使然。
上访者因承担整个体制的代价而从此走向不归路。目前中国的压力型体制已经恶劣到对其任何微小的挑战都会招致整个体制的反扑，这时，单一政改的结果会使压力型体制的全部累计代价被引爆或释放出来。
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颜色革命”、所谓的政治改革，也都表现了这个规律。
最不“与虎谋皮”、最不对现有体制做根本性调整且成效最明显的做法，就是在基本公共开支上对群众更多地“还账”。
（二）“还账”可能带来的连锁效用
第一个明显的连锁效用是提高农民的满意度。
第二个连锁效用是降低社会矛盾。
第三个连锁效用是促进内需。
四、国际形势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的关键矛盾不是美中矛盾，而是美欧矛盾，且美欧矛盾到现在也没变。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矛盾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矛盾。
所以把中国当成最大的假想敌，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地位已经是世界第二，发展势头和发展成就让美国的对华战略内涵发生转移，因此，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国家安全，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家战略调整。
进而，要改变国内的收入分配，不能再像现在这样靠大量出口拉动经济。
相反，如果更多地靠国内产业来支持内需的话，产业升级就上去了，这才是解决之道。
【本文摘要自温铁军著《八次危机》第二部分：灰色经济、压力维稳和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