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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盛鸿:“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天下之大害”

经盛鸿 经盛鸿史话 2017-02-21 21:08

2017-02-21经盛鸿中锁史话

       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袖,是皇权专制政治制度的象征与代表。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祸害!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称古往今来的皇帝都是“天下之大害”:当他们还没有夺得江山、登上皇帝宝座之前,“不惜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发动战争,施展阴谋,杀人盈千累万;当他们夺得江山、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就将整个国家与人民看作是他可以任意摆布与蹂躏的私产,“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

        清代思想家唐甄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室语》)

        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一书中,高呼:“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不可阻挡地走向民主共和时代,皇帝必然成为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的首要打倒对象。中国人民再不容许在自己的头上坐着一个皇帝或变相的皇帝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党人对皇帝的天命制、特权制、终生制、世袭制、嗜杀制等等丑恶残忍的种种现象与本质,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与批判。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1月25日在东京出版的《革命评论》第6号上,刊登革命党人陈家鼎所作《读<革命评论>有感》,高唱:“人间从是应平等,谁敢低首颂帝王!”揭示了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推翻中国的帝王独裁专制政治,建立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度。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死去,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以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第二天,11月15日,慈禧太后死去。1908年11月11日,革命党人在《中兴日报》上发表《皇帝》一文,写道:“中国之视皇帝,不过一能干之强盗。凡挟有杀人之权力者,皆可为皇帝”,“中国人民之畏(皇帝),特与魔鬼恶煞相同”。文章进一步指出,皇帝的罪恶,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做皇帝,都是一样;中国人民都要推翻它,都要毁灭它:“故中国革命,必当先除皇帝。故虽满洲君主,果能证明与汉族君主相同,亦必为中国人民自谋幸福之进步时所必当毁灭之目的物”。文章号召:“时代已入于二十世纪,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当先后灭绝,此世界公理家之所公认也”。 

        1909年6月23日,革命党人又在《中兴日报》上发表《世界无不推倒之专制君主》一文,写道:“浩浩昊天,抟抟大地,同此圆颅方趾之民,何莫非上帝之赤子?谓天特生首出庶物之一人以治万人,则大谬;谓兆民实有赖于一人,则犹迂。君主乎,专制政府乎,世界之蟊贼而已矣!”其意是说,皇帝本是亿万民众中之一人,并无特别优长之处;但他做了皇帝后,却置身于亿万民众之上,成了神,将全国土地财物视作其私产,可取可夺;把全国民众当作其奴隶,可杀可辱。这太不合理了!历史事实证明,专制皇帝就是盗贼!这写得多么深刻、痛快淋漓、入木三分,百年之后读之,犹要拍案叫绝!

        据统计,自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称皇帝始(即著名的秦始皇),到1912年2月清代最后一位皇帝宣统溥仪宣告退位止,在2132年中,中国共有皇帝494人(其中包括生前未登帝位而是在死后被追封为皇帝的73人)。这些皇帝一手掌控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大权,特别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与绝对指挥权,独断乾坤,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与臣民的生死荣辱。其中固然不乏一些英才明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顺应历史潮流,为社会进步发展与人民生活安定做了一些好事,但由于皇权专制政治的天命制、独裁制、终身制、世袭制、嫡长继承制、等级特权制以及阴谋争夺、血腥杀戮等本质特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更多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暴君、昏君,还出现了不少娃娃皇帝、白痴皇帝、荒诞怪癖的皇帝等等,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更有不少命运悲惨、死于非命的皇帝,给中国历史蒙上了一层阴森可怖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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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从“民本”主义的视角看,称皇帝为“盗贼”是合理的

 张弘 燕京书评 2021-04-17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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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张弘
全文共 6600 字,阅读大约需要 6 分钟

 

秦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二千年来之政”“皆大盗也”的历史评断,第一,从“民本”主义的视角看,是合理的。第二,这样的认识,也是站在期待历史前进的立场上的明智的勇敢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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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来自视觉中国)

 

在秦汉史学者王子今看来,中国种种传统政治迷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权力的崇拜。要推进政治进步,必须清理千百年来政治迷信的根基,努力洗刷其残迹,摆脱“宰猪场式的政治”,“使人成其为人”。王子今认为,中国是一个历来予政治以特殊重视的古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在新近再版的《权力的黑光》一书里,王子今从天命迷信、先祖迷信、圣贤迷信、长老迷信、清官迷信、谶纬迷信等角度,全方位反思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探讨了政治迷信何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灰黯的色调。

 

这些迷信的危害很大:天命迷信导致政治权力自检、自制机能严重弱化,社会下层则日益形成缄默隐忍的政治态度,对于罪恶的暴政,消极地等待着“天谴”与“天罚”。先祖迷信,往往使旧有制度长期保持着对行政政策的规定性作用,从而导致中国政治进步迟缓。“圣贤”观念,对于政治权力的维护作用,是中国政治实现所谓“超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长老迷信、老年政治,可以保证对于传统的全面继承,但也容易导向僵化凝死的政治形态。清官迷信,是民众政治力量微弱的表现,意味着自卑自弱意识的强化,以及对合理政治权利的自我放弃。谶纬之隐秘,为皇权的合法性和帝制的法统提供了以神秘主义为内涵的理论依据,有时也成为下层群众反抗现世皇权的思想武器。

 

在出差的旅途中,王子今接受了《燕京书评》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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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著有《毛泽东与中国史学》《“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 》《千百年眼: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秦汉文化风景》等。

 

 

我不赞成《大秦帝国》表达的历史观

 

燕京书评:我读完《权力的黑光》之后,感觉这是一本严肃认真的学术著作,并且持之有据。但另一方面,你出生于1950年,有人曾经表示,你这一代人由于经历过1949-1976年的“超强国家”阶段,因此对于历史的研究可能带入自己对于“超强国家”的恐惧情绪,进而影响到自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子今:所谓“‘超强国家’阶段”,不知是否是指中国历史的特殊阶段?我对 “‘超强国家’阶段”之说没有认真思考,但不认为1976年到现今中国历史进程从“超强国家”的视角来说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至于所谓“历史的研究可能带入自己对于‘超强国家’的恐惧情绪”,我好像没有体会。而对于“影响到自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的说法,亦不以为然。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不是“‘超强国家’阶段”?“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可以理解为坚持实证原则,坚持“客观性”吧?

 

燕京书评:1908年根据日本辞书翻译的《东中大词典》,把“专制”释为“君主总揽国务,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独断独行,恣意处理者是也”。1915年首版的《辞源》,把“专制政体”释为“国家之元首有无限权力,可以独断独行者,谓之专制政体”。把帝制两千年的中国皇权视为“专制”这个认识,已有百年历史了。阎步克先生认为,“无限权力”其实是有限的,“绝对权力”其实是相对的。它必须以所有历史政权为参照系,通过比较来认定。足以动摇对这个政体之“冠名”的,一是态度,二是方法;但不会是实证、史实。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升温,否认秦汉到清末两千多年为专制制度的不乏其人。你怎么看?

 

王子今:我以为,中国帝制时代是“专制政体”。“有限”“无限”之说,其实都是相对的。

 

燕京书评:朱维铮先生在《走出中世纪》一书中,把秦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比喻为欧洲的中世纪,期间的专制、黑暗、愚昧是其主要特征。而“走出中世纪”就是走出专制和黑暗,走向民主、自由。这两年,我读了一些西方文明史和政治史的著作,在欧洲的中世纪,皇权一直有教权、贵族、商人等势力与之抗衡,即使在最黑暗的“绝对君主制”时代,君权也无法和中国皇帝相比。例如,汉武帝、万历皇帝可以任意征税。英王因为征税导致贵族的军队与之作战,路易十六想征税遭到教士和贵族反对,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不料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由此可见,中国君主的任意性权力远远大于欧洲君主。但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君主在体制外没有制约,体制内受到官僚系统的约束。你怎么看?

 

王子今:我对于世界史茫然无知。没有能力进行中国与欧洲政制的对比。所谓“中国的君主”“体制内受到官僚系统的约束”,我不能理解这样的论说有什么意义。

 

燕京书评:前几年,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被一些学者批评价值观错乱。前不久,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大秦赋》更是引发了很多争论。元旦期间,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撰文严厉批评《大秦赋》的文章广泛流传,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子今:孙皓辉的《大秦帝国》表达的历史观,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并不认为相关争论是历史学论争。对秦文化与秦始皇的全面肯定,不符合我的秦史知识。冯天瑜是我特别尊重的学者。尤其是他的《“封建”考论》,我是全心赞同的。对秦政的批判,自贾谊到谭嗣同,历代都有激烈的声音。不过,《大秦赋》表现的是秦统一的历史,并不涉及秦帝国的法律和行政。对于秦统一的历史判断与秦统一之后秦政的表现的批评,考察的对象大概不宜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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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黑光》,王子今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中国古代一直“政治优先”

 

燕京书评:《权力的黑光》314页显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一论《左传》记晏子与齐侯问答事,说道:“春秋以前居君位利势者,与战国秦汉以后不同,君臣之间差不甚远,无隆尊绝卑之异。”那么,秦汉的“皇帝”与周天子、诸侯(国君)掌握的权力,两者之间相距的台阶有哪些不同?

 

王子今:秦汉“君臣之间”,确实可以说是“隆尊绝卑”,这与周代有显著的不同。如谏大夫鲍宣上书汉哀帝:“高门去省户数十步,求见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濒仄陋自通,远矣!愿赐数刻之间,极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可知当时身为高官,面见皇帝也相当困难。

 

燕京书评:台湾学者林舜聪《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一书显示,由秦入汉以后,儒家以尊君卑臣等学说换取了独尊儒学的地位,乃儒表法里的主要帮凶。但是,现在有一些学者对“儒表法里”也给予了否认。那么,“儒表法里”到底是准确的描述,还是根本错误?

 

王子今:我以为,“霸王道杂之”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燕京书评:《权力的黑光》批评了种种中国传统政治迷信,但我觉得有一种政治迷信古已有之,并出现了现代形式,就是对强权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迷信,例如秦皇、汉武、康雍乾等,最高统治者越是表现出对内对外强硬,就越能赢得某些民众的崇拜和拥戴,它的现代形式就是极权主义统治者,诸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深层的民族心理因素,似乎与你在书中讲到的一些因素有关。你怎么看?

 

王子今:虽然李约瑟曾经说,法家思想“颇近于法西斯”,但我们进行跨越长时段的历史比较,还是需要慎重。“对强权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迷信”,拙著中似乎有所涉及。

 

燕京书评:《权力的黑光》有一段话非常精彩:“政治权力犹如‘兼照天下’的太阳一样,监视着、主宰着一切社会文化现象。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都必须用政治尺度加以衡量评判,姹紫嫣红的文化风貌都被强行涂抹上阴黯单调的政治色彩,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不得不统统打上整齐划一的政治包装,任何一种关于推动文化进步的理想,似乎都只有附系在政治的总纲上,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倾向,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每一个社会人都由‘自然人’沦为‘政治人’。”(11页)从本书描述的神权与政权合一、天道与天命、先祖迷信等命题,并结合萧延中《中国思维的根系》来看,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似乎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政治专制主义而构筑和建立,诸如宗教、天文地理乃至中医等都是如此。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有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

 

王子今:我在以前的论文里探讨过这个问题。中国古时有以为史书不过是记述政变与战争的“相斫书”的说法。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也曾经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旧史家笔下,确实是一部政治史。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文以载道”的原则,也强调文化形态不过是“载道”,即承载政治内容的“车”,中国古代这种有人称之为“政治优先”。

 

燕京书评:明清两朝,君主专制统治登峰造极。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人都从先秦儒家的民本主义立场批评君主专制制度,这些批评仍然很有力量,但究其本质,仍然处于儒家思想内部,与民主思想不同。中国没有产生民主思想,是否与传统文化的根系以及专制传统过于悠久(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文化渗透的程度过于深重(政体设计、社会控制、思想钳制、宗法制度、最高统治者将天地君亲师合一,任意性权力过大,等等)有关?

 

王子今:所谓“与民主思想不同。中国没有产生民主思想”,或许是说“与民本思想不同。中国没有产生民主思想”。民主思想在中国没有比较深固的根据,自然与传统文化的根系以及专制传统过于悠久(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文化渗透的程度过于深重(政体设计、社会控制、思想钳制、宗法制度、最高统治者将天地君亲师合一,任意性权力过大,等等)有关。进行相关文化思考,或许还应当关注农耕生产孤立的、个体的、闭塞的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历史作用应当重视。“交往”对于历史进步的作用,应当引起历史学者的充分重视。

 

燕京书评:唐甄《潜书·室语》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谭嗣同《仁学》也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如果从权力的合法性来说,在古代,统治者如果对民众予取予夺,其统治就没有合法性;在现代,如果权力的产生没有经过民众同意授予,也没有合法性。那么,秦代以后的大多数皇帝在本质上基本都是“盗贼”,你怎么看?

 

王子今:对于“贼”“大盗”的指责,是开明思想家经过深刻历史反思得到的认识。秦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二千年来之政”“皆大盗也”的历史评断:第一,从“民本”主义的视角看,是合理的;第二,这样的认识,也是站在期待历史前进的立场上的明智的勇敢的表态。

 

燕京书评:《权力的黑光》第22章讲到了忠,臣民的忠臣只是对皇帝私人的义务,而不是对国家的义务。换言之,如果臣属对一个暴君、昏君保持忠臣,很多时候就不得不戕害民众或损害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此外,皇帝要求臣民对自己忠诚,但皇帝却可以出卖甚至任意杀戮臣民——因为家天下统治,帝国领域内包括臣民生命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皇帝的私产。以此而论,郡县制之下对皇帝的忠,不过是皇帝维系统治需要而特意宣扬的一种工具而已,你怎么看?

 

王子今:我出版过一本书《“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还发表过几篇相关论文。以秦代为例,秦的统治不过短促的十数年,但它以较剧烈的工作节奏,大体上完成了为专制主义政体的长期支撑奠定基础的任务。考察在中国政治史的这一特殊阶段,我们看到,“忠”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已经对相当宽广的社会层面产生了约束力。这种约束,对于秦代大一统专制政体的早期形成,表现出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后世国家政治形态、民众政治心理乃至民族精神的若干风格,也都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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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吴思著
语文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血酬定律”未必能够科学地概括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规律

 

燕京书评:《权力的黑光》批判了各种中国传统政治迷信。如果结合吴思的“血酬定律”分析:一个暴力集团通过暴力打天下,之后又坐天下,暴力集团内部政治分赃,而头头(皇帝)得利最大。一旦暴力集团的控制能力下降,不能维持暴力统治,就会被新的暴力集团推翻……但是,对最高统治者而言,将最高权力世代沿袭才是最根本的利益,这与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时候并不一致。谨慎而明智的统治者统治时,也可能出现“盛世”,但皇帝的任意性权力一直缺乏实质性制衡吗?基于人性的弱点,大多数统治者很容易滥用任意性权力,进而导致官边和民变,或者亡于外敌。秦汉到清末这两千多年,似乎陷入了这种往复循环,在循环过程中,皇权专制不断强化,到清末盛极而衰。是否可以说,武力和专制制度是暴力统治的硬实力,政治迷信是暴力统治的软实力?

 

王子今: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好几个问题,其中逻辑线索有些混乱。所谓“血酬定律”,私意以为未必能够科学地概括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规律。作为历史学研究者,我们最好还是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所谓皇权的“实质性制衡”,恐怕没有考察的意义。因为这是几乎不存在的东西。“清末”是否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之“盛极”时段,恐怕许多学者并不认可。所谓“硬实力”“软实力”,大概难免追逐时髦之嫌,恐怕是缺乏学术意义的概念。

 

燕京书评:在秦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里,绝大多数都重农抑商。《权力的黑光》有两处提到,传统的农业社会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类似的观点,在《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史》一书中也有表达。在汉代,汉武帝刘彻就摧毁了当时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么,重农轻商的政策选择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

 

王子今:“重农抑商”的判定,需要具体考察,不宜作简单化的处理。拙文《秦“抑商”辨疑:从商君时代到始皇帝时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3期),对秦的商业政策有所论说。所谓“在汉代,汉武帝刘彻就摧毁了当时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对任何时代的经济政策都不应当进行简单的断定。回顾近7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短暂的时段就已经发生多次转变。那么,考察2000年的历史,恐怕也不应当简单地进行“绝大多数都重农抑商”的判断。

 

燕京书评:关于清官迷信,《权利的黑光》第10章做出了较好的分析,并指出了清官的局限(267、268页)。但我感觉,民众盼望清官更多是出于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在清官的统治下,自己日子会好过一点。也就是说,这是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缺乏权利,只求苟安的心理。从局部看,清官在自己治理的区域减轻了民众的生存痛苦;从道德上看,海瑞这样的清官确实很高尚。但一旦置身于整个帝国的区域和长期的历史长河,清官的作用实际上微乎其微。例如汉代也有一些清官,但贪官显然更多,而儒家的教义显然不能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保持廉洁,因为皇帝将天下视为私物,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者。你怎么看?

 

王子今:讨论“清官”崇拜问题,在研究汉代的相关历史迹象时,或许应当重视“循吏”概念的生成以及“循吏”榜样的意义。

 

燕京书评:2010年,资中筠教授《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在知识界引发了巨大反响。但刘泽华先生认为,道统是政统下的附生物,道统源自“帝统”。朱熹及其后的理学家在理论上对“道高于君”“格君心之非”说得头头是道,但从整体上看,理学所以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坚持的“三纲”更有利于君主制度。把“道统”与“政统”看成是并行的二元化或者超越政统,是部分儒家的一厢情愿。道统”在更高的层次上肯定“政统”。刘泽华先生还认为,如果说“从道不从君”是政治、文化传统,那也是很有限的一个小传统。本书第13章探讨了政统(君主专制)与道统(儒学正统)的关系,指出一直是政统压倒道统。那么,你怎样看待刘泽华先生的观点?

 

王子今:我大致同意刘泽华先生的观点。传统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教育体制和文化政策的作用,大多数其实难以跳出“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估计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数量,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只注意政治表演比较活跃的士人。对于“道统”与“正统”的关系,通过对现今社会知识分子的观察,可以知道对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不能过高估计,不能过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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