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施义之（１９１７—１９９５），１９３８年参加新四军，同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３年２月，任六十二师政委。１９６５年５月，任二十一军政委。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奉命调公安部“支左”，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１９７７年５月被停职审查，１９８５年被开除党籍、军籍，每月给生活费１５０元。本文是其晚年口述稿的一部分，由其夫人陈枫同志整理，本刊发表时有删节，此外除了明显的笔误外不作其他改动，尽量保持口述稿原貌。
一、我是怎样到公安部的
１９５３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１９５８年二十一军从朝鲜撤回祖国驻防山西，军部驻太原。１９６５年我任二十一军政委。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某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当时，有同志问我：毛主席指谁？会不会是刘少奇？我说：我同你一样不清楚，不要瞎猜。军区领导在会议讨论中询问我的看法，我说军队也要搞文化大革命就要乱套了，起码军以下部队不能搞。此时，军区大院已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有人看了，也要我去看，我说我不去凑这个热闹。
开会期间，北京军区副政委吴岱同志到我们住所，对我说：“中央要北京军区调一个军政委到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讨论决定让你去。”这太突然了，我当即表示我能力不够，当个军政委还感到吃力，到公安部可干不了。他要我再考虑考虑。会议结束时，吴岱同志又来找我。我想公安部的干部都是老资格，我自己水平低，没有地方工作经验，再次表示干不了，请组织上考虑我的意见。吴岱说：“在讨论师干部年轻化，要调一些干部到地方工作时，你还提出军师干部之间年龄相差不大，军干也应该年轻化，也可以动动么，怎么要调你去公安部你又不去了。”是啊，我在会上曾经说过这话，不能说过不算数。但在心里确实很矛盾，过去没有干过地方工作，心中真不踏实。但组织决定必须服从，便答应了。
１２月下旬军区通知我立刻到北京报到。当时在山西大学工作的妻子陈枫正因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挨批判，不让回家，被勒令在医院护理住院的学生。又有学生说陈枫家藏有黑材料，扬言要抄家，要冲军部宿舍，搞得非常紧张。妻子不能回家，家中有８０多岁的老岳母和在中学、小学上学的孩子，这时要我去北京报到，实在放心不下。再说山西的形势都这么乱，北京还不知怎样。但作为一名军人、共产党员，只有服从组织的决定。说走就走，丢弃一切，义无反顾，犹如当年上战场打仗一样。
到了北京军区，吴岱见了我再次强调我是副部级的政治部主任，看来是想以此激励我去公安部的积极性，对我并不起作用。
１９６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到三四月份赋予解放军“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这样我就成了在公安部“支左”的军队干部。
二、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 适应复杂局面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我带着党的组织关系到公安部报到。
我对公安部的历史和现状一无所知。初到公安部，看到的是公安部大院里贴满大字报。从大字报上看到，群众中分成几派相争，相互揭来批去，各执己见，乱哄哄的。干部们上班来只搞运动，机关正常工作已被打乱，党组织也停止活动，不可能通过组织去了解更多的情况。我请李震副部长（原沈阳军区副政委，１９６６年９月调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向我介绍点情况，李震给我一份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后公安部召开部党组扩大会上揭发罗瑞卿、徐子荣（常务副部长）等人问题的简报。从简报上看，公安部问题很严重，同中央批判罗瑞卿、杨尚昆（原中央办公厅主任）问题的内容有联系。我又从机关大院里的大字报中看到诸如“地下黑公安部”、“在毛主席身边安窃听器”、“资敌通敌”、“里通外国”、“结党营私”等触目惊心的内容，非常吃惊，感到情况十分复杂。这是我从没遇到过的。
公安部原领导班子，有部长谢富治，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副部长杨奇清、汪金祥、严佑民、于桑、刘复之、凌云，政治部主任尹肇之。我到公安部时，原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已被隔离审查，刘复之、凌云和尹肇之已停职。局长中狄飞、姚艮等已入狱。
此时，公安部领导班子是部长谢富治，常务副部长李震，副部长有杨奇清、汪金祥、严佑民、于桑。我为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当时分工李震负责部内全面工作，业务工作由杨奇清、于桑负责，汪金祥负责政法干校运动，严佑民兼任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内务办是文革国务院内协助总理了解民政、内务、公安、司法等部情况的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公安部院内，谢富治兼主任），后到第一专案办公室。我协助李震工作，主要是管政治部的运动，还分管六一小学、家属工厂的运动，及上访群众的接待工作。这时公安部的业务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上级交下的业务工作，只有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对社会上发生的许多现象例如揪斗、游街、抄家以及造反派冲击党政军机关等看不惯。对一下子把那么多中央领导和省一级领导都打倒很不理解。到地方工作后，看到群众造反热情那么高，又揭批出那么多“走资派”、“叛徒”、“特务”、“内奸”问题，以为问题真有那么严重，体现了毛主席“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向“走资派”造反的正确，凭着对毛主席的信任，我要求自己尽快转好弯子跟上形势，思想上不要掉队，尤其看到公安部情况复杂，提醒自己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要谨慎，要按组织原则办事，千万不要犯错误。
战争时期我在军队中搞过保卫工作，也许这也是调我到公安部工作的原因之一吧。知道保密工作中的规定，已养成不该说的、问的，就不说、不问的原则。加上军人一贯是服从命令的，因此事事请示上级，凡是上级的指示、决定，就坚决执行。不由自己管的事情，不去打听，不去插手。这在公安部这样的敏感单位是必要的，但同时也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在工作中也带有很大的盲从性。
（１） 接受任务
到公安部后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带政治部的十多位干部审查从各大军区调来，准备到北京市公安局执行军管任务的１４００余名军、师、团、营、连干部。
北京市委１９６６年５月改组时也改组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派局级干部李钊、刘坚夫、程诚等一批干部去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接管干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们都要求回原单位。中央决定从军队抽调干部去实行军管。正在这时，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来总理同意让他们试试。“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后镇压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众组织，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打人、武斗等事件，他们无力处理。为此，公安部还专派一些局、处和一般干部协助他们处理。鉴于这种情况，周总理又给“政法公社”的群众做工作，说你们的能力不行，公安局应该由军队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
我们是在北京饭店接待和审查从军队调来的这批干部的。这批干部在１９６７年初陆续到齐，但他们报到后要等“政法公社”撤出市公安局后才能进驻，所以仍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经费，国务院通知在北京饭店只能住到元月１５日。后经谢富治、李震批示分散住到政法干校、公安部礼堂和德胜门监狱办公室。这批干部调来后没有事做，又不知道调到哪里去，思想不稳定，贴大字报要求回部队。我专程去驻地做工作，当时因不能说明要等“政法公社”撤出后才能进驻公安局，只能说组织是信任你们的，有重要工作等待着你们。
到了１月底，“政法公社”撤出，１４００名军队干部开进北京市公安局。进驻前在北京饭店开了动员大会，有谢富治、李震、杨奇清、吴德等人参加，谢富治、吴德讲了话。有１４００名军队干部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其中军级干部任市局领导、师级干部到各区分局任领导，团、营干部为处、科级干部，连级干部到各派出所。
交给我的第二项任务是当谢富治筹备红卫兵展览会的联络员。
１９６７年初，正在筹备首都红卫兵“破四旧”展览馆（简称红展馆），是谢富治负责，但他不能常去，要我当联络员经常去了解情况向他汇报。并告诉我公安部已有个处长带几个人长驻那里。
我第一次去展览馆见到了公安部干部唐乃松、苏志贞、李文达等。还在那里见到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蔡汝贤。知道了筹备组领导成员有公安部副部长汪金祥、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正光、商业部副部长高修、公安局副局长程诚，还有大中院校的红卫兵头头。我看了看展览的内容，是红卫兵“破四旧”的“成果”，展出的有抄出来的金叶、银元宝、古书、字画、古董、鸦片、地契、国民党旗、枪支弹药等物。同时还了解到国家拨了１００万元经费已用了八九十万元，经费仍不够。大家还反映展览内容跟不上运动的发展。我向谢汇报了。
一天，我正在接待公安部派到北京市公安局接管工作的干部，红卫兵展览会筹备组来电话，说要开大会，要谢富治出席会议。谢要我去。我到展览馆听公安部同志告诉我，红卫兵要开大会批斗商业部副部长高修和公安部汪金祥副部长。我估计批斗后要夺权，立刻赶回部里请示谢富治。谢反问我什么态度。我想，他们要斗也阻止不了，说只有支持。谢说，对。我问他们要夺权怎么办？谢考虑了一下说：“让他们夺吧。”
开会时，台上高修被挂上了牌子，汪金祥同他站在一起，张正光和程诚站在一侧。发言内容主要是批判领导不力，内容跟不上形势，只宣传阶级斗争，没有突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评高修是修正主义。他们要红卫兵自己来领导。最后要我讲话。我讲我请示了谢富治部长，支持你们，红卫兵能打破旧世界，也应该能创造新世界，你们自己组织起来，搞个计划，提出设计方案。经费问题我回去汇报。
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对展览重新作了设计，拟了提纲，还设计了画面。２月２３日，要谢富治去审查。当天夜晚谢拉了我一起去，当我们到达展览馆时，看到康生、江青、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叶群等已到，还有大学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中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没有来）。审稿时由清华大学红卫兵汇报。江青、康生作了指示后，他们就自己干了。展览名称为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主办。
１９６７年４月７日经江青、康生等审查小样后，６月１日正式开馆。开馆后我去看过一次，他们印发了首都红卫兵造反展览会简介，除了序幕厅外，分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横扫社会上牛鬼蛇神”、“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四个馆。听说在开馆过程中，红卫兵中两派意见分歧，一派要砸，一派要保。
武汉“七二○”事件后，７月２２日，谢富治从湖北回来，问我“红展会”情况。我汇报说已经开馆展览了一段时间，每天约三万人参观，大致共有八九十万人次。谢富治说撤了吧。约１０月份，“红展会”就结束了。
（２）政治部的运动
刚到公安部时，李震告诉我政治部是老大难单位，有两派不同意见。原政治部主任尹肇之靠边后，调来原四川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李子英，两派都不满意轰走了，后由严佑民副部长管，也不满，没法办了，由李震自己管。我来后，李震交给我。还介绍说两派中有一派比较掌握政策。
我在负责接收调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军管干部时，从部里的大字报上了解到，公安部各局成立了不同的群众组织，政治部成立了两个群众组织，一派组织（李震介绍说比较掌握政策的）叫“东方红”，另一派叫“兵团”。我对公安部这样的国家机关成立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有疑问，问李震这样做合适吗，李震说已经请示了谢富治，谢说群众要成立组织就让他们成立吧，但公安部的群众组织不要同社会上群众组织联系。记得在１９６７年７月份，北京院校造反派组织围攻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公安部的造反组织也要拉队伍到中南海参加活动。谢富治知道后指示，不要去围攻中南海，影响中央领导工作。经我们做工作，少数去了的也就回来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称之为“一月风暴”。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造反派夺权狂潮席卷全国。
１月下旬，在谢富治同意下，公安部各局群众组织陆续夺了各局党政领导权，政治部的群众组织也要夺权。我想我才来几天就要被夺权，去找李震，李说群众要夺权就让他们夺。我问政治部的造反派组织，我有什么问题要被夺权？他们说，我们夺权是经谢部长同意的，局都夺权，我们夺了权请你当顾问。
既然上面同意夺权，按中央的要求各派群众组织应该联合，我就做政治部两派群众组织联合的工作，建议“东方红”、“兵团”两派联合夺权。我虽在思想上有些先入为主，稍倾向于“东方红”，但在工作上尽量注意一碗水端平，促使他们自己协商解决。两派组织正在协商条件时，“东方红”一派却抢先单独夺了权，把政治部的印也拿去，成立了临时革委会。因为是我建议他们联合夺权，推迟了夺权时间，遭到了“东方红”组织部分人的严厉质问，批判我“右”。对这样的曲解，我心里很生气，却又无法争辩。
我刚来就被夺权，在部里没有正常工作，整日面对乱哄哄的两派吵架，无能为力。我本来就不想来公安部，现在职位也没有了，便写了回部队的报告，找谢富治、李震要求回部队。谢富治笑了笑说：“你不要回去，你的报告我也不能转，转了要犯错误的。”李震说：“你不要太认真了，夺不夺权一个样。”我只好收回报告，继续干下去。
这段时间我主要负责信访工作。群众来访的很多，对于来访中的问题应该怎样表态，我请示过谢富治，谢指示，只要矛头指向领导的都可以表示支持。当时的来访除了对本单位领导和工作有意见外，大量是通过征兵手续分配到消防、民警工作的同志要求同军队一样待遇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立即可以答复解决的，基本是记录下来放在一边。
夺权后各局都成立了临时革委会，原局干部都靠边站。夺权的组织纷纷向部领导报喜，开始部党组要我去接待，我提出我不能代表部领导，后经部党组决定轮流接待。李震、杨奇清、于桑、汪金祥、严佑民都参加了。
“一月风暴”后，谢富治在党组会上明确交代：公安部同各省、市公安厅割断联系。如各省、市公安厅请示工作不要答复，由各省、市党委处理。此时公安部下属工厂已移交给四机部、七机部，劳改农场交给各省、市公安机关，小学、印刷厂交给了地方。
自此以后，本来已经半瘫痪的业务工作完全停顿了，直到１９７０年第十五次公安会议后才恢复。
各局造反派在夺权后联合成立了联络站，统管全公安部的运动。李震是常务副部长，主管联络站。政治部“东方红”参加了联络站，“兵团”没让参加。其他各局有两三个群众组织的，也是所谓革命的参加联络站，保守的不让参加。李震做工作让群众组织都参加联络站，搞联合，但不听。
各群众组织为了表现“革命”、“造反有理”，都寻找大批判的对象，对原领导干部进行批斗。“东方红”要批斗尹肇之等人，要扣发靠边站干部的工资。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不同意扣发工资。我无法阻止批斗，提出只能动嘴不能动手。后来工资没扣发，人被批斗了。“兵团”中有干部部门的干部，在档案中翻出有的干部有历史问题要贴出大字报。我听说后去劝阻，但没人听。他们揭出了十局局长李清昌当小交通员时，被伪军抓住，经组织同意自首的历史。结果该局长本来已经工作，又撤了下来。
大批判的过程中，政治部两派群众组织经常因为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争吵。两派自己决定辩论谁是革命的、谁是保守的，辩论时要我参加。辩论中他们讲的许多过去的是是非非，因我对公安部的历史情况不了解，弄不清楚，没有说话。辩论结果“兵团”中部分人宣布脱离“兵团”，“兵团”垮了。这时我向“东方红”建议吸收“兵团”成员参加，我说：既然要革命，不要分裂，就参加“东方红”吧。以后政治部没有另成立组织。
大批判期间，某局造反派组织贴出“砸烂黑机关党委”的大字报。一天早上，我上班走到办公大楼，看到门口聚集了很多人在争吵。到了办公室问秘书，才知道联络站造反组织要查封机关党委的干部档案，机关党委的干部不同意。他们吵到我办公室找我，我表示机关党委的档案要查可以，仍要由机关党委负责保管，造反派不接受。我向李震汇报，李要我找双方协商。协商中为档案库钥匙由谁保管争执不下，协商不成。汇报李震后，李找了联络站各组织的头头，由李主持协商，我也参加了。协商结果：档案库封存，钥匙由李震保管，然后由联络站负责组织人清查档案。钥匙是机关党委干部交给我，由我转交李震的。后来联络站组织哪些人清查档案，是经李震同意的，我没有过问。
１９６７年初，政治部临时革委会送给我一个材料，说是政治部宣传部长赵明的反动言论。我看了一下，其中有反对毛主席的内容。我问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实在不实在？他们说是从赵明自己的本子上抄下来的。我当时没有认真核实，更不知赵明是业余作家，写过电影剧本。也没搞清这些材料的来源及其背景，孤立地看待摘抄出来的一些只言片语，就轻率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把材料送给李震，李转送谢富治，经谢批准逮捕了赵明。在造反派要去抄赵明的家时，我建议去的人不要多，主要注意文字方面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是赵明为了写作在西藏收集的素材。赵明的冤案我是有责任的，愧疚于心，在这里向赵明同志致歉。
也就在１９６７年初，谢富治把我找去，说：“中央领导同志找王昭找不到，听说在北京，你找造反派把王昭揪来。”我当时还不知道王昭是干什么的，问谢。谢说：“王昭过去是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现在是青海省省长。”我去找李震，问怎么办。李震要我找政治部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去办。当晚王昭被揪到公安部。李震向造反派传达了谢富治的三条指示：不让回家；安排好生活；王昭在公安部有笔账，可以批判。后由联络站负责组织批判。第三天晚上，谢富治的秘书来电话说，周总理有指示，把王昭送到人民大会堂。我让“东方红”派人送王昭到人民大会堂交给周总理了。
自来到公安部，除去对政治部的运动情况我有了解外，其他各局审查批斗了哪些干部，成立了哪几个干部的专案组，部党组没有讨论过，旁人也没有告诉我，所以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副部长中成立了汪金祥专案组、凌云专案组。但他们是什么问题，由谁批准的就不清楚了。专案工作是指定专人负责，成立专案组。专案组工作由领导指定专人，直接领导，有了第三专案办公室后，由专案三办领导，专案三办主任是谢富治，部领导小组不讨论专案组的工作。
（３） 关于李平生专案
李平生案件是我在公安部十年中唯一负责但未完成的专案。
１９６７年４月，谢富治在部党组会上要我找几个人成立个专案组，从总参接收一个叫李平生的案子。专案组成员有总参政治部的干部（名字记不清），有公安部干部吴英浩，“支左”干部孔昭让，由我负责。交接时，听总参政治部同志介绍说，李平生是原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是从长春来北京的，他写信给林彪，说有关首长的安全问题要报告，林彪派秘书接见后，安排在空军招待所住着。
谢富治交代我们，不要问他什么，过些日子去看他一次，他说什么就记录什么。我们按谢富治指示，过几天就要总参政治部的同志和孔昭让把李平生讲的内容记下来，整理后送李震，李震报谢富治。
李平生讲的内容大概有汪金祥同高岗的关系、同苏联顾问的关系，有关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路经沈阳的消息通过逆用电台报台湾的事，还说到江青有病要烤电，等等。除涉及汪金祥，还涉及公安部的李钊（局长）、王鉴（原局长）、陈龙（原副部长，１９５８年病故）、吴德（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黑龙江省委秘书长李希模（名字记不准），以及去了香港的电台译电员张玉坤（名字记不准）等人。他们都是原东北公安局的干部。
我每次把李平生谈话的记录整理上报李震。在上报有关江青病情时，江青在报告上批了“造谣”，李震为此写了检查，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犯了错误。虽然李震承担了责任，我也很紧张，真怕什么地方再出错。
接过这个案子不久，在一次党组会上，李震说：“听谢富治说，康生讲汪金祥还有活动”，严佑民接着说：“汪金祥不该去看李平生”。不久汪金祥被隔离审查，成立了专案组。谁决定的我不知道。汪金祥的专案开始是李震管的，以后转到专案一办。
李平生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不可信，对他的品质发生了怀疑。两次派干部去辽宁、吉林了解李平生的情况，走访了４０多人，都说李平生的品质不好，许多问题是无中生有。我认为李平生在诬告人，征得李震同意后，写了报告建议拘留李平生以弄清问题。
对于我的报告，李震向我传达谢富治的话，“江青看了报告又发火了，说怎么把揭发问题的人拘留，不管揭发的准不准，从中找线索嘛”。从这批评看，是要利用这些人的无中生有，达到打倒一批老干部的目的。我对搞专案有了疑问。
过了不久，谢富治要我和李震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到那里看到谢富治、吴法宪和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谢要我立即把李平生案子移交给空政保卫部。在移交时，空政保卫部的干部特别重视逆用电台这件事，问我当时的译电员张玉坤在哪里，我说不知道。我问李震，李说已通知他回北京了。说明谢富治早已有所安排。同时，谢富治要我把北京市公安局长李钊抓起来，我回部后安排别人去执行了。我明白，上面对我处理李平生案极不满意。从此以后，组织上再也没有要我管专案。我再也不愿接触专案，觉得专案实在难搞，无所适从，实事求是要受批评，我又不能乱搞。我对专案尽量回避。以后公安部成立第三专案办公室，要我任副主任，我是一再推托，推托不了，在极不愿意的情况下挂了一个名，实际工作没有管。以后没有再要我搞专案是我的一幸。
（４） “谋害苏枚”案有关情况
１９６７年４月，李震要我接管原由汪金祥分管的政法干校运动。当时政治部夺了权的一派群众组织与另一派群众组织之间争吵激烈，再加上接待来信、来访工作忙，我无暇顾及政法干校。有时政法干校的群众组织找上门来，从接待中和召开了几次处以上干部座谈会上，了解了一般情况。后来我按李震指示，找了几名政治部干部当联络员，经常去干校了解各派群众组织的情况，对政法干校的运动没有更多的参加。
约在５月份，政法干校政治部主任苏枚（康生的小姨子）死了，李震和我带了三局副局长徐兵毅和技术人员一起去现场勘察，都认为是自杀，李震写了报告报中央。康生看了报告把李震找去，严厉批评了李震。康生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么尖锐，政法干校情况复杂，你们肯定苏枚是自杀？没有一点阶级观念！”李震在康生的压力下写了书面检讨。同时作为“他杀”成立了专案组侦破，李震亲自负责，专案组组长是三局干部徐兵毅。
苏枚死后，曹轶欧（康生之妻）提出要开追悼会，谢富治批准了。康生参加追悼会，李震听说康生参加后赶去，我有事没参加。
自此以后，政法干校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意见主要是在苏枚是自杀还是被害，追悼会该不该开等问题上。
１９６７年底，中央又决定调一批军队干部来公安部，李震把此案交给刚调来公安部的原空八军副军长赵登程负责。同时政法干校实行军管，调来军队干部刘瑞福（原兰州军区步校教务长）任政法干校军管组长兼专案组组长（副组长仍是三局干部徐兵毅，成员也没有变动）。因为我分管政法干校运动，因此向刘瑞福介绍了康生对苏枚案的意见，及群众组织间的分歧，要他向临时革委会了解情况，并要他发动群众统一认识配合破案等等。
苏枚专案由赵登程负责，政法干校的运动派了军队干部实行军管，运动与专案工作密切不可分，因此我就不管了。记得赵登程负责“谋害苏枚”专案后，在一次领导小组会上听他说，他向康生汇报政法干校在审干期间调查过苏枚的历史时，康生火了，说“苏枚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呀？要调查向我调查么！她的历史我最清楚，从小跟我搞地下工作，最危险的情况都是苏枚当交通送信的”。于是把过去对苏枚的审干调查当作“黑调查”进行审查。组织人审查了参加对苏枚审干调查的干部。
自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因病住院脱离了工作。对以后此案以及所谓审干“黑调查”的进程和结果就不知道了，后来听说此案审查时逮捕了校长石磊等七人。
（５） 关于“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１９６６年底我到公安部时，部内各级党组织活动业已停顿，党的工作已瘫痪。１９６７年１月造反派夺权后，谢富治指示，切断与各省市公安厅的工作联系，业务工作也停顿。北京市公安局被群众组织“政法公社”接管，到１９６７年初“政法公社”撤出公安局，实行军管。当时“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在内部大字报和批斗会场上时有出现，听到领导干部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是在“七二○”事件后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大会上讲的。
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武汉的激进派群众组织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武汉军区２月１８日发表了“严正声明”，批评了激进派的声明。对这两个声明的态度不同，武汉群众组织分成拥护军区声明的“百万雄师”和反对军区声明但有中央文革支持的“工总”两派组织，势不两立，武斗不断。
“七二○”事件后，７月２２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回京，各部委都有人去西郊机场迎接。公安部有李震、于桑和我去了。我看到江青也去了，她拉了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照相。谢富治回公安部受到联络站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还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我主持，李震致辞，谢富治讲了话。会后部领导一起从礼堂后门走出，在路上谢富治对李震讲：“我讲话别的不要传下去，我讲的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谢还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当晚，李震找我商量，能否通过联络站办的小报《红旗》把这个内容捅下去。我说：“看来除了这个办法外，没有其它办法了。”第二天联络站的马文华拿来稿子要我审定，我要他送李震。印出后，由联络站的政治部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分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七二○”事件以前，各级公检法部门已被冲击、被破坏，这个口号捅下去无疑是火上浇油，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大家对这个口号意见很大。为此，李震执笔以部领导小组的名义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指示：“‘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
（６） 再调一批军队干部到公安部
１９６７年底，中央决定，从军队再调来了两名军职、１０名师职、２０名团职干部到公安部工作。谢富治在接见这些干部时说“军队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调军队干部来公安部是为了改造公安部”。记得年初调军队干部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时，谢富治也讲了同样的话。谢富治还在党组会上说过“十年来我在公安部实际上没有当部长，只当了政委”。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谢富治要改组公安部。
军队干部到了公安部后，二个军职干部，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曾威和空八军副军长赵登程参加部领导小组。这时党组改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有李震、于桑、曾威、赵登程和我。李是组长，于、曾是副组长。师、团职干部到各局任局、处领导。公安部组织机构取消局，成立了办公室、政工组、侦破组、治安组和接待组。除接待组有１００多人外，其它各组只有１０人左右。另有刚成立的第三专案办公室，把负责专案的２００多名干部集中在一起。各组人选由各局临时革委会提出，经领导小组同意，组长由军队干部担任。公安部干部除留下工作的，有４００余名干部在１９６８年４月集中到政法干校办学习班，准备下放“五七”干校。原部领导干部只留下于桑，杨奇清和严佑民等都参加学习班准备下放，杨、严到学习班不久就被捕了。汪金祥、凌云早已被专案审查，交给了第一专案办。就是刘复之、尹肇之去了“五七”干校。军队干部除少数留下工作外一起下放“五七”干校。
领导小组的分工是李震全面负责、主管学习班，曾威负责办公室、接待组，于桑负责侦破组和治安组，赵登程负责第三专案办公室，我分管政工组和协助李震办学习班。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因病住院，直到１９６９年春节才出院回部工作。在学习班还未结束时，决定于桑也下放“五七”干校，随同大家一起下农村。侦破组和治安组的工作由赵登程管。１９６９年春节我回部工作后，治安组的工作由我管。从１９６９年春节后到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李震去世前，我在公安部就是分管政工组和治安组的工作。
（７） 办干部学习班，准备下放“五七”干校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谢富治在一次党组会上说：“我请示了毛主席，把公安部干部集中起来先办学习班，做准备，然后到农村办‘五七’干校。毛主席说赞成这个办法。”关于办“五七”干校之事，在各群众组织和全体干部中也传达酝酿过，党组在李震主持下专门讨论过。讨论会有杨奇清、严佑民、于桑和我参加，对干部下放劳动办“五七”干校意见一致，但对“五七”干校办在哪里以及下农村前要不要先办学习班有不同意见。后经勘察定点，决定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并决定下农村前干部集中在政法干校办学习班。
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在１９６８年春节后集中，学习班由李震主持，我当助手。设政工组，组长王俊海（军队干部，原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另有群众组织的联络站。各局干部分别成立四个中队。集中后进行了下放劳动的思想动员，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原计划五一节前去黑龙江笔架山。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凌晨，中央办公厅通知公安部领导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团以上干部会议，公安部有李震、杨奇清、严佑民、于桑、曾威、赵登程和我赴会。到大会堂坐下后，我看到主席台上原有一溜杯子，被服务员拿掉不少，朱老总、陈毅等政治局委员都从后台走到台下落座，感到非常吃惊。台上只有周总理、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正式开会前毛主席走到台前向大家挥挥手打招呼后就进去了，没有参加会议。大会是周总理主持，林彪讲话。就在这次大会上林彪讲：杨成武（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搞晋察冀山头主义，要揪出山头主义的黑后台的。说杨勾结余立金（空军政委）要夺空军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搞华北山头，还说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等等。康生讲话说“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黑后台的”。这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抓起来的“杨、余、傅事件”。此后很多老帅、老将军许多军队高级干部遭到批斗。
不几天，公安部一夜之间抓捕了副部长杨奇清、严佑民和边防局副局长肖孟。我因为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晚上回家休息没有住在学习班。杨、严、肖的被抓，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等第二天早上到学习班看到许多打倒杨、严、肖的大字报，问联络站的同志，才知道他们已被捕，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捕。问过李震，李不回答，没再问，直到今日我还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逮捕他们。我早期在军队做保卫工作养成了不该说的、问的就不说不问的原则，看到公安部情况复杂，更不多说多问。此后，李震传达了谢富治的话，说江青讲的，不要急急忙忙下“五七”干校，不要把坏人带到“五七”干校。于是学习班就转入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决定清队时，谢富治问我“交给你的一包材料还在不在”？这是我到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不久，谢富治交给我保管的，我说在。谢还问“这材料没有被造反派抄走呵”？我说没有。谢说“现在用上了，你可以拿到学习班分给各队”。我就把这包材料交给学习班的政工组长王俊海。这些材料在学习班是怎样用的，因我住院没有参加学习班的清队，不知道了。这些材料是文革前机关党委要各局摸干部历史问题的登记表，有１００多份。是我到公安部不久，谢富治交给我保管的。叫我保管我就保管好，没有动过，也没有给别人说过、看过。
学习班清队开始，李震交给我一个揭批提纲，要我召开各队领导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动员。动员揭批内容有“资敌通敌”、“里通外国”、“叛徒”、“特务”等重大问题。因当时杨、严、肖已被捕，动员中提到要揭发他们的问题。
４月，我因关节炎急性发作，不能行动，住进三○一医院。
我从１９６６年底到公安部工作，至１９６８年４月因病住院，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所知道公安部干部含冤入狱的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中央直接批下来被逮捕的，如汪金祥、杨奇清、严佑民等人。
一种是先成立专案组，经专案审查后报谢富治，再经批准后（谁批准的不清楚）逮捕的。群众揭发材料和专案揭发材料一般由各局造反派组织或专案小组直接送交李震上报谢富治，少数由我转交李上报谢。没有李震交代我决不越过李震报谢富治。凌云专案组的书面报告，就是由李震报送谢富治，谢阅后退回，指示要作文字修改，李要我送专案组并交代修改后不用再经他手，修改后的报告由我转送谢富治。
第三种情况是将群众揭发材料上报，其中有的送领导小组传阅后，再交有关方面处理；有的直接报李震、谢富治。传阅过程中每位领导成员都在自己名字下画圈，表示看过。我圈阅过的文件内容涉及哪些人，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政治部宣传部长赵明的被捕是我把材料报李震、谢富治，经谢批准后被捕的。
我４月住三○一医院，８月出院。由于病还没好，我就继续到辽宁省汤岗子疗养院治疗关节炎。在去汤岗子疗养院前，看到李震写的一份报告的底稿，内容是汇报公安部揭发出来的关于“资敌通敌”、“里通外国”、“叛徒”、“特务”等问题。记得清队开始前谢富治在领导小组会上要李震把两年来公安部运动情况向毛主席写个报告汇报一下，这个报告是否就是送毛主席的报告，我没有问。
１９６９年春节前从汤岗子疗养院回到北京时，学习班已经结束。回部后听说学习班集中后，主要搞清理阶级队伍，批判审查了不少干部。原局级干部差不多都被审查批判，处级干部也有被审查批判的。其中处长阿尔斯朗（蒙族干部）被捕，详细情况因我不在不了解。回部后看到干部正在准备去“五七”干校，春节后出发。夫妇二人同在公安部工作的不少，孩子就随父母一起下干校。
（８） 关于清理公安部档案
记得１９６７年６、７月份，严佑民调到第一专案办公室工作后，一天回到部里说：快找档案，从档案里找出刘少奇被捕的证据，我们就立大功了。当时就组织人查找，没有找到。有人回忆说，公安部有一部分档案放在武汉。为此，严佑民专程去了一趟武汉。武汉方面说档案已取走。严回部里又组织人查找。最后从十二局档案中找到某国使馆档案中有某某（化名）被捕消息的通报。这时我才知道公安部有个档案库。
１９６７年冬，吴法宪、汪东兴来公安部会同谢富治亲自封存了公安部档案库。
１９６８年春，于桑从中央接受任务回来，在部领导小组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中央要清理公安部档案的指示。后来在一次谢富治参加的领导小组会上讨论了清档工作，谢说，公安部档案要清理，清理的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为专案服务。并说，一办、二办要什么材料，你们就给什么材料，清档人员要从军队干部中选调。讨论中大家意见从军队的一两个单位中调，不要由许多单位凑起来，那样不好管理。我曾在会上提出，抽调一些公安部的干部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比较熟悉情况，遭到否定。李震说公安部干部不参加，避嫌。会上决定由曾威负责这项工作。周总理批示从北京军区抽调５００名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师以下干部和老战士来搞清档工作。曾威就拿着周总理的批示到北京军区要人，于是从北京军区抽调的干部和文革初为接待红卫兵设立的中央接待站已经抽调来的军队干部一起，参加了这项清档工作。清档办公室１９６８年成立后，中央派汪东兴、吴法宪等人来启封了档案库。
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因病住院前，中央接待站转来的几十名军队干部不安心要求回部队，为此办了学习班，曾威要我去做思想工作。我同曾威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动员他们把中央交给的工作认真做好。１９６９年２月我出院后，清档工作正在清理政治部的干部档案和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的图书。我与曾威一起去看望了清档办的同志们。清档工作１９７０年夏结束。
我回部后在领导小组传阅的文件中，看到过一份内容关于朱德介绍一个党外朋友给罗瑞卿，要罗瑞卿安排工作，被污蔑为包庇坏人的文件。还有污蔑叶剑英、陈毅等老前辈“包庇坏人”、“里通外国”的材料。
当时我才出院，离开工作岗位近一年，对许多事情都不了解。我想，怎么清理档案涉及这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呢？我在汤岗子疗养时，３９军曾通知我去听过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讲话的传达，林彪定性“‘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事件”，让我非常吃惊，这些老帅们到底是什么问题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谜团。因为清档方面的工作不归我管，不了解详细情况又不便问。所以，上述材料传阅到我时，看到李震和其他领导小组成员都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我也画了圈表示看过。
清档结束后，清档办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在部领导小组讨论过，我参加了讨论，记得报告肯定了清档办的工作，以及许多统计数字，其中有一办、二办取走档案复印件的数字。
（９） 关于“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该案发生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当时我正在辽宁住院，专案由三办赵登程负责，谢富治直接领导。
１９６９年４月，我出院上班后，看到赵登程批给领导小组传阅“要周慈敖参观庆祝召开九大游行”的材料。材料上没有写周慈敖是干什么的，也没有写犯的什么罪，只写该犯人表现好，让其参观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庆祝游行以示奖励。这份材料我圈阅了，但对事情的原委并不清楚。后来赵登程在一次领导小组办公会上提出要办保姆于广凤的学习班，要她拿出被她转移的材料。至于这个保姆是谁家的，是属于哪个案子的，会上没有讲。还有赵登程曾在领导小组会上拿出第三专案办开展“四好运动”的计划，计划中有一条“查清‘伪党’真实性”。我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伪党”这个词。此次领导小组会议只讨论如何开展“四好运动”，不涉及专案的具体内容。
专案的内容是保密的，按惯例专案组由专案办公室领导，对中央负责，根据不同专案由中央指定某位领导直接管。第三专案办公室主任谢富治，由谢直接领导。日常工作李震也管。我不管专案工作，又一年没有工作，所以，“伪党”具体是个什么案我还是不知道。
５月的一次领导小组会上，李震说中央认为周慈敖供出的“伪党”有问题，现在研究一下有关材料怎样处理。这时我又一次听到“伪党”这个词，在这次会上知道了“伪党”是周慈敖供出的，“伪党”案涉及好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第三专案办负责的。后来赵登程写了一个材料处理报告，提出销毁或保存两个方案，报送了谢富治。这个报告在领导小组传阅时，我也画了圈。谢富治是怎样批示的，材料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没问。
１９７２年赵登程被拘留审查后，在一次批林整风会上，于桑批评李震时说：“赵登程搞的‘伪党’，你也有责任，你现在检查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听了感到很意外，曾威向我解释说：“赵登程拿着犯人周慈敖的口供找我，我说这事太大，同赵一起去找李震。李看后也说‘玄乎’，叫赵请示谢富治。是赵去向谢富治汇报的，赵回来还说谢批评他‘胡来’。我以为谢批评了赵，赵就不搞了。”当时我还不太明白，散会后在路上又问了曾威。才知道“伪党”一案是在追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的“后台”中，根据周慈敖捏造的口供产生出来的。周慈敖是经济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作为“五一六”分子被捕，为“五一六”专案组犯人。审查期间周慈敖胡编口供，诬陷老帅们在怀仁堂开会，成立中国（马列）共产党，赫鲁晓夫还发来贺电等内容。我这才明白“伪党”假案的荒谬和严重性。
（１０） 我所知道的中央专案第三办公室
１９６８年春，中央专案组继第一办公室（负责党内高级干部）、第二办公室（负责军队高级干部）后成立了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所管的是一办、二办不管的案子和社会上发生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三办成立后把公安部负责的各零散专案和专案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约有２００余人，有了统一的领导班子。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副主任有赵登程、曾威和我。李震不是副主任，但谢富治不在或忙于其他工作时，由李代谢处理问题。三办由主管日常工作的赵登程直接向谢富治请示汇报工作，有时赵登程还到中央文革汇报工作。
三办建立了党委，赵登程任党委书记，“支左”干部赵文星（原某师政委）为副书记并任三办下设的办公室主任。
１９６９年冬，针对社会上出现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成立了审查“五一六”的联合委员会，吴德为主任。并成立了办公室称联办，设在第三专案办内，实际是三办内的“五一六”专案组。由谢富治直接领导，赵登程、陈伟（部队干部，原秦皇岛航校校长）负责。
我在公安部唯一经手的“李平生专案”由于不合领导意图，受了批评并中途易人。从中知道专案不好搞，我只有尽量回避。让我当三办副主任，从心里不愿意。我提出了意见，推了又推，可最终仍被领导确定挂上了名。成立三办党委时，在我的坚持下没有成为党委成员。三办的正、副主任会议和各种讨论专案的办公会、党委会我都没有参加过，三办的同志们说我是挂名副主任。正是因为我是三办的挂名副主任，对专案工作不参与不过问，三办共有多少专案，办了哪些人的专案，我都不知道，才使我避免卷入更多的是非中。
部领导小组没有专门研究过三办的专案。有时某个具体材料在领导小组中传阅，不接触专案的人，对案情不了解，不知道材料在专案中起什么作用，无法辨明正确与否，可也要画圈，我画圈只表示我看过。
１９７２年赵登程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被拘留审查。三办由原内务部副部长调来任公安部副部长的黄庆熙主管，李震领导。１９７４年赵文星回部队后，原公安部预审局局长苏玉函接替了三办下设的办公室主任工作。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李震死后，周总理指定我临时负责公安部核心小组工作。我不能再不过问三办的工作，这时三办、联办都已进入结案落实政策阶段。１９７４年二办结束时，有几个结论未完成的案子交给了三办，由三办完成扫尾工作。张爱萍同志的结论是由三办完成的。公安部的杨奇清、严佑民、凌云经过一办审查转到三办结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