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年前,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我毫无抵抗地被裹挟到一个离家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乡村。说近,那个地方离家的直线距离不过四十公里,按现在的交通条件,不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说远,那时坐长途汽车过去要花大半天时间,下车后还要步行十几里地,涉水渡河才能到达。再加上判若云泥的城乡差别,不可逾越的城乡户口,以及前途未卜的迷茫,更令人感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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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前,农民的娱乐形式有三:二人转、赌博和黄段子。二人转是东北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但其核心内容的底色与“黄”脱不了干系。农民们最喜欢二人转里“春曲儿”和“粉词”儿较多的曲目,经常津津乐道的有“王二姐思夫”、“王月娥做梦”、“马寡妇开店”……一提起这些“淫词艳曲”,他们个个两眼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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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农村的那些年,每年春耕前都不得消停,上级不顾农时节气,派干部下来逼迫农民适时早种,好像不催促,农民不知道种地似的。适时早种,啥时候算适时?不是当地老农说了算,也不是生产队干部说了算,而是上级派来的干部说了算。当地的农谚是: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可是干部们恨不得清明就种完地,谁提出反对意见,就给谁上纲上线扣政治大帽子。
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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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农村期间,集体户里基本没有什么文艺活动,上级不组织不要求,我们自己也没有心思唱歌跳舞。刚下乡时,高同学偶尔唱两嗓子情歌。西屋房东老太太听出了歌声中的缠绵悱恻,说他起秧子,这是东北农村土话,指的是猫狗发情。她还说了一句俗语:男愁唱,女愁哭。看来男人精神苦闷,无以解忧,有泪也不能轻弹,只能长歌当哭。实在是不容易,哭也要拐弯抹角,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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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说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牛马生活。那时候,农民们很爱惜生产队的牛马骡驴,经常说牲口不会说话,宁可人受委屈,也不能让牲口受委屈。尽管如此,生产队的牛还是很可怜的。牛圈是由木棍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没有棚顶、没有墙,冬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十几头牛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冬天没有饲料喂牛,早晨,饲养员打开牛圈,将牛放到外面,让它们自己去找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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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前,忆苦思甜是一个热门话题,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其具体形式是开大会,请受过苦的老贫农、老工人做给青年人报告,组织青年人吃忆苦饭。
有一年,生产大队请老贫农于大爷给下乡青年做忆苦思甜报告。于大爷六十多岁,解放前曾经给地主家抗过活,土改后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就是一个普通农民,不懂什么政治,也不关心国家大事。大队干部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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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元旦过后,生产队决定让我和春同学去长春城里拾粪。我俩坐着生产队去城里拉脚的马车,带着两个小筐、拾粪铲和一辆手推车回到长春。在长春的大街上,“打倒林杉”的标语铺天盖地。林杉是我同班同学李小林的父亲,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文革刚开始时就被打倒,全国报纸点名批判。一九六九年时,文革初期轰轰烈烈的斗争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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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秋天,全大队五十多个知识青年只剩下十几人,都是父母有政治问题和家里没有门路的。大队决定三个集体户合并,我搬进一队集体户的五间大房,五个男生住东屋,七个女生住西屋。因为户里经常不满员,人少做饭不需要两边烧火,也没有那么多柴禾单烧东屋的炕,所以男生睡的是凉炕,正应了东北的一句俗话:“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到了寒冬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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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屯子里有一个雇农出身的坏分子,在家行二,人称礼二哥。他豹头环眼、双目有神、似露凶光,肩宽腰圆、身材敦实,性情暴躁、桀骜不驯。据说其坏有三:一是和一个寡妇相好,上了人家的炕,虽说是你情我愿,但毕竟少了一纸婚书,败坏了乡间的风俗;二是家里兄弟五个都是大小伙子,粮食不够吃,看着兄弟们忍饥挨饿,他挺身而出偷生产队的苞米;再就是争强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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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屯子里的剃头匠老郑是从长春市放逐到农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年轻时在国军部队当兵,是一名后勤兵,负责给官兵理发和日常杂务。在一次战斗中,老郑当了共军的俘虏,接受教育后没领那一块大洋的回家路费,而是变身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员。反正是当兵吃粮,在哪儿还不是剃头呢?
一年后,老郑在一次遭遇战中小腿负伤掉队,被国军的收容队碰个正着,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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