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尘
早年留学欧美，现在任职于一硅谷云数据库公司。热心于公益事业，常发表人文，暖心，正能量文章。
一个“小保皇派”经历的自贡文革
魏 永 康
文革开始那年，我刚好12岁，还是小学六年级学生。
作为这场所谓“史无前例”文化革命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自己年近古稀，经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文革那些经历。思索之余，总觉得自己有必要，把当年往事用文字记录下，为这段难得的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个人记忆……
?1968年6月，我在自贡市东新寺小学上六年级，距小学毕业还差一个学期。正当我和班上同学，对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时代满怀憧憬时，文革运动爆发了。仿佛一夜之间，原先平静万分的东新寺小学，墙上张贴出“揪出牛鬼蛇神”,“打倒校长姚奉章”之类，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紧接着，在校园内外的辩论会,批斗会,标语,传单,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是吼叫声，欢呼声！火红的年代，还真有点天翻地覆的“火红味道”。
随着姚校长及所谓“牛鬼蛇神”老师被揪斗打倒，学校停课了，全校学生散伙，回家
闹革命。
在当时，“革命”这个闪闪发光的名词，让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小学生，难免产生一些冲动和幻想。我们这些小学生，未曾有过当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也没有父辈们为建立新中国冲锋陷阵的经历，一直心有遗憾与不甘。如今，能够亲身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种狂热之心可想而知。
? 不过，我周围这些住在银行系统机关大院中的孩子，因很多人父母“有问题”，不够加入红卫兵组织资格，整天在家陪父母提心吊胆，显得极其老实。
? 这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我兄弟俩，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运动中，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奋勇前行。首先，我俩主动组织起并参加符合我们自己“红小兵”身份的革命群众组织。琪次，认真发传单,抄写大字报,自办简易油印刋物,热情呕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还多次去市中心英雄口，在“炮打司令部广播电台”的高音量喇叭声下，与不同观点的对方辩论。
文革早期，另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是“革命大串连”。最初，是革命小将大串连，很多同学跟随哥哥姐姐们，免费乘车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也有步行大串连，去延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传经送宝的。
我们这些“红小兵”，以羡慕的眼光，看到他们胸前佩着多种领袖像章,执手电筒,背军用水壶，去“革命大串连”，最后满载而归。个别高一级的同学，戴军帽,着军装,扎腰带，红领巾被红袖章所取代，炫耀中更显得神气。银行系统机关大院中的孩子，大多数在整个革命大串连期间，走出门最远的地方，仅仅是成都，或邻近周边几个城镇。
自贡文革初期，斗争矛头还没有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之前，主要是“破四旧，立四新”，揪斗牛鬼蛇神。
记忆中，家门口一带，最早被抄家揪斗的，是六十多岁的地主兼工商业管制份子余碧琼，尽管我对这个整天神经兮兮,唠唠叨叨的缠小足疯婆子印象不好，但见到她被凶神恶煞的红卫兵抓起来，喝令其长跪地上爬都爬不起来的场景，还是有点怜悯之心，感觉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一个老年人。
? 闹市正街上，先后揪出了两个相邻的倒霉“黑店老板”: ?其一是戴起纸糊高帽子，站在高凳上低头认罪的“黑凉粉店老板”。就不多说了，因为批斗她的罪行较简单，就是说她用“洗脚盆装起凉粉”，卖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吃了。
对第二个“黑书店老板”（名陈劲秋），要多记一笔。应该说，我是在他经营的书摊上，看一分钱本的连环画书长大的。为节省成本，我还耍小聪明，快速翻阅一本连环画后，与同坐一条长板凳上的小伙伴，互相交换多看。而秃头瘦精精,戴付厚玻璃近视眼镜的陈老板，也是睜只眼,闭只眼，持宽容默许态度。
当被抄家批斗时，他被戴纸糊高帽子,跪在地上写认罪书。脸上被墨汁涂抹打了黑叉叉，胸前身背还挂起有他黒名称的牌子。陈老头的私人藏书，被堆积在店门前，管它是青少儿读物,还是古籍善本，一骨脑地扯烂用火柴点燃，就此灰飞烟灭。
也不知当年在现场那群英姿飒爽的红卫兵们，如今是否有所反思？焚书毁灭文明，是历史的倒退！
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首都红卫兵南下长缨队”来自贡，点燃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火种。除学校之外的市区,农村及各单位，也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自贡文革期间的革命群众组织派系并不复杂，简单划分即为多数人与少数人的两大派别（所谓造反与保皇两派），后来，这两大派也形成势不两立。
“自贡五军一兵，”（即：红卫兵战斗军，红色工人战斗军，红色农民战斗军，红色机关战斗军，红色教工战斗军，文化,文艺界统称“红色文艺兵”）对多数人的造反派组织动辄抓人,打人,让人挂黑牌游街，搞打砸抢的过激行为很反感。
受父母观点影响，我们全家人无一例外的选择站在了这个由少数人，后来被认定是站错了队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一边。
?毛泽东当年给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指示:“军队应出面支持广大左派群众。”自贡驻军人民武装部李政委支左期间搞“一边倒”，明确宣佈“五军一兵”是保守派组织，直接形成了后来两大派别势力的悬殊。中央文革主要负责人陈伯达当时引经立论的评议，蜀地四川局势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平蜀先平。”在1968年的蜀地四川三个直辖市，成都,重庆两城市因派别动真枪真炮搞武斗损失特别惨重，包括川南自贡市周边的宜宾,泸州,隆昌等地，这些二级城市的武装斗争也干得很凶狠，唯独只有自贡按兵不动，这是文革武斗中最温柔的一个蜀地省级直辖城市。
? ?“自贡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挂牌设立在家门口正街上盐业历史博物馆,人民武装部对面，每天持枪站岗的，进进出出的全是佩真家伙的造反派民兵，该指挥部虽然没得能够与他们叫劲的对手在本土搞“武卫”，但也曾指挥,组织过兵力去泸州帮忙打保皇派“麻匪”。
还加封过派往支援参加武斗而被打死的丁德华等人为“烈士”（估计没得抚恤金），并隆重举行了全市追悼会，把俘虏的几个泸州“麻匪”五花大绑梱起游街后，跪在追悼会台下，一排五六式步枪朝天鸣放完一梭子弹后，把被俘虏的“麻匪”吓得脸色土灰。
我耿直厚道的父亲，一个曾经历过战火的真正军人，在“自贡五军一兵”被宣佈是保
守派组织并予取缔之时，他没有放弃自己最初选择的观点。作为“红色机关战斗军”中的
普通一兵，坚持到最后。至到该军被土崩瓦解,大势己去，“坏头头”们纷纷写了“脱离申明”之时，他还敢把军旗,公章,及一大堆所谓“黑材料”保存起来，望东山再起。
其理由是住守金库重地，一般人不敢来冲击。至到最终，由银行内部造反派出面抄
家搜出“罪证”，并作为战果“示众”，他都没有低头认过罪。（这段经历我没在场，由小
我一岁的胞弟永良在家全程见证。）
?我当时是“自贡红小兵”（隶属“红卫兵战斗军”部）自流井勤务员，自称“少共师师长”，被造反派们视为“小老保坏头”。在造反派得势的大环境下，就是不遭“取起”，也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当时，在父母的劝导下，我还跟随“自贡五军一兵赴蓉上告团”（其成员多数是该派组织头头及骨干分子）赴成都，申诉上告自贡驻军“支左不公”的情况。寄望于观点倾向“五军一兵”的成都军区梁兴初司令员秘书张洪志，向省军区领导反映情况，爭取平反,恢复革命群众组织合法地位。
“自贡五军一兵赴容上告团”，当年被成都军区“革命群众接待站”安排驻扎在省民委招待所（今成都市永陵路）。“上告团”成员多为“自贡五军一兵”头头及骨干分子，包括有“红色工人战斗军”军长陶里高，“红卫兵战斗军”红十二团团长余水生，“红色文艺兵”一号勤务员李家雄等二十多人，住的是草席地通铺。
每天上,下午开伙，有军区后勤解放军，用人力三轮送来的渗有高梁,玉米蒸煮的大锅饭菜。赴容上告时间，大约半月有余。
但是，此案结果肯定是铁定的。不久，中央军委正式授予了自贡市人民武装部为“全国支左红旗”。中央认可的，那个敢反对？返家之时，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正为夺取政权之后进入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争夺名额，也无暇顾及过问我这个“小老保”了。
?在这场触及人人灵魂的红色风暴中，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跳过忠字舞，唱过样板戏……见过,听过,对过,错过，自己亲身经历过。当年的红色少年一但经历过这场文革浩劫的洗礼，思想即由此定型成熟。
1969年夏季，我退出了文革期间的红卫（小）兵运动历史舞台。在“复课闹革命”的欢呼声中，我们这批小学66,67,68级连续三届毕业生，统统返回学校，成为初中在校学生了。
? 一年半之后，我就此告别学校，从自贡市第一中学校门走出，奔向广阔天地，上山下乡，插队去了川南乐山农村。
? 文革，戕害了与我一样的无数少年,热血青年。同一路走过来的我们这辈人，对这场重伤文脉国本的运动更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存史，汲取教训，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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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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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 魏永康，男，自贡市1970级初中下乡知青。1974年参军入伍。2014年
于自贡农业部门退休。收藏爱好者，文史学者。曾任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著有《还甲行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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