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下对王力雄《我无法对中国未来不悲观》的读后感

中国模式下对王力雄《我无法对中国未来不悲观》的读后感

       2013年2月7日

何必

要闻

国务院要求石油巨头带头升级油质应对污染……（略。）

李延明发来的图文并茂。

（何必注，略。）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王飞凌邮件组里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王力雄发到王飞凌邮件组里他的新作以及王飞凌对王力雄作品的短评。

lixiong.wang

2013/2/1 20:14

[cps] 我无法对中国的未来不悲观

我无法对中国的未来不悲观

王力雄

（何必注，略。）

呵呵。

施工噪音里的写作。

说明：以下的文字，是俺试图张贴在王飞凌邮件组里的内容，由于那里熟悉俺污言秽语风格的人寥寥无几，因此俺也就改变以往的文风，瞎一本正经人模狗样一回。

王力雄《我无法对中国未来不悲观》读后感

原本，在涉及中国模式下进行系列写作，是每周末的事情。可本周赶上了除夕和初一，有其他内容要传播并且有相应的评头论足，因此就在一年之中唯一改变，今天就在中国模式下对王力雄那篇文字进行简单的评论。

王飞凌把我加入到他那个“有三、四百人的松散”群体（王飞凌纪念邓正来时语）的邮件组里，已经有好几年了。此间，除了请王飞凌将我那篇《反思中国人》的草稿内容在邮件组里传播之外，从来没有发言过，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或许，我是该邮件组里很少的从事新闻工作者，与邮件组主体是国际关系学者的身份有所差异；而我从2003年底到现在没有一天间断过的针对中国事务相关内容的传播与评论（到现在总文字量超过了2.6亿汉字），在该邮件组里，似乎也只有王飞凌和韩国金珍镐教授可以每天都收到。

也因此，对王力雄这篇文字的评论，涉及到太多论题。这些论题，我都分别展开并且详细讨论过，可在这个评论里，却只能画龙点睛，无法一一展开。能看到我每天文字者，会很熟悉我那些结论的来龙去脉，而在王飞凌邮件组里，恐怕会显得有些突兀，缺乏论据支撑。

言归正传吧。

知道王力雄，是多年前的事情了。而见到王力雄，拜同样长年累月能够看到我如此文字的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之福。2007年我结识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后，他迅速让我结识了很多他的朋友。一天晚上我们酒后，去了北京翠微路王力雄住所附近的一个宾馆大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力雄。当年，还是在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的组织下，与广东人文学会在北京召开什么会议，笑蜀、吴思、杨恒均、蒋兆勇等等都参加了会议后的聚餐，席间，王力雄在两个国安人员形影不离的紧盯下来到了包间。那次晚餐，笑蜀看到国安人员赶紧退避三舍的表现，一直让我和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谈笑风生。

我一直说，洋鬼子对中国事务的所有评论，我基本上不屑一顾，其原因，我也早就说过了，就算是在中国待了很多年的洋鬼子，对中国事务的了解也不可能敲骨吸髓，全世界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的洋鬼子，无一例外，全部隔靴搔痒，南辕北辙；而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里对中国事务侃侃而谈者，其文字不论长短，能够让我自始至终看下去的，寥寥无几。

张昊曾经说，在中国国内，对中国事务评头论足者，有三个人还可以阅读，一个是王力雄，一个是袁剑，再一个嘛，可能是张昊客气，那就是在下；至于说国外的中国人，张昊现在认为文昭横河还凑合可以看。张昊此言是不是准确姑且不谈，王力雄、袁剑（当然我还认为孙立平、秦晖也在此列）的文字，确实是值得一读的。

应该说，袁剑以及王力雄、孙立平等等，都属于悲观主义者，而不像王飞凌用胡适的话说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据此，我早就认为，现如今人们把中国人分为左派和右派，这种分类法并不准确。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乐观主义者，都还是为中国望闻问切试图治病救人，而与左右派形成对应的，则是悲观主义的乌合之众，（之所以无法用阵营或者群体、派别来概括，是因为悲观主义本身就很难结党营私，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悲观主义了。）因此，就如同在资本市场里看多和看空针锋相对一样，对中国的判断，也可以按照乐观和悲观来区分。

袁剑那部读来赏心悦目的《奇迹的黄昏》我曾经完整地传播过。那本书，曾经被英国金融时报推荐过。可我对袁剑此书的评价，也直言不讳地对袁剑说过，那就是在宏大叙事的光彩夺目之下，留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尾巴。这个尾巴是什么？基层民主。

说到这里，恐怕就与王力雄挂起钩来了。

袁剑的关注领域更多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以及虚拟经济。基层民主显然不是袁剑的长项。因此，在该书分析中国已经到了“奇迹的黄昏”并且在“收官”阶段后，袁剑还是心有不甘地不想沉溺于悲观主义（事实上，只要是活着，就不算彻底的悲观主义）的判断，认为中国还是有出路的，那就是基层民主。至于说基层民主是不是中国的希望，袁剑只字不提，语焉不详。

去年，袁剑《大拐点》竟然能够在中国本土付梓面世。从《奇迹的黄昏》到《大拐点》，中间袁剑曾经有过不少文字，《大裂变》、《中国房地产崩盘进入倒计时》、等等。从这些个标题上，就可以看到袁剑很具有中国人好大喜功宏大叙事的特质。张昊对袁剑说，我对袁剑作品的评价与对王力雄作品的评价有所类似，那就是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袁剑对此一笑了之，认为神秘主义不可避免。

2007年，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将王力雄《超越者联盟》推荐给我，让我大开眼界，但却越来越狐疑不已。

超越者联盟里，产生超越者的条件，太是个小概率事件了。

就目前看，超越者是不是能够产生呢？王力雄认为是经历过文革的“淬火”，并且认为这才是产生超越者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其中不管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这是可能的么？钱理群对习近平李克强这“红卫兵一代”取代胡锦涛温家宝“大学生一代”的担心，已经在去年十八大之前习近平突然之间莫名其妙销声匿迹十几天的事实所证明，并且在现如今钓鱼岛以及网络实名制等等方面表现得更加令人忧心忡忡。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中国当下的官场上，产生超越者是可能的么？中国官场早就出现了所谓“逆向淘汰机制”、也就是格雷欣效应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袁剑《奇迹的黄昏》以及王力雄《N系列》里不厌其烦套用马克斯韦伯“克里斯玛”概念所对应的人物，在中国如何成为可能？曾几何时，全世界以为胡锦涛的深藏不露或许就是如此克里斯玛的代表，但最终大跌眼镜。从中共国家历史看，权威递减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如此官场的大背景下，产生超越者的可能性荡然无存。

王力雄对于中国西部风情的痴迷，以及或许出身电影制片厂的文学背景，让王力雄的作品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成分。超越者的产生，就是一个标志性动作。至于说其他的，在其《西域东土》、《黄祸》、《递进民主》、《矢量民主》以及去年的《N系列》等等之中，无处不在。

去年王立军事件出来后，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提及，这种景象与王力雄《黄祸》的描述颇为相像，只不过王力雄作品之中跑到美国大使馆的是在北京。

到了今年，章家墩的预言成为让全世界笑掉大牙的事情。但这却没有让中国崩溃论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

如此情况下，王力雄这篇文字的问世，也就水到渠成。

可是，看王力雄如此文字，我却总是感觉不切肯綮。

王力雄提及他的《黄祸》，说“在小说里我说了算”。

黄祸是描述是不是会变成现实？如果不仅仅是小说又该会是什么样？

秦晖根据袁剑的分析，对当今中国进行了阐述。秦晖认为，中国左派反对低福利，中国右派反对低自由，可中国恰恰是既低福利又低自由，二者合一，就构成了秦晖著名的中国的低人权状况，以及在全世界竞争之中的低人权优势。

到了在全世界竞争的低人权优势，恐怕就是王力雄黄祸的理论上的一种沙盘推演了。

但秦晖如此分析是全面的么？

尽人皆知，现如今中国以及中国人的道德败坏登峰造极。前年佛山小悦悦事件后，香港媒体套用国歌歌词改作“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这种说法，2005年我的公开提出“现如今的中国人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族群”，结果被不幸言中。如果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中国除了秦晖所谓低人权之外，还存在我称之为“低道德”的状况，而低人权与低道德，二者合并就构成中国的低文化状况，以及在全世界竞争中的低文化优势。就此而言，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出现，将会拉低全世界的人权以及道德、简言之全世界的文化水平。

看王力雄此文，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去年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荣剑曾经有一篇《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其中指名道姓批评中国所谓新左派（我之所以用“所谓”，是因为在香港丁学良看来，中国根本不存在德雷福斯—左拉意义上的新左派，而前年姚中秋发出“精英败坏是中国失序的根源”，在此，精英败坏以中国所谓新左派为甚，悉数成为权力的吹鼓手，丧失了知识精英最基本的操守）是一群“掉洋书袋”者。按照如此评价，再看王力雄，似乎也恰如其分。

问题来了。

江平最近说，30年前，我们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谬论；30年后，又有“两个谬论”，里面包含了很大的危险：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

这里的“中国情况特殊论”，是不是可以成立？

换句话说，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是存在？

我越来越认为，中国模式的确存在，只不过并非像中国所谓新左派、以及儒家学派所鼓吹的那样风光无限，而恰恰相反，是一非常惨无人道的货色。

也就是说，如果像2002年我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里樊纲批评否定家族制企业模式盲目抄袭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是“揠苗助长”的“食洋不化”的话，那么，采用王力雄这篇文字里的比如“自组织理论”、“囚徒困境”等等，来描摹中国是不是行之有效立等可取？

拿王力雄矢量民主来说吧。我曾经专门撰文讨论，王力雄对递进民主（袁剑基层民主或许受到王力雄的影响？）以及后来的矢量民主的痴迷，让民主成为了日益不堪重负。丘吉尔说，民主是个“最不坏的制度”，但是到了中国，却成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神灵，或者尼采所说人类为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上帝。如果按照矢量民主的操作方式，人类除了民主之外，什么都别干了，易言之，民主成本之高昂，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

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个太监对性生活咬牙切齿那样反对民主者，恰恰相反，我希望中国能够民主。只不过，我以为民主并非解决中国问题了灵丹妙药。进一步，我也旗帜鲜明，我是个比王力雄袁剑章家墩裴敏新等等更加悲观主义的分子，认为中国不可救药。中国以及中国人讳疾忌医，失去了反躬自省的能力，这才是最可怕的。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屡见不鲜，那就是中国以及中国人只能被望闻问切，却不能对症下药，只要给中国开药方，就会出现郎咸平那样“看对了病开错了药”的贻笑大方，不管了郎咸平的严刑峻法，还是王力雄的矢量民主。（去年王力雄在其有关西藏问题的评论之中提及，当他再一次提及递进民主时，“尼玛又要笑我推销……”不错，我也深有同感。）中国势必四分五裂，而有了2008年我提出的要进行“后中国研究”的大言不惭。按照王力雄的黄祸说，确实应该像王飞凌《中国的宏大实验》所说的那样，全世界都应该为中国的失败做好准备。

从政治上说，人们评价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是改革开放和六四（江泽民是轮子功，胡锦涛没有，从这点看，也确实“权威递减”）。但这是准确的么？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非常崇拜的芦笛尝言，中国之所以几千年岿然不动（也就是金观涛们所谓的“超稳定结构”），是皇帝、官僚体系以及百姓三位一体，但现在中国的麻烦是，邓小平让皇帝消失在了官僚体系之中，三足鼎立少了一足，立体变成了平面，难以为继也就自不待言。

于是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恐怕要加上这种“无皇帝制”。可问题还可以继续从芦笛那里延伸下去。邓小平还干了什么？集体领导制（事实上变成了集体不领导，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以及任期制。后二者与无皇帝制的结合，也就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荒诞不经的帝制。

现如今人们越来越津津乐道的是，中国从来没有摆脱过帝制。辛亥革命绝非共和制的开启。

并且，毛泽东革命消灭了中国的贵族，也消灭了中国文化的传承。

于是乎，中国出现了芦笛所说的“百年倒退”（我则比较了中国几千年状况后认为中国出现了“千年倒退”）。

就算是自组织理论、囚徒困境，那么图解现如今的中国的可行路径到底是什么呢？

以我非常有限的视野，到现在认为，有三大因素，不可不察。

首先，互联网的反动性。通常人们以为，互联网会推进民主。此言不虚。但人们却往往忽视了任何事物的双刃剑效应。拿互联网来说，所谓“懒人的行动主义”，造成了“手指上的民主”，人们在电脑屏幕前宣泄完了民主能量之后，民主也就像互联网那样“亚文化”地“碎片化”成为“一地鸡毛”。以为互联网可以推进中国民主，恐怕太草率下结论了。

另外两点都只存在于中国。

一个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也就是鲁迅称之为劣根性的品相。在此，《反思中国人》多有涉及，于此不赘。《反思中国人》里提及了王飞凌传播的那篇全世界任何尚佳的制度在中国人那里分分钟土崩瓦解的文字，据此我说中国人就是制度杀手，任何制度在中国人面前荡然无存。而其中的形成机理到底是什么？如果制度对中国人无效，那么王力雄赖以盖棺论定的支撑点也就不复存在。芦笛非常困惑，一个蹲在墙角满脸挂着鼻涕的老农站起来就能够杀人，为什么？不管是自组织理论还是囚徒困境，王飞凌邮件组里针对方舟子对傅萍揭短事件，北大潘维传播了“北美崔哥”那篇《世界末日就是中国人来了》，该如何用“掉洋书袋”来图示中国人在全世界的无恶不作呢？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博爱？普世价值？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八零后。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八零后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客观存在，那么如此问题就是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全人类从来没有过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出现整整一代人（九零后只不过是八零后问题的延续）都是独生子女的状况。人类对此没有任何准备。前年，我在与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以及韩国金珍镐教授交谈时指出，判断中国事务如果没有八零后视野，基本上可以不屑一顾了。（不知道，也在王飞凌邮件组并且一直可以看到我每天一篇文字的金教授是不是还像那天交谈时那样对八零后现象情有独钟？）2009年，我当时供职的北京电视台要做一个八零后的电视节目专题片，走访了全中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发现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研究八零后的项目，对于这个对中国如此生死攸关的事情，居然无人问津，负责任最终找到了我，发现我这么个在新闻界里混的人竟然是对八零后研究最为系统深入的，太让人尴尬不已了。中国足球队主教练、西班牙人卡马乔在接受西班牙媒体采访时说，现在中国球员不敢贴身逼抢，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这话太意味深长了吧。1980年代中期，中国就出现过“未来谁保卫中国”的讨论，现在到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时候了。八零后现象，让人类现存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人类学等等领域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理论上完全处于空白状态。而矢量民主或者囚徒困境，放在八零后视野下，会是什么样？比如，前年初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风潮，让海外华人大呼小叫“埃及人民胜利了，下一个该中国了”，我对此冷嘲热讽了太多——与其比较宏大叙事下的埃及人民和中国人民，不如比较埃及人和中国人。中国的八零后可能么？进一步，中国已经不存在重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六四的基础性条件，毕竟，中国历次街头政治运动，必须有两个群体，一个是学生作文急先锋，可目前中国八零后们是可能的么？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这个群体早就被农民工所取代。

也因此，现如今全世界对中国事务越来越甚嚣尘上，太多人都以了解分析判断预测中国事务乐此不疲。可是，三拳两脚之后，我就看出来对方到底在中国事务方面是个什么样的路数。

我曾经接连对王飞凌《中国的宏大实验》篇末引语进行添枝加叶。

王飞凌引语的原话是——自19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就有了“在紧要关头总是选择去走最愚蠢和最灾难深重的道路”的传统。

我则像绕口令那样改成了——自19世纪以来，最愚蠢和最灾难深重的中国就有了选择最预测和最灾难深重的领导人“在紧要关头总是选择去走最愚蠢和最灾难深重的道路”的传统。

王飞凌也是个制度决定论者。

就目前来看，举目全世界，能够超越制度而上升到文化层面看待中国事务者，几乎荡然无存。

别看同济朱大可在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可一看其说辞，如假包换的制度决定论者；余世存或许算半个文化决定论者，但欲说还休；芦笛或许算是屈指可数者之一。但芦笛的说法也非常纠结。一方面，他认为文化才是中国事务的核心，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中国人就是贱”上；可另一方面，芦笛也像孙立平去年《转型陷阱》报告为中国开药方那样“拥抱世界主流文明”，还是回到了制度决定论的老路上去了。

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说中国十三亿刁民，这很骇人闻听吧。我则以为国内外中国人的人渣儿化倾向登峰造极。曾几何时，中国要防止拉美化，但以王力雄黄祸推论，全世界不久就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防止中国化。

前年我与卢跃刚提及后中国研究时，卢跃刚提及，如果前苏联解体之前就有了比如后苏联研究，或许可以减少很多人道主义灾难。

中国可以与苏联相提并论么？如果北美崔哥世界末日就是中国人来了千真万确的话，全世界该如何应对王飞凌所说中国宏大实验失败了呢？

据此，如果纳粹对犹太人斩尽杀绝，那么面对世界末日，全世界会不会对中国人亡国灭种呢？

最后，向王力雄表示歉意。毕竟，素昧平生，如此冒犯，大逆不道。

毕竟，我没有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