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下潘晓讨论式的中国路越走越窄的问题越来越无人问津

中国模式下潘晓讨论式的中国路越走越窄的问题越来越无人问津

  2013年1月12日

何必

要闻

云南镇雄山体滑坡已44人死亡 专题……（略。）

这就是现如今的中国吧。

如此图文并茂是不是触目惊心？

（何必注，略。）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薄熙来事件后销声匿迹了很长时间又卷土重来的中国所谓新左派活跃人物之一香港王小强弄的出版物内容。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2008年，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就很热衷于让俺就“中国怎么了？”的话题继续掀起一场讨论，并且以什么文字作为导火索。为此俺胡说八道了些许货色。

中国怎么了？（讨论稿）

先来看一些数据——

国情冷思考——惨烈的数字

段郎

盛世中国之——人

在中国社会体系中，公民分三种身份：农民、工人、干部。农民归农业部管理，工人归劳动局管理，而干部归人事局管理，相对于干部，前两者称为群众。1949-1992年主要以身份判定社会地位，1992之后主要以财富判定社会地位。

统计局2007数据，中国农民7.37亿人（包括农民工2.2亿），国企2900万人，大集体所有制工人1000万人，非国有经济1.6亿人（外企，私企，股份制企业，城市失业人口），以上这些加在一起约9.4亿人。

1997年底数据，干部身份4000万人（中央将干部人数冻结在4000万），公务员570万，专业技术人员2800万人。4000万干部身份中，1600万是党员。中国现有私营企业主约1000万人。2500万档案在人才市场没能进入人事局的准干部（考上大学即拥有了干部身份，但没能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就业，档案挂在人才市场）。这三类人群总数0.75亿，占总人口数量的5.8%，属于小概率事件。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占总人口的3.5%，截止到2009年，硕博士研究生总数量500万左右，占0.4%。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医生总数500万左右，总人口的0.4%。一般来说，技术人员在中国的待遇或者自身感觉，基本就是高级技工，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起码的公平。

2005年底全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老龄化程度约20%。以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情况为基准，中国0岁～15岁之间的男性总人口与同年龄段的女性总人口相比，大约多出1883万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适婚年龄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万人。2005年底，中国各类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6.34％，涉及家庭户7050万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户数的17.80%。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2009年中国失业人口总数超过2400万。

党员总数7000万左右，随CPI略有波动；相对于党员，非党员也叫做“群众”，“群”者，君之羊，税费和兵丁的出处，大体意思是需要有人领导的一群乌合之众。海陆空现役军人230万左右，武警总数120万左右，武警内卫部队总兵力是80万，警察总人数160万左右。目前中国共有监狱670多所，在押罪犯150多万名。（2004年10月25日，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说），中国年收入不到人民币683元的绝对贫穷者，2100万人，年收入不到人民币958元的低收入者，2亿。由于城乡二元划分，大、中、小城市的差距，具体工作环境的分割，每个人所看到的基本都是与自己相差不多的，18—34岁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个好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最艰苦的一段路，也是中国自杀率最高的群体。

陆学艺教授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这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五个等级、十个阶层。五大社会经济等级（根据家庭人均年收人或月收人数据）

（1）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

（2）中上层：中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

（3）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

（4）中下层：个体服务者，工人，农民；

（5）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况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十大社会阶层（根据资源拥有量的差异）：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中占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1.5%（有些城市高达9%）；

（3）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0.6%（私营经济发达地区高达3%，低的地方0.3%）；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5.1%（大城市10-20%，城乡结合区1.5-3%）；

（5）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4.8%（城市10-15%，城乡结合区2-6%）；

（6）个体工商户（拥有少量经济资源），4.2%（实际人数要比登记人数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少量的三种资源），12%；

（8）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少量的三种资源），22.6%（其中农民工占30%）；

（9）农民阶层（拥有少量的三种资源），（1999年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上没有三种资源），3.1%。

按照上面资料，本人是一个中等城市的社会中层的有点文化没什么钱的有干部身份无干部权力的无党派的中级技术工人，在社会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每天从事着12小时左右高强度、高风险劳动的弱势群体成员之一，身体健康，家庭完整，苟全性命于盛世，偿还贷款须半生。

在世界15大最高建筑物中，中国已拥有7座.

中国人最累，挣钱最少，且物价最高。

社科院报告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三成，2010年前十月全国财政收入破7万亿增速超GDP近一倍，“十一五”财政收入年增9500亿元增速高GDP两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就已经超过日本，而同年日本GDP是中国的两倍以上。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4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则只有城镇居民的1/7～1/3。

中国国民目前的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

央行数据，2005年，我国存款金额96.18%在5万元以下。

近10年贪官外逃转移资产500亿美元到海外。

20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200亿元。

2008年，中央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

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

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

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000亿元

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00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三公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

2009年，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花费2亿,平均每块路牌4万元!

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近100000亿人民币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3000亿人民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000亿人民币

2010年，沪杭磁悬浮耗资350亿。

2010年，中国承诺对朝鲜700亿投资计划。

2010年美国房利美、房地美退市，中国损失数千亿美金。

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

......

对照下面数据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1.6亿，并号召捐款。

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60万人民币。

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两倍。与此同时，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则明显落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仅有14.9%。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达到61%。

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美国、德国、俄罗斯的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均占财政支出的55%~60%左右，而中国仅为15%。另有报道称：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

2005年“富比士”杂志发布的“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国被列为第二位。2007年至2009年，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32.2%。

中国的30年经济增长是以低工资、低福利、高物价、高税负、透支环境、人口红利（挥霍了应该用来抚养子孙的那部分财富）为代价的。

盛世中国之——祸

二零零五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对外发布的世界各国(地区）环境品质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一百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一百三十三名。世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的空气污染部分。在调查所涉及的总共110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各国城市中，如果按照悬浮微粒来排名，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国占13个。

中国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围城困局。另有数据指出，现在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

中国有超过70%的河流、湖泊、海岸受到污染，90%的中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

食品、药品与疫苗，只说一句，依据个人经济情况，选择次序是：纯进口——纯外资——合资——国产高——中——低档。

空气、水、食品、药品污染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出现，癌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不久，金刚狼之类的X战警中的变异人就会出现在中国。

我国汽车保有量不到全世界2%，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则占全球的比例达到20%。多年来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均超过10万人，居世界第一，这个数字是日本的10倍以上。

我国原煤产量是世界产量的35%，却占了世界煤矿工人死亡人数的80%。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2.041，现在发展中的煤炭大国，比如印度、南非、波兰，他们在0.5左右，我们是2.04，他们是0.5，也就是他们的4倍。先进国家，像美国、澳大利亚就更低了，大概是0.01--0.05，我们现在是它的40倍--150倍，英国矿工自2002年至今一直保持0死亡率。

全世界每年重大矿难（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90％都发生在中国，2002年至2009年这8年中，中国矿难死亡人数高达41064人，而美国矿难死亡人数仅277人，中国矿难死亡人数是美国的148倍。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开战到2010年3月21日驻伊美军7年中死亡人数为4377人。煤矿尘肺病死亡病例超矿难死亡人数2倍。

中国目前总自杀率是世界平均自杀率的2.3倍，每年有28.7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是中国15岁～34岁人群最主要的死因。

2004年命案38000起，2005年命案31000起，2009年全年刑事立案数达到530万件，治安案件数达到990万件。立案与发生案件是两个概念，在公安部命案必破的要求下，许多案件是案子破了才立案，不破不立案，以保证破案率。

中国每年猝死人数“大概是100万”，男性为主，40岁左右，一个字，累。

保守评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在20万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0.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意外伤害是我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意外伤害是我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每年有超过20万的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净流出国，因为在这里能活着就很难了。

……………………

盛世中国的冰冷数字系列【2010-12-25讯】作者：段郎

（何必注，略。）

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发布的数据

（何必注，略。）

童言：中国令人揪心的“世界第一”

（何必注，略。）

（潘祎注：这其中的一些数据还不是最触目惊心的。比如，现在中国的官民比例，十多年前官方媒体就报道说是1:26，而西部地区有的地方已经达到了1:9。）

再来看一些中国网络上流传的感慨——

句句刺耳，却无从反驳

（何必注，略。）

我自己看了这样的数字和议论，心里非常堵得慌。十多年前，我就经常写一些评论，散见于报刊的犄角旮旯；2003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当临时工，被安排写评论（却没有得到一分钱劳动报酬），从那时起到现在八年多每天一篇从未间断。像上面这样的数据和议论看到得太多太多，如果陈列下来恐怕会洋洋洒洒汗牛充栋。经年累月之中，我面对着如此让人惊恐万状的材料并没有出现审丑疲劳，麻木不仁，没有因为这样令人悲观失望的文字及其所指陈现象在身边的无处不在每况愈下而随波逐流醉生梦死，却总是在寻思——

中国怎么了？

三十多年前，潘晓讨论关注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路难道不是越走越窄吗？三十多年前我曾经悲悲切切凄凄婉婉感怀自身的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三十多年过去，我已经过了大半辈子，却发现抛开中国而关注自己的蝇营狗苟只能是井底之蛙。

我是个中国人，是个在北京土生土长、并且到现在在北京一贫如洗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中国人。

当我看到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喜不自胜奔走相告，中国又创造了多少个世界之最时，五味杂陈。

中国可以把航天员送上太空，却无法鉴别地沟油；中国可以在国际上充任所谓负责任大国，却眼睁睁看着农民工开胸验肺无动于衷；中国可以让全世界的房价飙升，却用房地产作为神枪手一枪消灭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

中国怎么了？

作为中华民族（抛开有人质疑中华民族是不是确实存在并且是不是可以出现在个人履历表里“民族”一栏的问题）的一份子，到底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网络上比比皆是，下辈子不当中国人；

一个冷战时期的说法是，如果柏林墙被拆除，那么铁幕之后的苏联东欧蜂拥而至的人群会踏破柏林的所有建筑物，而现在这个说法变成了，如果中国的国境线开放，有95%的国民会落荒而逃；

秦晖娓娓道来说，曾几何时，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被传播得昏天黑地，后来就变成了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过不了几天，改革开放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阶段，中国进入了言必称美利坚的阶段，又出现了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可是，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却大惊失色地以为，只有中国能够救资本主义。（潘祎注，秦晖只说了四个阶段，此文中的现象和形容则是我自己加上的。秦晖原文可以参见他对中国模式的评论。）而如此，中国真的具有救治或者被救治的功能吗？

说中国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的精神呢？公平、集体主义、福利、保障的价值取向统统，现如今哪一个在中国可以看到一星半点儿？如此来说，中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现如今，中国的左派主张公有制，右派主张私有制，秦晖归纳说，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但是，中国真的有公有制吗？从历史上看，中国缺乏公共性传统，到现在，这种积习变本加厉，我曾经列举过中国那些带有“公共”前缀的名词，比如公共空间、公共财政、公共卫生、公共管理、公共话语、公共建筑，等等，发现没有一个不被私有化的，没有一个是真正具有公共性的。以至于在当今的中国，唯一剩下的带有公共性的领地，就是公共场所，而在公地悲剧的大背景下，中国公共场所举世闻名的臭名远扬全世界尽人皆知。这也反映出，中国的公共性是何等臭不可闻。如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底是谁的？与咱们纳税人何干？央企利润一飞冲天，有人一针见血地说，央企赚钱与我无关，赚的却是我的钱。这也叫公有制？所以，我经年累月坚定不移地宣称，中国根本不存在公有制，只是官有制，是私有制一个极其恶劣的变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帝制时代的产物。以此类推，国有化就是官有化。

权力最大化，意味着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说到底，就是全中国无处不在的揽权卸责。

潘晓讨论，是由那篇《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貌似读者来信（实际上是编辑部根据几篇稿子合成的）而引发的。潘晓提出的问题，在当时触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秘不示人但却激荡澎湃的自我情结，引起了几乎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共鸣。由此，那场讨论，被认为是中国思想界和当代史无法回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那时候的中国，看上去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刚刚走出闭关锁国状态，国门快速地打开，相应地，人们的视野和心扉也逐渐开启，集体主义被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所冲击，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忽略的，个人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而不是相反。而由此对个人命运遭遇感受情怀品格等等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大公无私表象之下掩盖的对个人的漠视，衍生出潘晓以及由那篇文字引发出来太多的悲悲切切。关注个人存在，关注自我，关注个体，一时间成为时髦和具有对旧时代反叛的大义凛然。可是，当自我成为绝对的命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之后，却让人瞠目结舌地发现，在一个文化性制度性的背景下，自我的凄凄惨惨戚戚显得实在太过矫情和隔靴搔痒。

拿我个人来说，经历了后来我总结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校方（当时的北京经济学院）推荐到了那场讨论之中，又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赶出了校门。此后，颠沛流离举目无亲，流浪街头、乞讨、看大门、做搬运工、入狱、刷瓶子、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等地方（在这些官方媒体里我都干出了独树一帜的非凡业绩）做临时工，而且没有一个地方不被克扣劳动报酬，到现在一直都不具备正常人生活的资格。当然可以说，悲剧的性格成就性格的悲剧，但如果不放在大背景下，太多现象都匪夷所思。在经历了大半辈子的命途多舛之后，也就不由自主地把目光从顾影自怜上放开去，看看四周到底发生和变化了什么。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这文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真的让中国人可以放心大胆地自鸣得意吗？

中国委府选择性地历史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反正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可是，只要进行回顾，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经历着看可怕的倒退。如果把现在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方方面面进行比较，发现中国正在呈现出百年倒退。

共产革命及其之后掌握政权，实行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二杆子”模式。但是，改革之后人们逐渐发现，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进入破产状态，在理论上已经乏善可陈，拆东墙补西墙，摇摆不定彷徨无主，一会儿普世价值，一会儿传统文化，试图抓住每一根可能挽救自身合法性的稻草，却还是必然性地以灰头土脸告终。所以，二杆子模式已经失效，当笔杆子彻底土崩瓦解之后，剩下的就只是枪杆子之下在国家政权名义下的所谓合法暴力的愈演愈烈了。

当然，说二杆子理论和模式就此寿终正寝也未必尽然。现如今贪官污吏东窗事发几乎没有不与女色有染的。在计划生育这个祸国殃民国策的影响下，中国人口性别比例越来越失调，女性越来越稀缺，而在农民工无法得到性满足的情况下，官员们却大量保养着日益稀缺的女性，让性资源也呈现出官富民穷的状况。由是，二杆子模式被偷梁换柱，笔杆子被男性官员裤裆里的支柱取而代之，形成了王小东所谓“阴道主义中国”这种举国上下的风月景象和青楼风尚。而当枪杆子和阳具成为二杆子的全部主体时，中国怎么了？

我们总是在为了主权和人权到底哪一个更重要而争论的面红耳赤，但是有一点却是，国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来交付给政府，目的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好而不是相反，并没有让渡自己的生命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主权等等所有冠冕堂皇的说辞，并不意味着主权就是杀人执照。

文革中，遇罗克因为一部《血统论》被杀掉。但是，现如今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孙立平认为（大意，潘祎注），中国出现了“社会断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互相流通交换的通道已经被阻塞，权力世袭状况已经蔚然成风。（这也才有了太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等现象的节节攀升，实际上，富豪大规模移民海外以及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的锒铛入狱也就诠释了资本面对权力时的不堪一击。）这也就意味着，通过比如高考那样的机会来改变自身命运实现鲤鱼跳龙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越来越只能是痴人说梦了。

因此，人们说与其仇富不如仇腐，这背后在意味深长着什么？当国际上张嘴闭嘴就是“中国表示”、“中国认为”等等时，咱们是不是该想到，到底是不是存在一个大一统的中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实体，中国早就分裂为星罗棋布而且奇形怪状的一盘散沙。比如，从地域上说，中国分作东部中部西部，彼此你死我活；从经济方面看，“二元经济”把中国分作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而剪刀差造成了温铁军比照托尔斯泰句式而来的所谓“幸福的城市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农村却各有各的不幸”，城乡两个中国彼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三农问题的日益严峻有目共睹，也昭示了乡村中国的彻底破败；从财富上看，富豪中国和像我这样穷鬼组成的中国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从权力说，2007年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已经言之凿凿，官民对立已经取代贫富对立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当然还可以看老人政治下的老年中国，与此形成对应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中国“八零后”现象，而所有对中国事务的说三道四，如果不放在八零后的视野下，只能隔靴搔痒言不及义，而八零后的中国则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以至于作为至今还是全世界关注中国八零后现象最多的人，多年前我就有结论说，中国比较完蛋在八零后手里。

这是怎么了？潘晓的命题“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到现在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被“中华民族的路怎么越走越窄”所取代，演变为“中国怎么了？”成为一个日益成为全世界在百思不得其解的世纪发问。潘晓讨论时，我还是个以高中生直接考入大学成为天之骄子令人艳羡不已的人，在他人看来我很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的模样，放着好端端的大学不享受，却对弄什么悲观失望轻生厌世，甚至还在进入大学没几天就服毒自杀，如果不是当天医院里几个科室都是最强的医生值夜班给予了全方位抢救，我早就在1979年5月31日晚一命呜呼了。是不是活该？是不是闲极无聊？青年人的蝇营狗苟，经历了如此生死时速后，到现在不去却道天凉好个秋，而是举目环顾，却发现这种悲观失望的成因越来越无处不在甚嚣尘上。如果说，1979年我的年轻导致了自杀式的行为，那么现如今的中国则以老气横秋的诡计多端而让自杀式的行径比比皆是。到了如此年龄，我希望这种“自杀式中国”的判断是我老眼昏花的偏差，但一个又一个把我和其他人裹得严严实实的乱象，让人看到这绝非什么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的自作多情，而是中华民族江河日下的惨不忍睹。

当我们被那些辞藻所蛊惑诱导时，都不由自主被带入了误区。比如“中国人民”。谁敢胸有成竹地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与此相应的，太多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的概念都弄得地动山摇，比如“中华民族”，比如“国际社会”，比如“主流文明”，……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不胫而走并且旷日持久地以讹传讹，就像咱们太耳熟能详的什么“一小撮”、“极个别”、“绝大多数”等等别有用心的词汇及其所隐藏的狼子野心一样，误人子弟造假贩私。

更麻烦的是，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之中，中文是熵值最高的，或者说是模糊性最强、最词不达意的。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中文在一个词汇的使用上往往指称的事务和对象大相径庭，鸡同鸭讲，完全风马牛不相及。（需要说明的是，我只会中文，初中到大学再加上后来补习前前后后弄了几十年的英语，26个字母里我差不多只认识4个，而且还都是在玩儿扑克牌时结识并且一见钟情白头偕老的。）并且，由于百年来中文在语言技术上的裹足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早就有人很悲观地提及，与拉丁语系一样的是，现如今中国文化的表述在根底里已经被德国化了，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底层思维早就被德国文化颠覆了，但模糊性居高不下致使中文使用者讨论同一个概念时说的却不是一回事。于是乎才出现了中文世界里的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如此结论看上去危言耸听，却因中文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乱象而令人百感交集。

由此，再去看现如今全世界几乎只有中国人里才会出现的奇怪现象，人们争先恐后给自己起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名字，党国领导人以说英语为荣，江泽民要求家人在家里说英语，温家宝出任总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用computer而不是“电脑”来形容自己的头脑，李克强更是在港大演讲最后“秀”起了英文招致议论纷纷，所有人对法国都德《最后一课》都抛到九霄云外，中国以及中国人彻底没有了一星半点儿的文化自觉，万众一心毁掉祖祖辈辈的文明。

由此，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谓中国文化的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只不过是痴人说梦。没文化者做文化，中国的前程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如今的中国，整个落在一个一触即发触燃天崩地裂毁灭性爆炸的火药桶上，无论是最高领导人还是普罗大众，全部都在进行“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动作，不管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极其高度的紧张，孙立平把这种紧张称之为“体制性拘谨”，没有了任何弹性，紧绷到了极致。如此，任何大事小情都轻而易举地毁掉世世代代千辛万苦积累下来的成果，比如，2011年7•23温州动车组追尾事件让中国铁路建设全部毁于一旦；郭美美事件让中国慈善行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三聚氰胺事件让中国乳制品行业一夜之间全军覆没；佛山小悦悦事件让现在的中国人彻底沦为最缺德物类……

从中国在这个星球上的关系上看，越来越茕茕孑立形单影只四面树敌，中国的街坊四邻，没有一个是天然盟友，也没有一个朋友。放眼望去，中国所有的邻居要不然都是和中国交手打过仗的，要不然就是虎视眈眈想和中国一决高下的，要不然就是想趁着大国之间你死我活之际趁火打劫对中国落井下石的。虽然说，国际关系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但就此而言，中国在国际关系交往中越来越变得让自己有求于人，越来越是中国需要其他国家远远多于其他国家需要中国，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无一例外。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四面楚歌举目无亲，中国的路有目共睹地越走越窄。

麻烦的是，中国揽权卸责，在全世界也有着镜像。

所谓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安全、环境、健康、知识、治理”五大要素，现如今没有一个能够令人乐观的迹象。不管是气候变暖，还是债务危机，抑或多哈回合谈判的一败涂地，都在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所谓的全球治理越来越出现着可耻的倒退。在资源里，劳动可以附加在产品上在全世界无孔不入，而资本更是早就跨越了国境线在整个地球上所向披靡，但是，对于这些资源所构成权力的制约却形同虚设。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将其归纳为“资源的全球化和监管的主权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崔之元也早就指出了利益私有化风险社会化之间的制度化了的内生性冲突。主权国家的政客们为了一己私利绑架着国家利益，而国家之间那些空白地带则形成了世界性的公地悲剧，比如极地冰川的快速消融，比如金融证券化所导致的次贷危机的愈演愈烈。这也就形成了中国与全世界在如此区域里的恶性循环。

王飞凌在其《中国的宏大试验》里提及，有中国问题资深学者说，自19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就有了“在紧要关头总是选择去走最愚蠢和最灾难深重的道路”的传统，这种现象，就是“百年倒退”最经典的注解吧。这可能或多或少开解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委府的罪错，却把中国人带入了一个更加天长地久的梦魇之中。

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对潘晓讨论那样的问题所搅扰。从官方到民间，从庙堂到江湖，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全民族以钱为纲唯利是图，潘晓来信或多或少还有着理想主义的嚅嗫和做作，到现在则彻底表现为中国人实用理性为底色的败坏，换句话说，现如今的中国人几乎清一色是鼠目寸光没有未来的人，真善美悉数销声匿迹，让位于赤裸裸的利令智昏，“闷声发大财”成为民族最高的精神原则和文化使命以及无尚追求。可是，潘晓提出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答案，反而由于在娱乐至死的指引下消解神圣亵渎纯洁，那样的问题被束之高阁而变成了所有中国人对于生命若无其事的蔑视和践踏。人们不再追问人生意义，而用财富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来作为衡量荣辱毁誉的唯一坐标，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资本主义有着对金钱更加公开而肆无忌惮的贪婪。这让人生意义的发问越来越显得南辕北辙。

那么，如果中国领导人如此，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

可以看到，全世界正在掀起新一轮的排华浪潮。

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得到相应的提升，反而在下降。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面临一些让人很尴尬的境况：

李宗吾所谓中国厚黑现象，到现在愈演愈烈；

柏杨所谓中国人死不认错，到现在愈演愈烈；

鲁迅所谓中国人都是看客，儒家文化就是吃人文化，到现在愈演愈烈；

中国人的死不认错，从官方到民间，概莫能外；

中国人的死不认错，演绎出现如今中国人无时不刻的揽权卸责；

这种揽权卸责，不仅仅在官场，而且也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之中；

中国的家庭曾经为人们所艳羡，但现在中国的家庭越来越支离破碎土崩瓦解，与揽权卸责密不可分（虽然还有太多的其他因素）；

中国的反腐败之所以越反越腐，根源在于中国的腐败已经演变为以权力腐败为核心和动力的全民腐败，并且愈演愈烈，而全民腐败是以中国人家庭腐败为基本存在形式和表现单位；也有人称之为官方腐败和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有人是，这种全民腐败，会透支掉几届完全清正廉洁的政府（虽然说这种政府仅仅在理论上存在），或者说，改变这种全民腐败状况，要耗费掉几代人；

易言之，腐败并不仅仅依存于权力，而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底；

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看到死不认错揽权卸责的痕迹；

比如，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几乎形成中国人之间的不共戴天，却根本看不到反思的存在；

比如，中东乱局，并没有使中国发生大规模动乱，起原因与每一个中国人的揽权卸责密切相关；

比如，日本地震让中国人五味杂陈，显示出国民性的大相径庭；

比如，三聚氰胺以及瘦肉精，从官方到民间，从企业到农户，堕落的程度令人毛骨悚然；

201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谈及中国每况愈下的食品安全时说，可见“中国道德滑坡何等严重”；

佛山小悦悦事件后，香港媒体用国歌句式说，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如果说，潘晓讨论发出的悲观厌世的情绪曾经感染了不少人的话，那么，小悦悦的人生意义何在？三聚氰胺早就几十万疯狂的石头的孩子们人生意义何在？庆阳校车事故里死去的孩子人生意义何在？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致死的孩子人生意义何在？那些歹徒进入校园杀害的孩子人生意义何在？……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说法，任何变化应该首先考虑到涉及群体利益的变化，那么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天灾人祸之中受难的首当其冲是在人世初来乍到并且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如果说，看一个民族的未来就从对待孩子的行动上去判断，那么中华民族是不是到了断子绝孙的时候？如果说，潘晓讨论是那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对自身存在的意识的盘根错节的话，那么现如今在中国的孩子们该如何来义愤填膺？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该说中华民族的路怎么越走越窄？

而在一个有着历史上泛道德传统、现如今无神论为主体因此有着事实上的政教合一由世俗政权把持垄断道德资源的情况下，道德滑坡意味着什么，也非常值得思忖；

清华学者秦晖根据袁剑的分析归纳出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以及低人权扩张，但低人权只不过是外在物质层面上的表现，人们却很少涉及内在精神层面上的中国的低道德扩张，而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人的低道德（乃至负道德）状况，才让中国人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的过街老鼠；

清华学者孙立平认为，中国近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动荡，但却加速“社会溃败”的进程，而这种溃败更加可怕，是一种不可救药的不治之症；

社会溃败，意味着社会行将就木，其线索，或许可以从共产革命找到蛛丝马迹，当屠杀和干掉了整整一代以绅士为代表的贵族后，中国没有了贵族，现如今，有中国人“先富起来”（抛开第一桶金原罪和贫富差距扩大化不谈），但中国人只富不贵，因此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利令智昏胡作非为也就在所难免；

而这种溃败，正是所有中国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摧毁共同体的丰功伟绩；

中国人都会认为现如今的险象环生惨不忍睹事不关己，但如果从阿伦特“恶的平庸性”角度看，每一个中国人罪责难逃；

因此，有对中国事务乐观判断者说，中国还拥有改革存量，官僚体系内部拥有着改革能量，可是，如果从恶的平庸性、以及德国人反躬自省出“办公桌旁的杀人犯”的概念、并逐渐演化认为每个德国人都是希特勒的民族自觉的角度看，中国人是不是该感到汗颜？

现在，中国人里，还有多少人会对那个德国牧师尼莫拉的小诗感兴趣并且身体力行？

耐人寻味的是，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换来了德国的站起来，而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儒家文化圈虽然有着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掷地有声，却在精神上一直长跪不起；

我们更是可以看到，全人类任何优秀璀璨所向披靡的制度，在中国人面前，土崩瓦解，不堪一击，因此，可以把中国人称之为“制度杀手”；

而制度杀手散布在全世界，结果很是让人百感交集；

清华孙立平把中国现在的状况描述为“底线的沦陷”，那么，底线如果还可以沦陷的话，最终只有死亡了；

实际上，亘古不变到现在中国也没有摆脱帝制，帝制不仅仅是政治体制，更是每一个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情结；

从海恩法则里可以知道，现如今各式各样的迹象已经越来越警戒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中国“大厦将倾”；

于此，王飞凌对于“中国的宏大试验”的结果进行了危险性预测，认为如果中国失败，全世界都得做好准备；

198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中国是不是还有男子汉的讨论，中国男性的女性化倾向非常明显而突出。那么，这种状况到现在如何了呢？上海人的女性化特征尽人皆知，但是，现如今姚明、刘翔、韩寒、周立波、以及朱学勤、萧功秦、杨奎松、沈志华、余秋雨等等海派文化成为中国的形象之际，咱们该如何对女性化的甚嚣尘上感同身受？

以此类推，曾几何时，河南人被人们称之为“穷山恶水出刁民”，可现在呢？河南人没有那么显山露水了，为什么？全体中国人都河南人化了，也就是出现了所谓“十三亿刁民”的恐怖现象；

当全中国的人们都对小沈阳的表演前仰后合时，他那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玩笑，也就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言警句了吧；而他说“道德（善良）就是别人吃不上饭时自己吃肉别吧唧嘴”，折射出中国这个不幸的发源地是何等的不幸，也就让徐景安那种创设中国幸福研究院的举动显得非常揠苗助长，就如同研究一个死刑犯面对枪口时的幸福感一样不靠谱；

潘晓那篇文字，编辑在最开始就选用了我写的字句——“我今年23岁【潘祎注，这个年龄是编辑根据我和黄晓菊当时的实际年龄来的，我不到21岁，黄晓菊24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这种言辞，如果放到现在，该如何感同身受呢？2009年元旦，我写了一篇13万字的文字，标题是“2008年我拒绝接受潘晓讨论所有采访的前前后后”，说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人们又在拿潘晓讨论说三道四，我的感觉是当年我是谁并不重要，关键看我现在还能干什么。2009年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与我相关的内容（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56092755），其中我就提及，潘晓讨论引起了中国社会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私合理性的关注，可这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什么意思？在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情况下，自私自利已经演绎到了极致，自我的恶性膨胀已经让中国人成为以邻为壑活得非常提心吊胆四面楚歌贼喊捉贼的部落，让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成为不折不扣的人渣儿。比如，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是，众所周知人云亦云的是，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凑在一起是条虫，说的就是中国人同床异梦心怀鬼胎互相防范，形同一盘散沙根本无法凝聚起来的现象，可是在国外，中国人却非常喜欢扎堆，臭味相投，无法与当地融合，并且非常容易成为恐怖主义和其他势力攻击的目标。在这个层面上，再去审视潘晓讨论及其价值，是不是很令人感慨万千？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对于现在的中国，人们都有着先知情结，从庙堂到江湖乃至天南海北每个人都可以对症下药，这种自以为是同样是揽权卸责的表现之一；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和失败，那就是谁都无法祛除看对了病可开错了药的尴尬，只要给中国开药方，就必定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不管是公有制、普世价值，还是基层民主、传统文化，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而且，中国人里派别林立，有人呼吁超越派别门户之见寻求共识，但共识何在？共识基于底线，但底线却在沦陷，共识何来？左派逢美必反逢俄必软，为了毛泽东不惜亡国灭种，甚至认为俄罗斯军舰炮击中国货轮是符合国际法的无可厚非的行为（见黎阳的相关文字）；右派言必称美利坚，叫嚣让中国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见焦国标的相关文字），说中国再怎么开放也不过分（见刘军宁的相关文字），那么，当党派利益超于共同体利益、门户之见取代了任何共同点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共同体意识和原则荡然无存、共同体利益已经被抛掷到九霄云外之际，底线在哪里？共识又如何产生？

中国共产党及其把持的政府确实犯下了太多的错误（同样包括揽权卸责），但是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无法覆盖中国所有的错误和罪责，也就是说，中国人有太多的恶行与共产党和中国委府并没有什么瓜葛；

一个成熟的定律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有了责任认定的含义，或者说，现如今中国的乱象，与每一个中国人密不可分，谁都无法摆脱干系；

现如今中国人习惯于无论发生任何大事小情，只要牵扯到责任，就全部推给公权力（在中国就是共产党及其委府），条件反射般先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于是乎，中国从庙堂到江湖就形成了责任真空；

中国人越来越习惯于把责任推卸给制度和体制，但鲜有扪心自问的；

现如今，对抗公权力甚至呼吁更换执政党成为私下的时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如今的全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的执政党，也就是说，不管成因如何，结果却是中国的执政党很可能会与中国共存亡；

我无意为共产党及其委府进行任何责任开脱，只是，反思也是厘清责任所必需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屈辱的历史，造成了中国人至今延绵不绝的报复心理；而揽权卸责传统则更是让现如今的中国以及中国人在心智上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有人说，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现如今的中国人是最坏的，这是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说，这种说法成立，可以顺理成章的就是，从静态上说，中国人之中，哪一个群体更坏？比如，是不是越老越坏？中国人里，女人是不是比男人更坏？从动态上说，近些年，中国人当中哪一个群体败坏的速度更快？有人说，改革以来，中国知识人（姑且不去说中国是不是有德雷福斯和左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用知识人称呼之）是堕落速度最快的，这是不是成立？进来，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精英败坏是中国社会失序的根源”，煞是耐人寻味不？如果是，这个群体里的哪一个派别堕落速度更快？有人说是中国所谓的新左派（姑且不从香港丁学良讨论中国是不是有新左派的层面上纠缠不休）是堕落速度最快的，这是不是能够让人接受的看法？再进一步，如果说，中国必将毁于八零后手里，这是不是耐人寻味的结论？

有人说，现如今的中国就是个全人类的恶行胜地、劣迹垃圾场和道德领域的世界飞地，是人类公平正义的局外人，这是不是胡言乱语？

有人说，当下的中国是中外所有劣迹的集散地，产生了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的酱缸文化，这是不是子虚乌有？

中国人在进行着一场竞赛，畅行着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奉公守法成本越来越节节攀升不堪重负，而违法缺德成本却越来越低廉，以至于不违法乱纪就无法苟延残喘，由是，比谁更坏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袁剑称之为“竞次”，我则称之为“博恶”；

于此，任何组织化的行动都会遭遇到聂绀弩悲剧告诉我们的告密出卖背叛，以至于人人自危以邻为壑，这也是中国发生革命或者其他运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背景因素之一；

如果现如今全世界炒作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崛起等等，都基于如此见识，是不是很荒诞不经而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崛起，必须是中国人的崛起；反之，没有中国人的崛起，中国崛起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海市蜃楼；

具体来说，中国的竞争力，必须依存和表现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竞争力上；

但中国人的竞争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而如此竞争力之中，道义成为中国人最短的木板；

著名的电视节目大嘴周孝正曾经有过“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我在与周孝正的面会当中，动员其对仗着八有。但是后来杳无音信。我就自己弄了个现如今中国的八无八有，是不是也算是为八荣八耻附加个八股八卦——“有增长无发展，有开放无改革，有经济无社会，有增产无增收，有效率无公平，有繁荣无富裕，有肉体无灵魂，有物质无精神”。这种归纳当然只不过是抛砖引玉投石问路，是不是有后来呢？

中国现在已经整体性变成死不认错的国度，而儒家文化之下，日本、韩国、台湾等地也有着如此表现；

中华民族已经失去了反躬自省的能力；

一个失去反躬自省能力的民族，岌岌可危，而且非常可怕，怙恶不悛也就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法；

如果说人类历史曾经给那些不擅于反省的群体以时间和机会，那么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来，大量国家的土崩瓦解甚至永远成为历史，说明这种时间和机会已经越来越稀缺和短暂，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人不能紧迫地进行共同体以及每一个成员的自我反思与调节，那么很可能会步曾经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可现如今却土崩瓦解销声匿迹了的南斯拉夫、苏联等之后尘；

就目前中国官方到民间各式各样的所作所为看，距离韦伯“政治成熟”非但没有接近，却是在渐行渐远；

极而言之，现如今有太多中国人在先知情结里沾沾自喜故弄玄虚，弄出什么“后发优势”、“后改革研究”等等，但如果中国人依然执迷不悟，那么最应该进行的，恐怕就是“后中国研究”了——也就是关注“底线沦陷”所导致的死亡结果的中国四分五裂、中华民族不复存在之后的何去何从了；

潘晓讨论时代，对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无处不在不需要也无法证实的公理，潘晓讨论的几乎所有内容（除了美籍华人杨燕子那篇文字），都以中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存在条件为不言自明的前提。可是，随着中国开放得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过分，全球化和地球村时代，对中国的基本立场就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临着的选择，而中国日益破败的景象，又让对中国的爱国主义从一个奢侈品迅速变成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选项，爱国沦为小众物类，而官员不爱国（看看裸体做官现象），富人不爱国（看看第三轮移民潮），知识人不爱国（看看中国的左派逢美必反逢俄必软、右派言必称美利坚的基本立场），爱国也只能成为草根自欺欺人的专利，爱国太神圣让人遥不可及，渐渐地爱国太难令人望而却步。在人生路越走越窄被中华民族的路几乎走到了尽头的情况下，爱国者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冠以掩耳盗铃的“爱国贼”的美名。遑论用爱国来欺世盗名从中渔利发国难财者为数众多。

就我视野所及，中国国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关注过国民性问题并且做过相应的非功利性的论述，而且这种声音与轰轰烈烈的中国崛起渐行渐远，逐渐成为销声匿迹的绝唱；

由是，中国可以模仿日本产生“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等看上去发聋振聩气吞山河的作品和声音，却再也没有产生过顾炎武、梁启超、钱穆、以及李宗吾、柏杨、鲁迅、甚至李敖等等那样敢于对中国人展开批评的文化学者；

同济朱大可说，反思应该成为一种伟大的品格，这种声音，会是怎么样的结局？

朱大可又说，中国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但中国还会继续存在八年么？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黄纪苏在其后来的文字里说，中国不高兴首先是对自己的不高兴，此言不虚，但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对自己什么品性不高兴？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研究从制度转向了人性方面，这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见http://www.eeo.com.cn/2011/0704/205262.shtml）

中国人在如果鲁迅活在毛泽东时代会不会受到镇压的伪命题上喋喋不休，可现如今中国却已经没有了产生鲁迅的文化条件和制度空间；

鲁迅说：“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话实在让人醍醐灌顶；

（麻烦的是，鲁迅自身对于前苏联劣迹斑斑的只字不提，也让其有了汉奸的名声，对共产党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粉饰太平，更是体现出中国人在消解神圣之中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气壮山河。）

通看中国国内外，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会对关注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称之为国民劣根性）感兴趣的了，甚至，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阶段，谈论中国人的国民性具有着非政治正确的属性，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思潮背道而驰，成为中国人避尤不及的洪水猛兽；

但是，不管全球化是不是汹涌澎湃，不管世界到底是不是平的，蝴蝶效应还是起到着作用，由是，中国人自己对国民性采取鸵鸟政策，并不意味着全世界也会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视而不见，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有人说这是假借兰德公司名义的作品，这并不重要）、一个在中国留学过的日本人写给中国人的一封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中国人的诅咒、以及各种制度在中国人面前是何等苍白无力形同虚设等等内容，都给那些还对自我反思留有余地的中国人兜头一棒，让他们知道古今中外人们是如何对中国人评头论足的，在我们看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可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

中国，到底是怎么了？

潘晓讨论已经早就是昨日黄花，成为年逾50以上人们回忆往事时的窃窃私语。潘晓讨论提出的问题却没有因此而豁然开朗板上钉钉。如果说人生意义是人类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主题的话，那么在现如今的中国，中华民族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就成为了与时俱进中国特色里越来越被地球人锲而不舍穷追猛打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悲观主义色彩好像一直挥之不去。我不知道，是悲观主义有了我在潘晓讨论之中的粉墨登场，还是相反，潘晓讨论铸造或者固化了我的悲观主义。与众不同的是，我对把中国人作左派和右派的分门别类法不以为然，而觉得用悲观和乐观作为分类法更靠谱。鲁迅曾经描述，一家喜得子亲朋好友街坊四邻祝贺，一个人却说“这个孩子是要死的”结果被赶出门，他的话虽然不好听而且太不合时宜，但说的却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和不可避免的结局。而对现在的中国来说，还不是毛泽东所谓“人固有一死”那么亘古不变，眼睁睁看着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就要大难临头了。我是个中国人，如果要爱国的话，我只能而且不得不爱中国。但中国真的值得我爱么？老舍《茶馆》里常四爷的话——“我爱国，谁爱我呀”是不是太发聋振聩？尤其是到了今天，太醍醐灌顶？旷日持久地关注中国事务，我的所见所闻没有一个能够让我变得稍微乐观一些。要知道，悲观主义者的下场都不会好，这点我心知肚明。我也不是个巴不得中国土崩瓦解中华民族路越走越窄中国人成为全世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的反人类分子，更不会噩梦于如果种族主义猖獗会把中华民族当中首恶必办的对象，毕竟，中国不好我也不会好，我和中国唇亡齿寒，中国于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我希望中国好起来，真正的有中国崛起。可是，我所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在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中国错了？如果我絮絮叨叨的这些都是无耻谰言，那么，谁能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中国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而不是行将就木？

历史地看，潘晓讨论实际上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一个进化章节。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以及没有任何约束和禁忌的自私自利，被潘晓讨论所触发，对包括我在内的潘晓来说，是个偶然现象，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个必然，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潘晓，也会出现其他人提出如此命题。麻烦的是，潘晓讨论里赵林那篇《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在向全世界宣示着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基本立场，那就是自私自利是没有底线的，自私自利也呈现出“底线的沦陷”，自私自利是可以建立在对他人福利、健康乃至生命的剥夺上的。这种论调，只不过找到了潘晓讨论作为发泄途径，易言之，即使没有潘晓讨论，这种无底线生存也照样会粉墨登场招摇过市，对应着中国自私自利的登峰造极。

同样，可以历史地看，现如今的中国，比起百年前的中国来，相去甚远，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概莫能外。于是乎，有人说中国出现了百年倒退。但是如果沿着这种思路继续下去，会发现百年倒退之说显然是太过斯文客套了。从强制性拆迁、毒食品无处不在等等太多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情形，去对照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当然可以得出中国至少是出现着千年倒退的惨绝人寰。

中国怎么了？

……………………

【引用完毕】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量媒体在这个题材上大做文章，弄些个闲极无聊的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之类的货色，于是乎，潘晓讨论自然成为各路媒体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时候，俺还在电视台骗吃骗喝，大量媒体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俺在电视台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纷纷给俺打电话，要求就潘晓讨论进行采访。俺本身就是新闻媒体，如果要进行炒作，利用电视台当然是个大好时机。只不过，俺以为潘晓讨论并不是旧话重提的时候，当时的整体氛围并不适合，而且，俺并不以为俺在潘晓讨论之中具有何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不管是在潘晓来信之中，还是讨论展开之后，概莫能外。既然有人热衷于以潘晓的身份说三道四，俺当然也就顺水推舟，乐得其担当整个潘晓，与俺无关。

对于当时的状况，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认为俺还是应该利用大量媒体争先恐后找俺采访的机会，那年，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说他可以充当俺的新闻发言人，并且提出，与其鸡零狗碎地面对不同媒体祥林嫂般重复同样的说法，不如弄一个类似通稿那样的东西，发布给所有希望采访的媒体，并且对现如今状况予以契合，然后发动类似潘晓讨论那样一场新的讨论，由这么一篇文字作为导火索，引爆媒体的连锁关注以及人们的注意。

但是，俺心底里却对当时是不是能够展开那样的讨论持以很高的怀疑。毕竟，今非昔比，食洋不化，娱乐至死，价值观多元化，共识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人们很难对于某一个话题集中注意力，遑论长时间停留与展开。

当然，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如此信心满满，俺也就乐见其成，按照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的意思，开始鼓捣那个作为导火索的文字。只不过，写来写去，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都不满意。

而且，那篇文字越弄越长，到了当年底已经超过了13万字。当然喽，这样的篇幅是不可能成为导火索的。

到了年底，三十年马上就要成为过去，这篇文字该如何交代？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找了冼岩，与俺一起讨论这篇文字发在凤凰周刊上，标题是什么呢？潘晓讨论提及人生意义，发问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踌躇良久，俺以为“中国怎么了？”应该是个可以接受的话题。这种建议得到了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和冼岩的认同。于是乎，冼岩动手将那篇文字缩编成3000字的稿件，发在了该刊上。

结果呢？泥牛入海，连个泡儿都没有看到。

果不其然，现如今的中国根本没有举行如此讨论的条件，急功近利，浮躁短视，物欲横流，没有人会关注精神，因为人们都是精神病。

前年，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旧话重提，面对乱象频仍的中国，“中国怎么了”还是个屡试不爽的题材。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希望俺继续就这个话题写些什么。于是乎，就有了前面那些个文字。

其实，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也好，李延明也好，王炼利也好，常凯兄也好，王飞凌也好（感谢王飞凌应俺的请求将如此文字在其邮件组里传播），以及其他人，当时就知道俺还进行着另外一个文字的操作，并且对那个内容耿耿于怀，那就是俺所进行的“反思中国人”项目的构想。在这篇文字里，俺提出，与其关注中国怎么了，不如关注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怎么了，这恐怕更为切实有效而紧迫。实际上，中国的问题表面上是中国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国人的问题。如果还是那些个宏大叙事，高屋建瓴，位卑未敢忘忧国，却对构成这个国家以及所谓中华民族的成员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只能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

既然穆兄希望俺继续就中国怎么了进行说道，并且与潘晓讨论联系起来，俺还是恭敬不如从命。

草稿发给了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没有什么动静。

去年一年，俺闭门造车，没有什么社交活动。

去年底，再度与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面叙，牵扯到这篇草稿，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认为现在根本不会有人关注中国怎么了这种讨论，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烂下去。

既然如此，这篇草稿也就不再有待字闺中的价值，虽然并不成熟（人世间恐怕没有什么人会认为自己的什么作品是成熟的，不可更改的），但也就如此告一段落。

如果看潘晓讨论，俺提出，这场讨论打开了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潘多拉盒子。有关人性以及自我的展现，在当时有着积极的一面，这已经被炒作得一塌糊涂。但是，从双刃剑的角度看，对于自我绝对化的强调，在无神论的背景下，在比如如此的背景下则更加耐人寻味——当中国遇到达尔文就有了无情，当中国遇到了马克思就有了贪婪，当中国遇到了弗洛伊德就有了无耻，而这三个人的影响在其本土却远没有中国这么生死攸关意味深长，毕竟，欧洲有宗教、封建制、以及公共性传统，而这些在中国都付之阙如。于是乎，这三个号称百年多来对人类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的理论，在中国却产生了连作者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效果，比如马克思注定不会想到中国会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产生如此数不胜数的裸体做官以及惨绝人寰的杀人如麻。

就此，潘晓讨论该如何评价，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2000年是潘晓讨论发起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继任社长兼总编辑、现如今已经成为国务院新闻办局座的的彭波，如果放在现如今南方周末事件里庹震的背景下，很意味深长吧？庹震曾经是经济日报的名记，彭波则有着中华工商时报以及中国青年杂志的新闻履历。以及像北京市委宣传部的肖培曾经是北京青年报的总编辑，而记者一旦成为官员，心狠手辣比外行人更加惨无人道。

彭波在中国青年时，曾经对潘晓讨论二十年纪念煽风点火，弄了本书，名字是《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如此界定，也算是六四后陈希同在全国人大就平息反革命暴乱报告里有关潘晓讨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调的颠覆。

但是，在彭波的意义上，潘晓讨论真的那么意义非凡么？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来说，潘晓讨论福兮祸兮？抛开潘晓讨论出现的必然性不说，潘晓讨论带给中国的到底是幸运还是灾难？如果从前些天俺就心理学角度的“过度补偿”层面上说，潘晓讨论当然是对压抑的一种反叛和抗议，但是一场浩劫之后出现的必然是放荡与堕落，潘晓讨论就是这种放荡堕落或者过度补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如果按照潘晓讨论提出的问题，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生路越走越窄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中国的路是不是也越走越窄？

这种问题，会有人感兴趣吗？

中国人还会反思吗？

中华民族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反躬自省的能力？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一个失去了自我调节能力的族群，是不是非常可怕？

……

而所有这些问题，还有时间讨论吗？

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是悲观失望的，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死翘翘了吧。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