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观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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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人挥之不去的纠结

(2023-06-04 13:17:22) 下一个

中国知识人挥之不去的纠结

                                 2011年7月28日

何必

有些人他们独具一种精神的气质,这种精神气质被我国古代称为“士志于道”,西方称之为“社会的良心”……(略。)

该文还郑重其事地声明,这是给“《文人的骨气和底气》,王家声等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而写的文字。

中国知识分子!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王飞凌邮件组的一次争论很有意思。

(何必注,略。)

(何必注,原邮件就是空白的。)

(何必注,略。)

呵呵。

有关中国知识人的材料,可是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吧。

毛泽东敌视、仇恨、迫害知识人,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吧。毛泽东比秦始皇还更加焚书坑儒,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吧。

1957年反右,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策略的一次大表演。向党交心、向党提意见、等等,糊弄了自以为是的中国知识人,一个个自不量力地自投罗网,兴高采烈直言不讳,慷慨陈词赶赴陷阱。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和中国知识人猫捉老鼠游戏的一生,就是殚精竭虑冥思苦想收拾知识人的一生。

也正是由于我党掌握了政权,中国知识人开始了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堕落历史。我党和知识人的堕落,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水涨船高相得益彰,出现了二者之间的“竞次”或者“博恶”。在客观上和结果上,知识人比我党堕落的速度更快更加惨不忍睹。

其实,中国知识人堕落的现象,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并且值得关注的事情。如果中国完蛋的话,那么中国知识人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比如,咱们还记得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后大大小小事故接连不断时所谓专家是怎么说的吗?断电等等事故反证了中国高铁的安全性!话音未落,就出了7•23事故。别的不说,光是看所谓专家的表态,就知道中国知识人现如今起到的是何等恶劣至极的作用了吧?这样的知识人,古今中外曾经有过么?更不用说,当网民们针对7•23惨案说“这个国家已经烂到了一个雷击就会追尾、喝一口奶就会中毒”的地步时,像什么崔之元啦、王绍光啦、胡鞍钢啦、潘维啦、郑永年啦、张五常啦等等货色,却认为现如今是五千年的盛世,是足以让全世界顶礼膜拜的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这中间的反差到了如此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的程度,也是非常罕见的吧。

王飞凌邮件组的这次争论,是不是很有意思?

王飞凌邮件组的构成,中国国内外的人都有,主要是些个大学里执教者,还有些学者。王飞凌将俺加入这个邮件组,也是由于俺经年累月发送如此文字,每天一篇风雨无阻,于是乎也将俺滥竽充数放了进去。时间好像也是在2007年前后。

进入这个邮件组,也使俺大开眼界,看到了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里的知识人都在关心和谈论些什么。

这个邮件组里比较活跃的,是一些在国外大学教书的人。其实,俺传播王飞凌邮件组各式各样的讨论内容已经不少了。比如日本地震海啸核电站爆炸,王飞凌邮件组里在日本的大学里执教并且大名鼎鼎的教授赵宏伟在第一时间就只言片语了有关日本地震以及抗震救灾的最快的感受和体验,比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应更加直接而深入,后来被中国官方媒体追踪报道。而像新加坡的黄静和美国的夏明等等,也都是在国际上媒体谈论中国事务时几乎必不可少的权威评论家。

而此次讨论的开始,是王飞凌发的一个广东食人婴的图文邮件引发的。这个图文俺早就看过,但并不知道是假的,是个故意制造出来的行为艺术。当初俺第一次看到如此图文时,也曾经给周围人看过,大家一起义愤填膺了一把。而这次,在王飞凌的邮件组里,俺才知道这是个艺术作品。

看到宋念申对那些信以为真者的指责,俺就有些困惑了。网络上流传各式各样的内容,是不是都得鉴别真假之后才能发声?这种鉴别的能力从何而来?当太多的信息真伪莫辨的时候,作为一个信息的消费者,是不是非常辛苦?比如,俺在电视节目里经常会提及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如今中国假冒伪劣无处不在之际,各路官方媒体总是告诫消费者要提高鉴别假冒伪劣的意识和能力,去大型正规商场购物,并且指点消费者,某种货物购买时的鉴别方法是甲乙丙丁……俺就不明白了,在中国,为什么做一个消费者要这么累?中国的消费者一个个都像是孙悟空那样拥有对假冒伪劣产品和劳务鉴别的火眼金睛,出去购物时,每个人都怀揣一部厚厚的足矣砸死人否则根本不够用的消费指南,无论购买什么都可以引经据典鉴别真伪,如果真是这样,要你妈政府干什么?为什么要让渡出部分权利而给政府?既然政府无法解决消费者放心大胆消费的问题,那么就让政府滚蛋,消费者,原本就应该是傻瓜式的,根本不用担心任何假冒伪劣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市场监管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责,消费者进行消费鉴别,本身就是失败国家的一个重要表征。这种消费者傻瓜论,俺在央视和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里反反复复强调过,并且深受观众欢迎,认为是道出了实情并说出了消费者的心里话。

由是,当俺看到不少浅薄得一塌糊涂的官方媒体来不来就让消费者提高警惕的说辞时,就脱口而出“你妈了个呀,懂个屁呀”!

设想一下,这是宋念申知道食人婴事件是个行为艺术。如果他不知道呢?会如何表现或者评论呢?于是乎,因为他知道这个信息,在信息拥有上就具有了优势,就具有了可以对他人居高临下评头论足的信息优势及其附带的资格。那么,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网络上浩如烟海五花八门的信息,是不是都必须经过鉴别真伪才能行使自己的发言权?

俺是做新闻的,当然知道,任何信息的传播,必须要经过仔细的鉴别和证实,否则会出大麻烦。俺所在北京电视台在2007年出现的纸箱包子馅儿的假新闻,就毁了整个电视台,并且导致节目组解散和节目编导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成为中国食品安全的替罪羊。

但俺也知道,太多线索是无法证实的。

比如钱云会案件,到底是什么样?为我党辩护者说,事实如此简单,用脚趾头思考都可以清楚,但问题是,中国就是个用脚趾头思考的国家,太多事情黑幕太多,根本不可能进行证实。

比如,汶川地震到底死了多少孩子,这个数据被中国委府当做是国家机密。四川黄琦、北京艾未未调查死亡具体而真实的数字,黄琦被判刑三年,艾未未后来被警方扣押酷刑。

……

因此,有多少事的宋念申所谓证实真实性只需要动一动鼠标那么易如反掌的?

如果故意隐瞒真实性而传播虚假信息,那是道德问题;而如果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虚假信息,那是能力问题,这点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以解答的事情吧。

尤其是,在我党对言论自由绞杀愈演愈烈,太多公共信息都被官有化成为机密之际,以讹传讹就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内地,这种状况比比皆是,俺每天在电视台上班,几乎无时不刻都在与这种困境进行周旋,既要真相,又必须保护索取真相的人,在无法取得真相的情况下,还必须将目前状态下的信息传播出去并且撇清媒体无法找到真相就进行传播的责任,光是如此操作,就很是需要技巧耶。而所谓技巧,说到底就是欺骗呗。说到底,中国内地有新闻么?全部是宣传。既然如此,只不过就是欺骗成分的多少而已了吧。

宋念申在国外,可以没有禁忌地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内容。如果在中国国内,太多敏感词屏蔽时,又该如何行使鉴别权呢?比如,在中国国内,去鉴别六四、法轮功、胡海峰、温云松试试看?

看到宋念申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俺就想起俺们节目组里当有人率先得知内幕消息时的模样。俺禁不住想,宋念申就一贯正确如假包换么?就没有过自己也引用了虚假信息而被他人揭穿的时候么?那时候,他还会这么真理在握盛气凌人么?

由食人婴事件,迅速上纲上线,到了知识分子权力界限的讨论上。

俺再一次重申,俺不认为中国存在知识分子,所以俺只是称中国知识人。

对于宋念申以及其他人有关知识人权力的界定,咱们就可以非常五味杂陈吧。

俺不想就这场争论孰是孰非说三道四。俺只不过感觉这样的争论太意味深长,用一个现如今中国非常时髦的词汇,就是“纠结”。

王飞凌邮件组里这么多在国外大学执教的中国人(姑且这么叫吧,不管是不是改变了国籍),对类似食人婴图文大呼小叫,这个现象本身就非常有趣吧。

王飞凌在美国的大学里执教,建立了这么一个邮件组。

这些在国外处于中产阶级的人群,背井离乡经年累月,却还是对中国事务情有独钟,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值得琢磨?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少见。

俺在国外看到的,就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扎堆儿,不管距离中国多远多久,都愿意追逐中国的蛛丝马迹。

为什么?

在俺有限的视野和理解之中,对于太多人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对中国事务的说三道四来完成自身的梦想。他们在西方世界里,根本无法进入权力中心和决策层,始终是被边缘化了的人群,无论到国外多久,始终都是局外人。这次挪威枪击和爆炸案明白无误地告诉全世界,新极右势力崛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白人中心主义多么严重地存在于西方的街头巷尾。如此,就算像赵宏伟那样学业有成者,自以为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但还是慨叹根本无法进入日本的政治权力圈。这种现象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人所独有,种族主义情况下,有色人种遭遇都差不多(咱们姑且不谈国民性问题),但是,对于有着非常强烈的落叶归根的归属感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落寞更加鲜明而刻骨铭心。因此,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事务,也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实际上,国外很多中国人都越来越关注中国,这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缘故,也有边缘化的成分。

说穿了,不说中国,他们无话可说。

但是,在论及中国时,更加纠结的是,他们在东方和西方两套迥然不同的框架体系了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不知道到底该选取哪一个作为自己持之以恒的坐标系。王飞凌邮件组的这些人里,除了从国外回来到北大并一头扎进中国新左派怀抱的潘维之外,很多人都不认可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最近,MIT黄亚生《中国模式有多独特》这部中文著作的姹紫嫣红,映衬了中国人自身的纠结,但黄亚生开始从制度体制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景象,也是王飞凌邮件组里如此争论的一个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的背景色调。或许,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文化关注,会越来越成为一种研究中国事务的方向和趋势。(而在这点上,俺已经嚷嚷了经年累月咧。)可是,如果套用西方的思考范式,对中国很多事情,却都会遭遇到兜头一棒。也正是王飞凌邮件组里的那场有关中国人国民性的讨论,在中国人就是制度杀手方面也是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全世界通行的制度,在中国人这里不堪一击,中国人可以轻而易举破解任何现存的制度并且从中投机取巧,这也是王飞凌邮件组里传播出来的很有价值的内容吧。(俺曾经专门传播过如此洋洋洒洒。)

中国知识人与政府、政权等等的关系,一直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知识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以及什么程度上可以委过于公权力,这似乎一直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此时此刻,桌子上放着一本钟祖康所著的繁体字《来生不做中国人》。

感慨良多。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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