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里咱们基层财政早就破产啦

经济危机里咱们基层财政早就破产啦

                        2009年11月12日

何必

10月经济、金融、外贸数据一起出炉……（略。）

咱也就继续为经济危机立此存照吧。

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报道。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找来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地方政府状况进行警告的内容也很是有趣。

警惕地方财政的负债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特约撰稿人 尹中立 2009-11-09

（何必注，略。）

呵呵。

为了刺激经济，中南海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出台了这样那样的政策，弄出来什么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来又加上了个什么文化产业。这就形成了新一轮的进京“跑部钱进”风潮。国家发改委周围的宾馆饭店处处爆满，都在各地委府来京试图在刺激经济政策当中分一杯羹的贪官污吏。

江泽民、朱镕基时代所干的缺德带冒烟儿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狼心狗肺的招数，在胡温任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这种在我党体系内部有目共睹的贫富不均，造成了地方委府严重的财政压力。

现如今，就整体的财政格局看，最风光无限的，当属北京的中央财政了。把事情都交给下面去做，而自己却坐收渔利，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丰衣足食腰缠万贯，可着全世界、以及人类历史上，也绝难找出这样的不劳而获的美差。

接下来，省级财政就开始吃紧了。不过，好在中国的治理大权事实上都归拢在省一级，这也是为什么现如今东窗事发的省部级贪官污吏一直被众望所归的缘故。毕竟，在我党的官僚体系当中，省部级官员就已经是“高级干部”了。而省级财政也不会把责任和压力系数承担起来，会按照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路数，继续向下摊派，把责任在GDP拜物教和目标责任制的政绩考量的坐标系当中，传递给地市级委府。

实际上，有关省直管县的呼吁和运作，一直就没有消停过。中国行政体系的纷繁复杂，带来了极为高昂的行政成本，豢养了历史上官民比例最为突出的贪官污吏群体，而其中，地市级委府的存在，就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怪胎。

而地市级委府，在中南海就揽权卸责的大背景下，自然也不会挺身而出对治理工作大包大揽，而也会如法炮制，继续向下流布。

如此，在县级委府（在城市里是区级，下同），就已经到了一个政策瓶颈。县级委府是事实上拥有司法权的末梢，是我党五脏俱全的地步，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在县级保持体制上的完整，因此也就成为财政的重要环节。

可是，司法与财政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县级委府还可以按照揽权卸责的路数照方抓药，把任务继续分摊给乡级乃至村一级。

于是乎，咱们就看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事务，都由村级组织来运作和完成。而村级组织，却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一方面，没有司法权和必需的财政权，无法进行妥善的治理操作；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抓大放小的路数，使得村级组织形同虚设。所谓的村民自治，到现在成了什么模样，众所周知。

其实，以咱们熟悉的城市里的社区自治，就可以看出来个端倪。到现在，居民委员会行使着业主委员会的指责，而社区业主大会和业委会的成立，即使在北京，也遭到类似建委等部门的百般阻挠，实际上就是对于民间组织能力及其对政权威胁的高度恐惧，以至于到现在，北京市2200多个社区里，成立业主大会的也就是10%左右。

委府太清楚不过了，中国真正的民主，一定是来自最基层。王力雄的渐进式民主和袁剑的基层民主被他们解读为破解中国土崩瓦解死结的唯一出路。但是这点，恰恰是我党必须坚定不移斩尽杀绝的。实际上，为什么要收拾法轮功？为什么要严厉打击传销？问题并不在于前者是不是邪教，后者是不是让人倾家荡产，而是二者以及所有被收拾的其他群体，都形成了一个脱离官方的自组织体系，可以进行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员，而这种动员，随时随地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的动员。这当然是让我党惊恐万状的了。尤其是，我党现如今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如坐针毡，有着孙立平所谓“体制性拘谨”，草木皆兵，当然就不会、而且会节节攀升地不会让民间形成任何自我组织体系。

由此，中国城市和农村基层的凋敝荒疏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我蹭常凯的酒喝时，常兄谈及，他对劳动合同法其实只不过就是赶上了，实际上他非常关注的还是中国的社会机制。

而我以为，中国当局对于社会的遏制、绞杀、剪灭、屠戮等等，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无所不用其极。

到现在，中国县乡级财政处于实际上破产状态的有多少？有资料说已经达到了八成。

这也是我一直认为，人民币不仅仅不应该升值，而应该贬值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我党对整个社会的亏欠，像什么社会保障啦、医疗卫生啦、教育啦、福利啦等等，那么当然可以说，中国当局早就在财政上破产了。至于说中国当局在道德上的破产，从1969年时，就已经板上钉钉了。

如此，再来看洋鬼子找的那个经济学家的说三道四，有什么新鲜的？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嘛。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