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现在吃剩饭族的前辈

我算是现在吃剩饭族的前辈

                                 2006年11月3日

何必

北京的一些美食广场，专有一些人，穿着得体但专吃别人的剩饭吃，他们就是活跃在大排挡的“吃剩饭一族”……（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略。）

这里说的是北京出现的专门的吃剩饭族。对此，媒体也给予过比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北京晨报》以“‘吃剩饭族’扎根美食城”为题，记述了这个族群的特征与方式：用餐高峰来20多人，“吃剩饭族”成员均为男性，穿着普通；跟服务员抢夺剩饭，吃剩饭有三部曲：待机、寻找、落座；记者调查，午餐晚餐都来蹭饭，他们每顿连吃带转两个小时，食量惊人，面色红润；吃剩饭族有三类人（家庭贫困者、外地流浪者、外来打工者），他们都认为吃剩饭避免了浪费，虽然丢人，但理直气壮；吃饭经验：盯紧女食客；食客态度：大多数认为不影响就餐；商城说法：无法去禁止，管理难度大；吃剩饭族：什么都好，就是太丢人；记者手记：剩饭让人越吃越懒。

媒体还有评论，“吃剩饭族”与“剩饭族”相映成“痛”，认为吃剩饭族是不劳而获，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剩饭族任意浪费粮食，是奢侈主义的延伸，两者都应该收到谴责。

也有评论认为，“京城排挡出现‘吃剩饭族’放过他们吧”，呼吁“请先别把管理的手伸得太长，给‘吃剩饭族’一点生存空间吧”；也有评论说，“吃剩饭族”背后是救济机制缺失。

而4月25日《华夏时报》调查，一个工地有两成人吃剩饭生活。

本周二，清华大学传播学院访问学者、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让我所供职的《城市》的制片人李峙冰和我到清华去给在读研究生讲电视新闻评论，我在那里胡说八道中提到，目前在中国从事新闻（姑且不说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工作实在是千古难逢的机遇，一方面，当下的中国无奇不有，千奇百怪的事情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观点共存着，很多观点之间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尖锐矛盾冲突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却各说各话相安无事，昭示出现在的中国是非颠倒、正义公平荡然无存的现状。

本周三，央视科教频道什么栏目托人找我，希望能够采访我，谈20多年前那段往事。我当时对那个中间人谈到，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实在没什么新鲜的，说来说去就那么点子事，算了吧。给回绝了。

其实，类似的经历还有，2003年，央视《读书时间》也想就那段事对我进行采访，找了个编导对我软磨硬泡，说那个事的当事人都已经采访到，只差我一个人。我倒是与其进行了电视制作方面的讨论，认为在20分钟专题片的时长中安排约7个当事人的采访，从技术上是不理想的。最后，我也没有接受采访，而这个编导后来却经过我的介绍到我的在栏目中阶段性工作来了。

现在看到那些吃剩饭族，我倒是很亲切。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曾经是吃剩饭一族中的一分子。要是按照当时的情形，整个饭馆里就我一个人吃剩饭，还没有形成一个族群，那么，我也许可以算成是吃剩饭族的前辈当中的一员了。

那时候，被学校（当时的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轰出校门，并在我的档案里塞进去了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内容，致使我既无法继续求学，又无法就业。

而那时，因为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非得弄出来什么动静，（虽然这不是我的故意或者主动，就像我对媒体说的，学校把我推到了那么个事件当中，然后在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式下又以我成为事件的当事人把我轰了出来。）长辈断绝了对我的经济支持，导致我身无分文。

档案转到了街道办事处，我前往央求给份能够勉强糊口的活计，却被告知，我当时的待遇与劳改释放人员是一样的。

（后来，好多方面帮助我找工作，档案七转八转的，结果就消失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份档案究竟藏在哪个角落。）

虽然团中央和《中国青年》社多次做工作，但我上中学时寄居的姨妈家这时拒绝收留我，我没辙，只能流浪街头。晚上到火车站候车室过夜，发高烧蜷缩在角落里连续几天滴水粒米未进，后来还是扶着墙到盥洗室喝了些自来水。最终，一个冬天深夜警察查票发现我不是乘客，用警棍打了我一顿，虽然最后在候车室里几乎全体旅客的声讨之中，这个警察的上司在现场向我致歉，但自此我还是不能再去那里，寒冬腊月只能在立交桥下面坐着过夜。

那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住处，没有饭吃，一切只能靠朋友的周济。那点子钱不知道要维持到猴年马月，累积平均每天的开支为6分钱，在当时也就是北京一个2两的火烧的价钱（不含粮票），不成为剩饭族就根本活不下去。

我戴着眼镜给我带来了不少的烦恼，（比如公交车上被人踩了认为是知识分子好欺负就毫无歉意），而这个时候却帮了我，掩饰真实面目，成为一个落魄的青年学生，坐在饭馆里人模狗样地等，通常不会惹人注意，会等到剩饭。除非被饭馆人员发现会被当作丧家犬一样赶出来。

即使到了21世纪，我到的现在我的后续档案所在街道办事处，负责就业的人看我问失业人员状况（我自始至终一直是失业登记人员，因为领取求职证还要交钱就不再办理那个没什么用的证件了），连眼睛都不抬，仍给我一份脏兮兮不知道被多少人翻阅过的名录，告诉我必须从其中挑选就业岗位服从排遣，并连续两次被佣工方辞退才可以谈失业人员进一步的安排。我一看，夜间看停车场，月薪300元；为饭馆送菜，月薪280元……要知道，当时北京市的最低工资已经将近400元！

如果不干，就不算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也就不会被纳入中国官方有关失业率统计的有效射程，就根本不算是失业人员，就根本不会被有什么社会保障。

到现在，我根本没有过任何社会保障，不管是养老、医疗、失业，一概没有。

这种制度安排，让人怎么活下去？

10月27日《北京晚报》发布消息，根据我国的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贫困人口约4800多万人，（何必注，略。）

如果我不是习惯以写作为生活方式，并借此糊口骗钱，现在的我，不也照样会尽量正人君子地进入饭馆等着嗟来些许残羹剩饭？或者，如果有一日碰上天灾人祸，赤身裸体面临各种凶险的我立即会遇到吃饭等基本生存困难，我不去吃剩饭，社会主义能管我？

所以，说剩饭族是否该受到非议，姑且不论。说吃剩饭族应该受到谴责，我实在觉得说这种话的人连起码的良知都有问题；说应该给吃剩饭族放一马，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让我不以为然。

当今世界上，再富裕的国家也有失业者，也有乞丐。我在欧洲国家看到的，人们并没有指责那些吃剩饭和延街乞讨的人是什么好逸恶劳，而是路过乞丐纷纷解囊。因此，包括吃剩饭在内的乞讨现象并不为中国所独有，怎么到了中国就成了应该受到谴责的了？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当前，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道貌岸然地以价值裁判员的姿态指手画脚？

而且，从本质上说，目前中国社会，除了被西方人认为的那“500个家庭”之外，谁又不是在乞讨呢？那些对着吃剩饭族们指指点点的仁人志士骚人墨客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寄人篱下，就算在权力部门或者媒体当中，成天到晚也必须唯唯诺诺溜须拍马看着上司的脸色行事，不敢有半点造次，为了些许来自官方的认可、表扬、赏赐、恩典感恩戴德涕泪横流活脱脱一副奴才相？从这个意义上说，吃剩饭族比起那些摇唇鼓舌者来还算是正人君子多了，毕竟，他们敢于以自己的存在和行为实现自己的生活期待，而至少在吃剩饭这种行为方面不会遮遮掩掩小心翼翼，不会口是心非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会为日益残破的中国文过饰非歌功颂德，不会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不会将惨不忍睹的现实赤裸裸而恬不知耻地描述成日新月异令人欣喜若狂的人间天堂。

吃剩饭羞辱了谁？以我的经验看，为了活命，我不得不去吃剩饭。虽然我会感到羞辱，但周围（包括后来的媒体报道）都对我吃剩饭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羞辱的更多的并不是吃剩饭者本人，而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

现在的话语权掌握者，一个个都脑满肠肥想入非非，想当然地描摹安排着社会秩序和走向，对类似吃剩饭一族进行着道德判断，而毫无人类最基本的怜悯和同情。这种精英政治制度下的社会存在，实在让人为未来的中国生存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