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专家依赖症

媒体的专家依赖症

                                      2006年10月

何必

昨天，经常坐地铁出行的人们遇到了麻烦……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王宏伟 博士：现在人们包括管理者的公共意识较差，这是很危险的……

这是2006年10月25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一则消息的文字成稿。通常，我采用该节目文稿时，都会将段落和格式进行调整，在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上作些修改。这次将我每天都看到的文稿的真实格式原封不动呈现出来。

在栏目组规定导语只能写一句话时，这个导语却有167个字，如果按照播音语速要花上半分钟念叨。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略。）

显然，这是一条主题先行的报道。这么个选题都是策划于密室的。起源嘛，就是10月21日我根据该节目播出的一条有关地铁隧道中乘客可以看到窗外动漫的“北京地铁列车上能够看到动画啦”，而这样的文字很多节目组里的人看到。本周一早晨，就收到了我称之为“亲爱的老乡”的籍贯同为江苏宜兴的北京网友在我那个数落地铁邮件上的直接回复：“呵呵  今天苹果园和四惠的地铁又分别出事了”。看到这里，我就告知当班制片人（他也能看到我的稿子），地铁动漫那个稿子可以找到第二落脚点了。如此，安排了记者如此这般去做。

记者接到任务后，问我要有关地铁方面安全隐患的资料、数据、观点，然后就问我专家该采访谁？我说应该是公共管理方面的；再问我到哪里去找，我说我已经将专家通讯录放到了主编和制片人电脑的桌面上，可以自己去查。

我有资料癖，几乎所有打过交道的人都能有所记录。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所有采访对象的联系工作都由我来完成，甚至节目通过审查后通知采访对象播出时间的工作也由我来做。这种情况，在以前或者以后我所在的电视节目中也是很少见的。通常情况下，责任编导才懒得通知被采访者节目播出情况，总是弄得对付不住询问。这种起码的职业操守的缺失就是目前中国电视界的真实状况。

到了央视新闻评论部原《央视论坛》，我在时请栏目组相关人员将参与过该节目的嘉宾通讯录复制给我。这个名单在日后的《首经》节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次日，相关采访都已经完成，但专家方面却有了问题。记者打电话到我上午所在的《城市》办公室，告诉我名单上公共管理方面的专家不是直接拒绝采访，就是推脱有事，问我还有没有其他专家资源。我让他找社会学方面的也可以。到了中午，他看到我，说社会学方面的也没找到。

我在该栏目组，很多时候都被当成是专家提供者。经常是什么记者拿到选题后嬉皮笑脸地凑到我的跟前：“潘老师，给提供个专家吧。”而一旦那个通讯录失效后，就又会凑将过来。那些与我比较熟悉的学者，往往会告诉记者，这事让老潘说就没问题呀；或者说老潘认识那么多人，可以找更专业的。这种经历，让我很不自在：往往媒体如此操作，会使得我很没面子。

逼急了，我就会气急败坏地“别着急，等着我给你丫生一个”恶狠狠地回应，然后在办公室里一片哄笑以及“你怎么知道你生的就肯定是专家”之类的挤兑当中不了了之。

我现在所供职的两个栏目，没有一个肯做当时《央视论坛》将编导联络成功的嘉宾的名单、身份和联系方式汇集成栏目资源的工作，总是事到临头才匆忙乱抓。特别是，当流动性很强的编导一旦去职，专家资源也随之而去。

我碰到不少电视节目所需要的专家，不少人都对媒体的操作方式很不认同。其中，原法国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就是其中一个。通常，他会很干脆地拒绝短报道节目的采访。他对我说，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是断章取义，甚至本末倒置，将原本只是作为背景表述当中的某句话居然被当作是其主要观点推出，这种不负责任的采访方式导致学者与媒体关系日益紧张。他对我提起一件事，某中央大报记者前往其办公地点，神气活现地请他撰写一篇稿子，被拒绝后，记者自以为是地告诫他，如果在其报纸上登载会提升知名度，陈兴动怒不可遏地请记者离开办公室，并告诉对付自己并不需要什么知名度。现在很多记者年纪轻轻不知天高地厚，以为掌握着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进行腐败，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我不是什么正常人，所以只能夹起尾巴来，无论对什么采访对象都恭恭敬敬，却也不卑不亢，最后让比如陈兴动、樊纲、王建、温铁军等对我所制作的节目给予了很大支持。陈兴动还特意推荐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前来助阵出镜接受采访。

实际上，电视操作中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很难找到适合电视表达的学者。在我们的教育当中，缺乏公共场合发言的训练，使得很多人一旦到了演播室灯光下和摄像机面前就显得很不自在。我在央视时曾经找到过杨宜勇、杨帆、胡春力作为演播室嘉宾，真到了开机录制，与私下交流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现在《城市》节目中刚刚找清华贾西津谈听证会话题，则是无法将很书面化的内容口语化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有内容的学者可能不善面对镜头，而热衷于面对镜头者则有空虚之嫌。二者兼备者实在太少，在目前的中国电视界属于稀缺动物。

而像陈兴动、樊纲、温铁军等那样适合电视表达者，往往又不会为了乱七八糟每天可能会几十上百家媒体采访弄得乌烟瘴气而耽误了自己的正事，这就给电视采访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难度。

目前，各个电视台都面临着专家资源的困惑。央视新闻评论部不得不自己豢养一些所谓的观察员或者评论员，拾遗补缺当救火队员。那些频率非常高地出现在节目中的所谓专家，大都是自降身价满足于出镜率，从而被学界称作“媒体专家”，也就是媒体所依赖的专家。在《首经》节目中，出镜非常频繁而且什么话题都谈的就像我的母校的现首经贸陈及，也快自毁长城到无人问津了。

实际上，按照首经节目的路数，通常都是新闻主体叙述，街头拦截采访，然后加上个专家点评，就能够凑出来完整的结构。如此，对专家的需求量很大，而又不注意培养和发掘专家资源，才造成了专家方面的捉襟见肘。

开篇节目中，最后不得不找了个什么公共管理方面的博士生，可以看到专家注水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再这么发展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展到随便找个什么人物说两句交差完事。

《首经》当班制片人总是就我在《城市》节目中出镜对调查内容进行评论对我冷嘲热讽，问我为什么不在首经出镜。别的不说，我实在对出镜没有兴趣，一向对到摄像机面前手舞足蹈滔滔不绝的架式不以为然，更愿意待在导播室里对着主持人和嘉宾发号施令以满足我那阴暗的支配欲。

其实，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来不来就要有什么“专家表示”、“专家认为”等路数，很有问题。

这种时时刻刻充斥媒体却根本没有指名道姓语焉不详的所谓“专家”，根本无需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而媒体也乐得将责任推给专家，似乎有了专家的说辞就万事大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连姓甚名谁的专家都不让受众知晓的媒体宣传，就是媒体与专家合谋欺世盗名的阴谋，凸显出对于公众知情权的蔑视和践踏。

目前中国的专家，太多的都已经被利益集团化，成为利益集团、特别是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基本上失去了社会良知和公共利益色彩，沦为资本和权力的走狗和御用捉刀代笔者。很多所谓的专家能够发出比如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改革就必须以下岗工人为代价、效率优先、穷人应该被淘汰、自行车是城市交通拥堵罪魁祸首、没有经济增长情况下的道德毫无意义等等，这种奇谈怪论也充分能够表现当下专家阶层是个什么景象、嘴脸和档次。

而在如许专家当中，也由于代表不同利益集团，而有着立场上严重的分野，各为其主。因此，囫囵到了一言以蔽之的“专家”指称及其观点表达，根本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最多只能是表现了媒体的粗制滥造和自欺欺人。

媒体对于专家的追逐，反映出媒体对于自身立场严重而无处不在的不自信。原本，策划出来的节目已经主题先行，可最终却要找个什么专家来盖棺定论，似乎没有专家的声音就无法使新闻成立、或者节目失去了合法性。这种对专家的追随和顶礼膜拜，才使得中国的媒体很多时候也只能像《中国企业家》和《经济观察报》那样，完成对资本及其代言人的专家寡廉鲜耻的溜须拍马。

媒体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专家情结的背后，则表现出中国精英政治和儒家文化的传统，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掌握话语霸权地位的阶层，主导着所谓的主流方向，要挟国家，绑架政权，致使政府活脱脱蜕变为一个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