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收入充其量就是个婊子

人均收入充其量就是个婊子

                                 2006年9月19日

何必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前8个月北京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35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2%……（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出了偏差。应该去掉高收入，因为高收入虽然人口不多，但收入绝对值非常高，往里一加就把这个水平给提上去了，让大家感觉数字一比，产生了很大的误差。这样看来统计数字的权威性无庸置疑。但有专家之处，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调查方法，所以得出的结果只是一个参考数值，这个平均值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平均数字。物价贵了，很多人表示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够花了，涨工资肯定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涨了工资并不意味着钱多了。样本基本上是覆盖了每个区县的所有街道，两千户，8500居民。”

这个调查是国家统计局调查队联合北京市统计局共同进行的。不成想，这种结果甫一问世，立即招致各方众口一词的质疑乃至抨击。

自从去年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称北京市年人均收入超过26000元之后，人们就在百般揶揄讥讽这类统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人们街谈巷议当中不时发问：我怎么没拿到那么多钱？你统计局给我补差还是怎么的？这背后，体现出这种人均收入的概念与当下的社会状况越来越不相匹配，无法准确描述社会实际情况，甚至成为引发社会不满的新的因素。

这种状况也很是有趣。按理说，一个统计结果的公布，原本应该让社会很是心服口服，引起思索和分析。可当前中国的统计数据却成了千夫所指，承载着人们对社会矛盾宣泄的功能，使得本来一个科学而冰冷的统计数据也变成了人们攻击的靶子，群情激愤口诛笔伐，将日益增加的不满向着这些数据集结并暴躁。

于是，北京市统计局学乖了些许，拉上国家统计局一起来做诸如此类的调查，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滥竽充数，好歹让作为公务员的钱表面上看没白拿，纳税人的银两还是弄出了些个污七八糟的内容。

可这样的结果还是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奚落和嘲笑，更是反映出人们对于统计部门粗制滥造拿着纳税人的钱挥金如土行径的愤懑。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那个倒霉的人均收入上。而这个概念，正是如今当局混淆视听的法宝。用这个概念足以营造一个歌舞升平安定团结的虚幻景象。

将乞丐和亿万富翁的收入放到一起来平均，这样的结果会是个什么样，有多少可信度，会闹出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货色，这应该是为我们心知肚明的。

口口声声说人均收入调查结果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平均值，那么又是什么呢？统计部门对此语焉不详。这种状况让我们想到，只要出现了质疑之声，当局就会出面否认，但却根本无视公众的知情权，不做肯定的公示。比如，说中国大学毕业生有60％处于失业状态，教育部出面否认，但真实情况如何却不作公示；说中国医疗改革基本失败，卫生部出面否认，但改革是否成功却不得而知……

说统计数据的权威性无庸置疑，我怎么就没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呢？2004年10月29日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10月29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统计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介绍，从《统计法》1984年1月1日实施以来，统计活动日益规范，统计事业得到健康发展。但目前在统计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据统计，2001年－2003年，全国立案查处统计违法案件5.92万余件。从近年来全国查处的各类统计违法行为来看，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约占60%。

考虑到中国特色，这位时任局座所给出的统计造假的数据也还是很有保留的，真实状况势必比这严重得多。

问题还不止于此，一些部门随意对外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统计数据，“数出多门、数字打架”频繁出现，让使用者无所适从，损害了中国统计数据的权威性。耕地统计就是一国例证。2004年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是18.5亿亩，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局的农业税计税面积数据则是12.6亿亩，而农业部经营司掌握的农村二轮承包面积则是14.25亿亩。

在一个国家针对自己的耕地面积的测算当中，不同部门之间给出的结果大相径庭到如此地步，这还不叫做货真价实的中国特色么？

所以，说起统计数据的权威性，我实在感觉太不靠谱，而统计部门如此评价，也太恬不知耻了些吧。

再往下看，说60％人口处于收入平均线以下，国家统计局这位官员也实在能够掩人耳目。按照2002年樊纲的说法，中国20万亿金融资产中的8万亿掌握在占总人口6％的人手中。而此后中国社会的变迁情况如何呢？只是从这人均收入上就可以看出来。社会总收入是在上升，但这不过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加速过程，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出改革开放成果享受的轨道，成为制度变迁的牺牲品。最近樊纲表示，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在不断扩大，低收入群体有消费愿望但却没有消费能力。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社会财富总量中的80％掌握在不足5％的人群手中。如此，统计局那种60％人口在平均线下的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如果这个数据变换作比如九成，人们也许还感觉差不多。

那个什么人力资源研究会头面人物给出的统计方式，也是无稽之谈。掐头去尾，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250的最后得分就那么准确？500元以下的人口不做统计，凭什么？难道他们就不是收入人口？同理，几万元以上也不做统计，其理论和实际依据是什么？如此，这更是个不着边际的鸵鸟政策，更会掩盖收入差距的真相。如是，贪官污吏基本上都要被排除在统计口径之外，更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了。

《中国改革》2006年第5期刊登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平衡》的文章中也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评估其成功时，在重点关注GDP的同时还要关注其它几项指标：（1）绿色国民生产净值，要考虑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因素。比如说，即使环境恶化衡量不准，但尽力去衡量总比忽略不顾好；（2）取收入中位数，但不是平均数；（3）不平等指标，如基尼悉数；（4）社会指标，如平均寿命和教育机会，以及这些变量的分布。

所以说，无论是统计局官员，还是兼任学者的政府机构首脑，在糊弄国民方面确实精于此道炉火纯青。

还应该看到，全球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作用越来越小。媒体报道，国际劳工组织的新近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在2005年增长强劲，增长率达到4.3％，但是全球失业率达到了6.3％。（何必注，略。）

但是就在如此情况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根本无视就业问题的严重性，一味在GDP指数上穷追猛打。这种执政方略，慢说社会主义，在当今整个世界上也绝无仅有。

据4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近日亚洲开发银行警告说，亚洲在朝着失业危机发展，可能导致社会崩溃、经济增长率迅速滑落。（何必注，略。）

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中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重化工化，各式各样的重化工项目争先恐后上马，而这类项目属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对于劳动力的排斥作用非常明显。这种工业化初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产业热潮的回流，昭示着最高当局治理能力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中国经济畸形化程度的日益深刻和结构性的病入膏肓。

与此同时，当局放任市场秩序的溃败，导致作为经济的关键部位的第三产业的不断孱弱。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患上了“关节炎”。关节是连结、协调人运动的关键环节。但凡关节炎都是慢性病，如果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最后基本都会引发“绝症”如心脏病。有学者说，现在中国经济有点像全身都得了“关节炎”的人，很多“关节”未得很好的“照料”。从房地产中介到货运代理到金融中介，没有一个中介行业得到市场的“认可”！一些中介带来数百亿的坏账最后却由政府买单，比如“股票中介”。一些中介行业国有的搞不好，还不让市场自己搞。

这就是我们在自由主义倡导服从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安排下的必然归宿。赵磊在“我国主流经济学的三大迷信”一文中分析指出，主流经济学的三大迷信是：（何必注，略。）

2006年3月27日出版《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梁建武“看外国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的文章，其中介绍，国外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类型有3个：（何必注，略。）

上周，曾庆红作为中国党政最高首脑首次公开表态，如果不反腐败就会亡党；此后，吴官正也公开表示，要让贪官倾家荡产身败名裂……

今天的《中国青年报》载文，9月16日在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称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中国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何必注，略。）

……

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们这也信口雌黄叫做什么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在亡党亡国的危险当中，我们的统计部门还是别有用心地套用已经被中国特色的贫富差距弄得灰头土脸的“人均收入”来瞒天过海自欺欺人，靠着这么个概念及其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蛊惑人心惹人耳目，将中国现在的种种劣迹试图消弭殆尽，放任龌龊纵容流弊，指望着通过如此水土不服概念的偷梁换柱来树立贞洁牌坊混淆视听，不仅为绝大多数收入并无增长人群所愤怒，更是让人们看到如今相关部门为了欺世盗名实在已经丧心病狂了。

想想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