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农民工拜物教掩盖国家失灵

警惕农民工拜物教掩盖国家失灵

                             2006年7月22日

何必

据了解，昆玉河附近的工地有十几个，在工地洗澡一次要三块钱，民工舍不得掏，所以大都跑到这里洗澡，但如何制止这种现象，执法部门很是头疼。……（略。）

昆玉河建成才几年，现在已经被糟蹋成什么样了？我曾经在这条河附近租住过，并且经常沿河通行，常常看到那里面冬天凿冰垂钓的、其他时节钓鱼的、洗衣服的、游泳的、洗澡的比比皆是。短短几年，这条河已经经历过了几次兴师动众的清理河道，可没两天河水就又恢复到了腥浑恶臭绿藻杂物七上八下的景象。盛夏晚上到河边纳凉，时不常就有人吃完了西瓜将瓜皮兴冲冲地掷向河水中，而且是一拨接一拨，比赛着看谁能扔得远溅起的水花大，然后男女几个乐不可支吵吵闹闹地在周围人的沉默与无奈之中扬长而去。大概，这时候不能指责路人没有见义勇为吧。

所以，在昆玉河里游野泳或者洗澡，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闻，只不过是将老生常谈的事情拿出来再说一遍。而且，这条消息的来源原本就是几个部门要联手巡查昆玉河而给新闻单位发出的报导邀请。如果没有新闻单位的跟随采访，那几个部门也没有那样的动力和热情去进行那种猫捉老鼠似的游击战执法行动；也就是说，这种执法更多的不是为了整顿治理昆玉河秩序，而是为了通过媒体向社会展示执法部门并没有赋闲清净搜刮劫掠，还是在媒体面前为民办着实事。

但这样的采访中包含了较多的信息，显示出采访者思路没有完全条理清晰。显然，那个带着孩子的人的身份不清楚，冲淡了节目的主题。如果单纯针对农民工，指向会更加明确而具体。

农民工到昆玉河里去洗澡，弄得执法人员也为难起来，抓违法在公共水域洗澡的行为，却话锋一转到了沿河工地没有为农民工提供洗浴条件。最后只能说服教育，并对沿河工地负责人进行提醒。

多么富有人情味的执法过程！多么体现整个城市对农民工的关怀体贴和照顾，凸显出和谐社会的完美图景。明明是针对昆玉河的整理，连带着把沿河工地的负责人都给提醒了，这种执法也算是搂草打兔子一锅烩了，附加值很了不得呀。

可我看了这样的结果，却感觉哭笑不得：这他娘的都哪儿和哪儿啊！

在中国，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乃是尽人皆知的事，昆玉河没多久就成了这副德行，成就着非常典型的“公地悲剧”，也就是我称之为公共场所等公共空间的边缘化贫困化垃圾化。往这昆玉河里撒尿倒垃圾的，并不都是农民工，那些非农民工干了这种勾当，不也只能“说服教育”连个洗浴的借口都没有了？饶着对违法行为一股脑算毬了、非农民工也搭顺风车无所谓了，法律威慑力毁了，却拿农民工说事，执法能力欠缺的账算到了农民工洗浴条件恶劣上来了，农民工成了执法不力的借口和幌子，普天下哪儿有这么执法的？

这两天人们也在热议，北京一些公园免费对游人开放，结果却惹来了公园里面一片混乱，特别是有些农民工衣冠不整占据公园里的长椅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当人们对这种行径进行指责之际，《新京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这种指责搞错了对象，因为农民工平常挤在工棚里苦不堪言，这时候到公园里睡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我看了这样的评论颇有些目瞪口呆。这种本末倒置的说辞怎么会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号称以秉持邵飘萍的《京报》犀利而准确风格的衣钵的报纸的言论当中？

农民工的劳动和生存条件是很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这种事情的解决需要农民工使用单位、劳动监察、公共卫生等企业、政府、社会的相关方面付出努力。但这绝不是说，农民工就可以大模大样地在公园里占据长椅睡觉，也不是说，弱者就有权利独占公共资源为所欲为还不能容他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这就如同说一个贫困者值得同情和声援，但并不意味着这个贫困者就可以无法无天杀人越货一样。

可怕的事情也许并不在于贫困者生存条件的差池（因为这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改变的），而在于社会观照层面上道德的贫困，这将导致社会评价体系的混乱。

通过温家宝为熊德明的丈夫讨薪，中国社会获得了一个新的顶礼膜拜的格式，获得了一个政治化倾向中本质上是个伪命题的道德示范的模本，获得了一个泛神化当中又一个众志成城的起哄对象。

一时间，农民工被抽象化成为一个神坛上的祭品，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化人群，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苦难的最大的承载着，肩负着中国特色的十字架赴汤蹈火一往无前。谁要是敢于对农民工说个“不”字就会招致为富不仁或者嫌贫爱富欺软怕硬惨无人道等等口水洗劫，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看看当下的社会舆论、特别是所谓主流媒体，每逢谈及农民工，都是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倍加呵护，成全着全社会的农民工拜物教。

于是，我们看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打着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旗号干着掩耳盗铃的勾当，一个个脑满肠肥的暴发户刹那间摇身一变开始悲天悯人地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当仁不让充当起了农民工的代言人，完成了对农民工话语权的另类剥夺。

姑且不说作为城里人是否有资格为农民工代言，以及农民工是否需要这样的代言。如此叶公好龙的举动却是对被农民工那些负面行为加害者权利的蔑视，并衍生出更为宽广的违法乱纪。

幸好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到现在依然承受着改革开放的惨痛代价，赤身裸体迎接着形形色色可能的天灾人祸，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媒体说我三无或者五无，反正没房没车没家没业嘛都没有，彻头彻尾一个边缘人，还够不上为富不仁的底蕴，更不会面对富人唯唯诺诺没了脊梁，只是权作弱势群体之间的鸡一嘴鸭一嘴罢了。

应该看到，作为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农民工每个人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追求表现在诸多场合，比如在公交车上疯抢座位而将老弱病残挤到一旁视若无睹，公共场合里赤裸着上身脚放到别人的椅子靠背上若无其事，并排走在马路中间横冲直撞，随地吐痰大小便，餐馆里高谈阔论猜拳行令旁若无人，成群结队打家劫舍谋财害命甚至在黑社会中成为主力……我们当然可以中国特色语境当中所谓“极少数人”来模糊化其中的比例，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连续十几年挥之不去而农民工在其中的贡献率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一直认为，农民工是当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我更认为，当全社会因为温家宝的举动而给予农民工极大的关注之际，却在忽视着另外那些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我还认为，弱势与强势都是相对的和可以转化的，当农民工面对比他们更弱的群体并且胡作非为时，他们就是强势群体的行径了。

而此时，对农民工如此情境里的所作所为进行超乎法律乃至道德的偏袒呵护，不仅有违公正，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社会风气会扩充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乃至国家失灵的领域，给行政不作为寻求遮羞布，通过树立农民工霸权寻求农民工腐败的社会空间，进而将制度供给方面的残缺固化到永远，以利于利益集团将社会不公制度化刚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