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都享受精神病人的待遇吧

咱们都享受精神病人的待遇吧

                               2008年3月14日

何必

3月7日，家住公主岭市的农民工孙亚东在长春站候车室被精神病人拍砖，目前已昏迷7天，……（略。）

这种事情，看上去很离奇吧。

当然，谁也无法证实，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会很大。

不过，似乎更不能说，谁赶上谁就注定活该倒霉。

在公共场合遭遇到这种事，恐怕放到谁那里也不是件好玩的。

从报道中看，受害人的农民工想必没有什么商业保险，也未参加职工医疗保险。至于新农合是不是能够将其在遭遇飞来横祸身体蒙受伤害之际缓解随之而来的经济洗劫，也是让人关注的。

显然，实施伤害者是个精神病人，是个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因而也就很难追究其行为的法律责任。姑且不去探讨什么是不是应该追究其监护人的民事责任，只是想想看，这类精神病人满大街溜达，什么时候施加伤害那可是谁也没法预料的。就此，又得人人自危了不是？

有关精神病人的所作所为，也有着不少的报道。王未名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内容。

2007年05月1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36北京时间 16:36发表

遭破坏的天安门毛泽东画像已被更换

（何必注，略。）

广州狂徒 专刺男人臀部

（何必注，略。）

男子杀死父母 自称吃尸体

（何必注，略。）

而曾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设计者之一、现如今为深圳做研究、去年曾经与我在北京共进晚餐的徐景安，在今年汪洋高调吹拉弹唱解放思想之后，也马不停蹄地写出了深圳应该如何保持在解放思想方面继续在全国打头阵，试图继续占据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其文字当中，也有对目前中国方方面面形势的总体描述。

xujingan@*******

2008年1月23日 13:48

如何解放思想，深圳再当排头兵

如何解放思想.doc

（何必注，略。）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徐景安还是个乐天派，对于让深圳继续在改革开放政策领域独占鳌头情有独钟。虽然不能说这是对特权的恋恋不舍，但试图让深圳保持领先，恐怕并不具有现实性。

去年我与他的交谈当中，对于他的乐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抽象而空洞的新文化、爱国主义、价值观建构、伦理道德规范、等等等等，在现如今的中国，显得很是曲高和寡虚无缥缈。

而文中，他也对中国、以及深圳的精神病以及心理卫生状况表示出来明显的忧心忡忡。

在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整体急转直下的大趋势下，中国精神病人所面临的局势就更加悲惨。从精神病人的医疗卫生待遇来说，医患人数比很是不当，专业精神病医护人员与国际上相比，仅为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的精神病人日趋险恶的生存状态。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想发生开篇那样对任何人都是无法接受的突如其来的伤害的话，那么，监护人将精神病人进行看护，就成为最为经济而安全的社会（注意，并不是个人或者家庭）选择。但是，真到了如此地步，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呢？洋鬼子对此有着絮絮叨叨。

精神病人的囚徒生活

（何必注，略。）

看到如此情状，恐怕人们就不会对精神病人的生存状况不以为然了吧。

其实，在发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纲、后来必然演变为以钱为纲的总路线指引下，中国走上了全民腐败的道路，利令智昏，唯利是图。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走上了所谓市场化道路，在精神病人的医疗方面，也莫不如此。

脑手术治疗精神病在中国大行其道

（何必注，略。）

嘿嘿。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部队医院，还是地方医院，都是孔方兄至上，宰人谋财没商量吧。

这些天，我卧床不起，就是因为老毛病腰椎间盘又犯了。友人推荐部队的北京466医院号称有治疗椎间盘的最新妙招。我却选择了还是凑合活着。实际上，我是亲身经历过部队医院是如何宰人的。我在去年国庆节期间，曾经写过文字，引用我在2002年国庆节期间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做手术的前前后后的记述。

在全世界都对精神病人做手术方面谨小慎微的时候，中国却对给精神病人做手术争先恐后一往无前。其中的含义，恐怕实在让人毛骨悚然。

于是乎，我们看到，精神病人遭殃，不管他们是被囚禁在家里，还是被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反正几乎都是惨不忍睹；而开篇那个遭受精神病人伤害的无辜的农民工，就更是飞来横祸。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生存环境会是这样？

无论对于精神病人来说，还是对于理论上可能遭遇精神病人伤害的所有在中国的人们来说，为什么公共安全局势会是如此恶劣？

当然不能说，精神病人出现行为异常只是发生在中国，精神病人犯病发作，全世界概莫能外。

问题是，现如今中国精神病人在人口中占比居高不下并且节节攀升，反映出中国人心理卫生状况的江河日下，人人岌岌可危。

最新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人口的幸福感指数最高，但有趣的是，中国自杀人口当中，农村妇女占比最高。这恐怕给如此调查兜头一棒吧。

资料显示，城市白领当中，有心理问题者超过半数。于是，一方面，他们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过劳死的不堪重负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他们的心理卫生状况又处于被置若罔闻的地位，任凭顺其自然地生老病死。

无论是精神病人，还是其他人，从法律上说，都是公民，都应该受到权利的维护。

中国人的纳税数额，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这已经是坊间达成的共识。那么，衙门收取了如此的苛捐杂税，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公共安全环境呢？

如果精神病人对他人施加伤害，这种意外事故，自然不应该在市场化名义下悉数交由商业保险来作为规避风险的手段，既然收取了纳税人巨额的税负，衙门就义不容辞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维护公共秩序、并且为由于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的缺失而进行补偿乃至赔偿。

开篇当中，衙门拿出钱来为受到精神病人伤害的农民工进行资助，这是在媒体报道此事后的行为。事实上，遭遇到精神病人伤害者大有人在。如果衙门悉数如此这般资助，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媒体、或者说在公众面前作秀，也可以说是如此资助举动的解读。

比如，那一万元的政策与法律依据如何？为什么就是整整齐齐的一万元？为什么就要援引新农合的政策救济？

那么，其他同样遭遇到精神病人、乃至类似交通事故、被携带狂犬病病毒的流浪动物咬伤（我曾经专门就此写过“狗日的中国”）、被无处不在的拉链工程弄得不留神翻身掉进坑里、天灾人祸等意外伤害者，是不是也能够获得如此的救济？

而另一边，精神病人们的待遇又从何得到改善？精神病人的权益有如何得到维护？

说穿了，这又是个改革开放的评价问题。

从2003年（注意，这个年份是委府更迭之后的第一年）建设部起草、由国务院发布的18号文件当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口惠而实不至，或者是北京人通常所谓“口儿犯”了。实际上，改革开放一直就是国民福利迅速倒退、财富迅速向官方语境当中习惯于使用的所谓“一小撮”、“极少数人”手里集中的过程。

这个过程，从来没有过任何改变。

而至今，变本加厉着。

所以嘛，现如今的中国，无论精神病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绝大多数”都是命中注定的弱者。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都是精神病人的待遇，恐怕也未尝不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