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率不可能掉下来

通胀率不可能掉下来

                                        2008年1月8日

何必

沪上饮料行业近三年来首次出现较大规模的涨价……（略。）

哈哈。

价格就这么开始普遍地、全面地、没有死角地、大规模地涨上去了吧。

咱每天也得居家过日子，对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价格也是很关注的。咱很爱吃豆腐（怎么理解都行），去年年初，新出锅的豆腐还是一块钱一块，到了春夏之交就成为了1.2元一块；而到了秋季，已经是每块一块五，而到了年底呢？一块八啦。

啤酒呢？在北京的人都知道，瓶换的啤酒，原本是一块五一瓶，去年秋季上涨到了一块八，现在已经又涨到两块钱啦。

豆腐涨，啤酒涨，猪肉涨，粮食涨，成品油涨，住房价格涨，水电也要涨……

也就是说，衣食住行全面涨价。

就这样，张维迎还说，中国的大学就是因为价格不够高才搞不好；茅于轼也跟着凑热闹，说中国的大学应该提高收费。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连人家最高委府，都在表面上将应付通货膨胀，当作今年的头等大事。

虽然，俺前天那篇写反腐败的文字，又非常荣幸地被博客给删除了，让咱又体会了一把所谓的公民四权。

这物价都涨成了这样，不管是国家发改委，还是统计局，那些人模狗样的“专家学者”还是铁嘴钢牙臊么搭眼地声称，物价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属于正常，是什么“结构性”的。

奶奶的，看这帮子主儿就气不打一处来。浑身使劲想着郭德纲说的“要是没有法律管着我早打死他了”！

对于这种口口声声“结构性”通胀，周其仁的说法倒是一语中的。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何必注，略。）

周其仁的结论是，就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通胀。他认为，那些贼眉鼠眼的紫专家学者们所谓“结构性”通胀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纯属空穴来风。

其实，没有涨的物品还真有。比如收入，比如废品收购。换句话说，凡是咱们往外掏钱时，面临的都是涨价，而要给咱钱时，却死皮赖脸不肯动弹。

到了现如今，人们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改了一半，而且改得面目全非。咱们都知道，改革的具体称谓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好改的都改了，不好改的，就夯不浪全都算作是改革的硬骨头，交给改革攻坚年就万事大吉了。这改革攻坚年存在了多少年？怎么着也得十几年了吧。古今中外，谁听说过，攻坚年会持续十几年的？这也充分暴露出，改革自身的合法性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了吧。

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不如朱镕基时代那么吃香，人们对经济学家的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日益凶猛。经济学家光是从均衡和边际效益分析，再加上来不来就产权清晰和路径依赖，弄出些个精密的模型来吓唬咱这等五个手指头之外的数都闹不清楚的社会最底层分子，花费了好大的纳税人的钱，鼓捣出佶屈聱牙的玩意儿来，结论却让人笑掉大牙。

所以，伴随着被称之为“财经系”的1990年代的完结，以及人们称作“宪政系”（也有人认为是“社会系”）时代的来临，经济学家们放下经济学著作，转而阅读法律以及政治方面著作的越来越多。

从经济学角度看，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外依存度节节攀升、负利率、人民币估值过低、外部性成本过低、等等，都是造成通胀的直接原因。特别是，人民币升值缓慢，让国内通胀压力急遽增加。这些听起来都是不错的。

但问题是，经济学家甚嚣尘上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还是光从经济学原理方面入手，有着周其仁形容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得过且过和击鼓传花。

今天的消息说，中国各行各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了六倍。这说明了什么？虽然咱成天到晚听着什么和谐社会执政为民，那都是有名无实的口号，逗你玩儿的。真正的现实是，就在本届委府的印把子里，贫富差距才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咱们看到，这些年宏观调控不可谓不频繁吧，国务院那么多部委局办，三天两头出台措施，左一个联合执法，右一个红头文件，上午这个部门严厉于通知，下午那个部门正色于规定，气势汹汹张牙舞爪，但结果怎么样？只要看看房价、以及通胀水平就知道啦。

1988年开始的价格闯关，造成了大规模的通胀，通胀率接近30%。这也是直接引发了1989年六四风波的经济背景原因。但是，记吃不记打的中国人，现在对于当时的情形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当前的物价几乎全方位上涨，却引起了空前的恐慌，毕竟，现在的中国社会对于风吹草动的容忍阈值在急遽下降，当局采取的扼杀社会的路线，使得中国社会自我修复、自我维持、自我试错、自我调节的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同时，与1989年相比，一方面，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质疑的规模与深度要严重得多，使得物价变动很容易与改革开放成果日益被少数人占有的结果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技术手段，又使得信息封锁的难度日趋增加，类似厦门PX事件以及北京天通苑设置地铁站事件，都让当局对现代化技术手段状态下的统治倍感艰难。孙志刚事件经过网络传播，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溘然作古，也昭示出现代化技术手段对于统治效能的尖锐挑战。在如此制度背景下，现在的通胀就更加意味深长。

为什么会有如此通胀？

咱就看看这样的数据吧。按照社科院张宇燕的测算，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80%；25年间，中国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到现在，中国行政开支已经占到了财政开支的近一半；中国公费医疗开支的80%都用于全国800万公务员，其中，大部分又花在了40万长期占据高干病房的干部；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世界排名第三；中国医疗公平性在全世界倒数第四；2006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指出，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他说：“我们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但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就讲不过去了。”……

别忘了，咱可是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说，但凡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幅模样的话，那也真是中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原因，强取豪夺国富民穷呗。

现在，无官不贪吧。凡是贪官污吏锒铛入狱，涉及到的贪污受贿数额都大到了让咱这等几块钱都得捂得变味儿的穷酸相的主儿听着就哆嗦的地步。动辄几千万上亿的查实额度，以及数额更大的“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的财富，也就告诉咱们，为什么通胀会如此居高不下而且愈演愈烈了。

老郎（咸平）做出的推算是什么？我们吃每一顿饭，都要向腐败支付约20%的费用。这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只要在中国国内消费，就必须为中国的腐败买单。

腐败无处不在，买单就得旷日持久。

而且，中国法律别有用心地规定，必须是不正当利益，而这种利益还是物质利益，可米国人来不来就说“可核查”的。但问题是，腐败的界定，原本不是如此。国际上对于腐败的定义说，是掌握公权力者凭借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什么叫做非物质利益呢？比如行政不作为，比如为了乌纱帽而采取的集体领导方式，比如将责任法偷梁换柱为救济法，比如招牌挂、比如开征税种，比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人每天500元的伙食标准……

如果真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界定腐败的话，那么不用说，中国的所有官员都要被斩尽杀绝了。

这哪儿是官僚体系能够容忍得了的？

即使是中南海，拿这群官僚体系也没辙。毕竟，还要靠着他们丫上传下达，执行指令。实在把中南海惹急了，拽出俩贪官污吏“借汝项上人头一用”杀一儆百，可到头来还不得不依靠官僚体系这种中国对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发明。

官僚体系欺上瞒下，成为中南海与社会之间横亘其中且冥顽不灵的货色，侵吞蚕食着日益庞大的国民财富，以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从政治文化、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方面，呈现出巨大而残忍的倒退和萎缩，却在不断扩充的体系之际，形成了日益刚性化的支出，造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官僚体系维持成本，使得中国豢养贪官污吏的开支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并且，随着权力约束机制的形同虚设，权力扩张的态势愈演愈烈，强取豪夺，公权力剥夺私权利的情况就只能加强不会减弱，这是中南海也咬牙切齿但却无能为力的。

如此这般，咱们也就知道，为什么通胀会如此暴风骤雨般地仓皇而来。要知道，这还仅仅是经过官方加工过了的通胀数据，并且是在类似住房价格等都没有计算进去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通胀状况。实际上，以我们自身对于周边物价水平的判断，那才是最准确的。

实际上，咱们所遭遇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时时刻刻要全国人民为无处不在的腐败买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