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国有企业终于要给咱们分红啦

咱们的国有企业终于要给咱们分红啦

                        2007年12月12日

何必

中国财政部周二公布消息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已经正式发布……（略。）

这则消息后面，还“买一赠一”地附带了如此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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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央企明年起向国家上交10%利润

财政部出台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

嘿嘿。

国有企业分红问题，终于水落石出，这恐怕让清华大学崔之元最为兴高采烈了。

果不其然。今天早晨一打开电脑，就看到崔之元（群）发来的邮件当中，有两封都与此有关。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12日 7:44

央企今年利润近万亿

央企今年利润近万亿 国资一年赚一个“中石油”

（何必注，略。）

另外一封，内容就是我开篇引用的内容。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12日 9:10

东宾转发政策课: 财政部明确央企向国家分红比例

我与崔之元，至今未曾谋面，但却神交已久。他被分门别类在中国新左派阵营当中，但他与同样被置于该阵营当中的王绍光等一样，都是很有道义地将能够看到的有价值的内容发给通讯录当中的人们共享。仅仅在这一点上，那些自由派或者右派们，就望尘莫及了。或许可以说，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才是自由派们的为人处世原则，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无论是彼此之间还是与外界都不会进行资源共享，认为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可能是因为上海王炼利大姐最近到北京、并且应邀到清华讲课的缘故，这位大姐可能将我的过去对崔之元说了，因此我注意到，崔之元前两天专门（群）发了有关我的经历的内容邮件。（此事于此不赘，另当别论。）

其实，在与崔之元进行网络交往之前，我就对此人有过关注。最早应该是我2002年在央视做节目时，结识了号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杨帆，他签名赠给我了他主编的书，其中就有崔之元的文章。后来，我还看到，媒体上刊登的“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市场经济中的公有资产与全民分红”为题的内容：

“社会分红”是米德“自由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二个特征。（何必注，略。）

实际上，对于“社会分红”的作用，我并不是收到崔之元的启发，而是在我的另一个朋友、在挪威结识的当时作为民政部干部管理学院教授、现在则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宾博士给我发来的文章中领教的。徐月宾并没有提及米德的社会分红概念，但是却用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分析，表述了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性欠缺，这种救急不救穷的方式，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本的巨大摧残。徐月宾认为，在制度设计层面上，通过提高国家对于社会上每一个家庭的投入，远不是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会制造懒汉，恰恰相反，会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相应的国民经济能力。我以前多次引用过曾经与我多次喝酒的徐月宾的“豪言壮语”，《新京报》评论部的朋友看到，特意问我徐月宾的联系方式。大概，无论徐月宾本人，还是外界，都没有界定他自己到底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但是，他的观点，却的的确确别具一格。

我经常能够收到身在加拿大的李宪源（群）发来的邮件。在其中我看到，国内外通常的看法是，在1990年代，最时髦的是将自己放到自由派的立场上，而到了新世纪，情况则发生了颠倒，是新左派逐渐占据了上风。杨帆当时与我（以及节目组）交谈时，希望我们（所在的央视节目组）能够给“非主流”们更多的话语权。实际上，能够找到杨帆，拜中国宏观经济基金会王建、杨大侃的撮合。这二位是我目前见到的仅有的我认为独立于结党营私派别之争外面的、能够与左右两派都很亲密无间的人。

虽然秦晖最近说到，左右两派有着交差的迹象，右派（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外）也在关注公平，而左派也在注意市场的作用。但是，我却看到，右派阵营当中的极端分子们还是不依不饶地要厘清与左派的界线，反映出现如今中国特色与时俱进的党同伐异的恶劣情结。

如此，当局在政策设计方面就显得在左右上的摇摆不定，进退两难。实际上，十七大对于左右两派的安抚，各打五十大板，既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的方针（右派立场），又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左派立场），就表现出委府的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

而涉及到国有企业分红，多才多艺的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也有过建言，并（群）发，我收到过他的邮件。

关于分拆垄断企业、提高资源税标准、取消“税后利润不上缴”规定的建议书

（何必注，略。）

应该说，胡星斗所提及的内容，与崔之元反复强调的米德的社会分红，还不是一回事。国有企业分红，与社会分红之间，毕竟还有着天壤之别。

多年的朋友许峥，给我发来了也曾经参与我央视节目的樊纲对此的触及。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国有企业在获得利润后没有向政府分红正成为我国目前储蓄高额增长、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何必注，略。）

樊纲涉及的企业存款大幅增长，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中国现如今流动性泛滥的主要因素。虽然，有分析认为，世界银行高估了中国企业的盈利（单伟建），不过，中国企业盈利的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又以国有企业为排头兵。

自从2004年郎咸平一骑绝尘单枪匹马挑战国有企业改制、让内地所有经济学家无地自容、并使得国有企业改制进程放缓以来，国有企业就一直处于社会关注的风口浪尖上。张维迎那种卖光理论，让自由派们不得不为其擦屁股，非常难堪地维持着自由派形同虚设的整齐划一。而人们也幸灾乐祸地看到，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病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改善，自由派所谓“所有者缺位”的毛病依然根深蒂固，他们一针见血指出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错位状况也与国有企业的败坏相得益彰。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强势利益集团对国民财富强取豪夺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改制的停滞成为国有企业对于国民的利益的偷鸡摸狗，这恐怕也是老郎（咸平）始料未及的。

而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分红，媒体也早就提出了对此的忧心忡忡。许峥发来的内容当中，就有所微词：

国企分红盛宴背后的隐忧

（何必注，略。）

……

可以说，这些问题，触及到了国有企业分红制度供给方面的软肋。而这恰恰是现如今的委府最无能为力的地方，或者说，是委府最不愿意碰到的领域。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国最为敏感但又最为尾大不掉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我还是想喋喋不休的是，今年是个非常有趣的年头。为什么这么说？今年是所谓新中国成立的58周年。可这58年，却被分作两段，前29年和后29年。前29年，从1949年到1978年，其中还包括被后来定义为“十年动乱”的文革；后29年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我们用了29年，去“改革”前29年（实际上不过19年）的体制，而且，到现在来看，这种改革遥遥无期，社会转型成为常态，利益集团将改革这种过程固化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制度类型，并据此恭候着中国的土崩瓦解。

到了现在，人们意识到，所谓的改革开放，在其方方面面的规定性上，完全演变为“集体领导”班子的长官意志的体现，并且强化出“一朝君子一朝臣”的特色，比如涉及到改革开放总路线上，就有着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纲，到了后来又转变为坊间称作“以钱为纲”，以及到现在表面上煞有介事的“公平正义”为纲的所谓“和谐社会”精神原则。

可以说，改革开放本身已经成为尽人可夫的婊子，所有权力人物都可以借着改革开放的名义往其中填充自己的私家情调。至少，谁也无法确认的是，未来的十年（如果中国社会还能够幸免于难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会弄出什么让人莫名其妙的新鲜花样来。

因此，社会上也就众口一词道，国有企业分红机制，也会演变为冼岩所谓的“分肥”。

（说句题外话，以上我指名道姓的所有这些人，都能够收到收到我每天一篇这等垃圾文字。还是要老生常谈的是，随着我发送这类文字通讯录的变化，我发送邮件的工作量日益加大。如果列位当中谁要是不愿意看此类文字，告诉我，我将不再发送这种我自己称之为“广播电台”、《南方周末》编辑称之为“一个人的报纸”的货色。）

许峥发来的相关内容：

向大国企收红利？易说不易行

（何必注，略。）

……

今天的消息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国有企业长春第一汽车集团的竺延风出任吉林省副省长。这种国有企业首脑的官员化，也就表明了国有企业究竟能够对谁负责的尴尬状况。实际上，消费者或者社会，根本不在国有企业的视野之内；而国有企业的所谓“社会责任”，更是被跑到九霄云外。

许峥发来的内容还有。

国企分红：警惕公众被“忽悠”

（何必注，略。）

……

涉及到国有企业分红，凸显出国务院各个部委局办争权夺利的局面。财政部与国资委对于分红权打得不可开交。而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分红竟然没有让全国人大介入，连这种走过场的花拳绣腿都懒得作，就可以看出，这种分红不过又是一次强势利益集团对于国民财富的掠夺而已。

咱也别说什么“没有程序上的正义就不可能有实体正义”，或者“迟来的正义非正义”等等陈词滥调。在现如今的中国，无论什么样的正义，只要能够出现，就真的让人谢天谢地了，管丫挺的什么程序还是实体、什么及时或者迟来的。

我真想知道，作为米德“社会分红”概念在中国的引入和高谈阔论者，崔之元对于如此状况会有着什么样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