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农民工提供经济适用房之荒唐

向农民工提供经济适用房之荒唐

                             2007年11月4日

何必

对在城市工作时间长、贡献突出的农民工劳动模范、技术骨干等可有资格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略。）

人家甘肃省还真是切实为了农民工利益考虑，专门召开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不用说，这种有29家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又是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会议，领导人在主席台正襟危坐，下面的与会者做俯首帖耳的聆听状。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刚刚面世的新报就因为历数了中国各种官方会议的几大特色，采用了网上对会议的调侃，而被取缔撤销寿终正寝的。

上个月召开的那个什么会议，光是参会代表每天的伙食标准，就达到500元的水平，让人知道在中国当官是很有好处的。什么人一天能够吃掉500元的食品？想必，西部属于中国贫困地区，甘肃省这个农民工工作会议上的伙食标准应该比不上北京的什么会议，但也差不到哪儿去。真是说与会者在会场外面吃喝嫖赌，那也应当是财政买单的。要不然，中国的公款吃喝怎么就会超过中国财政支出在教育和医疗的总和、甚至超过中国军费开支3500亿元的规模，达到赫赫5000亿的水平呢。也就是说，光是中国贪官污吏们每年吃掉的，相当于中国财政支出在教育、医疗方面的全部，或者吃掉中国的全部国防投入。

尽管如此，人家甘肃省还是为农民工着想，假模假式地勾勒出了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框架。

自从2003年温家宝应四川农民工的老婆熊德明的恳求为其丈夫讨要会工钱（这种由总理为农民工讨要工钱的举动本身就很值得思忖，四川省所有衙门竟然没有一个能够确保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最终还是得有总理来完成，也算是中国地方委府失灵的真实写照）以来，上行下效，农民工权益保护就成为中国官场上的一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药方，各地在政治作秀时，莫不将农民工拿到祭台上说事，而国务院部委局办们也竞相把农民工当作道具，连中国的学者也用农民工当作幌子。一时间，农民工成为洛阳纸贵奇货可居的宝贝。媒体上也寡廉鲜耻地将农民工奉若神明，形成着有关农民工的话语霸权，似乎，农民工忌讳也甚嚣尘上。谁要是敢说农民工一个不字，就会招致排山倒海的口诛笔伐，甚至颇有中国特色网络语言还没两句话就祖宗八辈一个都不能少地开骂的风范。

官产学媒联手打造的农民工幻象，就这么冉冉升起。

但是，官产学媒们恐怕鲜有像老潘俺这等每天挤公交车出行的。在举世闻名的被称之为农民工专线的北京三环主路上的300路公交车上，咱旷日持久地与农民工兄弟们亲密无间，太知道他们丫的德行样了。与老年人争抢座位，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蓬头垢面，污言秽语，蛮不讲理，大包小包旁若无人地放置在通道中央，然后若无其事地往上面一坐，直勾勾地盯着青年女子看，来不来就大打出手，身上的味道浓重到了很远就能够熏得人死去活来……

我真是想，那些农民工拜物教者们也把300路当成主要的出行方式，好好体会可爱的农民工究竟是如何与时俱进的，再来为农民工的公平正义说三道四，或许更为地道些。

或许人们可以说，这是制度造成的，是委府公共服务缺位、黑心老板劳动福利形同虚设、职业培训不力、公共卫生设施供给不足、等等，但还是无法解决，那些刚刚从向来没有人行道或者场院中遵守交通规则意识的广阔天地进城的农民工来说，如何在行为方式上也能够适应城市化的要求。北京治理城中村也算是经年累月了，可到现在，农民工们随地大小便到处泼洒脏水愈演愈烈，使得所有北京人都能够看到，城市是如何变成乡村的，或者说，逆城市化是如何如火如荼地上演的。

当农民工被奉若神明之际，其他群体就成为被忽视的对象。咱真是盼望着，什么时候温家宝再到城市贫困家庭去探望，然后也有个什么胆大妄为的家伙对着总理提出什么恳求，让媒体狠狠炒作一把，让城市贫困家庭也成为掌上明珠；或者，温家宝到农村视察，也有农村家庭如此这般，弄出来个农村贫困人口的轰轰烈烈。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农民工抱着敌视的态度。准确地形容应该是，同样作为社会最底层分子，农民工不应该被神圣化，公平正义意味着所有弱势群体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关注。

不过，可以注意到的是，现如今媒体上已经很少使用“弱势群体”这个词汇，原因就在于，中国官方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弱势群体。这也是个掩耳盗铃之术、以及明火执仗的强盗逻辑吧。

说到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的相关报道。

2007年05月0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35北京时间 14:35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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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安全和职业健康状况堪忧

（何必注，略。）

中国劳动安全状况之差，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官商勾结里通外国，齐心协力对中国劳动者的劫掠，也真是达到了人类的新高程。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更是其中的重灾区。到现在，为农民工讨要工钱，已经成为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地方委府面临年终总结之际，发起替农民工维权（而不是农民工自己维权）的声势浩大像雄起那般坚挺的运动，以为政绩报告增光添彩。自然，这种坚挺无法持久，迅速萎缩疲软，新一轮对农民工的劫掠卷土重来，如此循环往复，中国就获得了所谓螺旋式的狡猾的升迁。

《新京报》曾经发表评论认为，农民工权利主张需组织化基础。农民工群体尽管有表达利益诉求的强烈愿望，却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手段和能力，而无法实施有效的权益表达。如果他们中产生的参政议政的代表委员缺乏社会影响力，缺乏能够交流、协商、实现统一意志表达的组织支持，其松散的吁求将难以转化为建设性的声音。

但这是可能的吗？如今有两种表现值得关注。其一，全国总工会力主在农民工所在企业建立工会组织，这是全总扩大势力范围的举措。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工会组织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在劳资双方关系方面屁股究竟坐在哪一边，这恐怕不用过多讨论。因此，通过建立工会方式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和利益表达强度，应该是痴人说梦。其二，穷山恶水出刁民的河南省，率先采用农民工代表直接参与农民工维权领域的司法救济活动，让农民工代表进入涉及农民工权益案件审理的合议庭。这种制度创新也被指为培养农民工工贼，同时更是由于农民工作为合议庭成员使得案件审判失去了公正性。

在各级权力机构当中，农民工鲜有自己的代表。现如今两亿农民工，但是无论在党政机关还是人大政协里面，他们的代表杳无踪迹。即使有那么一个半个的，也是与工贼毫无区分的品种。

王未名发BBC报道。

2007年05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50北京时间 18:50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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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增长背后的中国

（何必注，略。）

而农民工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成为一个很值得品味的现象。去年媒体报道，乌鲁木齐市公布一份对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观念正发生三大变化：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调查显示，外出农民工正值青壮年，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他们思想活跃，向往城市生活，有强烈的外出就业冲动，也较容易适应现代工业生产要求。60％的被调查者选择在城市发展定居。81.44％的被调查者表示能够适应或比较适应城市生活。他们中不少人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关注度已超出了讨薪、就业等基本生存问题的关注。

城里人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农民工权利问题。这应该让权力们焦头烂额了。

同样为西部，甘肃省现在就出台了专门为农民工办实事的举措。

可是，从经济适用房政策设计的初衷来说，是为了解决城市户籍人口当中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需求，并不是提供给非户籍人口群体的。在这里，有关户籍制度及其所带来的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并不在讨论范围里面，只能作为一个既成的制度环境。而在给定的制度条件下，如何突破政策限制，将原本为本地户籍人口和纳税人提供的保障性住房，让作为外来人口的农民工享用，这就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如果说，经济适用房不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那或许还好办些，总量供应充足，即使不考虑政策限制问题，拿出一部分经济适用房提供给农民工，似乎也未尝不可。但众所周知，经济适用房供应严重紧缺，连最早实施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北京，到现在人们只要听说哪儿有经济适用房即将发售，就算是捕风捉影的谣言，也会让男女老少风雨无阻地在发售地界儿风餐露宿。而最近，武汉市经济适用房发售，竟然采取了摇号这种带有很强博彩性质的方式，并且在官方界定的贫困家庭可以连续参与摇号两次的自欺欺人做法。这些现象都表明，经济适用房在全国范围都处于何等供不应求的局面。

如此情况下，将原本紧缺的经济适用房当中切分出一块来，提供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会对本地居民在经济适用房购买上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应该是不难预测的。这样，说甘肃省向农民工提供经济适用房的制度设计，就是在人为制造本地人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也并不为过吧。

这并不是说，农民工的住房条件改善和住房需求的满足理所当然地应该位于本地人之后。大背景是，委府在揽权卸责的情况下，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撤退，以市场化名义将社会保障职能悉数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才导致了本地人与农民工之间在经济适用房购买和使用方面的势不两立。

甘肃省提出的政策是，把经济适用房提供给农民工当中的劳动模范和技术骨干，这又是个培养农民工群体里面工贼的做法。

有关劳动模范制度，社会上有着太多的争议。像姚明成为全国劳模，就被坊间指责为，姚明享受着NBA提供的高薪、巨额的广告收入，还在国内拥有着具有特权性质的政治待遇，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格局。这种劳动模范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原本就带有明显的等级森严成分，并且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而在中国现实情况里，资源向公共人物聚集的效应日益明显，人为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制度性条件。

农民工劳模、技术骨干的评定标准，掌握在官方手里，因此也就形成了设寻租的制度空间。这种由官方评判劳动者优劣及其所能够得到政治待遇的做法，本身就有着极为强烈的随意性和巨大的自由裁量权游刃有余的回旋余地。是否成为农民工里的劳模，也就成为农民工可以溜须拍马甚至向贪官污吏行贿的重要动因。

同时，这种政策本身，更有着在农民工群体当中也进行等级森严的区别之嫌。通过在农民工群体里按照什么标准区分为三六九等的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分化瓦解，使得原本就是一盘散沙的农民工群体为了政治待遇而不共戴天，也算是甘肃省方面的险恶用心吧。

向农民工劳模和技术骨干提供经济适用房的方式，会强化农民工争夺有限政治待遇资源的动机与行为，使得农民工分化进程变得更加残酷。考虑到在农民工群体外部，本地人也会因为经济适用房购买难度加大而对农民工敌视的增强，因此可以说，甘肃省的如此制度创新，根本就是个狼心狗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