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箱包子馅儿事件或将我打入冷宫

纸箱包子馅儿事件或将我打入冷宫

                           2007年7月22日

何必

民间怀疑：到底包子假还是新闻假？中国政府面对公信危机

●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轰动一时的“纸馅包子假新闻”，随着北京电视台七人受过，其中三名主任、制片人被撤职，假新闻“编导”訾北佳及“演员”等六人被刑事拘留而告盖棺定论。不过，民间社会冒出对“假新闻”一说的怀疑，却反映了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公众信任危机。

在本月18日官方宣布纸馅包子纯属捏造的同时，另一种民间说法也在酝酿。

有老百姓相信，近期中国因食品安全纠纷而与西方国家闹得不可开交，有关部门为了挽救国家形象，把不适时爆出的纸馅包子新闻，作假说成是“假新闻”。

在网络上一片议论纷纷中，不乏“坚决不相信是假新闻”的跟帖。

“中华网社区”上一自称吃过“纸馅饺子”的网民坚称，即使当初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是记者用DV机自编自导的产品，但纸箱做肉馅的方法，不可能是记者自己发明的，而是他将听说的方法做实验拍出来。

也有民众撰写博客文章，认为虽然北京市工商、食品安全部门迅速组织执法人员，每天对北京早点市场进行彻底检查，结果均没有发现存在“纸馅包子”，但是“没有发现，当然不足以证明过去没有。”

这篇博客文章又说：“连天津市高级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那样的高官都不能让人信任，工商行政、食品安全部门的事后检查会是什么效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长期在中国直辖市天津掌管当地司法的李宝金，是去年中纪委反腐行动中被查处，涉嫌受贿数百万人民币（100人民币约20新元）的高官，去年底被开除中共党籍。

在网络世界外，北京市民一般对纸馅包子新闻在问世10天内由真到假的巨变，很多是感到诧异和不解。

语文教授陈文海受访时说：“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小商铺卖的包子，我以后尽量不吃。”他坦言，在当局宣布“纸馅包子”是假新闻以前，他也对纸馅包子的存在确信不疑。

反思的应是国家质监部门

评论界则认为，这起事件中应该反思的是国家的质量监管部门，由于他们缺乏主动自发精神，丧失社会公信力，才造成假食品等重大问题先由媒体曝光才由有关部门查处，在中国成为一种惯例。

当肇事的北京电视台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就有民间学者为媒体因假新闻过失即背负上“严重败坏国家名声”、“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严厉批评而为北京电视台说话。

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学者王晓渔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文章《请像对待假新闻一样对待假食品》就批评道：“假食品的危害性要大于假新闻。其他各种职能部门，在假食品出现之后，往往认为与己无关，因此按兵不动，在假新闻出现之后却高调介入、声色俱厉，大有此一时彼一时之势。”

不过，在公开评论文章里和访问中，多数人仍然是接受纸馅包子是假新闻的说法。

北京出租车司机袁姓司机受访时说，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政府不会再冒这么大的风险，硬把媒体发现真实的情况说成是假新闻。

　　他也反问道：“现在哪有官员愿意把这种政治风险转移到自己身上？”

（2007年7月2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规律性地，每周的这一天我是注定无法收到节目组的稿子。

而且，目前看来，这种不给我及时发稿子（当然，其他地方也同时无法收到群发的稿子）的情况愈演愈烈，已经发展到每周已经会有三天以上不给稿子的进程。往往都是在某一天会一下子收到几天的东西。不知道，再这么下去，会不会一周只是在一天集中将七日的稿件一次性给付。

目前整个北京台陷入了纸箱包子馅儿风波的整肃之中，所有负面报道在实际上全部取消，变成了清一水儿的歌功颂德节目。

现在，对于这个事件的准确定性，恐怕难以进行。从现在公开了的相关信息看，该事件肇事者制作节目的灵感来源并非是闭门造车突然间心有灵犀，而是来源于观众提供的线索。换言之，即使是官方，也没有否认观众提供线索这样的细节，也就证实了这个节目而不是涉案者自始至终“自编自导自演”。这就是说，观众提供线索的真实性是记者调查的对象。简言之，工商部门没有查实纸箱包子馅儿，并不等于北京不存在纸箱包子馅儿。可能性无非是，要么是观众异想天开，要么是纸箱包子馅儿确实存在，只不过工商部门没找到。当然，也不排除工商部门即使查到了也密不示人的可能性。

因为制作“假新闻”而被刑事拘留，这种做法还是很少见。其实，以我经年累月作为新闻界里的混混儿的经历，随便哪天打开报刊广电，其中的假新闻无处不在，还别说我一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闻，而只有宣传，所有的貌似新闻的货色都是经过宣传部门恩准的，或者说是宣传部门为了维持委府的需要而向公众传播的信息，这种信息是经过了严密的筛选的；到现在，宣传控制严厉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连号称是信息化标志和民意平台的互联网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新闻失去了其原本应该具备的真实、客观、及时、准确的属性时，所有的新闻当然也就不能称之为新闻，而只能是人为控制之下经过仔细精心选择之后的歌舞升平好大喜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不应该责问哪条是假新闻，而应该问哪条不是假新闻，或者，应该问中国的媒体上到底有没有货真价实的新闻。BBC报道，国际新闻自由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虽然承认中国的状况有所改善，并得以访问了中国，但仍把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列为全球倒数第五。

如此，要是追咎假新闻制造者的话，那么恐怕在中国官方公布的30万从事新闻的人员当中，没有几个可以不被锒铛入狱的。

假定纸箱包子馅儿节目的的确确是个由节目组人员自己编导演的内容，这种内容还少吗？我身为电视人，太知道其中的行当了。随便打开什么电视台的节目，我就能随手指出其中自己编导演的成分；而我在央视供职的经历当中，这类把戏也是数不胜数的。这种操作路数，是得到电视界默认的潜规则，甚至是为电视界里权力人物所鼓励的。

那么，这数不胜数的自己编导演的节目是否都受到了追究？显然没有。电视台以收视率定生死，电视界将收视率称作是万恶之源。末位淘汰制度的存在，使得各个节目组对于收视率不择手段的追逐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为了节目组的存在，当然要采取非常路径。

虽然委府发布有关政务公开的振振有词，但在新闻实际操作过程中，最难于采访的就是行政机关，这给新闻制作制造了不可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当记者对我说哪个衙门官员不接受采访，我已经毫无情绪，习以为常。如今的贪官污吏要是不如此才叫怪了呢。

同时，坊间呼吁了很久，但新闻法到现在也没有出台，这就给新闻工作人员以无法可依的工作环境。新闻采访人员遭到谩骂、殴打、围攻、扣押甚至杀戮的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于到现在，在中国官方认可的职业危险性排名当中，新闻记者仅次于矿工和警察而高居第三位。

在如此大背景里，在新闻操作难度日益加大的环境下，自己编导演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安全行政。虽然我并不认可这种违背职业操守的做法，就如同我反感有偿新闻一样，却也无可奈何，在很大程度上对如此现象的广泛存在抱以同情和默认的态度。

可这次，纸箱包子事件闹出的动静太大了，闹到了全世界各大新闻通讯社竞相转载。别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全世界围剿中国食品安全的敏感时机，中国方面信誓旦旦向国际上表示，中国产品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媒体不识时务地发布了纸箱包子馅儿报道，而且事情发生地点就在奥运会行将举办的北京，日期恰逢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前夕。

这是什么？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重重地抹上了一把恶心至极的黑，让委府咬牙切齿。这不撞到了枪口上？无论如何，也要剿灭这种说辞——咱别的本事欠缺，剥夺知情权还是行家里手。

所以，在假新闻无处不在的当下，纸箱包子馅儿节目算是个地地道道的倒霉蛋儿，算是个必须要被杀一儆百的牺牲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纸箱包子馅儿节目是个靶子，北京电视台为此承担了制度性祸害遗留和积累下来的代价，而这种代价悉数由北京电视台来承担，原本就是不公平的，比如政务公开，比如新闻自由，比如食品安全，比如职业操守……

可以说，北京电视台成为了中国诸多问题爆发中的牺牲品。表面上看，事件牵涉到的只是几个人，但其影响却遍及电视台的所有犄角旮旯。电视台内部也上演着杀一儆百株连九族的剧目。

如此，一方面，通过北京台正在经历的悲剧，让其他电视台乃至整个新闻界天道酬勤，另一方面，也给了在北京能够收看的其他电视台（包括央视以及各地方卫星频道）的节目一次天赐良机，超越北京台，并且大张旗鼓地跑马占地，收复北京台失守的阵地，面对北京台拱手相让的超出半壁江山的报道领域，这应该是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同时，这也应该是一次全面电视人才争夺大战的序幕。毕竟，北京台还是有一批素养不错的人员，无论是调查节目，还是资讯节目，抑或演播室节目，原本占据的位置现在都会悄无声息地通通出让，这些人员也会郁郁寡欢无所事事，将为其他电视台争抢电视界最宝贵的资源开辟绿色通道。

在接到停止负面报道指令后，节目组里的人就对我半开玩笑地说，这下可砸了老潘的饭碗了。的确，对于一个以评论见长的节目来说，这种聚变，使得我存在的意义骤然间成为可有可无了。令人恐惧的是，以我将近50岁的年龄，再考虑跳槽显然不现实。虽然我能够将节目带到一个在北京所有落地节目总排名的前20位的成绩，但业界流行的说法是，电视是个年轻人的行当，像我这样如此高龄还混迹在节目制作第一线的无论如何也算是凤毛麟角。本来嘛，无论是在央视，还是北京台，我从来都是没有任何劳动合同的打零工者。再往前说，我这一辈子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在体制内干过，因此注定不会与哪怕些许权力有所沾染，不可能因为职务变迁而脱离节目最前线。因此，动荡发生之际，最先受难的恐怕就是毫无保护的我这等社会最底层分子了。也许最可能的路径就是打道回府，继续失业生涯。

从这次纸箱包子馅儿风波的处理方式上看，不可谓不兴师动众。官员受到行政处分甚至拿下乌纱帽的做法姑且不论，只是看，节目组解散，所有临时员工解除合同，这种做法在劳动法上的依据如何，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株连九族的方式，将结果所造成的后果追咎到其他无关的人员，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很可能，我在北京台的日子也不会长了。我在《首都经济报道》已经接近三年半的打工生涯，应该寿终正寝了。

穆兄兄一直为我关注着新的糊口地界儿，我很是感激。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恐怕应该有蜀道之性。更何况，现在日益为人们所共识的是，明年奥运会后将发生更为惨烈的肃清，恐怖气氛将会更加浓重。在如此大背景下，我等也许只能坐以待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台这次治理，可以看作是奥运会前各式各样例行预演当中的一次。

本来，我所供职的北京台《城市》节目已经为我日益淡出，实在惹不起，只能采取躲的方式。由是，该节目也成为我避犹不及的视听敏感，一个调查类节目做成了一个权力主导下的话语权节目，而评论质量到了那般地步，我实在受不了那份刺激。

而这次全台清剿，也让《首经》不可逃避地涵盖在歌功颂德的行列当中。其中的权力人物业已挥舞权杖穷凶极恶起来，印证了在浩劫之际必然产生放荡与堕落的预言，谄媚于权力也就如此虚张声势地放逐着残存的新闻领域职业操守底线。

可想而知的是，今后的《首经》节目也会为我所惨不忍睹；而借着事件风波耀武扬威的权力人物真实嘴脸的暴露，更是令人慨叹中国社会距离万劫不复的咫尺之遥。一矣到了如此地步，我也就差不多该滚蛋了。

我自封为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乌鸦嘴。可太多的事情都让我不幸言中。白色恐怖阴云密布，我除了安之若素，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