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限制外地大学生进京？

该不该限制外地大学生进京？

                                2007年7月7日

何必

进京指标是政府户籍管制的需要和结果……（略。）

记者的建议观点里写道：（何必注，略。）

网上有段子说，家穷人丑，一米四九，大学文化，农村户口，破屋三间，薄田一亩，冷锅热灶，老婆没有，一年四季，药不离口，今日上网，广征女友，革命道路，并肩携手——痛苦！！！ 　

限制外地人进京，一直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也是电视节目中最具有实实在在对抗性的话题，只要涉及到如此题目，就会分出阵线分明的两大帮派，彼此尖锐对立不共戴天。

2004年两会上，来自人民大学的政协委员张惟英一句“北京应该限制外来人口”的话，使得她顿时成为全社会口诛笔伐的焦点，传统和现代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抨击接踵而至，她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教师一夜之间迅速走红，成为当仁不让的公共人物。事后她心有余悸地说，只要涉及到限制人口进入北京问题，就是个成为明星的不得以的途径，“想不出名都难”。

但是，这又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北京该不该限制外来人口？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个伪命题？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全国人的北京？这种似是而非的发问并不至今具有绕口令那样的理论意义，对于日益成为睡城的北京来说，更是具有日趋紧迫的现实意义。

其实，张惟英的发言，只不过道出了像刘淇、王岐山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委府一把手那是要在实际工作当中切实面临着北京人口压力的，可发憷于舆论和社会对抗情绪，这种话只能憋在心里，或者找个比如张惟英这样的传声筒进行政策性试探，看看社会反响到底如何。看到情况不妙，还是闭嘴为好。但这样也还是拦不住在实际工作当中像江泽民“闷声发大财”那样悄无声息地为外地人进京设置越来越高的门槛。

实际上，户籍制度被当作现在二元社会中最为突出、也是最不公平、对生产力桎梏最为严酷的计划经济制度存留，遭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批评。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的相关报道。

2007年03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25北京时间 21:25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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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国民工“被视为二等公民”

（何必注，略。）

户籍制度让公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沦为劣等人，成了与生俱来的等而下之之辈，这当然是法理和清理难容。

胡星斗是户籍制度方面研究颇具功力者，也是但凡涉及到户籍改革事务报道时媒体很容易骚扰的对象。媒体报道，胡星斗教授认为，现行户籍制度的四大弊端：一、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不利于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国际人权两公约”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二、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最突出的就是在就业和受教育两方面。三、户籍制度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由国家统一分配户口迁移计划指标的做法，难以适应不同地区需要。四、阻碍了城市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

实际上，户籍制度并非1949年以后才有的，也并不是当时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但在被人戏言为“万恶的新社会”开始的那些日子里，户籍制度将人们固定于所在地，通过强行剥夺劳动成果而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形成对抗险恶的国际封锁和围剿的国防实力。此后，这一制度被长期保持下来。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唯利是图的发展之路，11届3中全会里程碑意义于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纲，后来被1989年接手并历时13年的委府一把手完完全全打造成为以钱为纲的基本路线。但如此路径当中，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说辞当中，经济体制改革无处不在，政治体制却岿然不动。在悍然剥夺对改革合法性探讨权利的“不争论”的蛮不讲理之中，户籍制度也就被当作社会安定的挡箭牌而得以摇摇晃晃地苟延残喘。

当中国社会进入城市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的时代风卷残云冲击着固有架构之际，人们看到户籍制度在其中的地位越来越尴尬。王未名发BBC内容。

中国人谈中国

2007年06月1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29北京时间 21:29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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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壁垒扼杀了多少就业机会？

（何必注，略。）

如此，户籍制度与就业困难、农民工生存环境恶化等等丑恶现象都联系起来。现在，户籍制度似乎成了万恶之源，一切的不公和恶劣都是户籍制度造成的。似乎，如果消灭了户籍制度，就业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也就月白风清了。

胡星斗给我发来了他的相关呼吁书。这位各式各样建议书、呼吁书的多产专家，总是能够给人以奇思妙想。

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

（何必注，略。）

去年，我所在电视节目针对户籍制度曾经做过节目，我也曾经与胡星斗面对面讨论过户籍制度的相关问题。

今年看到胡星斗的这种文字，感觉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

我不知道胡星斗的如此立场，是不是也可以被称之为杨鹏所谓的“民粹主义”视野。（昨天，我还与杨鹏和穆兄一起讨论过类似的话题。）从理论上说，胡星斗的看法无可厚非。但具体到实际操作当中，就没有简单说说那么容易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北京到底能够容纳多少人？这并不取决于户籍制度本身是否存在，而是取决于城市资源拥有量及其对人口的支撑能力。而北京的资源当中，什么资源最为紧缺？当然是水资源，北京缺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尽管各方对于以目前北京的水资源拥有量能够供养人口的数量存在不同的研究结论，比如有的认为是在1000万，有的则为1200万，有的乐观估计为1500万，但各种研究结论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现如今北京的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北京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目前北京水资源处于每况愈下的状态，而迁都之问题被日益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应该看到，目前户籍制度所附带的计划经济成分、特别是在城乡差距固化的时代户籍制度所带有的福利属性，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和利益集团对国民财富的掠夺，基本上荡然无存了。户籍制度并不能阻碍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不管是高等院校毕业生还是农民工，进入并滞留在各个城市并不会收到户籍的限制。而对于开篇所讨论的外地大学生进京的门槛提高来说，一方面表现出委府“闷声发大财”只做不说控制“双外”毕业生留京数量的事实，另一方面，从即使是“双外”毕业生，除非要将户口转入北京必须要受北京市各地委府的限制之外，在北京的就业生活并没有其他额外困难：北京市现在已经放开了外地人购房、买车等方面的限制，北京人与在北京的外地人之间的差异，在日常生活层面并无二致。

而即使双外毕业生在北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按照目前的政策，只要有一方是北京户籍人口，孩子户口随父随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并不会影响孩子的身份。

无论是谁，也不敢说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不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但是，如果从理论上说13亿人都进入全国人民的北京来，这恐怕会是人间炼狱。

而且，说中国不会出现贫民窟，这恐怕并不符合事实。北京市要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真刀真枪整治城中村，实际上也就是在治理外来人口的聚集地。北京著名的新疆村、浙江村是众所周知的客观存在，而就在我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就有着外来人口密集的场所，大钟寺附近的混乱与肮脏，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城中村，如果将其称谓改作贫民窟，不过是叫法上的变化，本质上都是一码事。

问题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经过任何城市生存技能培训（这当然是委府的失职）就大规模涌入城市，在就业形势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当中，面临生存问题在所难免。这并不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事实上，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的缺失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城市人的生存状况也在趋向恶劣，城市人群当中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如此背景下，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其边缘化贫困化也就不是其独有的问题，而是城乡人群都无法享受发展成果的共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城乡人群都是改革开放的受害者。

我们已经目睹过太多的区域分割，西部大开发（被人称作大腐败）、振兴东北、中部崛起、成（都）渝新特区等等，所谓先富帮后富不过是文人墨客的望文生义和贪官污吏的官场八卦，地区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中国内部省际贸易成本要高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开支，这种实际上的分崩离析，当然不是取消户籍制度就可以改观的。

当转移支付形同虚设、公共财政被人讥笑为衙门后花园里的盛宴、资源配置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烈之际，跑部钱进才是北京乃至全国社会生活的真实景象，户籍制度改革就只能服从于政治体制的怙恶不悛冥顽不灵了。指望着户籍制度能够一马当先把中国社会带到宪政法治时代，以我这等乌鸦嘴说来，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我所在的节目，也曾经报道过，北京郊区农民面前可能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身份变迁，不约而同大兴土木批量盖房子的情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种房子”，就是为了能够在转非的过程中多向委府讨要些补偿。而那些已经转非的人群，则很是怀念农民时代所能够享受的待遇。

更需要看到的是，随着城市户口所附带的福利成分的弱化甚至几近完全空虚，以及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存续的实际情况，竟然出现大学毕业生竞相要求农村居民身份的奇观。其原因也很简单，随着新农村建设、农业税取消、农村基础教育学杂费全部免除、农产品直补、宅基地保护等等政策的实施，城乡差距呈现出某种逆转，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居民福利被迅速剥夺，导致了逆城市化这种对人类历史的反动。

这应该是用脚投票了吧。这种对于城市身份的离弃，可以看作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际评价，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用理性经济人的自主判断而对社会制度形成的无奈选择。

同时，各种资料也表明，大城市化并不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无论从消费集群边际效益上看，还是从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模式还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也是我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时，温铁军强调以城镇化加快中国城市化进城的原理，以及赵燕菁认为消费效率提升在中小型城市为佳的道理。

而中国人好大喜功的特性则更是演绎着现代版本的大城市狂躁症，在大城市化的进程中完成着经营城市而将其房地产化的过程，更是加速财富劫掠并向少数人集中的进程。从这个层面看，大城市病的中国特色于丧尽天良的强取豪夺。

我并不是认为户籍制度应该保留，也从来不是为现行制度进行辩解乃至成为其卫道士的货色。我只不过是认为，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江泽民的仨代表，走的都是扩大贫富差距的路线。这种做法，强化了1949年以来中国剪刀差的存在，客观上和结果上都加速了社会主义属性的销声匿迹。而这已经积重难返，并非一个取消就可以毕功一役。虽然说，理论上立刻取消户籍制度是很与时俱进的，但必须意识到，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近58岁几近退休的老人经年累月的罪错在买单，指望着一夜之间就能够达到均贫富会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而要买之单的巨大，则可能将整个社会拖入不可自拔的泥沼。

从现实情况看，河南、河北、重庆等一大批地方都曾经大张旗鼓锣鼓喧天地取消户籍制度，可没过多久又都偷偷摸摸地恢复了。其中的可操作性更是应该为我们所关注。

更重要的是，现如今所倡导的儒家文化，本身就是寻求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无奈之举，但却沿袭了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等级森严的传统，固守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专制成色。如此局势使得即使在名义上取消了户籍制度，也会采取其他方式抱残守缺。

当然，即使保留现有户籍制度，也不过是在延续城乡差别的制度选择当中作茧自缚。于是，就像柳传志在央视节目中所说的那样，一个自杀的人到底是用手枪还是上吊，充其量就是个方式比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