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就别谈公共财政了吧

在中国就别谈公共财政了吧

                                  2007年5月6日

何必

我国各种收费规模依然偏大、行为不规范……（略。）

网上的段子怎么说来着？

一位行政大官员看完报纸，愤慨地说：”这么多婚外情事件，什么社会！”

（何必注，略。）

这大黄金周的，那些官员也不休息，还假模假式地要工作，非得在节日期间给全社会一个劳作的姿态。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今年4月13日，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在华盛顿举行，这是一次有关全球经济和金融政策的重要会议，但人们发现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意外缺席。他不来华盛顿，是因为他已经答应家人去非洲的纳米比亚度假，观察那里的野生动物。虽然招致一些非议，德国政府并没有对财长的决定加以指责。“此次度假很早以前就计划好了。这是这位财长对家人的承诺，而且去纳米比亚度假和去波罗的海度周末不同，想重新安排并不是一件易事。”政府发言人说。

这种事在中国是可能的吗？不信就在节假日期间随便打开那些歌功颂德的电视新闻节目看看，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保准都有委府官员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报道。头头脑脑们越是在节日期间越要表现出疲于奔命，视察啊，开会啊，发布消息啊，每天恨不得工作25小时，一年也得工作366天，给社会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衙门并没白拿纳税人的钱，还是披星戴月日夜兼程执政为民呢。

可这种休息日不休息的风尚，在上行下效的中国社会，却起到了一种非常明确的示范作用，那就是休息日可以不休息。于是，劳动法得不到切实执行，问题也就是这么延续下来的。

而这位官员口口声声要依法规范行政收费，这是可能的吗？

当中国经济越来越变的发疯般让全世界谈之色变之际，经济决定论和GDP拜物教也就成为全社会的不二法门。去年8月16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何必注，略。）

透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可以注意到的细节是，“然而，政府一直不愿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如利率手段，来控制这种投资热潮并令经济增长减速。中国政府8月15日要求国企将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控制在10%以下，再次表明政府更乐于使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化举措。”而这种情况，在今年并没有改观，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于是乎，当精兵简政被闭口不谈深藏尘封之后，各式各样的行政举措层出不穷也就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行政成本的大幅度增加也就水涨船高。比如，去年6月19日快讯，（何必注，略。）

而这种行政力量的加强，为行政成本的增加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和前提。而在权力越来越得不到约束的情况下，行政收入的去向就更令人无法知晓。

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的相关内容。

2007年03月2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25北京时间 13:25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中国监察部：将严禁官员滥用公款

（何必注，略。）

那么，到底有多少公款被“滥用”了呢？到现在，这也是个谜，不光是民间只能依据星星点点凌乱纷杂的信息来推测，连中南海也无法弄清楚其中的玄机。

去年12月18日《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有研究指出，基层政府正式的财权上收了许多，但实际上以实际权力为支撑的谋财渠道却大量存在，基本可称“权责对称”。（何必注，略。）

所以，特别是在每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前夕，对于行政开支和公款滥用的关注就格外密集。人们更希望，两会能够成为对委府进行意愿表达的一种有效渠道。

王未名发BBC的相关内容。

2007年02月2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21北京时间 21:21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何必注，略。）

如果在逻辑上设定中南海还有意执政为民的话，那么中南海里有再大的决心也无济于事，那种决心一矣到了大门外，就像落入了一个变化莫测的万花筒、或者一个巨大的黑洞之中，翻云覆雨节外生枝，其力度、强度、信度、效度层层失真衰减变形，被庞大密集盘根错节的诸多衙门无一例外地进行着为我所用的注释、消解乃至歪曲，没几步就面目全非了。

王未名发BBC内容。

2007年03月2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30北京时间 18:30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经济高速增长 弱势群体受困

（何必注，略。）

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经济畸形增长，而社会发展却裹足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这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足现象，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维系乃至存在。

究其根源，委府功不可没。

我和张洵共同的哥们儿许铮给我发来的文字里，也有行政开支方面的内容。

今年2月，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司公布的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的比值）为18%，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何必注，略。）

胡星斗给我发来其对此所作的分析。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中国最大的祸害

胡星斗

（何必注，略。）

2005年瑞士达沃斯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中国在144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12位。

在胡星斗看来，除去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和公车浪费之外，还有公款建房。胡星斗将其称之为“四公”。而在我看来，这“四公”之外还要加上个“公费医疗”，就是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所谓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80％都用在了850万党政干部身上。如果加上这一公，我将其称作是公款浪费的“五毒俱全”。此言一出，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者给我发来邮件，问询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毕竟，我只不过是个评论者，而非研究者。可能，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提出的无非是个思路而已。

而温铁军给我发来的内容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更为严酷的现实。

各省政府严重超出规定的开支：汽车配备超出80倍

（何必注，略。）

这种景况也实在让人触目惊心吧。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再说什么也似乎无法准确描述其乱象了吧。

与开篇国家发改委官员的信誓旦旦相映成趣的是，今年4月初，财政部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核查各中央单位的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的政府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等等。据报道，2004年中国非税收入逾万亿元。在江苏全省范围，非税收入总量已从1996年的25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107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30％以上。而这些地方部门的自由资金一直游离于国库之外。非税收入的构成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财政预算内的非税收入，比如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罚没收入、基金收入等等。第二部分是预算外非税收入，包括由国务院或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的性质事业性收费和基金，由省政府或省财政厅、物价局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等等。第三部分则是通常被诟病的制度外收入。这笔钱散落在地方各个部门的手中，完全游离于管理之外，“小金库”一词缘起于此。制度外收入是这次非税收入改革要消除的对象。

有趣在哪儿？这次财政部发布对中央各部委的非税收入项目的排查通知，距离上一次统计结果仅仅两个多月。2006年底，财政部曾以急件的方式给中央各部委发了《关于调查清理中央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的通知》，并要求12月底前将调查数据上报财政部。连出两道急令，是“因为上一次的调查结果不太好”。财政部综合司的官员对媒体透露，主要表现在项目数量偏少，非税收入规模过少或项目性质有出入等。

衙门就如此朝令夕改，朝秦暮楚，这种昏庸无能和挥金如土，怎么能够让我这等社会最底层分子不胆寒齿冷？

中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但有学者质疑这种收支管理是否延续着方向性的错误：在资金拨付方面，依然实行将非税收入全额发还或差额返还给收费单位。张光远撰文认为，“无论哪一种返还方式，都不能改变谁收费谁使用的基本格局，收费多少与单位利益直接相关，无论是性质机关还是事业单位都有一种本能的冲动去收费。”

这种制度安排，极大地鼓励着衙门的取费冲动，成就了行政收费、巧立名目设立基金项目、罚款经济等等。

这样的资金到底有多少呢？在调查中发现，甭说国家发改委或者财政部，就连各省级衙门也照样无法调查清楚。从中央到各省市区的情况看，所有党政部门对于自身的财政状况都讳莫如深，以至于要想摸清各个机构的收入状况，简直成为一道世纪难题。就算是一个县里面，连个科技局都敢于向县发改委瞒报真实收入状况，遑论上级乎？省级调查就更加如履薄冰，而到了京城，简直就是举步维艰，很多时候只能靠类似审计报告来滥竽充数，这也是审计报告从三年前的“风暴”迅速沦为鸡肋的制度失灵的真实写照。坊间将这种状况比喻作其开支甚至高于地方割据的浪费，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国内的地方割据使得地方之间的贸易成本比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开支还要高昂。

崔之元给我发来了有关行政收费当中令人唏嘘的内容。

重分“土地出让金” 2006-03-20《财经》

（何必注，略。）

怎么样？行政收费之中，土地出让金这么个领域就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漏洞，还能指望着中南海规范已经腐败透顶的地方委府的竭泽而渔强取豪夺的行径？

今年强行通过的《物权法》之中，在“公共利益”界定上的语焉不详，实际上反映出该法向强势利益集团妥协的本质属性。在当今的局势下，公共利益会被当作委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幌子和借口，在法律的庇护之中展开对国民的新一轮掠夺。

为什么？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公共”。我曾经专门喋喋不休过“公共＝厕所”。具体到公共财政方面看，如前所述，谁能说在中国存在货真价实公共财政？无论是预算内（这方面内容另行讨论），还是预算外，委府收入连中南海都闹不清楚，还能通过法律或者其他制度设计进行规制？谁能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