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这样被我们弄得拂袖而去

郎咸平这样被我们弄得拂袖而去

                             2007年4月27日

何必

晚上还能看到巧手的厨娘现场制作各种特色面食。（略。）

网上的段子说，上帝安排猪耕地，猪嫌累；上帝安排猪浇花，猪嫌不自由；上帝安排猪看门，猪嫌得不到休息；上帝怒，问猪：“那你到底想干什么？”猪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上帝更大怒曰：“凭你也想当国家干部！！！”

这个“触摸北京”的板块，成为一个专门采集北京城新鲜地界儿的节目内容。其中，无非是些个歌舞升平的材料。

本来嘛，现实就是让我们心花怒放的嘛。没看见，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如此高端的程度，以至于国际权威机构分析，如果不是按照被中国委府刻意压低的人民的币的汇率计算，而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成了让人胆战心惊的货物。去年5月22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略。）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中国到了如今这个份儿上，全世界谁还敢对咱吹胡子瞪眼？

我和张洵的哥们儿许铮给我发来了有趣的文字。

搞笑版2007年全球预测

《牛津管理评论》 ( 日期：2007-01-16 16:57)

对亚洲而言，2007年将是又一个剧变之年。（何必注，略。）

东京：日本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提高了0.04%。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警告，日本经济陷于快速蔓延的恶性通货膨胀中，于是，将利率提高到10%。

昨天晚上，我也去潇洒了一把。一直受到我每天一篇垃圾邮件骚扰的穆兄兄周三给我打电话，说他又到了北京，问什么时候能够见面。我当天晚上已经订了羽毛球，所以相约周四晚19：30在亚运村五州大酒店二楼咖啡厅见面。我提前到了，担心咖啡厅收费，只能坐在大堂里，快到约会时间才向咖啡厅服务员说在这里等人，能否先坐一下。得到准许后才在那里等。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过来，徘徊了一会儿问我是否在等人……如此就完成了相识过程。穆兄兄见到我，说我比他预想的要苍老。我看了他的名片，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皱着原本就很苍老的眉头问他：“嘉利来？是北京那个嘉利坑？”他点头称是。我敢说，我现在打零工的两个电视栏目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对嘉利来公司具有如此的敏感。而这个在中国震耳欲聋的事件，曾经昭示出中国所谓法制化进程的点点滴滴。从网上很容易就可以查询到，这个嘉利坑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向穆兄提及，我已经奉命将其发给我的郎咸平最新的发言（今天的地产问题都是腐败惹的祸）进行了传播。他告诉我，郎咸平的这次发言，实际上是一次商业活动。郎咸平现如今的出场费达到了每场10万元人民币的加码。而这次发言的内容，应该有商业化以外的意义。

穆兄说，郭宇宽一会儿也要来。他问及我的电脑状况，我如实告知我电脑操作水平实在很差，除了录入文字外几乎什么都不会干；他说在他的鼓捣下吴思最终还是用上了手机，而邹兰告诉我他认识的人里面到现在不用手机的一个是郑也夫，一个就是我。我可不敢与那二位相提并论。比如，穆兄说到前不久他见到雷祯孝，我说那场讨论时他就在杂志社作为顾问，当时的人才学红火一时，但此后老雷却命途多舛，曾经被抓进去，后来年轻风骚的妻子被杀害，他自己到了在北海炒土地发家的孙文华处干起了三辰影库，现在陈越光也到了那里。但我却一直没有向财主们靠拢，更多地保持了独立的视角，可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郭宇宽如约到来，说他一直对不上号，听穆兄介绍后才知道我的那段经历。我告诉他现在北京电视台打零工，其中一个是《城市》，他问节目组里有一个叫李媛媛的，我说她现在去了央视《新闻调查》，他说那是他牵线搭桥的，认为李媛媛很棒。

（其实，对于这一点我并不很认同，从和李媛媛同事的过程中，我很知道其功力如何。虽然说，有关物业暴力连篇累牍的报道是其作品，但是，电视毕竟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而且，从其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团校）展江处报告的表现上看，在电视业务上，还颇有路要走。只不过，她的出走事件，也让我很是悲观失望。）

我们到了亚运村里那个湖南菜馆用餐。穆兄从外面买了国窖酒，喝光了一瓶又开了第二瓶。期间，他们对我说起，明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海外已经摩拳擦掌，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报道。而我所经历的那段往事，是注定要被广泛关注的。我却告知，到现在我已经拒绝了央视不同的两个节目的采访，他们把那件事的其他当事人都采访到了，惟独我不愿意就此说三道四；而且在我的稿子里也绝少提及那段往事。我认为，我过去是谁不重要，而更在乎现在我还能干什么。我没兴趣像祥林嫂那般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更愿意在“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层面上，来讨论那个事件在实际上是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这种观点，我对《经济观察报》刘溜说过，但她到现在还没给我看其稿子。）其中对“自我”的高调肯定，演绎出后来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极端自私自利。

席间，穆兄总是老郎老郎的，我听起来最初还以为是那个作曲的老狼，后来说老郎等着和他见面，才知道是郎咸平。我和郭宇宽讨论对郎咸平的看法，不约而同认为郎咸平的“自由的专制”论断并不合时宜。

网上流传着用毛泽东语录点评现实中国社会的内容。

在我们这个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仍然被堂皇地写在各种各样的公开文献、法律中，但却没有掩盖一个事实：从所谓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工人们已经被完全拒绝在改革之外了。不要说他们法定的领导地位，更不要说企业对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劳动权也被以“甩包袱”的名义剥夺了。国有企业一夜之间成了与工人们无干的东西。（泪眼看人：《革命死了，历史却未终结》）

（何必注，略。）

又回到五州大酒店的咖啡厅，看到了郎咸平和另外一个人在座。（由于我最后两张名片给了穆兄和郭宇宽，而两个节目组给我印名片都是磨磨蹭蹭的，所以无法与之交换，很没礼貌；故而也不知道另外者的身份。）我对郎咸平提起他新近的讲话，认为他所说中国房价高企是腐败所为的观点不错，但却没有涉及到实质，那就是中国在反腐败上到底是否还有希望。郎咸平回复说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但他是能够把话说出来的；他问我，为什么不写比如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答曰不敢（当然啦，现在的管制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我又没有什么绿卡，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只要还没想面对铁窗，当然就不会相信什么言无不尽）；而郭宇宽则针锋相对地对郎咸平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写？只不过是你没看到罢了。”

郭宇宽这句话说出来后，郎咸平拍案而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拂袖而去。

这个郎咸平，也真是所谓的性情中人吗？好像不是。他在海外恐怕很难有如此脾气，也不会如此这般。上海电视台《财经郎闲评》被停播，昭示出宣传禁忌的巨大效应，同时也成全了郎咸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教授迅速走红为中国大陆的公共人物，出场费与日俱增。所以，名气大了，脾气也就大了。

郎咸平算是公共知识分子？穆兄说，他的同学潘维认为中国有知识没分子，我则认为，中国首先是没有公共，更没有什么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会另行提及）。在很多场合开什么研讨会，我在会上都直言不讳地说，与会者除了我一个人之外通通都是体制内的人，有着一副居高临下普渡众生达则兼善天下的姿态，但却不曾如我这般没有任何比如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或商业保险，朝不保夕，度日如年……

从郎咸平的现场表现看，他作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实在不堪重负。但是，我却实在不能苟同前任最高领导人高参的刘吉对郎咸平的指责。怎么着？没辙。只能退而求其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