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车3000里进京求医举动里浓缩着万象

板车3000里进京求医举动里浓缩着万象

                       2006年7月7日

何必

老汤，43岁，黑龙江人，为了给妻子治病，老汤欠下三万元的外债，眼看妻子的病越来越重，老汤决定用板车拉着妻子进京求医，虽然身无分文，可衣食住行这些问题可难不倒老汤……（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略。）

节目后的主持人点评里，说到现在这种事很多，需要引起媒体的关注；而引起媒体关注就需要策划。现在这件事有关是策划很成功的，如果他们乘坐火车到北京，就不会引起媒体如此报道了。

我倒是以为，如果徒步40多天拉着平板车一路乞讨过来最终到达举目无亲的北京来给患者看病，即使是策划，大概也应该隐去不提。姑且不说在中国特有的体制当中，媒体根本不具备所谓第四权力，不过是传声筒和哈巴狗，西方人通常所说的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功能在我们的媒体上从来都被斩尽杀绝。因此，从媒体的作用看，报道这类在社会治理以及政治稳定方面无伤大雅的事情，原本就是份内之事；还不用说如此具备情感因素的题材是天然赚取眼泪并且博得受众认可的尚佳原料。至于说各种令人同情伤感愤懑惆怅的事件的层出不穷因而导致媒体的麻木不仁，恰恰是媒体应该检讨而不应该归咎于那些事件当中的受害人。说那些被欺压得丧魂落魄的受害者们攻于心计策划出一幕幕悲凉凄惨的情形来引起媒体的注意，显得媒体自身的矫情，倒不如说社会制度对人的冷酷无情。

这并不是我的自作多情，媒体对于这个事件也给予了起码的人文关怀。其实，看看媒体上对于这个事件报道和议论的标题，就很能够蛊惑煽情：

男子板车千里送妻进京求医 43天走烂两双鞋；

黑龙江夫妇“板车爱情”感动北京市民；

一辆飘摇板车所蕴含的隐喻；

板车送妻的凄美与悲凉；

三千里板车救病妻 真情背后几多反思；

“板车三千里”与一个断裂的社会；

……

其实，这个老汤并不是首发就选择到了北京，而是先去了长春，然后又到过青岛，都被当地的医院拒绝了。万不得已，想起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想这里是全国人民心中的胜地，这里应该会是个世外桃源，应该能够有着大公无私和救死扶伤之类的革命人道主义。

别说，节目播出时，还是有观众被感动得掉下眼泪，询问栏目组是否能够代为转交捐款。

这是这类题材的节目注定要碰到的情形。

每每遇到有人落难被媒体传播，就会有善良的人甘心情愿自掏腰包来进行扶危济困，不管是白血病患儿，还是孤苦伶仃的耄耋老人，抑或走投无路的失意者。可是，当这类事件不断见诸于媒体之际，人们逐渐醒悟过来，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帮助大家”等等听起来温馨感人的口号，不过是一种别有用心当中所制造的弥天大谎下，被广泛欺瞒了的社会公众的自欺欺人；（没听到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邹韬痛陈目前中国慈善捐赠事业的尴尬时说：“去年我国获得的公益慈善资金总数为110多亿元，而这笔款项还没有去年我国有钱人饲养宠物花掉的钱多”？）同时，当应该接受救助的人群日益扩大时，善良的情感就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而回归理智，公众残存并且还被不断嘲弄和蚕食的善良也势必每况愈下。遑论此中还有类似98年洪水举国上下大募捐后人们发现善款竟然被灾区政府用作购买豪华轿车和吃喝嫖赌之际的心境。

这样一来，就给北京出了个难题，当各地都对此置若罔闻之际，北京该怎么做？北京人该如何对待和处置？

如果任由民间就此作为，那么这种已经到达声声血泪现实版本正在演绎的事件，是否可能会形成对当下制度的讨伐、并引发火药桶上千丝万缕导火索中的一根从而一发不可收？

如果不能听凭民间那种非理性的力量漫无边际蛮动而要因势利导，那么就势必要由政府出面。可这样一来，救助了一个，后面可能就是成百上千个蜂拥而来，不管是拉板车的、骑毛驴的、坐飞机的、开着私家车的、徒步的、倒立行走的……反正应有尽有，考验北京的财政体系的支撑能力和城市的容忍程度。当下北京举步维艰的所谓平价医院的处境就是前车之鉴。

于是，就有了节目当中海淀区救助站大猫儿那番说辞的公开发布。

可人们一听就知道他说的纯属是废话。如果当地政府、社会保障体系乃至慈善机构能够有所作为，还用到今天？别说当地，长春、青岛不也如此？正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把北京当作是最后的希望所在，活生生拉着板车一路乞讨要饭风雨兼程40多天才到了富有人道传统的北京。如果北京还是踢皮球，还给不给穷人活路了？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大概也算是表现出来并被社会看到的一个典型事例了。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贫民的状况日益恶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2期［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 ），保罗•伯克特（Paul Brukett）所著“解读中国模式”一文介绍，斯蒂格利茨指出，由于对资本控制的政权及其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因而中国免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斯蒂格利茨，2002：125-126）。基于这种比较的基础，斯蒂格利茨描绘了中国一幅更为广泛的蓝图，中国“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家的榜样”（普雷斯，2002：13）。根据这种分析，“中国已经采取私有化和降低贸易壁垒……但是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借此防止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出现崩溃。它很少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其达到较高的增长率的同时，减少了贫困。”（普雷斯，2002：13-14）

这种说法在严峻的中国特色的现实面前几乎丢盔卸甲。我早就认为，中国所谓减贫功绩更多的像是聊以自慰。2005年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年收入637元人民币，约合77美元，大大低于世界银行每人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即使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和美元贬值的因素，距离一年36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差距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如此基数上计算出中国的贫困人口只有2600多万人，这应该是举世无双的鬼话。国内有计算认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就不止两亿人。

温铁军给我发来的2005年12月出版第十八期乌有之乡电子杂志报道，近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数字披露，中国目前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费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或消费份额却高达50%。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必要的“限高”；对基础阶层缺乏必要的“兜底”：经济领域存在诸多不平等竞争，中国已从过去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限度。据悉，全国平均每年流失各类税收5700—6800亿元，一方面使部分人财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也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

即使是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所谓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于中国贫困防微杜渐的说法。“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邓选三卷》P229）《会见西班牙副首相的谈话》

这种说法绝非是一家之言。新近出版的世界银行年度出版物《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词是公平。报告说，公平性不仅本身是目的，而且公平与繁荣相辅相成，提高公平性有利于持续的全面发展。当个人和群体间的不平等长期存在，存在于同代人之间和代际之间时，就出现了不平等陷阱。公平不是追求结果平等，而是扩大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教育、就业和资金通道，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重要的是，公平性要求提高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力的平等性。特权阶层对体制的俘获破坏了公平的基础。高度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导致在经济体制和社会安排上系统偏袒更有权势群体的利益，损害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报告强调加强贫困和受排斥群体的话语权和政治问责机制的能力，加强对特权阶层滥用权力的制衡，消弱寡头政治，创造公平的政治竞争环境。

2005年12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份来自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CFTU）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自四年前加入WTO以来，减贫进展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逾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略。）

2005年12月19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扶贫基金44.5％覆盖了富裕户，而只有35.3％覆盖到贫困户，另外20.2％扶贫基金花在了中等户，这意味着只有1/3的扶贫资金实至名归。

我在挪威结识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宾博士在其《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一文中指出，“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来看，我们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社会问题的密集爆发。社会问题密集的原因不难理解。我们不仅要应对全球化环境下的发展问题，还需要解决更为迫切的转型问题。发展问题原本是现代化过程的问题，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问题空前复杂和尖锐；社会转型，由于社会结构的重组，大量人群被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部战车甩掉、漏掉、边缘化，在他们那里存在诸多的社会问题，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这里就存在着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这样，发展和转型的迭加，社会问题就必然空前密集。而且，我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等问题，不仅是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有制度供给不适的原因。” 文中，他还一针见血地认为，“在任何时候，贫困都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消除贫困不仅代价高昂，也是很难实现的事情。因而，只有预防贫困才能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老汤用他的双脚步行3000里路，拉着疾患的妻子来到北京，继续着这一家的坎坷和艰辛，更是继续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改革开放成果落实在具体国民身上的进程。这种达成希望之旅是如此漫长而凶险，而希望本身究竟是国泰民安与时俱进，还只不过为镜花雪月空中楼阁甚至欺世盗名，大概但分还有些正常判断力的国民都能够有所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