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过期药是全社会为无良医生买单

回收过期药是全社会为无良医生买单

                         2007年3月14日

何必

北京市药监局在不少居民社区里设置了“过期药品回收箱”。……而这种交换回收多少能弥补一点损失，自然也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略。）

非典时期流行的段子是：我国目前非典恐惧症患者已达2500万例，具体症状为：乱吃药，戴口罩，皱着眉头不会笑。抢油抢粮抢中药，昼夜消毒不睡觉。

这个节目是一个新记者做的。其中，一些新闻要素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如此更换旧药的价格如何、更换的费用规模如何、更换的范围如何、更换费用由谁出、等等。这种节目也能够播出，实在是让人唏嘘。

这些日子，有关药品方面的消息，简直泛滥成灾。正在开的那俩破会，有关药品及其价格、流通、监管等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只不过，俩会不过是西方人称之为“全世界最大的议会会议”（当然，实际效果如何尽人皆知），那上面的与会者通常都是越来越习惯于与媒体默契配合，语不惊人死不休，说些个豪言壮语来惊世骇俗，等到会后立马了无声息，一切照旧。

我和张洵共同的朋友许铮给我发来去年2006年12月27日《北京科技报》的一个评比结果。在发布如许内容时，该报纸也开宗明义。

科技以人为本，科技创造美好生活，这是我们常见的关于科技进步的美好故事。

（何必注，略。）

最近人们提到药品方面的状况，就不得不使用一个近乎代名词的人物。

我过去的同事王未名给我发来新近BBC相关文字。

2007年03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57北京时间 04:57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中国药监局原局长渎职受贿被“双开”

（何必注，略。）

在这种大背景下，再来看北京市那个更换旧药品的活得，就显得别有洞天了吧。

其实，从如此活得本身来看，也很可以说道。

最先发起更换，是个广州药品生产企业。该企业要将每年的3月13日，弄成全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日。

在目前中国公共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无人问津的环境里，该企业如许行为，当然会加大企业运行成本，对企业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回购药品不仅仅是该企业的产品，也包括其他企业的产品，这就等于是一个企业为所有企业的产品进行更换。可要知道，中国几千家药品生产企业的产值加总起来，也敌不过美国比如辉瑞或者礼来等巨擘一家的产值。现在这么一家企业冷不丁冒出来，干这么个表面上看违背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生存法则、大快人心的活计，也就可以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商业活动，一个噱头，一场作秀而已。

按理说，商业活动也好、噱头作秀也罢，只要消费者能够得到实惠，也应该是被看好的。毕竟，那么多的过期旧药放在千家万户，总该是个巨大的资源浪费嘛。

但是，在有关药品回收领域的法律法规付之匮如的情况下，企业将那些回收的药品如何处置，就成为必须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事了。就目前的社会走向看，很难说企业不会像那些走街串巷收购过期药品然后更换包装再卖到农村或者城市贫困家庭那样，用合法的企业资质来从事违法乱纪活动。本来嘛，国家药监局一把手尚且如此，而药品生产领域恶性竞争也众所周知，产品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也大势所趋，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大张旗鼓要从事更换药品的活动，对于收购回来的药品的处置自然令人忧心忡忡。

更何况，药品回收所对应的情况是什么？当前，药品价格虚高的三大顽症之中，药品登记制度被当作在容易突破的地带，拿着类似药监局开刀（当然也很难走下去），而药品流通体制却成为委府不同机构争权夺利的战场，前景更不乐观；而最成为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是，以药养医。在如今的医务人员都从白衣天使迅速堕落为面对孔方兄丧心病狂的魔鬼之际，大处方现象当中，超量、高价是尽人皆知但又无可奈何的恶行，这也远非药品企业能够治理得了的，怪不得当委府发出降低药品价格并且采取严格的新药登记制度，防止国家发改委刚刚发布降价规定，所涉及的药品立即从市场上消失，改头换面以新药的名义和价格登堂入室的信息后，当即遭到上百家药品生产企业的共同抵制和抗议，其理由就是如果以药养医状况不改，那么这就永远是个无底洞，医务人员欲壑难填，彻底丧失了职业道德，甚至连做人的起码底线也被击穿，当然只能是万劫不复。

听听卫生部高强说起药品价格虚高“是对老百姓的生吞活剥”时多么大义凛然气吞山河，可说到自己口里的状况呢？绝口不谈了。媒体报道，据2006年全国卫生系统纪检监察暨纠风工作会议披露，2005年卫生系统共查处收受“红包”问题178件，处理违纪违规人员142人；查处医疗乱收费问题431件，涉及金额399万元人民币，处理违纪违规人员824人。从这组数据看，非医疗系统堪称中国“第一廉”。截至2001年底，中国共有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399万元乱收费分摊下来，每个县才1000多块钱。这个查处结果是必然的。卫生部门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两种角色，检查由其督导，卫生部门是医院的主管部门，倘若查出来的问题成堆，等于证明卫生部门失职。当务之急是尽快将公立医院和其背后的利益主体彻底剥离开来。

北京市卫生局也曾经对其辖区里的医疗机构进行过类似的检查，结果全北京市才有4件医生收受红包事件，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医生收受红包不属于商业贿赂。

委府怎么护犊子，怎么推卸责任，怎么通过息事宁人哄骗来自欺欺人辖区安宁，并借此捞取政治资本，这也算是很经典的表现了吧。

所以，如果不制止医生肆无忌惮开出大处方，哪怕全社会都为回收过期药品众志成城，结果无非就是全社会为医务人员的寡廉鲜耻和对财富的穷凶极恶买单。

问题还不止于此。1月26日《北京晚报》消息，今年将继续在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设置社区药品回收箱，并建立社区药品回收箱机制，合理处置过期药品。

也就是说，回收过期药品已经不单纯是某个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有公权力介入，背后当然是纳税人的钱愈发被挥金如土。

如是，让全社会为大处方付出代价，呈现邓小平所谓让比如无法无天的医务人员之类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由公共财政支付由此而产生的无底洞开支，最终因病返贫导致越来越多的家庭荣幸地领略相对和绝对贫困化，中国社会也就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