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从自行车大国沦为自行车盗贼大国?
2007年3月3日
何必
2日下午,为期5个月的(3月到7月)的治理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拉开序幕,不仅仅是偷车的、卖车的重罚,连买脏车的也要重罚……(略。)
这就是我收到的节目文稿。可以看的出来,其中漏洞百出。由于议稿时很多稿件还没有完成,不知道播出节目文字是否如此。这也反映出,现在电视圈记者基本素质状况。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略。)
说起这自行车,马上就想起网上曾经风靡一时妇孺皆知的有关新警察的段子。(何必注,略。)
这新警察最后还是折在了这自行车上。
引了这个段子,我就意识到,这点子垃圾文字在网上博客里又要被隐藏了。前天我转贴杨帆等人针对物权法等的公开信的文字,也被隐藏了起来,也照样任何理由都不告诉我。以至于到现在,我的文字被隐藏的频率几乎是隔一天一次。我实在佩服于,即使委府意识形态控制日益严厉,网站方面也乐得为虎作伥。
这两天,当局就像抽疯似的,不知道哪根神经又错位了,突然间搞起了什么针对偷盗自行车的全国性专项整治行动。一时间,全社会都看到如此声势浩大兴师动众红红火火吹拉弹唱的动静。媒体更是在那俩破会期间无聊之际,逮着这么的题材玩儿命地炒。
《北京娱乐信报》3月1日:“自行车买卖将采用实名制 卖车不开发票视为销赃”。(何必注,略。)
对此,也有不少非议之声。
新华网3月2日:“自行车实名制”不是治本之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实名制”这个词汇越来越成为一些人的“粉底霜”。(何必注,略。)
《新京报》3月1日:自行车“实名制”:民众能否得到好处——建立自行车编码制度和购销实名制,公安部门其实面临着新的工作命题,那就是如何让民众从这些制度中切实得到好处,而不只是增加民众的义务。(何必注,略。)
南方新闻网3月1日:盼着把偷自行车的小贼肃清以后——昨天,看到六部门(公安部、中央综治办、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为严厉打击盗窃自行车违法犯罪活动而开展专项行动的报道时,我的感觉是,这么好的行动来得太晚了。
中国江苏网2月28日:自行车实名制,一个美丽的制度泡沫——现在,当有关政府部门将自行车管理提到事关公民生活和工作便利及社会安全感的高度来认识,并再次提出了自行车管理思路,但仔细分析,这一新思路其实都是看起来很美却不管用甚至是不可能落实的美丽的肥皂泡。(何必注,略。)
……
针对一项官方出台的治理措施,能够有如此之多的非议之声,这恐怕也是很有趣的现象,说明当前官方的智慧是多么被社会所赞许和认同。
全国接近5亿辆自行车,官方数据是每年被盗400万辆,失窃率不足1%。可开篇消息里介绍,光是伟大祖国首都北京,人均自行车丢失率就为3.7辆。我怎么着也不相信,其他地方的社会治安状况能够好过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北京。“没丢过自行车的不能算是北京人”,那么,这近5亿辆自行车当中,大概都是等待着窃贼光顾的。所以,官方数据不足以为凭据,也只能如此这般了。
作为当今中国社会里的自行车拥有者,被盗后连案都懒得报了,因此即使报了人家警方也待搭不理,希望这种自行车失窃案越少报越好,以免辖区里发案率指标完不成。于是,自行车拥有者、自行车盗窃者、警方和全社会就这么在自行车大规模被盗方面形成了古今中外闻所未闻且配合默契的集体性沉默和失语。这大概是对国泰民安的另类注释。
这当然也会导致人们用脚投票。3月2日《北京青年报》“自行车出行比例明显下降”(何必注,略。)
这种官方调查报告本来就是自欺欺人。说5年来自行车出行比例下降是因为人们选择公共交通,可众所周知,北京市提出并实施公交优先是什么时候?去年年底。我们倒是可以从北京私家车大幅度增加上看出问题的实质,那就是人们更多地只能凭借私家车出行。而自行车黯然退出出行工具主体角色,当然要感谢无处不在的盗贼,以及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的衙门。
对于实名制,我也曾多次说三道四过。现在这实名制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但凡只要是个什么地界儿出了点子麻烦,人家当局就祭出实名制的法宝来,让全社会看看人家并没有白吃纳税人的饭,还是一本正经地干着些许人事,大张旗鼓地张罗着这个实名制,使得委府的责任消遁于无形。
最当初,那储蓄实名制是为了要打击腐败。为了这,活活让所有的储户都必须拿着身份证进行重新登记。我看着在银行营业厅里那些上了岁数颤颤巍巍领取退休金然后用手绢仔细包裹好那几百块钱的耄耋老者,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些连路都走不利落的人会和中饱私囊有什么牵扯。为了制止那“一小撮”的贪污公款并用假名字存款者,让所有储户跟着陪绑受罪,这就是目前委府的治理方略。
结果呢?腐败并没有因为这实名制的实施而销声匿迹甚至哪怕收敛些许,反而愈演愈烈,到现在无官不贪,给了这储蓄实名制做了非常好的评价,更是让人见识到,委府除了将责任推卸给社会、平白无故给消费者增加义务和麻烦之外,嘛好事也干不了。
可人家委府并不会因为这储蓄实名制的破败而善罢甘休。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万夫所指,大医院挂号难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乎,人家委府又来了个挂号实名制,必须患者本人挂号才能行。这又导致坊间一片批评之声。可人家委府死皮赖脸就这么着了,根本不顾及现实,那就是很多患者连床都爬不起来,不可能通宵达旦在医院里排队挂号。如此,还是给了号贩子利用空间,排队然后把在队伍中的位置作价出让,这你官方可管不了吧,实名制又歇菜了吧。
然后,委府又针对二手手机市场混乱状况,实施手机实名制。人们就纳闷儿了,这委府除了实名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新鲜了的。可这实名制还没登堂入室,就因为在操作上难度巨大,不得不半途而废。社会上又一次对委府进行了竭尽全力的嘲笑讽刺揶揄戏弄,说这帮傻子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紧接着,又是什么火车票实名制,机动车实名制,商品房实名制……按照这样的路数,凡是可能被盗的物品,都会面临着实名制的命运,以至于哪天我们听到钱包实名制、裤衩实名制、避孕套实名制也会习以为常。
(还别说,真有从实名制向非实名制转变的,比如北京那臭名昭著的公交IC卡,从月票功能取消后,就从实名制转变为非实名制。可这种转变前后,公交公司照样对每张卡的持有者收取20元钱的押金。由于非实名制,所以不记名不挂失,也就是说,丢了活该,等于白白为公交公司贡献了20元钱,形成了公交公司与盗贼形成客观上同谋的奇特景象:盗贼越猖狂,公交公司获利越多。这种明显违背合同法和担保法的行径,大概也是对实名制的一种注解;而法院判告公交公司如此做法的原告败诉,也说明,无论是实名制还是非实名制,在目前的社会当中,都是官方鱼肉国民的手段。)
原本,治理腐败应该去逮那些腐败分子,不应该让全体储户由于实名制而承受打击腐败的成本;依此类推,挂号、手机、机动车、商品房等等也都如此。对于违法乱纪行为,要从行为人处入手,而不能光是舍本求末,仅仅在流通和交易环节这个行政成本最低最容易掌控但外部性最强的地带发难。
实行什么一票否决制度,我们也听到得太多啦。到现在的结果呢?那些在比如交通、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实施一票否决制的地方,情况如何尽人皆知。现在又针对自行车来了个一票否决制,看上去真要对自行车盗贼大打出手了。实际上,这不过是逗你玩儿。
说是销售自行车如果不开发票视为销赃,这于情理法各个方面看都是个蛮不讲理的混帐逻辑下产生的强权规定。在交易过程中,原本就是个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行为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销售是否开具发票,完全取决于购物者的需求,即使是不开发票,与销赃联系到一起也实在骇人听闻。就算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销售,考虑到二手货物或者急于变现等情况,也不能将这种行为与违法犯罪挂起钩来。而且,无论从中国社会并不认可的自然法层面,还是现在实施的所有法律条款当中,也找不到有关销售物品不开发票就等于是销赃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不开发票就等于销赃,这种规定本身就是违法的。
再来看,这次的自行车治理行动,又是兴师动众前呼后应,公安部、中央综治办、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一拥而上,形成了看上去阵容庞大实际上部门混杂权责含混的怪胎。我们耳熟能详的是,现如今无论什么屁大点儿事儿,来不来就是什么联合执法,实在是让人深切体会到,行政资源滥用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表面上看,各个部门有各自的分工,一个都不能少。可这种若干部门联合行动,无非是来着有份,见面分一半的江湖规则,在整治自行车失窃问题上,也要利益均沾,凡是牵涉到的衙门都得从中获益,至少不能够因此而导致权力边界受到其他衙门口的侵犯。看看,人家管的多么具体,连建设部门负责居民小区里自行车棚的规划都考虑到了。可这对于自行车权益保护果然能够取得真实效益?
从历次多部门联合执法的效果看,无论是矿难,还是房地产调控,其结果也是众所周知。于是乎,人们意识到,所谓的多部门联合,无非就是权力游戏而已,是一次欺世盗名的公共资源再分配。
不信?咱看看北京市每每都有丢失井盖而招致行人落入井里造成伤害甚至被沼气熏死的事件,可到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呢?没辙。为什么?井盖分属水电煤气通信等等18个部门,根本无法协调,于是这井盖丢失就成为北京人挥之不去的痛。有人甚至建议再成立个北京市井盖管理办公室。我听了慨叹到,公共资源如此廉价,要不人说,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其原因就在于衙门彼此之间更在乎争权夺利,而国民的利益根本不在话下。这井盖上面都是浇铸出来的字样,应该是实名制了吧,也很清晰地有所权属吧,结果怎么样?谁赶上谁倒霉,只能怪你自己走路行车不长眼,死不死啊你!
于是乎,纳税人被强制性履行纳税义务后,其权利和应该享有的公共安全就这么狗屁不是了。人家不还得说,活该你倒霉生长在中国。
更何况,这次针对自行车被盗的专项治理行动,又是一个政治运动似的阶段性举措,就像抽疯般的,抽搐一阵子就会虎头蛇尾,风口浪尖上假模假式,稍微过去点子就会风平浪静,太阳照样升起,自行车不偷白不偷。
什么长治久安,什么常效机制,什么执政为民,什么仨代表先进的性八荣八耻八股八卦,如此鼓噪不过是又一轮盛世危言的与时俱进。
其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众所周知,现在的最高委府对于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坐视各式各样的问题、矛盾、冲突日积月累积重难返;而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也向全社会发出了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权力社会的路径和方向已成定局,本届委府定然不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动作,还是像前几任那样的路数,要将成果昭彰于世,将隐患和麻烦留给后任,继续击鼓传花的政治游戏。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宝庆卸任之际发出的那句“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感言被坊间传播的稀烂,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句话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装,前后换位,变成“中南海出不了政策”。可以说,本届委府是执政能力最为软弱的一届。比起以前委府头面人物中技术型、管理型、研究型人物类型来,专业化程度最低,同时治理手段也色厉内荏。外电评论,现任总理上任后对下属的全部整肃,只不过是让一个省长写了检查;而类似上海陈良宇、青岛杜世成、北京刘志华、统计局邱晓华等等的落马,实际上都是权力争斗的结果,与落马者个人的违法乱纪无涉。实际上,在任高官比这些落马的主儿们要贪官污吏得多,只不过站队方面比较幸运,或者进贡上还会妥帖。
就这样,我们能够指望着自行车太平世界的到来?做梦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