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次数是否应该增加是个伪命题

高考次数是否应该增加是个伪命题

                           2007年1月15日

何必

高考改革风声又起，有专家提出将高考“一次改多次”，这引发了学生和专家的大讨论……（略。）

高考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了全国热炒的高度上来。

一年当中高考到底应该有几次？从表面上看，这是个高考制度设计问题。原则上说，高考应该本着追求社会公平最大化的目标，让所有参加高考的人具有公平的考试机会。

现在的高考对于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年轻人来说，都具有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影响，高考表现的差异，直接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未来生活路径。太多的一考定终身的事例让我们触目惊心，也因此衍生出来无数的悲剧，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没有例外和个案。以我本人来说，一个和我在青海大通县的小学、中学都是同学的人，1978年秋季与我在北京参加了同一届高考，并同时被大学录取。我在北京上学，他却被兰州大学瞄准。由于对毕业后是否能够回北京很是拿不准，并且对西北的生活心有余悸，因此当年没有去大学报到，而选择了次年再考，结果却连续失手，心灰意冷只能工作，被分配到了北京某要害部门当公务员，当时很自卑，可现在那里的职位却成为众所周知的香饽饽；我却没上完大学就被学校赶出校门，沦落到如今这步田地。这种天壤之别的个案也让人怀疑参加高考是否具有那么大的作用。不过，这种事例毕竟非常偶然，概率之小到了相比起高考的大规模影响来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由是，高考的次数与高考的重要性密切相关。如果高考对于一个人余下的全部生活质量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的话，那么就应该把由于如此重要的考试中所可能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影响最小化，也就是说，参加考试者应该表现出各自的真实水平，而不受考试时期包括气候、身体、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干扰，至少应该将这种考试的影响因素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如此，增加年度高考次数，会使得参加高考者表现的偶然性下降，提高高考的公平性。同时，对于那些因为表现欠佳而失手的考生来说，缩短了考试的间隔，节约了包括时间、精力、家庭、社会等各方面为其考试的准备所必须的支出。至少，对于这类考试而言，节约了生命资源。为此，社会付出的成本将会是作为中国最重要考试的公平性的提升，和生命时光的无端消耗，以及家破人亡悲剧的减少。

那种认为高考增加社会成本的说法，表面上看是为了节省社会为高考所付出的代价，但却没有看到高考所造成的各种惨剧的社会后果；而且，社会为高考付出代价本身，也存在着华而不实的成分，原本一个很普通的大学入学考试，被全社会哄抬到了如此隆重而惊险的位置，凭空制造出来高考的盛世景象来为高考经济添油加醋，更让置身其中的考生如履薄冰。

说让其他考试陪考，这种说法更是站不住脚，如果通过了考试，就根本无从产生陪考问题，之所以参加高考，就是因为试图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参加考试者都是还不具备大学入学资格而又有进入大学读书愿望者，何来陪考之说？

从采访到的各方面反映看，增加高考次数也是理所当然的。其中认为由于高考当中存在舞弊行为而反对增加考试次数的观点，本身就是词不达意。高考当中是否存在舞弊，与高考次数无关，而是高考制度本身的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并不会因为高考次数的变化而呈现相关性的改变。只要中国社会全民腐败的状况得不到根除，不管是高考还是其他什么领域，舞弊腐败徇私枉法的行为就必然无处不在。

在这个层面上，看起来增加年度高考次数未可厚非，或者是天经地义的。

之所以说是在这个层面，是因为高考所对称的中国高等教育本身就很让人呲牙咧嘴。网上流传一则短文，看上去颇有意味。

让你哭让你笑:美国10大怪事VS中国10大怪事! 2006-10-30 17:19:44 楼主

（何必注，略。）

美国的十大怪事中，法律一件，政治三件，体育五件，娱乐三件。除了辛普森的比较严肃外，美国其他的怪事调侃的成分很浓，即使是提到政治；而黑人、黄种人、白人、笨人都可以在美国混得很有名堂，似乎又体现出美国梦的价值观。

中国的十大怪事中，娱乐和体育的一个没有，这些怪事集中在教育、就业、法律问题上。不少看起来很幽默，但实际上很沉重。其实在中国的怪事中，娱乐体育的也很多，但与民生相比因重要性差而被割舍了。至于政治，腐败的怪事很多，许多都达到了拍案惊奇的程度，合肥的例子尚不算经典。这毕竟是单个媒体评选出的，如果是网友评选出的，恐怕又是一番景象。

什么时候中国的网友也来搞搞怪事排行榜。我会选大部分中国人居然下辈子不愿做中国人那件事为NO.1。

 中国的怪事当中，涉及到教育的就占比30％，可见中国的教育之怪到了何种地步。

日本长冈技术科学大学校长川上正光在其《科学与独创》一书中认为，“一国之兴亡、盛衰，确实与国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相关的。”“为了我国的繁荣、存续、内政、外交和整个学术领域，具有独创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重要的。”“大学的最大使命是创造出学问、技术，要培养出具有创造力的人。”

战后日本的迅速复兴和崛起，与其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大兴教育、甚至到了饿着肚子也要办好教育的全民选择密不可分。

日本近视眼罹患者在人口中占比全世界第一，中国荣幸地位居次席。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一把手，近视眼就成为中国特色的风景。在中国的大学生当中，近视眼占比高达80％，大大超过了这个人群里小日本的四眼儿比例。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忙不迭地赶超日本而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呢？

老迈之年到中国来泡妞享乐胡说八道的杨振宁口吐莲花，说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成功。次话甫一面世，立即招致一片口诛笔伐。耄耋之年的杨振宁，果然老眼昏花，刚刚入洞房没几天，就感染上了报喜不报忧的中国国情，给中国高等院校近视眼人口做了很有时代感的另类诠释。

《南方人物周刊》载文，“丘成桐：北京大学引进的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文章引用丘成桐的直言不讳来开宗明义：

（何必注，略。）

在其他场合，北大花费了吃奶力气引进的数学大师丘成桐也口无遮拦：“中国高校的学术风气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否则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许多老师只懂得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丘成桐对中国大学教育存有不同看法，他批评一些名牌大学惟利是图，一心想赚钱，有些教授的素质也没有保证，大学里的派系关系，窒碍了学术界的自由发展。他认为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和“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指责，中国的高等院校们凭借质量越来越差、但价格却越来越高的生产，用流水线般地制造出一批批的假冒伪劣品种。一个改革开放，把至少在毛泽东时代还拥有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弄到了缺德无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德”、“体”彻底完蛋，而智力上根本达不到用人单位基本需求因而无法在市场上适销对路的窘境，造就了张开血盆大口侵吞国民财富却豢养越来越多的丘成桐所谓“不觉得羞耻”的货色、把原本好端端的学生弄成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的残次品甚至人格品质边缘化的人类垃圾。

如此情状之下，进入中国大陆大学所必需的高考的次数增加与否，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