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亚运会中国狂卷近四成金牌的意义

多哈亚运会中国狂卷近四成金牌的意义

                      2006年12月16日

何必

2006年12月16日，多哈亚运会终于落下了帷幕。

国内各大媒体对此都不惜笔墨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报道，借助本届亚运会吸引注意力从而招徕广告。

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的体育频道上为了本届亚运会开辟了专区。到亚运会闭幕时，网站内容也就这么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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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媒体对于中国人在多哈的表现定格在什么方面。“多哈亚运中国军团165金视频回放”、“夺冠瞬间永恒珍藏”……这种对于冠军的顶礼膜拜，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国代表团狂卷424枚金牌当中的165枚，把近四成的金牌揽入囊中，很值得我们骄傲自豪欢呼雀跃不是？

这些日子，电视里有关亚运会的各类消息数不胜数。央视凭借着垄断地位，派出了庞大的采访队伍，针对中国代表团的强势项目进行报道，力争不落下每一个中国队夺取金牌或者奖牌的那个时刻的现场氛围，并通过数字信号传递到国内，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作为从事电视工作多年的我，看着央视记者和赛场评论员的糟糕表现，实在惨不忍睹。黄健翔虽然神经质，但还有那么点子专业水准和明星气质。当央视进入了后黄健翔时代后，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就是愈发垃圾化的货色了。）

直播的赛事之中，每当中国运动员成功时，总是能够唤起国人的振奋；而运动员的失败也依然让人们捶胸顿足好不懊恼。

当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移开目光或者走出室内时，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继续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日子。

想当初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际，我曾经就当时的氛围胡说八道过。现在还可以抄录当时的些许文字。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在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击发的最后一枪，以总成绩566环获该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获得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由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金牌强国梦时代。

其实，应该看到，运动本身并不天然地具有民族凝聚力，而只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形式。在英语里，sport就是运动的意思，而我们所谓“体育”，完全是带有很强的教化色彩的词汇。《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体育”的解释为：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项运动来实现。这个词汇本身是建国后才有的，与当时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因此带有浓重的政治色调，把运动本身赋予了太多的负担，加上了教化乃至整合的功利含义。于是，运动向体育的过渡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太多的民族主义要义。

袁伟民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用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词汇，那就是我们能在本次奥运会上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举国体制”之功。这倒是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举国为金牌，金牌强国梦竟然被哄抬到了如此的高度，金牌已经涵盖了过重的社会价值。

说穿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英语里为Olympic Game，就是一场游戏，一种人们比试体力的赛事，就其通过比赛较量出胜负的意义而言，并不比教室里两个学生掰手腕更有价值。从古代奥运会时起一直到现在，在西方人看来，奥运会并不具有强国聚民的功用，而仅仅是在一定规则当中人类向自身体力极限挑战的公共表演。

2003年9月7日《中国青年报》就曾经披露，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遍及61个市、县的调查显示，现在每100个小学生中就有20多个人近视，初中生近视近一半，高中生高达71.29%，大学生达到了73.01%。

网上流传着一个署名“汤炜”的文章中提到，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退任后回到他的湖南老家，在家乡说了这样一番感叹的话：“我当政最大的遗憾是人民的体质改善得还不够快，日本人的体质提高得比我们快，二战后他们的平均身高增加了12厘米，而我们还不到4厘米。我这个1.68米的个头，回到家乡居然算是个大个子，太不像话了。”搞体育出身的伍绍祖的这番话，应该让“金牌第一”的国家体委当政者，有一点反思和清醒。我们的体育，已经忘记增强大众体质的本来宗旨，变成一部争夺奥运金牌的机器。

举国体制里，自然会举国动员资源，甚至不顾中国国情。国家体委（现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个“119工程”，就是在田径、游泳、水上等119个枚金牌的奥运亮点项目上重点投入，与欧美国家展开“高端体育”的全面竞争。但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中国人的肌肉结构并不适于搞这几个项目。奥林匹克原本就是发源于欧洲的运动赛事，其构成势必要以适合欧洲人长于力量与速度体质特点来量身裁定，很多运动项目是身材矮小适合灵活与技术类型运动的东方人的劣势。如果非要让东方人在这样的运动项目上与西方人比拼，那将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而为此依靠“举国体制”动员社会资源，则势必劳民伤财。虽然刘翔、邢慧娜取得了田径项目上的金牌，但如果考虑到金牌的性价比，大概就会有别样的韵味了。

汤炜文章也说到，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李力研透露了这样一个数字：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1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3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又涨到每年50亿元。（何必注，略。）

汤炜文章继续认为，最近在《陕西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省体育事业成果丰硕”的报道，（何必注，略。）

姑且不说汤炜这篇文章所援引数据的准确性、以及推论的正当性与否，只是，其文章标题为“冷眼看奥运”，这种在一片狂躁与喧嚣之中能有这般冷静、理智而不乏科学的态度，也正是我们时代精神里所欠缺的。而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哪个又不是我们静下心来应该切切实实面对的呢？

金牌拜物教已经如火如荼，信息不对称中的民意也发出了对金牌数量越来越高的怒吼，而这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结更是令人望而生畏。这次奥运会上，日本人破天荒地在这些年的沉寂后把韩国甩到了连味儿都闻不到的程度，曾经在奖牌榜上紧随中国，让很多周边的人提到小日本儿就气不打一处来。而但凡碰到与日本有关的事情，就屡试不爽地能看到民族主义的盛况，特别是到了网上，如果客观地说两句中日实力差距或是与日本相比中国在社会环境上的不足，就立即会招致一痛祖宗八辈的辱骂，污言秽语直至恶毒的人身攻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疑，这种狂热是把双刃剑，随时可能招致毁灭性的灾难。今年北京亚洲杯中日对决后球迷的过激反应，就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种。

如果我们还是任凭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在国民体质普遍孱弱、有限资源在“举国体制”的名义下用来实施精英教育，那么，即使中国的金牌总数超过美国而跃居全世界首位，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现在看来，这种说辞并不过时，而且更加过分。

好像也是在雅典奥运会上，有个加拿大女子自行车运动员在夺取冠军后，急不可耐地要赶回加拿大，因为其比赛所用自行车的租来的，必须按时归还，否则就会招致过期罚款，并对个人信用记录产生不良影响。

这种状况在我们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怎么会呢？一个奥运会冠军，竟然连辆自行车都搞不定？

雅典奥运会后，发生了些个什么变化呢？

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在美国NBA成名了，这带去了中国人多少的热切期待和渴望，似乎姚明在打大洋彼岸的成功就能够使中国人脱贫致富，或者强身健体似的。姚明在美国挣钱，国内也没闲着，劳模、杰出青年……各式各样的光环纷纷向其头上扔去，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景象。

与姚明同乡的上海男人刘翔在110米跨栏项目中达到并超过世界最高水平，将米国人阿兰•约翰逊放到了对决中败者的位置，并且赢得了太多的商业机会。

亮晶晶、刘翔……奥运会冠军们从来没闲着，到处做广告和出席五花八门的仪式典礼，作为公共人物风光无限，将由纳税人的钱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用来举国投入的运动项目后所取得令人唏嘘的成绩，归结到了运动员、教练员及其所在部门的名下，进而依靠这种公共财政所创造的附加值完全划归部门利益，表现为公共利益向个人和部门利益的转化。

国家队长跑教练员王德显被弟子们告上法庭，理由是国家队教练员克扣运动员经费，中饱私囊。此案至今尚未审结。这向全社会透露了国家专业运动领域里的潜规则究竟是如何自上而下将运动员作为牟利工具和搜刮对象。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中国男女足球都被边缘化。曾经被别有用心地称作是铿锵玫瑰的中国女足现在沦落到亚洲二流水平，被朝鲜压得抬不起头来，2007年广州世界杯女子赛上，如果中国女足不被比如德国再一场灌进8个球就谢天谢地了。而男子足球在经历了所谓十几年的职业化最终让国人看到的就是一大堆垃圾和龌龊不堪的黑幕。

中国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美女诸辰远嫁卡特尔，让中国人好生撮火一番。人们思忖，实际上，以诸辰的容貌，在卡特尔之类的人种里并不显山露水，东方人更多的是靠着名模吕燕那般单眼皮眯眯眼儿聚敛世界的目光。

乒乓球运动员孔令辉在北京酒后驾车被发现，拘留没到日子就被放出来，引发媒体评论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精神受到挑战。

举国上下为了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媒体上总是能够听到北京奥运会准备工作受到了国际上的猛烈严厉飘扬的恬不知耻的言辞。

……

运动领域内外，权力抑制权利、人治阻止法制（遑论法治）、官方压迫民间、委府作践社会、宣传替代新闻、繁荣消弭富裕、增长抑郁增收、物质放逐精神、肉体驱散灵魂、知识亵渎思想……这样的态势像瘟疫般扩散。

当局看到，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有的道德禁忌和人伦底线都不断被击穿，杀人越货谋财害命已经是家常便饭，日趋残酷的严刑峻法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安定和生活的健康，反而形成了作案手法的愈发惨无人道，激发了更加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在一个彻底没有了“信”（不管是信用、信仰、信心、信任等之类的中间的什么）的社会里，在一个什么都惧怕的民族面前，所有的宗教和自然的威力荡然无存，看到的只是中国社会全方位彻头彻尾的败坏。

我在央视时的同事总是从美国给我发来BBC的评论。其中也有令人思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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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注，略。）

于是，委府不得不回过头来向传统文化寻求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去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头一次公开肯定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功绩，到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从今年没完没了的央视“新闻联播”中固定板块“光辉历程”对共产党先烈事迹的赞颂，到曲阜和台北两地共同祭孔的盛大仪式，莫不表现出十足的心虚。

与此同时，新三座大山正在来势汹汹地逼进所有的国人，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消费的萎靡不振、委府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趋势，都让我们一旦把目光从电视屏幕上移开后，便会看到日趋冷落而阴险的生活，一次次地冲淡和抵消着从中国运动员花费举世罕见的巨资取得优异成绩后好不容易得来的尚佳心情和美好愿景，从心底里发出慨叹，那些璀璨鲜艳光怪陆离的歌舞升平踌躇满志，与我们何干？我们不过是被愚弄和操纵了的一群傻瓜。而如此以民族国家的竞技运动成绩来当作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的把戏，当然也就是个空前绝后惊世骇俗的骗局了。

如此，用类似亚运会、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成绩来当作障眼法，当作振作民族精神的法宝，当作救命稻草，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约定俗成。可是，运动会金牌银牌铜牌并不具有那般的功能。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强化统治的基础远远不是附着在竞技运动成绩上那么简单。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就算是把所有运动会的金牌悉数囊括在手中，也无法将这种原本是人类游戏的符号附会太多政治功能。换句话说，运动会成绩本身根本负载不了如此厚重的政治成分，金牌也不堪举国之重负。

更重要的是，在公共财政（姑且如此称谓，不管在中国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原本有限的情况下，对竞技运动投入的举国之势，必然大大削减了对其他公共领域的投入。中国现在的贫困化有加剧的趋势，以纯粹的货币收入计量生活质量，完全忽视了货币收入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福利状况，市场化叫嚣覆盖了那些市场失灵的地带，成为官产学共谋的大规模屠戮。

何况，举国办官方竞技运动，这种制度设计是否经过了纳税人的同意？投入如此巨大的公共资源去与全人类比拼，是否经过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是否有诸如听证会之类的的正当程序？没有。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所取得的这些运动成绩，从行为本身来说就是非法的。

如此，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自觉到，中国到底是要奥运会金牌，还是要货真价实的国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