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制调整中的利害纠葛

消费税制调整中的利害纠葛

                                 2006年3月23日

何必

3月21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通知，从4月1日起，对我国现行的消费税的税目、税率以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略。）

是日，各媒体竞相报道了现行税制调整的消息，更多地聚焦在消费税的增加方面、以及这种增税对于遏制奢侈品消费和保护环境的作用，也有媒体注意到，这次税制调整中还是有像浴液商品消费税下调，说明这次税制调整并非一味增加税种，而是有升有降。不过，稍微看一下就能发现，所谓的浴液消费降税幅度，相对其他增加项目而言，实在是九牛一毛不足挂齿。例如，这次针对机动车排量所征收的税，被业界普遍认为是根本起不到鼓励小排量汽车的作用，在大幅度提高大排量汽车税率的时候，小排量汽车的降税只是从原有的5％降至3％，距离坊间呼吁的1％甚至取消而言，基本上保持了以往的格局，对鼓励小排量汽车的政策没有任何作用，被很多人士称之为“从大到小一律抑制”。

而这种节目该如何评论？在节目讨论时，有人提出，从国际经验看，出台消费税在客观上和结果上势必形成对消费的压抑，无助于刺激消费；而主持人却认为中国的税收与西方国家不同，增加消费税未必会造成物价上涨，很多由于税收增加的成本会在企业中自行消化掉。而由于节目运行体制，如此说法也就成为最终定论，并在节目播出时的点评中给予使用。但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者就能看出，这种说法明显是扯淡。税赋的增加毫无疑问会对经济生活起到作用，如果企业能够自行消化，也并不是当局的初衷，通过类似税收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生活的工具，这是各国政府在管理国家时都会采用的手段。可问题是，无论如何，增加赋税也是一笔显性支出，不过企业是否能够自行消化，都会产生系统性的效果。假如企业自行消化，则降低了企业的赢利能力，对劳动者收入带来影响，形成就业挤出效应；而企业也绝不是个无底洞，并非所有税费都可以在内部消化，特别是在竞争相对充分的时期和领域，企业利润向社会平价利润率趋近，利润空间狭小，自行消化外来成本的能力大大减弱，这种税赋的增加除了逼迫企业压缩生产成本、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以确保生存外，最终也不得不向消费终端转移成本增加所带来的压力；而因为这种税制调整是针对全社会的，因而这种成本增加也就是全行业的，物价整体提升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因此，那种说如此消费税政策实施不会引起物价上涨的议论，实在是荒诞不经地形成了话语方面近乎弱智的霸权。而这种状况，在该节目中远非偶尔的了。

那么，这种税制调整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日前，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预计中国2006年经济增长将在8.5%到9%之间。（略。）

同时，中国经济对于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外貌依存度甚至达到了经济规模的半壁江山，这对于如此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来说，风险不言自明，一旦国际上出现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将遇到伤筋动骨的影响。

而中国国内消费，却一直出于泥足深陷不可自拔的境地，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巨大的城乡差异、中东西部经济区别、GDP增长却不能带来人均收入的增加、贫富差距等等，都严重地限制了国内消费走出低迷。

国际上，在经济发展时期，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来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已经是通行的做法。可在中国，减税却除了奇谈怪论，无论是通缩还是通胀，财政政策上却总是保持高调的增加态势，所谓的区别也只是在公共投资领域中规模的大小和领域的变换。

人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是取消了农业税，宣传工具眉飞色舞谈论取消农业税如何体现了当局的亲民本色，却对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危险闭口不谈。由于这个税种的消失，使得原本80％县乡级财政已经破产的局势得以釜底抽薪，使得基层制度成本日益攀升，基层的制度维系体现基本破碎，黑恶势力乘虚而入，从而使这项表面上看给农民的恩惠演变为农村整体的灾难。

而且，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财政收入中用于维持现有宦官体系的成本是古今中外少见的，人们曾经为中国当前官民比例争执不下，但却基本上认可中国现在的这个比例是古往今来最高的；数据显示财政收入中用在豢养官僚体系的开支已经占到了近80％，剩余那些部门才可以进行转移支付，提升包括教育、卫生、城市社会保障、农村制度保障等方面。最近一个数字让人瞠目结舌：中国仅用于公款吃喝的费用与中国的国防开支相等！会议多和举办会议铺张浪费，已和公款吃喝、公车浪费一起，被公众称为建设节约型政府的三大顽症；更不用说公车公会公房公游公嫖公赌公贪……在天下为公的名义下，又有多少空前绝后令人发指的倒行逆施假汝盛名而行！

当财政收入中行政体系开支为刚性时，为了维持社会运转，各种政策变迁必须以保证如此刚性支出状况不变为前提，所有税赋都要建立在如何确保庞大官僚体系得以驱动并正常运转而不致产生内部攻破，这是一个制度基础。

在宏观调控之下，由于无法得到银行贷款，越来越多的地方企业正依靠财政借款来维持。唐山市一位官员称，唐山市钢铁行业大量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贷款。唐山市财政局旗下成立了多个投资公司，向当地几个大户企业注入资金。类似做法不止唐山。广东台山市也特意成立了市筹资办和市财政周转金管理办公室两个常设机构，专门为市政府筹集资金，支持地方企业发展并解决就业。据当地企业透露，地方财政先以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筹集资金，然后再将资金以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方式转借给地方企业，高借低放形成的利差，由地方财政补齐。其后果是宏观调控带来的企业风险、产业风险，大量转化为地方财政风险。

而这种财政风险一旦爆发，首先是以国家信用为代价的。因此，化解如此财政风险也就是当局必须刻不容缓面对并时不我待着手进行的首要工作。

李佐军撰文说，关系国计民生经常被用来作为政府垄断经营的接口。（略。）

而目前看，将赢利区间冠之以“国计民生”的名义进行垄断，在社会混乱程度增加、政府监管不力、各界置疑政府行政能力的大背景下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而所有这些，都形成了税制调整的社会环境和系统条件。而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审视开篇消费税制调整的前因后果，也许就更让人耳目一新。

2005年12月，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长金人庆透露，今后5年，财政部将积极促进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略。）

也这是他，在担任国家税务总局一把手的时候，曾经有过全国100万税务工作人员披星戴月完成税务指标超额完成的奇观，成就了他仕途的一马平川。而此番说辞当中，除了扩大征税范围外，谁又能看到减税的迹象？

（何必注，略。）

如此税制改革的整体方向，应该算是很伟大光荣正确了。但目前，我们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被马克思称之为异化的进程当中。挥之不去的GDP政绩观，将经济增长本身异化为执政目的，而将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标准放到了无人问津之处；税制改革则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对于为公众开源节流这样的国民福祉却干脆不予关照。手段变成目的，对于手段的追求完全掩盖并替代了目的的存在，就像很多先富起来的群体要将转型中的社会形态固化为常态以将双轨制利益旷日持久地攫取下去那样，成就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特色的异化，并结果成名副其实的异化的中国。

而所有这些，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指标体系来度量，却给了我们很瞠目结舌的一番景象。

相对于《福布斯》的税负指数，宏观税负也许是横向衡量国家、地区税负水平的更为合理的指标。所谓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内税收收入占该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我国内地宏观税负最低是1996年的10.18％，此后每年以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04年达到19％。考虑到社会保障等因素，中国内地目前宏观税负水平将与发达国家持平，再考虑到大量非税负担，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则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自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持续高速增长，1993年全国税收总额仅为4255亿元，11年后税收增长了6倍还多。1998年来，我国连续7年GDP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为19.3％，尤其是2004年，同比增长高达25.7％，税收增幅相当于全年GDP增幅的2.5倍。

而2006年1月份，国家税务总局局座谢旭人在国务院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得意洋洋地宣称，中国税收5年间翻了一番，增长了100％。这种恬不知耻并且缺乏最起码传播经验的说辞，当场在遭到了记者有关如此高税收是否过快了的发问。而实际情况恐怕比这位局座所公布的还要触目惊心。人们清晰记得，2005年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兴高采烈地宣布，2004年全国共完成税收收入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长25.7%，增收5256亿元，总收入和增收额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是近年来增长最快、增收最多的一年。

如此一来，说现在我们处在苛捐杂税之中，大概并不过分。再来看消费税制调整，恐怕也没什么值得兴高采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