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营企业家参与党政干部选拔现象令人堪忧

浙江民营企业家参与党政干部选拔现象令人堪忧

               2004年7月23日

何必

眼下正在进行的浙江省党政干部公选，今天晚上将公布笔试成绩……（略。

前一段时间，“红顶商人”现象再度引起社会各方密切关注。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交叉倾向，一再翻身落马的党政干部几乎都是由于利益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谋取私利最终东窗事发的，现在，每天翻开报章都能看到又有什么官员被查出有行政劣迹而遭遇“双规”甚至移送司法机关的事件，人们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逐渐在官员腐败的日子里麻木不仁；同时，也能看到各类企业头面人物想方设法拿企业资源向地方主管官员讨好行贿，用市场资源与行政权力进行交换。有些“红顶商人”干脆就是同时身兼行政与企业的职务，集权力资源与企业资源于一身，在一个人所承担的双重乃至多重社会角色之间完成了权力与市场资源的转换，成为权钱交易的集中载体。

浙江这次选拔党政干部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家，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大概，人们又会对此议论纷纷见仁见智。

依笔者看来，民营企业家热衷于党政干部选拔，也许并不像坊间所流传的那样是体制改革可未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

这次参与选拔浙江省党政干部的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柯登响说，尽管当公务员的收入要比现在少很多，但在他看来，政府这样一个平台对实现自己社会理想和职业理想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企业和政府毕竟是两种性质的管理，而且政府还承担着公共服务的职责，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做好了的话那种成就感是管理一个企业不能比拟的。”如果我们抛开此公面对媒体冠冕堂皇的说辞，而是去看一下民营企业真实的生存状态，那么也许就可以从更深层面来理解其振振有辞背后的原因了。

浙江省是我国民营企业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由于浙江紧邻台湾海峡，那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备战前哨地带，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当落后。按照当地人们习惯性的说法，很久以来，浙江省除了邮政部门和糖烟酒公司外，就没有国有企业了。改革开放后，这里的民营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到了上个世纪末，依靠地方政府力量拔地而起的类似华西村那样的苏南模式逐渐暴露出其行政负担过重行政干预迹象非常明显而在中国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中日渐式微后，浙江模式就开始异军突起并取而代之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各地纷纷到浙江去取经，力图学习那里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一时间，“温州模式”、“浙江模式”成为各方热烈讨论的兴奋点。

但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依然不尽人意。经济学家樊纲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如果以国有企业能够进入的领域为100％，外资企业现在大概能够进入的比重是60％左右，而民营企业能够进入的只有40％。他就此得出结论说，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受歧视的问题上闭外资企业还要严重。他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要给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而更重要的是给我国民营企业国民待遇。

换句话说，作为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中国企业，在享受企业待遇方面，目前民营企业比起外资企业来还要缺少约50％的各种条件，中国企业在中国本土上比外来企业还要遭受白眼和冷落！这是多年令人难以置信但却又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姑且不谈国有企业到现在依然霸占着大量资源却滋生着太多的社会问题，只是拿我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相比较，就很费解于企业待遇方面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的设计思路与理念究竟如何？为什么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巨大动力的民营经济所应该享受的待遇方面，出现了非常不和谐的崇洋媚外把自己企业等而下之的做法？

从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上看，到现在民营企业已经走到了一个体制性瓶颈处而难以再有所作为。民营企业自身规模与家族制的先天构成，以及一盘散沙似的企业分布状态和组织化程度，成为了浙江这块风水宝地里生长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内部障碍；而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所处的尴尬位置让其面对国有银行时很难形成对接机制，造成民营企业融资的巨大而范围甚广的艰难；还有，由于民营企业对国际市场信息把握和利用方面能力的捉襟见肘，常常使民营企业在纷至沓来的反倾销诉讼充任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而且，最近国家实施的针对经济过热采取的宏观调控举措中，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民营企业（经济界在国有企业受这次调控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上几乎达成共识）。

这样一来，民营企业总是处在进攻时冲锋陷阵撤退时断后防御的位置上，比起其他所有制企业来就像个后娘养的总是矮人一等。这还要加上地方政府通常情况下，出于人员安置、财政收入、面子工程以及权钱交易等很多看地见和看不见层面的考虑，往往不能也不敢对当地国有企业为所欲为，对外资企业也还是好不容易招商引资来了不能动辄扯下脸来进行盘剥，剩下最好欺负的当然就是民营企业了。民营企业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过程中所耗费的大量时间、人力和金钱已经是社会上有目共睹的。于是也难怪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倍感艰辛寒蝉。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更多地来自法律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很少有企业家直接参与选拔，而更多只是作为竞选的财力支撑角色存在并发挥作用。大概没什么人听说过比尔•盖茨、韦尔奇之类的商界巨头突然萌发奇想要入主白宫过些统治国家的日子，也没听说那些巨型企业的首领们会参加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拔。

在我国，当企业家干出一定成绩后，就会自觉或不由自主地担当一些政治工作，这种现象是很奇特的，也是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所具有的一些阶段性的现象，实质上还是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表现。

当然，浙江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参与地方党政干部选拔，并不是由于当地民营企业已经足以参与地方政治。如上所述，倒更像是民营企业主们选择对民营经济生存环境以及对民营企业歧视的一直逃避。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企业家参与地方党政干部选拔，似乎并不是件值得弹冠相庆的事；换言之，如果什么时候，民营企业家们能够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异想天开摇身一变想着从政，或许那时候我们才能说有了真正的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