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借脑引智工程”存疑

太原市“借脑引智工程”存疑

                               2004年3月30日

何必

太原市政府透露，该市委书记、市长昨天起分别正式“配备”了“科技幕僚”……（略）

这种“借脑引智工程”听起来挺新鲜，但读过内容后，却有了一些疑问。

首先，太原市的这种做法明显地带有重理轻文的倾向，“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当属毫无创新之举。顾名思义，“科技顾问”更多地还是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众所周知，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有着这种传统，科技虽然是“淫技”，但毕竟还是可测量的，比起社会科学夸夸其谈要更令人见其实用性；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没有改变重文轻理的传统，与前苏联交好时所聘请的专家也多是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甚至在文官系统里的选拔机制方面，也更多地具有技术专家倾向；“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千载不变的中华教育观念，国内大学文理科区分、学生选择专业等方面都会反映出这种社会心理和取向，这与西方国家文科学生占大多数的状况正好相反，而这点倒是给了那些叫嚣国际化的人们揭开了一个盲点、误区或空白地带；而这种取向所造成的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律知识的欠缺及其导致的缺乏宏观思维和权利主体意识的危害早就弥漫扩散到社会生活当中。

另一方面，人文方面的学术研究一直不振，相对于人造卫星和航天飞机上天、信息化程度提高的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成就，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却是鲜有能够达到世界水平的成果，基本上还是跟在西方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弄点子嗟来之食。以自从改革开放后由于发展经济而得宠到了拜物教水准的经济学方面看，派别林立内讧纷争，名目繁多的流派彼此水火不容甚至不共戴天，出现了学界霸权，一些感到被压制的学者甚至在公众场合声称要“退出经济学家”行列，映衬着派别之间的利益之争；一些所谓顶尖专家与资本结合起来瓜分社会财富，成为倚强凌弱的帮凶；不少经济学领军人物把西方经济学奉为圭臬，而行政、司法等权力部门则以第一要务为名将这种圭臬演变为社会法则，其中自然也有法律学术方面的迂腐，人们耳熟能详的“立法滞后”、“法律缺位”等现象大体可以让人们知道其德行；更不用说，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则更由于为人忽视乃至不齿而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却没有被问津和重视，像哲学、历史、宗教、语言等学科的学者都还只是玩些古旧的游戏。等等。这种现象的旷日持久，造成社会科学领域长期的荒疏。

中共中央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但从太原市“借脑引智工程”的内涵里，却读不出这样的意味，却有着把“科学发展观”蜕变为“科技幕僚”角色、弄些个形式化的玩意偷梁换柱的成色。

如果太原市方面为政府聘请什么法律顾问、并借此推出依法行政、有限政府、问责机制什么的，倒还比目前这些名堂来得实际些。

其次，太原市方面在为市委市政府遴选“科技幕僚”时，也还没有忘记要沿袭社会上流行甚广的各种歧视。“年龄40岁到55岁之间，清华大学、中科院、中国社科院等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院士、博导、教授、研究员”，让人一眼看上去，还是瞥出了其意味：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就像西部普遍存在的那种重引进轻盘活存量人才的状况一样，太原本地高校的人才大抵上是不会进入此列的，中国各地蔑视本地人才的通病在这里依然流畅；年龄、单位级别或名气、本人职称等构成了遴选的体系标准。大概是在6、7年前，一个开公司的朋友不无得意地对其中供职的一个老外说起，公司员工平均年龄仅25岁，没成想，对方听了以后瞪大了眼睛好像鱼刺卡了喉咙：这要是在其本国要被起诉的，因为有年龄歧视的嫌疑。当然，就业歧视在我国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太原市这种举措，着实让人看到了就业歧视的发端与政策支撑，而类似学历、经验、门类、门第、岗位、职称等方面的歧视也昭然于公众面前。谁能说，如果不是院士博导、不是清华、中科院、中国社科院的人就注定不能给政府当顾问？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别说比尔•盖茨，就算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上那些风云人物，也没几个有资格成为功彪千秋名垂青史。在目前条件下，政府的举动带有很强的社会行为规范乃至指导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然政府在选用顾问时尚且如此，要求企业等用人单位摈除歧视只能是纸上谈兵。

还有，正职（一把手）与副手配备顾问数量不等，反映出现实的等级差别，并将顾问当作私人财产或附属品。在如今更强调集体领导时，太原市方面却执迷不悟，依然按照权力等级来划分资源，把所谓“科技幕僚”依照职位配额分属到每个领导个人名下，联想起旧中国皇帝三宫六院选妃的情形，不忍咋舌。以那些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们，为了区区太原市就能甘为人下，充当市领导的妆饰品或附庸，大概彼此都有所芥蒂，合作前景令人担忧也就并非是想当然的事了。

再有，“幕僚”们人均年1至2万津贴，大概还是要从太原市纳税人的腰包里掏，自然不会是这些官员们动用私财，而这笔20到40万元钱的支出注定是不需要什么听证或人大会议决定的，权限范围内的事；即使考虑到太原方面还为每名顾问配备了两名助手，其薪资自然也是公务员系统列支，无非是有多了个扩充机构安插亲信的借口，臃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财政捉襟见肘则照样可以想方设法。不过，即使如此，还是可以对其合法性存疑；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最高学府或科研院所里有幸成为太原市“幕僚”群体的精英，注定是不会从一而终，也拦不住其再被其他什么地方继续聘为“幕僚”、“参谋”、“智囊”之类的名义，干着一仆多主类似演艺界明星走穴或歌厅小姐出台那样的活计，有需求就有供给，双方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但却倒霉了科研。难怪很多研究生抱怨导师社会活动太多马不停蹄奔走于各地只能荒废了治学严谨，也才有了学生炒导师将会成为时髦。

最后，按照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政府采取任何行政措施在出台到正式进入行政程序期间都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公示，接受社会的评论。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对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鎔基谈到，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企业并不是什么危险，但对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相当困难。如今看来，被称为“借脑引智工程”的“太原市党政领导科技顾问制度”今年2月份开始，没有经过什么公示就付诸实施了。太原市方面对此不屑一顾，干了再说，从中可以看出太原市方面对于国际潮流的逆动。从这个才开始不到两个月的工程“酝酿启动以来，‘科技幕僚’已向太原市推荐了200多个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其中有9个正式签定了合作意向和协议”的说法中，还是真相大白：嗨！感情充其量就是个巧立名目的科技成果推介交易会。其中会有什么样的交易，任凭各位看官去琢磨。以目前流行的“潜规则”说法，公开与不公开的交易自然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