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就业当作首要大事

把就业当作首要大事

                                       2004年1月27日

何必

群众关心的5大热点问题分别是：51.42％受访者表示关注就业问题……（略）

在一个由党的最高纪律检查部门所做的专项调查里，党风廉正问题被置于中间的位置，而就业问题则跃然到首要位次。这个调查与社会实际状况基本相符，也反映出民意的趋势。而就业成为社会最关注的热点问题，值得所有人深思。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这使得中国的国力有所提高与攀升，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此，国人曾经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过。

但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势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缓和，反而有越来越恶化的趋势。而且，长期以来，由于内需不振，出现了为各方深感担忧的总体物价水平在低谷徘徊而导致的通货紧缩现象。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形势吃紧、通货紧缩局面频仍，由于违反了英国人菲利普斯所创设的曲线效应——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势必为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而且也与美国新经济中出现的对于“菲利普斯曲线效应”的某个侧面的反叛（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但就业却没有增加）大相径庭、而出现了很具有“中国特色”（独一无二）的一高两低的奇怪景观，而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经济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也由此可见问题的难度。

西方政界选举时，竞选人都纷纷就如何增加就业作为竞选纲领当中非常重要的施政目标，乃至有些干脆将其当作唯一的竞选口号；而人们在评价当届政府政绩时，往往并不看经济增长幅度，而拿就业说事。

而在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事实上的经济挂帅的方针已经实行20多年，追求经济发展成为唯一目的，不少地方政府都把当地GDP增长良当作考量政府施政成绩的指标，并由此运行着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权力分布、资源配置和财政走向；社会上也对失业讳莫如深，例如，上述中纪委调查结果就被不少媒体别有用心地只发布有关反腐倡廉部分而没有将全部调查项目及其结果公诸于众。

就在这样一切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情况下，出现了就业形势严峻化的趋势。国有企业转轨当中，造成了工人下岗，虽然说这是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可能属于暂时性的问题，但2002年再就业还是破格被提升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城镇中转移是这些年来风起云涌不可逆转的事实，去年底为民工讨要被拖欠工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人口就业领域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而1998年开始的高考扩招的学生去年走出校门加入到就业竞争大军当中，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人群恐慌，随着扩招生日趋增加地步入社会使得这个趋势只能有所增加，失业白领化则由于这个人群社会负担较少而动能较大而引起了全社会更高层面的关注。

现实情况是，中国经济对于就业所能带动的效应越来越小（就业弹性越来越低）的同时，中国目前只有两亿人充分就业，能够享受到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而有五亿人处于不正规就业，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而还有两亿多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城镇里打工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离土并离乡流入城市，加剧就业竞争的行列。

就业形势恶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际上有个通行的习惯，10%的失业率是个警戒线，如果超越这个界限就有社会安定之虞。虽然我国现在通行的统计口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里的“城镇”和“登记”本身就屏蔽掉了不少实际失业人口，但却未能因此而改变就业状况令人担忧的事实。去年，国家经贸委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如果把下岗人员、未登记的失业者、农民工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悉数计算在内，中国实际失业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约25%，也就是说，即使把老人小孩重度残疾人都算上，不管是否具有劳动能力，每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由此把国际警戒线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人们对于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恨之入骨，对于公路超载现象痛心疾首，但是否站在就业层面上思考过这类现象出现的必然性？民以食为天，当温饱面临威胁时，为了活命而拼命是理所当然的。笔者不想从道德或法律层次上讨论假冒伪劣制造行为，只是，如果就业问题得不到重视和有效解决，空泛的社会安定就势必成为纸上谈兵。在不少国民衣食住行方面存在着起码的困难时，求生本能所挟持的各种各样的行经必然冲击和荡涤人的道德底线社会上的和伦理空间。

而这时，各方还是将地方GDP增长作为当地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翻开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鲜见哪个政府把失业率当作硬性指标摆在其中，在政府职能当中更倾向于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督，却把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仿佛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面对失业人口增加社会保障范围过于狭窄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尽量避重就轻。

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人地关系紧张，巨大的人口与有限的可利用土地是我们所面对的长远性问题。如何用这有限的土地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并使得人民兴高采烈奉公守法，必须使绝大多数人有居可安有业可乐，而这“安居乐业”当中，首要的当然是由于日趋突出而为各方越来越关注的“业”。

著名三弄问题专家温铁军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与实质说成是“就业的现代化”；经济学家胡鞍刚说就业问题是21世纪中国将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学者李强则认为，失业、特别是去年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失业是“社会的癌症”。就目前情形看，把中国就业形势严峻程度再怎么提高都不为过。

人们曾就为国民只储蓄不消费造成内需疲软的实际情况而忧愁，但在如今就业得不到有效保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却节节攀升到了离谱的程度、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少数人的乐园却不能覆盖社会上大多数人因而被当作贵族化的奢侈品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把来之不易的有限收入作为不得不自己构筑的保障，对于未来的无可把握造成了现实生活当中的节衣缩食。在如此状况下，所谓启动或振作内需当然只能是美好憧憬中的海市蜃楼。

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都在忙不迭地做扮靓城市的“善举”：扩大公共绿地、与国际接轨搞“国际化大都市”、增加城市照明甚至搞“不夜城”、争取第几大古都称号、创立“花园城市”等等，增加有限土地上的开支并由此提升城市成本形成实际上的就业壁垒，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并威胁着社会发展。这种鲜明而尖锐的矛盾中，蕴藏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危险。

经济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使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能享受到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却要在发展过程当中被当作代价而仅仅承担发展的义务却没有从中得到权利，发展本身从手段异化为目的，为了发展而发展，速度标志着一切，在眼花缭乱的数字背后却是近乎天文数字的人口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并经此形成不良的社会预期，那么这种发展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因此，将就业列为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并在政府对于社会还有不可替代全方位作用的现实条件下，把追求GDP增长代之以就业率的提高，注重存量就业岗位的保护与利用和增量就业岗位的设计和开发，形成合理的就业制度，去除就业当中现存的不合理限制与歧视，加大失业成本，提高失业保障，遏制失业的提升与蔓延，把失业当作社会安定首当其冲的威胁，切实理顺经济发展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良性互动，让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有业可就，应该是能够形成社会共识的，而且也必然为大势所趋。

发展是硬道理，就业更是硬道理；发展仅仅是手段，就业及其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才是根本的目的。没有就业的发展是不健康的发展，是不能给人民带来实惠的发展，是脱离了群众利益的发展，是违背时代要求的发展。在追求充分就业前提下的发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