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北京的边缘

漂在北京的边缘

                                           2006年2月13日

何必

他们，独自在北京闯荡，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略。）

这个节目中，看到了太多灰暗的内容。“忍”、“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不停的换工作，不知道喜欢什么，不知道将来干什么。//目前在漂，将来还会漂”……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发出的很有代表性的声音。表面上，我们听到了如此饱含辛酸、孤独、不满、无助的心声，而我们更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份份声讨书，是一宗宗宣言，是一簇簇危险的隐患。

所谓的京漂一族，在这里有别于媒体上蜂拥而至争先恐后报道的农民工，而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后滞留或者来到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的男男女女们。在全社会都把视线集中在由于温家宝为熊德明的丈夫讨要工钱的伟大举动所引发的农民工现象之际，一时间农民工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为农民工提供的至少是表面上的服务也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春运农民工专列、城市农民工招聘专场、农民工法律援助、农民工情感热线、农民工卫生保健、等等，而当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借助权力的关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注目后，水桶的短板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比如没有到城市中打工的那些农民、城市中的贫困人群、以及该节目所涉及的漂泊在城市的这一群人。社会对于这类人的认识相对肤浅，而也因为领导人来不及在这个领域做出什么示范性的行为，所以舆论也就在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去社会化与非主流化方面推波助澜，繁衍并扩散着惟上惟大的权力与资本拜物教。

那些被城市逐渐边缘化并贫困化着的漂泊一族，很多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因为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有着高价值的素养。中国古语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接受过高等教育，本身就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如果处理不好，则可能产生更加不可想象的麻烦，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危险。接受了高等教育者，通常都个人的身份认同要求更加强烈而确切，一旦发生挫折，就会以影响力更大的方式表现。马加爵就是个极端的例子，那些由于与现实不协调不介入不认同者，会以非常激烈而残酷的手段回应将其边缘化了的社会。

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意味着掌握着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使得这群人更容易通过类似互联网或手机的方式传递情绪，强化感受，发掘共鸣，形成帮派，结党营私，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去年10月27日，居住在巴黎以北克利希苏布瓦市的3名少年为逃避警察追捕，跑进一所变电站，不幸遭到电击，两名少年当场丧命，另一名少年身受重伤。此事引发了法国全境的骚乱，而且蔓延到了邻国比利时和德国。这次以西欧专制化程度最高的法国爆发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动荡，被全世界密切关注。参与骚乱的都是战后移民到欧洲的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他们的父母忍受了到欧洲国家干粗重活计低人一等的待遇，可这些在欧洲本土长大的孩子们却依然遭受着各种歧视。法国议会中，干脆根本就没有这些国民的代言人！

2005年11月21日出版《纽约客》评论：自二战后，西欧国家便成了移民运动中心。其中有“你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一员”的英国，“请在融合我们之前自动消失”的北欧，“可进入但不吸收”的荷兰，以及“你们是客人必须回家”的德国。欧洲国家最看不起的，就是“依靠财富提升地位”的美国。遗憾的是，似乎只有美国的模式真正取得了效果。

而在我们这里，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城市化，要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完成近10亿人从农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迂腐懦弱粗暴拙劣的权力者的一举一动，都会给那些来到城市的新移民造成后果严重的影响以及不可磨灭的记忆，给未来埋下巨大的隐患。

2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

《瞭望》周刊近日刊载文章称，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

于是，在以追求社会公平讲求公共服务的社会主义为体制里，中国现在却产生了贫富差距世袭化的倾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种固化社会地位的现实和趋势，将使得未来的中国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漂泊在城市里的一族，很多人都是衣食无着，居无定所，举目无亲，经历了非常孤独而艰辛的谋生历程，更经历着悲惨萧瑟的心路长途，这种身心交瘁的社会存在，长期积淀下来，会演变为对社会的仇恨，而一旦集中爆发，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社会破坏。

漂泊在城市的人群，给中国的城市化提出了严峻到了生死攸关的挑战，这是包括城里人、外来人和乡下人都必须同时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