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与公共场所垃圾化

交通拥堵与公共场所垃圾化

                                  2006年1月9日

何必

2006年1月8日、9日连续两天，北京电视台《城市》播出了交通拥堵的节目。其中，各方的说法还是颇为有趣。

郑也夫在《轿车文明批判》一书中说到，“最严峻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进入轿车文明，而是我们应否进入轿车文明”。

国际交通咨询专家徐康明：“你可能看人家车尾的时间，比你看你孩子的脸还多。”“中国城市交通的发展是不适合机动车发展的，这是一个定律，我们早点晚点会认同的。”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咨询专家、20世纪北京市政府历届交通顾问组组长李康：“人家本来没招没惹的，怎么这平均车速都普遍降下来了，甚至骑车都有问题，钻车缝都没有了。”

中国社科院教授张国初计算出北京市每年交通拥堵的成本超过100个亿：“有200万人坐车上班，一天要多浪费了200万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费用，我按保守一点20块钱算，一个小时20块钱，200万人，一乘就是4000万，这是一天的代价。”

毛寿龙：“在英国连猫都不会轻易下马路崖子，出去溜狗，溜猫，猫肯定会在人行道上走，因为它已经养成习惯了。”

北京市城市规划院院长朱嘉广：“路是大家的，不是专给小汽车开的，路是交通，不仅仅是车道，是为了大家通行用的。交通的目的是为人服务，不是车的奴隶。”

该节目甚至采用了网上一些针对堵车而创作的段子：在北京三环以内各大路段设置露天幕布，24小时播放露天电影，供堵车解闷；要求饭馆推出全天候“送饭上路”、“堵车套餐”活动，以解决长期堵车带来的司机饥饿问题；必须在车上设置流动厕所，以便及时处理新陈代谢；有乘坐飞机或火车的乘客建议提前一天出发，步行前往机场或火车站；建议“打的“的出行者每天包车，可以减少堵车“蹦字儿”带来的巨额损失；对常年堵在城区第一线的司机授予“堵神”称号；禁止司机把北京各大拥堵路段当成停车场，借堵车的名义逃避停车费；在堵车的时候，一切焦急狂躁等等诸如此类的心理上的反抗都是徒劳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利用和享受堵车时光；“痛并快乐着”这句不再时髦却通俗易懂的口号同样适用于堵车的日子。

又是交通，又是堵车。如何为这样的节目做点评？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列出一个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在形态上四个要点：用途要复杂，街区要小路网要密，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

柏兰芝（台大城乡所、柏克莱、现任教北大）分析，高增长的中国将沿着（幻想中的）美国的道路前进……在新镇或卫星城的建立过程中，就业机会的分散始终不及于居住的分散，而道路建设的速度又不及私人汽车增长的速度，如此延伸的是通勤距离的拉长，城市向郊区无边无际的蔓延。低密度的郊区化发展鲸吞蚕食了都会区周边的青山绿水及肥沃的农田——想象一下今日的江南的陷落可以作为对比。

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说：“北京绝对是一个‘最好’的研究标本，在过去几十年中被证明是失败的各种规划方案，你在北京全能找到。”

勒•柯布西耶：“我们一定要杀死街道”。

……

该节目里引用了同济大学教授杨晓光说法：“中国不少地方对待交通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这倒是非常值得说的。

2002年笔者在央视做演播室访谈节目时，曾经就当时旅游业井喷现象采访过笔者的大学校友、时任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与财务司司长的魏小安。在节目中他谈到，“在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厕所可以说在世界上臭名远扬，当时很多旅行商说，中国什么时候解决了厕所问题我再组织旅行者来，因为我们觉得无法容忍这种现象。所以1983年国家旅游局就召开了一次全国旅游厕所工作会议，进入1990年代之后，情况稍有好转，至少饭店了厕所解决了。1994年马来西亚市场对中国开放，当时马来西亚的旅游商对马来西亚人就说，说你们到中国去就一定要带一把伞。他们就说中国很多厕所没有门，所以你要带一把伞临时可以当门用，当时搞得马来西亚人非常紧张，把中国想得及其愚昧。所以从1994年到1996年连续三年，国家旅游局每年无偿给地方拨款1500万解决厕所问题。2001年我们桂林又专门开了一次厕所会议，2002年又在泰安专门开了一个厕所会议，一年开一次会，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我们不仅在基金上解决问题，更重要是在机制上解决问题，我们有信心，争取在5年之内，把中国的旅游厕所的这种的臭名远扬的形象彻底的磨除掉。”

举办全国性的厕所会议，而且一年一次，这够惊世骇俗了吧？走遍全世界，谁听说过举国每年要召开一次厕所大会的？

2002年到现在，厕所问题解决得如何呢？依然如故。

中国的厕所都很脏，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至少，家庭里的厕所还不至于如此。

众所周知，中国人有重进口不重出口的习惯，就是看重吃喝而轻视拉撒。经验里，凡是到了一个餐馆，判断是否可以用餐的一个简便途径就是视察其厕所。太多的厕所都像魏小安所谓的“臭名远扬”。

家庭厕所还能忍受。那么无论是杨晓光还是魏小安，所指的厕所都是公共的。大凡公共厕所就免不了臭不可闻屎尿横流苍蝇密布。即使是那些知识分子密集的场所，也要在厕所便池上方张贴上“来也匆匆，去也冲冲”、“请方便后方便按一下”等指示标语，可还是拦不住排泄物堆积，更不用说公共场所里的厕所了。

而凡是到过欧美国家的人都会对其公共厕所的干净整洁印象深刻，因为是公共的，所以公共都在维护。公共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于是，人们就看到了中国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只要是公共的，就成了龌龊肮脏下流恶心的场所。

姑且不说中国的公权力里面的“公”究竟指的是什么，也不论中国是否缺乏公共社会的传统，只是看，现今中国社会中凡是沾染上公共属性的事务，在被边缘化、贫困化的同时，也都在被垃圾化。

当大公无私的道德训诫随着政治威信扫地而为人唾弃之时，公私之间的界限也就愈发分明，公共资源也就日趋窘迫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从上班打私人电话、使用单位打印机等细微处，一直到城市道路被肆无忌惮地侵占，公共资源被当作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劫掠对象，“公家的”成为一个抽象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的符号，在家里谁也不会随地吐痰可到了马路上就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泼脏水必定要弘扬到门外不可点滴存留于家中，道路上随处便溺，马路中间相识旁若无人高谈阔论根本不管其他人行路受阻，官场上更是将公共财产视若己有损公肥私得越来越大义凛然，社会整体公共权利意识的衰败，成就了全社会将公共场所厕所化的进程，在侵占公共资源并造成了社会公害的同时，也彻底埋葬着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短短几十年时间将中国葬送在了我们手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锒铛入狱的高官们也是如此公共意识残缺不全破败不堪的社会所特产的畸形儿，是时代的牺牲品。仅仅将违法乱纪丧尽天良的责任一股脑统统栽到他们财迷心窍的脑袋上，有失公平：一方面他们无法担当如此道义和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这种加害或问责方式也是为制度和社会推卸责任的避重就轻文过饰非的行径。

具体到北京的城市道路上，小到往车窗外抛洒废弃物，还有根本无视“路德”随意行驶，再到只顾自己开车方便无视城市道路几近停车场，以及各地政府竞相把汽车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全然不管中国人地关系现状以及土地承载能力，更加上全世界罕见、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比比皆是的党政军警司法等特权车辆无法无天横行霸道无视公共利益的景象，说穿了，哪个不是把城市道路这种公共场所当作是厕所般的垃圾场？哪个又不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把中国社会的公共场所弄得惨不忍睹污秽浑浊？目前人们越来越认可，中国已经并且越发成为全世界的垃圾场，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我们非常乐意于如此作为，把自己小家门外的所有地带都毁坏成垃圾，并在垃圾当中箪食瓢饮安之若素喜不自胜与时俱进。

回过来再看城市交通，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却在彻底解决方面裹足不前，原因就在于这是个社会所有都必须共处的公共场所，是在城市中男女老少贫富优劣都不得不集中于此的区域，更是所有交通主体以及当权者和御用学者都要倾倒垃圾的地方。

谁叫那里是公共场所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