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该强制 “有来必复”？

是否该强制 “有来必复”？

（写作具体日期不详，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失业已经快一年了，其间为了糊口自然免不了一直在到处求职，也常常应约到一些招聘单位去接受面试，到现在的结果当然是一无所成，失业状况没有改变。

面试结束时，招聘方通常的说法就是“我们再研究研究”、“再和老总商量一下”。“以后咱们再联系”等等之类的说辞。一听这话，就知道又没戏了，而且也一定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偶尔应约给报纸写些稿子，写好后发过去，通常也得不到就刚刚发过去稿件的任何消息，而往往都是过了很久才知道哪篇被采用其他的则未予刊发；追问报社为什么哪些稿子被毙掉？它们的统一罪名被一言一蔽之“不太合适”。

在媒体中有些工作经验，看到现在媒体上常常会有各式各样的谬误、不当，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告知对方，也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回应。

作为“性情中人”和号称具有社会良知与责任感的人，还曾经以自身遭遇和耳闻目睹的阴暗与不平具名致函致电各地领导，其中的电话答复通常是“调查研究”以后再说，而信函则更是泥牛入海甭想得到什么回复。

还不用说，即使是在熟人之间，有时也常常是有去无回。

从这些我亲身经历并迄今为止依然循环往复的事件中，让我有些许感触。

拿面试来说，既然不予录用，为什么不把原因通知对方呢？如果对方真是有什么样的职业缺陷，告知对方也应该是招聘方的义务——毕竟对方是尊重招聘方的权利如约前来接受面试并回答了面试中的各种问题了，那么从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角度看，就应该将面试结果如实通知接受面试者。这样，既对招聘单位形象有利，同时也是对应聘者负责。如果招聘方仅仅出于怠惰而懒得如此，那么势必会导致应聘者也许在同一处境中由于缺乏自觉及矫正而重蹈覆辙，从而给社会就业继续维持压力，也带来了由于应聘者在固有习惯中重复着自以为是的应聘方式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而结束时那些似是而非的托词，更有误导面试者之嫌。如果说这是出于尊重面试者自尊需要而为之，这就如同所谓善意的谎言依然是谎言一样，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其对于事实的扼杀、冷漠与轻慢。更何况，面试者是应该有知情权的。

而报社及时通知撰稿人稿件不予采用，这也应该是报社的义务，以便于作者能修改并有效处理自己的稿子。而且，能将所谓“合适”这种含蓄抽象而语义混浊的用词用准确甚至量化的的标准来描述，也会提高报纸运行效率、避免撰稿人的精力和时间资源的浪费。

至于那些各地领导以及作为被当作“第四权力”载体的媒体的居高临下默不作声，当然也昭示着地位的不对等。

而熟人之间的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自然也会因时间推移过程里的怙恶不悛形成以邻为壑。

爱因斯坦成名后，对于很多崇拜者的来信，尽最大努力亲自回复每封信；而对于那些刚刚上学顽童的那些充斥着在大人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问题，更是尽量予以耐心细致科学的回答，让今天我们看去依然充满敬意和感动。

前些时候网上广泛流传着一则信件往来，是美国入侵伊拉克招致了世界上不少人的谴责与反对，其中有一个中国的小学生写给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信，用孩子尚显稚嫩的眼光与口吻向这个一意孤行的美国人发问，并很快得到了布什本人就小学生提的各种问题的答复。

我无意在此评判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是与非，也无意评论小布什个人品质与作风，更无意讨论布什复信中是否客观真实地解释了对伊战争的动因和背景——这些都是太庞杂的题目，单就其亲自给中国小学生回复这点来说，就好像与我们的习惯不一样。

在美国的朋友对我说起，在美国无论你碰到什么样大大小小的事，只要你感觉到不满并通知相关部门，或早或晚一定会得到该部门就此事处理意见、建议或方式给你的直接答复，这是不用担心的。

在我们的环境里，由于上述各种形式的不平等，造成了社会信任状况的日益败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任更多的就是对处在交易位置上对方行为的预期，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愿意与对方做生意，是因为我确信对方将会按照其一贯的方式行事，而不会出乎我的预料为所欲为。

另一方面，在如今所谓“信息时代”，信息的交流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当信息交流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流双方所掌握的信息质量不等）而造成实力上的差距，会造成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加剧，这已经是为当代经济学确认了的结果。

于是，在我们所熟知的日常信息交流当中，对于对方的预期更多印象为不会有什么反馈，这是由于地位的不平等所致；而这种心态所带来负面预期的旷日持久会造成由信任而构建的市场经济基础的松散、软弱乃至坍塌，使得多少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或逐渐消亡或毁于一旦。

当然，这种不理不睬的社会风尚由于占用并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而成就了国家整体竞争力的下降。

我们动辄就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用对于周边的慵懒与冷漠荡涤践踏着自身的文明。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同时，面对世界上仅存的保留至今的古老文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其的侵袭、侮辱、伤害和漠然也很令人担忧。

就目前社会状况来说，希望人们出于自觉而做到“有来必复”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也许就应该用强制的方式，对于涉及社会主体进行约束，以改善社会平等状况、提高社会效率、净化人际关系。

我亦无意在“禁令过剩”的今天来呼吁产生更多的禁令给各方添堵，仅仅是想使日趋洪荒的当今有稍微多一点的笑容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