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再度拉大

贫富差距再度拉大

                                         2005年9月19日

何必

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略。）

看到这样的消息，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短1/4个世纪里，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要上百年才能形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对社会资源与财富成就了恶性的重新分配。

记得2002年我在央视做经济学家访谈节目时，一直给节目以很大帮助的温铁军对我提到，当时他担任总编辑的《中国改革》杂志做了一个专刊，名字叫做“中国拒绝拉美化”，讨论这种题材是否可以做节目。实在地，这种话题放在电视上显然是太敏感了，别说什么“拉美化”，温铁军在我们那个系列的其他节目里谈到“三农问题”这个词，就导致节目被枪毙，不得不赶紧请他来另做了一个温暾话题的节目打补丁。

因此，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因为拉美化非常现实地发生在当今的中国，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在温铁军发出拒绝拉美化的呼声之后，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急剧加大。很多学者私下里都提到，联合国测算的基尼系数所依据的材料本身就不准确，因为在中国太多的生活都发生在暗地里，遵循着所谓的“潜规则”运行，依照表面上那些杂乱纷繁而且互相冲突的官方数据，根本无法准确计算出该系数。而经验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要是达不到0.6才叫见鬼呢！

不知道，到现在还经常给我发来些很有价值的材料的温先生是否还会对那个气壮山河的标题所具备的含义坚定不移，或者说，中国到底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拒绝拉美化？

达到警戒线是什么意思？这个警戒究竟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按照坊间所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的警戒线，那么这个社会还怎么运转下去？这个国家还怎么能够让国民安居乐业？

吴敬琏将改革进程中诸多不公平的核心归结为“机会的不平等”，但另一个对中国改革产生了并还在产生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泰斗级人物厉以宁是怎么说的？2004年4月22日《社会科学报》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一副恨穷人不死的架势；于光远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大讲：“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转引自《诘问与答辩》第46页）。这让我想起印度生态学家安尼尔•阿加尔瓦那句传遍全世界的名言：一个腐败的、骄横的官僚体制不会以尊重的态度对待穷人！

而在如此改革路径设计者的策划引导下，中国的改革是怎么干的呢？仅仅从公共卫生领域看，1994年，原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医疗制度覆盖人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9.3%；至2001年9月，新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5676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那份结论作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报告，实际上给该领域的改革开放盖棺定论。而其他领域的改革到底如何，相信类似国研中心那样的报告会摩肩接踵。事实上，开篇劳社部劳动工资所的报告已经透露出，中国社会的岌岌可危。

结果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提供了如下数据：2004年前10个月，除西藏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有337个地级市和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事件。其中城市每天发生120至250件。农村每天发生90至160件。也就是说全国100%的地级市，68%的县都发生过100人以上的群众爆发性游行事件。这些数据经过官方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各方的密切注意、焦虑与担忧。

而更可怕的是，这种贫富分化已经具有固定化的趋势与格局，不平等在起点与结果上无处不在也广泛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发布《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研究报告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平常人高2.1倍。这在中国权钱交易的现实社会里，意味着资源的世袭。孙立平研究结论是，首先，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其次，这种格局趋势已基本定型化了。三是社会流动出现新的趋势。四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开始产生挫折感。如果将来老的失业群体抗拒的方式是上访、静坐、拦车，那么新失业群体将会是扰乱社会治安，甚至是犯罪。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宾博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政府的社会福利角色》一文中指出，过去对贫困的界定主要从收入角度出发，如相对或绝对贫困等概念都是以“贫困线”为标准划分的，而采取的相应对策也是以解决收入问题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开始进入对贫困的定义中，由此而将贫困视为是贫困者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受到限制的一种生活或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收入或收入不足的问题。??社会政策必须以增强贫困者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为原则，使他们融入到社会的主流生活中来，而实现社会包容的先决条件则是劳动者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也就是社会政策的重点从创造就业机会的需方为主导转为以提升社会成员就业能力的供方为主导。

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和安德列•塔尔芒在《心系国家改革》中指出，任何国家的改革如果不从其最普通的成员寻求意义的需要出发，则注定会失败。我相信可以这么说：对危机的意识，代议制民主的崩溃，统治者失去合法性，社会主体寻求存在的意义，这些问题无处不在。

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是什么？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一端是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而外，一无所有。于是就出现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不断扩张和消费的相对萎缩之间的矛盾。

虽然这里没有提及什么基尼系数，可其中的种种，怎么看怎么与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景象几乎严丝合缝。生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的？）私人占有，形成个别企业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的不断扩张与消费的相对萎缩，这难道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生活情形的真实写照？更严重的是，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联合国进行的全球医疗公正性排名中，名列倒数第四！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

我们置身于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当中，应该算是幸运的；而真是要达到那些宏伟目标，无论如何还是先把基尼系数降下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