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讨论相关采访报道评论及对俺褒贬不一资料大全暨朝廷经济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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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

上……（略）

朝廷他了个的。

李延明发来的图文并茂。

李延明

2016/5/13 9:00

 巴拿马文件告诉我们的十件事

Jonty Bloom BBC商务记者

2016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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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上最隐秘公司之一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泄露出来的1150万份文件成为新闻头条。我们从中又到底知道了什么呢？

1.莫萨克•冯赛卡在做他所说的事情

 Image copyright EPAImage caption 莫萨克冯赛卡近1/3的业务通过香港进行

避税天堂就是避税天堂。这听上去简单，但一直有人指责这些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是富人、腐败和犯罪分子私藏不义之财的地方。尽管如此，证据并非总能找到。

这些避税天堂以“专业金融、税务规划的技能”自居，批评者则说，这只是从事大规模违法行为的幌子。莫萨克•冯赛卡泄露的文件让我们看到海量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一直在怀疑“水很深”，如今盖子打开了，我们能肯定是有这么回事。

……………………

今天发几十年来对潘晓讨论和我各式各样的报道与评论，以及我的中华英才网老潘信箱说辞。立此存照。

1980年5期《中国青年》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前所看到的事实总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革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青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象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

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麽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朋友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范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了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象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了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滚，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图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象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想象，不管我深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构，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麽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争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 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僻，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是，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我象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她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麽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象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是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高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慧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d 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1980年4月

……………………

“潘晓”的现状

四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的《潘晓讨论》，曾吸引了不少青年。而今，“潘晓”情况如何呢？

作为“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工作之余，坚持上夜校读书，身上仍有着探索精神。“四人帮”粉碎后，潘祎考进了大学，一头扎进书堆，找一条成名之路。一天，他似乎发现，历史上的名人，大多是反现实社会的。于是，他把目光移向社会的阴暗面，决定以反社会、反现实来引起人们和社会的注目。此时，他母亲正好病了，写信给他想回北京与儿子团聚。他认为：当初母亲留他和他的户口是为了她回北京作跳板，“我被生母利用了”，再加他的学业又荒废了，1979年5月，这个懦夫便服毒自杀。后来被医生救活。学校领导将他的情况介绍给《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青年》杂志社根据黄晓菊以及他的情况，便引出了“潘晓讨论”。潘祎把它看作自己成名的阶梯，竟以“潘晓”身份到各大学演说，张扬自己。

因缺课太多，潘祎期末考试几门功课不及格，学校动员他“自动退学”。父母发现儿子不爱他们，也同他断绝了关系。在团组织的关怀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当了临时工，还为他解决了住宿。本来，潘祎脚下的路应当越走越宽，然而不然，1983年6月，他竟然和司机时，盗窃了价值八百元的锡锭，走上犯罪道路。

 －－《文摘报》1985•7•25转摘《文明》198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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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文明》

潘祎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

四年后的今天，人们兴许还曾记得《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的“潘晓讨论”。作为“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工作之余，坚持上夜校读书，身上仍有着探求精神。她脚下的路是宽是窄，走下去自会见分晓。至于潘祎呢？他已经走进“死胡同”，一九八三年十月成了在押犯。

潘祎，一九五七年十月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不满九岁，父亲被迫离京去干校，母亲也迁往青海，他留在北京，寄养在姨妈家中。

由于他无法承受姨妈眼神中的歧视和冷淡，上中学时，他离开姨妈家，住到学校去了。

当时的中国实在很特别，是非都颠倒了。别的孩子还可以听到亲人讲几句知心话，把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而潘祎没有这种机会。然而，他有极强烈的求知欲，把自己浸泡在书海中，象干透了的海绵拼命地汲取水。

月色清亮的夜晚，潘祎仰望着夜空，不禁想：“月亮孤独，所以她美，她清清亮亮。”他突然心动，觉得人生的真谛似乎近在眼前了。

潘祎童年失伴，少年时代他仍旧没有伴侣，他的头脑中充满了“自我”，没有一点空间留给他人。

潘祎读书是抓住一本读一本，可惜生吞活剥，思想被搅得混乱不堪。贝克莱说，世界仅仅是被感知的，他就认为主观意识主宰一切；《圣经》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就把教徒们信仰的虔诚看作是至上的美德；达尔文论证了物种起源和自然淘汰法则及生存竞争，他又确信世界上弱肉强食才是真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萨特的“世界是荒谬的”论述，使他热衷于用诡辩论去向人证明世界是荒谬的；苏格拉底的雄辩使他入迷，柏拉图的境界使他颠倒，他视尼采为神明，奉叔本华为圣贤……他象章鱼一样向各个方向伸出触手，追求和撷取思想的果实，唯独忘却了历史已经走过多少年，忘了看一看过去和现在人民斗争的胜和败。

很难把潘祎的思想规入某一种体系，每当他想到自己的亲戚时就认为：“人和人之间没有爱，只有利用关系和金钱关系。”他常常说：“人，从来就没有美好的东西，我就从不把美好的情感给别人，而是把一切美的东西尽可能地留给自己。”

“四人帮”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潘祎考进了大学，学的是经济。

他一头扎进了书堆，热衷于以 知识的渊博来显示自己，但是他却找不到成名之路。一天，他似乎找到了一条伸展到他脚下的路。－－啊！那历史上的名人，大多是反现实社会的，凡为现社会唱赞歌的能流芳百世者甚微，而与社会唱反调的却往往能成为伟大的人物。他暗自选定了自己的方向－－以反社会、反现实来引起人们和社会的承认与注目。他把目光转向了社会存在的阴暗面。

他得知他的母亲病了，十年来的生活磨难夺去了她的健康，她想回北京来，回到儿子身边来，享受一点天伦之乐，也尽一点母亲的责任。这使潘祎高兴，他一连三个月放弃学业，四处奔走，可是徒劳。这时，他突然想到，母亲当初留下他和他的户口，把他抛在别人的冷眼之下，也 不过是利用他的户口作回京的跳板罢了，“我被生母利用了”。同时他的学业荒废了，跟不上了。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一天，这个懦夫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勇敢地向死亡走去”。他服毒自杀了。

“我不感谢你，因为你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这是醒过 来的潘抛给救活了他的医生的第一句话。潘陷入了极度的抑郁之中。

然而，踯镯彷徨者的苦闷并非没人关心，潘的情况，由他所在学院的领导介绍给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引出了“潘晓讨论”。

“我就是潘晓。”潘逢人便讲。他明知他并不是“潘晓”，也明知引起“潘晓讨论”的那封信基本上是黄晓菊的遭遇，也有潘的一些思想，还有一些别人的东西。“潘晓”并不等于“潘＋黄晓菊”，这一点编辑同志一再跟潘讲过。但他却把讨论当作自己成名的阶梯，决不放过自称“潘晓”的机会。他以“潘晓”身份到各大学去演说，与一些大学生高谈阔论，名曰“探讨”，实际是卖弄和张扬自己。

他想寻找他的生活之路了，他急于复课，急于迈步。然而，学院中一些领导对“讨论”持否定态度，对潘亦十分反感，不同意他复课。他磨刀霍霍，扬言要杀死不准他复课的人。

一天，他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去。

“潘，你有刀吗？”

潘点点头。

“你要这刀干什麽？”

“杀人，杀那些和我作对的人。反正我不怕死，和这个不容我的世界同归于尽。”

“这不行，你把刀留给我们保存。”

沉默，久久地。最后，他终于留下了刀。友谊和信任毕竟太可贵了。

在杂志社和团中央的共同努力下，潘终于复学了。但他积习难改，依旧我行我素，自私而且粗暴。他因缺课太多，结果期末考试不及格。校方动员潘“自动退学”。父母发现儿子心中对他们已不存在爱了，裂痕成了鸿沟，便同他断绝了关系。

潘无家可归，求助于人。有一位残疾青年，孤身一人，住一间小房，把他留下了。这房里仅有一张小床，他让给潘睡，自己缩在桌子上，一日两日尚可将就，久了，身体吃不消。他和潘商量，能不能两人同睡一张床。潘竟不同意，一米八 的大个子，竟忍心将病残人踢到床下去。好心青年忍无可忍，请他“自便”。

“潘，你没有地方去，先到我家来吧！”《中国青年》杂志社一位编辑对他说。

“你这是出于职业 的需要吧？”他一脸嘲讽，反问她。她，不作解释。

几天后，潘踏进了编辑的家门，冷笑着说：“我来看看你是不是真心。”

“潘，你虽身处逆境，可社会并没有抛弃你，你可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啊！”编辑叮嘱他，团中央接待处的同志也叮嘱他。

在团组织的关怀下，潘到前门联社当了临时工。每月可收入五六十元，对于单身汉潘来说，吃穿不愁了。无处栖身，联社破例在仓库外为他擗了一个小角落，架了一张床，放上一个小柜子，被褥、大衣都是联社给的。衣食有着，落脚有处，潘脚下的路当越走越宽了吧？不然。

“潘， 联社决定调你到业务办公室去搞市场调查和预测，你是学经济的，正好发挥你的特长。”

“你们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我是不会干什麽的。”转过身，他对熟人说：“我调到办公室去搞市场预测去了，我有用武之地了。”

 工业、事业，总是由大量具体的、繁琐的、 重复的事情组成的，可潘不会干，不屑干。结果，他的市场预测变成了九点钟到办公室呆坐，十点钟找碗吃饭，十点半倒头睡觉……他要求回去当装卸工，未准，就在此时，却被捕入狱了。

事情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六月的一天，潘和司机刘联一同到广安门货场提货，二人共同盗窃了货场上一块价值八百多元的焊锡锭，并用车拉到窝主家中销赃，日后二人又同去窝主家分赃。赃款放到潘手中时，这个自视清高的前大学生心动了，收下了这笔赃款，走上了犯罪之路。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写着：“被告人潘，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你还有什麽要说的吗？”

“纯属偶然。”

“不见得吧！”法院的承办人走访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前门联社和其他一些认识他的人，都对潘犯罪不感到突然。这恐怕是狱中的潘所没有想到的。

监狱的门，在潘身后关上了，将来还会在他面前打开，我们希望，那时走出的是改造好了的新潘。

……………………

“潘晓”20年后回家

本报讯（彭明榜）20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全国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生观大讨论。20年后的今天，这场讨论的主角黄晓菊、潘晓一同回到中国青年杂志社，与来自首都部分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当年老编辑们一起座谈。

与会专家们认为，这场人生观大讨论以青年为主体，全社会参与，它帮助一代青年走出了“文革”结束后对人生的苦闷和迷惘，使人们开始自觉地意识到并尊重个人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潘晓”的两位主人公在各自经历了人生的沉浮后，都“走宽”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黄晓菊目前是服装店老板，在北京的好几家大商场都拥有自己的专柜。潘晓则成了独立策划人和自由撰稿人，经常策划一些电视节目，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南开大学出版社及时出版了《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一书，为6月1日的座谈会献上了一份有特殊意义的礼物。

“潘晓来信”的叙事与修辞

2010-11-22 10:07:52来自: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代中文学刊的评论5

“潘晓来信”的叙事与修辞

王钦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

在重返80年代的学术语境下，人们开始重新对待“潘晓来信”及其包含的问题和困惑，试图以思想史的角度进入这个文本并从中发掘不同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对立话语的出路。本文强调“潘晓来信”的文学性和虚构性，从叙事与修辞的角度重新解读“潘晓来信”。将这种思想史读法作为背景，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考察“潘晓来信”如何证成个人主义话语，并且从内部颠覆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论述。

关键词：

潘晓来信、叙事、修辞、个人主义

一

在今天中国，围绕“个人”建立起来的各种权利话语和理论话语已经根深蒂固，而人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体制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时，在常识的层面上会习惯性地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对立视为两个三十年的前后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当以“个人”为中心的理论话语在如今我们日常生活领域获得一种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和确定性之后，以集体或共同体为基础的理论叙事（如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联合与人的解放的宏大叙事）开始被看作某种根基不牢靠、天生可疑的“意识形态产物”或“话语的建构”——而这往往意味着这些叙事是单纯的“错误”。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张到主流媒体宣传，个人主义话语已经成为自由、个性解放、民主等理念的寄存器——而这意味着，个人主义话语并不单纯强调自私自利或利己主义，而是被赋予很多更高的价值诉求甚至政治诉求。一种理论或话语从来就没有确定的起源，中国80年代以降越来越“常识化”的个人主义话语也同样如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历史上的某个点，考察个人主义话语在未曾牢牢扎根的时候如何进行自我价值的证成，考察它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颠覆在此之前以集体为本位的理论话语的地位。

回顾“新时期”开始的有关“个人”的叙事，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恐怕就是《中国青年》于1980年5月发起的“潘晓讨论”。在署名“潘晓”的一封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中，叙事者公开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思考自己面临的困境。这场讨论引起了相当的轰动，用当时讨论的参与者之一赵林的话说：“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于许多过去一直被奉如神圣的思想传统、价值观念渐渐地由盲目轻信而走向怀疑，由忘我的迷狂而走向冷静的反思。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从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数和激烈程度上看，把一封或许看上去不起眼的“青年来信”的意义提升到和“真理大讨论”同样的高度，或许并不是赵林一个人的看法。正如赵林所说，这场围绕着人生观意义的讨论牵涉到下述现象，即社会主义传统思想教育对青年人已渐渐失去其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与《人生》一同刊发的“编者的话”很好地反映了编辑部对这场讨论的意义所做的判断和预期：

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的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

在这段叙述中，“潘晓来信”的位置被摆放到民族“百废待兴”般的历史时刻，并且被与历史上发生的数次以“人道主义”或“人性论”为旗号的运动相比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辑在这段话里把“潘晓讨论”直接与“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联系起来，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类似讨论，同时也通过暗中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视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指标，既在“世界历史”的价值层面上否认了过去几十年里的社会主义实践开辟出一条迈向人类文明“自由王国”的道路，也把“潘晓来信”与“文明”、“科学”、“前进”等大词联系起来。

事实上，我们似乎已经过于熟悉“潘晓”讲述的故事及其重要性，以至于往往直接把这封来信当成思想史上一个透明的材料加以思考：例如，有论者在回顾这场“人生观”讨论时，将它歌颂为“一代青年的思想初恋” ；也有论者从“潘晓”所面临的困境，总结出她的遭遇为80年代以来的很多小说奠定了叙事上的原型（缺乏组织上的引导者） ；也有论者认为“潘晓来信”包含着暧昧和丰富的历史信息，因为这个突出“个人”的文本毕竟是镶嵌在一场希望解决青年人“人生观”问题的官方讨论中的，起码《中国青年》杂志社及其背后的官方意识形态还是希望能够像以往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过的历次“人生观”或“幸福观”讨论那样，通过“潘晓来信”解决青年人的思想问题——例如，有论者认为应当重视这场讨论的“理想主义”因素，或重视其中包含着的个人主义话语特征与社会主义经典论述之间的纠葛。 从上述种种阐释路径来看，试图再开辟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道路着实困难重重；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不同的解释都并没有将注意力充分聚焦于“潘晓来信”的“文学性”上面——也就是说，并没有充分关注我倾向于称之为“叙事与修辞”问题的文本形式层面。甚至有些提出严肃对待“潘晓来信”的论者，也自觉不自觉地诉诸外部因素（历史的因素、社会的因素，等等）进行文本阐释。例如，有一位强调“不漏过每一个历史皱褶”的研究者，针对文本中“潘晓”对组织和友谊的不满，给出了如下解释：“‘文革’发生初期是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冲动冲到最高点，也是它迅速由盛转衰的转捩点。而在理想主义实质已经大大受损，但其外形与公开氛围仍强调其理想主义要求时，便会发生潘晓这两段话所叙述的情况。就是，潘晓对干部作的，是按照她所受的教育和当时的理想主义号召去作的，但她所碰到的公开时会强调这种方式正确的干部却早已不表里如一……而潘晓的朋友对潘晓所做的，看起来是符合理想主义要求的做法，但在实际上可能只是出于自我利益对此理想主义加以手段利用”。 在相当程度上，这样的解释是出于解释者的主观论断和补充，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因此，我希望从对这一讨论及其主要文本（“潘晓来信”）的考察出发，通过关注“叙事与修辞”层面的文本细读方式，讨论如下问题：由“潘晓”这个形象所开启的一种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形象的个人，如何从内部颠覆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新人”形象，并证成了一种不同于“社会主义新人”论述方式的个人主义话语。将“潘晓来信”理解为思想史上一则透明的材料，在我看来，恐怕相当程度上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文本自身的暧昧和含混。在个人主义话语差不多已经成为人们的思想常识的今天，读者回顾这场大讨论和“潘晓来信”，或许并不会太在意这个文本中包含的矛盾和悖论；但是，将“潘晓来信”的暧昧和含混理解为当时历史和政治语境下“潘晓”还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表现，或者认为“潘晓”还不够“进步”，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在“潘晓”规定的方向上走得更远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要对“潘晓来信”进行反思，就不能够采取一种毫无根据的“同情性理解”的立场，而恰恰要追究文本中那些矛盾和悖论意味着什么。

在具体讨论“潘晓来信”之前，或许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一个颇为凑巧的细节：就在刊登“潘晓来信”的同一期《中国青年》上，紧接着“潘晓来信”的是一篇题为《一代新人的崛起》的文章。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时期从民间叙述到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不断提及的概念，用以表达一种对于人的道德、伦理、价值乃至“人性”的根本规定和要求；那么，“一代新人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过去一代“新人”的“衰落”——“潘晓”是否可以被看成是代替“社会主义新人”的新一代“新人”形象？作为“新人形象”的“潘晓”——这种表述是什么意思？对此，一种简单的回答是：从社会主义对于“集体/个人”这组区分的强化来看，“潘晓来信”显得是用“个人”的优先性取代了社会主义时期强调的“集体”优先性。但是，认为“潘晓来信”中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归根结底意味着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这种类似于价值相对主义的解释，对于说明“潘晓”这个症候性的人物形象如何从内部瓦解了“社会主义新人”并树立起另一代“新人”，毫无帮助。不过，我们倒可以从这种价值相对主义的解释中借用于我们有用的一点，即强调“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或者是“潘晓”这个“新一代新人”形象，都是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那么，认真对待“潘晓来信”的暧昧和含混（如果不说是“复杂”的话），首先需要把一个非常重要但却经常不被论者强调的因素考虑进来：这封来信是由《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根据黄晓菊和潘祎的稿子进行修改、编织的。

二

由于“潘晓来信”是一篇经过仔细编辑和修改的文本，它就不能够被当作普通的“读者来信”进行解读。凡是没有认真对待这一事实的思想史解释者，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将“潘晓来信”简单处理成一封单纯的读者来信，解读者的位置就与当年讨论的参与者位置无异；但是，为了在更大的语境中把握材料的意义，思想史研究者又被认为占据一个比研究对象（包括当年参与讨论的文章）更加后设和完整的立场。——只有一个更加后设的立场才能获得比当年参与讨论者更为开阔的视野，而这一更加开阔的视野乃是构成思想史研究的前提之一。在“潘晓来信”的讨论语境中，这一视野的获得就端赖于研究者是否意识到、并且足够重视这封来信的虚构性质。与之相对，当年参与讨论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将这封“来信”的“真实性”提到了首要的高度。比如，当时来信讨论的声音中不乏激动之情：“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不过，讨论者如此激动恐怕并不是因为“潘晓”是第一个提出此类问题的人；我前面已经提到，就《中国青年》的“问题讨论”栏目来说，类似的论题其实早已经提出过——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这份杂志就发起过类似“什么是青年人的幸福”为主题的有关幸福观和人生观的讨论，“潘晓讨论”在涉及的主题及讨论的深度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历史上几次讨论的范围。 “潘晓来信”所引发的讨论不同于以往之处首先就是：在这次讨论中，舆论并非呈现出一边倒地对“潘晓”进行教育或批判，相反，更强势的反倒是同情和理解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围绕“潘晓来信”而展开的青年人生观讨论，的确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颠覆甚至瓦解了经典理论话语或说教——其最佳体现莫过于人们当时把焦点集中在“潘晓来信”所提及的一个话题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更重要的是，朝野都有人为这个论点辩护，甚至有人激进地说：“雷锋也是‘自私’的，因为他的言行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只不过他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高级需要。” 当年的讨论者因“潘晓来信”的“真实性”而激动万分，他们也自然会因发现其“不真实”而感到受了欺骗。讨论情形在1980年8月便急转直下，先前热烈而兴奋的讨论气氛突然被一次媒体事件打断：“潘晓”上电视了。焦点人物之一的黄晓菊以“潘晓”身份亮相镜头，却引来了意料不到的结果：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作者对“潘晓来信”不以为然，并提出了如下理由：“她的这篇文章的价值并无此等昂贵，其实用价值也不过如此而已。因为她所发表的那席‘价值连城’的‘高论’，只不过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时存在着的想法，她不过是在一个极好的时机用极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读者对“潘晓”的热情似乎一下子跌落到谷底。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封信里提出的反对重视“潘晓”的理由，和胡乔木提出的重视“潘晓”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一致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1980年6月18日接见《中国青年》编辑部的负责人时指出：“潘晓这个典型反映了相当大一部分青年的状况。” 换句话说，“只不过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时存在着的想法”正是胡乔木所谓“潘晓这个典型反映了相当大一部分青年的状况”的翻版。但是，上面这封来信否认“潘晓”的重要性，与胡乔木肯定“潘晓”的重要性，背后的考虑却截然不同。从失望的读者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无数的讨论来信和“潘晓”自身的经历叙述，使得读者不期然地对这位不知身份的女主人公产生同情心理，从而有意无意地把作者抬高到具有崇高性的纯形式的地位；而读者一旦从电视上的黄晓菊身上“认出”了作者的现实性，原先的理解和情感投射就因此被视作扭曲或“误认”而否定，并对“潘晓”的来信不以为然——比如，工人日报的另一封读者来信题为《邻居眼中的潘晓》就列举了黄晓菊在生活中的种种缺点，甚至调侃说“‘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读者从黄晓菊的表述中知道，其实“潘晓”是被“编”出来的——这对于感佩“潘晓”的“真实”或“诚实”的人们来说毋宁是一次直接冲击。1980年10月，由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一文，文中指出，潘晓来信“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对此，《中国青年》编辑部所做的回应是：“我们考虑，这封信是一场大规模讨论的发端，它要吸引千百万青年参加讨论，就要求它更集中、典型、深刻、强烈。因此，我们没有把这封信作为一般的真人真事来处理……作为开展问题讨论所要求的，应该是思想的真实和典型的真实，而不是潘晓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与黄晓菊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 而这也正可以视为胡乔木重视“潘晓”的原因所在。编辑马丽珍指出：“‘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但是，读者对“潘晓来信”的接受却是以“真实”为前提——不是思想的真实或叙事的真实，而是作者个人经历的真实——因此也就有了“潘晓上电视”的要求。一般读者或许看重“经历的真实”，而《中国青年》的编辑和胡乔木则更重视“思想的典型”或“叙事的真实”，胡乔木甚至说：“潘晓还要让她出场，还要写信，不能一声不响，沉默到年底怎么行呢？……也不是要她转变得太快，也不是要她讲很多大道理，而是要她讲看到了社会的变化，看到了光明面，逐步增长希望。” 这几乎就是在为“潘晓”设计台词和情节。总起来说，这里吊诡的逻辑在于：“潘晓”的思想和情感的确是“真实的”（在此意味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大部分读者拥有和“潘晓”类似的想法和感受，但由于这种真实性建立在“潘晓来信”的虚构性质上，读者因而感到受了骗；但同样有意味的是，一旦把“潘晓”的真实性坐实到黄晓菊身上，思想和情感的真实性也没有与个人经历的真实性统一起来——相反，从读者的反应来看，后者反倒颠覆了前者，黄晓菊的个人品格令人怀疑她在“来信”表露的情感是不是“真实的”。

与任何典型形象一样，“潘晓”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无法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但她的思想和情感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潘晓来信”是一篇以黄晓菊和潘祎的稿件为素材，根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修改、编辑和加工的虚构文本，它具有“集中、典型、深刻、强烈”（马丽珍语）的特点，而其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一个名为“潘晓”的女性。在塑造“潘晓”形象特征方面，其典型性 至少体现在几个方面的修辞性安排：第一，“潘晓”是一个以类似“受欺凌与受侮辱的”弱女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这种形象往往能够博得人们的同情；相较之下，一个消极悲观又弱不经风的男青年，则更可能引起人们的厌恶情绪。作为“原型”的主人公们的性别是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在相当程度上出于预期效果的考虑，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潘晓”是个女孩子。有趣的是，潘祎在回顾这次讨论时也谈到：“‘潘晓’在读者心目中一直是个孱弱的女青年的形象，而我，一个大学生，一个近1米9的小伙子，出现显然是不合适的，会引起误解和非议。” 第二，“潘晓来信”中提到的“自杀”冲动来源于潘祎的个人经历，但主角“潘晓”却并不是像潘祎一样的大学生，而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并且在城市里一处集体所有制大工厂当职工。考虑到1980年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青年陆续回到城市，大学教育又方兴未艾，对“潘晓”的职业和前途进行这样一种安排理应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也更加具有代表性。同时，将大学生潘祎身上带有的阴暗情绪安排在具有典型意义的主人公身上，“潘晓”面临的问题就不再仅限于个人牢骚，也不限于潘祎个人身世的特殊性（长期与父母分离，居住在亲戚家），而转变为关于青年人生存的重要社会问题。第三，“潘晓”的父母和外祖父被设定为共产党员，这一安排不仅使“潘晓”自幼深受传统社会主义教育的影响显得无可厚非，也更集中地将个人问题上升到了“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高度：“潘晓”并不是抽象地代表青年人，“党员家庭出身”的背景突出了她的困惑的尖锐程度。

从一篇经过仔细修改和精心编织的文本角度解读“潘晓来信”，不仅使我们能够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层面考察“潘晓”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哪些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解读进路，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蕴含于这个文本之中的矛盾和悖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潘晓来信”之所以在当时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且被相当多的研究者作为透明的思想史材料加以运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文本以它的修辞诉诸人们的情感（无论是血泪控诉式的宣泄，还是自怜自哀式的独白，均属于意在影响读者情感的修辞），掩盖了它在叙事层面上出现的种种矛盾和裂缝。但是，恰恰借助这些矛盾和裂缝，“潘晓来信”讲述的一个以“个人”为基础的故事才得以成立。进一步说，《中国青年》编辑部通过效仿五、60年代解决青年思想问题的“问题讨论”栏目，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的意图：第一，编辑部当然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传统讨论形式解决青年思想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采用第一人称编织“潘晓来信”而不是编辑转述，又确实能够让编辑部和“潘晓”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力；第二，从“潘晓来信”这个文本以及编辑部编排的许多回应来看，“潘晓”提出的思想困惑也得到了承认（我们已经看到，胡乔木也认为这是合理的）。而且，编辑部甚至引导读者偏向首先肯定“潘晓”的思路上去。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上文引用过的“编辑的话”中就可以看到编辑部直接将“潘晓来信”以及这次“问题讨论”直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绕过了社会主义阶段的讨论。并且，在杂志后来刊登的一篇自我检讨式的文章《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中，我们可以读到：“由于编辑部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发表批判文章不够，而暴露错误思想和发泄不满情绪的文章过分突出，致使‘讨论’在青年中和社会上产生的效果是不好的。” 不过，由于延续了“问题讨论”的传统，编辑部还是能够自我辩解地说“动机是好的”。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编者的话”中的另一段文字：

应该说，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无须讳言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它并不因为一些人的忌讳，或另一些人的愤世厌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动乱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危难的锻造之后，我们共和国的年轻一代，没有背弃时代的责任，作为他们的主流是更坚强了。他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高举起新长征的火把，又顽强地挺进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将成为年轻一代在人生旅程中的新起点。

在60年代的戏剧《年青的一代》中，主人公之一林育生沾染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通过萧继业等人的帮助，最终克服了这一思想而走上革命建设事业的道路。如果说《年青的一代》是一出围绕着社会主义接班人问题而展开的舞台剧，那么“潘晓讨论”毋宁说就是一出试图重新界定“年轻一代”的戏剧。虽然在这段话中编辑部还是以一种积极的口吻评价“潘晓来信”的意义，但“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高举起新长征的火把”等等描述，显然无法应用到“潘晓”这个“愤世厌生”的主人公身上。在下文中我还将会提到，编辑部的面向个人主义话语的姿态不仅体现在“编者的话”中，而且体现在完全由编辑部以“潘晓”名义杜撰的第二封来信中。历史的吊诡在于，编辑部一方面的意图——解决青年的思想困惑——并没有实现，而另一方面的意图——承认“潘晓”提出问题的合理性——却在80年代以后越来越被人视为理所当然。或许《中国青年》并非意在为个人主义话语张本，但正是借助“问题讨论”这一批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外衣的修辞，最终从内部瓦解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经典叙事。

在迄今为止关于“潘晓来信”的研究中，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一文敏锐捕捉到了它的虚构性质——他把“潘晓来信”看作“书信体文学”，并由此指出这个文本具有文学史意义。吕文认为：“整个‘潘晓讨论’首次较大规模地捅开了新时期文学领域个人主义话语的生存空间。然而在现有种种对新时期文学的叙述中，大都认为1980年代早期的文学领域并未出现公开、独立的个人主义话语，即便有些许萌芽或苗头，也往往是依附在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中，虽然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在总体上色彩也比较驳杂，不乏同个人主义相交之处，但在文学领域则主要是由一些通俗版的人道主义观念在发挥作用，通常局限于在不违背官方主导型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要求恢复某些普遍、抽象的‘人性’，因此和众人所预设的个人主义相去甚远。” 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赞成吕文的以下说法——“潘晓”的问题是“一个当代个人被扣押在集体主义叙事与个人主义叙事、宏大叙事与小叙事之临界点上的问题，因此其中不仅仅有某个既定叙事形态内部的问题，更有各个叙事形态之间彼此冲突与缝合的问题”。 但是，我对吕文的挑剔是：吕文强调“潘晓来信”中体现出来的主人公内心痛苦和焦虑，这种观察或多或少依然停留在文本的“修辞”层面；也就是说，尽管吕文充分意识到了“潘晓来信”的虚构性质，但却没有因此认真对待这个文本在叙事层面夹缠的含混之处有什么意义，而是和其他许多研究一样，把“潘晓”讲述的故事当作不必追究的“读者来信”接受下来，而集中讨论“修辞”层面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吕文和既往研究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潘晓”的内心痛苦和焦虑之上，而不是文本中具体提出的哪个论题。但是，无论是“潘晓”表现出的内心痛苦和焦虑，还是她提出的具体论题（“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不应该抽离出它们被镶嵌其中的叙事。这条原则应该成为我们重读“潘晓来信”的起点。

三

“潘晓来信”一开场就向读者表明主人公接受过经典的社会主义教育：“潘晓”的父母、外祖父都是党员，她自幼就对未来生活有着憧憬和理想，并且说：“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主人公这样叙述自己最初“人生观”的形成过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但是，接下来的一大段有关“经历”的描述，却与上述美好图景形成鲜明对照：年轻人不务正业、外祖父去世、家庭不和睦、工作不顺利、恋爱失败……似乎当时社会上可能存在的一系列不幸都接踵而至。那么，这一系列不幸为什么会降临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按照“潘晓”的叙述，似乎“文革”的爆发使她对周围世界感到迷惘，感到和以前自己阅读经典著作时对世界的想象不一致。问题在于，“潘晓”提供给我们的前后两幅图景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对立起来：根据前一段引文，“潘晓”形成的“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归根到底符合社会主义时期对“新人”的规定，即个人应该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眼前利益，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潘晓”以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眼光看待“英雄模范”人物，满怀热情地憧憬着自己可以“献身”。但是，至少从“潘晓”本人的叙述中，这种类似“人应该怎样生活”的教育本身并没有许诺一个没有斗争也没有苦难的“美好世界”；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对“潘晓”的教育是一种关于“应当”的道德人格规定，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描述。然而，“潘晓”在“文革”发生过程中对周围世界的所见所闻，却动摇了她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的信念。“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是这样吗？“潘晓”并没有说清楚，既然“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对个人的思想道德以及如何行为处事做出要求，而“眼睛所看到的事实”则是其他人的言行举止并不符合这些要求，“尖锐的矛盾”体现在哪里呢？一种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潘晓”的父母和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而她对共产党员怀着很美好的向往；因此，当她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与母亲的矛盾时，她的美好生活的图景开始破裂。她说：

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

事实上，无论在“潘晓”的叙事中、还是在80年代初的主流论述中，“文革”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记忆的创伤，都起到了“大他者”的作用：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会选择将困惑和失落感归之于“文革”的发生，从而变相地为眼下面临的矛盾找到一个真实的或想象的起点和根源。问题并不在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对错，而是在于：可能人们在经意不经意间把“文革”作为“大他者”的时候，以往在社会主义时期就纠缠着人们思想的问题和困惑，悄悄地借助“文革”这个旋转门而重新出现了，只是人们如今可以凭借“文革”这一无需多加阐释的悲剧而忽略以往对这些问题和困惑的思考。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牵涉到“潘晓来信”的讨论与《中国青年》以往数次人生观和幸福观讨论之间的关系，在此不能够展开。但是，我们或许可以策略性地暂时采取一个“文革”爆发时的“革命立场”，看看“潘晓”的问题是不是全然源于“文革”本身。需要再次重申的是，这样做并不是要指出“潘晓”的说法是错的，更不是要洗白“文革”，而仅仅希望借此将“潘晓”的问题从其叙事中的这个“大他者”中拉出来，带回到一个可能的合适语境下。

第一，根据“潘晓”的叙述，他们家庭关系不和的根源产生于外祖父去世后处理财产方面引发矛盾。同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和母亲竟为了分配钱财的问题而闹矛盾，“吵翻了天”，这确乎有理由让“潘晓”对共产党员的楷模形象感到失望；不过，“潘晓”感到“当头一棒”却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她的母亲因此不给她寄抚养费。倘若站在激进的革命立场，或许可以认为：革命青年走出资产阶级原子式家庭而进入社会大家庭，在革命的理念或理想层面无可厚非。可是“潘晓”却基于截然相反的理由而对自己的家庭感到了失望：“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贺照田认为，“文革”代表毛泽东革命理想主义的高潮，要求人们“超越中国传统特别强调的亲情、伦理、为人处事之道等，要求人们超越新文化运动以来被突出强调的个人爱情等，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 。如果出于“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潘晓”或许有理由借此走出家庭，投身到她期待的革命运动中去，或者对她那思想倾向颇成问题的家长进行批评；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家庭伦理”而不是“革命伦理”成为“潘晓”生活的全部支撑，她将美好生活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家庭关系之上，这种认识与社会主义教育相去甚远。

第二，经历了家庭矛盾、又生了一场重病之后，“潘晓”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对象上（组织、友谊、爱情），但最终一一感到失望。在文本内部，我们不知道“潘晓”的领导是否因为她提了一条意见而有意在入团问题上给她设置障碍，也不知道“潘晓”的好朋友为什么要打小报告；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潘晓”“犯了一点过失”，而且和好朋友说了些“知心话”。这些措辞看上去无伤大雅，毕竟“潘晓”必须为好朋友“打小报告”向读者提供可信的理由，而“一点过失”这样的表述看起来不会引致人们的深究。然而，由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共青团的一贯使命是负责青年在思想和工作各方面的事务，包括安排和规范青年们的业余生活，将这些看似琐碎和无关痛痒的领域视为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潘晓”看来只是“一点过失”的错误或生活作风问题，就并不仅仅是“个人过失”而已。“潘晓”的“内外有别”原则，看上去是把组织和集体摆在了“外部”的位置，而将自己的家人、朋友等等小圈子看成了“内部”——但这样的认识其实违背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在对社会大集体有所期待的“潘晓”失望后，她转向了“爱情”。值得注意的是，“潘晓”赋予“爱情”以相当重要的意义，甚至认为它比自己工作单位的“组织”更加重要。“潘晓”告诉我们，她“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一个干部子弟身上，但他在“文革”结束后翻了身，从此不再理会她。不过，这场爱情的基础却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革命加恋爱”，因为“潘晓”对爱情的认识几乎可以说是“去革命化”的——“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事实上，“潘晓”自己对爱情的理解并不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中看到的那种革命式理解，她说：“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此番认识与“潘晓”在对生活彻底失望后持有的看法如出一辙：“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如果放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语境下，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吧。

与“潘晓”对“文革”的态度相伴随的问题，是“潘晓”作为一个类似理性经济人形象而出现。事实上，整封“来信”的叙事线索除了“潘晓”自己叙述她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幸和坎坷之外，还有一条与之紧密相连但又不完全一致的“经济”线索。按照这条线索审视“潘晓来信”，我们可以这样再现这个故事：“潘晓”读小学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她目睹了抄家等肆意破坏私有财产的事情，她开始感到迷茫；进而，随着家庭内部为财产分配问题而吵翻了天、母亲不再给她寄抚养费，她的人生落到了低谷。经过同学和街道办事处的帮助，“潘晓”终于有了一份集体所有制工厂里的工作，她得以“自食其力”。但随后一系列不如意事让她开始认识到人生的真理，开始痛苦地、然而又理直气壮地“挣工资”、“计较奖金”、“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等等。甚至可以说，“潘晓”在对待爱情问题时，采取的也是一种类似于等价交换原则的态度，因而她不能理解干部子弟为什么不能对她做出相应的回报。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围绕着“算计”建立起来的主人公形象并不是单纯的专于算计的理性经济人（比如鲁滨逊式的个人），而是批着“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样说并不是想要刺破“潘晓”的这层修辞而揭示其叙事背后的资本逻辑；相反，我希望强调指出，由于任何个人主义话语在社会主义时期都与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剥削阶级和不劳而获的食利者形象联系在一起，如今这个以戴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出现的“合法的”理性经济人形象，就带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意在撇清这种我们姑且称之为正面的个人主义话语与剥削阶级和不劳而获者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为证成这种理性经济人形象的有效性，“潘晓”个人身世的叙事可以反过来被读为其经济叙事的“修辞”——这就意味着，“潘晓来信”为80年代以后的个人主义话语进行证成，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潘晓”是以个人独白的方式披露自己的经历，而是因为以这种个人经历叙事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理性经济人形象，成为80年代以后以算计和私有产权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话语的原型形象。同样，“潘晓”围绕理性经济人形象组织的整个人生经历的故事，也成为80年代以后“财富叙事”的原型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潘晓”其后对自己“文学事业”的描述便可视作对于其经济叙事的升华——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个高度上，她才能够强调正面的个人主义话语的可能性和可欲性。然而，我在下文的分析中将表明，这一可能性在文本内部最终并没有完成，而这种希望依靠抽丝剥茧般的努力开拓出一条正面个人主义道路的做法，却在根本上颠覆了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要求。

接下来，“潘晓”在叙事中向我们呈现了一组对立——用信中的话来说：“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由于“潘晓”进一步说，使她感到困惑的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为了突出起见，我把这组矛盾写为“事实/书本”。“潘晓”认为，过去书本上教给她的东西“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至此，“事实/书本”的矛盾所表达的意思有二：其一，书本的教育使“潘晓”拥有了“高尚的心灵世界”，而污浊的现实与之形成反差；其二，书本的教育遮蔽了“潘晓”的眼睛，是造成她无法看到事实的障碍。然而，“潘晓”接下来的论述却与上述第二点不相符合：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郎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

微妙的是，这个作者名单里出现了鲁迅、曹禺这样的“经典作家”，也出现了黑格尔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家，也有像欧文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个鱼龙混杂的作者清单并没有因作者成分的多样和歧义而引发问题；相反，这些作者都让“潘晓”了解到“人世间的一切丑恶”，认识到“人都是自私的”。在此值得提一个问题：既然事实和书本形成一组矛盾，为何“潘晓”还要“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人们对此可以回答道，“潘晓”之前所读的那些书——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为谁活着，怎样做人》——不同于这里的书目清单。简单说，有一类书教导人生真理，而另一类书不能。但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潘晓”用书本为现实的真理提供证据（“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另一方面，她又用现实来评判书本的真理性（“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而这个吊诡的逻辑——通过书本证实现实，又通过现实评判书本——也被“潘晓讨论”中的另一位“潘晓”的辩护者赵林所采用，他在《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中说：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和当时的所有年轻人一样狂热，心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我真心实意地相信那些谵妄的说教，为了一种比乌托邦还要渺茫的所谓政治理想去扼杀自我。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但是革命的禁欲主义和共产主义净化思想却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连最坚韧的斯多葛信徒也望尘莫及的自我异化典型。……

但是，生活很快就让我看到了它的真面目。1974年，我的外祖父去世，远在外地的父母和亲戚对我十分冷淡。当我饿着肚子向好友们寻求帮助时，看到的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目。有哪一种痛苦能与饥饿相提并论呢？肉体所受的折磨使我的精神堤岸崩溃了，我陡然发现人世的虚伪、丑恶。我痛苦、悲观，想到爱情中寻找安慰。但是很快又发现自己掉进了另一个深渊——我被爱情抛弃了，一个势利的姑娘带走了我初恋的全部热情和真挚，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一个芝麻大小的伤口。

……我不愿意随波逐流，把自己贬低到庸人的泥潭中，于是我就到书中去自我解脱。

这段自叙几乎和“潘晓”的经历如出一辙，甚至遇到的具体挫折都相类似，只是措词略有不同。也与“潘晓”类似，赵林在现实中的遭遇使他“到书中去自我解脱”，并发现了人生的真理。但是，一位读者在来信提出了与“潘晓”经历针锋相对的事例：“如果真如你说的一般，那么手举炸药包的董存瑞，扑向枪口的黄继光，在烈火中焚身的邱少云……就无从解释了。”然后叙述了一个副团长忘我牺牲的事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模仿“潘晓”的口吻说，她后来接受的一套关于“人生真理”的说教，使她有能力对这些革命事迹和忘我牺牲精神视而不见？无论是“潘晓来信”还是赵林的论述，他们都把“文革”作为转折点，将自己对于“现实”或“真实”的理解建立在“文革”造成的创伤上面。但是，这个所谓的“转折点”的合法性相当程度上却基于“潘晓”自己的修辞。换言之，“潘晓”和赵林遇到的困境并不源于“文革”对（比如说）社会主义经典教育的否定或证伪。而当他们把困境归于“文革”的时候，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借助这个“大他者”而获得了貌似合理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说“文革”的发生并不重要或仅仅使“潘晓”为自己的思想问题找到了一个想象性的解决，重要的是“文革”使人们停止反思困惑的多重历史起源。

比如，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潘晓”在黑格尔等作家那里发现的所谓“人生真理”，其实早就已经是她看待周围世界的出发点。例如，比较“潘晓”以下几段话：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

……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

……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着重为引者所加）

可见，在“潘晓”还没有求诸书本领会到“人生真理”的时候，她甚至已经以“离一般人太远”作为理由否认了“为名为利”的人生观（更不用说为革命和为人类的人生观了）。这里的“一般人”该如何理解呢？“潘晓”无疑认为，“一般人”就是“合理的人”，也就是“挣工资”、“计较奖金”、“奉承”和“说假话”的人。据说，这种认识是“潘晓”从阅读文学和哲学等书籍中得来的；那么，稍微看一下她如何进行阅读，或许也不算离题太远。就关于黑格尔的阅读来说，“潘晓”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句话几乎做了标语口号式理解，连差不多完全认同“潘晓”的赵林也指出：“黑格尔的那句名言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否定的方面，但在这里暂不讨论。” 另一方面，“潘晓”对于《复活》主人公聂赫留道夫的解读也很有意味。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私欲而斗争”的自私自利者吗？虽然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提到了聂赫留道夫当军官时期过着一段时间堕落而闲散的生活，但他并不是一个从此浑浑噩噩度日的利己主义者；相反，之所以许多评论者都认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勿以暴抗暴”思想寄托在聂赫留道夫身上，正因为他经历了宗教意义上的忏悔和精神层面的“复活”。并且，聂赫留道夫的忏悔并不仅仅体现在自责和悔恨上，更体现在现实行动上：他坚决提出要与玛丝洛娃结婚，也从后者的严词拒绝中体会到自己的过错有多么严重。或许“潘晓”应该记得，托尔斯泰在小说中以叙事者的口吻对聂赫留道夫做出过评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侯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在某些人身上，这类变化特别剧烈。聂赫留朵夫就属于这类人。” 哪怕是从这种人道主义的思考角度出发，“潘晓”也应该将她所谓“合理的人”与“高尚的人”同样视作人性的两种因素，而不是用前者否定后者。

不过，“潘晓”也并非一概欣然承认她从现实和书本中得到的“人生真理”；或者说，即便周围世界都是“一个个葛郎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至少在她自己身上还是长有（借用托尔斯泰的话）“一切人性的胚胎”。“潘晓”告诉我们：“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同样，我们还从“潘晓”的内心痛苦中知道，她感到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家庭妇女们很“俗气”，她与周围这些人“格格不入”。她说：“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究其原因，“潘晓”觉得自己还有更高的追求，并不满足于停留在日常生活的闲言碎语和鸡毛蒜皮之事上面。用社会主义时期讨论“幸福观”或“人生观”问题的常用语汇来说：“潘晓”认为自己追求的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物质利益，而是希望满足精神生活需要。但是，为了满足精神需要，“潘晓”又不得不和她的同事们一样孜孜于物质方面的利益：“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这导致了她内心的痛苦。因此，有论者认为，“潘晓”在“看起来决绝的虚无感下面，是热烈的朝向反方向的理想主义激情，是对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高度企望” 。那么有理由推断：让“潘晓”感到痛苦和矛盾、不愿轻易随波逐流的原因，根本上源于她从社会主义传统教育那里得到的“高尚的心灵世界” 。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尚性”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写作——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请注意：“潘晓”在此说的不是她要写小说或散文，而是“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在自我指涉的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认为整个“潘晓来信”的文本，就是这一写作实践的表现？但是，吊诡之处在于，这一写作行为看似是“潘晓”为自己的“高尚的心灵世界”所留下的唯一地盘，却在叙事者的进一步叙事中被瓦解了：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

“潘晓”意义上的“写作”在此走到了自身的反面：写作与其说是表达自身高尚的内心世界的行动，不如说反过来证明了“人性都是自私的”。“潘晓”为了不与“俗气”的同事们同流合污而躲进自己的“清高”，但后者却是十足的“随波逐流”的证明。与此相关，“潘晓”提出的另一项表明写作之不可能的理由则是：

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

因而，就“是否写作”这一问题而言，“潘晓”给出了两条“不写作”的理由：第一，写作虽然是“精神支柱”，但根本上还是“为了自我”；第二，写作无法改变社会，尽管它是“高尚的心灵世界”的表现。上述两种理由揉合在一起，我们得到的命题是：“写作无法改变社会，只是为了自我。”这使得作为“写作实践”的“潘晓来信”并没有以“高尚的心灵世界”的来源——社会主义教育——为基础安排叙事，而是以一种抽空了内容的、空洞的“高尚”形式，变相佐证“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的正确——从上述命题我们可以看到，写作甚至也否定了“客观为他人”的可能性。显得颇为讽刺的是，“潘晓”为自己保留的“高尚的心灵世界”既无法兑现她自称拥有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也无法支撑她在“粗俗”的现实生活中做好自己的工作，在自我完善的意义上达到“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潘晓”的“事业”使她拒绝接受“随波逐流”的生活，但这项“事业”形诸文字，却是一纸为“随波逐流”、“人都是自私的”等等观点进行正名的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潘晓”为自己从事崇高事业给出的理由，既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辩护，又间接包含着某种指向他人或社会的因素——

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这样的说法是否意味着“潘晓”最终还是怀有某种对于集体的期待呢？比如，有的研究者便从这里看到了“潘晓以自我为中心意识动力的转向外在”的现象，并且指出：“她自以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事业追求设计实际上仍是以外在视点为中心的。而这次转向外在，由于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通行氛围决定，因此和先前以革命为旨归的指向外在不同。” 但是，决定性的问题并不是“潘晓”是否可能安于“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潘晓”把社会主义时期“新人”的种种道德规定和政治要求转变成某种“承认的政治”，因而也就含而不露地否认了德性在社会生活和个人人格构成方面的重要性；与此相应，德性虽然诞生于人性，但单纯的人性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德性，毋宁说德性在于人性的完善，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时期如此强调青年思想教育的原因。既然“潘晓”“表明自己的存在”是无关乎善恶好坏的最终目标（我们应该还记得，“潘晓”把追名逐利的人生目的与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人生目的等量齐观），作为手段的“崇高事业”也就无所谓道德与否——毋宁说，“承认的政治”归根结底就是无视德性要求的 ；虽然自认拥有“高尚的心灵世界”，但“潘晓”的落脚点依然是一种个人主义，如果不是市侩式的个人主义的话。“潘晓”的理想主义充其量是壁橱里的个人主义。

四

一方面，否认了自幼所接受的社会主义传统教育的真理性与合法性，“潘晓”也无法坚守住她给自己划定的孤独的“心灵世界”——事实上，一旦划分出一个纯洁的心灵世界，那么这个试图保有心灵世界的个人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用“潘晓”的话说就是“随波逐流”。当一个预设的“内心世界/污浊现实”对立被建构起来之后，以任何面目出现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都仅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许我们可以借助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的说法，把“潘晓”做出的这组区分，看作中国自“新时期”以来对于个人之“内面”的重新发明。柄谷行人在谈到基督教自白制度与对于所谓“内面”之发明的关系时指出：“自白这个形式，或者自白这个制度生产出了应该自白的内面或‘真正的自我’。问题不在于自白什么怎么自白，而在于自白这一制度本身。不是有了应隐蔽的事情而自白，而是自白之义务造出了应隐蔽的事物或‘内面’。”并且，“自白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自白决非悔过，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 是不是也可以说，“潘晓”以“柔弱的姿态”暗示着“一代新人的崛起”？“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语）“潘晓来信”在这个意义上发挥着“以言行事”（performative）的作用：或许生活中的人们并不像“潘晓”所讲的那样“随波逐流”，或许“潘晓”仅仅是把一直以来的个人主义情绪与日常生活的不协调性理解为“高尚的心灵世界”与污浊的现实的对立；然而，不论如何，在“潘晓来信”凭借修辞的力量赢得人们的同情乃至认同之后，迄今为止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暗流”真正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其合法的（尽管是可疑的）叙事模式，并最终配合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的一系列变革，坐实了它自身的历史对应物。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潘晓来信”通过自身的“叙事与修辞”，在“难题性（problematic）”的意义上将时代的政治无意识结构化和文本化了。

另一方面，“潘晓来信”试图对于一种正面的个人主义话语进行洗白和拯救，这种最终归于悖论的失败尝试却凭借其“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作为十年动乱后的社会主义“年轻一代”的面目出现，消解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规定性和正当性。由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讨论往往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对立与“剥削/劳动”、“坏/好”、“旧社会/新社会”等等价值的和历史的对立并置起来，因而，即便我们将“潘晓来信”积极评价为寻求一种正面个人主义话语的“第三条道路”的尝试，80年代初的“反‘左’”语境也并没有提供相应的理论资源和历史资源。但这决不意味着今天我们回顾和反思这场讨论就能够为这条“第三条道路”找到现实可能性——事实上，任何这样的道路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浪潮逐步加速和扩张，理性经济人的正面形象和积极意义得到不断放大和渲染，以至于我们今天已经很容易将“潘晓”对经济（重点表现为金钱）的考虑视为理所当然，而“社会主义新人”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已经让人不太能够理解了。反讽的是，当年让“潘晓”一代年轻人感到痛苦的社会主义教育，逐渐让位给理性经济人的个人主义，这恐怕也是《中国青年》的编辑所始料未及的吧。

“潘晓来信”发表后，《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还刊登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潘晓同志的来信》，文章以“潘晓”的口吻表示受到了读者来信的鼓舞和感动。或许这篇文章是编辑部遵照胡乔木的指示而撰写的“听将令”之辞，历来的研究者也并没有把注意力特别放在这篇文章上。但是，文中的一句话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潘晓”说，她要“再品品‘旧生活’的苦酒，也听听‘新生活’的召唤”。 对于一位出生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青年而言，“旧生活”指的是什么呢？考虑到60年代以后“革命回忆录”等类似题材的叙事相当普遍，人们在当时往往习惯以追述解放前“旧生活”的苦难来对比和突出解放后的幸福生活，那么“潘晓”这句话所包含的戏仿和反讽意味就非常明显了。那些像“潘晓”一样“痛苦地”看到人生真相的孤独的个体，在他们从共同体的“骗局”中解放出来之后发现，自己只能等待着被资本的力量吸纳，面对市场的资本逻辑哑口无言——“‘解放’的结果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令“潘晓”感到困惑和痛苦的无意识般的“随波逐流”，最终变成了90年代以后肆意泛滥的市场化意识“主流”。今天，距离“潘晓来信”已经过去三十年之际，倘若有人想从“潘晓”的叙事中挖掘（比方说）革命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张力的丰富性甚或替代性方案，或者试图转化“潘晓”那里据说仍然留存的革命理想主义，是不是低估了这个形象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新人”的力量？

注释：

 赵林：《我命运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点》，见彭波主编：《潘晓讨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编者的话）》，同上，第39页。

 有关策划的情况以及讨论情况，参见《潘晓讨论》，第14-24页。

 参见朱杰：《人生“意义”的重建及其限制——“‘潘晓’难题”的文学展现（1980—1985）》，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2010年4月。

 这样一种解读路向的较为充分的论述，参见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比如，贺文认为：“要真的建设性面对潘晓的问题，就必需思考如下问题：如何在顺承、转化此宝贵的理想主义激情，为此理想主义激情找到新的稳固的支点的同时，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义的挫折所产生的强烈虚无感、幻灭感能量和冲力。”

 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往往将它视为一个文本背景性质的因素，而没有依此调整进入这个文本的角度或方式。

 此处饶有兴味的是，胡乔木在接见《中国青年》的负责人时说：“为理想的奋斗，应该是更高的，多数人不容易做到。……为多数人还未看到的一种理想去奋斗、去发明、去创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这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能拿来作为对所有的人的要求。不能拿对共产党的要求作为对一般人的道德标准。”这一论点在60年代就作为“反面”观点被人提出过，并受到了其他读者的批判。参见《潘晓讨论》，第289页；另见《中国青年》1960年第10期“问题讨论”。

 《来信来稿摘登》，同上，第145页。

 《胡乔木接见〈中国青年〉负责人》，参见《潘晓讨论》，第286页。

 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参见《潘晓讨论》，第21页。

 参见《潘晓讨论》，第22页。

 《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同上，第298页。

 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参见《潘晓讨论》，第13页。

 参见《胡乔木接见〈中国青年〉负责人》，第289页。

 贺照田在《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中指出“潘晓”的形象并不典型，他指出：“‘文革’后期大多数家庭生活更紧密了，亲情对人们的生存、生活更重要了。从这点看，潘晓的家庭遭遇，便不那么具有普遍代表性。”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问道：“在相当意义上有着特殊性的潘晓的经历与情绪，与她对自己经历和情绪的整理，却会引起人们，特别是当时青年如此强烈的共鸣和反应呢？”在此无需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典型”问题，我之所以选用这个词，相当程度上意在提请读者注意这个文本的修辞效果——也即，并不通过推理和论证，而是通过本身亦不必然为真的说辞令人相信的一种话语方式。关于“修辞”，见卢梭：《论语言的起源》，4.4，载卢梭：《“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潘祎：《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参见《潘晓讨论》，第81页。

 引自《潘晓讨论》，第306页。

 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同上。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以下凡引自此文，不另作注。

 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

 赵林：《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参见《潘晓讨论》，第167页。

 李建民：《有这样一个副团长》，参见《潘晓讨论》，第157-59页。类似的回应还有很多，不详述。

 赵林：《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参见托尔斯泰：《复活》，草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

 比较“潘晓来信”中以下两段话：“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以及：“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笑谈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笑谈，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载施特劳斯：《论僭政》，何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0页、79-80页。

 《潘晓同志的来信》，《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

#1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还有多少人记得她

原委

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30年后，一个名为黄晓菊的女人再次致信中国青年报谈及了自己与80后爱子的矛盾与代沟，也由此牵扯出“潘晓”实际是当时两个青年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拼合而成。

原文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竞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竞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了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侈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了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郎台、涅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他们很难有共同语言。他们说我清高，怪癖，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他们俗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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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新青年”青年论坛开幕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这首创作于1980年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曲作者谷建芬当初都不曾想到，歌词中的这句预言居然在昨天（2000年4月26日）下午成为了现实。当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与二十年来的杰出青年、青年人物代表共400多名代表在世纪剧院济济一堂、纵论今昔时，为期半年的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部、团市委、北京青年报、张士柏英语网共同主办的今年本市大型主题教育活动——“新世纪 新青年”青年论坛便正式宣布拉开帷幕。

论坛的开幕由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主持，昨天到场的嘉宾既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词、曲作者张枚同、谷建芬，名躁一时的人生观大讨论的主角潘晓，有体操王子之称的李宁，老女排队长张蓉芳，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第四军医大学部分人员在内的昔日一批叱咤风云的青年人物，也有北京笔电新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chinabyte.com的信息总监刘琪、 清华大学休学创业学子、网络公司领导人为代表的年轻的新知识精英等等。

在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新故事的引导下，在场的四百多位青年代表与谷建芬、潘晓等嘉宾一起走进“一首歌，一场讨论” 之中，共同追寻八十年代初那段岁月中青年人激扬与求索的足迹；支持人白岩松与体操王子 、商海骄子李宁的对话则在辉煌与平凡之间将观众带入对“光荣属于谁”的思考；而名为“相会2000”的昔日华山抢险英雄的相聚又为人们展现出当时那惊心动魄、感天动地的一幅幅场景；张蓉芳与网络精英、年轻学子的对话则为“新世纪 新青年”的讨论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参照：在新经济时代，创业与创富、创新与脚踏实地等等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除了台上的主持人与 嘉宾、嘉宾与嘉宾之间进行讨论，台下观众与台上嘉宾之间也形成了提问与讨论的互动局面。

最后，这场历时近三个小时的开幕式在全场观众与歌手孙浩、张迈同谷建芬的新作《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的激昂气氛中结束。 论坛开幕之后，从5月到10月的半年期间，将陆续有“挑战：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压力与心理健康”、“选择：创业与发展”、等7个分论坛和一个总论坛与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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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走越窄”的“潘晓事件”

2016-09-05 张耀杰 红粉枭雄民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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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益讲座第五讲之潘祎

【微信公益讲座第五期】

时间：2016年9月6日星期二晚8:30至9:30。

地点：民国法政群。同步转播仅限人文法政读书和民国大案两个群。

方式：语音加文字。

主讲：“潘晓事件”当事人潘祎先生。

主题：“潘晓事件”的来龙去脉。

主持：张耀杰。

讲座期间转帖扰乱者一概请出。有意入群听讲者，先私信发50元红包充当讲座基金。

【近期预告】

第六讲，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企业思想家郭学明主讲：是否有过原始共产社会？

第七讲，2016年9月20日星期二。历史学者袁灿兴主讲：刘文典真相。

第八讲，2016年9月27日星期二。企业思想家郭学明主讲：从血缘等级社会到契约法治社会。

十一长假期间休息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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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张耀杰编选背景材料

越走越窄的“潘晓事件”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甫一发表，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从1980年5月开始到这一年的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那么，谁是潘晓？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杂志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有效的传统方式。1979年，《中国青年》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着手组织下一场讨论，当时选定的题目是“讲实惠”，因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了一种时尚。

1980年年初，马丽珍刚从群工部调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编委会就安排她准备这个选题。马丽珍在准备过程中，越来越觉得难度很大。那时，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也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而讨论“讲实惠”很容易牵涉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一旦与这个问题沾上，就不好收场了。马丽珍决定推翻这个选题，但推翻这个选题，必须提出新的选题。

一天下午，丽珍她到群工部看了两小时读者来信，许多信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隐约中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

马丽珍与总编辑关志豪住同一个单元，一天下班的路上，马丽珍向关志豪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关志豪让马丽珍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第二天，看过信后的关志豪就同意了这个选题。

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做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在此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召开座谈会。学院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们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1980年4月7日，马丽珍与潘祎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愿意，马丽珍就向他约了稿。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最后公开发表的那封署名“潘晓”的所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当中，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基本取自黄晓菊的稿子，潘祎的一些话也糅了进去，同时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马笑冬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黄晓菊

关志豪

这封信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讲述了自己在工作、爱情、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之后，潘晓最后写道：“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里所讲的人生道理，其实就是胡适先生最早从美国和欧洲引进中国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普世性的人生价值观的一部分内容。我在《民国红粉》、《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大同神话》、《喋血枭雄：改变历史的民国大案》等几部书稿中，反复介绍过这样一种普适性的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四个要素：第一是个人的自由自治尤其是财产私有；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平等；第三是公共领域的法治民主；第四是主要针对公共权力的限权宪政。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自由自治的具备了承担私人及公共责任的健全的个人，而不是什么文化和什么制度。

人类社会所有的文化和制度都是人造的。邪恶的文化和邪恶的制度的根源，在于邪恶的个人所组建的社会。一直处于反文明、反人类的恶性循环的邪恶状态之中的所谓中国人及其文化和制度，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普适性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

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传开。

几天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为了对这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个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于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长达六千余字的《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最后，总编辑关志豪加了这样几句：“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胡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这份《调查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关志豪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问耀邦看了没有，什么态度。梁秘书回答：耀邦看了，没说什么，用红铅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曲线。

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到了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胡耀邦等领导人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198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批示道：“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关志豪说，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

工厂呆不下去了。黄晓菊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她很快发觉，自己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

接下来，她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但是，那里的“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了。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黄晓菊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潘祎的命运比黄晓菊更加坎坷。据潘祎自己讲，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马丽珍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这年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他还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潘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2000年以后，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义务发表和转发各种经济和时政方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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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19日 星期日

穿梭在“潘晓”众生中间

叶德英

接到“潘晓”这个选题当天，我就遇到了难事。

“潘晓”是80年代初的一个著名的事件，据我了解，“潘晓”是两个人，即潘一和黄晓菊，我原以为这个选题对我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与潘祎是有着15年的交情的哥们，他那点事儿，我早已熟透了，没想到，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却一口回绝了我。

潘祎的理由很现实，他认为自己在“潘晓”中，是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如果客观地重述这段历史，他认为对他的形象有害无益，作为同行（潘在北京电视台），他认为我不该接这个选题，同时也给我出了个硕大的难题：做一期只有他一个人物的“潘晓”专题，弱化其他人物，夸大他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否则，他坚决不接受我的采访。

作为电视人，我无法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作为朋友，我确实有点犯难，作为一名编导，我不得不在我工作开始之初，带着明显的遗憾。

第二个人物是黄晓菊，我千方百计地联系到她，黄晓菊一听我是中央电视台的，马上就说：“说实在的，我对央视的编导印象并不好，以前我多次接受他们的采访，有些事他们做得挺伤人的，我对潘晓是有感情的，因为那里有我青春的激动，但是，我对你们这些编导印象不好。”之后，我再拨她的电话，她基本就不接了。

我不知黄晓菊曾经遇到了什么，让她对电视人有那么大的成见。但我觉得，虽然她没有像潘一那样直截了当，但同样是拒绝了我。

原《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马丽珍，是这场讨论的发起者，她是热衷节目的支持者，当我见到她时，她告诉我了一个惊人的内幕，“潘晓”来信，并非人们传说的那样，是由潘祎和黄晓菊两个人的信拼凑的，而是采纳了众多参与者的观点，由编辑马笑冬起草的，只是在姓名上用了一个“潘”，一个“晓”。由于这些年潘祎经常对媒体说自己是人物之一（潘曾经有很惨的经历），所以，这么多年来，媒体关于“潘晓”是两个人的说法，一直是以讹传讹。她很希望这一次，中央电视能够真正客观地澄清此事。

我很高兴！首先，作为编导，这一新的发现和被发现的“内幕”， 无疑是节目的一个新的视点，第二，人物潘祎的出现与否，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黄晓菊是个很感性的女人，也许是年龄接近，也许是我们交谈了许多女性的话题，总之，当我与她联系上一个月之后，终于峰回路转。当摄制组来到她的小店拍摄的时候，她十分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我们发现她的一本近30年前的像册，提出希望拿回剧组进行扫描时，她爽快地答应并装进袋子交给了我，我知道这本像册对于她是多么的珍贵，那一刻，我从她的眼睛里读到了真诚和信任。

顺藤摸瓜，在寻找“潘晓”来信的真正作者的时候，我们联系上了马笑冬，但是，当我们千里迢迢地从北京赶到上海的时候，差点哭了，因为已患老年痴呆的马笑冬，莫名其妙地说了个不正确的地址给我们。好在上海的出租汽车司机真是好样的，他带我们一家一家地到居委会去查，最后，终于找到了潘晓来信的执笔人马笑冬。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是原《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当听说我们要采访潘晓讨论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据说，当年“潘晓”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事件，让他在政治上曾经受挫，因此，这一次央视《重访》希望客观地报道这件事，对于他来讲，也许是一次莫大的机会。后来，关老经常和我通电话，上政治课、探讨现实问题、开玩笑等等，最后，他老人家竟然给我起了个小名叫“丫头”和“小英子”。

不管怎么说，由于中国青年杂志社当年“潘晓”讨论的许多关键人物，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资料，现任的负责人又向我们出示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使我们这次重访，有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视角和收获。

当然，还有安文、周晓东等，让我敬佩和感动的许多人。

一个选题让我结识了众多的人。潘祎因此与我结束了15年的交情，黄晓菊由一个遥远的符号变成了我问寒问暖的知心大姐，关志豪变成了一个要经常教训我的“家长”，最有意思的是马笑冬，她竟然不记得我去采访过她。

当一个编导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融进这样一群角色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角色会帮助你思考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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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何罪之有？

作者自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的《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出版后，作为“潘晓讨论”的参加者，我做了反复阅读和思考。此书的出版，说明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法制建设已达到了新的高度，书中披露的一些史实，对于人们了解当年的一些内幕是有帮助的。可惜，此书仍然比较“保守”，既没有勇敢地为“潘晓讨论”“翻案”，更没能旗帜鲜明地提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应该成为中国人现阶段的人生哲学。

“潘晓讨论”真的错了吗？它曾让当年的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今天千百万的成年人频频回首没齿难忘，更让亿万中国人上下求索：人活着可不可以没有人生哲学作指导？什么理论才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代社会思想实际的人生哲学？

有鉴于此，经过长期思考，我撰写了《应该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正名》一文，希望为创建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人生哲学抛砖引玉。此稿是“一家之言”，欢迎争鸣。

应该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正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0多年前，作为一代苦闷青年代表的“潘晓”声泪俱下的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读者来信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上刊登后，犹如平地惊雷，顷刻之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并引发全国范围的“潘晓讨论”。在“潘晓讨论”展开的七个月里，《中国青年》编辑部收到的信稿达6万多件，其中不少的信稿是几十、上百人联名写的，而且参与“潘晓讨论”的，不仅是青年人，还有不少中年人、老年人。人们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沐浴着改革的春风，袒露心扉，奋笔疾书，热烈而真诚地探讨人生的真谛，形成了自五七年反右运动以来最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火爆程度，在共和国新闻史上也是空前的。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潘晓的观点并未马上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却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尽管人们满腔热诚地参加讨论，但仍心有余悸。不少人担心这是反右运动“引蛇出洞”法的重演。有的读者恳切地写道：“探索人生，必须从讲真话开始……讨论将如何进行下去呢？批判吗？围剿吗？不！打了潘晓，就打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就打了青年们的心！”胡乔木同志也对中国青年杂志社领导明确指示：“关于五七年的办法是错误的，你们可以声明，这样大家才放心。……把讨论变成计策是完全不对的。”

遗憾的是，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场群众自发的人生观大讨论，这场心灵解放的人生观大讨论，这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鸣锣开道的人生观大讨论，由于“左”倾思想的回潮而夭折，中国青年报社做了检查，有关领导受到处理，众多参与讨论的作者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受到严厉批判……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社会再次陷入不敢说真话的境地，“信任危机”、“信仰危机”成为社会久治不愈的“顽症”。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一种超前的人生哲学，受到非议、批判在所难免，而1992年以后，中国已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二十多年来，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人生哲学也在广泛传播，但实事求是地看，“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仍然存在着，“不敢说真话”依然比较普遍。

人生哲学是人们行动的指南。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和多年的理性思考，我认为被颠倒的东西应重新颠倒过来，现在已到为“主观为自观，客观为别人”正名的时候了！

 一、自我并非贬义词，更不是洪水猛兽

在一些人眼里，自我就等于自私，就等于个人主义，就等于损人利已、自私自利，就应该“狠斗私字一闪念”、“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

其实，自我并非贬义词，更不是洪水猛兽。自我，一般而言是指自己，但从哲学角度来看，它由弗洛伊德揭示，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人格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我源于人的本能和欲望，由于不容于社会道德，它完全隐藏在人的潜意识中，如性欲、食欲、死亡等。本我是自私的，却是人的所有热情的源泉。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欲望是支配生命的力和动机，是幻想的刺激素，是行动的意义。”（1）超我则与历史上哲学家们提倡的“良心”差不多，其实质上是指内在化了的道德行为规范和理想，代表着人类社会生活的高级方向。

而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更多的表现出其独特的自我。自我是在本我的欲望与外部现实、环境的不断冲突，不断的交互作用之中发展起来的，是人的社会化的产物。它是人身上必不可少的控制，调整着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使之在两端中超于调和，在一定条件下满足欲望和本能的需要，并在超我的指引下，又力求使自己成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一些人将自我与自私混为一谈，加以批判，实际上却暴露了其知识的贫乏和学养的苍白。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简单粗暴地否定人的自我，否定个人的正当利益，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任何革命都不是为了某一种纯粹思想，而是为了实际的物质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指出，要“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中国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很多人就是抱着当家作主人，过上好日子的目的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文革期间狂热地扼杀自我，其实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行为。那种忽略甚至完全抹煞个人利益、绝对排斥个性和个人自由的所谓“集体主义”，是一种虚假的集体主义，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他人、集体，其结果，只能是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为自我”与“为别人”是能够统一的

1984年《中国青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简称《错在哪里？》）一文，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进行了粗暴地批判，将其定性为“实质是个人主义”，为“潘晓讨论”画上了一个令人难以信服的句号。

《错在哪里？》的作者完全不顾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立意，将主观与客观、自我与别人割裂开去，对立起来，从而得出了荒谬结论。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从人的行为动机（或原动力）上来看，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趋利避害、“为自我”的。譬如，人们做工是为了挣钱，投资是为了赢利，炒股是为了赚钱，买彩票是为了“中彩”……古今中外，这种以“主观为自我”出发，却成就一番伟业并“客观为别人”乃至为社会为国家的例子举不枚举。拿破仑的座右铭是：“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郁达夫坦言：著书皆为稻粮谋；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说的更实在：“任何卖不出去的东西，我都不愿发明”。（3）

从检验人的行为的合法性来看，作为社会的人，其“为自我”的主观动机符合于“客观为别人”的社会规范，从而产生了“利他”的社会效果，是很有意义的。譬如，人们做工虽然是为了自己挣钱，却给社会创造了财富；投资虽然是为了自己赢利，却扩大了社会就业，增加了国家税收；炒股虽然是为了自己赚钱，却有利于国家的融资；买彩票虽然是为了自己“中彩”，却有益于社会福利事业……人微言轻的拿破仑，以立志“当将军”作为精神支柱，通过不懈奋斗，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炮兵少尉，成长为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客观上推进了社会进步，为振兴法兰西作出了巨大贡献；郁达夫主观上是为了谋生而写作，客观上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爱迪生通过自己的发明成为百万富翁，但他发明的电灯、电影、留声机，不仅使自己腰缠万贯，而且使全世界受益。

当年，胡乔木在接见《中国青年》负责人时，明确指出：“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为自己和为别人是可以统一的”，“共产主义就是要为了所有个人的利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不违反我们的规范。”人生哲学根据其思想境界的高低而分为不同的层次。在理论意义上讲，“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尽管不是高层次，但她却具有普遍性、现实性，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水平的，因而比“假、大、空”的“左”的人生哲学更有人性美，更有生命力。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年，如果不是被“左”倾思想扼杀在“摇篮”里，那么，这一人生哲学对催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具有“中国特色”

时代呼唤着自己的理论。古代，中国先贤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近代，西方哲学家提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提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这不仅是对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继承，而且是一个丰富和发展。

《错在哪里？》一文对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合理利已主义”说三道四，企图贬低其理论价值，并进而断言：“所谓‘合理利已主义’不过是利已主义人生观的一个变种。”，更是想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打入“另册”。

其实，合理利已主义也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她起源于资本主义初期，在人类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其代表人物有爱尔维修、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合理利已主义人生观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要求革命的历史产物，爱尔维修说过：“具有美德的是那样的人，他的强烈情欲是如此和谐地和社会利益相一致，以致他几乎任何时候都必然是合乎道德的。”（4）；费尔巴哈的理论，对于批判封建主义宗教伦理思想、号召人们为现实的利益和人世间的幸福而斗争，对人类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而车尔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已主义，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封建专制的俄国，他高举个人主义旗帜，唤醒了沉眠于封建专制政体下的自我意识，冲击了弥漫于俄罗斯的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推动了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甚至对列宁也产生过很大影响，激励他走上革命道路。

而“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既是对合理利已主义的传承，也是丰富和发展。因为她不仅旗帜鲜明的把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归结为“为自我”，而且把个人行为的评价标准确定为“为自我”与“为别人”的辨证统一。也就是说，与己有益、与人有害的事，是违背社会道德和法律的，不可为；与人有益、与己有害，也是违背常理的，亦不可为，至少是不能长期为之。在特殊条件下，少数人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舍生忘死等行为，则是高层次上的“为自我”与“为别人”的统一。所以，《错在哪里？》对合理利己主义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说成是“利己主义的一个变种”，也是极其荒谬的。

 四、 潘晓讨论”应该“摘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曾展开过数以百计、规模不等的“大讨论”，而真正影响深远、与“潘晓讨论”相类似的，要算五七年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使50多万名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迫害，蒙冤21载，1978年才被“摘帽”平反。“潘晓讨论”也过去了21年，当时所下的错误结论，至今还未被推翻，这是很不公道的。

首先，应该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给众多受害者一个“说法”。在6万多封读者来信中，虽然《中国青年》只发表了110多位读者的讨论文章，大家的意见也有很多分歧，但是，参加讨论的很多人还是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潘晓原型之一的黄晓菊因为“潘晓讨论”而被单位找茬停职，丢掉工作。此前，一家大报还发表了一篇未经审核的群众来信《邻居眼中的潘晓》，对其进行指责，损坏了黄晓菊的形象，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潘晓的另一位原型潘?的命运更惨，他被北京经济学院以莫须有的“精神分裂症”名义退学，一度成为流浪汉，至今还在为无法恢复学籍而苦恼。那个写作了讨论文章《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的武汉大学学生赵林，在以后的考研、分配、提职和各种待遇等方面，都受到许多负面影响……事过境迁，他们已经步入中年，并成为社会的骨干，但是却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虽然时光不可能倒流，失去的难以挽回，但从理论上给一个“说法”，就可以让这一大批人砸碎“枷锁”，扬眉吐气。

其次，“摘帽”意味着是对人治的全盘否定。前苏联著名社会学家科恩在《自我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自我”解放。（5）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毛泽东曾痛惜地说：人们不敢说真话了。而“潘晓讨论”，原本是群众自发的、正常的思想讨论活动，并受到胡乔木、王任重等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谁知，政治气候因为人治而朝令夕改，头天还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范例广为宣传，第二天“龙颜大怒”，而被否定、受批判，险些成为“精神污染”的典型受清算，热血青年们的担忧再次变为严酷的现实：“打了潘晓，就打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就打了青年们的心。”从而使人们心灰意冷，解放思想在“潘晓讨论”中成为一句空话，《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力受到践踏，挣脱“左”倾思想禁锢的人们，刚刚敞开的心扉，又重新关闭。时隔二十多年，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法制建设也得到了很大进步，为“潘晓讨论”“摘帽”的时机已经成熟，人们多么希望法治战胜人治之日早一点到来啊。

第三，市场经济呼唤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生哲学。人类历史证明，不同时代孕育不同的人生哲学。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形势喜人，但问题不少，贫富差距在扩大，治安状况较严峻，腐败之症久治不愈，“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仍比较普遍的存在着，所有这些，既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由于没有一个正确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生哲学做指导，就使的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行动缺乏指导，从而使社会矛盾越来越集中、尖锐。而“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兼顾个人与社会的人生哲学，它既克服了“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偏颇，又修正了脱离现实的“大公无私”人生观的误区，这一人生哲学的确定，必将激发起人们“主观为自我”奋斗、“客观为别人”造福的积极性、创造性，精神变物质，特质变精神，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1） 转引自《欲望的力量》，任柏良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3页

（3） 《伟大的励志书》（美）奥里森?马登著，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年1月第一版第281页

（4） 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

（5） 《自我论》科恩著 佟景韩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第一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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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回温潘晓讨论

“潘晓”今何在

方文玉

本报讯1980年的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思想大讨论，6万多封参与讨论的来信纷纷涌向杂志社。这场讨论在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慢慢地走进了人们记忆的最深处。在20年后的今天，讨论的发起者《中国青年》编辑部联合当事人“潘晓”，共同追述了这场讨论的今昔变迁。最近，由《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辑、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潘晓讨论》一书，以第一手史料见证了这段历史的真实一幕。

当年为人生所困惑、给《中国青年》杂志寄信的北京青年潘?、黄晓菊，在经历那场讨论以来的这20年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许多戏剧性变化。

女青年黄晓菊失业之后，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干过发行，后考入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担任资料员。不久就抛家别子，只身南下，在《海南特区报》当过一阵子记者，不顺，回到北京。再次出走，闯入深圳，当家庭保姆、客串电台主持人，最终回到自家门干个体，摸爬滚打当上了服装店老板。“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过来”，这就是当年潘晓讨论中的最原始困惑者黄晓菊在20年后对人生的现身说法。

潘晓讨论的另一当事人潘?，在那场讨论之后从大学里“自动退学”，偷偷地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搬砖和泥，还看过大门。在当装卸工期间曾入狱8个月，并在服刑中开始自学。出狱后参与出版发行工作，也在各类公司间频繁跳槽。现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名片上的“创意、策划、撰稿、培训”记载着他眼下正热衷的事业。他还在“中华英才网”主持着一档栏目——“老潘信箱”，专门回答当下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各种问题。潘?特别喜欢如今网民所共同拥有的那位“伊妹儿”，他说可以通过她来与大家做思想上的沟通。

通过对潘晓讨论的回温与总结，《中国青年》编辑部得出如下结论：20年前，人们感叹“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20年来，人们以自身经历回答了“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宽”；20年后，人们欣喜地发现“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精彩”。

1  ◆“潘晓讨论”始末[第三版•留住记忆]——（《作家文摘青年导刊》第77期2000年06月30日）日）99 2001年3月14日 07:45“潘晓讨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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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仍有许多人珍藏着这期杂志，即《中国青年》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今天仍有许多人珍藏着这期杂志?

这期杂志就是《中国青年》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因为这期杂志有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是一封饱含着人生经历的痛苦和创伤的信?节选?。

编辑同志：

我今年２３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我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革”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后来我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着对真善美的向往。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许多人，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我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我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我也争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

   ……

潘晓

１９８０年４月

潘晓的信真是编辑部“编”的吗？

２０年前，《中国青年》女编辑马丽珍的抽屉里有一摞信，那是她到群工部看信时挑出来的，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其中一封讲述自己不断追求并引用了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信尤其给她留下了印象，当时她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于是，现任中国妇女报社副社长的马丽珍向总编辑关志豪提议在青年中开展人生观讨论。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座谈会。通过调研，她们感到，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旧有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样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

北京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礻韦。李书记说，这个学生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谈谈。

潘礻韦现已年过不惑、应邀在“中华英才网”上主持“老潘信箱”栏目。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那天，他和马丽珍从下午两点多谈到６点多。他告诉马丽珍，他的父母在青海支边，他五六岁时就被留在了北京的姨妈家，从小就遭白眼，长大后他跟姨妈闹翻了，考上大学，就再也不回家，过年时也一个人留在学校。１９７９年春节，整个学生宿舍楼只有他的窗口亮着灯光，像是一只鬼眼，而校园外却是爆竹连连，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愿意。

黄晓菊和潘礻韦的稿子两相比较，潘礻韦的不能用，但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了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马笑冬在编辑这篇稿子的时候，关于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基本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甚至是原文，潘礻韦的一些话也揉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话语。最后，她从黄晓菊和潘礻韦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因为觉得念起来挺顺，就这样定了。

谁是“潘晓”?这封信算是读者来信还是算“编”的?这些问题当时对于编辑部来说或许压根儿就没被当成问题。然而，正是这两个不被当成问题的问题后来给讨论带来了厄运。

潘晓几张纸片猛烈地搅动了生活。“潘晓讨论”正好“热”了一个夏天。

刊有“潘晓”信的那期杂志５月１１日发行，１４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１７日上升到１００件，２７日突破了１０００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１０００件左右，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开始几天，邮局是用背的那种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大邮袋了，再到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

“潘晓”的几张纸片就这样似乎是很轻易地却又是猛烈地搅动了生活?

最初的大量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

除此，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是“引子”；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判，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其实，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是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社会搅起了这么大的波澜，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

时间进入七八月份，“潘晓讨论”也在这两个月里“热”到了顶点：邮局的“蹦蹦车”每天仍源源不断地运来读者的信；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晓；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被别人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成天堵在编辑部提出直接采访潘晓的要求……

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但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在征得潘礻韦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８月２０日，中央电视台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潘晓一下子被具体化了，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的命运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工人日报》的内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

进入秋天的时候，“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９月２３日，《工人日报》的内刊《情况参考》第２１２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其实，潘晓那些‘价值连城’的‘高论’，也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心中的想法，她不过是在一个极好的时机用极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说：“街坊四邻原来不知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饭吃”、“每月只交５元钱的生活费，横吃横喝”、“与三家街坊吵过架”……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７４期转发了这两封信。９月３０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１０月７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又过几天，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第３０２８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１２月１１日，第１２期《中国青年》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８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

从第５期到第１２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１１０多位读者的１１０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７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６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３２５万急剧上涨到３９７万；关注和受这场讨论思想影响的青年以千百万计……

在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３个月之后，１９８１年第６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华中工学院党委告状。胡耀邦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

杂志上的“潘晓讨论”结束了，但人们对于“潘晓讨论”的讨论却余波翻腾。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３年之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

胡耀邦在这封来信上这样批示：“……青年报刊一些好心肠的同志，为了教育青年，喜欢把一些错误的思想行为汇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然后加以评论。这种作法，过去就有。结果，反而产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损。但我们一些同志不注意接受历史教训。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批示，虽然也批评《中国青年》不接受教训，但肯定了是“好心肠”，是“欲益”，最重要的是一言九鼎地表了态“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

此时，原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已调离，新的《中国青年》编委会承担了向团中央书记处写《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的任务。

１９８４年第１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这篇专文前，编辑部加了一个“编者按”公开向社会作了检讨。

同为历史遗憾的还有，那代表了千百万社会各界人士的６万多封信，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了。如此丰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为供人们研究的样本消失了……

摘自《潘晓讨论》一书，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出版彭明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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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97’NO.1  封面  【当年的潘晓有话要说】本刊“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遥远”的大讨论让潘晓再也坐不住了，这位16年前那场人生观大讨论的主

角今天要说些什么……

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潘晓答李明益”       文 潘一

16年前，我和黄晓菊以 “潘晓”的名字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提出了“人生的路：为什麽越走越窄”的疑问，因此掀起了一场使一代人无法忘怀的人生观讨论。那时，我们刚刚开始摆脱思想的禁锢，似乎一切都在变，以致否定的速度成了文明进步的标尺。在纷纭多变的社会中，许多以往遮盖在堂皇的外表下的丑恶开始显露出来。我感慨世风日下，命蹇时乖，人心变异，我为自己今后要走什麽样的路而感到迷茫。作为一个没有什麽背景的青年，现实让我感到压抑，可是我又不愿放弃理想而与现实妥协。我奋争了，呼喊了，但是这种压抑与焦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使我的生活变得不顺利而溢满艰险。果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久后被迫缀学、流浪、入狱。为了生存，我看过大门，当过搬运工，一次要扛200斤重的麻袋，也刷过瓶子，般砖和泥，在都市里追求着每日六分钱的生活水平，寒夜里要在火车站候车室和立交桥下坐着苦待天明。我在大学时曾因悲观厌世而自戕，之后又不断地遇上各种生存危机。我所以能残喘至今，大概还是理想主义的缘故。

谈到理想主义，这大概就是李明益们，也是我“不停奋斗”的重要原因，因此我更能理解李明益内心的痛苦。对于日渐稀缺的理想主义者而言，生存与奋斗在活着的意义上几乎是等值的。换句话说，奋斗基本囊括了我们的所有。象李明益一样，我不管是在流浪，在狱中，在街头，还是在工作的单位，都不断地读书，涉猎了很多领域：哲学、经济、法律、历史、宗教、军事、心理、音乐、体育、政治、文学……这已经成为惯性或者说成为了生存的需要。尽管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学术研究，但读书本身即是目的以及其中的乐趣与我相伴久远。同时我也在新闻、出版、公关、广告、书刊发行、机械加工、房地产、软件营销等领域一试身手。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奋斗，渐渐地在行为上把自己与周围环境协调起来，让自己更能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期间，反思、借鉴、类化、观摩、勇于实践也勇于失败，都成了我个人生存与发展中的必要内容。如今，我能泰然面对各种事态与结局，而不会再去理会人生之路的宽窄有无。

但是说到成功，我想，李明益在为不停地奋斗却离成功越来越远而痛苦时，我却认为这本身就已说明了社会的一种进步。16年前的青年感慨的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而今天的青年痛苦的是难以成功，一个是因为缺乏选择，一个是因为无法把握。回过头来看看，这正是16年来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尽管许多方面仍不尽人意，但是每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确实宽松了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以及对自己的设计与定位来谋求最佳的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我们面前，就业、成才、致富、崛起等方面的机遇层出不穷（当然，与之对应的失业、失意、破产、败落的机遇也是如此〕，这时就要看我们自己，关键在于是否能敏锐觉察充分把握合理利用之。

我们都想冲出让我们不满的生活围城，因为我们有理想，有热情，有一颗年轻不安的心。但是谁能保证我们的成功呢？16年前“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她的经历与李明益有相似之处，她离婚，被解职，闯海南，赴深圳，拉过广告，也曾跪着给日本人擦地板，至今仍在做推销员。与李明益不同的只是，她是城里人，李明益来自农村。但是从她们的奋斗经历和遭遇来看，城里人杀出围城的难度不比农村人小多少，而且曾经走出围城的人也随时有可能被重新打入更加艰难的困境。

是的，我们是不停地奋斗了，而且我们奋斗的故事足以让听众惊讶和激动，我们的境界足以让善良的人们同情，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了向人们倾诉自己没有成功的委屈的理由了呢？

换个角度想一想，什么是成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于经历、环境、素质、性格等各种因素，每个人设定的成功标准可以大相径庭，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尽管我曾参与和策划了多种影响很大的丛书的出版，先后有过一些令人羡慕的职务，如今是一家集团公司的总裁助理和广告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是当我面对那些自得其乐的小摊贩、大学校园里年轻的学生。在城市里辛苦劳动的民工，这时我就不会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功。比起16年前，我除了依然保持了激情和活力之外，只是更多了一些沉稳和应对外界事物的胆识。如果说什么是成功，对我而言，这可能就算是吧。

我们还可以把成功分解开来成为若干片面性、阶段性的子目标，然后再寻求适当的途径去接近。李明益说她学了些“屠龙之技”，这只不过是一些谋生手段，但这些对她目前处境的改观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她因此而痛苦。其中，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在自我定位。如果目标高远但不切实际，自然会产生动机与效果、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旷日持久使挫折积淀下来，失望就会更加沉重，难解命运何以对自己如此不公，悲怨与愤慨因此不断。实际上失败真的不算什么，一生没有挫折的人几乎没有，关键看你是不是能在跌倒后找到原因，及时总结才能不断进取，而重蹈覆辙往往是盲目追求的结果。我们说应以认真做事踏实做人的原则为前提，学会制造、捕捉和利用各种机会，这确实是老生常谈，可是真要是能做到，对谁来说都会是受益匪浅。再深一步想想，奋斗就一定是为了成功吗？奋斗的快乐其实就在于奋斗本身而非结果。我倒认为，如果一个人奋斗的目的性太强，奋斗就会成为一场赌博，成则喜不自禁，不成则怨天尤人。特别是当我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之后，应该有了一颗对待结果与回报处之泰然的平常之心，毕竟我们奋斗过，而且还要奋斗。

李明益是幸运的，她碰到了张老师，张老师给了她十几年的关怀，目睹了她的坎坷不幸，为她分担着困惑痛苦。我也是幸运的，16年前那场大讨论的组织者之一、《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马丽珍也是16年如一日地关注着我，在我得意之际，在我落难之时，始终无私地给予我支持。这些都超出了她们的职业范围，于此，我向她们致以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每想至此，我个人对成功与否的思虑就会显得那么没有价值。

我们奋斗，因为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

……………………

《自由交谈》张志林/吴重庆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人生观讨论与现实人生

－－一个当事者的人生感触    /赵林

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往往是由漫长生涯中的几个转瞬即逝的枢纽点决定的，这些枢纽点通常又是由于一些突发性或偶然性的外在事件造成，它们就如同美杜莎的诡异面容一样，突兀地呈现在人们的平静生活中，激起巨大的涟漪，使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然，一个人如果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偶发事件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超然态度，那么他就可以像古希腊哲学家皮浪一样不受任何外界影响而仅仅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来走完人生旅途。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皮浪式的贤哲毕竟是凤毛麟角；对于绝大多数凡夫俗子来说，大凡都不得不在这些突发事件面前作出某种选择。而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择者日后的生活道路。

就笔者而言，一生中也曾经历过几个关键的枢纽点，它们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枢纽点，就是1980年风靡全国的那场人生观大讨论。

在谈及这场大讨论对于我本人的人生之路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将这场大讨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情况作一简要的陈述。通过这种陈述，读者们将有可能从一场必然性的时代运动和一些偶然性的运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命运的悲剧性含义，以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这一对永恒的生存矛盾之间的奥秘关系。

从现实社会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人生观大讨论是一个必然的思想过程，它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当时的青年一代在经历了精神上的狂热盲目和自我陶醉之后，开始转向苦闷和疑虑，并由此而进入冷静的反思阶段。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篇对革命的理想主义人生观充满了怀疑困惑、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充满了焦虑迷惘的来信一经发表，立即就在全国青年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恰如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所言，“牵动了亿万青年的心”。由此而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很快就成为八十年代初期全国青年关注的热点问题。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于许多过去一直被奉如神圣的思想传统、价值观念渐渐地由盲目轻信而走向怀疑，由忘我的迷狂而走向冷静的反思。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这场人生观大讨论的具体内容今天或许已经为人们所淡忘，但是由它而导致的思想禁区的大突破，则已经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积极意义；由它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也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骨髓中。这场充满了感性的泪水和激越情绪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今天回顾起来似乎有些幼稚。然而它却如同历史上的一切启蒙之声一样，虽然带有浓重的情绪化色彩和浅薄之处，但是它所发出的带血的纯真的呐喊，对于那些在陈腐的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同，人生观大讨论是一场具有朴素的自发性质、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像前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复酝酿、具有那么复杂的政治背景和高深的理论色彩，而仅仅只是人们压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苦恼情绪和怀疑精神的一次自由表露。发起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却同样体验着那个时代的共同的怀疑惶惑和苦恼迷惘，在他们的血管里都涌动着不甘屈辱和沉寂的热血，质言之，他们都具有一颗充满真诚和热情的赤子之心。他们来自于迥异的生活层面和思想层面，这场大讨论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后来他们开始又分道扬镳，有的人由怀疑、焦虑而奋起，有的人由怀疑、焦虑而消沉，更多的人则继续走着平凡的人生道路，在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中突现自己的人生哲学。

尽管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是势在必然，但是这场大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却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卷入其中的。作为参与者之一，笔者曾与这场大讨论的发起者黄晓菊和潘祎二人均有过直接交往和书信联系。黄晓菊是北京某街道工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潘祎是北京某大学78级的一名本科生。在《中国青年》杂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们两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点引起了编辑们的注意。有几位编辑鼓励他们将这些经历和思想写成文字，并经过编辑部的修改拼合，数易其稿，最终形成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来信。

该文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上刊载后，引起了全国青年的极大关注，人生观问题成为当时青年人普遍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青年》编辑部共收到各地来信六万余封，据最近出版的一部畅销书《交锋》所言：这个数字打破了解放以来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来信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此外也有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还有来自香港、澳门和美国的信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收到如此多的来信，充分说明“潘晓”的信确实牵动了亿万青年的心。许多青年怀着对“潘晓”经历的深切同情和对其思想观点的强烈共鸣感，投入到这场大讨论中。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也纷纷对这场讨论表示理解。甚至连当时官方理论界权威人士、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先生，也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上发表了对这场人生观大讨论的肯定性意见。从1980年第5期一直到第12期，《中国青年》以较大篇幅连续刊载了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各种观点纷纭不一，形成了自“反右”运动以来第一次真正畅所欲言的自由讨论局面。而笔者正是在这种突破思想禁区、表达真实感受的氛围中，发表了那篇后来给我的人士道路造成不少坎坷的文章《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场自发的人生观大讨论，作为我国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官方人士和民间人士）所肯定，但是在当时，这场大讨论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局面，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来说，都是极其有限的。《中国青年》虽然成为全国青年们热烈讨论的重要场所，但是社会上的许多正统派人士、尤其是各单位的领导者，一般都把参与讨论者当作有异端思想的危险人物来对待。而且尽管《中国青年》编辑部在号召全国青年参与讨论时一再声称，这次讨论决不会再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前奏曲一样，引蛇出洞，对不同的观点扣帽子、打棍子，然而在轰轰烈烈的大讨论结束以后，仍然有许多在公开讨论中发表了较为激进的思想观点者，受到了所在单位的“特殊待遇”，对日后的分配、工作、提职、晋级等问题都造成了无形的影响。

1980年的人生观大讨论激动了全国青年的心，它的影响至今仍然保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然而，尽管当年关心和参与那场大讨论的人们对“潘晓”后来的命运却几乎一无所知。据笔者了解，黄晓菊的生活条件虽然由于受到全国青年的普遍关注而得到了一点改善，但是她的叛逆思想却使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一直较为坎坷。离开原来那家街道工厂后，它先后辗转了好几个单位，前些年又随南下大潮到了海南，在一家报刊社当了编辑。后因通信中断，至今情况不明。至于潘祎，后来的境遇就更为糟糕。我与此君虽未曾谋面，却多次通信，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此君才思敏捷且自视甚高。当人生观大讨论尚在进行过程中，潘祎就与《中国青年》编辑部因意见分歧和某些其他原因而反目决裂，后又因行为怪癖被所在学校怀疑患有精神疾病，不久即自动退学返回原籍青海。临行前此君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人生颇多感慨，并表示回到青海后将继续研究人生问题。后来我每次到北京见到黄晓菊时，均要打听潘祎的情况。据黄晓菊说，潘祎回青海后不久又重返北京，四处流浪，因思想狂放、行为不羁而难以与人为伍，曾一度为生活所迫在前门卖过大碗茶，在北京火车站当过搬运工。关于黄、潘二人的情况，毕竟是所闻多于所见，虚实真伪，在此不便妄作论断。只是每每想起这两位曾经在中国青年一代思想解放历程中掀起轩然大波者，其后来的命途竟是如此蹇滞多舛，不由感慨万分。

由此我要转向自己最具有发言权的领域，即这场人生观大讨论对于我本人人生道路的深远影响。作为当年那场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考验之后，我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对当年本人所发表的观点进行重新诠释的权利，并且试图从这种思想上的“故地重游”中得到某些更深刻的哲学启迪。

在此我想再次强调，尽管当年的那场人生观大讨论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但是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之所以卷入那场大讨论，却或多或少是由于一种偶然的机遇。当“潘晓来信”发表时，我正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在阅览室翻阅杂志时偶然看到了“潘晓”的那封信。读后的感觉如同触电一般，情绪翻涌，不能自己，当晚即给《中国青年》杂志社写了一封致“潘晓”的信，第二天一早就投进了信箱。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个星期日我没有去阅览室，或者没有读到“潘晓”的信，也许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会完全不同。我本可以与那封信“擦肩而过”的，然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却与那封信“正面相遇”了。

当时我给《中国青年》写信，完全是出于一时的情感冲动，想与有着相似经历和感受的“潘晓”进行一番思想上的交流。我只希望我的信能够由《中国青年》编辑部转交“潘晓”本人（写此信时我还不知道“潘晓”是两个人的合称），绝没有想到这封信会被《中国青年》刊载，更没有想到此信刊载时被编辑部加了一个题目：《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原信本来是没有题目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是我信中的一句话，编辑部以此作为我信的题目，倒也颇为贴切恰当）。当我的信以该题目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上全文刊载后，我立即就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推上了一个无可逃遁的角色位置。当时我在给黄晓菊的一封信中就明确写道：“由你和潘祎拉开序幕的这场大讨论，很可能将由我来扮演主角。”果然，从1980年第9期的《中国青年》开始，“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成为众多来信讨论的主要观点之一。许多来信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激烈批判，也有一些来信对此表示理解和赞同。为了让读者更清楚第了解这封当时随感而发、后来却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的信函的内容，我将该信中的主要观点抄录如下。

潘晓：

（前几段关于个人生活经历、感受的文字删略）

下面我想和你就人生谈几个问题。

1•对自私的理解：

自私是一个广义的哲学概念，它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在动物那里表现为自保，在人身上则表现为自私。自私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康德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历史就是在恶中发展的。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以往的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活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十年浩劫中有个口号，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多么野蛮的口号，那时却被人们普遍接受了。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会改革，都是由于自我发现而引起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哪一个不是以个人自觉为前提？只有在充分认识和提高自身价值的前提下，社会才能进步。可悲的是，人类历史上自觉的时间短蒙昧的时间长，一种自觉否定了旧的蒙昧，又造成了新的蒙昧，所以费尔巴哈把人类的历史说成是宗教变迁史，不是没有道理的。拿我们国家来说，六十年代中叶掀起的一场社会动乱就是宗教狂热的最具体的表现。这是一种否定一切的宗教，是“革命的”宗教。那时候的偶像崇拜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蒙昧和长期的有意识的政治宣传使人们从内心里默认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许多人甚至愿意为这种宗教而献身。这是内在的体验，是肯定的方面。另一面，法律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妇，权力意志的绝对地位使得监狱成了变相的宗教裁判所，法律（毋宁说权力意志）不仅要干涉人的活动和客观效果，而且还要限制人的思想和主观动机，因而，外在的压力也使人感到窒息。这是否定的方面。两方面的结合产生了八亿宗教徒，用喜剧的形式重演了苏联卫国战争前后斯大林崇拜的悲剧，给社会带来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这场运动是怎样引起的呢？有人把它归咎于某一个人的意志。我认为这是中国人长期禁锢自我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舆论用总体压抑个人的必然结果。每个人崇拜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种异化既是愚昧无知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人们狭隘第理解着自私，把它和吝啬、卑鄙、损人利己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也由于没有对自私的自觉而认识不到自己的真正价值和力量。他们只是消极第去理解自私，没有看到自私的积极意义。……

总之，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同时人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着的，所以人首先应该是个人。社会的一切运动，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四化建设，都应该把活生生的感性的个人方在首位，运动只是手段，自我才是目的。……

2•对生活的态度：

由于上述对自私的自觉、对自我的发现，形成了我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我把生活当作斗争，不是像狂热时期所说的斗争，而是自我与环境的斗争。人生就是这种斗争的记录。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是不合流。社会中确实充满了丑恶、虚伪，这种势力虽然很可怕，但它动摇不了一个充分自觉的个体。海明威小说中所塑造的“硬汉性格”就是我生活的楷模。我决心遵循“硬汉性格”者的生活态度去不停地探索，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过去在农村中、在单位里，我一直坚持学习，为此遭受了许多冷嘲热讽。现在上了大学，仍然时常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而我毫不在乎，继续奉行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一句格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你应该去发掘自我，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第二是进取心。我从来就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人。……你在信中表露出自己的事业心，但是我也看到了你的悲观。你的作品，对你来说仅仅是一叶救命的小舟，这就与你前面说的用作品来表明自己存在的观点相矛盾了。你应该自强不息，确信自己是强者。你应该学会过平静的内心生活，把整个世界都放在心中，你就会发现自己在世界面前并不是软弱无力的。……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它就在你心中！你之所以彷徨、苦闷，是由于你没有发现它；一旦发现了它，所有的累倦的感觉，出世的思想，绝望的念头都会消失。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接触到时代的“有力的臂膀”，你就会看到自己正在“搅动生活，影响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己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第说：“我就是历史！”

今天看来，这封信确实充满了少年气盛的特点，情感的色彩远远多于理智的成份，其中不乏随意性的思想和偏颇之处。但是整封信里却充满了真诚炽热的情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虚假言辞（坦率地说，如果我事先知道这封信会被《中国青年》发表，肯定会在言辞方面收敛含蓄一些）。而且信中所表露的人生态度是以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生实践为基础的，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里我始终奉守如初。无论受到外界的什么压力，我一直坚信“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个基本原则，不屈不挠地以内在的自由意志与外在的决定论相抗争。

无论是在当年写那封信时，还是在今天，我所倡导的“自我”都是指一种开放和进取的主体能动性，而不是那种封闭性的和蝇营狗苟的个人占有欲。用那封信中的话来说，就是要“表现自己，发现个人的价值和普遍的人性……在外物上打下自我的烙印”，“这种进取不是为了功利效果，而是为了满足自我扩张和表现的要求”。我始终认为，与那种对自我缺乏反思和信心的消极人生态度，以及那种从狭义方面去理解自我的夏洛克式的人生观相比，我所倡导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它将使人在恶劣的逆境中保持一种不甘沉沦的意志和自信心，不断地向着神性的维度跃升。无论人们如何评说，我已经以自己的前半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在不惑之年之后对此更加坚信不疑。

然而，这种“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在当时却遭到了极大的误解，并且给我后来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麻烦。那封信在1980年8月发表之后，暑假结束我一回到学校，就成为学校组织的各种人生观讨论会所针对的靶子。我原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喜爱沉思而不擅言辞，但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我不得不在各种带有浓重批判气氛的讨论场合中为自己的人生观进行辩护，从而培养了一种喜好辩论的习惯和滔滔雄辩的口才。然而尽管我在辩论中占有优势，一些无形的压力和潜在的障碍却开始影响我的生活，我成为受到学校“特殊关照”的学生。1981年，我以优异成绩靠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却被哲学系拒之门外，不得不再度转到历史系读研究生。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对哲学怀着一种发自生命的热爱。1977年底参加高考时，我报考的志愿就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却阴错阳差第被历史系录取。在读本科的四年中，我选修了哲学系的所有主要课程，1981年本科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又因为人生观的问题再度被拒之于哲学的神圣殿堂之外。此后一段时间，我曾一度陷于颓丧，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最终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中重新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第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表明了自由意志对外在决定论的超越。这一坎坷经历恰恰也有力第证明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那封信成为我思想上“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它在诸如分配、提职和各种待遇等方面对我的现实人生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参加那场讨论，也许我的人生之路会平坦顺畅得多。但是倘若人生的道路能够重新开始，我仍将像当年一样做出选择。既然我是自由第选择了人生之路，我就应当坦然地为此承担责任。

时至今日，我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自我意识的巨大能量对于我生命之泉的激荡，只是那泛起的涟漪已经由炽热的情感转化为同样炽热的思想。正是那场人生观大讨论，才使我对自我产生了反思，形成了自觉的自我意识。这自我意识一方面使我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另一方面也赋予我对自己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切责任感。这种个人尊严和历史责任感，在我后来所发表的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明显可见。虽然具体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这些著作与早年发表的那封信之间却有着一种内在的默契或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我将以最近刚刚出版的一部著作《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的一段后记自我文本的结束语，来说明这种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记得上中学时读太史公《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书中说到项羽少时学文不成，学剑亦不成，其季父项梁怒而斥之，项羽却表示学文不过记名姓，学剑不过一人敌，而其志在于学“万人敌”。读后颇多感慨。当时少年气盛、心高志远，总觉得人生在世当如项羽一般叱咤风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时至今日，当年的壮志早已被平庸岁月的风尘所淹没，及至“不惑之年”，更是义无反顾第准备将后半生固守于书斋之中，而将纷纷扰扰的外部世界抛置于脑后。然后壮志虽泯，豪情犹在，日日危坐书斋，有时竟如同身临千军万马的战场。思绪奔涌、下笔如泻时，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淋漓畅快之情，而解释历史时的那种心旷神怡的陶醉，丝毫也不逊色于英雄们创造历史时自我实现的快感。事实上，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让数千年来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精英豪杰及其所创造的辉煌业绩，遵从于某种文化精神和演化规律，或者说把那些显赫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解释为受某种形而上的“动机的动机”所驱使的历史现象，这是一种何等恢弘的“万人敌”！当黑格尔轻描淡写地把不可一世的凯撒、拿破仑等英雄人物称为“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时，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可言状的“心情”可能远远超越于凯撒从埃及凯旋时的骄矜狂傲和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胜利时的踌躇满志。

在学术和人生方面，我将终生奉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名言：

“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

显而易见，这段后记不过是在更高层次上对那封信中的思想的一种复述。

……………………

1980，未完成的追问

发布日期 2007-05-28致信编辑大  中  小本报记者 刘溜 北京报道

1980年初，尚未开春，寒气很重，25岁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独自来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疗养，她的关节炎又犯了。关节炎已折磨了她多年，使她步履艰难。这一次是最为厉害的一次发作，她几乎不能行走，膝盖、踝关节全是肿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为抑郁。

与此同时，21岁的大二学生潘?也在苦闷中度日。几个月前，潘?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被抢救过来，重新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

那本是一个振奋的年代。刘少奇在含冤死去十一年后得到了平反，全国下半旗致哀；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审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华国锋辞去职务，“两个凡是”的时代终结。

年轻人热切地寻求表达和发言的机会。1979年北京西单出现大量大字报，对中国政治体制提出看法和要求，号称“西单民主墙”，于当年年底被取缔。1980年北京各高校学生直接竞选区里的人大代表。在潘?印象中，那是他所见识过的选举活动中最火热的一次??“火热到什么程度？火热到人人都可以报名、自荐。经常在一堂课快结束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走到讲台上就开始讲我是谁谁，我的竞选主张是什么。学生还成立了北京高校竞选联盟。这场学生运动规模虽不大，但质量很高。”

那又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文革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爱情的位置》，一位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给作者写信说，当他在田野里干活时，忽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爱情的位置》，听见“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大跳，“觉得发生了政变”。

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社会的困惑首先落到了青年人的身上，他们还未形成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刚刚接受了一个个被强加的价值理念，随即就眼看着这一个个理念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如今却造成了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

《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们觉察到了年轻人这种普遍性的苦闷。1980年4月，黄晓菊和潘?分别接到《中国青年》马笑冬和马丽珍两位编辑的约稿邀请，二人各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合成一篇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时候，编辑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潘”和“晓”。

这篇并不算长的文章开头便是一种绝望的口气，“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然后“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已经不合时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却比比皆是，社会公开宣扬的理想和道德在现实面前是那么苍白、可笑、缺乏说服力。

由此潘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但潘晓还是感到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的困惑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惑。很快，潘晓的来信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中国青年》持续发表讨论文章，总共8期，一直到当年的第12期，共收到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

就这样，潘晓，一个半虚拟的人物，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一个探求人生意义的困惑者，成为了1980年最为深入人心的人物。

黄晓菊、潘?，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此被一个共同的名字??“潘晓”联系到了一起，1980年他俩曾有过会面，却并没有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暂的照面之后，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二十七年后，当他们回过头来看这场人生观讨论，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远。不过，他们怀着不同的感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他们的人生都因为这场讨论而发生了某种改变。

二

潘和晓，是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那时的黄晓菊还很美丽，身材苗条，经常穿一身与众不同的中式对襟装，那是她扯来布料请裁缝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热情开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对方掏心窝子。她性情激烈，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叛逆者，25岁的她已经有过几次因不满的言论而被好友告发的经历。

那几年外在世界变化剧烈，她心目中那个“非常之人、伟大的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毛泽东已经过世，然后是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改革开放启动，中国历史转向。黄晓菊当然关注这些变化，但她真正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个人的根本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希望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厂里，她经常向同事们提出一个开玩笑式的选择题，“假如我有机会得到毛主席或阿兰德隆的接见，两者只能选一，你会选哪一个？”那时正是《佐罗》风行全国的时候，阿兰德隆迷倒了无数男女，对这个问题，很多人陷入了两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她笑着说。

她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文学创作班。他们往往在下班后聚在一起探讨人生问题，她的发言总是尖锐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个前来参加活动的人的注意，这人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马笑冬。

在小汤山的一个月里，黄晓菊跟新相识的病友也是走到哪儿讨论到哪儿。在那里她还遇到了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她苦闷，烦躁不安，总觉得这样活着是不对的，她有许多理想，她想成为影视编剧，但那时没有这个专业，她想当一名心理咨询师，但要考数学，她对数学毫无信心。她还想当记者、译制片配音、律师、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但因为身体不好，她只能接受分配，到一家残疾人工厂??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当一名女工，在低陋的厂房里与身患各种残疾的人为伴。

潘?则是一个孤僻的问题青年，1.87米的高个儿，异常地瘦。这位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的大二学生，从小寄居在亲戚家，深有寄人篱下之感。他说自己是 “抵触社会，背叛人民”，实际上他高度关注社会，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天天泡在天安门广场，1979年西单出现民主墙时，他又几乎天天泡在那儿。

他极其敏感，自尊心极强。上大学后，学校第一次举办越野比赛，谁都不知道谁的底，那是1978年12月，其他参赛者都穿着小背心小裤衩，只有潘?一人穿着长衣裤，他想的是“万一丢脸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中途开溜”。结果他超过一个又一个人，快到终点时，他的同班同学说，前面还剩一个人了。他没有开溜，获得了亚军。“这长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行我的先天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尽量低调”，他说。

三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种种挫折，大部分都是黄晓菊的亲身经历。

黄晓菊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那是一个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参加过抗日战争。五十年代初母亲去内蒙古支边，与当地一位解放军连长结婚。一岁半时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抚养。

外婆家在北京儿童医院对面的一栋两层的红色筒子楼里。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宠爱。

“我不管信起什么来都特别热烈特别认真”，她说。在她上小学和初中时，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曾令她激动不已，她觉得生活应该是那样，人人平等，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她每天狠斗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贴大字报，渴望成为黄继光、雷锋那样的英雄人物。夜里听到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新的文章，就毫不迟疑地起床，去参加游行。有时坐在公交车上，她会突然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起毛泽东语录来。

她喜欢看书。文革后期，一批世界名著开始秘密流传开来，《红与黑》、《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等，她都看了。

“这些书多好啊，它跟正常人的思维更接近，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很丰富。而革命狂虽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过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性的东西。”

那时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互相不说话，如果喜欢的话都以特别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面的表达。老师、家长都严令禁止谈恋爱，说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黄晓菊不再这么认为，她对一个要好的女同学讲起 《简爱》和 《红与黑》，并说，“怎么能说爱情是肮脏的呢，我觉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学听得直点头。女同学家境不好，特别朴实，黄晓菊经常带些大白兔奶糖分给她。她喜欢跟朴实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后，政治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发起了一场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对象就是黄晓菊，罪名是看黄色小说。

政治老师刚说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学腾地站起来，换了一张义正辞严、非常革命的脸：“我揭发黄晓菊，让我看资产阶级小说，还给我买糖，收买我！我们贫下中农不吃你的臭糖！”

黄晓菊气极了，哐地一下摔门而去，丝毫不管班上正开着批判会。

从此后，班上只有极少的同学敢再跟她说话。突如其来的背叛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震惊、焦灼、困惑，孤立无援，甚至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坏，可能自己真的是资产阶级了吧，《红与黑》里的东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啊。”

她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样不断挨批中度过的。先是被揭发，然后是接受批判，没完没了的煎熬。她看书，写日记，批判自己，就这么过来了。

数年之后，她看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才想到政治老师可能也是挺变态的，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而把气撒在学生头上。

更多年之后，她才看清了这件事的影响??它残忍地毁掉了她对别人乃至最亲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么那么险恶，怎么那么坏，一个小女孩背叛另一个小女孩，站起来忽的那张脸，那么无辜那么小的脸，居然翻成了那样，太可怕了”。

18岁，因为严重的关节炎，黄晓菊几乎走不了路。她因此而免于下乡插队，并分配进了残疾人工厂。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流水线上，轧衣服，绕线，她都干过。后来她学会了修补毛衣的技术，能把落针的地方不露痕迹地修补好，还带了徒弟。她在羊毛衫厂一待就是八年。

生活的流水线给她带来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她的初恋。她喜欢高大的、阳光的男孩，当然还得能跟她探讨人生。她的初恋恋人正是这样的。这段恋情持续了一两年，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经常谈论人生问题。她觉得非常美好。

后来她的恋人悄然离开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却发现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连告别都没有，他就出国了。留下她独自伤心，一直耿耿于怀。

四

潘?的情况更糟。

潘?1959年生于北京，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老大，有个弟弟。全家在支边建设中迁往青海，潘?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此对很多事抱敌视态度，就像马太福音说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的。”

二十来岁时的潘? “集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于一身”，“除了顺从最高统帅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愤世，乃至厌世。

1979年春节，他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学校过年，整天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沉度日，被极度的孤独和绝望所包围。5月31日晚，这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被及时发现送至医院。醒来后的潘?对医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1980年4月，辅导员找到潘?，让他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社来校了解青年思想状况的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会后被特别叮嘱 “不要走”，《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与他单独谈了近四个小时。随后他应邀写了一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与黄晓菊的合在一块儿发表。除了学校和 《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晓，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调。

但在1980年7月，潘?被校方带到北京一家医院检查。一个实习大夫给他下了诊断：重型精神病。1981年2月2日，校方党组给潘?父母致信，要求潘?自动退学，潘?的家长签了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潘?退了学，由此对父母产生了不满，退学后立即割断了与家里的联系。

“开始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两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过饭，当过搬运工，睡在桥洞和火车站。1983年他被牵涉进一桩盗窃案，正赶上“严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去探监，出狱时也没有通知家人。

此后他什么活计都干过，房地产，广告公司，图书出版，软件，计算机设备，营销，“坑蒙拐骗都干过，五花八门”。他还一度在中华英才网开设“老潘信箱”，为年轻人解决就业及人生困惑。“一不留神还蒙了个良家妇女，还生了个孩子”，儿子如今12岁。

早年寄居，大学被逐，以及之后的牢狱生活，使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个边缘人，“我在社会中的竞争力非常差，大学未毕业，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就是观察思索能力及勤奋，弥补了自然的劣势”。

潘?认为，那场人生观讨论是他人生中的灾难事件??“人生观讨论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资格，生活权利被剥夺了。1980年，当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却被驱出校门，颠沛流离。”

“我现在还在为历史、还在为那场讨论付出代价。有人说我应该和《中国青年》杂志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参加那场讨论。如果正常毕业，当时包分配，大学生很稀缺，进国务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个官当当，现在没这个机会了。都是这场讨论，弄完后又把我轰出来。”

五

潘晓讨论也没有给黄晓菊带来多少好运。

这封来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热浪，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80年6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对这场讨论予以肯定，并建议要让“潘晓”现身出场。

潘晓不是一个人。潘晓是两个人。潘晓是一代人。27年之后，潘晓之“晓”认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现在也觉得没有错，有没有更高的道德？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但潘晓之“潘”却说，“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

下转45版

上接43版

到七八月间，潘晓讨论热到了极点，《中国青年》将原来每期8页的专题版面扩大到20页，发表了许多讲述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的经历的来稿；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说学习其他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那么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变了，世界也就变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那时候，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记者提出要见潘晓，还出现了很多冒充潘晓的人。编辑部把读者们写给潘晓的信的一小部分转交给黄晓菊。

8月，在杂志社的安排下，黄晓菊作为惟一的“潘晓”出场，在《中国青年》的编辑部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20日在《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立刻成为名句传播开来。

节目播出后，马上有报纸发表匿名文章，列举黄晓菊的种种缺点，比如脾气坏，对姥姥不好，等等。

1980年年底，形势 “急转直下”，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潘晓讨论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端，与之并列的还有高校学生竞选事件。

但黄晓菊的心情还算不错。她跟杭州的一对姐妹书信来往探讨人生问题，并成为好朋友。她还去了杭州跟她们见面，在她们家住了几天，整日争论不休。她还去了武汉，跟赵林聊得也颇为投机。她发现自己的困惑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是许多人共有的，这让她感觉好多了。

当年，她离开了工作八年的工厂，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帮助下，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不久后又成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资料员。她结婚了，但由于她的“大女人”倾向，她离了婚，只身带着三岁的儿子生活。

“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没有我自己的意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调子，我是个大女人，天生的，没办法，弄得满身都是硬伤和内伤”。她说。

不久后，她又失业了，南下海南，当过记者、保姆和广播电台热线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开起了服装店。

六

“潘晓”讨论已经过去27年，当年喊出“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惊有险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晓，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经历了失业、离婚，阅历甚丰，但那些人生的困惑并没有退去，甚至在加剧、加深。

潘?从2002年起投身电视行业，并迅速地找到了感觉，如今他是好几个电视台的栏目策划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锅头，每天写一篇长达几千字的时评，用邮件发给数十人，并自嘲为“垃圾邮件”，从不间断。他的头发已变得稀疏。他拒绝消费，不买车，不买房，不旅游，不用手机。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剧了。”他说，“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宽窄抉择，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实人生选择机会并不多。既然放到这世界上，有机会体察喜怒哀乐，就要学会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黄晓菊已经52岁了，上楼梯时，要很费力地往上挪腿，她的关节炎还没有完全痊愈。

她是个热情四放的女人，说话语速很快，斩钉截铁，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欢一切直接的、激烈的东西：咖啡，川菜，现代舞，爵士摇滚，实验话剧，哲理书，有特色乃至夸张的服装。

她用心修饰了眉毛，穿一衣银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发胖。说到1980年时，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时我才95斤，是个美女呢！”随即又笑，“见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像中潘晓应该是忧郁的、内向的。”

前两年，她的初恋恋人从美国回国，双方见了面，多年不能释怀的黄晓菊终于可以当面质问了，“为什么不告而别？”对方惊奇地答，“难道我没有告别吗？我记得向你告别过的呀。”多年等到的竟是这样一个回答，那一瞬间，黄晓菊觉得生活真是荒唐，让人哭笑不得。

由于用心不够，她的服装店从最多时候的八家缩减到现在的两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来的追问上。她跑去看实验话剧《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心生疑惑，“他要我们停止思虑不要多想，这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不想呢？”

她还有文学梦，写过十几万字的随笔。

“主要兴奋点还在于探索人生，虽然没什么结果，跟商品社会也不搭，还有人觉得当了半生潘晓也没得到什么名利，这是干嘛呢？但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声，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么了，谁也拦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灵魂会不安，心里会难过，当然要探讨了，这是生命本身的诉求，这就是意义，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开始觉得会有正确的、明确的答案，后来知道不会有，永远不会有，可能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对自己而言是正确的。”

潘和晓仍是那样不同。潘?认为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这一拨独生子女为主的年轻人，即所谓八零后，没有责任感，没有合作意识，没有精神追求，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而黄晓菊在与自己儿子的相处中感到了一种惊异，儿子22岁了，正在当兵，喜欢玩电子游戏，曾对母亲苦苦追问人生意义的做法表示不解??“想这些干什么，过得快乐就行了”。黄晓菊觉得，像儿子这样单纯地追求个人的快乐幸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我自己办不到”。

七

对于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人生观讨论，也许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在这一问题上，潘和晓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潘晓讨论提出了两个很有名的观点，一个是潘晓来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另一个是随后武汉大学学生赵林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在多年来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整体氛围中，这种对个人与自我的强调和推崇无异于一种革命。

黄晓菊的观念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尽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离婚，都是如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现在也觉得没有错，有没有更高的道德？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

作为最知名的“潘晓”，黄晓菊经常被人问到在干些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他们内心有种期待，我那时有那种想法，好像我现在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想法，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子，就这么安于自己的状态，有这个潜台词。其实我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和探求。”她说，当她觉得自己的思考比较成熟时，她会写点什么，以不负这些人的期待。

潘?则毫不客气地对待潘晓讨论，“当人们对它歌功颂德、恋恋不舍时，我就没有一点感恩戴德”。

撇开个人恩怨，潘?对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认为，从过去的大公无私说教，到绝对的自我，是一种矫枉过正，“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社会上对于那场讨论，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清算”。

“所谓自我才是绝对的，我感觉到应重新评价，不应停留在人物事件情景的回忆上，不应停留在对过去的感怀上，应该看到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是在一种荒漠中出现的，在一场浩劫之后，一定会出现放荡、堕落。这些毒素会找个突破口，即便没有潘晓讨论，也有会其他的突破口，这是必然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也算是打破了坚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忌，但当它释放了恶，这个社会却根本没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这才是可悲的。”

“这一二十年来，这种价值观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应受到约束？是否应该在一种人类的良知、法律的约束下？人终于回归到自我，回归到的是什么？是回归到魔鬼的一面，还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经过27年，中国社会给了当时提出的响当当的口号一个非常切实但非常滑稽的一个回答。我们看到的是丧尽天良的不法商贩，看到的是可以为区区小利制造毒奶粉。”

27年后，漫长的生活依然没有吞噬黄晓菊，也没有抚平潘?。这个因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而日新月异的国家，依然没有为27年前那场大讨论提供足以令人心服的解读。我们一直被那个简单的命题所困扰。

……………………

1980年“潘晓来信”事件揭秘

30号院2017-07-05

“潘”和“晓”的命运，也被这场大讨论所改变。1980年5月，潘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学校勒令其退学。1983年，潘祎牵涉进一桩盗窃案，入狱三年半。一夜成名之后，黄晓菊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潘晓”：左为潘祎右为黄晓菊

“读着读着，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1980年5月， 《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 “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短短数月，竟然引发6万封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

在这场讨论过去近30年之际，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 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在一次纪念潘晓来信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深深地渗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这场充满了感性的泪水和激动的情绪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但是，那种带血的纯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潘晓来信

让我们看看这封信：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 《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 ‘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写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的时候，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我有些茫然，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他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 ‘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用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 ‘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如说为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不少青年在来信中说，他们读着读着，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讨论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展开了一场震动全国的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从5月号开始到12月号，讨论持续半年多，共收到6万封来信。

这正是杂志社所期待的。原来，《中国青年》自1978年9月复刊之后，主编关志豪一直关注青年人在想什么。他组织编辑就此进行调查，发现十年动乱给青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言说的创伤。怎么办呢？编辑部一致的意见是开展一场公开的讨论。发表潘晓来信，就是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于是，从5月号到12月号， 8期杂志共编发111篇稿件。很多青年在来信中说，自己有着和潘晓同样的遭际和心路历程，潘晓能够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个历史进步。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 “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 “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共产主义不是禁欲主义，为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和为别人等各种源泉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发展的合题： “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满足别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评论 《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说这次讨论 “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感人至深”，局面才有所缓解。

“潘晓”其人

“潘晓”是个笔名，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 “潘晓”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另一个是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 （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祎。

1980年，是一个微妙的节点。

一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们心里崩塌了；以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突然转向了。青年们有些发蒙，黄晓菊和潘祎也在这个群体中。

那年，黄晓菊25岁，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一名女工。

她中学时代曾遭校方批判，因为她喜欢看《简爱》和《红与黑》这样的外国小说，同学揭发她“看资产阶级黄色小说”。

小伙子潘祎，则是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的二年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性格孤僻乖张，认为“上了大学又怎么样？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的采访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曾组织同事们调查，想要搞明白“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结果发现，“青年们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动乱给他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关志豪回忆说。

怎么办呢？《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提出，既然青年中存在普遍的人生困惑，是不是可以就此开展一次讨论。

于是，潘祎和黄晓菊进入了编辑的视线，并接受了约稿的要求。

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编辑部决定，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修改后发表。

文章的署名，从潘祎和黄晓菊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就叫“潘晓”。

在这篇文章里，“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文末，“潘晓”写道：“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还有一些外国记者纷纷要求采访潘晓，都被谢绝了。

在越炒越热的气氛中，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1980年6月18日下午来到 《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汇报。他问杂志发行多少份？主编关志豪说： 325万份。胡乔木说：“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在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舆论压力下，潘晓不得不露面了。

经过编辑部仔细商讨，决定由黄晓菊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方式和观众见面，因为潘晓的文章是以女性身份叙述自己的经历的。 8月20日，央视 《新闻联播》播出了“潘晓专题报道”。黄晓菊在电视上露面说： “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这句话一时广为传播。

然而，到了1980年9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先是9月23日， 《工人日报》办的 “情况参考”刊登群众来信说，潘晓来信是 “有肉一块，蚂蚁俱来”，来信指黄晓菊 “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 “黄在生活中 ‘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 ‘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12月，华中工学院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责这场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 “必须澄清”。

关志豪回忆， 1980年第12期的 《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版面，而且宣布讨论就此结束。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 《中国青年》杂志因为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受到巨大压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责，事情越闹越大，杂志社陷入了被动。这一年12月6日，杂志编委会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 《检查报告》。 《报告》说：“由于我们在正确地抓思潮、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场讨论在客观上对这几年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该杂志在1984年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了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公式。陈志尚、金可溪撰写的这篇文章题为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文章前面加了 “编者按”。 “编者按”说：“1980年 《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记取教训。现发表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人生坎坷

黄晓菊

参加这场讨论的主角，却遭遇了不少坎坷。

潘晓讨论开展起来之后，黄晓菊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之后又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渴望学习的黄晓菊离开羊毛衫厂，通过考试进入一家研究所担任图书资料员，她对这里能够读书的环境很满意。

但是， “不久，潘晓之事传入所里，我感觉领导看我的眼神怪怪的。”黄晓菊后来写文章这样说。

已经离婚的黄晓菊狠狠心，把3岁的儿子送进全托幼儿园，于1988年孤身南下，到海南、深圳“闯世界”。三年下来，当过记者，做过女佣，吃尽辛苦，所剩无几。1993年，她又回到北京，借钱开小店卖羊毛衫，经受了被人骗钱等种种惨境之后，终于凭着血汗拼搏，开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如今，她觉得自己的路越走越宽了。

出生于1959年的潘祎吃了大苦头。 1980年春，经学校推荐，潘袆参加了 《中国青年》杂志的青年思想状况调查活动。他对人生问题的思索引起了马丽珍以及编辑部重视，他的观点被融进 “潘晓来信”之中。

讨论开展起来之后，潘晓在一些人心中成了负面代表。 1981年3月，学校以他的疾病为由，勒令其“自动退学”。潘袆在北京四处流浪，每天生活费只有6分钱。他一再要求复学，都遭到拒绝。学校一位干部告诉潘袆，处理决定是经过 “上边”批准的，想复学，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 《中国青年》杂志去打，是他们把你搞成这样的！

此后，潘祎在马丽珍等人热心帮助下四处求职，在建筑工地打工，帮公司看大门，又进了卖大碗茶的前门联社当装卸工。

1983年10月，潘袆因牵涉盗窃罪被捕，社会各界甚感震惊。最后，潘袆被判刑3年半， 1987年4月出狱。出狱后的潘祎认为“人生观大讨论”是自己的一场灾难。

《中国青年》杂志社伸出了援手。在关志豪、马丽珍等诸多热心人帮助下，潘袆渐渐打开了求职的路子。 1996年底，《中国青年》又搞了一个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部专门请潘袆撰写署名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章发表之后，潘袆重新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许多媒体采访他，称赞他的“复出”。

一夜成名之后，黄晓菊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在“潘晓”声名最盛之时，每天都有人在工厂门口求见，要和她探讨人生，许多大学也请她去作报告。《中国青年》杂志把她调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后来她又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做图书资料员。

后来，黄晓菊遭遇停聘，理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各种自己喜欢看的杂志”。“在民族所图书馆，我管订书刊报纸。他们订的都是专业类书籍，一天到晚就是来回抄。我就给他们订了些有人味的，比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这些书我也爱看，这不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吗？”

1988年，黄晓菊来到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为了生存，她去了深圳找工作，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小她四岁的丈夫离开了她。“那时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大院里聊萨特，就认识了。他父母是外交官，驻国外。我们俩恋爱，他父母不知道。等他们回来，我们已经订婚了，一听这事，就说不行。我们结婚，他家里什么都没给，觉得我们早晚得散。”

“婚后没有房子，就只好住在我外婆家里我原来的闺房，生活很艰苦。我丈夫当时在化工厂上班，工资微薄。在这么块地方看小孩，鸡飞狗跳的，他特别苦恼。我对他说，你是男人，要承担责任。他就不高兴了：‘你怎么也这么庸俗？你还是‘潘晓’呢！怎么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结果是协议离婚。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我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衣服我只卖自己喜欢的款式，有的还是我自己裁剪的。有人看不上，我还会和人争论。”她的生意一直不大不小，这种状态延续到了今天。

关志豪至今还在为当年的许多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而可惜，“人生观大讨论”休止后，六万多封读者来信都被焚毁。“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

如今回忆起那场大讨论，黄晓菊曾对媒体表示，“人们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思想讨论并不是要改变生活轨迹，却是对自我意识的一次更正与觉醒。”

（本文综编自《上海法治报》、北京《新京报》作者：马立诚 、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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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轰动全国的“潘晓讨论”:胡耀邦亲自批示

作者：新华网 时间：2009-09-18 来源：新华网

▲刊载《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任何的社会变革总是思想先行。而振聋发聩的文字，往往会引发全社会的震撼，从而开启一个时代——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痛苦和创伤，甫一发表，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从1980年5月开始到这一年的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28年后的今天，回望那场讨论，虽然那是一场非黑即白、二元分明，简单而不深入、结论匆忙的讨论，但由它引发的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识性事件。

五月的惊雷

1980年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开始，延续着从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如这一年第5期《中国青年》的封面：纯洁的蓝天下白玉兰盎然绽放，花瓣上飞舞着一只蜜蜂……

然而，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滚惊雷、一声震撼。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搅动了一个时代……

在西城官园育强胡同《中国青年》杂志社办公室，工作人员从靠墙的一排大文件柜里找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尘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发稿原件，用方格稿纸、蓝黑钢笔字工工整整誊抄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最上面：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讲述了自己在工作、爱情、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后，潘晓最后这样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28年后的今天，人们再读这封信的时候，已不足为奇。信中关于人生的困惑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信中大胆直言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但是，时光倒回当年那个五月，当时的人们在不经意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毫无心理准备，他们的第一反应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这些词汇是当年读者们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直接感受。

当年毅然决定要发表这封信的《中国青年》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产生巨大反响是意料和情理之中的，那一代年轻人从小受的是全红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就像关在一间封闭的小屋子里，窗外是一簇人为摆放的鲜花，只有袭人的花香和恋花的蜂蝶，但当他们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房间，发现世界不只是一个窗户那么大小，也不只有鲜花和蜜蜂，世界很大，也很复杂，有阳光也有阴暗，有鲜花也有毒草。因此，困惑是必然的，思索也是必然的，困惑和思索说明这代青年开始清醒、开始独立、开始前进。他们大有希望。”已78岁高龄的关志豪说到这里，激动起来。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盛夏的炽热

刊有“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社会学博士彭明榜现在是《青年心理》杂志社社长，当年“潘晓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他还在中学读书，但是到《中国青年》工作后，他一直在追寻当年那场讨论所牵涉的人、发生的事、深层的理。

彭明榜说，和季节出奇的吻合，“潘晓讨论”整整“热”了一个夏天。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彭明榜说，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有一篇《“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说教味道很浓：

由一个阶级的人生观跳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生观，公开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曾见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先进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担心显得有些多余，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6月20日，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6月18日下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胡乔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郭楠柠等谈话将近3小时。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此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展开的：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八页的版面扩大到二十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

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中的我，一下子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这种珍于一切、最真诚的心灵的交流，用任何最动人的感激之词加以报答，都只能是对它本身格调的贬低。

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记者电话采访了现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赵林，他说：“我在一封给黄晓菊(潘晓讨论的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的信中明确说，由你和潘祎(潘晓讨论的另一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拉开序幕的这场大讨论，很可能将由我来扮演主角。果然，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成了众多来信谈论的主题。”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上、署名桂钢的读者来信这样肯定赵林：

以往我所接受的现成的演绎法所解不开的生活之谜，现在用你替我寻来的这把钥匙，竟是一捅便捅开了郁结于心的种种疑惑和迷惘……自我只是为了生存得更有价值，自我乃是推动社会政治的能源。

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

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也没有了；连给乞讨者施舍的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董存瑞、黄继光的“正义冲动”了……

谁是潘晓？

那么，谁是潘晓？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在签发《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稿签上，记者发现签发编辑叫马笑冬，试图与她联系，彭明榜说：“马笑冬现在病得厉害，没法接受采访了。她离开中国青年杂志社后，于1988年出国，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好在另一位编辑马丽珍还在，这位从中国妇女报社副社长职位上退休的热心大姐讲述了当年事情的缘起。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有效的传统方式。1979年，《中国青年》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着手组织下一场讨论，当时选定的题目是“讲实惠”，因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了一种时尚。

1980年年初，马丽珍刚从群工部调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编委会就安排她准备这个选题。马丽珍在准备过程中，越来越觉得难度很大。那时，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也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而讨论“讲实惠”很容易牵涉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一旦与这个问题沾上，就不好收场了。马丽珍决定推翻这个选题，但推翻这个选题，必须提出新的选题。

一天下午，她到群工部看了两小时的读者来信，许多信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隐约中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

马丽珍与总编辑关志豪住同一个单元，一天下班的路上，马丽珍向关志豪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关志豪让马丽珍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第二天，看过信后的关志豪就同意了这个选题。

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做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开一次座谈会。学院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们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1980年4月7日，马丽珍与潘祎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愿意，马丽珍就向他约了稿。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基本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甚至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糅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对于这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彭明榜认为，很显然，以编辑部要引发一场讨论的标准来看，经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它既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文革”后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反思的成果，其《忏悔录》式的坦诚和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又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

面对这样一封信，编辑部肯定已预料到它的发表将引起不小的轰动。在由马笑冬起草、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将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的预示。

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

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是对80年代初“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同时更传达出编辑部对将要发起的这场人生观讨论的自信和乐观！

然而，历史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潘晓讨论”也是……

秋天的萧落

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依然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

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潘晓讨论”热在夏天结束了，进入秋天，“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

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几天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为了对这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个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于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长达六千余字的《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同时也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答辩。

需要特别提出来一说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有一个细节在后来对这场讨论起到了颇值得玩味的影响。在《调查报告》最后，总编辑关志豪加了这样几句：

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胡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周晓东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78岁的关志豪，在28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仍脱口背出了这几句话。他说：“后来有人说我不该写这段话，但我无怨无悔。我写得没错。”

这份《调查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关志豪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问耀邦看了没有，什么态度。梁秘书回答：耀邦看了，没说什么，用红铅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曲线。

总政治部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作为《政治工作参阅件》转发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八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第12期所发的文章再没有一篇是青年的讨论稿，群众性的笔谈实际上在第11期就结束了。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要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做总结。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已经从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职位上退休的郭楠柠和她的老伴陈汉涛是这篇文章的作者。郭楠柠和当时任文艺部副主任的丈夫陈汉涛夫妇俩在社领导的“钦点”下，开了一回“夫妻店”。

郭楠柠说：“我和汉涛重新看了一遍讨论中发表的所有文章和内部资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然后梳理材料，提炼问题，明确观点，废寝忘食地苦干了一个月，完成了18000字的初稿。”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

文章写好后，编辑部决定送请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于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约请了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与郭楠柠、陈汉涛夫妇一起座谈讨论了三天。几位专家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讨论方式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只提出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

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但 “潘晓讨论”仍余波翻腾——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胡耀邦等领导人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198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关志豪说，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

彭明榜说，逃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的“清理”，但“提高认识”的检查却不得不做。首先，《中国青年》编委会向上级写了《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在这份《检查》里，编委会自己给这场讨论扣上了“罪状”：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了、条理化了，特别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提法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其次，为消除“潘晓讨论”的影响，还须公开表态。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发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这篇专文的“编者按”自己违心地否定了自己：“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作为社会学家的彭明榜说：“如果说这就是定性的话，是很遗憾的，同为遗憾的还有，堪称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宝库的六万多封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方法的处理，就被当成‘废纸’让造纸厂的汽车拉去化为纸浆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前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如此壮观的大规模的全国讨论了，尤其不会有如此丰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为人们研究的样本了。”

改变的命运

《中国青年》因“潘晓讨论”一度命运多舛。作为旋涡中的三个关键人物黄晓菊、潘祎、赵林又如何呢？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场自发的人生观大讨论，作为我国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但在当时，这场讨论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局面，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都是极其有限的，许多社会上的‘正统人士’，尤其是某些单位的领导，一般都把参与讨论者当作有异端思想的危险人物来对待，在讨论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热情参与讨论的青年人，许多都受到了单位的‘特殊待遇’，对日后的分配、工作、提职、晋级等现实问题都造成了无形的影响。”赵林在电话里这样告诉记者。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呆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黄晓菊作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 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在商10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我喜欢听歌剧、喜欢美食、喜欢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机会我还想写东西，比如在报刊上开个专栏，”在百盛星巴克，黄晓菊喝着苦咖啡，跟记者聊天。

潘祎没有读完大学，命运也更加坎坷。据潘祎自己讲，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接近2000年，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潘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潘祎现在何处，彭明榜和黄晓菊都在猜测。“也许出国了？他妻子在挪威。”

赵林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我喜欢哲学，读历史本科期间，旁听了几乎哲学系所有课程，硕士报考的就是哲学，但是由于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哲学的神圣殿堂把我拒之门外。我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中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博士，”赵林说，“当年，因为参加了这个讨论，我成了学校各级领导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经常发生辩论，如果说我还有辩才，那也许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赵林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曾把这支队伍带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宝座。

窄与宽的辨证

无论如何，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其影响是深远的。在1980年第9期《中国青年》上，一个叫周晓东的浙江农民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参与讨论、并因此收到全国600多封青年朋友来信。2005年12月31日，他在杭州组织了一场《怎样从“愤青”到“奋青”——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座谈会。

“为什么25年后，要再组织这样一场讨论？现在的青年人好像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那场讨论了。”对于记者的提问，周晓东说：“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是任何时代都不会冷场的。”

现在的周晓东是浙江五峰电容器公司董事长，身家过亿。“我是个地主的儿子，在那个年代与一般青年人相比，经受的折磨更多，参加潘晓讨论前后我在浙赣地区漂泊着做苦力，学木工，但‘奋斗改变命运’的人生理想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阐述的观点也是这样。那封信发表后，全国各地600多名青年直接给我来信探讨人生问题，互相鼓励，更增添了我奋斗的勇气。”

靠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周晓东做过木工、养过长毛兔、推销过树苗，一直到用两万元作本经营一家小电容器厂，直到今天做得风生水起。“参与过潘晓讨论的人，都有一种认同感，在我的经营道路上遇到过多次这样的事情。”周晓东说。

1982年，周晓东去安徽推销养蚕用的桑树苗，在宣城地区宁国县，也许是这样的推销见多了，当时县林业局李局长，听了周晓东的介绍，无动于衷。可当周晓东递上名片时，李局长态度立刻大变，激动地问：“你是不是参加潘晓讨论，并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的那个周晓东？”“正是本人。”“就凭这个，今天我要了你的苗子了！”

“没想到，李局长也是个热血之人，参与过那场讨论的人，永远不会泯灭那份激情，”周晓东说，“1996年，我去参加一个电容器技术研讨会，当时江西的黄渭国也在会上，当得知他也参加过潘晓讨论，我问他愿不愿意加盟我这个当时还没有规模的厂子，黄渭国二话没说，回去跟原单位办完交接，就到我公司做起了总经理，一干就是10年，前两年才离开，自己经营自己的去了。”

“那种广泛的认同就如同更远的年代凭一曲《国际歌》找到同志一样。”彭明榜说。

2005年1月，《中国青年》组织了一次潘晓讨论的回顾，黄晓菊、潘祎、周晓东等聚在了一起，赵林专门写来一篇回顾文章。“不仅仅是聚会，那次25年后的回顾，更像是一次研讨，会上大家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人生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就没有生活路越走越宽的今天。潘晓那声令整个社会为之一震的提问，仿佛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彭明榜是那次聚会的组织者之一。

今年8月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薛德震文章《人的主体性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写道：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化名为“潘晓”的青年提出人生价值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开始曾经有一种舆论认为，人的价值、人权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文革”前后，在我国曾经出现过“谈人色变”的现代愚昧，人们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问题上噤若寒蝉，不敢谈论。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以人为本”，谁还敢在人的问题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开放30年，在这方面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真如隔世！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

《中国青年》原总编辑彭波认为：“改革的一切都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是说，是人的个性的最大解放。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正是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不满走向寻求变革、寻求个性解放、寻求创造的过程。潘晓的所有疑问不仅是对‘文革’的反思，更是对一种旧体制的诘问。当让潘晓痛苦万分的生存环境一点点消失之后，我们意识到，那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的一次必然铺垫。”

“今天，已不仅仅是宽窄的问题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怎样表演才更出色，更经典！”黄晓菊搅动着面前那杯苦咖啡，笑着说。

这也许是当下“潘晓”的现实理想主义。     

……………………

刘溜

2007年5月18日 22:41

刘溜的稿子

老潘好，

不好意思，稿子一直拖着没写，我总是习惯等到不能不写时才动笔。刚写成草稿，请你过目。有什么问题请回邮，或电话。

下周三发。

如有合适的照片，请发两张。

刘溜

            1980年，潘晓，那一代年轻人的苦闷与困惑

                                本报记者 刘溜

一

1980年初，尚未开春，寒气很重，25岁的棉纺女工黄晓菊独自来到北京京郊的小汤山疗养院疗养，她的关节炎又犯了。关节炎已折磨了她多年，使她步履艰难。这一次是最为厉害的一次发作，她几乎不能行走，膝盖、踝关节全是肿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为抑郁。

与此同时，21岁的大二学生潘祎也在苦闷中度日。几个月前，潘祎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被抢救过来，重新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

那是一个振奋的年代。刘少奇在含冤死去十一年后得到了平反，全国下半旗致哀；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审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华国锋辞去职务，两个凡是的时代终结。

年青人热切地寻求表达和发言的机会。1979年西单民主墙，比较激进地对中国政治体制提出看法和要求，于当年年底被取缔。1980年北京各高校学生直接竞选区里的人大代表。在潘祎印象中，这是他所见识过的选举活动中最火热的一次，“火热到什么程度，人人都可以报名、自荐。经常在课堂快结束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走到讲台上就开始讲我是谁谁，我的竞选主张是什么。学生还成立了北京高校竞选联盟。这场学生运动规模虽不大，但质量很高”。

那又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文革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爱情的位置》，一位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在来信里说，当他在田野里干活时，忽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爱情的位置》，听见“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大跳，“觉得发生了政变”。

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社会的困惑首先落到了青年人的身上，他们还未形成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刚刚接受了一个个价值，随即就眼看着这一个个价值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这造成了如今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

《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们觉察到了年轻人这种普遍性的苦闷。1980年4月，黄晓菊和潘祎分别接到《中国青年》马笑冬和马丽珍两位编辑的约稿邀请，二人各写一篇文章，后来被合成一篇《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时候，编辑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潘”和“晓”。

这篇只有一千来字的文章开头便是一种绝望的口气，“我今年２３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然后“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她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已经不合时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却比比皆是，社会公开宣扬的理想和道德在现实面前是那么苍白、可笑、缺乏说服力。

由此潘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但她还是感到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很快，潘晓的来信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潘晓的困惑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惑，《中国青年》持续发表讨论文章，一直到当年的第12期，总共8期，共收来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堪称一场全民性的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后青年们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

就这样，潘晓，一个半虚拟的人物，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一个探求人生意义的困惑者，成为了1980年最深入人心的人物。

黄晓菊、潘祎，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此被一个共同的名字——“潘晓”联系到了一走，1980年他俩曾有过会面，却并没有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暂的照面之后他们二人走着各自不同的人生。二十七年后回过头来看这场人生观讨论，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远。他们怀着不同的感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他们的人生都因为潘晓讨论而发生了某种改变。

二

潘和晓，是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那时的黄晓菊还很美丽，身材苗条，经常穿一身与众不同的中式对襟装，那是她扯来布料请裁缝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热情开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对方掏心窝子，性情激烈，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叛逆者，25岁的她已经有过几次因不满的言论而被好友告发的经历。

那几年外在世界的变化很剧烈，她心目中那个“非常之人、伟大的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毛泽东已经过世，然后是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改革开放的转向。黄晓菊虽然关注这些事件，但她真正关注的不是这些带政治色彩的，而是个人的根本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希望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厂里，她经常向同事们提出一个开玩笑式的选择题，“假如我有机会得到毛主席或阿兰德隆的接见，两者只能选一，你会选哪一个？”那时正是《佐罗》风行全国的时候，阿兰德隆迷倒了无数男女，对这个问题，很多人陷入了两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她笑着说。

那年前后，她参加了工人俱部的文学创作班，往往是下班后晚上一群人探讨人生问题，她的发言总是尖锐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个前来参加活动的人的格外注意，那人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马笑冬。

在小汤山的一个月里，黄晓菊也是跟新相识的病友走到哪儿讨论到哪儿，在那儿她还遇到了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她苦闷，烦躁不安，总觉得这样活着是不对的，她有许多理想，她想成为影视编剧，但那时没有这个专业，她想当一名心理咨询师，但要考数学，她对数学毫无信心。她还想当记者、译制片配音、律师、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但因为身体不好，她只能接受分配，到第五羊毛衫厂当一名女工，在低陋的厂房里与身患各种残疾的人为伴。

潘祎则是一个孤僻的问题青年，1.87米的高个儿，异常地瘦，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的大二学生。从小寄居在亲戚家，深有寄人篱下之感。他说自己是“抵触社会，背叛人民”，实际上高度关注社会，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天天泡在广场，1979年西单出现民主墙时，他又几乎天天泡在那儿。

他极其敏感，自尊心极强。上大学后学校第一次举办越野比赛，谁都不知道谁的底，那是78年12月，其他参赛者都穿着小背心小裤衩，只有潘祎一人穿着长衣裤，他想的是“万一丢脸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中途开溜”。结果他超过一个又一个人，快到终点时，他的同班同学说，前面还剩一个人了。他没有开溜，获得了亚军。“拿这长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行我的先天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尽量低调”，他说。

三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种种挫折，大部分都是黄晓菊的亲身经历。

黄晓菊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那是一个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参加过抗日战争。五十年代初母亲去内蒙支边，与当地一位解放军连长结婚。一岁半时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抚养。

外婆家在北京儿童医院对面的一栋两层的红色筒子楼里。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宠爱。

“我不管信起什么来都特别热烈特别认真”，在她上小学和初中时，共产主义所描绘的美好远景曾令她激动不已，她觉得生活应该是那样，人人平等，各尽所需，各尽所能。她每天狠斗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贴大字报，渴望成为黄继光、雷锋那样的英雄人物。夜里听到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新的文章，就毫不迟疑地起床，去参加游行。有时坐在公交车上，她会突然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起毛泽东语录来。

她喜欢看书。文革后期，一批世界名著开始秘密流传开来，《红与黑》、《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等，她都看了。

“这些书多好啊，它跟很正常人的思维更接近，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很丰富。而革命狂虽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过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性的东西。”

那时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互相不说话，如果喜欢的话都以特别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面的表达。老师家长都严令禁止谈恋爱，说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黄晓菊不再这么认为，她向一个要好的女同学讲起《简爱》和《红与黑》，并说，“怎么能说爱情是肮脏的呢，我觉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学听得直点头。女同学家境不好，特别朴实，黄晓菊经常带些大白兔奶糖分给她。她喜欢跟朴实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后，政治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发起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对象就是黄晓菊，罪名是看黄色小说。

政治老师刚说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学腾地站起来，一张义正辞严、非常革命的脸，“我揭发黄晓菊，让我看资产阶级小说，还给我买糖，收买我！我们贫下中农不吃你的臭糖！”

黄晓菊气极了，哐地一下甩门而出，就走了，丝毫不管班上正开着批判会呢，她就敢那样。

从此后，班上只有极少的同学敢再跟她说话。突如其来的背叛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震惊、焦灼，她孤立无援，她困惑，甚至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坏，可能自己真的是资产阶级了吧，《红与黑》里的东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啊。”

她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挨批中度过的，先是被揭发，然后是接受批判，没完没了的煎熬。她看书，写日记，批判自己，就这么过来了。

数年之后，黄晓菊看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她才想到政治老师可能也是挺变态的，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而把气撒在学生头上。

更多年之后，她才看清了这件事的影响，那就是它残忍地毁掉了她对别人乃至最亲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么那么险恶，怎么那么坏，小女孩背叛另一个小女孩，站起来忽的那张脸，那么无辜那么小的脸，居然翻成了那样，太可怕了”。

18岁，因为严重的关节炎，黄晓菊几乎走不了路，只能像蜗牛一样缓慢行走。她因此而免于下乡插队，并分配进了一家残疾人工厂——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轧衣服，绕线，她都干过。后来她学会了修补毛衣的技术，能把落针的地方不露痕迹地修补好，她还带了徒弟。在羊毛衫厂一待就是八年。

生活的流水线给她带来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她的初恋。她喜欢高大的、阳光的男孩，当然还得能跟她探讨人生。她的初恋恋人正是这样的。这段恋情持续了一两年，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但经常谈论人生困惑。她觉得非常美好。

她的恋人悄然离开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却发现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连告别都没有，他就出国了。留下她独自伤心，一直耿耿于怀。

四

潘祎的情况更糟。

潘祎1959年生于北京，“天生离经叛道”。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老大，有个弟弟。全家在支边建设中迁往青海，潘祎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此对很多事抱敌视态度，就像马太福音说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的。”

二十来岁时的潘祎“集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于一身”，“除了顺从最高统帅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愤世，乃至厌世。

1979年春节，他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学校过年，整天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沉度日，被极度的孤独和绝望所包围。1979年5月31日晚，大学一年级的潘祎，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被及时发现送至医院，醒来后的潘祎对医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1980年4月，辅导员找到潘祎，让他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社来校了解青年思想状况的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会后被特别叮嘱“不要走”，《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与他单独谈了近四个小时。随后他应邀写了一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与黄晓菊的合在一块儿发表。除了学校和《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晓，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调。

1980年7月，潘祎被校方带到北京一家医院检查。一个实习大夫给他下了诊断：重型精神病。1981年2月2日，校方党组给潘祎父母致信，要求潘祎自动退学，潘祎的家长签了字。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潘祎退了学，由此对父母产生了不满，退学后立即割断了与家里的联系。两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过饭、当过搬运工，睡过桥洞和火车站。1983年他被牵涉进一桩盗窃案，正赶上“严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来探监，出狱时他也没有通知家人。

此后他什么都干过，房地产，广告公司，图书出版，软件，计算机设备，营销 “坑蒙拐骗都干过，五花八门”。一度在中华英才网开设“老潘信箱”，为年轻人解决就业及人生困惑。“还一不留神还蒙了个良家妇女，还生了个孩子”，儿子如今12岁。

早年的寄居生活，从大学被逐，以及之后的牢狱生活，使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个边缘人，“我在社会中的竞争力非常差，大学未毕业，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就观察思索能力及勤奋，弥补了自然的劣势”。

那场人生观讨论是他人生中的灾难事件，“人生观讨论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福利资格，生活权利被剥夺了。1980年，当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却被驱出校门，颠沛流离。”

“我现在还在为历史还在为那场讨论付出代价。有人说我应该和《中国青年》杂志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参加。如果正常毕业，当时包分配，大学生很稀缺，进国务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个官当当，现在没这个机会了。都是这场讨论，弄完后又给我轰出来。”

四

潘晓讨论也没有给黄晓菊带来多少好运。

这封来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热度，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80年6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对这场讨论予以肯定，并建议要让“潘晓”现身出场。

到七八月间，潘晓讨论热到了极点，《中国青年》将原来每期８页的版面扩大到２０页，发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的经历的来稿；第８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说学习其他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那么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变了，世界也就变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那时候，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记者提出要见潘晓，还出现了很多冒充潘晓的人。编辑部把读者们写给潘晓的信的一小部分转交给黄晓菊。

8月，在杂志社的安排下，黄晓菊作为唯一的“潘晓”出场，在《中国青年》的编辑部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20日在《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立刻成为名句传播开来。

节目播出后，马上有报纸发表匿名文章，列举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脾气坏、对姥姥不好……

1980年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潘晓讨论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端，并列其中的还有高校学生竞选事件。

但黄晓菊的心情还算不错。她跟杭州的一对姐妹书信来往探讨人生问题，并成为好朋友。她还去了杭州跟她们见面，在她们家住了几天，整日争论不休。她还去了武汉，跟赵林聊得也颇为投机。发现困惑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是许多人共有的，这让她感觉好多了。

当年，她离开了工作八年的工厂，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帮助下，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不久后又成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资料员。她结婚了，但由于她的“大女人”倾向，“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没有我自己的意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调子。我是个大女人，不是自己选的，天生的，没办法，弄得满身都是硬伤和内伤”，她离了婚，只身带着三岁的儿子生活。

不久后，她又失业了，南下海南，当过记者、保姆和广播电台热线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开起了服装店。

五

“潘晓”讨论已经过去27年，当年喊出“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惊有险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晓，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经历了失业、离婚，那些人生的困惑没有退去，甚至在加剧加深。

潘祎从2002年起投身电视行业，并迅速地找到了感觉，如今他是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的策划人。他头顶的头发已变得稀疏。每天半斤二锅头，每天写一篇长达几千字的时评，用邮件发给数十人，他自嘲为“垃圾邮件”，从不间断。他拒绝消费，不买车，不买房，不旅游，不用手机。

他说，“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剧了。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宽窄抉择，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实人生选择机会并不多。既然放到这世界上，有机会体察喜怒哀乐，学会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黄晓菊已经52岁了，上楼梯时很费力地往上挪腿，她的关节炎还没有完全痊愈。

她是个热情四放的女人，说话语速很快，有股斩钉截铁的味道。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欢一切直接的、激烈的东西：咖啡，川菜，现代舞，爵士摇滚，实验话剧，哲理书，有特色乃至夸张的服装。

她用心修饰了眉毛，穿一衣银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发胖。说到1980年时，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时我才95斤，是个美女呢”，随即又笑，“见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像中潘晓应该是忧郁的、内向的。”

前两年，她的初恋恋人从美国回国，双方见了面，多年不能释怀的黄晓菊终于可以当面质问了，“为什么不告而别？”对方惊奇地答，“难道我没有告别吗，我记得向你告别过的呀”。多年等到的竟是这样一个回答，那一瞬间，黄晓菊觉得生活真是荒唐，让人哭笑不得。

由于用心不够，她的服装店从最多时候的八家缩减到现在的两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来的追问上，我是谁，生命有什么意义。她跑去看实验话剧《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心生疑惑，“他要我们停止思虑不要多想，这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不想呢？”

她还有文学梦，写过十几万字的随笔。

“主要兴奋点还在于探索人生，虽然没什么结果，跟商品社会也不搭，还有人觉得当了半天潘晓也没得到什么名利，这是干嘛呢。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声，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么了，谁也拦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灵魂会不安，心里会难过，当然要探讨了，这是生命本身的诉求，这就是意义，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开始觉得会有正确的、明确的答案，后来知道不会有，永远不会有，可能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对自己而言是正确的。”

潘和晓仍是那样不同，潘祎认为七十年代末以后出生的这一拨独生子女为主的年轻人，所谓八零后，没有责任感，没有合作意识，没有精神追求，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而黄晓菊在与自己儿子的相处中感到了一种惊异，儿子22岁了，正在当兵，儿子喜欢玩电子游戏，曾对母亲苦苦追问人生意义的做法表示不解，“想这些干什么，过得快乐就行了”，黄晓菊觉得像儿子这样“单纯地追求个人的快乐幸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我自己办不到”。

六

如何评价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人生观讨论，也许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在这一问题上，潘和晓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潘晓讨论提出了两个很有名的观点，一个是潘晓来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另一个是随后武汉大学学生赵林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在多年来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整体氛围中，这种对个人与自我的强调与推崇无异于是一种革命的先声。

黄晓菊的观念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尽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离婚，都是如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现在也觉得没有错，有没有更高的道德，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

作为最知名的“潘晓”，黄晓菊经常被人问到在干些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他们内心好象有种期待，我那时有那种想法，好象我现在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想法，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子，就这么安于自己的状态，有这个潜台词。其实我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和探求。”她说，当她觉得自己的思考比较成熟时，她会写点什么，以不负这些人的期待。

潘祎则毫不客气地对待潘晓讨论，“当人们对它歌功颂德、恋恋不舍时，我就没有一点感恩戴德”。

撇开个人恩怨，潘祎对它也是批判有加。潘祎认为，从过去的大公无私说教，到绝对的自我，是一种矫枉过正，“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社会上对于那场讨论，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清算”。

“再来看自我才是绝对的，我感觉到应重新评价，不应停留在人物事件情景的回忆上，对过去的感怀上，应该看到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它在一种荒漠中出现的，在一场浩劫之后，一定出现放荡、堕落。这些毒素会找个突破口，即便没有潘讨论，也有会其他的突破口，从发生来看，是必然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使恶得到了持续的释放，也算是打破了坚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忌，但当它释放了恶，这个社会却根本没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这才是可悲的。‘自我是绝对的’竟出现在官方媒体上，而其他解放军日报阿还在谈学雷锋啊，还是那种语境。

“这一二十年来，在自我肯定中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可以为区区小利做毒奶粉等等。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应受到约束，是否应该在一种人类的良知、法律的约束下。人终于回归到自我，回归到的是什么，是回归到魔鬼的一面，还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经过27年，中国社会给了当时提出的响当当的口号一个非常切实但非常滑稽的一个回答，看到的是丧尽天良的不法商贩，劣质奶粉。”

不管那场大讨论的功过是非如何，无可置疑的是，在1980年，一个名叫“潘晓”的人的一番倾诉，曾经搅动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内心。

……………………

1980潘晓讨论：永不消逝的人生发问 刷新

标签:     [ 原创 2009-11-17 15:00:49] 作者:《中国青年》

此日记引用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blog/trackback.do?wlog_id=1258441376045101

29年间，中国不缺乏公共讨论，但没有一场讨论能像潘晓讨论“吹皱一池春水”；时至今日，更没有谁能够提出一个话题，发动千万青年参与，这不是媒体“议程设置”能力变弱，而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日益多彩、日益进步。

去年和今年，“潘晓讨论”被频繁提及，电视报道、报刊采访，密集出现的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和国庆60周年，历史的每一次回望，那场讨论注定都绕不过去。

不得不承认，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潘晓”是一张“老黄历”，他们甚至会抬起头问你：“拜托，老大，是不是后面还漏了一个‘婷’字啊。”

“兄弟，没错，是潘晓，不是九球天后潘晓婷。”

鲜活生动的“我”

1980年，改革开放春潮初起，从文革中走出来的青年陷入迷惘、困顿、消沉。这不是简单的青春期的忧郁，而是在社会巨变中的追问和求索。正如当时北岛的诗：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

热潮涌动的革命冲动幻灭了，平庸琐屑的现实日复一日，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

毛纺厂女工黄晓菊边绕线团边和工友聊天：如果有机会，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还是见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在一年看了六遍《佐罗》的黄晓菊看来，这并不矛盾——“毛泽东代表着你心里的政治信仰，但阿兰•德龙代表人性的一个愿望，谁不想见漂亮的男人啊。”

于是，人性和以往所接受的教育产生了冲突：“一种规范的思想体系，要求所有的青年，都要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去奋斗。都是简单划一的东西，我就质疑，觉得不可能啊。”黄晓菊说。“过去的过去了，以后的路怎么走？”文革过后的1980年，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惘。 明白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什么一封诉说内心苦闷的来信，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共振。为什么“潘晓”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

怎么形容“潘晓讨论”呢？请容许我用几个比喻来作说明：那是搁浅的鱼儿在海滩期待海浪，那是疲惫的驼队在荒原中寻找绿洲，那是迷航的小舟在雾霾里摸索方向，那是彼时思想界的一场天雷地火——希望社会进步，希望尊重人，希望个性之翼在更广阔的空间翱翔。

在1980年的中国，这显然不是规定动作，但偶然之中透露着必然——

这一年，北大学生开始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邓丽君的《甜蜜蜜》在大江南北流传；这一年，人们瞩目的焦点不再是左派或者右派，不再是人民公社，人们想成为的，不仅仅是革命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自我”。

就在《中国青年》发起人生观讨论的5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主席平反昭雪。6月，“寻找彭加木”成为国人关注的热点，这位在罗布泊失踪的科学家成了一种隐喻：寻找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心灵的自由和未知的世界。

于是，社会转型释放的能量，通过这场讨论喷薄而出。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半虚拟的人物“潘晓”，成为1980年最深入人心的人物，成为青年人倾诉的对象——6万多封信的开头几乎都这样写：潘晓同志你好，读了你的那封信……

29年余音袅袅

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那么1980年的“潘晓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转折。

记者卢跃刚说过：“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挑开了问题，培育了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

能够从生活的琐碎中跳出来讨论人生，探讨柴米油盐之外的精神世界，黄晓菊所代表的青年可谓是时代情绪的先觉者。事实上，“潘晓讨论”的那段日子，也是黄晓菊生命中的黄金时光，北大、清华的学生常邀请她爬香山，一起讨论萨特的“存在主义”，讨论《红与黑》。

黄晓菊至今怀念，“年轻那会儿，读到可心的句子，会使劲抄啊，与人分享。现在兴奋了，也想拿起电话，可打给谁呢？”时光是记忆的橡皮擦，更是人生的老师。黄晓菊的感触：“当年我是浮在云上看人生，如今我是站在泥里看人生。”

29年的时光改变着每一个人，当年的参与者如今无一不在市场的大潮中接受洗礼——

黄晓菊辞职下海经商，潘成了一名媒体人，赵林在珞珈山下做着哲学教授。他们既见证了改革初期的迷惘，也经历了之后的风雨阵痛。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他们已到知天命的年龄，尽管行业不一，处境不同，甚至观点存在分歧，不过，理想主义的烙印仍是他们在人群中的标志。

黄晓菊54岁了，做了多年的服装生意，依旧是一个热情干练的女人。她的家用各地淘来的布和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装饰，喜欢林怀民的现代舞，看贾樟柯的电影，喜欢看王朔的书，还会揪着儿子陪她去“798”，她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写着生活感悟。和人生思考有关的东西，她依然关注。

潘，一直徘徊在大众视线之外，一如既往地特立独行，他自称“每天一篇文字，节假日无休，风雨无阻”，几千字甚至数万字地分析当前形势、热点问题，精力旺盛得让人叹服。在传媒圈里摸爬滚打多年，潘个性刚强，漠视权威与陈规，思维敏捷反应迅速，智能运用之独到，诡辩之精彩，非常人可比。他讨厌和人谈起这场讨论以及此后的人生感想，“希望能够口无遮拦地说点别的，而不是一本正经地装腔作势。”

赵林，“潘晓讨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发表的文章《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成为第二轮讨论焦点。赵林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这位在“百家讲坛”讲过课的名嘴，是一个很容易亢奋的演讲者。因为那场讨论，他此后的体制内生存不很顺利，但他仍认为那是他命运中最重要的枢纽点。

周晓东至今保存着600多封来信，那是他发表了《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参与讨论后收到的来信。彼时，他还漂泊在浙赣地区学木工，这位浙商“像牛虻那样奋斗”，成长为产值过亿的董事长。时隔多年，周晓东始终相信：“用血肉拥抱世界，世界会还你一个慷慨的回报。”

……

流年过尽韶华去，当年的发问，偶然或者必然，无悔或者纠结，都将留在他们青春的扉页上，装订在改革诗篇的卷首。

做时代的发问者

黄晓菊的儿子桑也行今年24岁，和母亲当年发问时年龄相仿。这位80后做过促销，在饭店当过服务生，在空军当过兵，现在酒店里当调酒师，愿望是做一名西餐厨师。

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黄晓菊和儿子是有分歧的——

“她希望我做一头聪明的牛，踏实勤奋，发挥才智；可我想做一只快乐的兔子，无忧无虑，有吃有喝，开心就好。”桑也行说。对于母亲29年前参加的那场讨论怎么看？桑也行说，没有过多时间琢磨这些事，也不愿去琢磨。有想法就直接去做了。

的确，这个时代，为各色梦想提供了舞台，心有多大，梦想就可能有多远。无论是60后的李开复、70后的丁磊、还是80后的高燃，无一不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生之路的宽度。

应当感谢时代，给每个生命提供了一道开放式的讨论题，而不是单项选择。潘晓们当年的发问可贵，桑也行们今天的选择也值得喝彩。

曾经引起潘晓们的理想主义渐行渐远，“潘晓”当年的问题可能已不是问题。只是，作为人性解放的思潮，“潘晓讨论”的意义绝不仅仅在纪念，而在于继承。

当我们的舆论环境越发宽松，我们有没有与这个时代相辉映的精神？

当我们的硬盘空间扩展到100G，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原创思想而不是拷贝来填充？如何保持精神源头的汩汩活力，使社会发展具有不竭动力？

世异时移，相同的是每一代青年都肩负其使命，对时代发问。唯其如此，才能在肯定自我的同时扼守行为的底线，才能在日益优渥的生活中锤炼自我，推动时代车轮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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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中国

回复  "潘晓讨论"还有一个主人公潘祎，当时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的在读大学生，就因为这场讨论，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致使他至今未拿到大学文凭。《中国青年》杂志是不应该淡化、忽略和忘记了的。这可是历史啊！

at 2009-11-21 18:15:46

……………………

2000年4月2日黑龙江《生活报》头版

延伸20年的人生故事 追寻现在的“潘晓”

■    本报记者 张孝军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

“任何人，不管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这是一封著名信件的节选。20年前，就是这封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署名“潘晓”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号发表后，“牵动了亿万青年的心，”由此而引发一场人生观大讨论。《中国青年》杂志当时最高发行量达到369万份，讨论长达10个月之久，读者来信达6万封。这场大讨论被称为：“这是第一次敢于向媒体吐露真言。”

事实上，这封来信是《中国青年》的编辑将多封读者来信修改拼合、并取其中代表人物潘祎和黄晓菊构成“潘晓”这个名字。到今年的5月份，这场大讨论整整20年了。在这20年的时间历程中，“潘晓”的人生之路到底怎样呢？我们回溯一个20年的人生故事，追寻“潘晓。（下转第5版）”（此处有一张照片，是去年中国经营报茅硕为我拍的。占了3/4版面。）

（上接第一版）（此处有一张照片，是我那时休学返青海时路过西安在半坡村拍的。下注：1980年时的潘祎）

潘祎：不管人生的路宽与窄，毕竟活着，这是一个基本命题

相对黄晓菊而言，潘这几年在媒体上的出镜频率要高。

1996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离我越来越远》的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1997年1月份，《中国青年》发表了《当年的潘晓有话要说：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一文，这就是潘祎写的。这是他沉寂十几年后再次出现在媒体上。由此，他和黄晓菊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中国青年》朋友的帮助下，采访潘祎比较顺利。或许潘祎也一直参与传媒的工作，他对新闻界的采访一直十分配合和友好。

回顾这20年的人生历程，潘祎的最大感触是：“媒体不经意间的一个做法，就让人成为受关注的对象，过去了就过去了。但这在我个人的生命之中是刻骨铭心的。这20年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使我作为一个不能正常生活的人体会到了不正常生活所带来的辛酸和乐趣，这是其他人体会不到的。”

■我曾经死过

潘祎是1959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7岁。父亲被迫离开北京去干校，母亲也迁往青海，他留在北京，寄养在姨妈家。由于无法承受姨妈的歧视和冷漠，上中学时他便离开姨妈家，住到学校去了。童年的这段痛苦经历直接影响到他最初的思想。1978年，潘祎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1979年5月31日，潘祎突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于是服了毒。他被送往医院。抢救过来后，他竟然抛给医生这样一句话：“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潘祎的思想状况引起了校方的关注，《中国青年》的编辑到学校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时，校团委安排潘祎与《中国青年》编辑谈了4小时。不久，《中国青年》编辑把一份署名“潘晓”的文章拿给他看，文中的一部分就是那天下午的谈话内容，再加上黄晓菊的来信。

这篇文章使潘祎“一夜成名”，也为其后的人生埋下一个伏笔。

■没有监狱的生活只能说活了一半

似乎应了那句“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话，潘祎在人生观的大讨论之后，陷入了真切而具体的现实包围圈中。他变得更加孤独，与学校及许多人格格不入。1982年，学校劝他“自动退学”，而他又与父母闹僵，父母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潘祎成了一个无处栖身的“流浪者”。今天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一宿，明天在立交桥底下猫一夜。两年多的城市流浪乞讨生活让他感到路“越走越窄”。为了生计，他看大门，刷瓶子，以微薄的收入来糊口安身。

1983年6月，潘祎谋得了一份装卸工的工作。一天，他和司机拿了货场的一块价值800元的锡锭，以盗窃罪被判刑3年零6个月。

潘祎说：“对我个人而言，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是活了一半。监狱里可以说是生活的最底线了。这里是非道德的集成。在这里确定了我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人生原则。”

1987年出狱后，潘祎开始在一些杂志社做些编务工作，并与媒体、出版社打起了交道。多年的坎坷人生经历和善于思索的头脑终于使他的才华显露出来。潘祎不停地更换工作，先后当过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部主任、人民日报《大地》月刊发行人、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发行部主任，参与编辑了《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等。

几年来，潘祎在不下20家企事业单位工作过，他依然有挫折和困惑，这是选择太多的困惑，而20年前是无从选择的困惑。潘祎说：“这是进步的一个明显标志。”

■老潘在网上指点人生

潘祎自称是“五无”人员：没有职业，没有房子，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地址，没有医疗保险。但他的心态少了浮躁，而更多了平和和彻悟。潘祎在中华英才网上开设了“老潘信箱”，在网上对那些有人生困惑的网友解答求职中遇到的问题。20年前，潘祎困惑于人生；20年后，潘祎指点人生。

潘祎讲述了今年3月28日发生的一件事。一个网友在网上对潘祎说，他想自杀－这已是第二次。潘祎立即与这个网友相约，亲自跑去做这个网友的思想工作，这个网友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潘祎说：“有人说，老潘何必这样认真呢？我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这样想，我感觉人还是要有责任的。我不能随波逐流，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

潘祎现在给电台、电视台做策划，给报纸开专栏，同时还主持一个电脑杂志的栏目。潘祎说：“以前我曾说除了离婚和长期的病痛之外，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但现在不行了，1997年犯心脏病差一点过去，腰疼得有一段时间走不了路，再加上透支体力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造成的，我真怕承受不住。”

1998年12月25日，潘祎向首都经贸大学（原北京经济学院）递交《申请书》，请求恢复学籍。但到现在未有任何明确的结果。

■不管宽与窄，我们毕竟选择了活，这是一个基本命题

潘祎感动了，那女孩子接受他的过去

颠簸流离的生活影响了潘祎的婚姻，有不少女孩子听说了他的经历后，转身离去了。潘祎对自己的前途怎样也不知道，由此，他不敢有更多的奢望。”

有一天，一个小他10岁的女孩走进了他的生活。在人生观大讨论时，这个女孩才读小学3年级。见面的第一天，潘祎说：“想了解我，你去北京图书馆查一查，然后咱们再谈。”这个女孩查了资料后告诉潘祎：“我知道怎么一回事了。”“那我们还谈吗？”“我再来找你不就表明了我的意思了吗？”

这时，潘祎感动了。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他们现在有一个3岁半的儿子。

前几天，潘祎的一个朋友离婚了，这是一个大家认为最不可能离婚的人。朋友们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潘祎。潘祎说：“大家的眼神告诉我，这事应该发生在我身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游移不定，不断跳槽炒老板，大家认为我是一个不安分分子。我以为，一个人要有责任，对人生，对家庭。”

潘祎告诉笔者，家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栖息之地。每当看到儿子的笑脸，他在外面的种种不快和困惑全都烟消云散了－这一刻，他最幸福。

5月份，为纪念人生观大讨论20周年《中国青年》杂志将以较大篇幅对此事揭密。潘祎为此写了近3万字的文稿。在回顾自己20年的人生之路时，潘祎说：“虽然我经历的很多，结识的人众多，但我感觉自己在观念和行为上与人格格不入，是一个局外人。如果我将来寿终正寝，要立一个碑的话，上面就刻3个字“局外人”。20年前讨论人生之路的宽与窄，无论宽与窄，毕竟我们选择了活着，而不是死，那就得走，这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潘祎今年41岁，已进入不惑之年。

黄晓菊：我现在是站在泥里看人生

黄晓菊是1955年出生的。参加人生观大讨论时，她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工人。是那场大讨论使黄晓菊一夜之间成为“明星”。她其后的人生历程也和潘祎一样，与大讨论密切相关，也是跌荡起伏，一言难尽。

黄晓菊和潘祎原本不认识，是《中国青年》杂志社把他们拉到一块的。与潘祎相比，她前期的生活是比较顺利的。

在《中国青年》的帮助下，黄晓菊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又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当报刊管理员。1990年，因种种原因，黄晓菊被解聘了。在这之后不久，她离了婚，只身带着儿子生活。

这个时候对黄晓菊而言，真的是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在经济压力下，她因此而顿悟：生存尚且困难，又何谈理想、主义。

于是，34岁的黄晓菊伴随着南下的大军，只身闯海南。她现在回忆说，那时候之所以要选择南方，一是因为有朋友，二是因为想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看一看。

她进了一家报社，成了广告业务员，但她几乎没有拉到一个广告。这次她没有抱怨，她又一次认识到，自身的那种酸腐气与自命不凡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碍事。

她于是再闯深圳，可是那里也只有女佣的活在等着她。“当女佣？我就是这么一块料？”她的心颤动了一下，但海南失败的教训提醒了她，它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就当是出国打工吧。”在日本老板的家里，她双膝跪地整整洗了两天，终于将整个家里擦得一尘不染。没有谁逼她，她觉得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死心塌地的一件苦差使。

在那位日本老板家中的另一段经历，一直影响到她现在。日本老板的太太原本是韩国女工，她得悉黄晓菊的境遇后表示了同情。她从丈夫那里要来了粘纸盒的活，粘一个3分钱。没等黄晓菊同意，她自己就先做了起来。黄晓菊被震动了“日本老板的夫人用行动告诉她，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再后来，他们将这些活揽下来，转包给深圳的其他打工者，粘一个纸盒给2分钱。黄晓菊说，她日后做服装生意的经营意识最初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

令黄晓菊终生遗憾的是，那位日本老板两年后被免了职，日本老板的夫人希望黄晓菊和他们一起离厂，以给厂方一些压力。出于生计考虑，黄晓菊没有那样做，而是留了下来。她估计那位日本老板的太太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

黄晓菊一直希望等她做服装生意攒够了钱能够拍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反映她的坎坷经历和这段复杂的情感故事，再办一本杂志专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

后来，黄晓菊又闯进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期贸公司“经济人培训班”。然而考试那天，她却突然发表了1分钟告别演说：“我是多么希望能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经纪人，可是，与在座的相比，我毕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轻10岁，我一定不放过你们。”在场的老师、同学们顿时鼓起掌来。她说罢扬长而去，泪水洒了一路。

稍后，当她戴上耳机，手拿话筒，成为深圳电台“月亮湾”节目的客串主持人时，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当年参加大讨论时的感觉。但当许多读者倾诉苦闷的热线电话不断向她宣泄而来的时候，她又再度惶惑了：她自己都没有考虑清楚的事实怎么能那来去回答别人呢？

她重新又回到需要踏踏实实苦干的行业中来。

1994年，她回到北京，加入到半日服装公司。这以后，她跑销售、搞设计、采购布料，什么都干。除了在南礼士路外，她还在北京的百盛购物中心牢牢地占据了一个销售点，两个地区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近200万元。七二届初中毕业，后来又通过北京职工业余大学中文系学习的黄晓菊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还不高，但她终于彻底明白了：人生的路就是在本没有路的地方踩倒一片荆棘，踩路的过程就是体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她已经顾不得计较自己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而只顾一个劲地朝前走。

直到如今，黄晓菊仍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只不过现在的理想和20年前相比要切合实际得多。

她说：“20年前我是浮在云上看人生，现在我是脚踏实地看人生。”

20年了，黄晓菊没有变的依然是她的激情和自主。

离婚后，黄晓菊独自支撑者一个家，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进货、发货、安排店铺。现在做为一个初三孩子的母亲、一个5家店铺的老板，黄晓菊很少想起那场大讨论。她说：“因为你必须回到现在，做自己一回。”

应《中国青年》的邀请，黄晓菊躲进宾馆住了七天。她为人生观大讨论20周年撰稿。这7天里，黄晓菊集中地思考了过去的20年，梳理、打点自己的人生。她说“只有实实在在的奋斗才是人生。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你代替不了别人。

常言说：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黄晓菊这么多年挺过来了。无疑，她是坚强的。

1980年的人生观大讨论，作为我国思想解放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然激动者那一代人的心，铭记在他们的记忆中。当我们重新打量那段历史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感慨中国社会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 。

新闻背景资料

“潘晓来信”是如何被发现的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青年》曾经几十次在青年中开展过各种问题的讨论，诸如《人生的幸福是什么？》、《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我们应该怎样成长？》等等，但那些讨论基本上都是命题形式。这次人生观的探讨获得极其广泛的影响却是从一封读者来信发起的。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的理论。《中国青年》深深感到十年动乱给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心灵创伤是如此深重。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遭受过这一代所经历过的可怕的精神崩溃和精神折磨。十年动乱暴露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丑恶一面，冲毁了青年的真诚、信仰。许多青年都走过了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应该怎样引导青年的思想？《中国青年》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机关、学校、商店、工厂等展开了广泛调查，进行了多方面的访问、座谈、探讨……其中，在一次工厂、学校青年参加的座谈会上，发现北京第五羊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在交谈中，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发表出来供青年共同探讨。她提供给编辑部的原稿七千多字，有四个小标题：“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心灵的惆怅”。详细叙述了自己“文革”前后的不幸经历，信念破灭和自己当前处境的困难及对人生意义的追索等等。编辑部决定以此为基础，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整理，并吸收了北京经济学院大二学生潘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征得同意后，以“潘晓”署名为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发端。

从1980年5月见刊起的10个月时间里，成千上万青年的热情被唤醒了，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方面不同身份、层次的人寄来的稿件6万多件，其中不少还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大学生、研究生来稿的数量相当多，成为这次讨论一大特色。一半以上的来稿不但讲述了自己的观点，还讲述了自己类似潘晓和比潘晓更为艰难坎坷的遭遇和人生经历。

整整一代青年被唤醒了，他们从寻找个人出路开始，进而寻找社会出路。

……………………

2000年中国青年杂志彭明榜

有人说它掀开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扉页，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象征；还有人干脆说它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的思想启蒙……

它曾一度被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范例广为宣传；也曾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糟糕典型进行清算……

它曾让当年的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百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没齿不忘……

它是中国期刊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传奇；

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阙回声不断的绝唱……

本刊首度披露“潘晓讨论”始末

新时期的思想启蒙

――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

 20年前的五月，人们翻开这期《中国青年》，就如翻开了一片电场、一声惊雷、一阵震撼…

我敢断定，今天仍有上百万的人珍藏着这期杂志！因为珍藏它，是珍藏一页最激动自己的青春，是珍藏一份刻骨铭心的共鸣，是珍藏一段惊涛拍岸的心旅。

这期杂志就是《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期杂志的封面：纯洁的蓝天下一枝白玉兰春意盎然地盛开，一只蜜蜂在花瓣上飞舞，除了刊名和刊期，并没有现今惯于罗列的“要目”和“导读”，看上去特别地干净和素雅……

我翻开了这蓝天下盛开着白玉兰的干净素雅的封面，我知道这封面下是我将要追溯的一部历史的源头。而20年前的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的！翻开这个封面，他们就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声惊雷、一阵震撼……

那片电场、那声惊雷、那阵震撼就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是一封饱含着人生经历的痛苦和创伤的信，那交织其中的沉重、幽怨、郁闷、诚挚和激愤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读来也仍然令人动容──

“我今年20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在利害悠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编辑同志……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

今天的人们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已不以为奇。毕竟20年了，人已经是全新的一代人，时代已经是经过改革开放大大前进了的时代。信中讲述的经历和创痛已经属于“昨天的故事”，信中关于人生的种种困惑和想法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这封信大胆直言毫无隐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

但是，时光倒回20年，在那个炎热的五月里，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人们，在不经意地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能不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我读到了大量的类似的字眼。当年的读者们就是用这些词汇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直接感受。

他们不可能不感到触电，不可能不感到有炸弹在心里爆炸，不可能不流泪，甚至不可能不感到恐惧。因为这封信太真实了。在此之前的报刊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真实的东西。它的痛苦、它的对此前说教式的教育的控诉、它的对那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人生观念的胆大妄为的挑战和颠覆、它的对一直被压抑的自我价值的呼唤和呐喊……都让人们震撼，同时也使人们感到了一种宣泻的快感。而且，因为这封信，他们心底里的某些东西正轰然崩塌，以前一直蛰伏着的某些东西又被猛烈地震醒……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潘晓的信真是编辑部“编”的吗？黄晓菊和潘祎两个本来毫不

相干的人怎么变成的“潘晓”？《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

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

20年来，对于“潘晓”这封信的“出世”，一直可谓云遮雾绕。

它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的，但它真是偶然的读者来信吗？后来又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官方说法，说它是《中国青年》编辑部“编”的，它真是编辑部凭空“编”的吗？黄晓菊和潘祎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怎么变成的“潘晓”？《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

20年后的三月里，我走进了一个个已多年没人打开过的档案袋，走进一个个直接当事人想说不想说的记忆……

还是回到20年前吧。那年年初，女编辑马丽珍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编委会安排她准备主持一个题为“怎样看待讲实惠？”的讨论。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有效方式。头一年，《中国青年》刚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立即部署开展下一场讨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此问题所阐述的观点有相当深度，而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正好可以作为开展讨论的基础。于是，讨论“讲实惠”被作为一个选题定了下来。但是，在真正着手做准备的过程中，马丽珍越来越感到难度很大，不好引导。那时领导干部的特殊化正是群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而讨论“讲实惠”问题很容易就会牵扯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经过一番考虑，她想推翻这个选题。但要推翻这个选题，就必须要提出新的选题。一天，她突然想到自己的抽屉里有一摞信，共35封。那是她在一个下午到群工部看信的两小时中挑出来的，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其中一封讲述自己不断追求并引用了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信尤其给她留下了印象。当时她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就专门收起来放在了抽屉里。这一下，这些信果然派上了用场。

现在在中国妇女报社任副社长的马丽珍对她正式向总编辑关志豪提议开展人生观讨论的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我：“那时候我们在三里屯南三十楼一单元办公，老关和我都住三单元。那天下午下班后，我和老关一道回家。就在从一单元到三单元的路上，我向他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他让我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我把信给了他。第二天，他就同意了。”

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但怎样破题、如何着手还是未知数。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作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二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都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通过调研，她们更深地感到，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旧有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样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这时候开展人生观讨论，正是青年重建信仰的时代呼唤。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去开一次座谈会。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李庆刊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书记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或许是因为这次谈话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吧，潘祎对这一天的准确日期记得特别清楚。现已年过不惑、应邀在“中华英才网”上主持“老潘信箱”栏目的他一开口就告诉我：“那天是1980年4月7日！”那天，他和马丽珍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开始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说的话也很极端，把社会说得很阴暗，而且还有一大套自己的“理论”，说话时手都在颤抖。他告诉马丽珍，他的父母在青海支边，他五六岁时就被留在了北京的姨妈家，从小就遭白眼，长大点后他跟姨妈闹翻了，自从考上大学，就再也不回家，过年时也一个人留在学校。在1979年春节，整个学生宿舍只有他的窗口亮着灯光，像是一只鬼眼，而校园外却是爆竹连连，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了愿意，并答应写稿。由于同情他缺乏家庭温暖，谈完话时，马丽珍邀请他星期天去她家作客。后来，他真的去了马丽珍家，受到了热情接待。

不久，黄晓菊、潘祎的稿子分别交到了编辑部。两相比较，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了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经过很多周折，我终于和现在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冬取得了联系。马笑冬1988年出国，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刚回到国内。在电话里，她告诉我，她看了黄晓菊的稿子，就在心里说：“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呀？”她尤其被“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那一段惊得目瞪口呆。她说她真没想到，黄晓菊能有这样好的感悟力。所以，在编辑这篇稿子的时候，她想的时间要比黄晓菊想的多得多。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从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基本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揉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因为觉得念起来挺顺，就这样定了。至于这个名字正好是“盼晓”的谐音，纯粹是一种巧合，当时并没有从这方面想。

对于这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谁是“潘晓”？这封信算是读者来信还是算“编”的？这些问题在当时对于编辑部来说或许压根儿就没被当成问题。然而，正是这两个不被当成问题的问题在后来给讨论带来了厄运。编辑部当时考虑的只是，这封信反映的是不是青年典型的思潮，有没有思想典型的意义，能不能引发读者的参与和思考，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会的反响，等等。

很显然地，以编辑部要引发一场讨论的标准来看，经过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它既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文革”后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反思的成果，而且其《忏悔录》式的坦诚和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又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面对这样一封信，编辑部肯定已预料到它的发表将引起不小的轰动。在由马笑冬起草、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将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的预示。“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对八十年代初是“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同时更传达出编辑部对将要发起的这场人生观讨论的自信和乐观！

然而，历史总是常常超乎于人们的想像，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潘晓讨论”也是……

潘晓几张纸片猛烈地搅动了生活。胡乔木亲临编辑部

帮助出谋划策。“潘晓讨论”正好“热”了一个夏天。

夏天总是很热。和季节的特点出奇地吻合，“潘晓讨论”也是“热”了一个夏天。

刊有“潘晓”的信那期杂志是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对于读者来信的涨势，马笑冬在电话里向我介绍得很形象：“开始几天，邮局的人是用背的那种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大邮袋了，再到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

“潘晓”的几张纸片就这样似乎是很轻易地却又是猛烈地搅动了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大量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

……

和这些感佩的话语一起从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还有许多钱和包裹，热心的读者们在感动和敬佩之余，没有忘记向“潘晓”这个“弱女子”献上同情和爱心。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是“引子”；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判，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其实，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是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一些战士写信给编辑部说他们所在部队已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甚至有人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社会搅起了这么大的波澜，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后退”了一大步，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侯爵良的《“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一文简直是说教。与此同时，编辑部通过政治理论部主任李禹兴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李禹兴与王任重有着几十年的编者作者之谊，他送交的这期《读者来信摘编》题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到一个月收到来信来稿两万余件》。

不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所有的担心和忐忑确实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在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可谓是吉星高照。《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尔后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 “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甚至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6月20日，王任重在李禹兴上送的《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令编辑部感到最鼓舞的是6月18日下午，负责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的陪同下来到了编辑部。这一天天气很好，胡乔木的情绪也很好。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郭楠柠等将近3小时的谈话中，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对于这次接见，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作了篇幅为一页的披露，发表了他的几段讲话──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的答案。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

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的共同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得要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

我们的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已经走向上风。……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照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这几段话说得真好，入理而且动情，充满着一个革命长者的理解和慈爱！

实际上，那个下午，胡乔木的讲话远不只这些，而且还有许多更精彩的内容。在长长的记录稿中，有许多段落令我在翻阅时强烈地感到此前没有披露出来真是遗憾。比如，他这样不厌其烦地为编辑部出谋划策──

你们的讨论要搞到年底，但按你们第6期的办法，恐怕不太容易维持。你们的第四篇文章（指《“为自我”岂能“为别人”？》），青年一看要生气的，其他几篇也比较抽象。最后一篇讲的是外国的。写文章的人都没有讲到自己的经历，没有讲到自己的事情。老发表这样的文章就不会引起兴趣，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的表现。比如，说现在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可以讲。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潘晓的观点，现在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也可以发一些。有的遭遇比潘晓还悲惨，有的现状比潘晓还困难得多，有的讲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的说在现实面前绝不投降。这样错综复杂，讨论才会丰富，这样就搞活了。观点不能搞得太多，现在青年还不是要你说那么多观点，青年都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自己的经历，包括自己的牢骚，他要求讲出来。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潘晓还要让她出场，还要写信，不能一声不响，沉默到年底怎么行呢？人们就会感到怪了，有人就要写侦探小说了。这个人到哪儿去了？不出场，这个戏就演不下去了……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当然不要脱离总的题目……

又比如，他对潘晓的著名观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了这样的评价──

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但是，它还没有提到一定的道德水平上。它要主动地为一种好的目标奋斗，就不可能仅仅为自己，它必须自觉地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为多数人还未看到的一种理想去奋斗，去发明，去创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这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能拿来作为所有的人的要求。不能拿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作为对一般人的道德标准。……为个人与为别人的答案允许不同，这样才能让他觉得有希望。都提到一样的水平也是不可能的。通过讨论要使多数人弄懂一个道理，我不去侵犯别人是道德的起码要求。为自己和为别人是可以统一的，……为人民的利益也有为自己的一份在内……要使多数人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的，不然共产党干革命、搞四化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如果成天是为了牺牲个人利益，那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为了所有各个人的利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不违反我们的规范。当然也要提倡遇到别人有困难要去帮助。

在这里，他不仅肯定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个口号具有的合理性，而且还提出了道德是分层次的观点。这在当时说来应该算是很超前的。

出于尊重胡乔木不要急于下结论的意见，《中国青年》没有全文刊登他的这次讲话，但从这一天以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的开展：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八页的的版面扩大到20页，而且发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的来信》；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这篇文章编辑部本来已收到了一段时间，此前一直压着不敢发。结果发出来后果然起到了“奇峰突起”的效果，赵林也因此几乎取代潘晓成了后期讨论的主角。

一天比一天热地，时间就进入了最热的7、8月份，“潘晓讨论”也在这两个月里“热”到了顶点：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转发了王任重让编辑部写的给中央书记处的情况反映，并印发给了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代表；编辑部的领导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报告；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大通讯社也作了报道；国内的报刊更是报道不断；邮局的“蹦蹦车”每天仍源源不断地运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晓；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被别人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成天堵在编辑部提出直接采访潘晓的要求……

热！太热了！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或许也想到了胡乔木说过的要让潘晓“出场”的话，编辑部在征得潘祎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甚至也成为名言被许多人传诵：“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小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的命运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潘晓讨论”的夏天结束了……

 工人日报的内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中国青年》向胡耀邦提意见。

 胡乔木“很不愉快”。中宣部组织专家帮助“看”总结。

进入秋天的时候，“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其实，剖析开来，她的这篇文章的价值并无此等昂贵，其实用价值也不过如此而已。因为她所发表的那席‘价值连城’的‘高论’，只不过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时存在着的想法，她不过是在一个极好的时机用极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像目前这样调动所有的舆论工具，报纸、刊物、电视等等将它夸了又夸，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是否有些过激了呢？……恳切希望快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四邻原来不知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饭吃”、“每月只交5元钱的生活费，横吃横喝”、“与三家街坊吵过架”、“‘主观为已’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刊登这两封信的第212期《情况参考》不过只有薄薄的四页纸，其份量却一点不轻。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许多单位传开。不几天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为了对这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个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于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长达六千余字的《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同时也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答辩。编辑部在摆事实的基础上坚持认为：（1）刊物上以潘晓名义发表的那封信，主要经历和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稿和谈话中有的，编辑部只是作了必要的整理和删节，这是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说这封信是编辑部“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作为开展问题讨论的要求，应该是思想的典型和真实，而不必要求每一个细节都与黄晓菊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2）各新闻单位对人生观讨论的报道都是从肯定鼓励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支持宣传工作青年工作进行改革的角度来谈的，没有一篇宣传过潘晓本人，也没有对潘晓的信作过不恰当的评价，舆论界并没有对潘晓“大肆吹捧”。（3）黄晓菊是以一个有苦闷、有弱点而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者的身份上电视的，那种认为一上电视就是“树”、就得是先进青年的看法是一种误解。不过，编辑部对让黄晓菊代表潘晓上电视后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确实考虑欠周。（4）经过编辑部再次调查，黄晓菊的具体情况与邻居讲的有较大出入。

需要特别提出来一说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有两个细节在后来对这场讨论起到了颇值得玩味的影响。第一个细节是，为了着重说明不能挫伤青年向党讲心里话的热情的重要性，《调查报告》写了这样一段话：“胡乔木同志说：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我们是这样来做的。”第二个细节是在《调查报告》的最后，总编辑关志豪加了这样几句：“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关志豪现已年届七旬，在20年后我采访他时，他仍然脱口向我背出了这几句话。他说：“后来有人说我不该写这段话，但我无怨无悔。我写的没错，工人日报的《情况参考》封面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是‘内部材料，未经核实’嘛，对未经核实的东西当然不该轻易下结论。”这份《调查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关志豪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问耀邦看了没有，什么态度。梁秘书回答：耀邦看了，没说什么，用红铅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曲线。作为胡耀邦的老部下，在以后的几年，春节时关志豪仍然都要到耀邦家去拜拜年，但耀邦从来没跟他提起过这件事。最后，关志豪一再对我说：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他保护了我们！

在我找到的所有资料里，有一份1980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写给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的《关于讨论胡乔木同志讲话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提到，编辑部听了传达胡乔木同志12月13日的讲话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胡乔木的这个讲话我没有找到。但从这份报告看出，胡乔木的讲话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对《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过程提出了一些严厉的批评；二是对编辑部在《调查报告》中引用了他有关潘晓的那段话表示不满。他这样批评编辑部：“为了批评耀邦同志，当然不是说总书记不能批评，用了我的话，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讲的话是对的，他讲的话是不对的，使我很不愉快。”三是批评编辑部“对耀邦同志的批评做得过分了”。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还透露了这样几条信息：总政治部把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作为《政治工作参阅件》转发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提请团中央书记处“能通过适当形式对这场讨论作出全面的估价”，以免“这样下去会将已经取得的好成果也否定掉”。

事实上，在讨论如此被批评的情势下，团中央书记处根本不可能通过什么形式来作全面的估价了，惟一能做的只可能是让编辑部尽快收场，以免遭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八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第12期所发的文章再没有一篇是青年的讨论稿，群众性的笔谈实际上在第11期就结束了，或者说戛然而止了。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受这场讨论思想影响的青年以千百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要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作总结。对于讨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回答青年，回答社会，回答生活本身，还是回答种种非议，编辑部不能没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才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整整拖了3个月？人们传说它是经过高层把关通过的，具体经过是怎么回事？

已经从《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职位上退休的郭楠柠和她的老伴陈汉涛在家里解答了我的疑问。按照以往开展讨论的做法，编辑部最后总是约请理论界的著名专家来写总结文章，这一次原也这样打算。但是，找去找来，这次没有哪个专家愿意写，都说这场讨论涉及的问题太广泛了，各种思想观点太丰富复杂，没有亲身参加过讨论的全过程，很难写这个总结。找不到专家，编辑部先决定由参与主持潘晓讨论工作的六七个人共同研究，结果人太多，想法差异太大，根本没法统一思路。又指定由几个人分头写，写出来的稿子还是不行。最后社领导决定，给一个月时间，由郭楠柠和当时任文艺部副主任的陈汉涛夫妇俩开一回“夫妻店”。

 领受了重任，郭楠柠和陈汉涛重新看了一遍讨论中发表的所有文章和内部资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然后梳理材料，提炼问题，明确观点，真正是废寝忘食地苦干了一个月，终于完成了18000字的初稿。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其中的第二、三部分是文章的重点，着重回答了讨论中集中争论的两个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人的价值”。文章充分肯定了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的观点，指出：长期以来惯于把“人道主义”、“人性”、“人的价值”等与“人”沾边的东西都当成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根本上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在客观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满足每个人正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逐步创造使每个人全面发展其品格、才能、体力和多样化个性的条件；而个人实现和提高“自我价值”的关键是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使“自我”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关于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问题。文章认为，“公”与“私”的基本关系是既统一又对立，首先是统一的，其次才是在一定条件下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因而，在通常情况下，“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可能的，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公”与“私”出现分裂、对立时，“主观为自我”才难以同时实现“客观为别人”。“公”与“私”的问题反映在人生观上，大致可分为高、中、低三种层次：第一种是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第二种是奉公守法，勤恳劳动，养家糊口；第三种是目中无公，唯私是图。对这三种人生观的态度是，第一种信奉推广，第二种承认和超越，第三种反对。文章特别指出了要正确对待多数人容易接受的中层次人生观问题，强调不能把“提倡的”当作“必须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人，当然也不能因为“允许存在”就反对需要“提倡”，从而不努力去“超越”。

总结文章写好后，编辑部考虑到潘晓讨论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决定送请中宣部长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于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约请了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与郭楠柠、陈汉涛夫妇一起座谈讨论了三天。几位专家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论述方式没有提出实质性修改意见，只是部分专家提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郭楠柠、陈汉涛又认真修改了一天，删去了一些有争议的语句，然后再次送给王惠德副部长审阅。

应该说，这篇总结文章是得到中宣部首肯的，但其观点和态度主要代表了编辑部的立场，在当时形势下已算一份难得的对潘晓讨论的公正答卷。这从文章发表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就是证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终算有了一个体面的对得起读者的正式结束。

 华中工学院党委告状。胡耀邦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

 《中国青年》“编者按”公开认错。六万多封珍贵来信化为纸

 浆……

杂志上的“潘晓讨论”结束了，但人们对于“潘晓讨论”的讨论却余波翻腾──

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除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一九八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这一讨论在青年中造成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至今未予澄清。因此，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中国青年》幸甚！“潘晓讨论”幸甚！幸甚的是胡耀邦施以了援手。关志豪一再告诉我的“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的“关键时候”就是这一次。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青年报刊一些好心肠同志，为了教育青年，喜欢把一些错误的思想行为汇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然后加以评论。这种作法，过去就有。结果，反而产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损。但我们一些同志不注意接受历史教训。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批示，虽然也批评《中国青年》不接受教训，但肯定了是“好心肠”，是“欲益”，最重要的是一言九鼎地表了态“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这就使那些想“大肆翻腾”的人没了脾气。

不过，逃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的“清理”，但在内部“提高认识”的检查却不得不作。此时，原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已调离，新的《中国青年》编委会承担了向团中央书记处写《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的任务。在这份《检查》里，编委会自己给这场讨论扣上了几条“罪状”：一、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了、条理化了，特别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提法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造成了极坏影响；二、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开了绿灯，冲击了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给许多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带来了困难；三、使一些意志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以至于失去生活信心，走向虚无主义道路。《检查》对这场讨论中的“平等讨论”、“不板着面孔训人”也作了否定，认为这导致了“从整个讨论看，是正不压邪，反面文章说得‘有理有据’，有文采，打动人心；相反，正面文章发得不够，并且显得干巴巴的，缺少感染力、说服力。”

这份《检查》自然是属于不得不自打耳光一类，而且是关起门来在“自家的大人”面前打，倒也不算太难堪。问题是这种关起门来自打耳光的检讨似乎并不能过关，为了消除“潘晓讨论”的影响，还须到大庭广众中去打给大家看看。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这篇专文的四个小标题分别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划清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的界限；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最现实。从这四个小标题就不难看出，那篇经过中宣部把关的总结文章被推翻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篇专文前，编辑部加了一个“编者按”公开向社会作了检讨──

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现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对这个只有二百来字的“编者按”，作家卢跃刚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令我过目不忘：“这家曾深受青年信任和爱戴的严肃杂志，今天突然换了副面孔若无其事，大而化之地告诉读者说，我们都干了件与社会毫无益处的蠢事。当年曾热情参加潘晓讨论的千百万青年和社会各界人士，因此似乎不得不承当‘社会效果不好’的污辱。一场引起广泛的震动，让人冷静思考，持续经久，影响巨大的社会性大讨论，也仿佛成了一场闹剧。……”

一件蠢事！一场闹剧！这个“编者按”就这样对潘晓讨论作了最后的类似于盖棺的定性。

和这个定性一样同为历史遗憾的还有，那代表了千百万社会各界人士的六万多封信，堪称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宝库的六万多封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方法的处理，就被当成“废纸”让造纸厂的汽车拉去化为纸浆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如此壮观的大规模的全国讨论了，尤其不会有如此丰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为供人们研究的样本了……

……………………

邯郸晚报2001年8月17日第6版

【题头】1980年――1981年，由《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这场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大讨论可以说打动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它已经作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被存贮在历史的橱窗。而直接引发这场讨论的，是两个青年给编辑部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他们一个叫潘祎，一个叫黄晓菊，编辑部将他们组合成了一个后来成为经典理想主义者形象的称谓：潘晓。

20年过去了，如今的“潘晓”生活得怎样、又在干些什么？记者最近在北京找到了“潘晓”之一，已过不惑之年的潘祎，了解到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过去和现在……

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者”――

潘晓，今安在？

       （此处有一幅照片，是我在北京经济台主持节目时照的。）

他引发了大讨论，自己却成为“精神病患者”被迫退学

       潘祎（音yi）说，他是个很少回忆过去的人，尽管他的生命轨迹从来都没有抹去“过去”的印记。

       潘祎出生在江苏宜兴，祖父是当年宜兴乃至江南有名的买办，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20年前，父母还下放在青海，他一个人寄住在北京的亲戚家，他很不快乐，有些孤僻，除了学习，再也没有生命乐趣了。1977年恢复高考，潘祎以超过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的好成绩意外落榜。他被告知，因为积压了大量人员，他是在校生，还可以来年再考。早就盼着换个生活环境的潘祎不得不在亲戚家又呆了一年。第二年，潘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某学院。可渴望已久的大学生活很快就令他失望了。该学院是一所生源全部来自北京的学校，1979年春节，是潘祎入校后的第一个春节，同学们全都回了家，他不愿再去亲戚家，独自一人呆在宿舍楼内，与书和酒为伴。除夕之夜来临了，他却陷入了极度孤独之中。漆黑的校园，只有他的宿舍里亮着鬼火似的孤灯。他感到一种被尘世抛弃的绝望……烟越抽越厉害，酒越喝越烈，与书的缘分却越来越浅。终于熬过了春节和寒假，可新学期里的潘祎心情并没有好转，他越来越消极――上了大学又怎么样？我这样能有什么前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年5月31日，潘祎在学校操场上喝下了深棕色的浓缩来苏水……

       他被救了过来，他的自杀成了学校里的一个非常事件。他更孤独了，头痛失眠，神情恍惚。

       1980年4月7日，辅导员找到潘祎，说有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学校来开座谈会，系里让他去参加。会议还没有开始，团委书记又把他叫了出去，杂志社的编辑想单独跟他谈谈。

       潘祎走进会场隔壁的一个小房间，在这里，他见到了《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马丽珍。马丽珍是常州人，离潘祎的老家宜兴非常近，他们是老乡。马丽珍真诚的笑容感动了充满戒备之心的潘祎。他渐渐敞开了心扉，说起了心事，说起了自己人生观的变化和转折……马丽珍要他把这些内容写出来。

       告别时，马丽珍诚恳地邀请他：“你今后周末就到我家去吧，我给你烧家乡菜吃！”

       在去过马丽珍家几次后，马丽珍告诉潘祎，编辑部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他写的东西，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问他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评论和探讨。潘祎爽快地点了点头说：“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评论？”与此同时，一个叫黄晓菊的普通女工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杂志社经他们同意，把两人写的东西揉在一起，以“潘晓”的名义作为读者来信发表了。这封信很快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共鸣，从1980年8月到1981年上半年，无数的人参与其中，讨论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反响越来越强烈……

       但潘祎却被学校送到了北京安定医院，该院开出了一张潘祎很久以后才看到的诊断证明，上面写着：“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潘祎被勒令休学一年。

潘祎回到青海，父母十分着急，写信到写信询问。学校回信的大意是：经研究，同意你们提出的潘祎同学自动退学的要求，请尽快委托有关人员到学院办理退学手续……希望潘祎同学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就这样，潘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中，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轰出了校门。当潘祎知道父母和学校背着他作出退学决定后，非常生气，不顾父母劝阻，留下了一句“我要去北京讨公道！”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青海。

在北京舔盘子当装卸工蹲监狱，直到成为丛书编辑和网站信箱主持人

回到北京的潘祎遇到了很现实的问题：食宿。

一开始，他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没多久，因为老被查票，潘祎在温暖的候车室内过夜的资格被取消了。好在北京的天气渐渐转暖，立交桥下或者高层建筑的楼梯拐弯处成了他的栖身之处。饿了，这个身高1.87米的年轻人就去餐馆舔盘子。在最艰难的时候，潘祎犹豫再三，给马丽珍打了个电话。

马丽珍迅速向杂志社领导汇报了潘祎的情况，同时发动所有关系，为潘祎找工作。最后，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社和马丽珍以及当时身为全国青联委员的北京第一个卖大碗茶的张占英，为潘祎在前门联社找了个装卸工的工作，就住在仓库里。这时候，潘祎已经整整在北京流浪乞讨了两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安定下来――1983年10月，他忽然被抓进了公安局！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一次，潘祎和司机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司机在他装完货后去验票盖章时，顺手拿了一块焊锡。车开出门后他才告诉潘祎，要潘祎为他保密，条件是他拿出一半的钱借给他买英文打字机。那时候，潘祎正在自学，渴望拥有一台打字机，他点头同意了。这一点头，换来的是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

在劳改农场，因为潘祎的劳改态度较好，且在当时还算是个知识分子，他被调到劳改农场教研组，给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数学，并参加监狱的文化宣传活动。他教的犯人考试成绩在农场名列前茅，他组织的文艺演出更是一次次在整个农场比赛中拿冠军。在为犯人教书的同时，潘祎的求知欲也被激发出来，他请家人为他在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报了名，在狱中开始了该校法律专业的学习。这期间，潘祎常常被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折磨得痛苦不堪。1987年4月10日，潘祎迈出了监狱大门。这时候，他的父母已返回了北京，他手持地图终于找到了在北京的家。

生活开始对潘祎露出了笑脸……回家不久，他便收到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的结业证书。潘祎回家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实验室刷瓶子，一分钱一个，潘祎干了两天。第三天，他就跳槽了……在《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里，他找到了一个跑腿打杂的编务工作。这套丛书结束后，潘祎又走进了另一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 成了一名编辑。

潘祎渐渐在文化圈内有了小小的知名度，他并不满足只做一名编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中关村一家公司，做起了副总经理，负责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主要和年轻人打交道。这份工作，潘祎并没有干太长时间，但跟年轻人交流，自此成了潘祎最乐意做的事之一。

潘祎渐渐“老”了，但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永远的热情，使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人生，他成了许多年轻人倾诉人生苦闷的“伙伴”。1999年底，中华英才网请潘祎在网上开办“老潘信箱”，专门回答网民在求职、生活、人生等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给自己定了个原则：不好为人师，只把信箱作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平等交流，说说心里话，说说对事物、对人生的看法。2000年初，“老潘信箱”正式开通，立马就成了中华英才网上最火爆的两个信箱之一。参与其中的，绝大部分是18到24岁的年轻人。

20年后，他还在继续寻求人生的答案

20年前，20岁的潘祎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20年后。已经不再年轻的潘祎却利用互联网和那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继续着那些讨论。一位年轻的朋友给老潘发来电子邮件，上面满是苦闷的话：“最近我很郁闷，我的老板虐待我，我的女朋友小燕儿也飞走了，我想抢银行，可我不敢，我想当骗子，可我不会，我想做白领，可我不懂，我想当三陪，可是不行。人生的路呀，为什么越走越窄……”

接到邮件后，老潘很是痛心，他又想到了20年前 的自己。这样一个年轻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指点和帮助，他的未来令人担忧！他迅速给这位网友回了信：“既然选择了生，就要为此付出点代价。我非常同情您的处境，也理解您的苦闷，我想，换了我处在您的位置，也会感到无所适从的。可是，我以为，第一，生活未比都像我们所相象的那样，一片光明，也不会总是那样黑暗；其次，在考虑让自己从这种状态摆脱出来时，可选的方案一定要能使自己积极地活下去，而不是违法乱纪、杀人越货等为人类所不齿的行为！”

通过和老潘几次“信谈”，这位不知名的网友渐渐开朗起来，他给老潘发来的最后一个电子邮件说：今天早晨起床后，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心情忽然非常好，我忽然发觉，眼前原来并不是黑暗一片。尽管未来还要面对很多问题，但我相信，我一定有信心渡过难关……此后，这位网友从网上消失了。老潘相信，他现在一定过得很好。

北京一位已婚的刘姓女子，因为婚姻和事业都出了一些问题，非常绝望，甚至要自杀。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来了信。老潘接信后很慎重，思考了整整一天后，把她约在一家麦当劳餐厅面谈。在餐厅，老潘看到的是一个满脸苦大仇深的女子，问候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就不停地抱怨起来，抱怨老公对自己不好，抱怨单位的领导刻薄……到最后，她竟然委屈得失声痛哭，惹得旁人频频向他们行注目礼。

她一哭，老潘反而放心了，他最不愿意和麻木到绝望的人对话。他平静地回忆了当年，自己的自杀，自己乞讨和蹲监狱的经过……刘女士停止了哭泣，眼睛越瞪越大，像听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老潘的人生故事显然打动了刘女士。与老潘相比，她的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她终于想通了，笑着走出了麦当劳。

老潘仍然在不停地思索和探求着。尽管讨论已经过去了20年，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为，人生观问题作为一个经典问题依然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只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老潘说，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它横亘在每一个新诞生的生命面前，你思索，也许很痛苦，但不思索，也许更痛苦。

去年年底，“老潘信箱”因故停办后，老潘“痛苦的思索”一直在继续，他通过撰写大量文章，传递着自己的声音。他还把自己的资料和信箱放在好几个网站上（比如www.ok360.com），以方便年轻人了解他、熟悉他。他觉得，自己有理由这么做，也应该这么做。

2000年5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对多年前的那场讨论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目前，潘祎在中央电视台《商务电视》专栏做统筹和策划工作，同时，他还是多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大量撰写关于求职、关于人生等方面的稿件。他的人生态度依然积极，性格也越来越随和开朗。尽管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他似乎永远是一个流浪汉，永远是一个另类，但他依然在坚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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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0月18日出版

第28页

潘晓：“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文革过后的1980年。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茫。这不是什么青春期的忧郁，而是在社会巨变中的追问和求索。正如当时的北岛在诗中所呼号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什么“潘晓”一封诉说内心苦闷的来信，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共振。

潘晓，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年包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再也不会有了。潘晓是一个符号，他属于那个年代。”时任《中国青年》总编辑的关志豪24年之后说，当年“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369万份。”

6万人看完文章以后给她写信，但“潘晓”并不是一个真人。

人们像触电似的，在“潘晓”式的苦闷和疑惑中“发现了自我”。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那么1980年这场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转折。

这是一场朴素的，自发的，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像前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酝酿，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论。这场讨论，正因为其情绪化的诉说，才将人们压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发出来。

（此处图片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第5期封面，下面文字“1980年夏一场人生观大讨论由此爆发。”）

“潘晓”回忆——带着伤痛的思考

为了追述这段历史，记者拿着一些旧资料和照片，找到了当年的责任编辑、现于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冬。她攥着拳头回想，一些模糊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

潘晓讨论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1980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社会充满了困惑，旧的意识形态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它已经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例如，当时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社会上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个人的事情政府和社会是不可以干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全都有人管。

编辑部发现青年中有很多苦闷，于是走进学校、工厂、街道开了不少座谈会。在一次座谈会上，青年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奇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黄晓菊。她心志很高，可是初中毕业就被分配进了工厂；她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但发现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整天为柴米油盐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于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就是这句话，后来成了人生观大讨论的标题。

另外一个编辑马丽珍发现了一个男青年，叫潘祎，他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有过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他身体不好，在大学里和大家又不和群，比较孤僻，甚至还自杀过。

我们向潘祎和黄晓菊约稿，将两篇来稿修改拼合，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潘晓”就这么诞生了。

原来两篇文章都很长，我集中了他们的精华，也保留了他们的感情色彩。比如，黄晓菊说，生活的磨难使她明白了一个真理：“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规律，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直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成为必然的了。”这话说得真是绝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统的意识形态是解释不了的。

（此处有讨论开始的编者按背景，上面自上而下排列依次为黄晓菊、我和马笑冬过去与现在的照片，我的照片是2000年南开大学出版社上的两张照片。）

今天看来，当年这场讨论是在文革后开始的一场“思想启蒙”。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尊重人、关怀人的社会空间。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铺天盖地，电话不断。人们写信批评她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潘晓的率真与坦诚，这个虚构人物的命运牵动了亿万人的心。邮局离我们杂志社走5分多钟就到了，过去邮递员背着个绿邮包给社里送信。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邮局的人就用大邮袋了，再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来拉。读者送给潘晓的礼物纷至沓来，要专门腾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电话、甚至跑到社里来说自己就是潘晓，说信中的经历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样。办公室里三天两头可见自费从不同省份来到杂志社诉说感想的读者。当时杂志社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运作了，社里从各编辑部调集了一些骨干，又把过去五层一个堆放东西的大办公室腾出来，还临时雇了两个读者中的积极分子初选讨论的稿子。这种轰动效应，是社里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乔木的办公室忽然打电话来，说胡乔木为潘晓讨论的事要和社里的领导谈一谈。谁都知道，胡乔木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社里敦实紧张起来，不知是凶是吉。

那是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了，只有少数几个社领导参加会晤。我们这些年轻编辑都没心思干活，在那里瞎猜测。不知等了多久，会散了。编辑部主任上楼来了，她说，胡乔木支持这个讨论，他比我们的思想还要解放，谈了很多很好的观点，我们当时高兴得几乎欢呼起来。

胡乔木说：“潘晓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与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他还说：“他们叹息了，或者发出了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胡乔木还希望这个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他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们能不高兴吗？

三年后，反“精神污染”的时候，像潘晓讨论这样比较“自由化”的讨论，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接着，由于人人都明白的原因，总编辑被调离了杂志社；编辑室主任也伤心地离去；另一个主要的讨论发起者也走了，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了社里。

关于这场讨论，《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国际上重要的通讯社都做了报道。后来，香港有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被“内参”转载，里面说：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代表人物是：孔子、鲁迅、毛泽东、潘晓。把潘晓和这些巨人并列在一起当然是很不合适的，但反映了这场讨论对中国青年和社会思想的影响。

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历史文献片《新中国》，每天一集，从解放战争讲到改革开放。我没想到也给了潘晓讨论几分钟的镜头，其中还有当年发稿的签字记录。镜头从上往下慢慢摇，先是我的签字，我当时是责任编辑，然后是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的签字。

当然，镜头是不能触及实质的。正像我在1980年5月的编者按中所写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人生观的大讨论。彷徨、苦闷相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直历史的进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80年代的特定内容。”

迷茫过后——不同的人生

尽管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席卷全国的大讨论，但发起者与参与者都是小人物。原型潘祎、黄晓菊，编辑马笑冬、马丽珍等，有着迥异的人生经历，他们因这场讨论走到一起，然后又分道扬镳。

“潘晓”之一黄晓菊今年已经48岁了，已“下海”多年。虽然已经发福，但依旧是已个热情而且生动的女人。她的家用各地淘来的布和稀奇古怪的小玩意装饰。她喜欢一个人去看现代舞，和儿子一起为李少红的先锋电影《恋爱中的宝贝》而流泪。她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写下生活感悟。“和潘晓不同，我的人生从来不是灰色的。”

24年前，黄晓菊因为严重的关节炎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住院，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拉上窗帘，跪在地上，用病床作桌子，“掏心掏肺”地写处了8000多字的长诗。“我已经忘了约稿的要求，只是在倾诉。”

从小没有和父母一起长大的她，在感情上始终没有“家”。她将一腔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都倾吐在了稿件之中。

“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后，她换过几个工作，因为“潘晓”而被视为异端，最终被社科院资料室辞掉，不得不当了第一批下海者，从此生活在“体制外”。

生活里，她也追求那种纯而又纯的东西，虽然经商多年，但却从来没有为生意上的事上过饭桌，以说虚与委蛇的话，她就先“口吃”起来。

“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摇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下去！”黄晓菊虽然没有丈夫（离婚），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国家福利，但她心满意足，“潘晓对我没什么影响，我有独特的人生。”

马笑冬则和黄晓菊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同样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我老是向往书里那种人生，像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讲的那样，是平常的生活，却是火热的。”

上山下乡她是第一批，而且是去了离北京最远的云南。1976年，她在大学毕业后又自愿到东北插队，这在当时是个异数，却是她理想主义一以贯之的结果。

1999年她从美国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当年便直奔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坡，在安塞这个地方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一住就是几个月，连着去了3年。

这个看起来有点冷的女人，一提到黄土高坡就立刻热泪盈眶，“相对于潘晓的思想建设，对我来说，走入这块土地，唤醒这块土地，才更有意义。”

马丽珍后来去了《中国妇女报》，几年前在副社长任上退休。

潘祎现在已经是资深媒体策划人了，这20几年对他来说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因为潘晓，他被开除学籍，而后漂在北京，甚至做过牢，卖过大碗茶；多年的挣扎之后，如今他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选择。

他讨厌和人谈起这场讨论以及此后的人生感想，并撰文称，“希望口无遮拦地说点别的，而不是一本正经的装腔作势。”

但他叶不得不承认，“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直宿命吧。”

……………………

2008年2月1日出版《人物周刊》

28年“潘”＋“晓”

发表时间： 2008年01月31日 16时41分 评论/阅读(0/5)本文地址： http://qzone.qq.com/blog/622006398-1201769192

黄晓菊曾经是时代情绪的先知先觉者图/姜晓明

1980年，他们的一封信引起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共鸣

本刊记者彭苏发自北京

寒意潜入。星巴克的玻璃旋转门再一次被推动。

一位女士进入，张望片刻，迟缓地走到跟前，起初，脸上挂起应酬的笑容：“您是那位《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吧？我就是黄晓菊。”

口气如同电话里，“采访时间一个小时够了吧？”

尽管如此，应酬中也暗藏着她的精心：整齐打理的发型、两道描绘过重的眉、一抹浅浅的唇红，还有，她眼中的精气。

不远处，80后侍应生陌然看着。咖啡店里，青春洋溢与年过五旬，交相对映。

80后，又有多少人知道黄晓菊“红”在1980？

28年前，她也曾推动过一扇“门”——一代青年的思想闸门。

起因是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的主要执笔，便是黄晓菊。

“一个关于人生观讨论的选题”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封面上，湛蓝天空下，一枝白玉兰春意盎然，蜜蜂在花瓣上飞舞。干净、朴素，没有“导读”与“要目”。

“我敢断言，至今仍有上百万人珍藏这期杂志，‘潘晓来信’代表了他们的青春与共鸣。”《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笃定地说。

2000年，他参与编辑《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一书，从而查阅了大量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档案，采访了一个个当事者：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传统方式。当时，青年中流行的口号是‘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它成为杂志的选题，交由编辑马丽珍主持。那时，领导干部特殊化正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讲实惠’搞不好就牵扯到这上面，比较敏感，不好收场。所以，她不想做。

她想到从群工部收集来的一摞信，多是青年人述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模糊感到有一个新话题要产生。”

《中国青年》杂志社早期办公地点在北京三里屯，马丽珍和时任总编关志豪住在同一单元，回家路上，马向关表示想开展一个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中国青年》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编辑马笑冬共同完成，接下来，“二马”每天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青年人的思想充满困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在1978年被确立，旧的意识形态已受到了怀疑，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青年人穿喇叭裤，被批判成学西方颓废派，有些单位直接在门口设岗，见谁穿就把谁的裤腿剪掉；穿衣、夫妻关系，再到就业、离职，政府无不干预；政府一方面说青年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现实生活却是日复一日地毫无生气；政府宣传要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

也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去开座谈会，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寻过短见，可以和他聊聊。

“潘晓”出炉

“一系列座谈会后，马笑冬她们从中选了十多人写稿，我是其中之一。”黄晓菊说。

小钢勺在咖啡杯中舒缓搅动，回忆如涟漪泛起。

“那会儿，我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正在小汤山疗养院养病。人在生病时，容易思考人生，十几间病房就我一人，静极了。”

她拉上病房的窗帘，跪在地上，把病床当桌，“‘掏心掏肺’地写呀写，早忘了约稿的要求，一个劲在那儿倾诉。”

“我母亲响应号召，远赴内蒙支边，与当地一名解放军结婚。身为长女，我从小患上小儿佝偻病，被送回北京，在外祖父家长大。什么是血缘？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情？虽然后来结婚生子，在形式上，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应有的过程，但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

“我天生就没有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有一颗敏感而近乎神经质的心。”

她痛感：同龄的好朋友对我的痛苦给予过真切的同情，但说不上真正理解；社会的说教空洞而虚伪令人徒生反感；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更没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的关节炎，使我步履维艰；低陋的街道小厂里与一群命运对之不公的残疾人为伴……这些就是我当时所处的主客观环境。”

缠线球是“主客观环境”里的具体工作。对于生存能力，黄晓菊特别自信，“不管多难的活，我保准干得又快又好。”

干完活后，她就跑去问同事，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

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织下去，扎下去？

领导对她忍无可忍，她偏干让他们堵心的事。

“有一次，眼瞅着变天了，暴雨即将来临。离下班还有几分钟，车间主任拍板放我们早点回家。一个厂领导却偷偷躲在暗处，把早走的人记在本上，在月底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我们的当月奖金。”

在场的工人敢怒不敢言，“就我犯傻啊，我觉得这事不对，在开厂会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能说两句么？”

最后，她索性越级，一状告到领导的上级那儿，6元钱的奖金发下来了，她却从此成了厂子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3天后，一篇8000字的长文，分“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4部分，一蹴而就。

不久，黄晓菊和潘祎的稿子送到了编辑部。

记者一直无法联系到潘祎。彭明榜说，“他的个性不太好打交道。也不喜欢记者采访。”

于是，我们只能从潘所写的《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寻找当日行踪。

潘祎的父母都在青海，上中学时，他寄居在北京亲戚家，“总体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1980年，他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

1979年春节，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校园墙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墙内漆黑一团，偌大个校园，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火，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所有，于是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地熬过了那个春节，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直至是年五月，到处歌舞升平，我却情绪越来越恶化。31日，我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里喝下了那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系里让我去参加……可就在会议要开之际，团委书记李庆堃来把我叫了出来，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

在办公室里，《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问我对中国的现实怎么看。这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我跟她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六点多钟。

周日，潘祎被马丽珍请到家中，马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他答应了。

“再到她家，她说，编辑部已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问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评论和探讨。我说，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评论？拿去便是。……不久后，‘潘晓’出笼了。”

大讨论

3年前，马笑冬罹患老年痴呆症，已无法与人交流。

她曾告诉彭明榜，看到黄晓菊的稿子时，她大吃一惊，特别是那段“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啊？没想到她感悟力这样好。”她以黄的来稿为主，糅进了潘祎的一些话，还有座谈会上听来的一些东西，再将潘黄二人的名字，各取其一，合成“潘晓”，就这样“潘晓来信”完成了。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出刊不久，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

同年6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6月18日下午，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黄晓菊。”

“那期杂志发行了397万份，算是《中国青年》的高峰。”办公室内，彭明榜颇是感喟。

此后，他不再作声。环顾四周，90年代的黄漆家具，老式的布面沙发，破旧的背椅，地上的脚印斑斑驳驳。

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在其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

一时间，“潘晓讨论”出事了，传遍北京城。

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对此，胡耀邦说，“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虽然不再“大肆翻腾”，但“提高认识”的检查还是要做：原社长关志豪已被调离，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一个反”。

“潘”“晓”的命运

“当年袒露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80年代初真会被看成异端、另类、大逆不道，还真得需要点勇气，犯点傻，才能豁得出去。”黄晓菊微笑说。

那封信让她“一夜成名”。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的“存在主义”。

“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

这让厂里很为难，“放进来不行，可老待在门口也不是个事。”

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

“在展开人生观讨论以后，黄晓菊在各大学做报告。在北京化工学院做报告时，她结识了台下很崇拜她的一个大学生，后来，这男生成了她的丈夫。”

潘祎记道，1980年5月末，他被人带去了北京安定医院检查。

“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他人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让我出诊室。很久以后，我才看到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写着：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诊断，勒令潘祎休学1年。其后他一直为复学，“陷入与校方复杂而艰苦的纠缠里不可自拔”。

1981年3月20日，潘祎正式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退学决定。“就这样，我在不知情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当中，又在不知情下，被学校轰出校门。”

得知退学是父母与学校的共谋，他异常愤怒，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

他只身回京，到处流浪。“黄晓菊曾为我介绍到三里河铁二区一个残疾人自建的窝棚里居住，那个残疾人又瘸又瞎，正用盲文写作，我去住的条件是帮他将盲文改写成普通文字。”

“潘祎是来找过我。他总说我们是‘潘晓’，应该如何如何。可我不这样想，有没有‘潘晓’，我都是我。”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他常问我，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半夜里，她常从焦虑中惊醒。她暗忖，先把儿子全托，然后下海南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拉广告应求着人家吧？我不。被人晾在一边，我就直接上前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行不行啊？”拿到700元业务费后，黄晓菊一度回到北京。

儿子在幼儿园里天天盼她，攒着两块糖舍不得吃，放在口袋里都化了，说要留给她。想想自己从小远离父母，儿子又步了她的老路，黄晓菊心如刀绞。

“我真的不应该再离开孩子，可为了生存，我必须离开。”这一次，她去了深圳。

在深圳找工作，跑烂两双鞋后，黄晓菊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女佣”在当地叫“搞家”，“我长这么大，从没一片属于自己的安稳的屋檐，婚姻也没给过我一个家，我哪里会‘搞家’？”

怀着满腔无奈，她走进了日本人的家。男主人是一家工厂厂长，有位韩国籍太太，叫索荣花。

“这是一个性格极其坚韧的韩国女人。为了养家，她没有名分地跟着腿部残疾，比自己年纪大一轮的老男人。并且，真心诚意地爱他，照顾他。她知道我不会干家务，却没有告发过我，而是手把手地教我。”

索荣花让她对自身有了反省，“我觉着自己过去空谈理想，骄矜而浮躁。”

“我每天跟着索荣花，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件家务，内心开始变得诚实，情感变得纯朴，人也变得平和。”

1年后，日本人被炒鱿鱼，台湾人顶了他的职。

“得到他们夫妇恩惠的女工，纷纷辞职，表示不满。只有我左思右想，最后选择留下。丢了工作，儿子怎么养？生活怎么办？”

索荣花走了，再也没联系过她，“我这一生，从没一个人像她那样无条件地对我好。”

转眼间，她的眼圈红了，“真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她噙着泪，苦笑着重复当日的“经典话语”。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捣腾起服装生意。做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不算成功，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若要出面应酬，她勉强答应后，走在半路中，又会折回去。

有时，她坐在店里某个角落，安静地看点书，“年轻那会，读到可心的句子，会使劲抄啊，与人分享。现在兴奋了，也想拿起电话，可打给谁呢？”

另一个主人公潘祎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我保密。”

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4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人事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90年代末，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

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

“后来据说，他出国了，大约去了挪威。”彭明榜不敢肯定。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找他妻子去了。”黄晓菊猜测道。这又是一个谜。

……………………

百年语录——1900—1999中国人的声音

总有一些话在我们耳边萦绕，它们深刻地影响了时代，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百年，人们不仅做，而且在说———社会在底层沉重地变动，语言在表层耀眼地浮动。那些时代的话语，往往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首过去百年，穿过事件的丛林，可能会发现，这些话语构成了最醒目的路标。是为百年语录。

1900年

梁启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一百年前的新世纪宣言。《少年中国说》强调：“造成今日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辜鸿铭：“当所有列强都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猜想皇太后将不得不赔———赔———赔！但如果我是皇太后，我将拒绝赔———即便列强把我抓起来送到圣赫勒拿岛———除非列强答应将来不再派来三种东西———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法国的）黑龙骑兵和（英国的）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

是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1911年

林觉民：“汝幸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偶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能独善其身！”

《与妻诀别书》，4月24日，林觉民旋即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

1912年

孙中山：“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1月1日。

1915年

陈独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9月15日，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青年，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和整体的形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1916年

胡适：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想论争，一半都是在嘻笑怒骂中进行的。

1910年代

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著论，说凡四十岁以上的都可以枪毙的了。胡适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

痛恶老大之中国，疾呼青年之价值。新文化运动中之最激进言论。

1918年

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率先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阐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鲁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写着都是‘吃人’！”

“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这是面对民国后一派经济凋弊、政治动乱，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表达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此后遂有1922年由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胡适等16位知识分子签名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有1945年由昆明文化界著名人士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342人联名发表，提出促成联合政府的《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

1919年

蔡元培：“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这是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回复林琴南攻击北大学风的信中的话。一代风气和学术传统由此而开。

1926年

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杂文战斗精神的最好体现。

1927年

陈寅恪：“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这是陈寅恪挽刚刚沉湖自尽的王国维的话。是时，北伐军即将打到北京。

1928年

周文雍、陈铁军：“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位共产党人2月6日就义于广州黄花岗刑场。刑场上的婚礼，是革命时期爱情最好的诠释，它鉴证了爱和信仰的双重重量。

陶行知：“划出地方数处贡献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

陶行知在当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的提案，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是年北伐宣告结束。

1933年

李烈钧：“先从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后可以打破对外的不平等。”

这是一位参加过讨袁战争的老英雄在抗日战争前夕发出的警语，与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相比，李烈钧把反抗外侮与改造中国的逻辑关系说得异常透彻。

1935年

中共中央：“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名《八一宣言》。

田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的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但在上映之前，便已广为传唱。1949年定为代国歌。1978年国歌曾重新填词，但不久即恢复田汉旧词。

胡适：“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这一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争。

1936年

张学良：“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

西安事变捉蒋后，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12月16日。

1941年

毛泽东：“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

1944年

毛泽东：“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这是毛泽东在为中央警备团一位普通战士而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党和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1946年

闻一多：“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

7月15日，最后的演讲，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最后说：“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果然，在演讲完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8年

朱自清、吴晗等一批清华大学教授：“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是给予的。下列人员拒绝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毛泽东在名篇《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即源于此。

冯玉祥：“冯玉祥十二岁当兵，一九四六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的丘八，看不出捆绑来的壮丁能打胜仗，看不出违背人民利益的军队，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10月10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国庆演讲。一个老兵的经验之谈。冯玉祥是在评论国民党“剿共一年零三个月”的“成绩”时说这番话的。“东北国军形势危殆，共军到长江北岸，连南京城门也关闭了。”

1951年

魏巍：“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地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的朋友们。……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自魏巍发表战场亲历的长篇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遂成为50年代初全国人民对志愿军战士的普遍称谓。

1954年

毛泽东：“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

马寅初：“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

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即后来被批判的“新人口论”。

毛泽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时说。

1959年

彭德怀：“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纸，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一个老共产党员以极大的勇气对“大跃进”的反思。庐山会议给毛泽东的信，7月14日。

1959年

马寅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一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马寅初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回击对他的批判。

1962年

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绝笔诗《国殇》，1月24日作于台湾。

邓小平：“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发表讲话《怎样恢复农业生产》，7月7日。著名的“猫论”即来源于此。

雷锋日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的行为和生活态度影响了几代青年的价值观。至今，每年三月还会有学雷锋的军人义务修车等活动。国内媒体报道说美国西点军校也高悬雷锋像。

1966年

邓拓：“作为一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自尽前绝笔。选择死亡有时候也是选择尊严。“文革”中死难的殉道者还可以列出老舍、吴晗、傅雷……一串很长的名单。

1968年

食指：“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的名字是《相信未来》。在物质和精神都极为困顿的时候，它激励和鼓舞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生存信念。整个“文革”期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超过1600万。

1971年

周恩来：“现在，门打开了。”

是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举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隔绝了22年的中美交往大门开启，小球转动了大球，史称“乒乓外交”。

1973年

顾准：“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徒一样，都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

我们借用青年学者朱学勤的一句话作为评注：“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1976年

王立山：“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是年清明，北京上百万人自发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活动演变为大规模的对当权者的抗议活动。这是当年流传最广的一首诗。

1978年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5月11日《光明日报》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这样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解放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后，平反冤案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

1980年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中国青年》杂志当年5月号发表的一封来信，一场规模空前的人生观讨论由此引发，来稿超过6万封。其时思想禁忌初开。

1981年

北大学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3月20日，北大学生庆祝中国男排获胜游行口号。青年的爱国热情从这个口号爆发出来，迅速传遍全国。

1986年

崔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歌曲《一无所有》。80年代理想青年的苦闷和呐喊。

1988年

民谚：“拿手术刀的不如耍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一个博士在学校旁摆烟摊，知识分子收入问题备受关注，舆论称为“脑体倒挂”现象。11年后，高知识高收入比比皆是，“知本家”成为新兴流行词汇。

1992年

邓小平：“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月18日至2月21日，视察南方讲话，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深入。

1996年

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

是年《中国可以说不》以畅销书的姿态面世，书中的民族情绪引起争议。

中国青年报1999.12.29. 。

……………………

北京青年报2000年3月29日头版栏头【新闻回访】《追寻今天的潘晓》见20版（有去年中国经营报茅硕拍的大头照）

20版〖新闻回访〗

人生的路这样走过

追寻今天的潘晓

要提及人生观的讨论，人们不会忘记二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而这场讨论的起因就是那篇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五月，就是这场讨论的二十周年，当年讨论的年轻人已是四十不惑的中年人，那当年的潘晓今天在哪里，如今他的路是窄是宽呢？

新闻背景：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出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其中一名女工的坎坷精力发出对现实与理想的困惑。文章一经刊登，在全国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这场讨论持续到翌年3月结束。《中国青年》杂志的最高发行量达到369万份，读者来信总计6万封。有青年称“这是他们第一次敢于向媒体吐露真言”。

这封反映出一代青年困惑的读者来信，实际上是由杂志社编辑综合多封读者来信而成，并取其中的代表人物潘炜和黄晓菊共同构成“潘晓”这个名字。

黄晓菊：人生的路还是没有定论

以出现在媒体上的数量相比，现在的黄晓菊要远远少于潘炜，可是20年前，黄晓菊却是作为潘晓的原型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傻瓜出现灾难工厂学校的主席台上，不经意间潘晓这个思想典型成为了人物典型。从平凡女工到明星人物，黄晓菊既有崇拜也有非议。人生观讨论的热潮退去之后，黄晓菊也开始从媒体中隐去。

▊闭门7天回顾20年

最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的强烈要求下，黄晓菊开始躲进宾馆为人生观讨论20周年撰稿。前日下午记者来到她所在的宾馆。在此之前也曾听到过她的很多传言：身材臃肿，像下工女工，甚至待人苛刻。可是在打开门的那一刹那，笑容化解了一起成见。房间很安静，没有电视也没有音乐，只是书桌上摆放着厚厚一沓稿纸，笔迹不是很工整，书桌有一些潦草。这就是7天以来在宾馆闭门写作的成果――20年的总结。

黄晓菊仍然不减当年的热情和善谈，一个原本略带伤痛的话题在非常轻松的环境下开始了。

也许是7天来审视过去的结果，对于那场讨论黄晓菊没有任何顾虑：“我觉得当时的讨论价值在于他的真挚和情感。‘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句话只是我当时的感觉，不是什么结论，写作说这个话可能很普遍了，像广告词唱的‘每一天我为我充当向导，高兴就好’。”可当年在信发表之后，黄晓菊还为信中的直率和敏感而后怕。

写作作为一个初三孩子的母亲、五家店铺的女老板，黄晓菊对于过去并不太在意，“平时很少想起那长讨论，讨论完了就放下，当时我很真诚，对人生有一些看法，但之后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吧。”

▊一场讨论两种人生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封信和这场讨论还是改变了黄晓菊原来的生活轨迹。从思想典型变成人物典型，黄晓菊成为潘晓的替身。一个初中毕业生，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焦点人物，工厂的工作也经常因为读者的来访中断。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帮助下，黄晓菊调往出版社工作。之后，她又凭借自学在某科研所的招聘中入选。

“我非常喜欢那个阅览室，如果他们不解聘我，说不定会一直留在阅览室，里面窗明几净的，非常安静，好多好多书。”但是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又再次喧闹气力。因为没有按院里的限额订阅杂志，而自己是潘晓的身份也被同事知道了，不到一年黄晓菊就被解聘了，此时曾是潘晓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离婚。无奈之下，黄晓菊只好成为了最早一批下海者之一。在北京的女人街成为最成功的摊主，又独自一人下深圳做一个南部淘金者。

▊这些书我一辈子都看不完

（此处有一张去年中国经营报茅硕为我拍的大头照，下书“20年后的潘炜历尽沧桑”）

现在黄晓菊已经在5个商店打理起自己的店铺，“他们可能觉得我会很有钱，可是我没有。我不算帐，我不知道用多少。做服装生意也随心所欲。我现在是拿自己的钱去赔自己的个性。我不是一个特别规范的经营者，有的时候一仓库的货都卖不出去。”黄晓菊对数字不敏感，实在不像是一个生意人。在宾馆住了7天，也没能记住门牌号码。

现在黄晓菊住的还是小姨的房子，她和儿子住一间。狭窄的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是书，满满一书柜，本来就不大的单人床一半都被书占据了。书在黄晓菊的生活和实验话剧、电影并排为三大爱好，“王朔、艾丹的书，我买来后都没来得及看，生意忙没法看。我都不爱朝里睡，看见床上这么多书，我觉得我这辈子都看不完。”

离婚之后，黄晓菊一个人支撑家，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进货、发货、安排店铺里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奔波。“四十几岁，还没有一个家，按照正常人的说法，我应该是过得挺差的。我和儿子睡上下床，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房间，我听了特别难受。”

▊我在寻找让我沉下去的东西

在羊毛衫厂的老朋友眼中，黄晓菊和20年前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的激昂、独立。但是黄晓菊自己审视这20年已经是“俺现实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改变自己，但不超过3次和不必要的人吃饭。我的孩子改变了我很多，对孩子我必须报以最大的宽容。”

20年前，为编辑部写的思想总结是在疗养院完成的。黄晓菊非常清楚得记得当时是以散文体写的，原稿有七八千字，可惜的是原稿已经没有了，现在只留下编辑部的摘要。“如果说那个讨论到今天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想人生是永远没有结论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答案，没有哪个人能诠释别人的人生，没有哪个人能够代表那么多人说话。”

（此处有一张我80年休学返回青海途中路过西安时照的像，下书“1980年“潘晓”之一的潘炜”）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节选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仿佛只要松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死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已逾不惑的黄晓菊直到现在也没有固定的想法，“我一直不知道以后怎么生活。我总觉得会换地方。我在寻找让我沉下去的东西，也许是空门吧。”

潘炜：我更愿意谈谈现在

作为潘晓的一半，潘炜曾经一度成为焦点人物，当时的学校、报纸充斥着关于他的各种正面、负面消息。但精力过退学、入狱、流浪、经商，潘炜越来越少的出现在媒体上。只有从零星的报道中才能捕捉到他的点滴踪迹：1997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讨论的首篇文章，1998年在记者的陪同下回到母校索要毕业证书。今天在目前最为时髦的因特网上开辟“老潘信箱”。

▊老潘信箱网上指点人生

上周五记者按照潘炜提供的抵制找到他在航天桥附近的住所。潘炜和他年轻的妻子已经早早等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在走廊尽头的潘炜夫妇显得瘦长而单薄。看见记者，潘炜挥了挥手，这事才发现他的身高的确异于常人（事后才知道潘炜有1.9米高），而他的妻子在身高上与他非常相配。进门时，潘炜习惯性的弯了弯腰。潘炜的房间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卧室里也只有3样家具以及儿子睡的小床，屋子不是很整齐，但还是能看出整理过的痕迹，最醒目的是满满一桌的动物玩具和摆在书桌上的电脑，电脑的屏幕游移着“坏蛋闹闹，不要哭也不要吵”。

在厨房、客厅、卫生间连为一体的房间里，潘炜谈起了讨论之后的20年。话题从桌上的电脑开始。年初，中华英才网推出“老潘信箱”的职业咨询栏目，而它的主持人就是20年前困惑于人生意义之中的潘炜。桌上的电脑是，中华英才网为他提供的办公工具，办公地点就是这间三位一体的房间。每周三天的工作时间，内容就是凭借自己早年间在公司面试别人以及接受别人面试的经验，为网友解答求职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交谈不时被电话打断，有媒体约稿的，也有潘炜约的稿，除了为网友释疑解惑，每周六潘炜还要为一家电脑杂志做编辑，在接受采访的同时他还要为自己的版面组织稿件。除此之外，潘炜和工作表上还有电视节目的策划，报纸的撰稿、企业的顾问。看上去挺忙的潘炜却自称是“无业人员”，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医疗保险。“1998年我总共的收入才5000多元，曾经因为心脏病差一点就不在了，我心脏是在透支体力和进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加上我年轻时的超负荷体力劳动，真有些不堪重负。”说及过去，潘炜的眼睛有一些湿润，为了不让记者看出，他用咳嗽来掩盖过去。

▊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活了一半

1980年参加讨论后的潘炜变得更加孤傲，与学校格格不入。1981年在得知父母瞒着他办理了退学手续后，潘炜从青海回到北京讨说法，为此父母与他脱离关系并断绝经济往来。无处栖身的潘炜住过火车站的候车室，住过自制的窝棚，住过大楼里的过道和立交桥的桥底。在城市流浪乞讨的生活历经两年左右之后，潘炜终于告别了那段洒脱的生涯。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的帮助下，潘炜得到一份装卸工的工作，每天要抗上百个100多公斤重的大包，来往于车辆和仓库之间，还经常要到火车站货运场提货，但是得到了栖身之所――仓库。可就是这个装卸工的岗位给潘炜带来了3年半的铁窗生涯。

1984年，因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以盗窃罪潘炜被判入狱3年半。对这段历史，潘炜的坦然超过我的想象：“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活了一半。”出狱后为了自食其力，他开始了一轮新的奔波。第一份外出的工作机会，是在实验室刷瓶子，一个一分钱。第二份工作是在编辑部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工作。潘炜的生活开始和媒体和出版社打起了交道。

但不久之后，他的简历中也开始出现各种主任以及公司经理的头衔，从出版社到房地产公司到电脑公司，跳槽对于潘炜成了家常便饭。

▊潘晓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

现在媒体和朋友在提及潘炜时还是无可避免地联想到潘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一系列为我所不愿提及或已经懒得再去认真解释的说词和往事，常常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居心，以不同的方式或强迫或带有些乐不可支抖落出来，甚至是用那些虽然看上去是关心我，其实是带有某种非人道性质的关怀和好奇，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或者厌烦至极。”今天的潘炜，那场讨论、那封信已是如烟往事。

不管愿意与否，20年之后，潘晓的影响依然没有离开过潘炜。如果说当年的潘炜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那现在的潘炜则是“如今尽识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球。”不再写诗歌散文的潘炜开始写起了经济评论，潘炜的文章中几乎没有表扬的，而且大多都是和时下观点背道而驰。已入不惑的潘炜对未来不敢做任何打算，也许能要回学历，也许能找到一份稳定。

▊文/本报记者钟鹭

……………………

1980年5期《中国青年》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编者的话

我们在研究青年，青年在研究社会、人生。

青年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当他认为人所坚信和追求的东西突然失去的时候，当光阴的流逝使他痛感自己碌碌无为的时候，当因某种情景的触发而使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一个严肃的问题就会象逼视着自己的法官那样出现在眼前：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麽？

这个老问题又被提出来了吗？对，又被提出来了！但它却带有八十年代的特定的内容。

了解这十几年沉浮变迁的人们，都不难理解青年们探索人生 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象潘晓一样，他们原来也真诚地相信世间一切都是美好 ,真诚地愿意为革命、为信仰献身。然而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人生的目的经又是这样模糊、把握不住？！他们彷徨，苦闷……

但他们不愿意走向虚无，而是在探索，艰苦地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他们是带着过去的创伤来探索人生的。

他们是带着受到现代科学发展的吸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人生的。

他们是带着自己对祖国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关注来思考人生的。

象以往多次发生 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 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

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 的重要关头，在科学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

应说，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无须讳言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它并不因为一些人的忌讳，或另一些人的愤世厌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动乱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危难的锻造之后，我们共和国的年轻一代，没有背弃时代的责任，作为他们的主流设更坚强 了。他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高举起新长征的火把，又顽强地挺进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将成为年轻一代在人生旅程中的新起点。

应该怎样看待社会？怎样对待人生？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怎样才能生活得有意义？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何在？－－让青年们自己来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吧！

这里，我们把潘晓同志给编辑部的一封坦率、诚恳的来信发表出来。潘晓同志说：“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相信，在一场对人生意义的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青年们会有所收益。潘晓同志和更多的青年，会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进的路标！

……………………

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

贺照田

【内容提要】本文以相当的篇幅聚焦发生于1980年的“潘晓讨论”（人生意义讨论），尤特别详尽解读、分析了引爆此场搅动了一代人的大讨论的署名“潘晓”的来信，不仅仅是因为过去有关此讨论的分析、叙述遗漏了此讨论中许多对历史理解有帮助的内涵，更因为过去这些把握、叙述无法清楚呈现出此讨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准确理解今天极困扰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30年后本文对此讨论强光聚焦，一方面当然在试图揭示此讨论所蕴有的多方面历史认知内涵，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重新细腻解析、把握此讨论的方式，有力揭示出此讨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对准确理解此精神史中的虚无主义问题所具有的关键意义，从而希望因此能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大陆和身心感受、精神状态、价值感觉、心理意识方式有关的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解帮助线索。

【关键词】潘晓讨论历史挫折精神史理想主义虚无主义

Abstract：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famous “Pan Xiao discuss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which took place in 1980. Special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will be given to the letter under the name of “Pan Xiao” which had triggered the great discussion that stirred the whole generation. Past accounts and analyses of this discussion have left out much of its content that may help towards ou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More importantly， these accounts and analyses have failed to show how important the discussion i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especially the nihilism that is plagu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day. Through exquisite re-interpretation and re-analysis， this paper tries not only to demonstrate the multifarious historical comprehensions provided by the discussion， but also to show how crucial the discussion can be to our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piritual history， in particular the issue of nihilism. We may also gain some clues for our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pertaining to body-mind sensation， spiritual status， value feelings， and the way of mental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the Pan Xiao discussion， historical setbacks， ideological history， idealism， nihilism

一

如果我们适当拉开距离，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大陆当代的一些重要精神现象，便可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精神史状态其实是非常特殊、非常令人困惑的。

一位走过世界很多地方的台湾朋友便曾感慨道：他没有见过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大陆这样，无论在日常语言表现还是日常生活氛围上，如此以钱为中心。他这个观察对我触动很大。首先，他的观察让我更加意识到此问题的特别性。先前我注意到这一问题，主要是通过中国历史先后的比较，而现在他拉出此一问题则基于更大的空间视野。其次，他的观察实际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有很长时间的富含伦理关怀的社会日常生活积累，那么这个社会应该不容易被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所穿透。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表现恰恰是一个反例，因为中国大陆不仅有几千年日常生活的积累，而且社会和文化又被认为特别强调伦理，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社会就其表现言，反如此容易被市场商业逻辑穿透、被消费主义氛围所深切笼罩呢？

而一位美国牧师则因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前后结果的不同，意识到中国大陆在后毛泽东时代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位牧师除基督教在中国传布的基本情况外，对中国了解很少。他以为，在近现代，西方传教士可以直接到中国，当时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传教，且当时传教往往连带了许多教育、医疗方面的便利乃至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在整个中国近现代，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从信教的人数来说传教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而与此相对，上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的传教士被禁止到中国传教，利益资源进入也极受限制，但90年代以后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却是快速的，信教人数甚至经常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对这前后令人惊诧的差异，这位牧师总结为：这一切应该感谢毛泽东，毛泽东把中国的恶龙杀死了，使得基督教的福音在中国容易传播了。①有意思的是，这位对中国了解很少的牧师，却根据基督教在中国前后传播快慢的对比，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当下中国大陆精神史状况与中国共产革命与这一革命的延续——毛泽东时代独特的社会主义实践有高度内在关联。但由于这位牧师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了解过于有限，使他想不到继续去问，中国共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虽然意识明确且强烈地打击中国传统文化，但这一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所试图构造出的人的精神主体与社会文化氛围，却是明确排斥宗教的。而且不仅毛泽东时代，“文革”结束以后，与毛泽东时代有承转关系的70年代末、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主流也是反宗教的，至少是非宗教的。所以，毛泽东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并不必然使中国社会往快速接受宗教的方向发展。但有意思的是，历史却确实在短时间内快速向这位美国牧师所看到的方向发展。而注意到中国大陆此方面的历史实际过程，比这位美国牧师的理解复杂，同时，也便意味着，要解释此美国牧师注意到的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这中间实有很多未被这一美国牧师意识的问题与曲折需要我们去讨论、解析。

上述两个重重关涉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问题的观察，一从空间带出的比较视野切入，一从时间带出的比较视野切入。相比，给我印象同样深刻的一位韩国朋友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问题的观察整理，则是联系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在主体问题方面所遭遇到的困境这一角度给出的。这位朋友是韩国80年代学生运动中涌现出的理论家。他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汲取资源，展开了他80年代一系列的思想、理论活动。80年代后期他被捕入狱，在他入狱期间，发生了苏东巨变。巨大的冲击与困惑使他90年代一出狱便动身到中国来，他要亲眼看看实行中的社会主义。而这次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主义的主体。这次中国行形成的这一问题给他的冲击如此强烈，以致不仅他多年后跟我们相见时，仍对使他当年整理出这一问题的细节记忆犹深，而且这一问题也极大程度影响着他接下来研究与思考的问题设定。

对他的这一问题高度共鸣，在我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挫折和主体问题的关联，而是因为此主体问题和困扰我的中国问题根本相关。并且我们的差别不仅在问题的源起，还在对问题的处理进路。这位朋友在被他总结的“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主体”问题所刺痛后，便相应调整自己的研究与思考。一方面他仍承认整个马克思主义在太多方面所具有的分析、批判力量，另一方面他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关主体问题的思考薄弱。为此，他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法国思想有关主体问题的深入思考结合。而致力于具体历史解析的我，则会在承认这位朋友总结的犀利性，并对其理论抱负深加期待外，会认为他这样一种哲学、理论的问题设定与展开方式，固然重要，但却不能把我带向我更关切的对当代中国大陆历史更深入的叩问。如此说，是因为在他那样一种问题设定中，他不用去探问中国大陆处于他所见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关联关系如何这一问题。而对比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主体问题的高度关注，不仅在思想上高度关注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和打造，而且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摸索。而这，在我看来，无疑为把握“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史所必需讨论。也就是，要历史贴近地解析中国大陆精神主体问题，实离不开对这位韩国朋友所见90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看起来很有问题的精神状态，和毛泽东时代大规模共产主义新人主体打造的努力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关联关系的厘清。尤其考虑到这中间还横亘着，和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有着直接承转关系，并在80年代还有着相当历史位置的理想主义，却在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迅速铺开的氛围中踪影迅失的现象，就更可以想见，这中间一定有着许多对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问题非常重要的待发之覆。而这些则当然都是致力于历史解析的我必需面对和回答的。

因为他们对中国大陆精神史问题观察和讨论的刺激，更因为我处身此历史中的困惑与困扰，和我对这些困惑、困扰试图加以问题化的努力，使我近年一直胶着于中国大陆当代精神史课题，并逐渐聚焦于此精神史课题中的虚无主义问题，试图对它的形成与流变进行有力的把握，以一方面勾画出它的当代中国大陆历史特质，一方面对它所以形成与如此演变的历史、观念原因给以相应分析。

让我从当代中国大陆很多知识分子都相当习惯的观念式谈论的精神和价值问题，转向对大陆当代精神问题的历史分析，并逐渐聚焦为此精神史中的虚无主义问题，和2005年一位大学生自杀的直接触动有关。这位大学生自杀前的遗言，及她一位亲密同学对她自杀的反应，让我明确意识到，知识界通常有关精神、价值乃至自杀问题的、没有具体分析为媒介的观念式讨论，在具体的生命事件面前其实是无效的，不仅不能帮助当事人去建设性地整理自己的经验，纾解自己的郁结情绪，也不能帮助我们去贴近理解和体会这类令人心痛的生命事件当事人某些特别的心理和情绪，当然更谈不上去切实体会和理解这类事件所由产生的历史与社会机制。

以这一令人心痛的事件为契机，我开始认真思考我先前注意到的如下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位台湾朋友触碰到的，虽然我问题化此点的脉络不同。我问题化此点，是注意到，中国传统上本是一个高度关注伦理的社会（梁漱溟便把中国社会、文化此种特点特别点出，称为“伦理本位”），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又是一种强理想主义教育，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启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社会在表现上却变成了日常生活极被商业逻辑穿透、日常语言和心态氛围极受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笼罩与干扰的社会了呢？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有很强享受生活、承受苦难的能力（罗素当年来华便深惊异于中国人享受生活的能力，李泽厚更命名中国文化此种特质为“乐感文化”）的民族，为什么在“新时期”②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的自杀率却如此高速攀升呢？第三个问题则是上边那位美国牧师触及的宗教问题。只是在我，使我悚然于当代中国大陆的宗教问题的，是新兴宗教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快速传播，和我对中国历史上新兴宗教大规模传播通常所伴随的结构性条件，与此大规模传播可能导致的多方面后果的了解与思考。

对这些明白有着重要性问题的再审视，使我更加确认历史维度对理解、把握中国大陆和精神有关的现实的意义。因为上述精神现象在相当重要的层次都和它们所处身的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机制密切有关，因此，不直接讨论这些重要精神现象，而讨论中国当代精神史的基本构成机制，不仅实际有助于开显和这些重要问题直接有关的历史层面和历史环节，而且这些层面与环节的开显，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它同样产生于此历史的精神现象与事件。

而把自己的思考理解为对虚无主义的处理与关心，非意在把我对当代中国大陆问题的思考与在西方被思考得相当深入的虚无主义问题相比照，因为这不仅超出了我的能力，也非我关注所在。在我，使用虚无主义一词，首先意在对那些在中国大陆知识界有关精神方面问题的讨论中总爱错过的东西的强调。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对太多和精神有关问题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把精神问题快速归结为其它问题或快速抽象化的令人不安的表现。比如，把精神问题快速归结为资本主义问题、现代性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社会制度社会规划不合理③问题等，或快速抽象为终极关怀缺少、信仰缺失、人文精神缺失问题等，甚至直接归结为只要有人类社会便会存在的永恒性精神问题等。不否认，这些讨论有它的揭示力和启发性，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过于快速的解答常常解消问题，阻碍我们因问题本身的要求而可能寻踪进行的对问题后面历史幽微的探寻。而这当然，也就阻碍我们去发现，只有通过历史幽微探寻才能抵达与去除的，未被我们正面意识的历史纠葛、观念纠葛所加给此历史中人的困扰与伤害。

因此，虚无主义的使用在我不是为了快速划定所讨论问题的性质，赋予所讨论问题以形状，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向历史开放，并通过此历史开放反过来赋予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讨论、虚无主义使用以具体的历史内涵、当代中国内涵。而也只有通过充分地回置历史，我们才能更深、更准确地看到我们习惯谈论的市场社会、现代性问题，我们习惯批判的制度运行、社会规划，和我们精神状态、生活状态的多方面关联关系。而也只有以此为条件，我们的观念反思、我们的社会分析与批判，才能真实地而非逻辑想象地面对和内涵我们的精神问题、生命问题。

这样一种试图通过更多打开历史，来开启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更深入观察与理解的意识与努力，使我对中国大陆知识界相关方面的认识状态越来越不满意。比如，当前中国大陆日常语言状态、日常生活氛围为什么如此被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氛围所笼罩和穿透的问题，通常便被直接解释为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影响的结果。但当你接下来问，世界有那么多地方都在搞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为什么都没有出现当前中国大陆这么极端的情况，他便会相应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给破坏了。但如果你接着再问说毛泽东时代过去后的80年代，还是有很明确很强的理想主义的存在，他们就会说80年代末的事件把此理想主义摧毁了。但假使你到此仍然追问，80年代末的事件主要是政治和社会的事件，而不是一个精神史事件，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却引发如此大的精神史后果，这个谈话通常就进行不下去了。也就是，虽然中国大陆知识界在有关问题上的这样一些解释，触及了和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根本演变轨迹相关的诸多历史方面，却不能否认，这些触及常常笼统并似是而非，而非清晰审视把握后，确实有力地叙述这些方面与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所以如我们所见这样一种演变轨迹间的实际历史关联关系。

那么，如何才能有力突破此种有关当代精神史似是而非的直观理解状态，而深进历史内在去理解、把握此精神史问题呢？经过几年的阅读和思考，我以为，要真正深进“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精神史内在，必需首先细心面对毛泽东时代和其后精神史关联上的复杂性。就是，在看到毛泽东时代历史挫折直接带给“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精神状态的巨大影响时，还必需同时看到，“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面貌的基本面所以如我们所见形成，除毛泽东时代的直接影响外，还和“文革”结束后，无论是一般当事人，还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意识和思考其时的精神史问题相关。也就是，“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史形成我们所见的那样一种状态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历史和历史中的我们的观念状态结合起来才产生出的结果。而也只有以对这一对接下来精神史轨迹形成具根本位置的环节的澄清为背景，我们才可明了接下来诸多历史事件和观念嬗替所带给此精神史的，为什么会是如我们所见这样一种历史后果。

二

而要仔细审理毛泽东时代和后面精神史状况的复杂关系，最方便的就是回头重新认真审理充分呈现着此复杂性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席卷了一代人的那次人生意义大讨论，也就是“潘晓讨论”。关于“潘晓讨论”的过程、规模及其重要的历史位置，当代中国大陆很有代表性的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卢跃刚有着极扼要的整理与叙述。④在近年一次采访中，卢跃刚概述道：

“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⑤。“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⑥，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398万份⑦，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采访中，卢跃刚把“潘晓讨论”跟八十年代另外两次后来被谈论多得多的重要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与“姓‘资’姓‘社’大讨论”相提并论。他强调说：“1980年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

卢跃刚接受《新周刊》的这篇扼要访谈⑧所以让我印象深刻，一方面当然是他对潘晓讨论极要言不烦的叙述整理，另一方面则是他对潘晓讨论历史位置的高度强调。我近些年对当代中国大陆历史的集中研读越有进展，越赞佩卢跃刚对潘晓讨论在当代中国大陆历史上具有重要位置——重要到不下于我们看重的另外两个大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姓‘资’姓‘社’大讨论”——的论断。但支持这样一个论断，意味着同时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三次讨论历史位置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三次讨论在后来历史书写中所受到的待遇却如此不同。后两次讨论，特别是“姓‘资’姓‘社’讨论”，在太多自认有自己独立认知品格的中国大陆80年代历史书写中都是被大书特书的，相比，潘晓讨论不是略过不书，便是被轻笔带过。用卢跃刚的话说，就是“‘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用我的话就是潘晓讨论的实际历史位置相对于它在历史书写中的待遇是如此不平衡。这样，潘晓讨论为什么会被有关历史叙述重视不足，本身便成为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要知道许多历史书写者当年曾亲历这场讨论。且如以被震撼的程度和他们思考与情感卷入的程度，这当中不少历史书写者其实都可视为这场讨论的当事人。有事件本身重要的条件，有有关这事件基本面向的书写并不需要特别触犯禁忌的时代环境，又有许多可说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本身便是历史书写者的便利，那为什么此事件在当代中国大陆历史书写上却暗晦不彰呢？

在相当意义上，这个采访中卢跃刚阐述他所强调的这三次大讨论实质的方式，便可相当程度上让我们理解，潘晓讨论何以在当代中国大陆自认有独立品格的历史书写上暗晦不彰的问题。卢这样定位这三大讨论：“三个争论表面上分别是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是政治争论，争论的形态基本是‘左’、‘右’之争。这股社会思潮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⑨也就是，卢这样一种处理、定位80年代这些思潮的方式，其实也是大多自认有独立品格的历史书写者面对80年代历史，特别是其中知识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典型方式。但问题是，这样一种自觉不自觉面对与处理当代历史的方式，总是有充分的历史有效性吗？以卢此访谈中所提的这三次大讨论为例，不否认，这三次讨论都有其重要的历史、政治后果，但问题仍然是，因此它们的本质就真的可以界定为政治争论吗？显然潘晓讨论不宜如此界定，“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如此界定也会遗漏很重要的东西。并且，虽然潘晓讨论实际展开中有与卢所言的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的“新启蒙”交集，但讨论中的原点，此历史中人的精神历程和如何整理此精神历程经验、如何对具有此一经验历程的身心进行再安置，则都更是在直接回应历史、回应此历史中人的身心、精神之痛，而和“新启蒙”思潮因对一些观念的信任而产生的自信状态不同。不仅不同，而且当我们真深入了此讨论的历史—思想意涵，我们会发现，自以为对当代中国大陆主体、自我问题有效的新启蒙思潮，其所强调的“人的再发现”、“大写的人”，其实对此历史中众多感受精神困扰的生命，只有一定程度的对治有效性，而并不能真含纳、消化潘晓讨论中已透露出的、引起时代广泛共鸣的大多精神身心问题。

也就是说，卢与中国大陆大多非官方自认有独立品格知识分子书写80年代通常运用的“改革、反改革”视角，第二次“西学东渐”“新启蒙”视角，加上因大陆环境限制公开会被压抑、隐晦，但在海外颇为盛行的“争自由、民主、人权，反专制”历史书写视角，都不适合正面架构潘晓讨论，更不用说给其正面且贴近的分析了。也就是说，在潘晓讨论面前，我们的历史书写所暴露的，已不是遗漏在此历史中实际有位置，但未以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显露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线索、历史要素，而是我们的历史书写甚至不能正面处理，如潘晓讨论这般以如此醒目方式表现在我们面前的事件所直接昭示着的历史线索、历史要素。而如果我们的历史书写，连潘晓讨论这种已爆发出来的，对我们的思考与看历史的方式以直接强烈挑战的契机都不能应接，可以想象我们的当代史叙述与我们实际所处身的历史—现实世界有着怎样的落差了。而这不能不让我们警醒，如果我们不是努力地去叩问使我们的问题与思考产生的历史，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现存当代史叙述为我们的历史—现实思考前提，那我们自以为对此历史—现实充分有效的思考与理解，与我们实际存身的历史—现实世界存在重要偏差也就毫不奇怪了。也就是，在现在这样一种有关中国大陆当代史叙述如此不理想的情况下，有关历史—现实负责任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把它的一部分意识与注意力转向对过快成型的相关历史叙述的省视，与对此相关历史—现实的再探问。否则，自以为为了中国的思考反可能在实质上脱中国。而如此，是因为他们关于中国历史—现实的指称本身便似是而非。

三

既然认定我们已有的历史叙述与相关思考，还没有找到深进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内在来理解把握此精神史构造与演进机制的方式；既然认定潘晓讨论在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认知理解上实具有关键性地位，那么一种负责任谨慎的作法，自然是尽可能避免任何先入为主，而努力于进入“潘晓讨论”的历史脉络，仔细体会讨论者所使用的方式，认真掂量他们每一句表述，以不漏过每一个历史皱褶。而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当然是不能断章取义。这样，一方面因为担心自己作选择时会遗漏有重要性的信息，另一方面更因为引爆此讨论的、以潘晓之名发表的这封著名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事实上以极为扼要的方式蕴含了，对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构造和所以如此构造众多关键性指示信息，使我决心把这封信及《中国青年》编者为这封信所写的编者按用楷体诸段引述，并把我对每段的相应评注用宋体附在所评注的段落后面，以详尽展开我对这封信所关涉到一切的理解。下面就是这封著名的信、《中国青年》的编者按和我对它们的理解。⑩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编者的话

我们在研究青年，青年在研究社会、人生。

相比后来种种自觉不自觉从他们自己习惯的历史架构来叙述、界定此潘晓讨论所产生的种种隔膜，当年《中国青年》这篇即时而出的编者按，对这场他们推动的重要讨论，却是相当敏感不隔的。{11}

青年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当他认为他所坚信和追求的东西突然失去的时候，当光阴的流逝使他痛感自己碌碌无为的时候，当因某种情景的触发而使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一个严肃的问题就会象逼视着自己的法官那样出现在面前：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编辑这段描述在“文革”结束后几年是相当真实的。而这和刚过去不久的毛泽东时代密切相关。毛泽东时代动不动就归到意义问题的话语氛围，普遍虽然不免狭隘的理想主义宣扬与要求，与对意义有强烈明确感觉才算人生活得有意义的意义感认定方式，使那个时代有向上心的青年对虚无感过度敏感、过度反应。当然，反过来，也就容易出现对意义问题的追问和对意义问题追问的共鸣。而不管是对虚无感的过度敏感，还是对意义感的过度渴求，都和中国大陆80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很不一样。（当然，当时和后来对虚无与意义的指称也蕴含着差异。）

这个老问题又被提出来了吗？对，又被提出来了！但它却带有八十年代的特定的内容。

了解这十几年沉浮变迁的人们，都不难理解青年们探索人生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编辑的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编辑也是同一大历史的过来人（特别是年轻编辑），{12}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幻灭感、惶惑感，并对何谓有意义等，与大家有相同、至少相近的感觉与理解。

象潘晓们一样，他们原来也真诚地相信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为信仰献身。然而，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人生的目的竟又是这样模糊、把握不住？！他们彷徨，苦闷……

通过概述潘晓来信的内容来概述一代青年。中间所透露出的强烈共鸣感，说明潘晓所述也强烈地打中了他们。当年直接推动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编辑马笑冬事后的回忆便证实，她自己当时也被主要构成“潘晓来信”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的信所震动，{13}而她自己当时所以这么投入于这场讨论，是她自己和“这个讨论有深深的共鸣”，“也受着教育”，“思想也在发生变化”。{14}

但他们不愿意走向虚无，而是在探索，艰苦地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毛泽东时代对意义的感觉与认定方式，强烈影响到一代人对人生应该存在样态的理解，而这样一些非常强的感觉和理解，使他们对虚无感有着极强的反应。要不我们很难想象其时潘晓讨论会激起那么强烈、广泛、深刻的反响。

他们是带着过去的创伤来探索人生的。

编辑清楚看到一代人思考、感受和他们前面强烈经验不可回避的关联关系。

他们是带着受到现代科学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人生的。

和上面一句既和潘晓信内容配合，又符合编辑对很多认真青年实况的观察不同，这句则主要反映了编辑认为的应该。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对科学的广泛信仰，和自觉不自觉认为科学与包括伦理、价值在内的很多领域问题很有相关的认识理解状态。而这种状态使得当代很多变革和人们变革时的信心，都是在借助我们今天诟病的、没有和科学主义划清界限的理解、表述形态中作出的。

他们是带着自己对祖国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关注来思考人生的。

这确实是那时代许多青年的特点，也是整个潘晓讨论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之一。而这也和毛泽东时代有关，因为毛泽东时代谈论意义问题，总在要求把个人人生意义和集体意义、大历史意义联结。

象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

和一些当时被公认为特别重要的历史关头作类比，让我们看到，编辑对他们发动的这场讨论和接下来历史展开的重大关系，实有着不乏冒险，但却被接下来历史展开证明为敏锐、正确的预感。当然，这段和接下来一段编者按也让我们看到，尚未经过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反思激进主义、反思科学主义诸思潮洗礼的80年代，大陆思想界通常表述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的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

这段表述，既反映了编辑希望把人生意义问题，和当时从国家到社会普遍舆论都认为重要的国家振兴直接结合起来的愿望，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大陆的国家杂志，实际具有的实践空间与其杂志实践操作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当杂志把所要的讨论的问题和国家目标关联起来叙述，它实际上的自主实践空间就往往可相应扩大。

应该说，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无须讳言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它并不因为一些人的忌讳，或另一些人的愤世厌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动乱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危难的锻造之后，我们共和国的年轻一代，没有背弃时代的责任，作为他们的主流是更坚强了。他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高举起新长征的火把，又顽强地挺进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寻求，将成为年轻一代人在人生旅程中的新起点。

这段编者按反映了编者清楚看到潘晓来信所呈现的苦闷、愤激情绪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苦闷、虚无、破坏性的愤世嫉俗，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状态的强烈不满、不甘，对意义感明确、强烈与热烈、饱满人生的充分渴望。而与这一两面性所对应的，可往建设性和破坏性截然相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让编辑特别希望，通过正面面对这一问题，让这具两面性的精神、心理能量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定型。虽然，对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编辑实际上也给不出任何实质建议，只好于此反复颂祷。

确实，此后相关历史展开证明，这一时期年轻一代人“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寻求”，成为了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的关键结点。而要让此结点成为编辑所希望旅途方向的新起点，前提是必需成功思考、处理此有着特定历史、精神内涵的“人生意义”问题。而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是讨论的实际展开还是此后历史的展开都未能很好地思考、处理此有着特定历史、精神内涵的“人生意义”问题，而这，对此后历史的影响，对此后历史中人的影响又是什么呢？这本来是思考当代中国大陆历史，特别是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虚无主义问题必需特别加以追问的，但实际上，后来的思考者和历史书写者，不仅没有特别加以追问，而且实际遗忘了当年《中国青年》编者按本来已初具形状的对这一历史关要的整理——特别是她们对此历史关要重要历史位置的清楚意识。在相当的意义上，本文其实正可视为对这些编辑第一时间的问题整理、第一时间的历史感的认真重返，以便对这一历史结点、关要重新作检讨和接续工作。但愿我此一工作不会辱没她们当年的敏锐性和责任感。

应该怎样看待社会？怎样对待人生？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怎样才能生活得有意义？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何在？——让青年们自己来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吧！

这里，我们把潘晓同志给编辑部的一封坦率、诚恳的来信发表出来。潘晓同志说：“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相信，在一场对人生意义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青年们会有所收益。潘晓同志和更多的青年，会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进的路标！

把问题的性质、严峻性和重要性揭明给问题最直接的当事人，提议当事人思考、讨论当然是对的。可惜的是，或一定是，揭明和讨论的结果，并未使存在非常不同可能性的问题状态，向编辑所最期待的目标方向——个人充实、积极，同时又直接扣连到中国振兴事业上去。而这一有着很强时代特色的希望目标的设定，由于过快把个人充实和国家迅速发展纠结在一起，反不利于对问题复杂性的厘清，当然也就影响编辑们本希望发挥的介入引导作用。但如此，不光是编辑们在认识上缺少准备，当时国家和知识界一般思想理论状况也大约如此。比如，当时直接介入此讨论的中国共产党内主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理论家胡乔木，虽然从他的谈话中，可见他的敏感性和经验丰富，但从实质上并未超出此编者按。{15}而这，只要细读引爆整个讨论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便可清楚，仅有着同情、理解，有着愿望，是不足以面对这一讨论挑战的……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如注{6}所述，这封署名潘晓的来信是当时《中国青年》的编辑马笑冬根据青年女工黄晓菊、大学生潘玮的来信与座谈时听到的一些表述加工合成的。但由于加工合成时主要以黄晓菊的信为主，且不仅主要内容，一些最关键的表述也来自黄晓菊的信，因此，这封信完全由黄晓菊的角度和感觉道出。{16}由于这封来信以一种既具体、感性又扼要、极富冲击力的表述集中表现了历史挫折所带给一代人精神和心理的深刻影响，它可能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除毛泽东几封因个人特殊地位、特殊情势和国家之力而引起巨大影响的信之外，受到最广泛、热烈对待的一封信了。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起始便如此概述自己的经历，使得这封信开始便很明确，作者对自己的人生轨迹感到非常困扰。也就是，虽然自己在认真面对世界和自己，但结果却和自己希望的状态背离，而这不光让自己悲伤，还让自己困扰。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段叙述不长，却让我们扼要可知，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打造共产主义新人的核心方式，其时青少年理想主义的特点和意义感构成方式。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这段和上段通贯，扼要但清楚地向我们传达着，毛泽东时代所期待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核心内涵，和打造此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方式与逻辑。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

这段所讲的各种“文革”现象，是在几年里前后发生的，有一个过程，并且只在大中型城市，特别是北京这类大型城市才普遍。且除她遭遇的这些事实带给她以困扰外，她如此强的困扰，还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如下结构性不足：毛泽东时代号召人们去关注大问题，去召唤人们的崇高感、使命感，但于此同时，却对人们真实的日常社会生活问题、自我身心状态问题着力不够，更谈不上充分正面处理与思考，人们该如何安排这些真实的日常社会生活问题、自我身心状态问题，这些问题与那些大问题、崇高问题是什么样关系，等等；却往往过快、过直接地把人们日常社会生活问题、自我身心状态问题，归结为大视野、大心胸、崇高感、使命感没有建立起来的结果，而这等于在思考和实践上取消了这些真实的日常社会生活问题、自我身心状态问题的独立位置。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在80年代后，以摆荡到另一极端的样式存在着。就是，我们变得过于习惯，把任何以日常生活、日常身心理由叙述出来的问题，都当成问题必然本有形状来认定，而过于不把人们的日常经验与叙述放在一个给着视野、心胸、崇高感、使命感以适当位置的结构性状态中来看、来分析。显然，现今这种过快认定问题的性质和形状，与毛泽东时代对这类问题的实有位置重视不足，都有严重问题。

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此段流畅叙述中间，其实夹杂了和作者整理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相关的曲折。就是，在感叹中，作者其实不自觉包含了把自己家庭经验抽象为“亲人”，并用“亲人”、“社会”在关怀上通常存在的等级，进一步把自我经验推为“亲人”关系都如此，那“社会”上人与人关系会怎样。

但这一逻辑在实际上马上遇到了挑战，因为事实上是同学帮助，街道办事处同情，使得她可以脱离家庭自立，对未来产生新的幻想。但她的问题是，并没有因认识到同学和街道办事处属社会范畴，因此便质疑自己不自觉的推导。而这类思考、分析上的不细致，对潘晓的感觉定型与经验定性影响非小（详下）。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文革”爆发的同时是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这理想主义的典型表现方式之一，就是要求人们超越中国传统特别强调的亲情、伦理、为人处事之道等，要求人们超越新文化运动以来被突出强调的个人爱情等，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而这种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当然要求人们不论是处理同事关系、上下级等关系，还是友情、亲情、爱情等关系，都要以当时理想化的共产主义道德、行为为准则。但“文革”发生初期是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冲动冲到最高点，也是它迅速由盛转衰的转捩点。而在理想主义实质已经大大受损，但其外形与公开氛围仍强调其理想主义要求时，便会发生潘晓这两段所叙述的情况。就是，潘晓对干部作的，是按照她所受的教育和当时的理想主义号召去作的，但她所碰到的公开时会强调这种方式正确的干部却早已不表里如一，而且此不表里如一，在理想主义已大大衰退的“文革”中期以后通常氛围里，还会被很大程度默许，乃至视为当然。而潘晓的朋友对潘晓所做的，看起来是符合理想主义要求的做法，但在实际上可能只是出于自我利益对此理想主义加以手段利用。至少，由于当时这种以理想主义之名或理想主义所推荐的形式为理由，但实际为谋取自己利益的行为存在相当普遍，使得当有人把真正的理想主义冲动做法猜测为私利推动时，很多人会想当然接受。而这些构成着潘晓此两小段经验与心理叙述的历史—结构背景。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17}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了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注意，在踏入社会之前亲情方面已遭到挫折的潘晓，她踏入社会之后寻求支撑的表述顺序是组织、友谊和爱情。为什么会如此？要知道，过去中国人碰到人生困扰，他可能是在自然中积极找安慰，在自我身心的积极调整中获致平静，等等。也就是，这顺序也和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演进有关。

中国共产革命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想把人生的意义感、身心的充实感完全转到对革命本身的参与、投入。在1949年后，1966年“文革”前，这革命在一般人眼里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建造的国家来保证的，而毛泽东并不和这个党与国家分离，而只是被作为党和国家正确的象征。就此言，“文革”前期的特殊之一，是毛泽东和党与国家的某种分离，就是不再是党与国家，而是毛泽东才是此革命的保证。但经过了“文革”前期的疾风暴雨，党和国家再建后，在一般人眼里，毛泽东与党和国家又复归了统一。这种情况下，投入革命，当然就要相信组织。所以，当潘晓寻找人生支撑时，组织成为其意识里首先出现的希望所在就完全不奇怪。

相比，友谊在此革命中，虽然不能像组织那样，经常在逻辑上和实际上成为革命的支点，但在实际中，有关友谊的强调与书写还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到最极端的用革命来衡量一切的“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在革命压倒一切的话语逻辑中，友谊仍在当时公开表述和书写中以革命友谊、革命战友的名义存有一席之地。不像爱情，到了“文革”前的提倡革命化时期（1963年至“文革”爆发），特别到“文革”初期的公开话语和公开书写中，已经出局。

但爱情的出局是短暂的，“文革”前提倡革命化之前的话语和书写，特别是60年代以前的革命书写中，爱情占有相当的地位，而且即使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话语和书写中一时出局，爱情也未被正面特别攻击和否定。

所以，当亲情在潘晓作为一个选项已被排除的情况下，“文革”后期潘晓寻找人生支撑的选项依次是组织、友谊和爱情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此时的革命构造和此构造所由来演进的历史所塑造出的心理感觉秩序密切相关的。

而这也为我们理解80年代上半叶特别强调爱情对人生的核心支持意义提供着重要线索。在革命使得对人生提供意义的其他重要选项被早早排除一代人视野之外后，个人的经验和“文革”终结所揭发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党和国家的去魅与被怀疑，并连带使得被正面纠缠于此党和国家发动的革命的友谊的形象连带受到伤害。这种情况下，直至60年代初始终在此革命中存在的亲情、爱情，却因在“文革”中未被负面化的出局，既在人们视野中正面存在，又未受到“文革”带给人们的挫折的连带伤害。

相比，亲情范围的明确限定又不利于毛泽东时代带给青年们的理想化感觉模式，而爱情因其范围的不限定和浪漫感觉的连带则可满足人们理想化的冲动与幻想。也就是说，80年代上半叶中国大陆关于爱情对人生提供着最根本支撑性意义的热烈赋予与想象，亦是与此前中国革命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史—心理结构条件密切相关的。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理堵塞得象要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连结上面讨论可知，潘晓根据自己的经历所得出的有关人生的愤激结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历史规定视野，特定的意义寄望理解中受挫而得出的。也就是，她在信开始讲的她的深深失落，讲的“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中的她自以为的“长河”，其实也是被封闭在特定视野，特定意义感理解中的，而非真经历了多种人生、真检视了万千世界。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了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注意，是对虚无感的不甘，促她寻求。但她不可能想及，她去请教的对象，实际和她一样，大多同样被封闭于特定的视野、感觉和语言状态中，同样被时代的大起大落所困扰、失落。也就是，革命尚在公开表述中是一切合法性的来源，它加给人的视野、感觉与语言状态亦未被人们找到方式脱去，在这种情况下问意义，“自然”、合法的回答当然是“为革命”，“为全人类”的解放，但偏偏这时已是革命理想主义形骸化的时候，口头上侈谈的壮丽大词，恰恰像人们行为的反讽。而这种情况下所谈的实在、活着，由于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在壮丽大词不仅不能激起人们相应的正面感受，反像反讽时，对壮丽大词相关一切的反弹，因此，对实在等的谈论便表现为只在乎物质利益的。而这种自以为完全脱开大词的虚空回到真实的反弹，由于是摆到另一极端，当然不仅不可能开拓潘晓有关生活、人生的理解，而且由于它自以为实在其实极端所连带出的生之乏味表现，反会反过来刺激潘晓把视线从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移开，到这些之外寻找意义。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构，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在某种意义上，潘晓的经验并不那么具有普遍性。比如，因为理想主义的形骸化，因为人们的精力和热情没有其它社会管道可以接纳，这就使得“文革”后期大多数家庭生活更紧密了，亲情对人们的生存、生活更重要了。从这点看，潘晓的家庭遭遇{18}，便不那么具有普遍代表性。又比如，虽然理想主义形骸化在“文革”后期是普遍性问题，但干部们的表现，比如腐败问题跟大陆后来比简直就不算问题，官僚化问题也受着其时犹强的革命心理、平等心理与氛围，当时有相当空间可供存在的夺权斗争（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僚有把柄被别人抓住，此种其时广泛存在的斗争空间，便可能使得有人会以这把柄为口实，利用这斗争空间，打倒此官僚）等制衡。如果上面所说不错，那为什么在相当意义上有着特殊性的潘晓的经历与情绪，与她对自己经历和情绪的整理，却会引起人们，特别是当时青年如此强烈的共鸣和反应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更结构性的意义上看潘晓和一代青年的情感与心理真实。因为这和参与“文革”一代青年人的成长经历，和“文革”给他们的承诺与期待密切相关。一方面“文革”把他们带到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辟历史新纪元——不仅克服使苏联变修的社会结构与人的主体状态，而且迅速在中国开出一个保证中国永不变修、保证中国通向共产主义的新天新地；另一方面，“文革”具体的展开，则让这一代被承诺者看到，现实和成长时被灌输的“现实”叙述存在很大的落差，弥漫、笼罩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理解与冲动，和按其设计的把全社会卷入的“文革”实践中存在的种种让他们很难思议问题，则让原来因此而憧憬、热烈到极端的人们，迅速从此理想主义顶峰跌落。而此理想主义，不仅被认为提供着历史未来的意义，也被认为提供着个人人生的意义。这样，“文革”的挫折，在一代人那里，便和通常的历史、社会、政治挫折不同，和实际挫折带给人们的打击和伤痕比，对这一代很多人而言，更大的打击和挫伤其实是心理和意义感的。（因为，这一代人中不少本有为革命而准备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的意识，但此种意识得到支撑的前提是这革命本身是代表真理和历史进步方向的，所以，对有这些意识的人，最摧毁结构的打击不是受苦、牺牲，而是这自认革命根本就不是他们认为代表真理和历史方向的革命。）既是短时间内巨大的心理势差带给人们的尖锐冲击，也是以这革命正确为背景的被教育要强烈、真诚面对生命意义问题一代人的生命意义感的失落。而正是同时在这几个方面，潘晓强烈的情绪，尖锐的整理，把历史的挫折和人生意义感的挫折特别突出连结起来的方式，打动着一代人。也就是说，潘晓这封信所以搅起如此大的波澜，其关键不在其经历细节的代表性，而在个人经历后面的情绪性真实、心理反差的结构性揭示。正是这一情绪性真实和结构性揭示，而不是个人经历的代表性，赋予着此封著名的信对一代人的召唤力量。

而潘晓这段有关她碰到问题后阅读与思考的叙述，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不仅潘晓的心理朝向和经验整理、反应模式深受她所在历史限制，而且她的阅读与思考也相当受限于她所处身的历史。在潘晓因为困惑而开展的阅读中，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等，在中国大陆属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来源范畴。被界定到马克思主义来源里面，使得他们容易在毛泽东时代被翻译、出版、收藏，既相对容易得到，阅读上也有相当合法性。而潘晓为思考提到的文学家，则主要属于在60年代上半叶特别激进前，被列为值得阅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系列。这当中，只有雨果通常被列为与批判现实主义同样具有一定合法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且与通常被谈论的其他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比，雨果许多作品中现实批判的比重是非常强的，对雨果这些作品的评介、肯定方式，也是和评介、肯定当时界定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基本相同的。从潘晓叙述的上下文中，对她构成深刻印象的应该也是雨果这些作品，或作品中的这些要素。也就是，在潘晓，雨果实际上也是被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阅读的。而在潘晓阅读这些被目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时，当时和这之前，中国大陆对这些作家、作品的介绍是有着一定格套的，而这格套显然对潘晓阅读这些作家、作品大有影响。

从潘晓这段信和上段信，我们可以看出，对潘晓人的理解的表述给以直接影响的虽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对她人性判定给以关键性影响的，除她个人经验外，便是她所提到的这些文学。而这些文学所以不是使潘晓质疑她已有的关于人生的愤激结论，而是使她对她已有关于人生的结论更加自信，除她强烈心情对她阅读时不可免的影响外，也和她所处身历史对这些被归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的界定、阐发方式有关。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革”前，对归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的叙述评介里，会特别突出这些作家作品对人性恶的一面的揭露，只是揭露的同时会强调：这一人性恶的存在，特别是一素朴纯洁人格青年如何变成让人扼腕的人格，是因为罪恶资本主义制度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存在。今天跨入社会主义就完全不同了。这样，就用这些作品再否定一次在青年人眼里、心里已经批倒批臭的剥削社会的同时，对青年人已经确信不疑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性、优越性再作一次论证。而潘晓的阅读，因为她已有的社会主义相关经验带给她的挫折感，一方面使得她实际去除了这种处理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逻辑层面，另一方面却特别深受这一处理方式——脱作品复杂性的对社会和人性恶的犀利描写的强调。这样，在潘晓的意识中，大师描写的革命前人性、与她所经历的革命后人性便都被她脱脉络、脱结构、脱复杂性地并置在了一起，从而推出比她先前相对拘于一个狭窄的时空对人生真相的感喟，更绝对也更虚无、更愤激关于人性本身的结论。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争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这段陈述非常清楚地呈现着编者按中已注意到的潘晓式情绪、愤激、虚无感的两面性。就是她接受不了看起来既被自己亲身经验所证实，同时又被对世界、人生、人性认识得特别深的杰出文学家、思想家所证实的有关人性的结论。因此，这结论不是把她统一起来，而是让她更为分裂。不是让她因此变得平静，而是让她更苦恼。用信上的原话就是：“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这分裂感，让她对她做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陷入的一些事情与心情，比如，争工资，计较奖金，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也都深感痛苦。以致她要用黑格尔的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来平复自己。也就是，她看起来决绝的虚无感下面，是热烈的朝向反方向的理想主义激情，是对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高度企望。

认识清楚此点，就应该同时清楚，要真的建设性面对潘晓的问题，就必需思考如下问题：如何在顺承、转化此宝贵的理想主义激情，为此理想主义激情找到新的稳固的支点的同时，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义的挫折所产生的强烈虚无感、幻灭感能量和冲力。在这一意义上，潘晓讨论可说给了时代认清——该讨论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张力状况实处于关系到今后精神史基本面貌的转捩点——这一关键以绝好的契机。可惜的是，在围绕潘晓来信引发的讨论展开中，像编者按这样，意识到讨论的关键，意识到潘晓信件所反映的精神构造具有两面性的不少，但却也都像编者按这样，在初步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后，都未能因之更进一步把握潘晓问题所对应的历史与精神构造，并在此进一步把握的基础上，把它再进一步整理为——可让我们的解决问题实践有明确方向的明晰问题。而这，当然会影响我们对潘晓讨论核心何在的清楚认识，当然也会影响关于如何解决潘晓困扰问题的思考有效性。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经历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僻，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既然潘晓关于人性的思考结论实际上不能面对、安排她的困扰，那，她生活中的追求能不能帮她一定程度解决或至少缓解她的分裂感呢？这里，她讲到她的文学追求，和她的工作环境不理想。在她的眼里，她所在的集体工厂的同事们，主要是家庭妇女，不是家庭妇女的年轻姑娘们也不是谈论烫发就是谈论穿戴，她们的表现让她觉得粗俗。

我不怀疑潘晓叙述的真实，我想问的只是，潘晓所诟病的这些同事谈论烫发和穿戴表象的背后面是什么？要知道毛泽东时代那样一种笼罩氛围和动员能力，很少人能完全自外于历史的拨弄。因此，一个表面爱谈论烫发和穿戴的人，很可能和表象上也斤斤计较工资和奖金的潘晓一样，另一面则是对原则和理想的肯认（虽然可能不像潘晓那么强烈）。也就是，使潘晓陷入两面性冲突的历史结构，她的同事们难道就能完全与此无关吗？所以，潘晓若能突破同事们这些看起来好像自然表现着她们内在的表现，很可能会发现她们和自己一样，也同样受困于此历史。在相当的意义上，她们谈论烫发、穿戴，并不因为她们仅仅安于此，而还和她们不知道怎么去整理她们的经验和心情，整理她们看到的问题和现象有关。而一旦当潘晓发现她们同样无法自外于此历史，同样受此历史拨弄时，潘晓对同事们的了解也就深入了她们的内在。并且，由于在历史的共通中，每一个人的轨迹又有她的特别性，这样，潘晓也就在实际上拥有了对自己所处身历史展开的更多认识。而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互动中，人们会在同构中发现特别，在特别中发现同构。而如此，对世界的更多了解，也是把自我不断对象化的契机。而只有不断地把自我对象化，我们才能更多地把主观感觉、莫名情绪变成可以被关照、分析的对象，从而免于自己因无法把自己的情绪、心境对象化，而过受主观感觉、主观情绪困扰。而这种对自我理解的加深，又可进一步提供理解他人和世界的契机。这样，自我和他人的交流才会在突破表层语言、表层行为的层次上，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形成一个正面不断互相推动深入的、有利于每一个人自我理解不断加深的正相关辨证关系。而一旦以这样一些突破表层语言、表层行为的互相理解为媒介，我们就能在我们日常生活、日常工作中创造出更基于内在经验、更基于自己内在真实困扰与欢乐的沟通、交往来，立基于此的友谊、互动，也才可能既有利于每一个人建设性自我发舒，在发舒中建设性自我审视、自我培力，同时又能彼此充分实现出情感安慰连带、认知启发连带和身心培力连带。

而现有潘晓此段叙述，不仅缺乏只有突破人们的行为、语言表象，才能深进人们在特定历史结构、特定历史阶段共通经验层的思考意识，以寻求建立基于每个人更内在经验的交往的自觉努力，反根据人们的表层表现，先入为主地对人们的本质做一个认定，并自觉不自觉依此认定认为自己高于对方。而一旦这样，便也意味着潘晓不可能真的根植于自己内在需要，在日常情境中创造出——对自己对他人都具深层共感、相互安慰培力作用的交往互动关系来。而一个不自觉习惯在革命正确、革命所掀起的集体昂扬气氛中获得生命意义感的自我个体，当这些习惯的支撑远离了她时，如果不能很快找到有利于她自我支撑的充实方式、培力方式，她的自我也不可能是坚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潘晓一方面把自我设定得更高，另一方面却常常“孤独”到不能承受此自认更高的自我，而想加入到她本鄙视的人们谈笑中去的原因。但由于她的加入并不以她检讨她对自己与同事的设定为前提，因此她的加入也就不可能成为突破此种交往，形成新的交往的契机。也就是，潘晓的此种加入，并不会改变女工们原有的表层且散漫的交往状态，当然也就更没有对潘晓重要的，既有助于潘晓把自我客观化又有助于潘晓自我培力交往状态出现的可能。

于此，我们清楚看到的是，已判定自我为人生支点的潘晓的实有自我，却是一个当外在昂扬氛围退潮后，她自我也承受不了自我的自我，而她对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理解和她的自我理解，又使得她不能在一个本潜存着相当可能性的环境中，创造出对她自己对别人的精神安慰与培力都深有帮助的环境氛围和交往关系来。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作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象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既然潘晓不能从日常工作、日常交往互动给潘晓在理智上认定的自我以特别的支撑和培力，那她选定的文学事业能不能给她理智认定的人生支点自我以特别的滋养、培力呢？从后面潘晓的陈述看，她要“拼命抓住”的在她的感觉是唯一精神支柱的文学，对她自我状态的改变并没有起到她寄望的作用。怎么理解这一点呢？当然，她对人性的认定会影响她对世界的观察，对自己经验的反刍；她读文学经典的方式，也妨碍她通过这些优秀文学的学习通向丰富的世界和把世界进行有意味的文学赋形。也就是说，她不突破她在信中显现的一些东西，她不易通过文学找到有效地不断深化自我理解、世界理解的方式，并用容易对此过程正面展开有助益的文学来充实之、磨砺之的方式。而只有如此，文学才可帮她不仅突破她已有这些——看似决绝实则让她不安的结论对她生活、阅读的影响，而且才可让她的文学热爱和她对自我、对世界的深入理解正面互动起来，才可真的为她重构自己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氛围提供契机。

但即使抛开这些积极的可能不谈，从小喜欢文学，说明文学中间总有让她契合、安慰乃至一时飞翔起来的东西。而这样文学未尝不可成为让她生活中记挂、优游，为她不安的自我提供平衡的东西。但可惜的是，此段信中“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这句话却透露出，看似她在决绝地宣布“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作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但实际上她的自我中心只是一个表象。因为，表面看起来文学的选择在潘晓是为了自我而作的选择，实际上她作如此选择的最内在动力是为了不让社会看轻。这样，看似以自我为中心的决绝便因实际着眼于社会的视点，而且是最容易被社会看到与反应的视点，而实质使她因这自以为自我中心的选择脱逸出了自我的轴线。这就涉及到她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选择文学作为自我努力的事业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可说是一个文学成为突出焦点的时代，许多文学刊物都是几十万的发行量，一个人写小说得了全国奖，会马上成为全国知名的人。但问题是，此种主体构成方式，如果因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代的氛围焦点为文学而选择文学，那么到了1992年以后同样的主体构成方式、构成逻辑会使他们选择什么呢？当然是市场，因为，1992年以后和市场相关的一切成为中国大陆社会最具笼罩性的氛围。所以，文学虽然更易跟潘晓当时困扰的自我问题相关，但由于她面对文学时已有的一些惯性，更由于她面对文学的方式，因她自我有问题的逻辑而易过受社会表现出的文学风向的影响，加上她赋予自己写作以引起别人重视这一外在目标重压，因此，她的文学事业追求，不仅不能积极有效支撑、滋养她的自我，甚至不能为她消极提供记挂、优游、兴趣寄托这样一些有助于自我平衡的作用也就毫不奇怪了。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当然，比潘晓具体遭际更让人不安的是潘晓事业感的构成方式。潘晓的事业经验让我们了解到，潘晓式自我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她的自我强调并没在事实上导致以自我为轴心的思考与事业追求设计，而是在追求的核心感上，自觉、不自觉以社会最流行的视点与氛围为轴线。也就是，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冲动，实际上快速悬搁了自我问题；不仅悬搁了自我问题，而且误以为此悬搁状态在真实面对自我，而此误解，事实上不利于有关自我问题探讨的进一步建设性展开。

这段信里出现了整个潘晓讨论中最有名的，也是讨论中最被聚焦的话“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其实这句关键的话和接下来那句相对被忽略但同样重要的话，“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并不必然对，也并不必然错。对错要看它们是怎么进一步被赋予内涵的。有关自我和他者的问题，孔子有非常精彩的思考。孔子表扬“古之学者为己”，批评“今之学者为人”，他又说“为己成物，逐物丧己”。如果从字面看，潘晓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和孔子讲的“为己成物”是一样的。那么，在孔子处，“为己”为什么要表扬呢？“为己”为什么能成物呢？这其中便隐含了对理想的自我与他者辩证关系的把握，和这种辩证关系理解的建立对实践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问题。因为，以对自己的深入理解为媒介，我们才可以达致对他人和世界、对历史更深入的理解，而对他人和世界、对历史的深入理解又可成为进一步深化自我理解、进一步找到准确设定自己实践的媒介。这样，关注自我和关注世界就会成一种正相关相互推进关系。而只有当你对他人和世界有深入的理解时，你在想对世界贡献你的善意时，你才能准确沿着他人和世界本身的生机脉络，真正做到在克服问题的同时，最大限度顺畅此生机脉络，而不是因看不清对象脉理，事实上在把自己认定的善强加给别人和社会，或是把我们自己肯认的价值和原则直接强加给别人和社会。此所以“为己”难得，“为己”能成物也。而如果没有此以“为己”为媒介的辩证过程，哪怕是真心为善，哪怕是施为具普遍性的原则与价值，也会因不识他人和特定世界脉理，不能根据他人和特定世界脉理确定自己的施为点、施为方式，从而既不能使自己的善和自己欢爱的价值真正植根于施为对象，而且会反过来破坏施为对象原有的生机构造。因此，孔子才会警告一心“为人”的今之学者，这种一心“为人”，将实质使得今之学者所怀抱的价值和善越来越抽象，不仅不利于他人和世界，且会误导对自己的认知与理解，而这也就真成了孔子批评的“逐物丧己”。

也就是，清楚解析潘晓“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和“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表述，在什么语义情况下可能最具建设性非常重要，但对本文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清楚解析这几句核心性表述在潘晓的脉络里对潘晓的实际意涵。也就是，当我们结合上下文，我们看到的是，赋予自我以基点意义的潘晓，本身却是在以投身革命为意义，并在对此革命正确的信仰和革命所激荡起的强烈氛围中获得他们充实感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样，排除他们从其它方面获得生命充实感和意义感的这革命本身的受挫，必然产生着他们的信仰和意义危机。而他们针对这意义危机的反应却不能不受此革命所带给他们视野和习惯反应方式的影响。而这样，一方面是他们迫切需要在短时期内获得有力支撑自我、安稳充实自我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他们自我过去的条件使他们很难在短时期内自己解决自我支撑、自我充实的问题。也就是，这种情况下强调自我，自我的条件是先天不足的。这种不利的历史情况下，加之潘晓在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开展不出能使自己生存感、意义感焦灼感到安慰、纾解的环境与氛围；自己选定的追求目标又实质、迅速地偏离自我问题的轴线，实际转向了和自我真实困扰无关，或少相关的社会流行氛围、社会流行视点。这样，无论她的日常生活、日常工作，还是她的特别追求，便不仅都无助于自我身心状况、意义感受状况的充实与改善，而且自以为的“为我”—自我中心实际上也成了孔子所说的逐物丧己。这些情况合起来，潘晓所强烈感受到的自我无法承受自我的状况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而这些都清楚显示着，无论在日常生活、日常工作中，还是在潘晓选定的事业中，潘晓自以为的“为我”，其实都跟她“自我”碰到的关键问题很少真正正相关帮助关系，而这些意味着她所宣称的“主观为自我”，“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在她以之为动力所开展出的实践形态中恰恰都没有被实质落实。本来她所提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和“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是要扭转先前完全把人生意义放置于外在历史的问题，但悖论的是，她观念上的反转并没导致实际样态的反转。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清楚指出的，她自以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事业追求设计实际上仍是以外在视点为中心的。而这次转向外在，由于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通行氛围决定，因此和先前以革命为旨归的指向外在不同。当革命在潘晓眼里还没有充分暴露出问题时，它包含了符合世界史原理的真理的承诺，为民族为世界更好未来奋斗的崇高感召唤，和相配合的能不断激荡人们身心的一整套语言系统、工作氛围、生活形式的创造。而这些，在以一般社会氛围为旨归的外在方式中，要不是缺如的，要不是弱化的。因此，潘晓此时以自我为中心意识动力的转向外在，在身心状态上，完全不能获得她先前虔信革命时所获得的那样一种身心效果也就是必然的了。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象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是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吗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有了上面的解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潘晓经过认真思考后设定了自己的事业，并致力于自己所设定的事业，不仅不“充实、快乐、有力量”，却感觉自己是“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潘晓思考上转到自我中心，并没有开展出对其实际“自我”问题真有帮助的实践方式来，相反，无论在生活、工作还是事业上，实际上都是对此最让她苦恼问题的悬搁。这样，她越是致力于她自己选定的事业与生活样态，她越是不能从中感到她本期待的对她“自我”问题的回馈。而这些，虽然没能生出她对她整个思考的质疑，却让她对她过去认为当然的“人应该（按着自己接受的真理）认真活着”发生了质疑，以为自己的问题就在有过多追求，以为只要自己卸掉这些抱负就可以免掉这些挣扎、折磨。这些挣扎、折磨也让她把视线投向报刊常讲的：“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投入这一伟大时代，以不辜负时代，不辜负自己”，对自己困扰的意义问题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细味她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潘晓并没有否认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代具有当时报刊所说的意义，但从她切身经验，她切身所在环境与氛围来看，这一被认为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时代，并没有为困扰潘晓的意义问题、自我身心问题直接给以启发和改善。这样，就潘晓的切身感觉，时代即使伟大也和她无关，而只是和她越来越觉得茫无出路的自我并置着。这也就是为什么她讲：“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可惜，在潘晓讨论中，虽然有不少人被这段话打动{19}，但少有人深味这段话的理论和历史含义。因为如果认真对待这段话的历史和理论含义，认真对待这段话的挑战，整个潘晓讨论应该有所不同吧。

在潘晓讨论中，发言主脉之一就是，潘晓的问题是“文革”错误历史形成的，而现在已经扭转了那一错误方向，因此潘晓应该热情投身到新的时代中来。在这点上，我们看80年代历史特别着重的观察与铺叙历史的视角——“改革、反改革”的对立，在对潘晓困扰的反应上没什么不同。不管是我们界定为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他们共同的反应都是：“文革”错了，但我们已经拨乱反正了，青年应该投身于这一正确的事业获得身心的充实和意义。相比，后来我们认定的反改革派说拨乱反正，主要意味着历史已经回到50年代那样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来。而改革派则认为这一意义上的拨乱反正不够，要继续改革，因此呼吁青年投身到支持改革的事业当中去，以此获得自己的人生意义。也就是，无论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他们在这里其实都不自觉蕴含了同样的假设：历史的正确会使得投身于其中的人们获得人生意义感和生命充实感。却未去想，看起来潘晓们的人生问题困扰起源于历史的错误，那历史再摆回到人们认为正确的轨道上（当然，实际是不是正确？在何种意义上正确？其实都应该再讨论，我此处只是就当时许多当事人的感觉而言），人们就能自然获得生命意义感、身心充实感么？潘晓此处对自己经验的表述，已明确告诉我们，所谓历史回复正确，如没在此回复中蕴含对生命和意义问题的特别关注与有效针对处理，此种回复即使从另外一些角度看堪称正确和伟大，却仍可能对人生意义问题、生命身心充实感问题无效。而如此，实际意味着，潘晓从讨论一开始，就宣布了直接让人们投身讨论者自认正确的时代历史，以解决人生意义问题的讨论路径是无效的，或效果非常有限的。而潘晓的这一宣布，也等于实质宣布，中国大陆新时期从一开始就缺少——从此特定历史中人的意义感状态出发的有效反省和设计。

正是这样一种胶着于人生意义，但却无论是经过她自己认真思考所得出的、以自我为支点结论后她所开展出的人生状态，还是在新的时代宣传气氛下为她所瞻望的热闹时代，都不能给她的生命困扰与意义焦虑以有效帮助的情况下，在她的心理活动中出现了自杀冲动和宗教冲动。而宗教快速发展和自杀率快速增长，虽然是两个在中国大陆90年代以后才成为越来越受瞩目的问题现象，但一叶知秋，潘晓的经验其实也在清楚显示着这两个后来才让我们辗转反侧的问题，和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自我状态，以及没有找到合适方式面对这一状态之间的深刻历史联系。

但潘晓的宗教和自杀冲动并没有成为现实，为什么会如此？仔细看潘晓这封信，我们便可以理出一些认识线索，首先，这里有潘晓此段表述中便带出的以宗教和自杀为强烈负面的时代氛围的抑止作用。其次，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时代前边给她的昂扬主体，虽然让她在受理想挫折打击时倍感痛苦，但不能否认，潘晓在毛泽东时代确立起的这一主体是一个相当有承受力的主体。其三，毛泽东时代有关意义问题的强调和有关意义问题的整理方式，一方面使意义问题被快速凸显出来，尖锐折磨着潘晓；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时代所提供的有关意义问题的整理方式、整理语言不够理想、不够精细，影响潘晓以更复杂、更细腻准确的方式整理与思考自己的经验，但这毕竟是一套有关主体、意义的语言，这套语言在使得潘晓把问题简单化的同时，也对它作了有相当呈现力的捕捉。而这捕捉意味着潘晓在相当程度把她的焦虑与困扰对象化，而对象化又意味着使人相当程度摆脱更伤害人的莫名焦虑、莫名折磨。其四，毛泽东时代所遗留给潘晓她们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和意义冲动，在让他们痛苦时，也因这理想主义曾经是多么强的普遍性存在，不管潘晓多么否定她周围的环境，但实际生活和时代氛围中其实有着很可跟潘晓理想主义冲动共鸣和沟通的要素。潘晓的信所获得的广泛反应，和这中间几种反应都在心理上不隔，就清楚说明着这一点。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在造出抑止那时代人们往宗教和自杀方面趋向时，同时给了那时代人们一个比较强力的主体，和一个能相当程度把那时代人们意义焦虑对象化的语言，和使人们理想主义冲动不那么孤独的语言环境、时代环境。而这些都是使人们在强烈精神困扰时不至于迈出自杀一步的资源。但如果后面的人活于相近的精神史机制，却又不具备这么多有利条件，又没有有效替代性资源出现，大规模信教和自杀现象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而潘晓来信所呈现出的潘晓讨论和后来让人辗转反侧现象的清楚关联，更让人们对潘晓讨论没能足够建设性展开，而扼腕不已。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1980年4月

（编者注：参加问题讨论的来稿，请在信封右上角注明“问题讨论”字样。）

潘晓这封信的结尾，现在读起来让人有一语成谶的感觉。就是，这封信虽然引发了大陆青年的广泛回想，印证了潘晓“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并搅动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却真的没有引出什么“良方妙药”。对潘晓问题的回应，虽各有自己的经验背景，自己的思考脉络，总起来却不外几种。一是直接重弹“文革”理想主义老调，在当时甚遭青年反感，没什么作用；一是强调投入有意义、正确的历史，却没有进一步构想此历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观念逻辑、观念氛围，什么样的工作组织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精神文化方式才可能真正面对吸收潘晓的问题；一是支持以自我为支点，但却未分析整理，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努力才能使此自我被自我承受，什么样的自我构成方式、构成逻辑才能既使自我是充实的，社会又能得到很好的组织；一是强调平心回到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价值。这是整个讨论中最朴实但非常有价值的部分。黄晓菊、潘祎后来身心相对有所安置，都跟后来踏入这一方向有关。{20}不过，这一方向的讨论者在当时虽然都用自己的经验或潘晓其实也承受过很多关心（比如，因同学帮忙，街道办事处同情，找到最初的工作等）来反驳潘晓的偏激，论证自己的建议，由于这一讨论方向未能更进一步深进潘晓问题的核心机制，因此当时对黄晓菊没有构成影响。但说这一讨论方向有价值，不是他们直接给出了什么有力分析，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累积中确有很多资源，值得我们反复去分析、探查。不过，日常生活若想有托得住历史和此历史中生命的能力，也不是易事，要不中国大陆今天的日常生活就不会表现得如此被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氛围穿透和笼罩了。

至于更接下来把潘晓讨论架构在新启蒙思潮或改革思潮中来理解，不仅会模糊潘晓讨论所连带出的特定历史、生命质感，而且由于新启蒙思潮和改革思潮在有关人的问题上各有自己的展开脉络，是以，把潘晓讨论架构于新启蒙思潮和改革思潮中去叙述、理解，实际上等于抹去了潘晓讨论所提给我们的问题。因为，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启蒙思潮有关人的呼吁，首先指向种种外缘对人的侵害；而有关人的主体性等更进一步讨论，虽然大大关涉主体的充实发舒等抽象层次看和潘晓讨论有关的重要问题，却从未能对此实在历史中主体生命、意义困扰的构成有深进内在之分析，因此，80年代新启蒙思潮对当代人生命困扰、意义困扰问题少有帮助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思潮，由于在实际上把当代大多数中国人假设为特别在乎自己物质利益改善的小生产者，因此，在制度和管理规划上实质都是致力如何充分调动人们的“主观为自己”，以最大限度“客观为别人”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只是，这样一种和潘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相合，去除了潘晓此结论中实际包含的对生命意义问题的关注。因为从潘晓所以得出此结论的源初动力和展开动力看，这一结论无疑源于对意义本身的强烈冲动与关怀。{21}

也就是，由于此改革不仅缺少着对历史—现实中生命问题、身心问题的正面关心和回应意识，而且它自觉不自觉地根据有关当代中国大陆历史中人的假设所开展出的制度、管理规划，还会破坏着此历史虽未能被重新意义赋形，但实质存在的对此历史中人们的意义感、身心感需求有帮助和安慰作用的历史空间和历史要素。这样，此改革虽然为人们生存提供着多方面的改善，但仅就潘晓的意义、身心问题脉络来看，此改革所给出的制度、管理规划，以及与此相配合所造出的相关氛围，反在为潘晓的意义、身心关怀造成越来越不利的现实条件、现实氛围。{22}

既然直接的潘晓讨论不能给潘晓的困扰以帮助，而时代被认为相关的最活跃的思潮和实践也都实质不能给潘晓的困扰以帮助，那受此困扰的人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尽量悬搁此问题，尽量不要去面对它，以避免直面它所带给自己的尖锐刺痛。但在人们悬搁的同时，如果历史的发展中并没有相应发展出解决它或缓解它的方案与资源，却在损耗着社会和人们生活中原有的资源，那历史终将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生命意义困扰，而不管我们是不是如潘晓那样去固执地赋形它，尖锐地直面它。

四

有了对“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史问题把握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初步澄清，又有了通过解读内蕴丰富的潘晓来信所作的对把握理解“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史，特别是其中的虚无主义问题具关键性位置的，“文革”后波及一代人的意义危机问题的历史质地与逻辑机理的细致碰触，使我们有条件以扼要的方式，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所以如此演进，其如此演进和此历史中人们观念意识、实践规划间的相关关系等重大问题，给以提纲挈领的整理与分析。

简要地说，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上所经历的坎坷，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表现出相当新气象的中国共产革命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抱持了高度的期待与热情，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对治先前遗留下来的问题方面和开创新局面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突出成效，更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当时的国家领导者毛泽东与共产党有着热烈的信任乃至信仰{23}。而中国共产党在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所开创出的各种充分开掘社会潜能、调动社会能量、充分组织社会的技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样一种有利的社会心情下，更是把自己开掘、调动、组织艺能发挥到了极点，从而在不多几年内便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充分组织。{24}而接下来中国大陆正是在领导者对自身所认定的逻辑、所认定的理想有着高度自信，社会、民众对毛泽东、共产党有着高度信任乃至信仰，其时社会又被国家高度统合几方面情况下，国家、社会一起展开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批判与破坏的，以期用当时所理解、认定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取代中国传统伦理，以期造就全面拥有这些伦理和情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以承担共产主义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实现的历史重任。

对比中国传统伦理情操和50 ～ 70年代强调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重要的不仅在两种伦理情操内容要求上的差别，重要的还在这些被提倡乃至强加的共产主义新伦理、新情操，实被置于当时所讲述的意识形态正确之上，置于国家领袖与共产党的领导正确之上，而非象中国传统伦理那样，虽然无论就起源和现实都和一定意识形态相关，但在表现和感受激发上却更被置于其时理解相当稳定的天地自然的构造、个人良知，和与此天地自然、良知相配合的社会构造原理、日常生活原理之上，并和能与这些原理配合的人生境界感、个人身心充实状态、行为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之间，发展出了相当有机的契合关系。也就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感，可来自自己身心、行为与天地秩序、个人良知相合，或弱一点的人与自然生机的相通、谐和，身心的泰然、安定，和与宗教感有关的个人修行、积德行善所带来的救赎可能，以及在家族、社区、朋友等具体伦常关系中的责任位置所要求于自己的践行落实，等等。而这时提倡的共产主义新伦理新情操，虽然也要求把这些伦理情操落实到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与个人身心状态中去，但就其根本构成状态来说，其实质支点仍在其所依赖展开的意识形态正确{25}、国家领袖与共产党的领导正确。而这样的伦理构造方式，也便因其构造而存在着相应危险，就是如果出现对先前狂信的意识形态逻辑的不信，对先前狂信的国家领袖和共产党的不信这种历史状况，便会连带产生对先前曾热烈努力以获得与拥有的被推荐的伦理和情操的不信乃至反感。

而“文革”历史挫折带给一代人的正是对先前意识形态叙述与毛泽东、共产党一贯正确的激烈怀疑。所以，“文革”后一代人的精神危机，不仅仅因为历史的挫折所引发的对毛泽东时代所倡导的精神与价值的怀疑，还因为此挫折在基本构造层次上摇动着人们曾虔信或跟从的价值、精神，并在根本上摧毁着这价值和精神的真理论述。而这一触及根本构造的精神、心理、信仰危机，加上先前传统价值伦理、身心资源被强烈打击后的虚弱（也即无法及时提供替代性资源），使得“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相当部分人群，特别是精神、人格形成关键期处于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新人打造笼罩性氛围的当时少年、现在青年的一代中，一方面弥漫着因狂热而虚脱，因热烈而冷漠，因狂信而虚无的精神状态与心理；另一方面，与这种虚脱、冷漠、虚无相对，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虽然其先前高涨的理想主义精神亦受到此历史挫折的强烈打击，但却没有影响到他们认为人应该对历史、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和认为人应该追求有明确意义感的生存方式这两种精神取向所构成的理想主义内核。而相对于上述两种情况，其时更普遍的是我们于潘晓例子中看到的情况，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一方面是真实的虚无情绪，否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而后者正是先前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留给“文革”后的中国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所以，当时如果能清醒意识此一方面虚无情绪、虚无心理蔓延，一方面理想主义冲动犹强的精神史局面，便应该一面考虑如何转化此理想主义——使它在不放弃试图为历史、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并于此获得意义感的精神动力内核的情况下，能够把对大历史、大政治课题的关怀，和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具体形式，并从中获得具体充实感相结合；一面考虑如何转化、吸收当时的虚无心理虚无情绪——也即细致考虑，把对大历史、政治课题的关怀与把此关怀在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情境的意义植基，与克服个人在历史挫折的遭际中所形成的生命意义感危机问题相结合。可以想见，当时若有这两种意义的结合的自觉展开，中国大陆当代精神史的局面肯定会和我们实际所见的历史局面不同。如此说，是因为“文革”结束后的虚无心理、虚无情绪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潘晓信中所看到的，尚是一种未真正定型的情绪与心理，一种因受挫折而对先前狂热状态的反弹反应，也即当时多数自认虚无者的心底里并非真以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待为好。而所有这些，在在都为当时可能的精神史新局面开展提供着有利的历史条件。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不仅国家，而且知识界都对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伦理状况、时代精神伦理课题没有足够清楚的意识与思考，{26}否则，潘晓问题的有力提出，正提供了绝好进一步认清状况，并在认清状况的情况下开启有关实践的细腻思考的契机，从而使国家和知识界可以更好地正视：一方面理想主义犹强，但其存在形式过于依靠和大历史、大政治课题关联，一方面理想主义遭遇历史挫折所引发的广泛虚无主义问题其时不仅犹未定型且内存强烈意义渴望的特点，以深化顺承转化现存理想主义资源、消弭现存虚无主义问题的思考；同时在这样一种现实感与思考视野下，谨慎对待传统伦理资源的复苏和转化问题，谨慎对待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的精神伦理文化思考与实践摸索的再定位与转化问题，并谨慎寻求和引入可配合这样一种历史问题意识、精神伦理状况的外部相关资源。而一旦如此，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状况肯定将和我们现今实际所见的令人扼腕的精神史现实非常不同。

然而，中国大陆当代精神史事实上却是以我们所见到的这样一种历史过程展开的。今天回头检视这段中国大陆精神与身心的历史，必需认识，此历史所以会如我们实际所见展开，固然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特别规划与追求，与此规划与追求遭遇巨大挫折根本相关，还和“文革”后大陆国家与知识界不知道如何准确整理此历史挫折带给一代人的精神史问题——认清此一代人精神困扰的实质构造，并相应于此构造、此构造内具的资源和此精神困扰所处身历史与社会中所具有的正面资源，积极有效应对毛泽东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严峻精神史课题——根本相关。假如我们今天的回视性检讨还不能认识“认识”在此精神史轨迹的形成所实际占据的重要位置，我们就还会把“文革”后精神史不理想演变的起源仅仅归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留给后面历史的宿命规约。而这样，不仅妨碍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的实际复杂构造，也妨碍我们充分看清此历史中所蕴含的、有益于我们改善我们精神现状资源的多方面存在。而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推动我们去追问何以这些积极性的资源在“文革”后精神的历史中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并进而反思这些积极性资源未能发挥更积极作用，和我们相关观念性氛围、观念性逻辑、实践意识、实践规划的不足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相关关系，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从这一反思所建立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出发，积极重构我们的观念与实践意识。

而“文革”结束后，国家与知识界对时代精神问题理解和把握上的不足，在在表现于国家和知识分子对“潘晓讨论”的反应和参与上。如太多历史已经叙述过的，“文革”中许多问题乃至罪行是在盲目理想主义的推动下出现的。而80年代初出现的这场高度拨动其时社会心弦特别是青年心弦的“潘晓讨论”，如前所述，正是以一代人理想的破灭为背景的。从讨论发起和最主要的展开场所《中国青年》{27}介绍的情况和发表的讨论文章来看，{28}其时无论是带有国家背景的理论家还是主要出于自己理解的知识界，都未能找到足够有效的方式准确把握、整理此讨论所呈现的意义危机问题背后的历史与观念构成机理，更遑论以此讨论为契机，把此讨论已一定表现出的精神身心问题、主体问题及其背后的历史、观念问题，定位为当代中国大陆核心思考与实践必需特别加以省思与安排、处理的时代基点性课题。因此，当时不论是被视为改革派活跃人物的阮铭的文章《历史的灾难要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29}，还是《中国青年》特别组织撰写、中宣部深度参与的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30}，其所作的实际建议中心意旨都在呼吁青年投身他们认为正确的历史进程中去。这样的呼吁有其作用，但因不能真正深进“潘晓”从她的经历与思考中引出的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背后真正的历史与观念含蕴，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推动潘晓更具建设性和说服力地去重新整理自己的经验、剖析自己的问题。何况，在潘晓的陈述中，潘晓已经清楚地宣示，她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政治、经济路线的调整便得到解决，所以她会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新时期发端这段时期，除社会经济有比较多新思考外，国家和党内主流是希望其它方面都能摆回到50年代反右前他们记忆中的黄金时代。但透过上面对潘晓来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20年过去了，人们的世界感、自我感、党和国家感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构成状态、构成方式，社会氛围与社会心理的构成状态、构成方式，也都大为不同。这种情况下，在50年代有效的方式，在80年代若没有相应环节、氛围、媒介配合，是很难在潘晓们身上有同样建设性效用的。而要有效建立出这些相应环节、氛围、媒介，无疑需要有人足够有力地洞识与揭明“潘晓”所以得出以“自我”为支点结论背后的历史与观念机制，有人足够有力地洞识与揭明“潘晓”的转向“自我”为什么又承受不了“自我”背后有问题的观念、行为构成机制。但当时轰动一时的潘晓讨论，却没有人足够有力地洞识与揭明使得“潘晓”出现这些结论与现象背后的历史与观念与行为构成的机制，其结果当然是人们自以为有效的建议实际效果有限，而反过来则是“潘晓”的名言“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脱她的历史、思考脉络，脱她的看起来决绝虚无、实际极端渴望意义的强烈紧张结构流行。{31}

在相当意义上，潘晓这一名言在当时广泛流行是必然的。不仅仅句子易记、易上口，不仅仅内含的愤激等复杂性情绪配合了一代人的心情，而且因为它在处理意义问题时的方式，实质延续了毛泽东时代处理意义问题最常用的自我—他人（或集体）模式，并且它在处理意义问题时，既以回到自我面对了一代人曾经经历的以完全投出自我为理想却遭遇了巨大挫折的经验，又以此回到自我实际对别人有益的承诺，回应与安慰着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冲力仍带给人们的——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的那样一种意义理解、意义反应模式。所以，潘晓此句名言最初脱潘晓脉络和结构的流行，并不意味着接受者便不蕴有和潘晓相近的脉络与结构，当然也不意味着参与流行这句话的人真以为潘晓这句名言是熨帖进他们内心的解答，而只明确说明着讨论中自以为解决了潘晓困扰的无论是国家还是知识界分析与建议的无效。

可惜的是，这一相当程度包含着对自己的挫折情绪性反弹的结论却脱脉络脱结构流行所表征的时代相关课题，不仅未能再引起时代的关注，成为时代的思考焦点，反而在接下来改革的历史展开中，被各种“人是自私的动物，但人只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导致好的现代社会”这类有关现代社会构成的简单想象的思潮所补强；更被改革实践中，以此时代中大多数人未脱过分关注自己实在物质利益的小生产者状态，因而改革的实际核心之一便为调动此务实热情的观念氛围与实践规划所补强。当然此两种补强的另一面，都是取消潘晓此表达实际蕴有的强烈意义关怀维度。

相比，潘晓讨论除引起社会广泛反响，却未能在对时代精神史课题来说最为重要的——理想主义的顺承与转化，和虚无主义的解析与吸收——课题上有真正进展，讨论后无论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脱脉络脱结构的流行，和更其后“人是自私的动物，但人只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导致好的现代社会”这类有关现代社会构成的简单想象思潮的流行，虽然比起潘晓讨论时人们历史、心情的实感都更鲜活的状态与讨论时广泛热烈的氛围，更不利于人们对理想主义的顺承与转化和时代虚无状况的解析与吸收这一关键课题的体贴与进入，但还是为潘晓关切的主体问题的思考展开留有一定余地，因为所谓的“自我”、“自利”、“理性”，只要我们在追问“何谓自我”、“何谓自利”、“何谓理性”时实际明确赋予它们有关身心、意义的充分内容，人们便可在不反驳“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人是自私的动物，但人只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导致好的现代社会”这些本来可疑的命题下，含纳潘晓实际最关心的主体问题、意义身心问题。而一旦如此，也便意味着实际展开：如何才能形成理想的自我状态？如何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开展出有效的工作实践、生活形式才能使此理想的自我状态实现出来？而对这些问题的正面思考，又有助于推促人们细致观察此特定历史—现实中的人，并着力从此特定历史—现实中寻找资源，而这样便意味着由主体和意义问题再切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与思考的历史重新成为可能，而这一可能又意味着从现时代所出的历史纵深，对现实情境中身心意义感状况进一步理解成为可能，而这当然使得进一步从中国大陆内部发现资源来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组织重构成为可能。

相比上述对潘晓讨论后相关潜在契机的期待，实际引导着此改革制度和管理规划方向的，有关时代大多数人特别着重实在物质利益的假设，则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组规划中，往它认为人们所是的状态中驱导着现实中更为复杂的人们，而且在相关理解状态和理解氛围上，对潘晓那内里存在高度紧张的“自我”；对接下来可能不如此紧张，但仍有着张力结构或张力潜埋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流行中的“自我”；以及对看起来字面逻辑配合，但实际却很少甚至全无与潘晓紧张连带的简单现代社会构成想象，“人是自私的动物，但人只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导致好的现代社会”中仍可撑出相当有关意义、身心讨论空间的“理性的自利”等，便都在这种有关现时代大多数人的狭隘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认定、理解中，被实质取消和关闭。而比对已有观念状态潜含的张力的取消更具破坏性的，是此种对此具体历史中人性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假设，与在此假设基础上对效率的特别追求方式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管理制度重新改革规划。因为这些规划不仅极易极大限度地无视社会经济组织生活中人的存在感、身心安定感、发舒感问题，而且会自觉不自觉破坏掉原有社会经济组织生活中有利于精神、身心慰安的工作组织形式与氛围，和与之相间相伴的有利于精神、身心慰安与发舒的文体组织形式与氛围，与贯穿于其中的——基于人们日常工作、日常生活的真实互动产生出的相互理解、相互同情——所建立起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与连带氛围。

但此种对“文革”后人们实际存在的身心、精神问题极为不利的观念氛围与实践逻辑，所笼罩、弥漫的主要是社会经济领域。如果文化思想领域有关人的思考，实质含蕴了“文革”后一代人的身心、意义感问题，那不仅有这些问题的人们可从中获得自我认识、自我把握的资源，而且以此自我认识、自我分析为媒介，人们还可相应有意识地重构自己的日常身心状态、日常生活方式，以有效对治自己身心、精神困扰。而能对人们身心问题认知和更具意义、身心含蕴的日常生活的建设有实质帮助的思想文化状态，也一定是可以制衡、批判以对历史中大多数人简单的物质主义认定为出发的社会经济规划作法和观念意识的。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占据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关键地位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思潮、新启蒙思潮，虽然都以对人的关切为中心，但正如我前边所述，这些对“人”热烈关切、激动呼唤的思潮，虽有着对此前历史各种非人表现的严厉批判，但由于未能真正深进“文革”后人们身心、精神困扰形成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因此，这些思潮有关“人”的呼吁和思想论证展开，尽管有其多方面建设意义，对此历史中人深层精神、身心困扰却帮助有限。而且这些思潮，特别是在80年代最具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由于实际上在把当时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设想为深受中国封建传统影响的、未摆脱小生产意识的被启蒙对象，故这一思潮一边坚持人的尊严、强调“大写的人”，一边同时不感矛盾地热烈支持当时以时代大多数生产者都过于在乎自己物质利益为假设的改革。这一颇让人感觉吊诡现象的存在，是因为整个新启蒙思潮当时实际隐含了一个未被它自己突出，但和同时代改革规划者们相通的感觉和逻辑，就是，对过于注重实际利益的小生产意识者们来说，不是启蒙观念，而是发达的社会化商品生产，才是改变他们为现代人的最主要利器。{32}

但不管80年代在中国大陆思想文化方面占据着显赫位置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思潮、新启蒙思潮有多少问题，其有关“人”，有关“主体性”的热烈颂扬，仍包含着关于“人”昂扬而又开放的理解。相比，最早被混杂在新启蒙思潮内，但在80年代中基本成型，以后越来越实质占据着思想文化领域有关“主体”、“自我”感觉与想象的一些蔓延于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的思潮，则因其有关“主体”与“自我”越来越明确的感觉方向赋予、意义方向赋予，从和社会经济改革非常不同的理解、感觉方向上，同样起着关闭对时代历史中“自我”问题复杂性理解与进入的可能的作用。

如此，是因为这些密切关涉“主体”、“自我”问题的思潮，主要是在对先前极端集体主义进行反动的心理动力下展开的。而这一反动并没有经过细致认知过程，以在此细致认知基础上超越先前有问题的集体主义观念形态的同时，吸收转化此前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包含着丰富摸索，在不同时段、不同空间有着不同意义的集体主义，而是把集体主义笼统抽象化为压迫的来源，对之进行直接对反。这样一种对集体主义的反动方式，导致了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思潮中，充斥着没有在真正思考如何才能形成理想自我的情况下，便以为只要忠实地坚持自我便是为自己为时代负责任的观念逻辑。而这样一些把“自我”坚持绝对化的思潮，不仅不会再有意识去触碰——“潘晓”所以得出以“自我”为支点结论背后的历史与观念机制这类问题，而且这些思潮所造成的决绝、自信气氛，也不易使人有动力、有清晰意识去触碰——“潘晓”转向“自我”为什么又承受不了“自我”——这类它们的逻辑要真具现实课题消化力，本来必需去触碰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80年代中期前后这些思潮开始在中国当代人文思潮展开中占据了关于自我思考的霸权地位，事实上等于在思想上关闭了转化先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精神遗产的可能性，并因忠实于自我的律令，和在文学艺术中把对反此先前有问题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虚无、怀疑、犬儒、颓废姿态和情绪审美化、意义化，事实上在推动此革命与历史的挫折所遗留下的尚未足够定型的虚无情绪真的往价值虚无方向定型。而这种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由于既缺乏对当时中国大陆自我问题机制的历史—现实认识，又缺乏对自我充实、理想自我如何形成等问题的深入理论认识，使得堕入此种个人主义的个人不仅不能从中找到有助于真实自我支撑的资源，反因这些思潮风气易造成的人们脱日常伦理、日常责任状态，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风气、欲望、好恶的左右。也即此种自我强调反而导致堕入此种个人主义的个人缺少真正思考自我、充实自我、保护自我、承受自我的能力，而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逻辑、商业、大众文化等所挑动的氛围、欲望、矛盾的冲击与塑造。{33}

没有如何顺承、转化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上的帮助，而只有对这理想主义不利的观念逻辑的蔓延，在在这些都使得先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在80年代的延续主要仍以参与大历史的方式存在。而在80年代参与大历史的主要形式就是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反改革开放。而正是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激情在80年代使得此理想主义找到了时代形式，并布成了阵营。这样，80年代中国大陆的理想主义虽因上述种种不利而有不断被削弱、蛀空之势，但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却一直是制约、平衡虚无主义、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蔓延的重要力量。可惜，这样一种方式与力量在1989年受到了沉重打击，从而丧失了制约和平衡虚无主义与简单自我中心个人主义的作用。可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仅理想主义激情被再次削弱，而且理想主义激情一时丧失了时代具体形式的精神伦理情势下，人们迎来了比80年代更剧烈的1992年以来的中国全面经济、社会、文化变动。

五

从精神史的视角看肇端于70年代末并于1992年充分铺开的当代中国大陆改革，一个需要首先关注的现实便是：大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都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进一步、传统退一步的过程，这使得相对完整的传统形态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和现代形态共存，而这些条件使得此当中的人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较从容地基于经验省思的立场，来转化传统，调适现代。相比，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则是由有高度紧迫感和操控能力的现代国家主控的，短时间内从一种现代形式转向很多方面差别极大的另外一种现代形式。时间上的急剧、空间上的同时展开和内容方面的广泛、幅度上的强烈，在在都使得此历史进程中人，很难有相对平稳的心态、相对从容的时间、相对可靠的思考感受支点，来面对自身，面对自身所由出的历史，并以这相对充分些的整理为基础，思考自己的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当然更谈不上做到以这些维度的细密思考为基础，对当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相关文化方式作细致深入的分析与检讨。

更不幸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虽然确乎是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但由于：在城市，这意味着无数的个体被从除经济维度外尚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意涵的社会主义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在乡村，则意味着无数个体被从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同时规划设计亦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内涵的农村集体经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因此，中国大陆当代这种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事实上也伴随着个体被从生活—伦理—精神共同体中释放出来这一巨大问题，这样，就使得中国大陆当代的改革就精神—主体层面言，其所遭受的压力便是双重的，一方面处身于此境遇中的中国当代个体必需承受从一种现代性到另一种现代性的快速压迫性转变，另一方面他还必需同时承受从传统直接迈入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主体形式的现代型社会所要承受的精神—主体问题。

而使得这一切更严酷的是，时代本身带给此历史中个体的不利，没有因为应该超出这不利的国家与知识分子的介入，一定程度缓解这些加在个人精神—主体上的困扰，反因为他们的介入，让问题变得更难承受了。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介入，不仅无助于此改革处境中人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的建设性思考和整理，反在一些环节和氛围上关闭着此历史中人（典型如潘晓）开启出的讨论契机，和因这些契机或许导致的建设性生活摸索。而国家在推动改革时，由于以此历史中大多数个人为实质关切在物质利益的小生产者，为自己改革推动的人性假设，而导致——在保留下来的公营单位，由于与此假设相应的管理方式、分配方式和氛围的改变，破坏着在通常集体中可能有的对此集体中人的多方面意涵；在被改革释放出的个人，由于难逃和国家这一假设相应的一系列逻辑与氛围，使得这些被释放出的个体，即使自组合作，也很难有中国传统合作中通常会有的相互间的团契{34}关系。而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国家和知识分子介入，加重而非缓解了这些结构性压力。

其次，中国传统精神伦理既已在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历史中遭到长期严厉、全面的打击，而中国革命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又没有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不仅未能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自己找到新时代形式的这理想主义的自然承传，先是遭到8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的侵蚀，后在1989年遭到致命一击。所有这些，在在都使得在90年代最需要此理想主义来平衡市场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氛围的时候，此理想主义已先溃不成军。凡此，都使得1992年中国大幅度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有关经济的感觉与逻辑不仅得以迅速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得以迅速笼罩乃至一时左右着人们有关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

显然，没有先前三十年过于自信的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精神伦理的激烈行为，没有接下来改革时代对中国革命和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措置失当，没有1989年对这虽然越来越削弱，但力量犹存的理想主义能量的致命一击，我们很难想象，此一被视为有着几千年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有着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理想主义强调和教育的中国，会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如此地步，且是如此一种溃败方式——不仅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日常生活感觉和日常伦理感觉如此容易地被商业逻辑、商业媒体关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所穿透；而且有关何谓人生成功、充实的感觉与想象也一时间变得如此贫乏，以致在太多人那里主导此感觉与想象的只是可计算的经济拥有，和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给定的享受理解所对应的享受的多少，及可方便转换为这些计算与享受的相关进展，等等。而这种关于人生的单一感觉氛围，对那些在其它目标更能找到生命充实感和意义感的人们，除了误导之外，基本提供不了积极帮助资源，反而因在实际上造成使他们的追求不易被理解和欣赏的语言和感觉环境，使他们这方面的人生取向常常遭致多余的压力和误解。而即使对那些可主要从经济成功获致其人生意义感、充实感，也在经济方面进展顺利的人们来说，此表面丰富多彩，实质单一的氛围，虽使他们的人生因此受到超量的承认与肯定，但由于人生问题终究不能都用经济的方式解决，所以即使是这些专注于经济，也能充分从经济成功中找到意义感、充实感的人们，一个完满的人生也要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但这种表面丰富、实质单一的氛围也难为这些单一压迫性氛围的宠儿们提供方便、有效的营养；更何况，那些试图从经济的成功寻找自己的人生支撑的人们，还有太多无缘与此成功梦想的，对这些人而言，这种表面热烈、丰富实质单一的氛围，不更使他们的不成功变得难以忍受吗？

其三是，由于80年代以来主导了社会文化基本走向与感觉的人文社会思潮，或对精神主体问题关注不够；或其意识、无意识的中心在和先前过分强调的集体主义论题对反；或在此问题上延续过去有效，但今天效果相当有限，乃至招人反感的分析模式、语言模式；或感觉到当代的精神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但由于不能厘清它们所以产生、所以如此表现的社会、历史、观念、心理机制，因此仍然找不到建设性分析、介入方式。而所有这些知识思想状况，在在都使得，当被从共同体中抛出的个体出现身心焦虑和意义危机感时，这一个体从时代思潮中并不能得到有效帮助，不要说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对治的资源，甚至得不到使自己的身心焦虑感、虚无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对象化把握的认知帮助资源。

所以不避冗长地谈论中国当代个人主体所处身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观念氛围，是要从历史的维度揭明，中国当代的虚无情绪与意义危机感受扎根于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而这三十年中对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多方面的沉重打击，使得通过社会机制的自然运转吸收这些情绪和心理的能力大为削弱；这种情况下，如何措置、转化和在有力措置、有效转化基础上张大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遗留下的理想主义，用此理想主义来克服吸收此虚无情绪和心理，便变得极为重要。而所以此理想主义必须经过转化后才具有吸收、克服此虚无情绪、虚无心理的功能，是因为此理想主义和此虚无情绪、心理是同一历史的两面，本身并不直接具有洞识此历史、克服此历史相关问题机制的能力。可惜当时的多数思想者对这种精神、主体局面不仅没有清晰的认识，而且不少人在实际效果上做的是削弱而不是转化此理想主义，是张大和合法化此虚无、颓废情绪与心理。而此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由于在上世纪80年代仍然沿用的是挂靠大历史责任目标并以之为自己支点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惯性模式，因此在1989年中国的历史顿挫中受到致命打击。这样，90年代以后，一个个体所处的精神情境，便是相当程度上被合法化并进一步张大的虚无氛围，缺少必要社会连带感的个人主义观念理解与氛围，在以上几种氛围中产生出的商业理解所操控的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体，最后当然是和这一切互相加强的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而这些，在在都使得90年代主体所处的氛围已比一般市场—消费社会中的主体多了很多不利。这种氛围下产生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状态，或被这种氛围导引，重塑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状态，大多深陷这种缺少社会连带感的、试图只以自我感觉为中心线索的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由于形成的过程中缺少使其生命强韧的资源培力，又困于开创植根自己内在真实需要的环境与氛围，因此，个人在不得不面对外界时，便不得不是分裂的——一方面以自我感觉、自我利益为中心；一方面又强烈追求外在承认，并以外在主导性氛围所规定出的路径和标准为承认指标，而这事实上意味着不顾自己的精神—主体状况无批判地随顺外部氛围、外部逻辑。但确实，没有这种广泛的人格分裂作为背景，我们实在很难解释，向来被认为具高度享受生活能力的中国人，何以在短时间内自杀率急剧攀升到如此地步。相比自杀表征的此种自我意识、主体状态对自我生存的损害，此种自我意识方式、主体状态对社会行为，特别是政治行为的影响同样巨大，而这种影响的根源便在此看起来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在不得不面对外界时，反而是最容易随顺外界氛围、外界逻辑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问题存在，和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对中国大陆当代史中生命个体的伤害和社会机体的伤害，反过来也使这社会中存在着强烈追索意义问题的动力。而于此也可让我们人文研究者清楚看到人文研究对此历史中人存在的高度迫切意义——即在今天，人文研究绝不是时代锦上添花的装饰，和文明要较好维持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是时代、历史、历史中人要真正走稳走好的关键条件。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前面的时代错误正为今天的人文研究发挥重要且迫切作用提供着历史舞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期待着，人文研究、人文思考在七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力地参与了历史推动之后，能重新出发，成功揭明今天精神—主体困顿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并从中寻求出能让我们安置住我们精神—主体的资源与道路。

如此，中国幸甚！你说，不是吗？！

【注释】

①这位牧师把龙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站在一种狭隘的基督教立场上，以其为阻碍福音在中国传布之恶。这样，毛泽东时代的反传统，便形象地被这位牧师描述为杀死妨碍先前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布的“恶龙”。

②中国大陆把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至今称为“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时期”开始标志，是因为在这次全会上，明确确定了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等一系列关系此后历史展开的重大方针。

③主要指侵犯人权、侵犯人的尊严的制度设计和实践作法，与缺少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等等。

④要了解“潘晓讨论”开展更详细的情况，请参阅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 ～ 29页。

⑤《中国青年》的潘晓来信刊于1980年5月，讨论来信从6月号开始刊发，11月截止，12月及以后的有关文章不再是群众来信。卢跃刚此处说“将近半年”，应该是特指刊登青年自由来稿。

⑥1980年初，《中国青年》编辑部在确定要在杂志上推出有关人生观的讨论后，为了组织好讨论，当时的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作进一步调研。为此，马丽珍和马笑冬在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了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正是通过这一系列调研和座谈会，马笑冬认识了当时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黄晓菊，马丽珍结识了当时在北京经济学院读大学的潘祎。后来《中国青年》1980年第五期发表的署名“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便是马笑冬根据黄晓菊和潘祎的来信，以黄晓菊的为主（包括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包括“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信中一些最有影响的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话），融进了一些潘祎和在座谈会听到的表述，加工而成的。马笑冬并在黄晓菊和潘祎中各取了一个字，命名来信人“潘晓”。至于这封信的编者按，则是马笑冬草稿，郭楠柠定稿的。见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10 ～ 14页；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稿）：《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236 ～ 241页。

⑦此处关于《中国青年》当时的发行量398万份，不知道卢跃刚该数字的来源为何。根据1980年6月18日当时在任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回答胡乔木询问，当时《中国青年》的发行量为335万份。见关志豪：《胡乔木接见〈中国青年〉负责人》，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293页。

⑧访问者为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专业贡献外，也是当代中国大陆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⑨上引卢跃刚观点均见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eature/933524.htm。

⑩信和编者按见《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第2 ～ 5页。

{11}关于当时的《中国青年》为什么能成功推出把握青年和时代脉搏这样准、这样深的一个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分析的课题。而前引《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6章“新时期”中的“马笑冬：催生潘晓”节（第236 ～ 246页）、彭明榜的《“潘晓讨论”始末》虽没有对这一课题深入讨论，但已经能让我们了解到，《中国青年》能作出这一讨论，至少和当时的时代氛围，他们自己的责任感和他们自己的困扰，当时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等，都有着直接关系。

{12}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稿）：《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6章“新时期”中的“马笑冬：催生潘晓”节。

{13}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13页。

{14}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稿）：《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241页。

{15}而从已有相关材料中，我们虽然可看到当时更重要的领导人胡耀邦做事的宽厚（尤其和胡乔木相比），但从所知相关材料看，胡耀邦无疑是对潘晓讨论的历史重要性敏感不足的。有关潘晓讨论胡耀邦和胡乔木的介入请参阅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关志豪：《胡乔木接见〈中国青年〉负责人》。

{16}这也是当中央电视台报道潘晓时，由黄晓菊出面代表潘晓的最主要原因。

{17}黄晓菊原信写的是，她爱的是一个华侨子弟，当时编辑觉得不符合其时呼吁华侨为祖国建设尽力的氛围，改成了干部子弟。于此也可见其时氛围之一斑。

{18}有意思的是，黄晓菊和潘祎都是父母在外地，本人从小就被寄养在北京亲戚家长大的。

{19}我和现今大学生互动的经验，让我惊讶地发现，竟有那么多现今学生被这段话深深触动。

{20}参见黄晓菊：《笑着哭着唱着骂着走过来》，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61 ～ 74页；潘祎：《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75 ～ 100页。

{21}但吊诡的是，改革关于大多数人真正关心在实际物质利益的假设，不仅得到本来就特别在乎实际利益，和因对前面偏执理想主义的反弹，而在心理上认为只有物质利益的改善才是实在的人们心理上的热烈呼应，而且，它也可从潘晓这种本对意义有强烈关怀者身上汲取着参与热情。而这一吊诡情况的出现，就是上面已分析过的，潘晓在乎意义的方式使她转向自我，而她自我逻辑的问题，反会很容易使她的事业追求指向一般社会氛围所指向的方向，这样，本应成为此改革许多设计直接抗力的潘晓们，反可能吊诡参与着她们本该反抗的很多氛围与逻辑。

{22}关于中国大陆改革中有关问题，我会在接下来撰写的论文《当代中国大陆经济主义的特质及其历史与观念成因》中作详细讨论。敬请有兴趣的读者关注。

{23}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成就与问题的扼要叙述与分析，请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5—1965》，第2章“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55 ～ 149页。

{24}关于这些方面，我即将发表的《从梁漱溟和修正后的梁漱溟视角看现代中国的共产革命》一文有更详尽的讨论，对这些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25}即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叙述为世界史的必然原理，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存状态叙述为正在自觉且正确执行此世界史原理。

{26}潘晓来信的编者按和胡乔木对这一讨论的重视，让我们看到他们对这一讨论的重要历史位置有着敏锐的判断。但“敏锐”不等于“清楚”，而为什么他们能“敏锐”？为什么“敏锐”后却不能发展成“清楚”？本身也都是重要的历史课题。很期待有志者来正面展开这些课题。

{27}很多媒体都卷入了此讨论，而其中尤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发挥的作用最大。

{28}《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直接参与或关涉讨论的文章分别见1980年第5 ～ 12期和1981年第3期、第6期，1984年第1期。而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氛围压力下的这篇《“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跟1981年6月以“本刊（指《中国青年》）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相比，尤反映着在面对时代精神问题上的退步，不仅论断上机械退回毛泽东时代的表述，而且态度、语气上也隔膜、生硬。

{29}阮铭文章见《中国青年》1981年第12期。

{30}有关这篇编辑部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的撰写定稿过程，彭明榜的《“潘晓讨论”始末》有要言不烦的记载，见《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24 ～ 27页。有意思的是，彭文还透露，这篇作为讨论结束定音的文章本想请理论界的著名专家来写，但所找专家都以“这场讨论涉及的问题太广泛了，各种思想观点太丰富复杂，没有亲身参加过讨论的全过程，很难写这个总结”（第25页）为理由推掉了，但文章的定稿仍请了当时有影响有地位的理论家邢贲思、汝信等详加参与、推敲。

{31}有意思的是，清除精神污染时《中国青年》所作的检讨中，自我批评之一就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错误思想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307页。

{32}有关此方面更详细的讨论，请有兴趣的读者关注我接下来要撰写的论文《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启蒙知识分子的政治感及其历史与观念成因》。

{33}关于此点，请参阅拙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关于1985年后中国大陆文学思潮状态的整理，见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4}不知道怎么表达，借用了这个已被使用在基督教作为特指的词。因此，读者不能在基督教意义上，而只需在这个词本身引发的意义感上理解我的使用就刚刚好。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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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百年，最堪回味……

校园中的新新人类有自己的语言，如我靠、哇塞、这事得好好策划、创新、创业、开卷考试：最大的受益者是复印店老板。……十年浩劫后的中国伤痕累累，但这并不影响流行歌曲、喇叭裤进入大学校园。……大学生不再那么“清高”，以“经济收入高”为择业标准，强调专业对口……

插上创业的翅膀，让梦想飞翔（90年代中期以后）

大学校园最“酷”口头禅

校园中的新新人类，浑身散发着新潮气息，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如我靠、哇塞、记得呼我、给我发E－mail吧、最近很忙、建个网站吧、这事得好好策划策划、创新、创业、赞助不好拉啊。

校园魔鬼词典

创业：我要过把瘾。

逃课：一千个爱你的理由。

恋爱：为未来生活打草稿。

抽烟：尴尬时，女生可以笑、可以捏衣角，男生只有用抽烟来应付。

网聊：没什么更崇高的理由，男男女女，都期待着一场不负责任的艳遇。

开卷考试：最大的受益者是复印店老板。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1978－90年代初）

潘晓来信

1980年，《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诉说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原来真诚地相信人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为革命献身。但是，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由此产生了我对存在的迷惘。冷漠中形成了这样的生存价值观：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

潘晓来信激起了大学校园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一场争论。他们纷纷暴露心中的伤痕，寻找自我发展的方向。

“从我做起”

十年浩劫后的中国伤痕累累，但这并不影响流行歌曲、喇叭裤进入大学校园。“不关心政治，谈情说爱，不求上进”、“吃喝玩乐的一代”成为世人对大学生的主要评价。

“干社会主义，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五四”运动61周年的日子里，清华化工系七七届同学提出了这个响亮的口号，并迅速引起高校学子的强烈共鸣。这是中国青年的一次新觉醒。

崔健的“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全部，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当崔健站在舞台上大吼“一无所有”时，许多大学生就像初次接触“朦胧诗”那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有不少学生热烈欢迎这种表达方式，竞相模仿，以狂热的歌声表达自我。

“经商热潮”中的大学校园

商品经济的发展，让社会上的经商热潮波及到大学，学生的自主生活能力和商品经济观念强化。大学生的择业观念出现新趋向：金钱的魔力越来越大，大学生不再那么“清高”，以“经济收入高”为择业标准，强调专业对口。

中国，象牙塔的钥匙丢了（1949－1978）

高校院系调整

1952年下半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改变了我国不能培养各种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但调整没有充分认识到文科、社会科学、政法、财经等学科的重要性，普遍降低其招生比例，甚至取消一些基本专业，机械剥离文、理、工科，不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

老三届与上山下乡

1968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两年。初中、高中和大学中已积压了66、67、68三届共9个年级、应当毕业而没有分配出去的学生，俗称老三届。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决定青年学生命运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城市不恋，工矿不留，郊县不去，坚决上山”，上山下乡的热潮在高校中掀起。

“臭老九”的文革命运

文革中，歧视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潮发展到极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越降越低，他们被放在“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八种要批倒斗臭的对象之后，于是有了“臭老九”之称。学校无法正常运转了，整天都是对教授们的批斗，许多名教授被迫害致死。

1975年5月，毛主席借用京剧《智取威虎山》情节，诙谐地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

雪，落在象牙塔的土地上（1901－1949）

世纪废墟中的洋化教育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标志，他们企图以此实施奴化教育。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有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华中大学等。随着“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奴化教育的兴起，中国各地收回教育权的运动此起彼伏，圣约翰大学学生曾全体退学，中国教员全体辞职，另创光华大学。

蔡元培和北大变革

蔡元培大刀阔斧地变革北大，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国内大批学术精英荟萃北大。北大看蔡元培，全国大学看北大，中国掀起了一轮大学改革的风气。

教授治校与西南联大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移，组成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教授不怕校长，更不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自由流动，教授们都知道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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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交流

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栏目组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9月第1 版

求职

编导：徐剑 李琦 赵亮

主持人：张蔚 姚长盛

嘉宾：潘祎（资深职业顾问）

克莉斯婷•瑞恩（美国人，北京大学留学生）

蒋北麒（联想集体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道格拉斯（美国一步飞公司总裁）

       姚长盛：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话题是“求职”，现在有请我们这个节目的头两位嘉宾。

       张蔚：这位是来自美国的克莉斯婷•瑞恩小姐。

克莉斯婷：谢谢。

张蔚：克莉斯婷，你来中国已经有九个月了，是吗？

克莉斯婷：是的。

（抓桢 四人全画面 ）

张蔚：你现在在哪里读书？

克莉斯婷：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学习中文。

姚长盛：这位比较高大的男士是叫潘祎，一般人称他叫老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潘先生过去的简历。潘先生是位名人。二十年前，也就是我小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叫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那个作文题就是潘先生给出的。那时候全国有一场人生观大讨论，有一篇文章叫做《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今天在座的这些三十岁以上的人，都会记住一个名字：潘小，是两个人名的组合，“小”就是黄小菊，“潘”就是今天的老潘。老潘今天做的职业是？

潘祎：我现在在中华英才网开了一个信箱，主要是为一些求职的朋友、网友，在线为他们解答一些问题。

张蔚：您自己本身也有很多次求职的经历。

潘祎：我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好像都在不停地求职。（笑）

姚长盛：大概有多少次，能记得吗？

潘祎：有两种面试，一个是针对我自己直接求生的需要，另外一种是现在我所做的工作的需要。大概前前后后参加了有二百多次面试了。（笑）

姚长盛：这里，给克莉斯婷念一段简历，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简历，这里面有这么几句话是描述自己的，叫“干练通达，体貌端正，坚毅泰然，坦荡真诚，正直幽默，睿智进取，热诚豪放，洒脱精明，博采刚强，名利兼就，金戈铁马，连卷西风”。

克莉斯婷：听起来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求职者，我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人。我知道多少简历上会写，这个人做过什么、有哪方面的经验、是什么样的人等等。所以这份简历对我来说很新鲜。

张蔚：那你的简历中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克莉斯婷：我的学历。

张蔚：学历。

克莉斯婷：工作经历，可能还有志愿工作的经历。

张蔚：但是不包括性格、照片、身高、体重等任何个人资料。

克莉斯婷：个人资料应该是像姓名、地址一类的内容。

张蔚：看来在中国找工作，写一份简历跟国外有很大不同，你通常把一大堆个人资料写在上面，还得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以便推销自己。

姚长盛：今天可能有一些应届的大学生。

张蔚：就在我们现场。

姚长盛：大家自己准备一份简历的时候，都有一项是“爱好”，好像是最后一栏。每个人在填爱好的时候，都要煞费苦心地来思索一番。有一位先生在摇头。

观众1：我觉得我根本没有煞费苦心，因为我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这是很简单的。比如我喜欢乒乓球，我就写我的爱好是乒乓球。

张蔚：会不会知道你应聘单位的人事经理特别喜欢打乒乓球，然后就说你打得特别好。（笑）

观众1：我觉得我自己找工作，可能要送出十份、二十份，甚至五十份经理，我没法一一考虑对方，我只能把自己有什么特点写在那儿，如果你喜欢，就好，如果你不喜欢，我没必要改变自己，或者虚早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别的什么。

张蔚：那你跟这个潘先生意见好像有点不同。潘先生那边是尽量地包装自己，能迎合这个工作的需要。你是我是我，喜欢不喜欢随你的便。

观众1：我就把我的能力、我受的教育、工作经历摆出来，那种无欲则刚的态度，然后你不要我没关系，但我不想太多地改变我自己。此处不留我，自有留我处。

姚长盛：有没有在填自己爱好的时候煞费苦心的？

观众2：我觉得还是有的。就看你找什么样的工作，像他那样的吧我理解，如果你要到外企工作的话，你说你喜欢打乒乓球，我估计没有几个老板喜欢打乒乓球，我觉得他们喜欢打，至少是喜欢打篮球吧。

张蔚：或者高尔夫球更贵一点。

观众2：高尔夫太贵了。可能他们喜欢爬山，如果我要去申请外资企业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些运动型的，我不会选择我喜欢书法呀，或者什么画画呀，我觉得到外资企业去，好像没人会欣赏你的书法。

姚长盛：你如果去中资企业应聘该怎么样？

观众2：中资企业的话，那我可能会写得比较实际一些，因为我觉得美国人比较喜欢运动，中国人喜欢安静嘛。

张蔚：不知道是不是观众朋友都同意她的说法？

观众3：我也快要毕业了，所以我花了很多工夫准备简历。我认为，美国人的简历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主要写简历和以前的工作经历，可个人爱好可以表现你的个性，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个人爱好不应该是编造出来的，加上它只是用来帮助体现你的个性。经历的其他部分体现你的技能，个人爱好则使你展现得更加全面，没准儿你的爱好会引起招聘者的注意。爱好在你的简历中显得很突出，但这不是应该花很多时间去准备的，你只需写下你真正的爱好就可以了。

张蔚：所以应该实话实说。

姚长盛：我们现在回到台上。刚才潘先生也听到了，很多人其实对自己怎么准备一份简历都有特别独特的心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这份简历跟他们这些心得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潘祎：刚才有的朋友讲到了，就是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如实地描写自己，这里面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你这么一个标准化的东西，你没有对自己进行包装，事实上，现在不管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还是作为某一个商品来说，你要想让别人知道那么你在这之中一定要进行很多很多的……

姚长盛：你说的你自己的这种包装。

潘祎：这个实际上包括很多，他为什么要去做广告呢？我说简历本身就是第一个你自己的广告，你让对方能够认知你，如果这一步你自己都忽视它，那么我可能说，你的成功率会低。

姚长盛：克莉斯婷，你同意潘先生的意见吗？

克莉斯婷：这个嘛，你当然应该包装自己，以便推销自己，你的目的是把自己推销给别人，但同时，有些人可能会表达得相当自负，认为我这个也能做，那个我也能做，这就说明你什么都能做了吗？那可不一定。

张蔚：我觉得美国人是不是都有点全能意识：

克莉斯婷：对，是这样。说到这儿，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这也行那也行，我无所不能，这就是我为什么做得很好的态度。我当然想找到工作，但我不会喜欢遇见这样锋芒毕露的人。

姚长盛：现在台上已经出现分歧了，潘先生说包装还是必要的方式，包装也是把自己推销出去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手段，而且包装当中有很多学问。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两位招聘者，坐在这边这位男士叫道格拉斯`爱尔兰，他来自美国，是一步飞公司的总裁。

姚长盛：坐在这边的这位是联想集团人力资源部的总经理蒋北麒先生。您给我们所有的现场的朋友，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什么样的简历最能吸引您？

蒋北麒：我是倾向于呢，作为一份简历来说，是需要适当的包装的。从我个人看简历的情况来说呢，我有一个综合的感觉，就是这份简历我看起来、我读起来，有没有那种眼光一下发亮的感觉。

姚长盛：就是看到什么地方您觉得眼睛发亮了。

蒋北麒：你比如说吧，我现在假如要招聘一个研发工作师，那么很显然，我眼光比较容易发亮的地方，师他的一个技术背景。他假如师说在外企从事比较长时间、而且专业也差不多有研发的经历，或者说呢他师一个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我会感觉到眼睛一下发亮。

姚长盛：那您看潘先生这份简历会心动吗？

蒋北麒：噢？

姚长盛：您就直说没关系。（笑）

蒋北麒：其实我现在感觉，作为潘先生的这种经历我肯定是心动的。首先这份简历写起来，不是说简简单单地拿这份简历我就能够跟别人去进行比较，而是首先感觉这是一份比较特殊的简历，所以我肯定会非常有兴趣地再读一遍，读一遍之后，我会产生出新兴趣，我想见一面。

张蔚：道格拉斯先生，你会在简历中寻找什么，什么东西能使你眼光发亮？

道格拉斯：每次我登出一则招聘广告，我可能至少收到上百份简历，我会花大约半分钟的时间浏览一份简历。

张蔚：每份简历只花半分钟？

道格拉斯：同时决定使、可能行或者不行。

张蔚：很残酷。

姚长盛：我赞同潘先生关于包装的许多意见，但我不赞成实用主义，这使一个市场，你在推销某种东西，你在推销某种对你十分有用的东西，你得说服别人，相信这种东西的价值，而且你只有半分钟的时间，这使个广告，如同杂志上的广告一样。

张蔚：那你有什么办法能通过这半分钟的考虑呢？

道格拉斯：你有什么策略别让你的简历归入北否定的一类，这使第一步。如果你能使简历被列入可能行的一类，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有一些情况是肯定会遭到拒绝的，一份长达二十页的简历，我没有时间去读它，申请一份工作只要写满一页纸就足够了，我不会有时间读。在简历上写上你在学校学过什么课程，如果你有经济学的学位，我会知道你上过什么课。如果你是学会计学的，我页知道你上过哪些课程。因为招聘者并不笨。

（抓桢 道格拉斯画面 ）

张蔚：没错。不要低估招聘者的智商，简历应该是你最好的作品范本，因为我并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

道格拉斯：我会把简历和你的性格联系起来，因此如果简历上的字迹小而又小，打印效果又极差，肯定不行。

姚长盛：我觉得潘先生的脸色已经越来越不好看了。（笑）

潘祎：在市场上被别人说“不”的时候也很多了，而且呢，我想我应该又二百多次面试的经历，这个里面成与败太平常了。所以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常败将军了。

张蔚：我刚才讲的都是不行的一类，也举了一些例子，但一份能引起你注意的好简历会是什么样的呢？你能给克莉斯婷提点建议吗？

道格拉斯：实际上我带来了一份坐得很好的简历，其实就是我自己写的。（笑）

张蔚；是吗？

道格拉斯：简历中最应该注意的是格式，你可以看到日期是从前往后写的，这样职业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职位要用很大的字体写，这样我就能从时间上看出应聘者的职位是越升越高的，招聘者都愿意看到个人的发展。在详细内容里，开头要用很抢眼的词句，因为每个人都又职责，所以要用，“我创造”、“我协调”、“我开发”、“我设计”这类的词。这样当别人读到我的简历时，他们就能感到，我是事件中的主导者，而不只是我对某事负又职责，那样意味着，是公司把这个责任交给我，而我这样写则表明我是主动的。教育背景呢，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主要还是看你的经验，我知道这里有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在北大或清华毕业会有很强的优势，如果你不是北大或清华毕业的，你就得着重其强调你的工作经验。然后是技能，特别是电脑方面的，比如你会用什么软件，你会使用什么办公设备等等，以及其他跟你的职位或领域相关的技能。还有要简短的一点就是，你应该在写简历之前，先选择好要应聘的职位。

张蔚：克莉斯婷，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克莉斯婷：如果应聘者没有实际经验怎么办呢？我是说，如果只做过临时工作的话。

道格拉斯：我想你可能会为自己的一些经验感到惊讶，这取决于你如何描述它，这又说明你刚才提到的所谓“夸张”，我要说这不是夸张，而是“定位”，如果你在某个机构做过志愿者，那你就又了做协调工作的经验。如果你还又其他的志愿者为你工作，那你就有了管理的经验，你得从自己不多的工作经验中，提取有用的东西，并且要使用商业词汇，企业有他们专用的词汇，他们使用“管理”、“协调”、“财务管理”一类的词。“财务管理”就是负责公司的财务，不要说“我记账”、“我负责日常收支”或“我计算日常收支”等。

张蔚：把话说得婉转些。

道格拉斯：对，这和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

张蔚：假设你看了克莉斯婷的简历，而她的简历符合你刚才所说的所有要求，很完美，并且已经过了第一关通过了你的半分钟浏览，现在她要来参加你的面试。克莉斯婷，在面试的前一天你会做些什么？

克莉斯婷：紧张，我会很紧张的。

张蔚：那你怎么缓解紧张情绪呢？

克莉斯婷：我不知道具体会做什么，我只能说，我会真实地展现自我以及我的经历。

张蔚：你会特意准备面试时的衣服吗？

克莉斯婷：会的。我记得有一次面试我穿得比较正规，因为我了解那家公司，知道他们期待什么，虽然我应聘的职位不高，他们还时要求穿正规的服装，这时我事先就知道的，所以我会让自己看起来职业化一些。

张蔚：比如穿套装。

克莉斯婷：是的。我会穿得比较正规。

张蔚：很好。

姚长盛：潘先生呢，你有没有一身面试的行套。

潘祎：以前有过。

姚长盛：是什么样的呢？

潘祎：也是西装，不过我这个人穿西装不好看。（笑）

姚长盛：那为什么还要预备一身西装呢？

张蔚：中山装，我觉得您穿中山装好看。

潘祎：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也是国际化了，作为一个所谓的职业化的人来讲，你必须受职业化的这种装扮，这是最开始的一步，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让人见你第一面的时候，觉得你还行，至少是这个行当之中的人，而步是说，穿了一个长袍马褂，去了以后人家说，你到这儿来干吗来了。好像不太对劲。（笑）

姚长盛：您对您过去那身行套满意吗？

潘祎：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我说了我自己穿那身西装很别扭。

张蔚：小姚，你去道先生的公司去，有没有采访到一些素材回来。

姚长盛：我去过道先生的公司，我还让他下面的秘书以权谋私，帮我做了一份定额分析。我为什么姚做那个呢？我感觉它特别的新鲜，从来没有过这种印象，去一个地方要做一个性格分析，然后我才能算迈出第一步。除了性格分析之后，好像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题让你来做。给我整个的感觉是，道先生那个地方很格式化。

道格拉斯：实际上我们想做的是真正理解每一个人，我们要使人与职位相配，这就是招聘工作要做的。当然在简历上每个人都说，自己有责任心、外向、个性强、证实、值得信赖。这样写事很自然的，通过做一些客观的测试，我们就能为你简历里的内容找到真实的根据，用一些更加客观得标准来测量人得品质。

姚长盛：我们在一步飞公司正好碰到一个人去面试，一个很完整的面试过程，我们拍下来了。让我们看一看拍下来的一段素材。

（看大屏幕）

解说：这是一家由美国人在北京开的外企职介公司，明天都会有很多人来这里面试。今天我们根这位小伙子一起走进了这家公司，他希望能在这儿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招聘人员1：现在要做一个测试，开始要做一个个人性格分析，全部做完之后，可以看见一个选项框。好吧，你先做这个。做完之后你来找我。

解说：今天的面试除了做这样的测题，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招聘人员2：我现在是给你做一个面试的录像，提供给外强企公司，使他们能通过这个录像了解你。高先生，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老板、你的同事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高先生（应聘者）：我想最大的评价是说我做事过于认真，有些目标给自己定得特别高但是根据现在的状况可能有些做不到。

招聘人员2：现在你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完善自我？

高先生：第一，当然是上一些课啦，读一些书。第二，多接触一些朋友，一些老师、同学，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大家交流一下，可能会得到一些信息。

招聘人员2：你找一份新工作想要得到什么，这对你来说为什么重要？

高先生：做市场是一项很全面的工作，它包括销售、财务、做预算等。它能激发你最潜在的能力。

招聘人员2：谢谢你到这儿来面试。下面要检查你的简历。

记者：感觉如何？

高先生：稍微有点紧张。

记者：回答这些问题容易吗？

高先生：说实话，这些问题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想到过，有所准备，但是可能表达方面还是有一些出入，总归是面试嘛。

记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回答一个美国公司设计的问题，感觉有些什么地方不适应？

高先生：就是像刚才做的测试吧，感觉就有一些，毕竟是在国内土生土长的嘛，思维方式呀还是属于国内的，跟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记者：你比如说，举个具体的例子。

高先生：我们借着美国人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东西，总会有很多东西自己表达不出来的。因为你要借着别人的方法，这是别人的东西。

记者：你的意思是在回答一些问题当中，你下意识地模仿美国人的方式？

高先生：有这种倾向。

记者：那我估计这肯定模仿不好。

高先生：对，我觉得这种模仿其实是很不好的。是别人的东西，而不是你自己的。

记者：但是你也模仿了。

高先生：怎么说呢，因为特定的环境下，有时侯是你不自觉地模仿，虽然你想表达真实的自我，但是，环境迫使你做出一些模仿的动作来。

记者：那你的意思，刚才这个面试，没有把你完全的自我真实表达出来？

高先生：只能说有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不可能完全表达出来的，这也是不现实的。

（大屏幕结束）

姚长盛：好，刚才是一个中国人到道先生公司做了一次面试，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德国汉高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张国维先生。这个面试者觉得挺委屈，我到这个地方答这些东西，我不太擅长。因为我老是在用一种揣测的心理在琢磨，他们需要我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回答。

张国维（汉高（中国）投资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我觉得还是刚才谈到一个包装的问题。实际上包装的定位，不能美化，而是把它职业化。那么职业化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就是双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看懂。

姚长盛：现在你觉得刚才我们这个面试者做到职业化了吗？

张国维：我觉得他完全是处于被动，所以呢，就算他找到这种职位，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这是一种被筛选的过程，而不是主动表现的过程。

姚长盛：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比如你想给他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他长才做的什么地方有大幅的修改余地？

张国维：如果我是这个人的话，我会拒绝做这样的测试。

姚长盛：就是说不应该做，现在把话筒交给那个不应该去这个公司面试的人

高先生：刚才我说到，因为在表达方式上，这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嘛，他的性格测试，包括他的录像等各个方式，用他的美国人的方式，一个量化的方式来表达我个人的素质呀、能力呀，可能就感觉起来不是很舒服了，确实有一种被筛选、像卖东西的感觉，不是很舒服。我还是喜欢那种大家敞开谈，聊天的感觉比较好。

姚长盛：你虽然感觉不舒服，但是你去了。

高先生：这是一种机会嘛，为了机会你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包括我个人的隐私。（笑）

姚长盛：但是刚才张先生说了，这不是机会，你不应该去。

高先生：可能对于张先生这样的高级人才来说，就不是机会了。对我这种中级或者下级的人，可能就是一种机会。比方说，如果再过十年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去了。

姚长盛：你再给我仔细描述一下，因为那天咱们谈的时间比较段，你对这次面试是什么感受？

高先生：第一个感受是，最后的效果会怎么样，自己没有把握。第二个是，他对我的这个测试，这个评估，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更没有把握。第三，我的素质、我的能力有没有表达出来，他的一个性格测试，还有一个计算机、语言的测试，还有一些方面的测试，是不是真的把我的能力表达出来，我还是表示怀疑。

姚长盛：你那天跟我说做那个录像的时候，回答了五个问题，你一出来就后悔了，你说你回答得好像不太好？

高先生：对对。时间比较紧，让你在几秒钟之内，表达、包装得都比较好是非常困难的，毕竟自己的阅历、经验，都不可能达到那种水平。

姚长盛：就是说做假的时间还是短。（笑）

高先生：不能说做假，应该说表达真实自我的时间太段了。

姚长盛：表达真实自我，你愿意再表达一次吗？我们让道先生来做个评判，今天再给你录一次像。

高先生：我希望联想能聘用我。（爆笑，掌声）

姚长盛：怎么评价刚才这位先生，他觉得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找不到那种认同感，他后来选择联想。

道格拉斯：我想有的人很适合在跨国公司工作，有个人可能更适合留在国内的公司。

张蔚：道先生你给高先生出了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而他显然对自己当时的回答很不满意，你觉得他可以答得更好，我们何不做个游戏，调换一下角色，由你来为大家回答那些问题，看看你完美的回答是怎样的，你愿意吗？

道格拉斯：可以。

高先生：你在先职位中想要得到什么，为什么这对你很重要？

道格拉斯：我的下一个又一个职位对我来说，应该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从我受的教育和从事的管理工作的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希望能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公司中学有所用，希望这个公司能给我机会，让我在战士自己能力的同时不断得到提升。

姚长盛：听起来不错。（掌声）

高先生：你事业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是什么？

道格拉斯：我最重大的成就是来到了中国，并开办了一家小公司，它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地区最好成绩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姚长盛：再给他掌声。

张蔚：你觉得他这个回答跟你的回答相比——

高先生：那当然是两个层次了。（笑）

姚长盛：你比他好，是吧？

高先生：我比他专业。（笑，掌声）

张蔚：谢谢。

姚长盛：好的，谢谢您。有没有人愿意对道先生刚才的回答最一个评价？

张国维：我觉得你的回答要取决于谁来面试你，如果要是一个美国人面试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但是如果是我来面试你，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你的回答，也许是你背的一个答案，你知道什么是最佳答案，所以你答出来的东西可能得的都是满分。但是对公司来讲呢，没有意义。所以如果我面试你的话，我不会问这些固定的问题。

姚长盛：问他一个问题，没关系，随便问。

张国维：你能告诉我，你个人最强的是哪方面吗？（有点咄咄逼人）

道格拉斯：我想我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棘手问题，当我遇到困难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

张国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认为你处理问题的能力非常强，对吧？

道格拉斯：是的。

张国维：那么现在我想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公司给你一杯水，正好你没有拿住，洒到你身上你会怎样？

道格拉斯：我会继续面试，我会为我出的错表示歉意，然后不再注意它，而是继续下面的面试。

张国维：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人，通常你不应该只有一个方面，除了你刚才告诉我的这个方法以外，再举出两个和它不一样的方法。

姚长盛：我打断一下，谢谢张先生。

道格拉斯：你看我能在汉高谋个职位吗？

张国维：你还是当你的老板吧。

姚长盛：不过，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掌声给道格拉斯先生。我觉得他的回答最起码有一点，非常自信。（掌声）

道格拉斯：谢谢。

观众4：如果道格拉斯是到一家广告告诉应聘做创意导演，那么他对于弄洒水，或是如何着装一类事的反应会是不同的；但如果他是应聘销售经理，或是人力资源经理，就会有使自己适应公司文化，同时也事适应工作的问题，这个职位是什么级别，有哪些能使你成功的因素。

张蔚：您认为他刚才那些回答怎么样？

观众4：我认为是很好的回答，但要看应聘什么工作，要是你想找个人做营运管理，他的回答就很适合；如果你要找的是教师或接待员，他的回答就可能很糟。

姚长盛：我刚才看了张先生面试道格拉斯先生的这个对话，有点不寒而栗，就是最后那几个问题，不知道老潘有没有被人这样刁难过。

潘祎：有呀，因为我大概是经理比较多了，就是在面试的方面，经理得比较多了。

姚长盛：你给我们举一次您被刁难得不堪忍受的例子？

潘祎：当然有很多情境设置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是都了一个办公室里面，你进去的适合屋里面坐着两个人，那么正好是这两个人在说你的坏话，如果你已经把门推开进来了，你怎么办？就类似这种问题。

姚长盛：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潘祎：那我就一笑了之。

姚长盛：蒋先生，您这个公司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刁难人？

蒋北麒：我觉得不管这个供求关系是谁求谁，实际上是存在着谁求谁的问题，有些市场供需已不一样了。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双方在面试时，包括过程，包括问题，应该本着一种平等的（精神）。张先生刚才的那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语气可能有点过于咄咄逼人，我感觉换一种语气，可能会更好一些。

（抓桢 蒋北麒画面 ）

张国维：简短解释一下。比如说您为什么没有温柔起来，我简短不应该用“刁难”二字。就是通常的比较典型的面试，是用他的过去来判断他的将来，因为你以前是成功，所以我让你讲很多的例子，我不是说刁难，而是说我想从现在来判断你的将来，你可以举出一千个一万个你以前处理过的问题，我现在想看看，你真正处理问题的方法，这不是刁难而是说，我想从你现在的反应来判断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处理任何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看待它是不一样的，我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面试的方法，是对我的挑战，而不是刁难。

姚长盛：我能不能问一问现场的观众，有谁喜欢这种挑战。

观众5：我想介绍一下我曾经在福特面试的经历。当时福特找了我，就在福特办公室面试。他问了我一些通常会问的问题，比如你有什么样的失败的经历呀。

姚长盛：但是他还问了你一个特别的问题。

观众5：他当时确实问了我一个特别的问题，他说你现在想做什么，就是说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我当时回答我想读书呀。当然是比较糟糕的回答，他觉得不满意。他说你还想做什么，这时候我就看到他的秘书坐在旁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儿，我说我还希望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姚长盛：任何你被开除了？（笑）

观众5：没有。他说：“对，人人都希望。”所以，我觉得应聘实在有可能是一种糟糕的经历吧。但总的好讲不会太糟糕。只要你确实对自己有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很糟糕的经历。

观众6：我参观通过了一次这样的面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标准化面试的最后一轮。我一坐下就被问及一些有关个性的问题，和刚才那些问题非常类似。那是家很大的公司，开始并不觉得所有问题都很个性化，这通常是在第一轮面试中。之后会接触到更深入的个性化问题，你确实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另一个应聘者。可现在事情就是这样的，而你需要接受它，顺应它。我想在跨国公司，有那么多的竞争者，就得这么做，我想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张蔚：通过面试之后，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成功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现在有很多失败的经历。

姚长盛：像一开始咱们说的有可能被拒绝。

张蔚：我不知道蒋先生，还有道格拉斯，您们怎么样来拒绝您认为不合适的人？

姚长盛：比如说您愿意给潘先生面试的机会，潘先生去了，您觉得这个职位不适合潘先生，或者潘先生不适合您的职位，您最好会怎么拒绝潘先生？

蒋北麒：就我个人而言，我恐怕不会当面说：潘先生，你一、二、三、四，怎么不行。我们就会说，比如：潘先生，对于这个岗位的情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考虑一下，您等一下我们的消息。

张蔚：您不觉得这个有一点……

蒋北麒：过于虚伪了。

姚长盛：潘先生，在您二百多次面试的经历中，哪次您觉得被拒绝得挺舒服的。

潘祎：被拒绝都是不舒服的。比如说我向一个女孩子求爱，她拒绝了我，怎么样我都不舒服，这是肯定的。（笑）

张蔚：克莉斯婷，你能接受怎样的拒绝方式？

克莉斯婷：我当然不希望被拒绝。不过，我想被拒绝也是你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特别是能够自己的经验达不到职位的要求，就可能被拒绝，你所能做的就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是你必须面对的，你会从失败中学到一些东西，想想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并努力改进，你就会取得进步。因为，如果你认为没有得到这份工作，而这是唯一的机会，并因此消沉，这是不行的。你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断前进。

道格拉斯：通常你会经历九次失败，才会有一次成功。所以要做好思想准备，接受失败，积极进取，不断努力。（掌声）

张蔚：其实我们说的是一个求职的话题，但是我从刚才他们的谈话里也体会到，这个求职只是人生当中面对的很多挑战中的一项。

姚长盛：对。

张蔚：不管是对求职的失败，对婚恋的失败，还是对其他方面的失败，都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

姚长盛：观众朋友有没有人有过失败的经历，被积极之后是怎样一种心情？

观众7：很沮丧。这个机会错过了，很长时间特别怕出去面试。其实你从失败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知道自己很幼稚，或者是缺乏经验呀，然后你再去面试的时候，一旦得到一个机会，发挥你的特长，你会自信心大增，你会做得很好。

姚长盛：你现在已经从那种沮丧当中回来了？

观众7：我现在不断地去面试别人，也别别人面试。我觉得就是这种成功和失败之中，你会学到不同的经验，会变得很成熟。

观众8：我总结出一条，漫漫人生路，关键包装要适度。在招聘当中不要过于讲究包装。

姚长盛：还有后面两句吗？

观众8：我把它整体念一下：漫漫人生路，包装要适度；关键靠自己，机遇要抓住。

姚长盛：谢谢。（掌声）

观众9：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我的专业就是搞跨国文化交流。通过刚才大家谈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在总结失败的时候，应该从不同的文化角度上看，应该有个文化的背景。比如说吧，刚才的美国公司，他用他们的标准，他考试的方法可能在美国是一流的，但是拿到另一个国家不一定是一流的。还比如刚才这位先生就觉得非常不舒服，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跨国文化的冲突。

姚长盛：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去一个公司面试，如果我被拒绝了，很有可能不光是我个人的失败，有可能是跨国文化交流的一种失败。

观众9：一种冲突。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你自己的实力，你的专业学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你不注意跨国文化的一些问题，也有可能会功亏一篑。

张蔚：谢谢。

姚长盛：谢谢您。今天我们用这么长一段时间，讨论了求职从怎样准备简历、公司怎样看简历、怎样着装、怎样去面试、怎样回答一些挑战性的问题到怎样面对被拒绝。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对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一个帮助，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地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希望像道格拉斯、像蒋先生那样的招聘者能够找到你们意中的那些千里马，也希望像潘先生、像克莉斯婷小姐那样找到你们真正的伯乐。（掌声）

……………………

鲁豫有约里可查找潘晓采访的三个网址：

http://www.phoenixtv.com/PHW/single_page/0,1601,1-60-82669,00.html

http://www.phoenixtv.com/PHW/single_page/0,1601,1-60-82700,00.html

http://www.phoenixtv.com/PHW/single_page/0,1601,1-60-82705,00.html

其中内容是：

岁月磨砺“潘晓”的人生（一）

2002年03月19日 11:19 

鲁豫：《鲁豫有约》播出了张海迪那一期节目之后，凤凰网站转给我一些观众的反馈，其中有一封电子邮件引起了我的注意，来信的人说，他有一个朋友叫潘祎，生活经历非常的坎坷，而且是当年风云一时的，引起很多青年人讨论的那篇文章《生活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当中的主人公潘晓中的“潘”，通过这份信我们找到了潘祎，还找到了潘晓当中的“晓”——黄晓菊，于是《鲁豫有约》第一次在一期节目当中，出现了两个主人公潘祎和黄晓菊。 请您评论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第5期登载了一封随后家喻户晓的读者来信，信的署名人是“潘晓”，信的标题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那个思想被严重禁锢的封闭年代，这个标题足以轰动中国，它所引发的讨论规模仅次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但与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一样的是，人生道路的宽窄问题，使潘晓历尽劫难，遭受了不应该遭受的苦难。大讨论从1980年夏初，一直延续到1981年早春，《中国青年》达到历史记录中的最高发行量——369万册——但潘晓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糟粕典型进行清算。而直到90年代，国人才知道，潘晓实际上是两位青年的合名儿。他们的信改变了青年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也从此改变了他们自己的一生。

潘祎：不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的最直接的印象，第一印象你觉得是什么？

鲁豫：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潘祎：俊男靓女。

鲁豫：对，对，我喜欢听人自我表扬。

潘祎：你看我们这一胖一瘦，说相声差不多，这社会主义优越性全在她那儿了，我一看就……

鲁豫：那你身高也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潘祎：没有，我现在头发也没了，什么都没了。

鲁豫：你们上一次见面就是去年，前年？

潘祎：前年。

鲁豫：她跟当时变化大吗？

潘祎：她反正不像过去那么，那时候还是一个妙龄少女，那简直是人见人爱那种了，

鲁豫：现在不是吗？

潘祎：现在我觉得要是在大街上，老远看见她，一看反正就是富婆形象了，就是那种少男，还很有那种财富梦的那个少男，看到她可能还动点心，其他的我觉得够呛了。

鲁豫：他比当年开朗很多吧。

黄晓菊：讲话什么好了些，好象平和了些。

鲁豫：他以前我想肯定不会有跟人调侃，什么开玩笑啊……

黄晓菊：我看见的时候，好像那时候不是那样，那个时候好像特别不顺的时候，正是也没地儿……学校正跟他折腾着呢，那会儿正是挺年轻吧，就是不太…没看见他太开玩笑，后来一大段的（时间）就没有什么消息了，然后再看见他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哟真的是，都已经变成一个大人了。

在黄晓菊眼中，再度与她聚首的潘祎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时光飞逝22年，却仿佛弹指一挥间。而当年，潘祎刚刚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曾是踌躇满志的天之娇子，他敢说真话，也从不讳言他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一切。

鲁豫：我跟潘袆和黄晓菊的谈话是分开来进行的，因为他们都表现人生经历并不相同，分开来谈可能更好，我也这么认为，这样可能他们两个人讲得更放松，更充分一点，潘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点冷，好像有一种距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一坐下来聊起来之后，我又发现冷只是他的外表而已，时间已经让潘祎变得平和了很多。不过他自己都讲当年的他性格非常极端

潘祎：我是78年上了北京经济学院，现在叫首都经贸大学了，然后79年，是上大学以后，就感觉好像那时候觉得好象还天之骄子，那时候刚恢复高考，上了经济学院，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呀上大学是一件很不错的事，那个时候戴着校徽一出去以后都觉得，啊天之骄子，真是都了不得，自己一下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我是谁啊，好家伙，我太牛了，大学生了。

结果后来在学校里面，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就觉得不对了。那个时候社会上就觉得原来设想的大学生都是一种很单纯的，很洁净的，很令人向往的一种生活，当你真是置身到那种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你周围有很多那种老三届，包括那些从工厂里面，从部队里面，从机关里面的出来，然后到这儿来上学的人，他们把社会上当时流行的一些风气全带到学校里去了，我当时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学生生活应该是很朴素的一种生活，结果大失所望。

鲁豫：你能举个例子吗？怎么样把社会上一些不好的风气带到校园里来？

潘祎：比如说就是在那儿什么相互攀比，有的人呢他家里是高干，他自然生活条件就很好，然后他就在那儿……比如说，排挤，或者是奚落那些家境不是很好的那些人，包括这个学生干部之间彼此议论，什么在这儿勾心斗角等等这些事情全出来了。这些应该都是他们在社会上已经磨炼了很长时间才能有这种积累，可是对于我们学生，在校生，那就是很陌生的东西，而且很惊讶，怎么会这样，我们想象大学里应该是，至少和我个人所想象的那些东西完全不一样，结果就很悲观。到78年上学是秋季入学，到79年春天，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已经非常非常郁闷了，郁闷到了极点，就觉得那个时候活着没劲。

校园中的世态炎凉让刚满20岁的潘祎感到心灰意冷，无以寄托，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校园里的苦闷甚至无法在家里得以宽释。那个时候，潘祎的父母尚在青海支边，潘祎住在北京的姨妈家，屡遭白眼，饱尝寄人篱下之苦。

鲁豫：听说那时候你自杀过一次，是吗？

潘祎：对！79年的5月31号，那个时候就是在大学里面，大家谁都觉得不可理解，怎么会呢？这大学有多少人想上，还上不去呢？

鲁豫：你选择……

潘祎：服毒，就是喝一种浓缩的来苏水。

鲁豫：喝了多少？

潘祎：至少大概有500毫升

鲁豫：是什么概念，服完以后非常危险？

潘祎：肯定就，因为当时我已经停止呼吸了，他们说（停止呼吸）大概有30分钟了。

潘祎：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班的和我们系里面，我们系有两个班，同年级有两个班，那个其他那些很多同学，包括我们班的那个当时的辅导员，他们都发现（我）很异常，脾气暴躁，就是不愿意跟人正常交流。现在想来人家都是好心在跟我说点什么话，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冷漠，觉得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然后跟谁都是这样，然后可能是他们派了几个人们在离我特别远，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鲁豫：一直跟着你？

潘祎：他们就一直在跟着我，结果发现我倒在地上以后，马上就冲上来了，几个同学，就抬着我就往校外跑，后来是朝阳医院给抢救过来。当时也赶得特别巧，朝阳医院有三个科的主任，一个是职业病科，一个是口腔科，一个是外科的主任正好都是那天晚上值班，这是一个我赶巧了的地方，第二个赶巧的地方就是说，当时我是大学生，正好我又是好像上大学不容易，结果最后就给抢救过来了

鲁豫：等于有很多巧合，你捡了一条命回来。

潘祎：对对，但是我自己当时并没觉得这个能继续活下来有什么好的？

鲁豫：你当时有没有比如说留一份遗书，或者写点什么东西，再告别，再决定告别这人世之前。

潘祎：没有。

鲁豫：就这么决绝什么都……

潘祎：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那个时候就是很孤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是它不存在这种客观基础，也没有这种条件，一直就是这种决定的孤独吧。

鲁豫：和潘袆完全不同的是，黄晓菊给我的印象是很乐观，快人快语，但和潘袆相同的是，她也觉得小时候离开父母的那一段生活，给她这一生都造成难以愈合的伤痕。

黄晓菊：那我有我的特殊性，为什么我成了这个潘晓，我也想过为什么我是这个潘晓？我有我很特殊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从小被我妈妈就是送到北京来抚养，送到我姥姥家，还有我外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外祖父是我的天堂，是我童年的天堂，我外祖父去世的时候，我们家开了一个，潘晓的文章里也写了，就开了一个会嘛，是大家都来，我妈妈也来了，都来了坐在这里，就说我姥姥今后的生活怎么办？那个会我在，但那个时候我是个孩子，是个小孩，所以当时就是家里说的时候，大女儿应该给多少钱，二女儿给多少钱，大家就特别激烈了，就是好像那意思就不痛快了吧，反正就是我看，现在也模糊了，反正那个时候就给我吓傻了。

鲁豫：你一下看到世态炎凉了。

黄晓菊：对，我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儿啊，这是你们的母亲，然后呢，你们的父亲没有了，你们怎么就在这里头会说出这个，我一个月不能给十五，你得给十块，怎么回事，怎么可以当着这个老太太争这个事呢，那个是一个伤害吧，我就觉得怎么钱这么重要呢，这怎么一下子就变脸了，说这事，说这么激烈，这个给十块钱，这个给十五钱，就这么姐姐不是姐姐，弟弟不是弟弟的了，我就不明白，实际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确实的困难，那个时候我妈妈在内蒙嘛，我爸爸是当兵的，五个孩子，我老大，那也可想而知她的困难，是吧？

鲁豫：你主要就是提前几年接触这些事情，比如再过几年你也可以理解？

黄晓菊：是，就把我气死了，我一下就觉得世态炎凉，然后呢，就到什么程度，我外祖父去世一年以后，我就得了一种关节炎，就是内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在医学上叫做不死的癌症，真的就是那种痛苦，那种绝望，那种不知道怎么办了，弄到心里去，弄到一个孩子的心里去，我觉得，那个太受刺激了，后来那个时候就慢慢关节炎就显出来了。

患上严重的关节炎之后，黄晓菊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多一点的家庭温暖。她远离父母，只能独自咀嚼着这段肉体痛苦与精神苦闷交织而生的岁月。和潘祎相同，黄晓菊在寻求人生之梦的长途中，孤立无援，艰难而进。（未完）

岁月磨砺“潘晓”的人生（二）

2002年03月19日 11:56 

鲁豫：对于潘晓，潘袆和黄晓菊都不愿意多谈，黄晓菊就对我说，如果你对我这个人感兴趣，我们有很多都可以聊，如果只谈潘晓的话，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因为潘晓没有让我的生活变的更好，或者变的更不好，而潘袆也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请您评论

1980年春天，《中国青年》杂志决定筹备组织一批有关人生观讨论的话题，于是几位编辑奔走在北京的工厂、商店、国家机关，不久，他们便来到首都经贸大学，潘祎作为学校推荐的学生代表，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言机会。

鲁豫：那后来《中国青年》到了你们学校，团委就向他们推荐了你。

潘祎：对，是这样的，他们当时去了三个人，在我们学校开座谈会，事先我根本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从自杀过来以后，然后一直就还处在那个精神比较恍惚，然后彻夜失眠，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不上课。我们那个辅导员就说，别的人都在那儿做作业，你又不做作业，你就去吧，反正每个班学校规定每个班都得出一个代表，结果这时候给我弄到大会议室，给我叫到大会议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一开门，里头已经坐着一个人了，是谁呢，就是后来做这场讨论，一直到现在人们说她是我干妈什么之类的，就是马丽珍，就是现在是中国妇女报的副社长，她当时坐在里面。等于是一个很不自觉的状况，就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我们学校，应该算是校方吧，被我们学校把我给推上去了。

当天我和那个马玉珍，马玉珍她就问我，她说你对人生怎么看，坐那儿就说呗，我记得大概说了有四个小时，彼此之间这种交流大概有四个小时，那个时候我肯定是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这个不行，那也不行，什么整个这个社会是完蛋了，什么整个世界是没戏了，要不然我不会死，对吧？如果说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那么一点光彩，或者是有那么一抹蓝天的，大概我也不会选择那种方式， 最后她就觉得我这个人很偏激，她就说让我写写。写吧，写了大概有多少？几千字的东西吧，分为几个历程吧。

鲁豫：《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23岁的青年人在经历文革、家庭纷争、失恋等一系列变故后，逐渐从一个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变的孤僻、迷惘、不知人生意义何在，现寻求青年朋友的帮助。

鲁豫：那里面有很多事例选的都是黄晓菊的事例，还是也有你的事例？

潘祎：当时好像可能《中国青年》是这样概括的，就是说主要选黄晓菊的经历，选用我的一些观点。写完之后，又去马丽珍家，交给他们了，等再过一个星期的时候，他就问我了，他说我们仔细看过你给我们写的那些东西，你敢不敢把你的这个观点拿出来让其他青年来讨论一下，让他们来鉴别一下你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觉得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讨论啊，也没想到最后弄成这么一个事，而且因为这个事，到现在，我今年40多了，到现在还在为这个付出代价，那时候是决然没有想到的事情， 就说讨论，你爱讨论讨论呗。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最终采用的是潘祎和黄晓菊的文章，并从他们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最终以“潘晓”的化名发表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文章与人们的真实生活产生强烈共鸣，但也同时引起轩然大波，这场人生观大讨论的“舆论导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使得潘祎的命运急转而下，陷入危机。

鲁豫：你们同学知道那潘晓的潘就是你吗？

潘祎：我们校方领导知道这个事，大概不是从我这儿传出去的，因为我一直就是抗上。

鲁豫：当时校方找你谈话了？

潘祎：不谈话，但是他就是说你就休学，就不让你上学。

鲁豫：正因为这信。

潘祎：他不能直接这么说。

鲁豫：他用了什么理由？

潘祎：他都说你现在你这个身体状况不好，你有精神病。

鲁豫：去看过医生吗？他们就说你有精神病？

潘祎：带我去过，带我在安定医院去过，去过好几次。

鲁豫：大夫给你下这结论吗？

潘祎：当时他找了一个实习大夫，那实习大夫就是说诊断为重型。（校方说）这个你看看，这是精神病专科医院，给你做出的诊断。然后就……

鲁豫：你觉得你有吗？当时，自己看过诊断以后，你觉得我的确是这样的？

潘祎：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休学就休学呗，无所谓，反正那时候我都不在北京了，讨论其实最热闹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我在青海，就是回到我父母哪儿去了，后来琢磨来琢磨去，不对，这事要是这么弄的话，你说我精神病，觉得要是背着这么一个名声的话，你包括以后会对我以后的生活，包括以后是不是选择工作，是不是继续学习等等，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暑假的时候，我就回到北京，跑到安定医院，然后我去找他们那个主任，我说你看看给我做出这么一个诊断，然后他们主任又几次给我会诊以后，他们做出结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它的这个诊断不能成立，因予否定，目前潘袆的精神状态恢复正常，他给我做了一个医院的一个正式证明，可是我交给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说那不管，我不管，你当时的确是，这个是安定医院自己的责任，就即便是误诊也是他们的责任，那现在你已经休学了，你就不能再上学。

在学校强烈要求下，潘祎的父母违背儿子的意愿，私下代签“退学同意书”，造成潘祎同意退学的事实。知道这个消息后，潘祎与父母断交，只身一人留在北京，开始了一年多的流浪生活。

鲁豫：从学校出来以后，先干了什么？

潘祎：就什么都干不了了。你是什么身份啊，我到办事处，我得把我的档案，我不能在学校放着吧，我得放到我的街道办事处，那只能又回到我姨妈那里去了，我只能把档案放到她那儿，她就是说，你档案可以放这儿，你人不能住我这儿，那我就没有地方可住，我到那个街道办事处，办事处说你的这个待遇，你还不能算是待业青年，你算是社会闲杂人员，你的这个待遇和一个劳改释放犯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你不要指望着我给你找工作，不可能的。

鲁豫：那要吃饭总得工作，第一份工作做什么呢？

潘祎：没有，没有工作，

鲁豫：那找啊？

潘祎：找不着啊，所以只能流浪，只能去要饭，只能去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鲁豫：你真的去要过饭吗，那个时候？

潘祎：对啊，对啊。

鲁豫：就在北京那个时候去要过饭？

潘祎：就在北京，你知道我一天，那时候就是我自己还可能有一点生活的积蓄，但是我平均下来的话，我就是说如果我这种状态我能一天是多少钱呢，一天是六分钱。

鲁豫：我不明白，你说的这要饭就是我们现在像大街上我们看到的那些……

潘祎：不是，我当时可能还算是比较，至少穿着上还不至于那么，就是说像现在可能，拿一个小茶杯在那儿，我不是那种，我就是到饭馆里面，就在那儿坐着，然后别人吃完了以后，吃剩下的东西，我过去就吃了，没办法，那也给我饿得够呛，而且也没地方可以住，一开始住在北京站那个候车室里，住在那个候车室里面，我记得……

鲁豫：听潘袆讲他在北京流浪、要饭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受，而当初因为潘晓，黄晓菊离开了工厂，调到出版社，后来还结了婚，虽然婚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婚姻带给她一个儿子，当时相对于潘袆来说，黄晓菊的生活要明亮许多。

黄晓菊：那个时候潘晓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从我个人角度，就是我爱说吧，爱说爱张罗，爱社会上什么这事那事儿的，那会儿弄那个街道工厂多烦呀，我就社会上参与什么写作班，就在那个班里头，弄出来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采访。那时侯是大广泛地聊，在《中国青年》杂志社一个编辑部的房子里面，那个时候还有好几十人呢吧，我都忘了，反正各个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觉得我在会上说的不多，反正也说了，我记得我代表我们工厂里那些年轻的残疾的那些人。这可怎么办哪？我们就这样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样不对啊！你们不是《中国青年》杂志社吗？你们得给这些人呼吁呼吁啊！得给我们想出一个生存的办法。我觉得就是说我就带着这个，简直一肚子的话，我就去了。

鲁豫：当时讲话的腔调也就是你现在跟我讲话这样：你们这样不给不行，你们得看看我们生活是这样的吗？这样慷慨激昂的？

黄晓菊：你觉得现在我特慷慨激昂吗？

鲁豫：也不是，就是语气非常流畅，声音挺高亢的。

黄晓菊：从小就这样。

鲁豫：以前一直这样？

黄晓菊：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中国青年》杂志社搞了这么一封信，这些震撼人心，我觉得就是跟他的编辑（有很大关系），把这个形象弄成那样一个……

鲁豫：因为看那封信里面那个人多苦呀，那里面有多少事是你自己的事。

黄晓菊：对呀！可是我告诉你，那是事实，没有一件事是假的。

鲁豫：所以那封信不是你特主动给报社的，是讨论会完了以后，听了你的……

黄晓菊：不是这样，讨论会完了以后，可能这潘袆也给你们介绍了，这所有他后来参加会议的人回去自己写文章去，把你对人生的想法写出来。

鲁豫：从中选出你的了？

黄晓菊：哎——当时我记得还是一个诗体的散文，就这么长的一句诗一句诗排着，那是什么事呀！

鲁豫：都是大段大段排比句式似的那样……

黄晓菊：对对！这么大张纸，然后一篇一篇写了好多，后来就是都交了，大概他们就是把我这里面什么外祖父呀这个经历全都是 再有呢，就是把这些和潘袆那些关于读书的内容弄到一块儿，就这么着，所以呢，自己还觉得跟一般女工有点不同，心里头好象还有点事。

鲁豫：那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事吧？写了那封信以后是个意外。

黄晓菊：没想到，确实没想到，这真是个意外，那时候也把我自己也真是惊讶了一大把。（未完）

岁月磨砺“潘晓”的人生（三）

2002年03月19日 11:58 

与潘祎比起来，黄晓菊在“潘晓事件”之后并没有经历如此剧烈的颠簸。她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频频露面，也就因此遭致攻击，影响到了她的工作，但黄晓菊我行我素，依然顽强地在人生轨道上独自前行。潘祎呢，虽然曾在朋友帮助下找到过几份工作，结束了流浪生活，但他的生活再未进入正轨，中间还遭遇到人生中的一场重大磨难。 请您评论

岁月荏苒，一切成为过眼云烟。大约在1990年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彻底忘掉了那场令人激荡的人生观大讨论，而引发大讨论的两位主人公也先后找到社会位置。尽管不甚满意，但毕竟可以安身立命。潘祎已经成家立业，但仍然居无定所，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鲁豫：我现在说起潘晓，你觉得在说你还是说别人？

潘祎：潘晓是个符号，这种符号呢，其实它已经从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已经经过了时间，再经过就是人们现在对这个事情的，什么算是文过饰非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它已经抽象成了一个符号，就是说这个它是过去存在的一个历史现象，而这个历史现象它具体是不是由两个人构成的，或者是由几个人，或者是由一代人构成的，这个具体的人，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至于说潘晓这个事情，潘晓这场讨论，和由这场讨论给我个人带来的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偶尔，茶余饭后，或者是比如说，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可以说，但是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鲁豫：你觉得你的生活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真正的跟周围的人都差不多，真正算走上正轨了？

潘祎：没有，到现在没有。

鲁豫：到现在也没有？

潘祎：没有，因为我刚才谈到就是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更多更多，所以我现在……

鲁豫：你怎么知道你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潘祎：因为很多在别人来说，轻而易举能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

鲁豫：您举个例子。

潘祎：比如说工作，如果说，我有本科文凭，那么我可以去，比如说像有些企业里面，这样的，可是我现在呢，我还是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准确身份，就是说这个社会身份，他应该是一个求职者，我的那个档案一直在街道里，虽然说我从事了这么多工作，

而这些工作都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怎么样提供给我的，也就是说我在社会上，我不可能用我的身份找到工作，那么这个实际上，我在这个过程中，那实际上就是一直得为这个付出代价。

鲁豫：但从外人来看，现在你的生活，如果我不知道你是潘晓是谁，潘祎是谁，我就大概听说，现在做什么工作，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人过的还挺不错的，有一个挺好的工作，在我看来一个挺好的工作，在电视台，这么多人的一个新的节目在做着，刚刚陪太太在挪威上完学回来，从外人看来一切都是不错的，

潘祎：但是各种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黄晓菊是一位乐观开朗的女人。至今，她仍独自带着孩子，过着她自己认为悠闲的平凡生活。她开了两家服装专柜，自己是自己的老板。

鲁豫：那如果现在你在看当年潘晓那一段，你觉得那一段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亮点，还是一个比较灰暗的时候，还是很平常的一段。

黄晓菊：不，在我自己，就我个人而言，那段是我特别灰暗，特别低潮，又病又不得了的那一段时间出生发生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也不是一个耻辱，也不是一个灰点，也不是一个亮点。

鲁豫：它是一段经历。

黄晓菊：对，就是一段经历，而且呢，就说客观上应该说对社会而言，是个好事，是个好事，但是就个人而言，没有什么你又怎么样了，又，就我认为，就是这样，跟我还是那个，就是说我是潘晓的一部分，但我不是她，不等于她

鲁豫：那你现在感情生活呢？

黄晓菊：没有，女朋友，就几个女朋友，没有男朋友，基本上没有吧，也有一个在澳洲吧，也是好多年以前，反正保持联系，但是好像生活好几年了，都特别不一样了，好像回来以后，也觉得……也说不到点上了，好像也是

鲁豫：还有期盼吗？你说你不会去排斥呀？

黄晓菊：我不去，那一定不去，可以去找。不一定，找也找不着，一定是找不着，就是等吧，等机缘来不来。

鲁豫：因为你儿子会长大，你儿子已经长大了，将来长大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将来……

黄晓菊：是，那我这样啊，我早给我自己，晚年我想好了，我就是说为什么还要做几年这个生意呢？我要多挣点钱我要开一个酒吧，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有朋友回来，有一个场所。 （完）

……………………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百名风云人物候选人出炉 (2008-09-16 09:22:46)

标签：杂谈 

分类：宇间传音 改革开放30年百名风云人物候选人出炉/名单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09-16

按：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浓重的纪念意义无非是为新的执政方针找到合法的“解放思想”依据，安慰自己步子迈的再大点。这个南都的排行榜，缺憾的一点可能是忽略了不少文化上的时代标志和符号，学界的变化也没有过多的提起。

【星岛网讯】《南方都市报》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评选”近日选出百名候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前夕，将从中选出30年最有代表性的30人。《南方都市报》称，他们曾经在历史的重要节点，敢为天下先，表达一代人的呼声，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100名候选人：

丁磊（001）

网易首席架构设计师。1997年6月创立网易公司，将网易从一个十几个人的私企发展到今天拥有近2000员工、在美国公开上市的互联网技术企业。他曾一度雄踞中国个人财富榜首富位置，探索了门户网站发展新模式，在网络游戏方面大有斩获。重归网络新闻阵营，渐成气候。

于光远（002）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77年初，于光远第一个站出来，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1992年，于光远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这是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唯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书。

小岗村18户村民（003）

1978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严俊昌等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他们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马云（004）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99年初，马云回到杭州以50万元创业，开发阿里巴巴网站。阿里巴巴的发展模式被国际媒体称为继雅虎门户网站模式、亚马逊b2c模式和ebay的c2c模式之后的第4种互联网模式。

马洪（005）

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1984年9月他上书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1988年3月，他又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

马化腾（006）

深圳市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腾讯公司创始人之一。他改变了中国人际交往和信息沟通的方式，创造了一种网络时代的文化，更引领出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马胜利（007）

曾被称为“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1984年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而名动天下，“学习马胜利”成为全国性的热潮。然而，他就像一颗流星，辉煌后即告陨落———1995年10月，马胜利被免职。

王石（008）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1984年，王石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企业改组发行股票，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王选（009）

两院院士，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

王朔（010）

以描述理想主义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说与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推动作用。

王海（011）

职业打假人。引发了“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的“王海现象”，还带领一批人成为职业打假人。

王蒙（012）

曾任文化部部长、《人民文学》主编。他开创了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大讨论。

王小波（013）

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创作了“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他的作品在他逝世后盛行于世。有人欣赏他杂文的讥诮反讽，有人享受他小说的天马行空，有人赞扬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独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是对自由的追求。

牛根生（014）

蒙牛集团董事长。所创办的蒙牛集团，为企业界增添了两个标志性名词，一是“蒙牛速度”，二是“蒙牛现象”；为中国乳业创造了三项全球纪录：液态奶销量居全球第一，年均增长速度居全球乳业第一，自主研发的特仑苏牛奶夺得全球乳业最高奖“产品创新奖”。

仇和（015）

现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据有关媒体报道，仇和在担任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以“个性化”施政方式努力创新与尝试，以“铁腕”风格推进当地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大胆挑战某些体制局限，一度引发争议。

巴金（016）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文革”结束后，劫后余生的巴金开始彻底反思人性与良知。晚年严苛的自我考问和忏悔精神，在当今的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仍具有振聋发聩的感召力。“讲真话”，这是一代文豪给我们的世纪留言。未了的心愿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邓亚萍（017）

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选手。先后获得14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成为唯一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运动员，并获得4枚奥运会金牌。

邓丽君（018）

台湾著名歌唱家、一代歌后。邓丽君也可能是大陆最早的娱乐偶像。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邓丽君的歌曲是一种具有颠覆效果的符号。她那清甜圆润、缠绵柔情的歌声，让大陆听惯了激昂高亢的革命歌曲的年轻人耳目一新。同时遭到了“权威”们的大面积抨击，被斥为“靡靡之音”。

厉以宁（019）

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

厉有为（020）

从1990年到1998年，历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和市委书记，厉有为不仅见证了小平南巡，而且经历了两场轰动全国的大辩论：一场是学者发起的“特区不能再特论”，另一场则是1997年所谓“首都理论界人士”对其《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的“围剿”。

龙永图（021）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1994年被任命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1997年被任命为副部长。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作为首席谈判代表，成功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叶选平（022）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调到广东省工作，历任副省长、广州市市长、省长，是广东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叶选平在广东11年的辛勤汗水换来了人民的一个封号——“实干家”。

史玉柱（023）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CEO.游离于最成功的商人和最著名的失败者之间，转换于“中国首富”和“中国首负”之中。

冯根生（024）

中国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1988年全国评出的首届20名优秀企业家之一。他将一个中药小作坊带成了全国中药业的领军者。1984年，他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1991年在全国掀起了一股“为企业领导人松绑”的大讨论。1998年，引出了著名的“冯根生难题”。

吕日周（025）

2000年2月，吕日周在沉寂了整整10年后，出任长治市委书记。随之，他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一份《长治日报》把“吕式”舆论监督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把吕日周推到了争议的浪尖峰顶。现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年广久（026）

“傻子瓜子”公司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他是第一代个体“暴发户”的代表，是改革开放的风向标，他一生被邓小平三次点名，他命运的起承转合暗合着个体经济的发展进程。

任正非（027）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励精图治十多年，把华为建成了中国IT界的标杆企业。他关于企业“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曾在业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名篇佳作《华为的冬天》曾经被许多企业作为企业危机管理的范本。

任仲夷（028）

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较早提出“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较早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第一个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在辽宁期间，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张志新等冤假错案。主政广东五年，为探索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在全国先行一步作出重大贡献。

庄世平（029）

著名侨领和爱国人士。1979年，他参与广东经济特区政策法规的制定，他率先在深圳特区设立分行，使南洋商业银行成为第一个在我国经济特区设立分行的港资银行。

刘国光（030）

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诸多领域，包括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两重模式转换、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鸿儒（031）

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1992-1995年，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期间，刘鸿儒坚持公正、公开、透明的监管政策，并主持改革了股票发行方式。证监会此时出台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永行兄弟（032）

1982年，刘氏四兄弟（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相继辞去公职到农村创业，从孵鸡、养鹌鹑开始，完成原始积累，并成立希望集团。1995年，四兄弟明晰产权，进行资产重组。到1999年底，希望集团已发展成为以饲料为主，涉足食品、高科技、金融、房地产、生物化工等行业的全国性集团公司。

江平（033）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他在中国当代法学复兴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机械修理师的作用。他是国内法学界研究和传播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的先驱，也是我国民商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推动我国的立法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杜润生（034）

党内农村问题改革派代表，农村改革重大决策亲历者。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1981年冬，杜润生所在的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李宁（035）

1982年世界杯体操赛上，一人独得男子全部7枚金牌中的6枚，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被誉为“体操王子”。1989年退役后，李宁创立“李宁”体育用品品牌，开创了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经营的先河。

李灏（036）

1983年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灏在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大力推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

李东生（037）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将一个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的地方小企业运作成中国电子信息工业前五强，并在国内电子业率先建立起了一个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

李宇春（038）

她以全国观众公开投票352万余票成为2005年度“超级女声”总冠军，从一个普通女孩一跃成为娱乐圈最火爆的人物。她的成名被视为今天中国公众意识崛起的标志，他们认同以一种公众化的参与方式，接受了多元的文化价值观。

李连杰（039）

被誉为“功夫皇帝”。上世纪80年代初，这位少年武术冠军被香港导演挖掘主演《少林寺》，引发了一股功夫热。这也是内地改革开放后与香港在娱乐圈交流上的最初尝试。90年代末李连杰进军好莱坞，成了继成龙之后又一个东方巨星。

李谷一（040）

我国著名歌唱艺术家，“内地流行音乐第一人”。1980年，一首抒情婉转的《乡恋》传遍大江南北，李谷一从此家喻户晓，也曾一度被错误批判为“大陆的黄色歌女”。

李金华（041）

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年6月，上任审计长不到一年的李金华所作的审计报告对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的审计发现，4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31.2亿元。报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称赞为“多年来最好的一个审计报告”。2003年6月，他以“空前激烈的措词”点名批评了财政部等四个中央部门，“审计风暴”一词在社会上不胫而走。

李彦宏（042）

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公司总裁，创业最成功的“海归”代表。1999年回国创建百度，用三年时间将百度做成全球著名的中文搜索引擎公司。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美国上市。

李嘉诚（043）

华人首富。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香港著名的塑胶商、房地产巨商。

杨“百万”（044）

本名杨怀定，上海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杨“百万”通过亲身投资经历影响了更多的个人投资者关注并投资股市，在证券市场的繁荣和扩大影响过程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杨利伟（045）

中国“飞天第一人”。2003年10月16日早晨6点23分，当年38岁的他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返航，顺利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随之一跃成为世界载人航天俱乐部的第三个成员。

杨国强（046）

碧桂园创始人、掌门人，2007年4月20日，碧桂园在香港挂牌上市，持有95.2亿股的25岁大股东、其女杨惠妍一举超过玖龙纸业的董事长张茵成为新一代内地女首富，身家约为666.4亿港元。

步鑫生（047）

曾任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在步鑫生带领下，小厂打破“大锅饭”，一年后成为全省行业领头羊。1983年其事迹成为全国典型，“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1988年因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善，被免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的职务。

吴江（048）

当年胡耀邦的重要理论助手。胡耀邦主政中央党校时他任哲学考研室主任，思想解放重要阵地《理论动态》第一期即是他的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

吴仁宝（049）

“天下第一村”带头人、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老党委书记。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在他的带领下，华西村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全国典型”，历经数十年风云变幻，始终屹立潮头“红旗”不倒，外界誉称“天下第一村”。

吴南生（050）

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主要开拓者。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同时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2年，“经济特区成了走私通道”等传言满天飞。陈云让其写材料，他写了13稿，第13稿是在病床上完成的。陈云看后批示：“特区还是要办的”。

让开放做一个沙滩上的美女

    吴敬琏（051）

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何享健（052）

美的集团董事局主席。1992年，何享健毅然推动美的进行股份制改造；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组而成的上市公司；1997年推动事业部制改造，为集团“二次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1年完成了公司高层经理人股权收购，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粤美的成为中国MBO第一案例。

何振梁（053）

北京申奥重要功臣，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原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作为主要智囊为申奥耗尽了心血。

余秋雨（054）

著名的学者和散文作家，上世纪90年代，曾以散文集《文化苦旅》震动文坛，从此打出“学者散文”的旗帜。

汪道涵（055）

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1993年4月，汪道涵受权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领导人辜振甫举行会谈，“汪辜会谈”实现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公开接触商谈，标志着两岸关系的历史性进展，并推动了两岸事务性、经济性商谈。

张艺谋（056）

“中国电影第五代”的代表人物。他的处女作《红高粱》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电影中独树一帜。这是中国内地电影进入西方世界的“创世纪”，它第一次让西方世界知晓中国内地“有电影”。

张朝阳（057）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98年2月正式推出第一家全中文的网上搜索引擎———搜狐。2000年7月12日，搜狐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张瑞敏（058）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中国家电企业的第一位CEO.“老三届”，接父亲班当了工人。1984年接手青岛电冰箱厂，将这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发展成今天的海尔集团。他和海尔成为经典的MBA案例，他是“中国的经营大师”。

陈天桥（059）

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奠基人和领军人物。1999年创办盛大，2003年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陈天桥的创业经历打造了中国个人创业史的又一个神话。

陈景润（060）

世界著名解析数论学家之一，攻克了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78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轻人最崇敬的人物之一。

林若（061）

1924年10月生，广东潮安人。1982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90年5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1年1月-1996年2月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继任仲夷主政广东，其时正值广州、珠三角继特区之后对外开放；各项改革措施轮番出台。

林毅夫（062）

北大经济学教授、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出生于台湾的林毅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位出任世行要职的发展中国家人士。

易中天（063）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被唤作“学术超男”。自从2005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因其白话式的幽默分析受到观众追捧，他的《品三国》一月卖出百万余册，有人褒他是文化偶像，有人则贬他有辱斯文。

金庸（064）

武侠小说大师。他的小说进入内地后掀起了一股武侠热。近年，金庸宣布修订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更有金庸研究专家认为，金庸对自己的作品不自信。

周冠五（065）

首钢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他率领首钢成为我国第一批改革试点企业，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子、新方法。他创造的首钢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周瑞金（066）

皇甫平。历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他主持写作了署名为“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系列评论，一扫当时国内对于改革开放的游移态度。

郑必坚（067）

理论家，中国高层智囊，“和平崛起”提出者。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亲自点将郑必坚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助理兼政治秘书。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站出来为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辩护，后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宗庆后（068）

娃哈哈创始人。1987年，42岁的宗庆后依靠14万元借款，创办了娃哈哈公司的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后来，娃哈哈一度成为中国饮料的龙头企业。娃哈哈被达能并购后风波不断。他在扮演中国企业家中的“民族英雄”。

郎平（069）

著名女排运动员和教练员，20世纪80年代世界女子排球界“三大主攻手”之一，有“铁榔头”之称。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创下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女排精神成为一个熠熠生辉的符号。

项南（070）

改革开放先驱人物，1980年起主政福建。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有两艘航船———广东号和福建号，那么，任仲夷和项南无疑就是最优秀的船长。有人评价说：“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项南就是福建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锋。”

荣智健（071）

中信泰富集团主席，曾被评为“中国内地首富”。出身中国近代著名的商业世家，爷爷荣德生是中国棉纱大王，父亲荣毅仁曾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

胡福明（07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该文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为批判“两个凡是”的檄文，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柳传志（073）

联想创始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知识型创业者的典范。1984年柳传志以20万元人民币创办了联想。在他的领导下，联想成长为一家大型企业集团。他摸索出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道路。

钟南山（074）

“抗击非典第一功臣”。他不仅医术精湛，更尊重科学，敢医敢言，他勇敢地否定了卫生部所辖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使广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段永基（075）

“中关村的里程碑式人物”，四通集团董事长，新浪网董事长。曾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职务，该公司被称为北京的“硅谷”。段永基是一位备受推崇的民营企业精神领袖，他被认为是中关村的“村长”。

俞可平（076）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名噪一时，有人叫好，有人批判。他的“善治政府”和“增量民主”理论被解读为中央政治层的主流思维。

姚明（077）

NBA赛场上的中国文化代表。这个身高2米多的中国男人向世人展现的不仅是他的球技，在各个方面，他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姚明在树立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已经超过了其他一些原有的宣传手段。

袁庚（078）

广东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原主任。1978年10月，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开放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正是由于袁庚的振臂一呼而尽人皆知。

袁伟民（079）

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举国体制的标志性人物。曾指挥中国女子排球队分别于1981、1982和1984年历史性地取得三项世界大赛冠军，使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坛上首次取得“大满贯”、“3连冠”的历史性突破。

袁隆平（080）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被媒体誉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科学家”，他培育的杂交水稻成为“改变中国人民生活产生最大作用的科学成果”。

倪润峰（081）

曾任长虹董事长兼总经理。1988年他开始领导长虹后，长虹企业产品、产量、利税连续5年在全国同行业中位居第一。他曾屡次挑起彩电大战，让家电行业成为竞争最充分的行业之一。他大手笔囤积彩管演绎了“倪式战争”的高潮，也埋下了长虹深陷泥潭的苦果。

高西庆（082）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对证券市场的法制化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1988年参与起草《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后又与其他人共同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参与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并参与推进H股的发行。

高耀洁（083）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医学专家。多年来，她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并从2000年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方面。她勇敢地说真话，揭开了中国河南省欲说还休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

容志仁（084）

广州最早的个体户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位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个体户，作为个体经济代表，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常光南（085）

原广汉县委书记。1980年4月15日常光南和同事作出一个历史性的决议：撤销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恢复向阳乡人民政府。虽然“秘密”会议有“不声张、偷偷干”的约定，但此举仍迅速震动全国。

“蛇口青年”（086）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座谈会记录流出后引起巨大争议。《人民日报》推出记者调查《“蛇口风波”答问录》及39封读者来信。这场历时月余的大讨论如一声思想惊雷震撼了神州大地。甚至有人把它赞誉为“第二次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蛇口五四运动”。

崔健（087）

中国摇滚教父。1986年，《一无所有》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崔健以一己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

梁湘（088）

深圳特区的大规模建设起自梁湘。梁湘1981年3月接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一到深圳，马上找到负责基本建设的副市长罗昌仁，要他不要局限在两平方公里，要按照设计蓝图，在38.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全面干起来。用他的话说，要做，就干脆把“饼”做大。于是就有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

梁广大（089）

珠海原市委书记、市长，曾亲身见证小平两次南巡。是在中国五个特区里持续任一方要员时间最长的官员。一向被人称为“梁胆大”。从1984年任珠海市市长到1998年退休，一干就是14年。

尉文渊（090）

上海证交所创建人之一。1990年他就任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时年仅35岁，被称为“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同时，尉文渊还兼任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上海证券报》总编等职。1995年因“327”国债期货事件辞职。

鲁冠球（091）

他把一个乡镇农机修配厂发展成为了一个世界闻名的现代企业集团。改革开放初期，他率先试行股份合作制，吸收社会法人入股。鲁冠球近30年的创业经历，就是中国个私经济30年从萌芽到辉煌的历史。

温元凯（092）

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投资专家。首个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和开放出国留学制度建议者，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的提出者，以《中国大趋势》一书风靡全国。在进入华尔街后，从化学家变为金融家。

温州“八大王”（093）

改革开放初期的争议人物。1982年初，中央下发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温州有8个人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史称“八大王”事件。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成功“翻案”。

雷宇（094）

海南开发的先驱。主政海南的两年期间，海口从一个小镇变成了一个城市的模样，为今天的海南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96年，当61岁的他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职位上主动退下来时，再成新闻人物。

廖冰兄（095）

著名漫画家，1979年他创作了《自嘲》，对人们依然停留在僵化思维里进行了讽刺，推动了思想解放。

潘岳（096）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2002年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告”。2005年初他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保风暴”。现在他力推规划环评，并直言最大阻力是部门、地方利益割据。

潘晓（097）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题目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信中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1980年夏，这封信可谓“石破天惊”，引发了全国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潘石屹（098）

中国房地产界的另类。他一次次处于是非的漩涡，一次次不按常理出牌，因此为世人所瞩目。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潘石屹的每一个建筑作品都以城市标志性符号引领这个城市的建筑潮流，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薛暮桥（099）

中国经济学泰斗、市场经济拓荒者。倡导和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1979年，他发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被誉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1990年，写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把改革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最终确立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霍英东（100）

香港著名实业家，“红色资本家”。最早响应中央政策，参与内地改革开放事业。先后在广东建了四座大桥，即大石大桥、洛溪大桥、沙湾大桥及三善大桥。创建中国首家中外合作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积极捐助国家科学及教育事业，积极推动中国重返奥运，推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生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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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支点

-- 张朝阳与潘晓论谈青年成功与成才

张朝阳：搜狐公司CEO，1964年出生，1993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以下简称“张”）

潘祎（潘晓）：1980年人生观大讨论当事人。现为自由职业者。（以下简称 “潘”）

潘：在同龄人中，你算是机遇好的，无论在国内国外，这种机遇差异人与人之间有多大？

张：有句老话说：机遇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因此，在相同的环境下，不同的 人面对机遇将会有不同的反应和产生不同的结果。我认为那些在不同领域取得成就 的人都是非常聪明和勤奋的人。我所说的“聪明”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高智商，而 是这样一种品质：能够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自我认识过程中，知道自己适合做 什么，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且知道什么才是完成目标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我所说的 “勤奋”则是随时随地可以行动起来并且坚持不懈工作到底的精神。我相信，任何 一个成功者都不可能缺少这两种要素。勤奋、智慧与否则是人与人之间成功与否的 重大差距。

潘：我们都在谈机遇，可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是不同的。尽管我们可以说 在机遇面前人人平等，但实质上，在发展的层面，我们目前所碰上的机遇远要小于 这种机遇所带给我们的挑战，并且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会出现不同的人拥有信息 数量不同而有起跑线的不一致。人们在观念上总觉得现在的机遇有史无前例的张力 和上行空间，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审时度势，也许会得出令人惊诧的结论，那 就是如今的成功也许比过去来得快，可也去得快，而热炒的那些成功，更多的不过 是过眼烟云，非常浅显，且其中充斥着浮躁、功利、短视和投机的个人、企业和社 会心态及取向。像巨人集团、沈阳飞龙等的垮台殒落，就是对市场经济中的伪成功 的注释，也给了我们很多警示。

潘：现在有机遇成本这一名词，不同的时代机遇成本不同，有些人需要付出几 十年，而像现在年轻人只需几年，你认为你的机遇成本多大？比以前的人更需要什 么？这个年代会持续多长时间的机遇优势？

张：现在的人比以前更需要务实、真诚。在这个信息化高度发展的社会里，每 一个人在每时每刻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和做法都会成为组成他个人信誉的一部分， 这些部分的综合则很有可能是造就他成功的基础。此外，我认为“行动”是非常关 键的。从纯智力因素来看，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应试教育压抑了中国孩子的 动手和行动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很多成功的人除了有好想法外都比较善于 将这些想法变成现实。作为搜狐公司的CEO，我一直努力在公司内部树立一种“行动” 文化，我们经常说的几句话是“justdoit”、“makethingshappen”。操作精神对 于每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任何一个想法再美好和神奇，如果不能操作或是实 现，就等于零。在今天，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让人们有更多尝试成功的机会。比 起20年前，青少年有更多的途径比如书本、学校、电视、互联网等来学习新知，开 阔眼界。他们可以掌握这么多的信息是一件好事，这让成功有了更好的基础。机遇 对于每一个时代都是均等的，任何时代都有成功的土壤和成功的英雄。

潘：就互联网来说，成功来得很快，显得很容易。事实上，虽然我们看到成功 的成本可能是下降了，可这种成功也许是很脆弱的。从新浪上市不久就跌破发行价， 亚信上市也跌了很多，网络经济作为新经济的代言人的形象受到各界的怀疑和批评 等现象上可以看出，互联网是非常美国化的，其标准及其所承负的价值观等也是美 国式的，在方法论上更多地恒定着实用主义的模式。在中国办企业，必须要和中国 的现实结合起来，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将经营环境搞得好些。现在中国每天都平均 有几家互联网公司开张，有一窝蜂的倾向。而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的进步 有益，还是值得我们拭目以待的。

潘：21世纪新兴产业除了互联网还有哪些？互联网的机遇是什么？

张：总的来说，随着高科技互联网不断的深入发展，对于中国，随着WTO的加入， 每一个产业在21世纪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机会，都可以成为新兴产业。21世 纪的机会就是商业（Business），而商业的发展又会不断创造机会。

潘：高科技并不仅仅是互联网，像生命科学、新材料学科、新能源学科等也都 是高科技的有机组成部分。令人感到很尴尬的是，人类现在可以乘宇宙飞船遨游太 空，可以观察到微观粒子，但对自身的了解却出奇得少。例如殉情失恋或抑郁狂躁 而自杀，抑或苦闷彷徨悔恨暴虐，千百年来延续至今，未得妥善解除。这些都是人 类应该付出很大精力和劳动去对待的。但是相对起网络领域而言，其他领域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精力和代价，成功的路途要更漫长而坎坷。因此，在很多人的成功坐 标系里，就把这些需要长期专注于非常专业化并从事系统性很强的工作看作是成本 太高乃至无法承受，而把象限缩短到触手可及的利益上，这可能会形成机遇的缺失， 更会造成高科技结构上的失调，对于社会的良性发展不利。也许在今天，青年人首 先要调整自己，才能坦然面对成功。

潘：国际互联网带来机遇的同时又带来什么挑战？

张：对现存不适合市场发展的各种现状和问题提出质疑和挑战，也是我目前正 在思考的问题。 潘：在网络大腕儿中，你是在国外留学多年，又回来搞网络，在实力上有什么 优势和不同？

张：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使我对西方优秀的商业运作和管理经验耳濡目染，从而 在商业上更注重务实，更懂得如何做一个Business。但比较中西方的不同，各有特 点。中国人蕴涵着非常优秀的一种文化素质和精神风貌，中国人对待家庭、教育、 思考、勤奋、信息传播等方面都是非常积极的，这种文化品质非常难得。另外一方 面，中国人又常常会太过含蓄，太多精力花费在琢磨不可知的难以捉摸的事情上， 往往忽略对事情本质的思考。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则比较简单明了，很多事情处理 方法也简单明了，justdoit，而事实上问题确实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西方形式逻辑 的优势之处。我相信，如果能将这两者合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创造21世纪的经济 奇迹。

潘：搜狐是个较为成功的企业，但有时还是不能免俗。我今年参加北京春季人 才交流会，看到搜狐全是用英文做招聘展柜。我问其缘故，说搜狐是外企。就算张 朝阳拿了绿卡、搜狐的资金大多数是美国人的钱，可在中国本土上，还是应该避免 语言进而文化（当然，还有年龄、学历、经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歧视。我把这 些问题说给搜狐的人力资源总监，他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过。从中可以看出， 在其企业运作中尚有不足。也许到了该你运用自己的西方管理知识的时候了，这也 许就是实力吧。

潘：原来你说过，办网络公司想每周只工作两天，而现在你每周7天满负荷工作， 这种工作方式将持续多久，年轻时还行，将来怎么办？ 张：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工作和休息没有太大区别。我是一 个活在互联网里的人，只要在互联网上，工作、游戏、休闲都可以。没准儿在未来， 人们会把工作室放在一个岛上，边玩边工作。

潘：而谈到企业的管理者，大家都称之为职业经理人。我们的传统是打江山者 坐江山，这也是59岁现象的致因之一。我做过些统计，我们的企业家们很多不是学 管理的，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而且在一个企业里的时间偏长。一般而言，从实践 上看，职业经理是以企业经营管理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一般具有六方面特性：其一 为良好的职业操守，能达到职业道德和专业规范的要求；其二为成熟的职业心态， 能较好地把工作热情和务实作风结合；其三为明确的专业分工，能够拥有专业优势； 其四为受薪阶层，通过自己的管理经验与技能参与社会交换，获得报酬；其五为可 变动性或可替代性，即能够进入人力资源市场并合理流动；其六为良好的职业能力， 能够把所经受的教育培训和职业经验恰如其分地发挥在职业过程之中。

由此得知，我们面对机遇，可能还是从提升自己应对挑战的能力做起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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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研究》1993年第9期

“潘晓讨论”是非功过评说

－－访关志豪、谢昌逵、魏群

本刊记者  李春玲

今天许多人还依稀记得十多年前曾有过一次吸引了千千万万青年人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那是在1980年第五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的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所引发的，这封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信这样写道：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从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可是……我眼前所看到的事实总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革菅人命……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麽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范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构，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她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麽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正是这封坦诚的信引来了六万份青年的来信参加这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许许多多青年人正是在这场讨论中第一次认识了“自我”这个词，第一次认真考虑在社会统一的宏大目标之下好存在着自我价值、自我设计和自我追求。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青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头再来看这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可能对它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新的理解。

我们分别邀请了下列同志对潘晓讨论进行回顾、分析和评价：

关志豪先生：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是这场讨论的主要发起者，现任《科技经济纵横》杂志社社长。

谢昌逵先生：一位长期从事青年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当时任青少年研究所《青年研究》编辑部主任。

魏群女士：现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理论部主任，当年也是杂志社的编辑之一。

一、为什么要开展这场讨论

李：关先生，当时您以及《中国青年》编辑部的成员为什么决定发表潘晓这封信，是出于同情潘晓的不幸经历还是意识到了她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具有普遍意义和深远影响？

关：对于潘晓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并不是从这封信才开始意识到，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注意到了在青年中普遍存在着与潘晓类似的困惑和感受。

1978年5月，我们为确定《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的主题，编辑部兵分七路到七个省市深入到农村的生产队、知青点、工矿企业的车间工段、大学和中学的年级班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许多青年人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产生了“看破红尘”、“做人没有意思”的思想。他们的人生态度从抱怨到消沉甚至感到绝望。信仰危机在青年中乃至更大范围蔓延、发展。

李：我记得当时有一篇小说叫“当晚霞消失的时候”，在青年中非常受欢迎。它说的是一个青年在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坎坷颠簸之后，理想幻灭，精神空虚，最终转而求助于宗教，虔诚地到耶稣那里去寻求新的信仰支柱和心理慰藉。

谢：潘晓信中的一句话“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占”极为典型地表达了当时青年人的心态和苦闷。这种心态的产生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由于文革中形成的人必须绝对服从神的意志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人们不需要也不会自己进行思考与选择，他们的意识、观念和行为都为神的意志所左右、支配和控制。但突然毛泽东这座神“动摇”了，人们心中的迷茫、空虚，是可想而知的。青年的一代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长期的那种僵化难变的体制和人际关系网络也是造成青年们“前途无望”的根源之一。解放后，我们的社会结构极其缺乏横向和纵向的流动，一个人出身什么家庭，他很可能永远处于这个家庭所隶属的社会阶层之中；一个人一开始从事什么职业，他可能一辈子固定在这职业某一台阶上，这种固定的、僵化的关系网络束缚压抑着人们，年轻人个人发展的机会极少，只能一条道走到底，这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只能使青年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感到失望。

关：当时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全红式”思想教育方法也强化了青年的幻灭感和绝望心态。当时有一个青年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来形容我们这种理想教育：你们搞的全红教育，是把我们关在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小屋子里，只开着一个小小的窗口，而窗口上放满鲜花，我们就以为外面全是鲜花，但当我们走出自己的小屋步入社会时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难以接受这个真实的现实。文革结束之后，许许多多社会弊端、丑恶现象暴露得更明显了，青年感受到的是他们长期接受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完全相矛盾。

针对青年中普遍出现的这种看破红尘的思潮，我们下决心要在青年群体中发起一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通过青年们的自我教育，相互启迪，重新唤起他们对人生的热爱。

潘晓的这一封信并不是一封完整的原始来信。它是我们的编辑根据北京的一位工厂女工黄晓菊的个人经历和另一位叫潘一的青年的观点综合而成的一封信。“潘晓”的经历和感受很有代表性，她有过理想，后来由于生活的坎坷，理想破灭了，陷于苦闷之中，但她又不甘于就这样了此一生，她想探求人生的意义，却又陷于许多消极悲观的论点不能自拔。正如胡乔木同志当时讲的：“潘晓提出的问题是现时代相当范围里的一个问题。”因此，一石激起千层浪，相当青年在来信中说潘晓讲出了他们的心里的话，潘晓的思索引起了人们的再思索。

李：这样说来，当时你们开展这场讨论的主要出发点是出于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的需要，是为了引导年轻人走出思想上的低谷，重新唤起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树立新的思想和追求。那么当时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在这场人生观大讨论中，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在青年中产生并逐渐扩展，那就是对自我价值、个人利益的肯定，以致于在以后的十多年中，青年人对潘晓信中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远比“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句话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关：解决看破红尘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开展人生观大讨论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看破红尘这种心态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里有必要改变一个我们政治思想教育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传统的极左意识，比如否定合理的个人利益，压抑和扼杀个性自由。就象林彪说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其实这种做法不仅在文革中盛行，甚至在文革前就已经开始了，任何一点个人的合理要求都被戴上个人主义的帽子，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修正主义的苗子。这给青年人造成的压抑很大。我们在思考，个人价值是只属于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也应有？公和私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看破红尘思想的产生是有联系的，要解决青年看破红尘问题就得从这里入手，也就是说，要承认青年的合理追求，给予他们自我思索的权利，也要承认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引导青年向前看，否则，引导青年向前看就成了空洞的说教。

谢：《中国青年》杂志当时开展这场人生意义大讨论，更主要的恐怕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至于这场讨论中提出的对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的肯定，会对后来成长的年轻人以至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在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回头来观察我们社会的变化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我们才认识到潘晓讨论是有着历史性意义的。

二、关于讨论本身的争论

谢：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周扬同志称为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时，人们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挣脱出来，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社会的整体发展极为需要思想解放启蒙运动，不仅需要从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而且需要从长期压制人性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的枷锁中把人解放出来。五四运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给这些封建枷锁带来了冲击。但以后由于战争与政治的原因，一直没有切切实实地开展过思想启蒙运动。倒是近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由于缺少有远见的思想家理论家从事思想启蒙工作，很容易出现短期行为，走向极端。可见，思想的启蒙、人性的解放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会成为我们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幸亏当时有一个潘晓讨论，它可以说是启蒙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我们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了，毛泽东这个神没有了，那么人呢？人处于什么境地呢？人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呢？人的价值是什么呢？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潘晓讨论使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使我们开始认识我们自身，可惜的是，潘晓讨论没有深入下去，没有回答清楚这些问题。

李：潘晓讨论涉及到了一些根本性的人生价值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困扰着人们，那么当时的讨论为什么那么快就结束了呢？为什么在这之后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呢？

关：我们当时开展这场讨论是顶着相当大的压力的。这场讨论不仅在青年中引起极大的争论，而且在我们的青年教育工作者中，在主持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应不应该开展这场讨论，怎么开展这场讨论，讨论中如何把握方向以及这场讨论产生的作用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直到今天仍然是众说纷纭。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开展这场讨论主要是从如何切实有效地教育青年、引导青年这一工作角度出发。当时的思想教育工作往往是抓问题整人；树立一个对立面，大批一通，实际上是不让人讲真话，不让人发表不同意见。我认为这种做法不能真正解决青年的问题。我想应该尝试一种新的思想教育工作方法。我们开展这场讨论就是让青年有一个说心里话的地方，让他们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让他们自己进行争论、分析和判断，当然我们要加以引导。实际上，有许多青年通过这场讨论又重新唤起了他们奋发向上的勇气。有一个叫周晓东的青年在来信中写到：“潘晓的信，促使我下决心给党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封‘自荐信’，请求党和人民交给我一个最穷的公社或某个局部地区，我有信心叫它五年改观……”周晓东的信引来了无数个张晓东、李晓东，他们说：“如果你自荐成功，请允许我们和你一起干吧！”

在讨论进行期间，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了电话，说乔木同志对讨论非常感兴趣，想来编辑部详细了解讨论的情况。陪他一起来的好有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启立同志，他们对讨论表示了肯定的态度。胡乔木同志当时说：“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讨论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胡乔木同志还要我们在讨论中放得更开一些。

这些领导同志的支持，使人生观讨论成了一个思想教育工作成功经验在全国加以推广，许多部门邀请我去介绍情况传授经验。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使整个舆论来了一个大转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工作失误引起的。

这场讨论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人在问到底有没有潘晓这个人，也有人冒充潘晓。为了排除这些误解，当时杂志社一位副总编带着黄晓菊和黄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接受了一次电视采访，这就把潘晓这个思想典型变成了人物典型。黄晓菊的一些同事和熟人对她平时为人处事有一些看法，他们认为不应树这么一个人为典型，《工人日报》还发了一篇未经审核的群众来信“邻居眼中的潘晓”，指责潘晓是如何的落后。一些领导同志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认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这种提法太消极，他们认为我们开展这场讨论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其结果带来了消极的不良影响。

李：这些同志根据什么认为潘晓讨论产生了消极影响？您认为这些批评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道理的？您本人对这场讨论有什么评价？

关：这些同志认为潘晓讨论没有起到因势利导引导青年走上正确人生观的作用，反而助长了青年的消极情绪，把青年中原本存在的消极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了，实际上是把青年的思想越搞越乱。这些批评的主要依据是，这场讨论散布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错误观点。我认为，这里的要害，一是怎样分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种观点的实质；二是要弄清楚在讨论中对这种观点作了什么样的分析和引导。否则，这种指责就失之于武断。

潘晓的信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反映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公”和“为私”的关系问题。“为公”与“为私”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是高层次的人生观，但也不能全盘否定。胡乔木同志当时就指出：“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到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

1981年3月，编辑部在这场讨论结束时，发表的《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明确指出，人生观分三种层次：第一种高层次的，明确把“公”放在首位。第二种中层次的，基本上也是把“公”放在首位，但有时对“私”考虑较多。第三种低层次的，目中无“公”，唯“私”是图。我们认为，对于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应该唾弃和斗争。对于中层次人生观应该承认和超越，对于高层次的人生观应该加以推崇。

我个人认为，这次人生观讨论是在认识自我的问题上的一个启蒙。过去我们社会教育中没有这个东西，把这当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长期经历的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自我否定，但现在的青年强调的是自我开发、自我设计、自我肯定，这种人生观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无益？我认为是有益的。为什么现在要搞股份制、承包制、包产到户等，因为这些形式刺激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现在也要讲奉献精神，但不能那这个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你可以宣传这种人，但不能去批判那些不损害他人而追求个人利益的人，要是那样的话，就是在批判大多数人。

李：其实，在某一点上这些批评者说得也是事实。在潘晓讨论之前，我们所接受的整套理想教育，可以说是一个严密的、铁板一块的信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绝对集体主义和完全否定个人利益是支撑这个体系的一根关键性的支柱。潘晓讨论在根本上动摇了这根支柱－－这就是自我价值的发现。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发现这根支柱一垮，这整个信仰体系就面临着危机，人们就要寻找新的信仰，确立新的观念，从这一点来讲，的确是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这种混乱对于旧的信仰体系来说，的确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起到了破坏和瓦解的作用。

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的是肯定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需要充分调动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当时经济濒临破产，各种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局面。改革的进程证明，年轻人积极参与了社会建设、促进了经济发展，谱写了又一篇青年运动的新篇章。所以潘晓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当我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在一部分人中间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唯利是图、金钱崇拜，这又需要一些新的更高层次的东西来抑制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趋向的发展，这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要求十几年前在缺乏个人主义和否定自我价值氛围中进行的潘晓讨论能提出一个十全十美的答案。

三、讨论的继续

李：潘晓讨论中所提出的许多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形式下是否具有了新的意义呢？

魏：潘晓讨论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在十多年中，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当我们再来审视“人生道理的宽与窄”的命题时，我们发现，答案已远非从前。当年曾经因“无路可走”而愤世嫉俗的青年们，不再有“山穷水尽”的哀叹，如今他们的尴尬和迷惘竟是无法穷尽的选择使他们眼花缭乱，举棋不定。用他们自己形象的比喻来说，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是呈放射状的米字路口。面对米字路口的选择，他们内心最大的惶惑与冲突是：究竟该走哪条路？选择的痛苦相对于无可选择的痛苦是一种进步，多样化选择的可能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的空间－－多元化思维。

作为潘晓原型的黄晓菊的这十年来的个人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那次人生讨论之后，她进入了代表中国文化的最高殿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报刊管理员。但经济的窘迫和生活的压力使她顿悟：这种置经济环境于不顾的尝试，只能使人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无法生存何谈发展，于是，她离开那神圣的殿堂，只身闯入海南，但最终难以适应那里的经济竞争的压力而退却了。后来她又再闯深圳，在那里她当过女佣，当电台的客串主持人，还为时装公司采购时装。面对生活的琐碎和无奈，她已经忘却向世人宣泄：“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而只管埋头去踏踏实实地踏出一条路来，她已经顾不得计较自己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而只顾一个劲地朝前走。

有一对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的夫妇这样解释他们弃教从商的选择：我以为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既要考虑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又要充分考虑个人价值实现的程度，二者结合产生最大的效应。

谢：现在的青年所面临的问题与潘晓那一代人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区别，但在本质上他们面临的还是同一个问题：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只不过他们的提问的方式和侧重的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当今青年的价值选择倾向是明显的，下海经商，在经济领域中获取成功，既能证明自我价值，又能满足物质上的享受。即使不下海经商，也希望获得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业。金钱、个人利益、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在当今青年的价值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就意味着人生价值的全部吗？青年人有选择的困惑，选择之后仍然有困惑。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思考潘晓当年提出的问题：个人与他人与社会是种什么关系？金钱与理想、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是什么关系？下海越深的人可能在这方面的困惑更多，因为他们更深地体验到了商场中的人情淡漠、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毫无信义等等现象，可能他们自己也这么干，但内心又感到痛苦、孤独、对人缺乏信任感，这也许就是追求个人利益和价值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吗？人活着就是为这些吗？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是潘晓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今天的青年仍然面临着这个问题，只是潘晓那一代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并思考着寻求着答案。而今天的青年暂时为物质享受和金钱所迷惑，但他们最终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说人生价值的讨论没有继续下去非常可惜，我相信，进一步的人生价值的讨论、进一步的思想启蒙是有必要的，极端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人生观不会是青年人所要的最终答案。倒是如何回避对人本身问题的探讨，任由商品经济摆布和引诱人们的思想，轻视教育、文化和道德的作用，那才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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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分享人：小泽健次 来源：互联网 时间：2014-10-20 阅读：22次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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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至1981年3月开展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读者简称为“潘晓讨论”)，可以说是当时思想解放浪潮中的一个浪头。我自始至终参与并且具体主持了这个大讨论。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期间，曾经主持或参与该杂志多次开展的问题讨论，而“潘晓讨论”是我记忆最深刻的。这不仅是我的一次工作，更是我的一段人生，它包含着我在经历了“文革”的精神失落后，对生活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痛苦思索和艰难寻求。我同参加讨论的广大青年一起思考，一起激动，一起感受探求的艰辛和感悟的愉悦。今年是实行改革的30周年，重提“潘晓讨论”，真实地、具体地回顾一下这个讨论的基本情况(包括我作为主持者当时的真实思想)，该是不无意义的吧。

呼唤与寻求

“潘晓讨论”是1980年5月见刊的，而这个问题的酝酿和提出却早在半年以前。当时我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讨论开始后不久，改任副总编兼思教部主任)。我一直认为：组织“问题讨论”是《中国青年》历代编辑者在自己多年工作中辛勤实践、认真总结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好传统，是提出重大主题、抓思潮、引导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好形式。面对着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青年心态，我认为，经历了“文革”十年停刊又复刊的《中国青年》尤其是思想教育部，抓住当时青年中一些重大的思潮性问题来开展讨论，以努力推动青年进步和社会发展，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于是，在结束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红专”大讨论之后，我又紧接着在思教部提出如何针对当时青年思想开展下一轮问题讨论的设想，并要部里的两位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先做一些初步的了解和材料搜集。随后，马笑冬和马丽珍即从群工部的青年来信中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怎样看待“讲实惠”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青年中是个思潮，一封读者来信阐述的观点有相当深度，也极具代表性，可以作为开展讨论的基础。二是人生观问题，当时也有不少青年来信。马丽珍主张讨论有关人生观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可取的，人生观问题在当时青年思想中是更带根本性和更普遍的问题。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还不是一个有特定内容、可以开展讨论的具体选题。比如，我曾主持或参与的《人生的幸福是什么?》《人生的最大快乐是什么?》《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生活?》等，都属于人生观方面的问题讨论，但特定内容却各不相同因而具体选题也各不相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这一代青年人生观问题的特点是什么?问题的主要矛盾和核心是什么?应该确定什么具体选题才能承载这个讨论的特定内容?应该从哪个方面切入问题才能很好引发和展开讨论?等等，还须要进一步调查。我把开展人生观问题讨论和进一步调查的设想提到编委会和编前会上，得到了多数同志和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副总编辑王江云及其他编委的支持。于是，我同思想教育部的马丽珍、马笑冬一起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这可以说是“潘晓讨论”最初的工作班子。

以后三四个月时间，我们在机关、学校、商店、工厂等处，在干部、学生、教师、工人、科技人员……中间进行了各种层次的、多方面的座谈、探讨，同时还访问和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我参加了所有访问和大多数的调查会。在我和马笑冬、马丽珍一起参加的一次工厂、学校和商店的青年座谈会上，我感到马笑冬请来参加座谈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交谈中，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发表出来供青年共同探讨。她提供给编辑部的原稿7000多字，4个小标题：“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文稿详细叙述了自己“文革”前后的不幸经历、信念破灭，自己当时处境的困难，自己的迷惘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索等等。我认为，可以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作为基础，同时吸收马丽珍联系的大学生潘袆来稿中一些较有理论特色的语言和观点，再加上我们这一段时间调查的情况，综合整理一个当代青年探索人生意义的思想典型，以此引发讨论。我即请马笑冬按此要求起草初稿，我修改后签发。关志豪终审后同意发表，做了一些删改；王江云也同意。于是，征得黄晓菊和潘袆的同意，以“潘晓”署名给编辑部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加上《编者的话》，作为这场讨论的发端。

通过潘晓的信提出讨论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晓说。这是当时一部分青年的看法。潘晓曾经相信组织、求助友谊、寻找爱情，可生活向她展示了丑恶的面目。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她“深刻的启示”：“在利害攸关的时候，谁都是按人的本能进行选择的。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因此，她的结论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其二，对“个人价值”的呼唤——十年浩劫，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利丧失殆尽，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人的存在连同人本身都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于是，重新评价“自我”、“实现自我”就成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人重建人生信念的强烈要求。潘晓说：“我想写东西，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证明我的存在。”

其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种失落感在当时青年中最为普遍。潘晓说：“我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过去，我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可“文革”中，她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文革”后，又备尝了人际关系的虚伪和社会的冷漠，“为什么眼睛看到的事实总和头脑里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年的提问。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定，潘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历史大转折初期阶段迷惘和追索中的青年的典型，“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每一次大转折的开始，差不多都伴随着一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例如曾经发生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民主与人生观的讨论。对这场讨论如何开展，作为主持人，从一开始我就明确提出几条：一要面对现实，讲真话；二要平等探讨，群众参与；三要实事求是，科学、辩证地分析和回答问题，不搞“两个极端”。“探讨人生，必须从讲真话开始。”这是青年的呼声。他们说：“真实，有时是丑恶的，但较之虚伪和粉饰要有力一百倍。”我很清楚，这次讨论与以往历次讨论有一个根本不同：以往提出讨论时，编辑部大都有了答案，该怎样引导，最后如何结论，都心中有数。这次却事先没有答案，不知最后如何结论，而是编者和读者共同来寻求。但我相信，在一场人生意义的坦诚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潘晓和类似潘晓这样迷惘中的青年，是会受到启迪，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自己前进的路标的。我把这些想法写进了《编者的话》，表明了我们对潘晓的困惑的同情和对她坦诚发问的鼓励，点明了讨论的意义和我们的方针、原则，确定了讨论的基调。王江云审阅后批字：“我看可以了。”关志豪也同意这样发表。就这样，在1980年的第5期《中国青年》上，我们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通栏标题下，把“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连同《编者的话》一起发表出来，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提给了80年代的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

两个没有想到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潘晓”的信和编者的话发表后，会引起如此空前巨大的反响。仅仅25天时间编辑部就收到各地青年寄来的信、稿18000多件，很多青年还寄来了钱和物，没有留下姓名、地址，只留下了对潘晓的期望……

他们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那里听到自己心中的歌。虽然这歌声里充满了泪水和火焰，但它实实在在是我们心中最真实的歌。”

他们说：“由于这真实、这坦诚和它所蕴含着的理解与信任，《中国青年》为我们原本冷漠了的心房，投进一束温暖的光。”

6月18日下午，胡乔木同志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这也是我未能想到的。胡乔木同志说：“这个讨论引起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胡乔木同志还希望，这个讨论再放开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对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如何继续进行，关志豪和编委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扩大篇幅，继续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推动讨论进一步开展；二，增加人力，强化编辑力量以保证及时、认真地处理每天涌入编辑部的大量稿件，使讨论的群众性得以更充分的体现。

于是，除了原来参与的马丽珍和马笑冬，在全社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又抽出各部门的编辑，增加了陈汉涛、陈群、杜文勇、王燕生、王彦君、崔维德、方延曦、邓捷、孙宏林、陈四长等，大都是各编辑部门的骨干编辑。仍由我负责主持讨论，领导扩大的工作班子。我又写了编者按语《写给参加讨论的青年朋友》，表明扩大和深入讨论的意图。文艺部副主任陈汉涛负责(崔维德和马丽珍协助)从数量巨大的信稿中选编出10600字的《信稿摘登》，把有代表性的各种不同观点提供给读者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人生意义讨论的篇幅由每期8页增加到16页、20页。发表了武汉赵林同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等有相当思想分量的文章。

“人生意义的思考”唤起了万千青年的热情，群众性的讨论一直延续到年底。7个多月的时间编辑部收到全国各地各个方面不同身份、层次的人寄来的稿件达6万多件，其中不少还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大学生(其中不少是研究生)来稿的数量相当多，成为这次讨论的一大特色。

对于潘晓和她的观点，多数青年的回答是：有同感，但不能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奋起。

从第5期到第12期，我们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近20万字。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上升到了390多万份。每一期《中国青年》在人们手中传阅，被“翻卷了边，留下了那么多的汗渍手印”。

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风波

讨论开展不久，即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打电话或直接到编辑部要见“潘晓”；许多新闻单位也相继提出要求直接采访“潘晓”；社会上还出现了被人指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事件等。尽管我们从一开始就向各方面说明了“潘晓”只是一个思想典型，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但挡不住那么多想见“潘晓”的愿望。因此，当中央电视台向我们提出采访“潘晓”时，编委会商量决定：由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来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说明情况，消除误解，以止息求见“潘晓”之风。当时我虽然觉得这有违“潘晓只是思想典型”的原意，但也没有其他对策。这个决定征得了黄晓菊、潘袆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编委会决定由我负责带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尽管黄晓菊按照我的嘱咐如实地讲了那封信问世的真实情况，说明她本人并不就是“潘晓”，以及开展讨论以来自己受到的鼓励和重新投入生活的信心等，但毕竟，原本是一个思想典型的“潘晓”，同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在公众面前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由此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是编委会，尤其是我本人考虑不周的一个失误，在外界形势的冲击下没能始终坚持把思想典型与生活中的真人严格区别的原则。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这个访谈以后，9月23日工人日报社内刊《情况参考》即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第一封信《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指责报刊、电视台等各类媒体对潘晓“夸了又夸”、“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要求“尽快刹住这股风”。第二封信《邻居眼里的潘晓》，把黄晓菊本人说成潘晓，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和不当言行。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同志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许多单位传开了。紧接着，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情况》，把潘晓的信说成是“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一些地方更据此将“潘晓讨论”说成是《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

为了回答《工人日报》的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以澄清事实，辩明是非，我受编委会委托，带领几个同志对有关情况做了进一步详细了解，并起草了《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了答辩。《调查报告》6000多字，在充分摆明事实的基础上，据理说明：(1)刊物上以潘晓名义发表的那封信主要经历和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稿和谈话中有的，编辑部只是做了必要的整理和删节、补充，这是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说这封信就是编辑部“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2)各新闻单位对人生观问题讨论的报道，都是从肯定鼓励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支持宣传工作青年工作进行改革的角度来谈的，没有一篇宣传过潘晓本人，也没有对潘晓的信做过不恰当的评价，舆论界并没有对潘晓“大肆吹捧”。(3)黄晓菊是以一个有苦闷、有弱点而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者的身份上电视的，那种认为一上电视就是“树”、就得是先进青年的看法是一种误解。(4)经过编辑部再次调查，黄晓菊的具体情况与邻居讲的有较大出入。

编委会审定并同意了这个《调查报告》，关志豪在报告的最后加了这样几句：“我们给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做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10月30日《调查报告》上送胡耀邦和王任重、朱穆之等领导及中宣部，同时还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

这就是1980年秋天，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风波，《中国青年》给予社会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公开的回答。

一直以来，都听到一种说法：是因为“潘晓”上电视才给讨论带来了厄运。其实，这场讨论的遭遇和命运，归根到底，是由这场讨论的内容和讨论的方式决定的。在当时“真理标准讨论”等思想解放形势的鼓舞下，青年思考和追索人生意义所质疑的，不只是“文革”十年的非常时期，而是由“十年”追溯到“十七年”，触及到了多年来坚持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思想、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更深层的根源；加之讨论明确提出的“讲真话”“群众参与”“平等探讨”的方针，要求冲破思想禁锢，在科学的基础上来重新检验这一切，这就不是能为所有人欢迎的。

1983年12月，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后，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有的大学党委等还状告“潘晓讨论”，说“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精神污染”，“至今未予澄清”，要求“认真进行清理”。对此，胡耀邦同志批示：“青年报刊一些好心肠同志，为了教育青年，喜欢把一些错误的思想行为汇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然后加以评论。结果，反而产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损。但我们一些同志不注意接受历史教训。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批示虽然批评《中国青年》不接受教训，但肯定了是“好心肠”、“欲益”，同时指明“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这个批示，减轻了当时对于“潘晓讨论”和《中国青年》的压力。

关于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历时7个月的群众性讨论结束了，编辑部对于讨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按照以往的做法，我们请思想理论界的专家来写这篇总结文章。我拜访了一些同志，但他们大都认为，由于这场讨论涉及问题的广泛和各种思想观点的丰富复杂，没有亲身参加过这个讨论的全过程，难于掌握青年心态及讨论中涉及到的种种思想矛盾，很难写这个总结。当时的大形势有所变化，“风向”开始转了。胡乔木在1980年12月13日的讲话中，一改几个月前的表态，转而严厉批评“潘晓讨论”的做法。要求批判“错误思潮”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可能也是无法请到专家来写总结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我们回过头来求诸自己，由原来工作班子中的六七位同志一起研究。由于人太多，各人的想法差异很大，无法进一步讨论总结文章抓什么主要问题，基本观点是什么。于是，改为由两位同志按各自的想法分头写作。但写出的稿子，大家看后认为，主要问题不清楚也缺乏分析，没有讨论和修改的基础。最后，关志豪同志提出，我有责任使这个讨论善始善终，由我来写总结，陈汉涛参加；但他对总结该如何写没说什么意见。

我们花了一个月，完成了文稿。题目定为“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必然(后改为“需要”)；二，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三，科学地看待“公”和“私”；四，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这场讨论的发起由来、历史背景、必然性和必要性等做出解释。

20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有这样一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是缘于当时的社会矛盾、时代需要和青年思想。我们把内在的深刻原因主要归纳为三条：一是一代青年对十年动乱的深刻反思，要求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清理过去的人生信条，重建新的人生信念。二是面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诸多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难题，青年们感到原有的简单的、水晶般的人生观解答不了复杂问题，因而要求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支柱和可供遵循的、正确的行为准则。三是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观念及其同旧有做法和观念的冲突，要求人们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评判旧有的种种价值观念(包括人生观)——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修改，或者做新的理解……重建科学的、可信可行的人生观，是一代青年成长的需要，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中国青年》经过大量调查、深入研究，决心开展这场讨论，是基于深厚的历史必然和需要。

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是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集中争论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正确认识“人的价值”。我们充分肯定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观点：“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价值”等与“人”沾边的东西，都当成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

再一个是关于“公”与“私”的关系。这是人生观的一个中心问题。首先，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其次，“公”与“私”又存在着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分裂的甚至对立的。正由于“公”与“私”既统一又矛盾，所以“主观为自我”与“客观为别人(社会)”之间也是既统一又矛盾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社会)”这个命题具有正确和错误的两重性，关键在于“一定条件”。

第四部分主要回答怎样认识和对待现实社会的问题。须要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但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我们的社会还有黑暗，但光明面毕竟占主导地位。经历过祖国沧桑的人，会公正地看到，我们的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祖国已经从十年浩劫的巨大创伤中站起来了。我们确信，历史的灾难必将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而科学地认识社会，是为了找到前进的路标；对人生意义的真切理解，还须要投身于创造与改革的社会实践——人生的真谛，不在“自我归宿”中；“自我”的实现，应该在振兴祖国的神圣事业里。

编辑部考虑到这个讨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决定把文稿送请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审阅。王任重同志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同志、理论局局长洪禹同志约请了邢贲思、汝信、顾锦屏、王贵秀和严家其五位专家，与我和陈汉涛共同讨论。王惠德同志和专家们都明确说，专家的意见仅供参考，接受什么、如何修改，还是你们作者酌定。从2月23号至25号，讨论三天。我们先介绍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基本情况，陈述了我们写作总结的思路和思考。专家们对此十分感兴趣，因此介绍和陈述占了很多时间。然后大家对文稿各抒己见。专家们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论述方式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只是有的专家提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如对于社会不正之风的批判措词应缓和一些，又如对于认识上存在争议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是否不宜多引和展开阐述。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专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进行了一些争论。我和陈汉涛也谈了对这些意见的看法。26号，我俩认真修改并打印，花了一天时间，主要是删去一些关于不正之风的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有争议的语句。27号上午把修改稿送交王惠德同志。28号下午，王惠德同志即阅毕退回。

随后，团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高占祥同志肯定了稿子，但提出要加上共青团十届二中全会号召青年投身四化建设要有“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勇于献身的气概”，要当“身体力行、兢兢业业的‘实干家”’等话语。我们按此意思在文稿第四部分增加了一段话。至此，总结文章最后定稿。

1981年3月，第6期《中国青年》以10页篇幅，登载了《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署名为“本刊编辑部”。

总结文章登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致函编辑部。他们说：《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是对‘人生意义’问题讨论的一篇公正的答卷”；“受到很大震动，泪水夺眶而出”；“真是雪中送炭，忍不住成段地摘抄下来”；“我决不让‘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心灵创伤继续‘留’下去，要同亿万青年一道开拓人生的道路”……

《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总结文章，《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摘要。

从1980年5月开始的这场有历史意义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以1981年3月第6期《中国青年》刊出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为标志，宣告结束。以后，《中国青年》上还发表过什么有关“潘晓讨论”的文章，那已经不属于这个讨论本身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我因主持这个讨论而受到严厉批评，要我作检查，说“潘晓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宣扬个人主义。我不能认同这种说法，拒绝检查。随后，就调离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嗣后，《中国青年》刊登了对“潘晓讨论”的批判和检讨。

尽管我遭受不公正的批评和很大的压力，可我对于主持“潘晓讨论”从不后悔，我毕竟做了一件我很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我自己也从中受到启迪，获得很多教益。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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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期《青年研究》

“潘晓”讨论前前后后

郭楠柠

在50年代至80年代，从“雷锋”到“潘晓”，《中国青年》曾经几十次地提出过各种问题在青年中开展讨论。今天，历史地回顾《中国青年》的这些讨论，可以理解，它们当然都带着年代的印记。有些讨论有不同程度的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缺陷，但贯穿其中的主调，是对理想与真理的追求和为国家人民作奉献的赤诚，这也是客观事实。“雷锋”并非是推给青年的一个“神”，“潘晓”也觉不是高举的一面“个人主义的旗帜”。在笔者参加和主持过的所有讨论中，“潘晓讨论”是记忆最深刻的。由于诸种原因，对这个讨论曾时毁时誉，或浮或沉。可我始终认为：8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开展的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思想解放浪潮对青年成长的新的呼唤；是同代人、不同代人之间的一次真诚的积极的对话；是报刊宣传中一次最广泛、最动情的群众参与；是读者、作者和编者的一次共同的寻求－－“潘晓讨论”不只属于编者，属于一家刊物，更属于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万千青年。

呼唤与寻求

“潘晓讨论”是1980年5月见刊的，而这个问题的酝酿和提出却是早在半年以前。我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设想：一是怎样看待“讲实惠”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青年中是个思潮；二是人生观的问题，这在当时青年思想中更普遍更具根本性，但问题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尚需进一步调查。

在一次青年座谈会上，我们发现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交谈中，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发表出来供青年共同探讨。她提供给编辑部的原稿7000多字，4个小标题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详细叙述了自己“文革”前后的不幸经历，信念破灭和自己当前处境的困难，自己的迷惘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索等。我们以此为基础，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调整、修改和个别地方的补充，并且吸收了另一青年来稿中的某些语言。征得同意，以“潘晓”署名给编辑部的信作为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发端。

潘晓信中主要提出3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晓说：“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她说，她曾经相信组织，求助友谊，寻求爱情，可生活向她展示了丑恶的面目。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她“深刻的启示”：“人毕竟是人，谁也逃脱不了他本身的规律。”她的结论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其二，对“个人价值”的呼唤－－十年浩劫，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利丧失殆尽，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人的存在连同人本身都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于是，重新评价“自我”、“实现自我”就成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重建人生信念的强烈要求。潘晓说：“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

其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种失落感在当时的青年中最为普遍。潘晓说：“过去，我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可“文革”中，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文革”后，又备尝了人际关系的虚伪和社会的冷漠。“为什么眼睛看到的事实总和头脑里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年的疑问。

潘晓，是历史转折初期、处于迷惘和追索中的青年典型。

“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认为：探索本身就是对于社会理想的追求。潘晓的信，确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无可回避的现实，触动了某些敏感的问题，但也反映出认识的片面性。在这场培训中，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几条：一要面对现实，讲真话；二要平等探讨，群众参与；三是实事求是，科学、辩证地分析和回答问题，不搞“两个极端”。在一场人生意义的坦诚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潘晓和类似潘晓这样处在迷惘中的青年，是会受到启迪并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自己前进的路标。

基于这样一些想法，在1980年的第五期《中国青年》上，我们把“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连同《编者的话》一起公开发表出来，把人生意义的思考推向了80年代的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

两个没有想到

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潘晓”的信和编者的话发表后，会引起如此空前巨大的反响。仅仅25天时间编辑部就收到各地青年寄来的信、稿18000多件，很多青年还寄来了钱和物，没有留下了姓名、地址，只留下了对潘晓的期望……

他们说：“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他们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那里听到自己心中的歌。虽然这歌里充满了泪水和火焰，但它实实在在是我心中最真实的歌。”

他们说：“由于这真实、这坦诚和它所蕴含着的理解与信任，《中国青年》为我原本冷漠了的心房，投进一束温暖的光。”

6月18日下午，胡乔木同志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这也是我们未能想到的。胡乔木同志说：“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与信任”，“他们叹惜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胡乔木同志还希望，这个讨论会要放开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编辑部对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如何继续进行，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扩大篇幅，继续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推动讨论进一步深入开展；二，增强人力，强化编辑部力量以保证及时、认真地处理每天涌入编辑部的大量稿件，使讨论的群众性得以更充分地体现。

于是，人生意义讨论的篇幅由每期8页增加到16页、20页。发表了武汉赵林同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等不同观点的文章。

“人生意义的思考”唤起了万千青年的热情，群众性的讨论一直延续到年底。7个多月的时间编辑部收到全国各地的稿件达6万多件，其中不少还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大学生、研究生来稿的数量相当多，成为这次讨论的一大特色。全国高校。几乎没有一所置身于讨论之外。而多数稿件又都是少则几千字，多达数万字。一半以上的来稿不但讲述了自己的观点，还讲述了自己类似潘晓和比潘晓更为艰难坎坷的人生经历。

十年浩劫唤醒了整整一代青年，从寻找个人出路进而寻找社会出路。他们付出血泪代价的同时也学会了思考。

－－他们说：迷惘和思考不光有痛苦，还有觉悟的快乐。我们成长了，重新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已不是带着神话晕晖的迷信，不是阴谋家手中的工具，而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解放自我和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

－－他们说：严酷的生活可以使人绝望毁灭，也可以使人油滑世故，但它还可以使人坚强成熟。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它不是在分享者的私囊里，而是在创造者的双手中。

－－他们说：处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青年，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他就应该把自己置身于人民之中。不错，太阳是以自己的存在为前提，把光和热散发给广阔的太空，但它的前提是早已存在的宇宙。

－－他们说：“自我”是伟大的，但它只有在不断完善中，才能得到光辉的实现；“自我”是伟大的，但它只有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光辉的实现；个性是伟大的，但只有在共性的解放中，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对于潘晓和她的观点，多数青年是：有同感，但不能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奋起。

阅读这些稿件催人泪下也令人欣喜。

从第5期到12期，我们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稿件，近20万字。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发行到了390多万份，而且每一期《中国青年》在人们手中传阅。

关于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历时7个多月的群众性讨论就要结束了，编辑部对于讨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该有一个总结－－无论是回答青年，回答社会，还是回答生活本身。杂志社决定由我和陈汉涛同志两人来写这总结。

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不应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应该求得一种实事求是的符合辩证思维的积极认识，要能体现这代青年艰苦探索人生要义的思想收获；要寻找和提出一种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和改革开放要求的新的人生思路。几经修改，终于写成题为《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的初稿，共18000字，全文分4个部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二，正确认识“人生价值”；三，科学地看待“公”和“私”；四，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这场讨论的发起由来、历史背景、必然性和必要性等作出解释。

80年代初期之所以有这样一场人生意义的讨论，是缘于当时的社会矛盾、时代需要和青年思想。我们把内在的深刻原因归纳为三条：一是一代青年对十年动乱的深刻反省，要求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清理过去的人生信条，重建新的人生信念。二是面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诸多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难题，青年们感到原有的人生观解答不了复杂的问题，因而要求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支柱和可供遵循的、正确的行为准则。三是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观念及其同旧有做法和观念的冲突，要求人们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批判旧有的种种价值观念（包括人生观）－－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修改，或者作新的解释……

重建科学的、可信可行的人生观，是一代青年成长的需要，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是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集中争论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正确认识“人的价值”。我们充分肯定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观点：“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

第二个问题：关于“公”与“私”的关系。这是人生观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了防止概念的混乱，我们把文章讨论的问题界定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问题，反映在人生观上，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高层次的，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公而忘私，是崇高的革命的人生观。第二种，中层次的，“奉公守法，勤恳劳动，养家活口”，基本上也能把“公”放在首位，可以按照法律、政策或社会公德的要求牺牲一定的“私”，但容易在先公后私与先私后公之间摇摆。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较多。第三种，低层次的，目中无“公”，唯“私”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是极端利己的人生观。应该怎样对待这三种人生观？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于革命的人生观，是信奉和推广；对于极端利己的人生观，是唾弃和斗争；对于中层次的人生观，则是承认和超越－－对别人是“承认”，于自己则是“超越”。

这里，最需要的是一个科学的态度、辩证的思维。除了应该区分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还有必要明确什么是“允许”的。不能把“提倡的”当作“必须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人，从而打击了多数。当然也不能因为“允许存在”就反对需要“提倡”，从而不努力去“超越”。人生意义讨论的总结，承认中间层次的人生观有存在的合理性，又指出它的局限性，提醒青年防止向低层次滑落和提倡向高层次努力，这就为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和青年踊跃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起了舆论方面的助推作用。当然，在改革开放已实行了十几年，党的“十四大”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再来认识这些问题，是会容易得多，可这场人生意义的讨论和上述观点的提出，是在13年以前。

第四部分主要阐述怎样全面地辩证地认识社会，强调青年投身于祖国的神圣事业，在创造和改革的社会实践中真切理解人生意义，开拓人生之路。

这些，就是我们当时总结时的主要思考和基本内容。

编辑部考虑这个讨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决定把文稿送请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审阅，王任重同志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

经专家和团中央领导审阅修改后，1981年3月，第6期《中国青年》以10页篇幅，登载了《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署名为“本刊编辑部”。

总结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总结文章，《人民日报》也稍作删节后以整版篇幅转载。至此历时10个月的“潘晓”讨论宣告结束。

作者单位  《中国青年》杂志社    责任编辑     劳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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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看了第五期和第六期《中国青年》后，对潘晓同志信中提出的问题和人生意义的讨论十分关心。6月18日下午，乔木同志亲自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详细了解讨论的情况。乔木同志说：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的答案。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第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

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的共同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得要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

我们的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已经走向上风。1976年到1980年的编年史说明，历史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领导这个潮流的人并不是孤单的少数人，他们同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虽然前进的道路上障碍还不少，但是要战胜这个前进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要这个前进的队伍放下他们手中的火炬是不可能的。现在各个岗位上还有各式各样的人，不少基层单位还有坏人坏事，但也都有打击这些坏人坏事的积极分子，好的共产党员和好的领导人。好人好事并不像一些青年同志所感觉的那样老是占劣势，相反，光明总是在斗争中不断增长，当然也永远不会有百分之百光明的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幅人类前进历史的图画。人生的道路是复杂和曲折的，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着快乐的调子非唱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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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菊信

从〔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到〔米字路口〕的选择

生活是一个永恒的谜。

10年前，一个署名“潘晓”的青年投书本刊，提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困惑。没想到，刹那间，在全国数万万青年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和震撼。铺天盖地的信件稿件纷纷寄往编辑部，于是，引发出一场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这疑问，这困惑，这痛苦和由此而产生的思考属于这一个时代。

10年过去了。虽然，1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十分短暂的瞬间，但是，经历着改革开放风雨洗礼的中国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着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着改变。因此，当我们再来审视“人生道路窄与宽”的命题时，我们发现，答案已远非从前。当年曾经因“无路可走”而愤世嫉俗的青年人们，不再有“山穷水尽”的哀叹，如今他们的尴尬和迷惘竟是无法穷尽的选择使他们眼花缭乱，举棋不定。用他们自己形象的比喻来说，他们面对的已不仅是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是呈放射状的米字路口。面对米字路口的选择，他们内心最大的惶惑与冲突是：究竟该走哪条路？是做学问，还是倒股票？是端着铁饭碗，还是单练摊……选择的痛苦相对于无可选择的痛苦是一种进步，多样化选择的可能拓宽了人们思维的空间－－多元化的思索，不拘一格的答案－－踏着历史巨人的步履，今天的青年在人生的浩瀚苍穹中寻找着新的星座。

“潘晓”只顾朝前走

黄晓菊，10年前那个署名“潘晓”的女孩子如今已经是30好几的人了。10年，不仅改变着他的外貌－－烫着颇新潮的短发，着一身粗犷的仔服，挂一圈仿古的石块兽骨项链，一派很现代，很见过世面的模样；10年，也改变和丰富着她对人生之路的探寻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随着一位记者的追踪，我们看到了她人在旅途中的一步一个脚印：

那次“人生讨论”后，她通过人才交流中心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报刊管理员。能够进入代表中国文化的最高殿堂，终日埋在书堆里更加深层地探讨人生的问题，她兴奋得不能自已。那时候，一年经她手订阅的报刊有500多种，可是有一次，账上少了19元钱，她被停聘了，每月只发给60元的生活费。那时她已和丈夫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儿子，所谓人生意义的讨论在这样的压力下显得越发苍白。她因此而顿悟：这种置经济环境于不顾的尝试，只能使人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无法生存谈何发展，于是，她走出那神圣的殿堂。

伴着南下大军的风尘，她只身闯入海南，成为一家报社的记者，可是每每敲开一家家企业的大门时，她的自我感觉却非常的差：拿效益工资，拉不到广告就养不活自己，所谓新闻的诚实和职业的道德只能用来就饭吃。她几乎没有拉到一个广告，可是她这一回谁也没怨，只怨自己：“你看人家怎么就站住了脚，那个叫梓梓的女记者，文章写得相当漂亮也不失分寸地联系到许多广告。有个大学生一时找不到工作，上大街卖羊肉串，你敢吗？为了生存，他们可以命令自己把内心世界锁上，然后权当自己是一部功夫片里的演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完全进入角色。而我自己呢？也是这部功夫片里的演员，却老想着我儿子怎样，台下有没有老相识看见我这副模样？北京的沉闷我受不了，海南的爆炸我也受不了，高不成，低不就，活该！她又一次认识到自身的那种酸腐气与自命不凡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的碍事，她恨自己。

再闯深圳，那儿聚集了一帮南下的文化人，或许会气味相投。可是，费劲巴拉只有“阿巴桑

”（女佣）在等待着他。当女佣？我就是这么一块料，她的心颤抖了一下，却很快恢复了平静，海南的教训她记在心里：“权当一次出国吧，与日本人生活在一起，了解日本人的起居饮食和文化，也划得来。”于是，日本人把一个家交给了她。居室和卫生间的整洁是日本人的特点，她两膝跪地整整擦了两天，终于一尘不染，没有谁逼她这样干。她觉得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老老实实的一件事。

后来，她又闯入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的期货公司“经纪人学习班”，她做了一个发财的梦，然而考试那天，她突然发表了一分钟的告别演说：“我是多么希望能成为中国新一代的经纪人，可是，与在座的相比，我毕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轻10岁，我一定不放过你们。”“哗－－”，在场的老师同学都鼓起掌来，她扬长而去，泪水洒脱了一路。后来，她又戴着耳机，手拿话筒，成为深圳电台“月亮湾”节目的客串主持人。

后来，北京一家时装公司看上了她，请她到广州、深圳采购时装。

当然，也就在这同时，她终于彻头彻尾地明白了：生活绝不是用虚荣和梦想组成的服装，人生的路就是在本没有路的地方踩倒一片荆棘，把一个个带血的脚印连接起来，延伸下去，便成了路。她 甚至感悟到：踩路的过程就是体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或许价值的等级顺序仍然是一种有高低之分的顺序，但不可跳过哪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价值都必须以个人良知的认真抉择及生命的塑造才能获得。面对生活的琐碎和无奈，她已经忘却向世人宣泄：“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而只管埋头去踏踏实实地踩出一条路来，她已经顾不得计较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者，而只顾一个劲朝前走。

值得注意的是，“潘晓”用10年艰辛或者说20年（加上“文革”10年）的艰辛所换来的认识和人生结论，如今已经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早已为一茬初涉世事的大学生们，小青年们所接受。说他们比上一茬人更讲实际也好，追逐实惠也好，不排除这种功利性的经济目的，但是这茬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似乎从一开始就更注重贴近和符合生活本身的需求，以适应生活。他们不想重蹈哥哥姐姐们追求政治理想化生活而备遭“嘲弄”的覆辙。他们的生活观是有所准备的。一位应届大学毕业生这样谈及他在国际快餐厅打工的体验和感受：前一段时间，我在国际快餐城打了近3 个月的工，要说感受吗，我只能跟你说，曾有个朋友邀我再到那里就餐，我死也没有去。因为我已看不到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美一片地我都擦过，每一块玻璃，每一个桌角我都抹过，甚至那不为人见的墙角旮旯，也被我擦得象镜面一样一尘不染。在那里，指着冒尖的饭盒，老板向我吼：能不能一人抬？不能抬，给我走人！在门外，顶着烈日用刷子刷最肮脏的水泥地面，谁都心里明白，那是永远刷不干净的，但是要刷，那是为了不让你手闲着，为了让更多的人驻足观看，以招徕生意。不说了，打工的艰苦太多了，更别提自尊心所受到的刺激和伤害了。当然有苦也有乐，我忘不了，半夜收工回家，浑身所有的毛孔都那么通畅，这是只有体力劳动者独享的，那股发自心底的自食其力的豪迈；我更忘不了与老板的“矛盾”和“斗争”所带来的惬意，最初，我们这些计时仔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只是一天干巴巴的10块钱，可是我们干的却是超负荷的工作。我和我的伙伴们抱起团，一面集体向本部门经理反映，甚至派出代表直接跟老板交涉，一面联络了所有的白班、晚班大厅服务的工仔准备罢工。老板一步步向我们妥协，我们有了月奖金、加班费、促销奖、高温费、存车费、适量的饮料等等。3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3 个月的苦与乐，荣与辱我们都承受了，当我们接过汗津津的工资时，心里是踏实的。当然，我也清楚以出卖廉价劳动获取报酬，是生存最原始的方式，这不是我的最终，我会争取最高级的方式。但它作为最初的迈向人生境界的第一个台阶，又是必不可少的，我踏在上面很踏实，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从上面不得已摔下来时不会一脚踩空，摔得太惨。

星座唱明白了《国际歌》

刚从海南归来的何砚来不及洗去满身的征尘，就匆匆地与朋友们谈起5个月海南生活的切身感受：“你说咋整的，到了海南，咱就觉得自己的路咋越走越窄，可是看人家的路就那麽宽。仔细想一想，可不咋的，咱就一技，还不咋过硬，可人家身揣好几技，拿得起放得下。人家那小姑娘到歌厅能造一把，上电台当节目主持人，能唬一气，和公司“大款”搞公关，能侃得云山雾罩。咱有啥，团干部，坐了十几年的机关，别的特长没养成，嘴皮子功夫还凑合吧，可是又楞不舍得放下架子，拉下脸来。海南是真需要人才，也真让你施展。在那里，叫人“炒鱿鱼”是挺伟大、挺自然的事，没被“炒”过，没跳过槽，那正经叫人看不起，因为被“炒鱿鱼”，说明你至少敢跟老板炸刺儿，跳槽就更意味着你有本事。在那里，只要你真有能耐，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光明大道，否则，就是进一步死路一条，退一步一条死路。在那里，双向选择给你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现在天天被一种紧迫感催得喘不过气来，得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甚至联裁缝，打字这些我都想学。你有实力，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实力是最重要的……”

对于何砚这样的认识，“星座壹仁广告设计所”的老板钟星座，给予十二分的认同：“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还是越走越宽。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当只有别人选择你的时候，路越走越窄，而你去选择别人的时候，路越走越宽，条条大路通罗马。”钟星座说这番话时，神情格外自信，显然，他对此颇有体会。

星座是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斐先生的第4个儿子。当年惦斐先生给儿子起名“星座”时，绝想不到这个“四阿哥”日后会成为广告制作业一颗耀目的星座。然而，就是这颗“星座”

偏偏没有继承老爷子一生钟爱和为之献身的电影事业，硬是摔碎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助理的铁饭碗，当上了中国广告制作业的第一个个体户。其实，他最本质地继承了老爷子的血脉和骨子里的精髓：真正的人生就是要导演出与众不同的剧目。

星座从黑龙江建设兵团扎进北京电影制片厂一干就是11年，时间愈久，他愈感到一种强烈的压抑。中国电影不好看，或是商业片，不值得看，或是文人片，老百姓看不懂，自己遮没耗在这里，就毁了。他喜欢包装性强、意念性强的艺术，他希望找到适合自己艺术个性发展的土壤。千寻万觅中，他发现中国的影视广告象是一片沙漠， 待绿化，他迫不及待地一试身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把“张裕葡萄酒广告”隆重推出，立马摘取了当年全国广告一等奖的皇冠，他从中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帮助一个德国广告商打了一个月的工，收入颇丰，从一个月30元到3000元的收入对比中，他找回了自身的价值。 对路子了，影视广告这个新鲜的领域象勾魂似的把他紧紧拽住不放。然而，旧体制是以限制人的自由创造性为代价的，它常常将人的创造性奇想和创造性才能关进储藏室里，让这一切永久地躺在落满灰尘的记忆里面不得实现。想干的是事干不成，不愿干的事又非干不行，多别扭，星座无法这样日复一日地拖下去，他想到了辞职。

起先去找父亲，父亲有些不理解，在钟老眼里，儿子的脑子里装着那麽多奇思怪想，不搞电影就糟蹋了。然而，当他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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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中国问题报告》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马立诚  凌志军/著

潘晓来信激起轩然大波

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青青年人，是带着创伤思考人生的。

他们原来真诚地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献身。但是，十年浩劫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怎么这样艰辛？

他们在苦苦地探索，真诚地交流。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号发表的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来信，一下子打中青年人的心，在广大青年当中激起轩然大波。

这封著名的来信说：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革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青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茫然，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象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我初中时，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因此拒绝给我寄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范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象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了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巴尔扎克、雨果、图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象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人毕竟都是人哪……在利害攸关的时刻……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她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麽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封来信真诚坦率地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彷徨、苦闷和思考何盘托出，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地青年的来信如同洪水一般涌进编辑部。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就潘晓来信展开了讨论。

这场大讨论震动了全国。从5月号开始，一直讨论到年底12月号。《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件来稿。其中有不少信稿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这个数字，打破了解放以来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记录。投稿的人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青年、团员，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香港、澳门和美国的来信。在八期杂志中，共编发111位作者的111份稿件。许多青年在来信中表示自己和潘晓有着类似的遭际和心路历程。他们认为，潘晓说的是真话。潘晓的思想反映了相当多的青年思想发展过程。“四人帮”统治时期“假、大、空”盛行，令人厌恶。潘晓能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有彷徨、有痛苦，总比麻木和僵化强。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许多革命者所受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因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的表述。共产主义道德不是禁欲主义，不是基督教道德。人的“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只能侧重其一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是人性的特点。“自我”是伟大的，但探索“自我”不能躲进孤独和哀怨中。“自我”离不开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假恶丑，也有许多真善美。“自我”只有在不断完善中，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光辉的体现。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为别人等各种泉源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然后才能去满足别人。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而奔波，不是自私。只有为自己的利益宁愿去损害别人利益才是自私的。

还有比较偏激的青年说，“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自私是人的本质”。从动物的“自保”到人的“自我”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要谛。”“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我的一切就是为表现自我，要给外物都打上我的烙印。”

在讨论中，各种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交锋。编辑部有意识地编发稿件，对比较偏激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进行说服。

许多人在信中都高度评价《中国青年》敢于发表潘晓的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说：“这也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来信还说：这样的讨论，可以使青年有一个研讨人生的机会，互相交流，在切磋中共同前进。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关于人本主义的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于人生观的讨论，都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做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民族经历了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在国家亟待振兴的关头，讨论人生意义，必将能促进新时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

在讨论过程中，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就这次图书馆大讨论发表了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这使人生观大讨论在全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中国青年》杂志在1981年1月号上发表了总结这次大讨论的文章：《六万颗心的回响》。

总结文章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势教训青年，而是大量引用青年人来信来稿中的话，引用编辑部在各地召开的座谈会上青年的发言，表示了态度。

总结文章引用英雄事迹之后指出：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精神。

文章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在利己中利他，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

文章引用了一些青年人拼搏精神的事例之后说：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文章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和信任，同时增添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关心和期望。

的确，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大潮流中一次非常生动引人，非常成功的人生观大讨论，凡是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都对这次大讨论经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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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之中求索 潘晓：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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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icns.net2004年10月18日 21:54  中新海南网

Annie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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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i.chinanews.com.cn/hnnew/2004-10-18/13991.html

中新海南网10月18日消息

文革过后的1980年。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茫。这不是什么青春期的忧郁，而是在社会巨变中的追问和求索。正如当时的北岛在诗中所呼号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什么“潘晓”一封诉说内心苦闷的来信，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共振

本刊记者/文晔

潘晓，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再也不会有了，潘晓是一个符号，他属于那个年代。”时任《中国青年》总编辑的关志豪24年之后说，当年“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369万份”。

6万人看完文章以后给她写信，但“潘晓”并不是一个真人。

人们像触电似的，在“潘晓”式的苦闷和疑惑中“发现了自我”。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那么1980年这场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转折。

这是一场朴素的，自发的，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像前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酝酿，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论。这场讨论，正因为其情绪化的诉说，才将人们压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发出来。

“潘晓”回忆——带着伤痛的思考

为了追述这段历史，记者拿着一些旧资料和照片，找到了当年的责任编辑，现于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冬。她攥着拳头回想，一些模糊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

潘晓讨论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1980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社会充满了困惑，旧的意识形态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它已经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例如，当时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社会上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个人的事情政府和社会是不可以干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全都有人管。

编辑部发现青年中有很多苦闷，于是走进学校、工厂、街道开了不少座谈会。在—次座谈会上，青年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黄晓菊。她心志很高，可是初中毕业就被分配进了工厂；她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但发现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整天为柴米油盐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于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就是这句话，后来成了人生观大讨论的标题。

另外一个编辑马丽珍发现了一个男青年，叫潘，他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有过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他身体不好，在大学里和大家又不合群，比较孤僻，甚至还自杀过。

我们向潘和黄晓菊约稿，将两篇来稿修改拼合，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潘晓”就这么诞生了。

原来的两篇文章都很长，我集中了他们的精华，也保留了他们的感情色彩。比如，黄晓菊说，生活的磨难使她明白了一个真理：“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成为必然的了。”这话说得真是绝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统的意识形态是解释不了的。

今天来看，当年这场讨论是在文革后开始的一场“思想启蒙”。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尊重人，关怀人的社会空间。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铺天盖地，电话不断。人们写信批评她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潘晓的率真与坦诚，这个虚构人物的命运牵动了亿万人的心。邮局离我们杂志社走5分多钟就到了，过去邮递员背着个绿邮包给社里送信。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邮局的人就用大邮袋了，再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来拉。读者送给潘晓的礼物纷至沓来，要专门腾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电话、甚至到社里来说自己就是潘晓，说信中的经历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样。办公室里三天两头可见自费从不同省份来到杂志社诉说感想的读者。当时杂志社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运作了，社里从各编辑室调集了一些骨干，又把过去五层一个堆放东西的大办公室腾出来，还临时雇了两个读者中的积极分子初选讨论的稿子。这种轰动效应，是社里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乔木的办公室忽然打电话来.说胡乔木为潘晓讨论的事要和社里的领导谈一谈。谁都知道，胡乔木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社里顿时紧张起来，不知是凶是吉。

那是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了，只有少数几个社领导参加会晤。我们这些年轻编辑都没心思干活，在那里瞎猜测。不知等了多久，会散了。编辑室主任上楼来了，她说，胡乔木支持这个讨论，他比我们的思想还要解放，谈了很多很好的观点。我们当时高兴得几乎欢呼起来。

胡乔木说：“潘晓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他还说：“他们叹惜了，或者发出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胡乔木还希望这个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他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们能不高兴吗?

三年后，反“精神污染”的时候，像潘晓讨论这样比较“自由化”的讨论，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接着，出于人人都明白的原因，总编辑被调离了杂志社；编辑室主任也伤心地离去，另一个主要的讨论发起者也走了，只有我—个人还留在了社里。

关于这场讨论，《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国际上重要的通讯社都做了报道。后来，香港有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被“内参”转载，里面说：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代表人物是：孔子，鲁迅，毛泽东，潘晓。把潘晓和这些巨人并列在一起当然是很不合适的，但反映了这场讨论对中国青年和社会思想的影响。青年》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国际上重要的通讯社都做了报道。后来，香港有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被“内参”转载，里面说：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代表人物是：孔子，鲁迅，毛泽东，潘晓。把潘晓和这些巨人并列在一起当然是很不合适的，但反映了这场讨论对中国青年和社会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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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年史 | 1980：未完成的追问

经济观察报2018-05-28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刘溜/文

一

1980年年初，尚未开春，寒气很重。25岁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独自来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疗养，她的关节炎又犯了。关节炎已折磨她多年，使她步履维艰。这是最为厉害的一次发作，她几乎不能行走，膝盖、踝关节全是肿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为抑郁。

与此同时，21岁的大二学生潘袆也在苦闷中度日。几个月前，潘袆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被抢救过来，重新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

那本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刘少奇在含冤死去11年后得到了平反，全国下半旗志哀；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审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华国锋辞去职务，“两个凡是”的时代终结。

年轻人热切地寻求表达和发言的机会。1979年，北京西单出现大量大字报，对中国政治体制提出看法和要求，号称西单“民主墙”，于当年年底被取缔。1980年，北京各高校学生直接竞选区里的人大代表。在潘袆的印象中，那是他所见识过的选举活动中最火热的一次：“火热到什么程度？火热到人人都可以报名、自荐。经常在一堂课快结束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走到讲台上就开始讲我是谁谁，我的竞选主张是什么。学生还成立了北京高校竞选联盟。这场学生运动规模虽不大，但质量很高。”

那又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文革”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爱情的位置》，一位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给作者写信说，当他在田野里干活时，忽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爱情的位置》，听见“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大跳，“觉得发生了政变”。

面对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社会的困惑首先出现在青年人中，他们还未形成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刚刚接受了一个个被强加的价值理念，随即就眼看着这一个个理念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如今却造成了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觉察到了年轻人这种普遍性的苦闷。1980年4月，黄晓菊和潘袆分别接到《中国青年》马笑冬和马丽珍两位编辑的约稿邀请，二人各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合成一篇《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时候，编辑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潘”和“晓”。

这篇并不算长的文章开头便是一种绝望的口气：“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然后“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已经不合时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却比比皆是，社会公开宣扬的理想和道德在现实面前是那么苍白、可笑、缺乏说服力。

由此潘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但潘晓还是感到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的困惑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惑。很快，潘晓的来信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中国青年》持续发表讨论文章，总共8期，一直到当年的第12期，共收到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

就这样，潘晓，一个半虚拟的人物，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一个探求人生意义的困惑者，成了1980年最为深入人心的人物。

黄晓菊、潘袆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此被一个共同的名字——“潘晓”联系到一起。1980年他俩曾有过会面，却并没有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暂的照面之后，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27年后，当他们回过头来看这场人生观讨论，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远。不过，他们怀着不同的感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他们的人生都因为这场讨论而发生了某种改变。

二

潘和晓，是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黄晓菊很美丽，身材苗条，经常穿一身与众不同的中式对襟装，那是她扯来布料请裁缝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热情开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对方掏心窝子。她性情激烈，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叛逆者，25岁的她已经有过几次因发表不满的言论而被好友告发的经历。

那几年世界变化剧烈，她心目中那个“非常之人、伟大的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毛泽东已经过世，然后是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改革开放启动，中国历史转向。黄晓菊当然关注这些变化，但她真正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个人的根本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希望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厂里，她经常向同事们提出一个开玩笑式的选择题：“假如你有机会得到毛主席或阿兰•德龙的接见，两者只能选一，你会选哪一个？”那时正是《佐罗》风行全国的时候，阿兰•德龙迷倒了无数男女，对这个问题，很多人陷入了两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她笑着说。

她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文学创作班。他们往往在下班后聚在一起探讨人生问题，她的发言总是尖锐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个前来参加活动的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马笑冬。

在小汤山的一个月里，黄晓菊跟新相识的病友也是走到哪儿讨论到哪儿。在那里她还遇到了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她苦闷，烦躁不安，总觉得这样活着是不对的，她有许多理想：她想成为影视编剧，但那时没有这个专业；她想当一名心理咨询师，但要考数学，她对数学毫无信心；她还想当记者、译制片配音、律师、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但因为身体不好，她只能接受分配，到一家残疾人工厂——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当一名女工，在简陋的厂房里与身患各种残疾的人为伴。

潘袆则是一个孤僻的问题青年，187米的高个儿，异常的瘦。这位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的大二学生，从小寄居在亲戚家，深有寄人篱下之感。他说自己是“抵触社会，背叛人民”，实际上他高度关注社会。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天天泡在天安门广场，1979年西单出现“民主墙”时，他又几乎天天泡在那儿。

他极其敏感，自尊心极强。1978年12月，他上大学后，学校第一次举办越野比赛，谁都不知道谁的底儿，其他参赛者都穿着小背心小裤衩，只有潘袆一人穿着长衣裤，他想的是“万一丢脸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中途开溜”。结果他超过一个又一个人，快到终点时，他的同班同学说，前面只剩一个人了。他没有开溜，获得了亚军。“这长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方面我的先天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尽量低调。”他说。

三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种种挫折，大部分都是黄晓菊的亲身经历。

黄晓菊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那是一个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参加过抗日战争。20世纪50年代初，母亲去内蒙古支边，与当地一位解放军连长结婚。她一岁半时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抚养。

外婆家在北京儿童医院对面的一栋两层的红色筒子楼里。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宠爱。

“我不管信起什么来都特别热烈，特别认真。”她说。在她上小学和初中时，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曾令她激动不已，她觉得生活应该是那样：人人平等、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她每天狠斗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贴大字报，渴望成为黄继光、雷锋那样的英雄人物。夜里听到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新的文章，她就毫不迟疑地起床，去参加游行。有时坐在公交车上，她会突然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起《毛主席语录》来。

她喜欢看书。“文革”后期，一批世界名著开始秘密流传开来，《红与黑》、《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她都看了。

“这些书多好啊，它跟正常人的思维更接近，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很丰富。而革命狂虽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过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性的东西。”

那时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互相不说话，如果喜欢的话都以特别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面的表达。老师、家长都严令禁止谈恋爱，说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黄晓菊不再这么认为，她对一个要好的女同学讲起《简•爱》和《红与黑》，并说：“怎么能说爱情是肮脏的呢？我觉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学听得直点头。女同学家境不好，特别朴实，黄晓菊经常带些大白兔奶糖分给她。她喜欢跟朴实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后，政治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发起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对象就是黄晓菊，罪名是看黄色小说。

政治老师刚说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学就腾地站起来，换了一张义正词严、非常革命的脸：“我揭发黄晓菊，她让我看资产阶级小说，还给我买糖，收买我！我们贫下中农不吃你的臭糖！”

黄晓菊气极了，哐的一下摔门而去，丝毫不管班上正开着批判会。

从此以后，班上只有极少的同学敢再跟她说话。突如其来的背叛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震惊、焦灼、困惑、孤立无援，甚至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坏？可能自己真的是资产阶级了吧，《红与黑》里的东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啊。”

她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样的不断挨批中度过的。先是被揭发，然后是接受批判，没完没了的煎熬。她看书，写日记，批判自己，就这么过来了。

数年之后，她看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才想到政治老师可能也是挺变态的，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而把气撒在学生头上。

更多年之后，她才看清了这件事的影响——它残忍地毁掉了她对别人乃至最亲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么那么险恶，怎么那么坏，一个小女孩背叛另一个小女孩，那么无辜、那么小的脸，居然翻成了那样，太可怕了。”

18岁，因为严重的关节炎，黄晓菊几乎走不了路。她因此而免于下乡插队，并分配进了残疾人工厂。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流水线上，轧衣服，绕线，她都干过。后来她学会了修补毛衣的技术，能把落针的地方不露痕迹地修补好，还带了徒弟。她在羊毛衫厂一待就是8年。

生活的流水线给她带来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她的初恋。她喜欢高大的、阳光的男孩，当然还得能跟她探讨人生。她的初恋情人正是这样的。这段恋情持续了一两年，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经常谈论人生问题。她觉得非常美好。

后来她的恋人悄然离开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却发现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连告别都没有，他就出国了。留下她独自伤心，为此她一直耿耿于怀。

四

潘袆的情况更糟。

潘袆1959年生于北京，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老大，有个弟弟。全家在支边建设中迁往青海，潘袆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此对很多事抱敌视态度。

二十来岁时的潘袆“集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于一身”，“除了顺从最高统帅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愤世，乃至厌世。

1979年春节，他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学校过年，整天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沉度日，被极度的孤独和绝望所包围。5月31日晚，这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被及时发现送至医院。醒来后的潘袆对医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1980年4月，辅导员找到潘袆，让他参加《中国青年》来校了解青年思想状况的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会后被特别叮嘱“不要走”，《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与他单独谈了近四个小时。随后他应邀写了一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与黄晓菊的合在一起发表。除了学校和《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晓，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调。

但在1980年7月，潘袆被校方带到北京一家医院检查。一个实习大夫给他下了诊断：重型精神病。1981年2月2日，校方党组织给潘袆父母致信，要求潘袆自动退学，潘袆的家长签了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潘袆退了学，由此对父母产生了不满，退学后立即断绝了与家里的联系。

“开始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两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过饭，当过搬运工，睡在桥洞和火车站。1983年，他被牵涉进一桩盗窃案，正赶上“严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去探监，出狱时也没有通知家人。

此后他什么活计都干过，房地产、广告公司、图书出版、软件、计算机设备、营销……“坑蒙拐骗都干过，五花八门”。他还一度在中华英才网开设“老潘信箱”，为年轻人解决就业及人生困惑。“一不留神还蒙了个良家妇女，还生了个孩子”，儿子如今12岁。

早年寄居，大学被逐，以及之后的牢狱生活，使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个边缘人。“我在社会中的竞争力非常差，大学未毕业，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就是观察思考能力及勤奋，这些弥补了自然的劣势。”

潘袆认为，那场人生观讨论是他人生中的灾难事件。“人生观讨论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资格，生活权利被剥夺了。1980年，当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时，我却被驱出校门，颠沛流离。”

“我现在还在为历史、为那场讨论付出代价。有人说我应该和《中国青年》杂志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参加那场讨论。如果正常毕业，当时包分配，大学生很稀缺，进国务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个官当当，现在没这个机会了。都是那场讨论，弄完后又把我轰出来。”

五

潘晓讨论也没有给黄晓菊带来好运。

这封来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热浪，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80年6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对这场讨论予以肯定，并建议要让潘晓现身出场。

潘晓不是一个人。潘晓是两个人。潘晓是一代人。27年之后，潘晓之“晓”认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现在也觉得没有错，有没有更高的道德？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但潘晓之“潘”却说，“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

到七八月间，潘晓讨论热到了极点。《中国青年》将原来每期8页的专题版面扩大到20页，发表了许多讲述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的经历的来稿，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说学习其他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那么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变了，世界也就变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那时候，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记者提出要见潘晓，还出现了很多冒充潘晓的人。编辑部把读者们写给潘晓的一小部分信件转交给黄晓菊。

8月，在杂志社的安排下，黄晓菊作为唯一的“潘晓”出场，在《中国青年》的编辑部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20日采访在《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立刻成为名句传播开来。

节目播出后，马上有报纸发表匿名文章，列举黄晓菊的种种缺点，比如脾气坏，对姥姥不好，等等。

1980年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潘晓讨论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端，与之并列的还有高校学生竞选事件。

但黄晓菊的心情还算不错。她跟杭州的一对姐妹书信来往探讨人生问题，并成为好朋友。她还去杭州跟她们见面，在她们家住了几天，整日争论不休。她还去了武汉，跟赵林聊得也颇为投机。她发现自己的困惑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是许多人共有的，这让她感觉好多了。

当年，她离开了工作8年的工厂，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帮助下，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不久后又成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资料员。她结婚了，但由于她的“大女人”倾向，她离了婚，只身带着三岁的儿子生活。

“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没有我自己的意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调子。我是个大女人，天生的，没办法，弄得满身都是硬伤和内伤。”她说。

不久后，她又失业了，南下海南，当过记者、保姆和广播电台热线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开起了服装店。

六

“潘晓”讨论已经过去27年，当年喊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惊有险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晓，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经历了失业、离婚，阅历甚丰，但那些人生的困惑并没有退去，甚至仍在加剧、加深。

潘袆从2002年起投身电视行业，并迅速找到了感觉，如今他是好几个电视台的栏目策划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锅头，每天写一篇长达几千字的时评，用邮件发给数十人，并自嘲为“垃圾邮件”，从不间断。他的头发已变得稀疏。他拒绝消费，不买车，不买房，不旅游，不用手机。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剧了。”他说，“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宽窄抉择，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实人生选择机会并不多。既然来到这世界上，有机会体察喜怒哀乐，就要学会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黄晓菊已经52岁了，上楼梯时，要很费力地往上挪腿，她的关节炎还没有痊愈。

她是个热情奔放的女人，说话语速很快，斩钉截铁，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欢一切直接的、激烈的东西：咖啡、川菜、现代舞、爵士摇滚、实验话剧、哲理书、有特色乃至夸张的服装。

接受采访那天，她用心修饰了眉毛，穿一套银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发胖。说到1980年时，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时我才95斤，是个美女呢！”随即又笑：“见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象中潘晓应该是忧郁的、内向的。”

前两年，她的初恋情人从美国回国，双方见了面，多年不能释怀的黄晓菊终于可以当面质问了：“为什么不告而别？”对方惊奇地答：“难道我没有告别吗？我记得向你告别过的呀。”多年等到的竟是这样一个回答，那一瞬间，黄晓菊觉得生活真是荒唐，让人哭笑不得。

由于用心不够，她的服装店从最多时候的八家缩减到现在的两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来的追问上。她跑去看话剧《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心生疑惑：“他要我们停止思虑不要多想，这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不想呢？”

她还有文学梦，写过十几万字的随笔。

“主要兴奋点还在于探索人生，虽然没什么结果，跟商品社会也不搭界，还有人觉得当了半生潘晓也没得到什么名利，这是干吗呢，但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声，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么了？谁也拦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灵魂会不安，心里会难过，当然要探讨了。这是生命本身的诉求，这就是意义，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开始觉得会有正确的、明确的答案，后来知道不会有，永远不会有，可能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对自己而言是正确的。”

潘和晓仍是那样不同。潘袆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这一拨独生子女为主的年轻人，即所谓80后，没有责任感，没有合作意识，没有精神追求，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而黄晓菊在与自己儿子的相处中感到了一种惊异，儿子22岁了，正在当兵，喜欢玩电子游戏，曾对母亲苦苦追问人生意义的做法表示不解：“想这些干什么，过得快乐就行了。”黄晓菊觉得，像儿子这样单纯地追求个人的快乐幸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我自己办不到”。

七

对于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人生观讨论，也许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在这一问题上，潘和晓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潘晓讨论提出了两个很有名的观点：一个是潘晓来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另一个是随后武汉大学学生赵林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在多年来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整体氛围中，这种对个人与自我的强调和推崇无异于一种革命。

黄晓菊的观念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尽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离婚，都是如此”。

作为最知名的“潘晓”，黄晓菊经常被人问到在干些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他们内心有种期待，我那时有那种想法，好像我现在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想法，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子，就这么安于自己的状态，有这个潜台词。其实我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和探求。”她说，当她觉得自己的思考比较成熟时，她会写点什么，以不负这些人的期待。

潘袆则毫不客气地对待潘晓讨论：“当人们对它歌功颂德、恋恋不舍时，我就没有一点感恩戴德。”

撇开个人恩怨，潘袆对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认为，从过去的大公无私说教，到绝对的自我，是一种矫枉过正：“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社会上对于那场讨论，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清算。

“所谓自我才是绝对的，我感觉到应重新评价，不应停留在对人物事件情景的回忆上，不应停留在对过去的感怀上，应该看到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是在一种荒漠中出现的，在一场浩劫之后，一定会出现放荡、堕落。这些毒素会找个突破口，即便没有潘晓讨论，也会有其他的突破口，这是必然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也算是打破了坚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忌，但当它释放了恶，这个社会却根本没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这才是可悲的。

“这一二十年来，这种价值观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应受到约束？是否应该在一种人类的良知、法律的约束下？人终于回归自我，回归的是什么？是回归魔鬼的一面，还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经过27年，中国社会给了当时提出的响当当的口号一个非常切实但非常滑稽的回答。我们看到的是丧尽天良的不法商贩，看到的是可以为区区小利制造毒奶粉。”

27年后，漫长的生活依然没有吞噬黄晓菊，也没有抚平潘袆。这个因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而日新月异的国家，依然没有为27年前那场大讨论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解读。我们一直被那个简单的命题所困扰。

附：1980大事记

刘少奇平反

2月23～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政治生活准则

3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月19日，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随后，他又陆续谈了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

经济特区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领导制度改革

8月18～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农业生产责任制

9月14～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公审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主犯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10名主犯。

（本文出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编著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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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泽采访札记

发布时间: 2010-04-27 16:02 来源: 荆楚网文化频道 进入电子报

作者简介：柯泽，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高级记者、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段过于沉重的历史， 一个过于沉重的人物

——《潘祎自述：我这二十年》

上这期节目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压力也特别大，因为在此之前《往事》已成功录制《铭刻雪山》等第一批三期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往事》这样一个刚创办不久的栏目一下子引起了全台上下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次我一个人连上两期节目(另一期是《羊教头丁广泉》)，采访录制是否成功，有可能影响到全台上下以及社会对《往事》栏目的评价。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段过于沉重的历史，也是一个过于沉重的故事。一个曾经自杀的青年，一个当年参与了那场青年人生观大讨论的大学生遭到了无情的退学处理，然后又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后又因所谓的盗窃罪被捕入狱。最后又回归社会，还原成为社会上的普通一员。这到底是个人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和这一人物?又该如何表现那段历史和人物?这些问题不断地困饶着我。

讨论节目方案时，栏目组内也有不同的担心，有人对潘祎这个人物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持否定意见，我说，如果完全否定潘祎这个人物，我们就不必做这期节目。

并不是我特别偏爱潘祎这个人物，而是我看重他特有的那种个性，那种独立人格。记得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为什么20年前中国会发生那场轰轰烈烈的人生观大讨论?因为那时的人们已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学会了以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有学者说，那场讨论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社会心灵解放的呐喊，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思想启蒙。20年前，潘祎，黄晓菊，还有千千万万其他中国青年担当了这一历史角色。

潘祎很义气，也很讲信用，第一次与他电话联系时，他就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并保证到时一定来武汉录制节目，以后一直是这种态度。做我们这种谈话节目，最担心的是节目嘉宾突然中途变卦，说好来的，到时又不来了。记得《中国妇女报》的马丽珍老师中途有些犹豫，我担心她到时来不了武汉，就与潘祎联系，希望他出面做点工作，但潘祎拒绝了，他说，这是她自己的事，由她自己决定。可见潘祎这人也很讲原则。

录制时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司马南尽往敏感处问，尽往潘祎的痛处戳，在场的人都担心潘祎强烈反弹，弄得不欢而散，谢天谢地，潘祎始终保持配合姿态;而且因为司马南咄咄逼人的主持风格，潘祎身上非常个性化的东西竟也非常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了。

录制结束后，潘祎拍着我的肩膀得意地说：“你看，怎么样?我说不会给你弄砸的吧。”我觉得他真的不像40多岁的人，他率真得那么可爱。

赴北京外采前，我看到有文章介绍说，现在的潘祎是一个成功者，是一个富有者，但我亲眼看到的潘祎并非如此，他现在仍然住在北京的一个小胡同里，租住在两间很小的民宅中，家中只有一张床，连最基本的家具都没有配齐;他似乎很少开火做饭，灶台下却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红星二窝头空酒瓶;不过他家里有一件很显眼的东西，一台配置齐全的电脑，潘祎说，他几年前就买了那台电脑。

在录制现场，潘祎说过一段话让我十分感动，他说：“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我好象一直拒绝成熟，我不觉得成熟对一个人来说一件好事，至少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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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1999年8月8日星期日[第3版]-[特别报道] 

署名“潘晓”的作者之一潘祎

科学实践创造价值

真善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年龄稍大一些的人也许会对十八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记忆犹新：1980年，第五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文中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二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由此引发了80年代第一场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吸引了全国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参与。当时《中国青年》直接收到的来信就有六万封。

今天，正值世纪之交，多元文化共同生存，在这相对自由宽松的空间中，重提“人生观”问题，对于弘扬时代主题，确立思想主流却是非常必要的。

提到人生观，必然要谈到人生价值问题。所谓“价值”，正是以人为标准、与人的地位和命运相关才存在的，研究价值归根到底正是研究人、关心人、帮助人。纵观古今中外哲人对价值本质的理解，其基本类型都包括了真、善、美等形式。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荀子进而提出“全粹为美”，西方柏拉图则标示“善自体”的最高价值，康德也说：“在我头上者，闪烁众星；在我心中者，道德之律则”。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将人生的理想和目标概括为“真、善、美”。

所谓真，是指客观世界自身的变化，发展规律。“求真”，就是要做真人，办真事，以孜孜不倦的态度去追求真理，了解客观世界本身的内在联系。

所谓善，是意志活动的对象，包括人的道德行为以外的许多事物的社会功利性质，也就是指符合人的目的性。

所谓美，是指在实践中真善的形象体现，是真与善的统一。真是人生美的基础，善是人生美的条件，人生美就是在这种合规律性（真）与目的性（善）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动人的感性形象。

生活中真、善、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生价值和目标的实现就是真、善、美的实现。人生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使客体满足人的需要和追求、实现人的自在和自为，使人获得真、善、美和自由。凡是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益于人的成长进步，有益于人的创造活动，有益于真、善、美的追求的客体对象和人生活动，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反之，就是无意义的或者有害的。近来，李洪志打着“真、善、忍”的旗号，到处宣扬他的一套谬论。的确，中国自古就有“忍”的说法。俗语说，“忍一下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这种“忍”是为了调和人际关系，创造美好的生存状态，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追求人生的完美，与李洪志的荒唐之语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总之，一个人的价值，既不能靠命运的赐予，也不能靠钻营和取巧；一个人的价值，只有通过自己切切实实、脚踏实地的劳动才能创造。真、善、美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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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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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社论/言论/天下事  14/05/2000

中国青年思想启蒙20周年

——“潘晓讨论”曾触动千万中国青年神经

● 周锐鹏（北京特派员）

2000年的5月，35岁以上的中国知识青年和壮年人会共同纪念什么日子？

“五四运动”81周年？不，他们心里想得最多的可能是20年前的那场“潘晓讨论”——一件不再出现于重要官方媒体但却曾经触动千万中国青年神经、足足影响了一整代人的事。

当年的“始作俑者”《中国青年》杂志，在最新一期里大篇幅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标题是：《新时期的思想启蒙》！

许多人只知道中国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其实，1980年《中国青年》几名年轻人以笔名带动的“潘晓讨论”，更是深远地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后陷于思想迷茫的数以千万计中国青年。

那场讨论，始于《中国青年》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那是1980年的中国，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雷锋”的年代。“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这样“灰暗”的话公然出现在刊物上，曾让许多人惊吓得目瞪口呆。

当年的“23岁女青年潘晓”在那封向编辑诉苦的信里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潘晓曾经“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曾经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雷锋日记》的英雄事迹“激动得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潘晓在信里说，她“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初中毕业的潘晓发觉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会“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

因为“母亲拒绝寄抚养费”，潘晓不能继续上学，被分配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她说：“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共青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实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

“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20年前的《中国青年》发表了这样一封“离经叛道”的信，并且围绕着这封信展开了讨论。

20年后的今天，《中国青年》人生版主编彭明榜执笔写纪念文说，当年毫无心理准备的人们读到那封信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

1980年5月11日《中国青年》发表“潘晓”的信后，读者来信就源源而来。开始几天，邮差是背小邮包送信，不久就改用大邮袋，再到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老旧的车）。

当年的《中国青年》从第5期到第12期，关于“潘晓”的讨论一共编发了110位读者的110篇来信来稿，十七八万字。那只是6万多件来信来稿中的一小部分。

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量也从325万本激增到将近400万本。

潘晓有一句话，更成了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口头禅：“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当年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任《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马立诚写文章说，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假话大话空话已经把耳朵磨出茧子，大部分人都陷入麻木僵化中。“潘晓讨论”有如一块天外巨石砰地落入水中，强大的冲击搅得全国青年心潮起伏。

但“潘晓讨论”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光明。愤怒的批评出现在一些机关的“内参”里；检举信涌向中共中宣部、党中央。

从那场讨论的旋风中走过来的人回忆当年事说，是胡耀邦在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

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是邓小平的先锋大将，立了大功，被重用主管宣传。

即使在“潘晓讨论”结束3年以后的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的党委还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检举“潘晓讨论”，表示要“清除精神污染”。

而“潘晓讨论”能逃过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清理”掉，是幸得胡耀邦的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由于巨大的压力，1984年1月的《中国青年》杂志还是发表了“检讨”，自认“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造成不良的影响？

从“潘晓讨论”中成长起来、今天的《中国青年报》策划部副主任卢跃刚可不是这么看。恰恰相反，卢跃刚说，“潘晓讨论”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他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更像一场政治运动，是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潘晓讨论”则以青年、以民间社会为主体，全社会参与，没有组织领导，没有动员大会，没有空洞的口号。

“中国改革的真正的思想启蒙，来自于‘潘晓讨论’。”卢跃刚说：“因为这场讨论所涉及的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等方面的问题，更具有启蒙的特征，更具有思想史的特征。”

他说，6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杂志曾推出一个影响全体中国人的“英模”——雷锋。雷锋是在斯大林式的专制体制下制造出来的“共产主义道德楷模”。80年代的“潘晓”则恰恰是对雷锋的大否定。

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杂志社题词时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指示，随后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卷起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狂风，也埋下了“文革”的种子。而“潘晓”则唤醒在文革后精神迷惘的青年人重新认识“自我”。

策划这次纪念活动的《中国青年》人生版主编彭明榜说，当年不少人因为积极参与那场与“盼晓”谐音的讨论而使自己的前程受到程度不同的不利影响。

即使20年后的今天重提“潘晓讨论”也并不是没有障碍。他们在策划和修改有关纪念文章时，必须发挥“拔钉子”的技巧——将文章中有可能引起权威人士反感的观点一一删去。

有趣的是，如今的年轻人已很少很少为“潘晓”遭遇的问题而迷惘无助。

彭明榜说，正是当年“潘晓讨论”的思想启蒙为今天的青年拥有“更自由的价值取向”扫清了障碍。

他说，“潘晓讨论”是中国期刊史上的一个传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阙回声不断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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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潘晓的命运

2007年05月02日09:46  来源：北京日报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

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结尾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真实的“潘晓”其实是两位青年的集体笔名，他们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他们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幕后走到台前，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

当时黄晓菊与另一位潘晓??潘?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孤僻，太学生气”。后来通过几次信，就一直没有联系了。当初的潘?可能确实是孤僻的。在成为潘晓之前，他曾于1979年5月31日服浓缩来苏水自杀，脱险之后潘?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至于自杀的原因，潘?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自幼一个人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里，心理比较灰暗，而1979年春节之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也正是因为这次自杀，使潘?向来学校采访的马丽珍倾诉了4个小时。

黄晓菊自幼也有与父母分开的经历。母亲19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后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现在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

领导见黄晓菊跟这个聊跟那个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自己已经完成了定额。领导说，“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那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还有一次，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阴霾，电闪雷鸣。因为工人很多腿脚不灵便，而且又没带伞，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一级的领导却悄悄躲在工厂大门后头，把早走的人的名字记在他的小本子上，并在月底的时候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的当月奖金。“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的时候，黄晓菊走了进去，问:我能说两句吗？

在厂子里，黄晓菊的“能说”是有名的，领导不愿听，但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让她闭嘴。黄晓菊说:第一，你们的执行方法是不对的，我们走是车间主任决定的，所以车间主任有责任；第二，厂一级领导如果觉得车间主任的做法不对，当时应该把我们阻拦在工厂门口，劝我们回去，再创造5分钟的价值。可厂领导却像抓特务一样躲在大门后头。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6块钱吗？

领导以“厂务会的决定”推诿。黄晓菊把状告到北京市纺织局工会。6块钱的奖金补发下来，她也在厂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在中央电视台亮相，这并没有改变黄晓菊在厂里的处境。“你一个普通工人，有什么资格、什么能力？”她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冷言冷语。无奈，黄晓菊辞掉工厂的工作。经马丽珍介绍，黄晓菊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资料室工作过，干发行和查书取报的活。

即便在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黄晓菊也是个异类。“也许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单位实现人事制度改革的时候，头一个被停聘的是我。”

1988年，黄晓菊丢了资料室的饭碗，离了婚，没学历。为了自己和3岁儿子的生计，黄晓菊冲到刚刚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特区报》当“记者”，但实际的工作是拉广告。尝够被扫地出门的尴尬之后，到深圳给日本生意人当保姆，到电台当热线节目主持人……最后让她安顿下来的，是在西单附近家门口开的一个小小的服装摊位。黄晓菊慢慢站稳脚跟。

大学的那位潘晓，命运也坎坷。潘?自己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此后潘?多年颠沛，还曾因盗窃案坐了三年半牢。近几年，潘?做过在线咨询、电视节目策划等多种职业，日子过得也还好。至于没有结果的大学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个片段罢了。(易水摘自3月29日《南方周末》，作者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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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2000年5月4日星期四[第3版]-[主题教育]

论坛开幕式汇聚20年风云人物

现场嘉宾纵话今昔说青年

追寻80年代初那段岁月中青年人激扬与求索的足迹，探讨新老两代青年成功的代价与环境……“新世纪•新青年”青年论坛便在20年来青年代表人物的现场讨论交流中拉开了序幕。以下便是4月26日开幕式上嘉宾的精彩发言。

谷建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曲作者）：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文革”的创伤还没有抚平，而“四人帮”粉碎后春天的到来又在感染着我为青年们写出更好的作品。在这种心态下，才有了这首歌。今年，如歌中所说的正好过了20年，没想到媒体这么关注这首歌，感谢社会还记得这首歌。如果能再唱20年，对我来说简直是个梦，但我有信心。

潘祎（1980年人生观大讨论当事人）：20年过去了，可以供我们选择的机会比大讨论时要多多了。我现在做着各种事情，包括在网络上开设“老潘信箱”，给朋友们进行有关求职择业的解答。我并不是指导教育他们，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视野广、反应快，他们也给中年人带来了压力。能目睹这样一个年代也是幸运，总能听到新鲜事。现在社会也存在着浮躁和投机的心理，游戏没有规则，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我们那时说自我，是有前提的，即不伤害他人的利益。而现在，造假、贩私、腐败，都是以牺牲他人的幸福为代价，很值得忧虑。

1983年华山抢险英雄集体部分成员：我们当时是80级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学生，我们这些学生的特点是急迫感和使命感很强。所以在我们之前四医大出了张华，我们又参加华山抢险，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当时我们做了这些事，也没有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是凭着一种本能，把它看做应该做的事，对我们来说助人为乐也是一种快乐。虽然过去了20年，但我们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张蓉芳（80年代中国女排队员）：1980年在美国斯普林斯高原基地训练，由于长途跋涉加上高原反应，12名队员中有8人都呕吐不止，但训练还是不能停止。那时感觉袁伟民特别像魔鬼。当时我和大家都恨不得上去揍他。可是，当我们拿到了世界冠军，站在领奖台上时，过去吃的苦和所有的怨恨似乎都一笔勾销了，那时觉得教练挺好的。成功就得付出代价，女排的成功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艰苦奋斗、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精神。现在年轻人的成功可能是要比我们那时的时间短，时代毕竟不同了，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们的。

马云（清华大学停学创业者）：很多人只看到了我们拿到了660万风险投资，可却不知道开始创业时也是很苦的。去年8月份创业时，我们只有一间宿舍，里面放着20多台机器，温度高达48度，我们穷得连电扇都买不起。如今从创业到成功也许从时间上不会像当初女排取得世界冠军那样长，但同样需要拼搏精神。

万新恒（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生、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女排成功靠拼搏，时代不同了，除了需要这种拼搏的精神，年轻人还需具有综合素质。北大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顶天立地，即既要有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对照的眼光和胸怀，又要了解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年轻人现在做得怎么样，将决定国家20年后会怎样。

任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成功不仅依靠努力，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坚持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女排还是IT，能有人观看和喝彩就是成功。

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作者）：我认为把人群分成成功与不成功意义不大，应该一视同仁。随着社会进步，现在出现了杰出人物平凡化和平凡人物杰出化的趋向。对于杰出人物来说，成功是很易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会丧失并接受更大的打击。而随着教育机会的普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市场经济这个现实的动力，更多的平凡人在努力奋斗，并随时有杰出的可能。我将人只分做善良与不善良，用善良的态度去生活，同时有进取之心，就会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并完成一份责任。面对激烈的竞争，失败的几率大大提高了。这时候，挫折感也会增加，采取什么态度，关系到人生的质量。

李素丽（劳模）：每个人做工作都不分好坏，因为大家都不容易，都付出了艰辛。干我们这行有句话，跑不完的路一圈又一圈，说不完的话一遍又一遍。但我没把工作看做任务而当做乐趣。只要得到乘客的认可信任，我就高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功。

李宁（体操王子）：我个人认为，人生的成功首先是自己要快乐。要积极健康地生活，要学会把握机会，把内在潜力发挥出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从左至右：■谷建芬■李素丽■李宁■刘恒■潘祎■张蓉芳■任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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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 ——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

内容提要：从当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叙事的角度看，踩在1980年这个时代临界点上的“潘晓”形象无疑是一根界桩，一个路标，其所呈现的“个人问题”也无疑最为辽阔、最为幽深。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个小小的文本里面，始终包含着一些后来的个人主义叙事作品所无法传递甚至无法想象的东西，并且越是远离那个为1980年代所特有的上下文，这些东西就越是难以被真切地表述出来。

自成为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概念以来，个人总是被装置在各种社会力量谋求自由、解放或者实施囚禁、压迫这类大工程里，并且无论是所谓被开启、被废黜以及被重启，或是所谓被建构、被解构以及被重构，作为对象的个人总是处在一种不断被编织与重织的过程当中，而作为主体的个人则不断领受着认同与反动、在家与丧家的感觉。换句话说，自成为人类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等等的一个核心问题以来，个人便再也没能摆脱其始终“成问题”的历史际遇。因此，走近那些在当代文学史上始终“成问题”的个人形象，既可能意味着从此陷身于一个极其复杂多样的叙事之阵，面对缤纷万象的言说而焦虑倍生，也可能意味着经由某种知识谱系学与考古学式的思想耕耙，从此切入一种新的精神图景之萌生过程。正是在此途中，某些久已消散的历史印迹每每会在不经意间再次折射出动人的光芒，而发生于二十多年前的“潘晓讨论”便是其中之一。

一、关于新时期文学中个人主义叙事的起点

1980年春天，《中国青年》第5期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下简称《窄》），结果引发一场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全国性大讨论，此即当时著名的“潘晓讨论”，后来有论者甚至称之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迄今为止，人们似乎习惯于将“潘晓讨论”理解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但在我看来，“潘晓讨论”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事件。

首先，作为整个讨论的中心和此次讨论中最为关键的文本，《窄》完全可以被视作一件书信体文学作品：

1.大量抒情性的语句制造了此信最为核心的文本气质——随想式的自白。第一人称、诸多人生苦难的铺陈与叠加、浓烈炽热的情绪、毫无距离感的叙述口吻、散文化的行文，例如“潘晓”多用这样的句子诉说自己：“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2.通览全信，形象化是其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尽管《中国青年》编辑部相关人员“编写”此信的初衷是向广大读者和组织提交“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然而在此信的实际“编写”过程中，形象地塑造“潘晓”这个典型人物形象却对信件的展开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在此信中，四下散漫的思想火花被众多的感性经验和人生图景支撑着，离开它们的搭建，那句“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思想传递就会黯淡许多。

如果我们能够稍稍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而非绝对地将其约束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纯文学”范畴之内，那么《窄》就不但是一件承载了“潘晓”个人之经验直观与反思的思想性文本，而且是一件承载了“潘晓”个人之经验直观与反思的文学习作。如此一来，那场由《窄》引发和围绕着《窄》而展开的“潘晓讨论”自然也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当代文学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与当代文学史相关的事件，一个只是可以被带入文学史叙述的思想史事件。

其次，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打开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框架，而非继续将其关押在当代“审美性”神话日益保守且傲慢的屋檐之下，那么整个“潘晓讨论”就不会因《窄》一文在审美形式上的不够成熟典雅而沦为一个非正宗、不入流的文学史事件。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摒弃那种长久盘踞在文艺经典图谱上的文化精英心态，稍稍朝着文艺大众的方向开启一下视野，那么整个“潘晓讨论”势必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同当时诸多“文学青年” 发生灵魂性关联的当代文学史事件。

换言之，《窄》这件作品具有着同其思想史价值相契应的重大文学史价值，而从今天来看，其中弥足珍贵的地方在于：正是因之而来的整个“潘晓讨论”首次较大规模地捅开了新时期文学领域个人主义话语的生存空间。然而在现有种种对新时期文学的叙述中，大都认为1980年代早期的文学领域并未出现公开、独立的个人主义话语，即便有些许萌芽或苗头，也往往是依附在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中，虽然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在总体上色彩也比较驳杂，不乏同个人主义相交之处，但在文学领域则主要是由一些通俗版的人道主义观念在发挥作用，通常局限于在不违背官方主导型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要求恢复某些普遍、抽象的“人性”，因此和众人所预设的个人主义相去甚远。如此直至1980年代中期，随着《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现代派作品、“第三代诗歌”、“先锋文学” 等文学样式的出现，随着一种以“非社会”、“非群体”和要求人的内部差异性为旨趣的“美学个人主义”的出现，新时期文学领域个人主义话语独立的生存空间才被打开。正是在这样一种将当代文学领域的个人主义叙事过多预约为“美学个人主义”的思路上，不少当代文学史叙述不但排除了1980年代初文学领域个人主义话语独立、公开存在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其潜伏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张辛欣发表于1981年《收获》第6期的《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就明显具有肯定个人主义的叙事姿态，此外据徐星本人所言，他的《无主题变奏》也早在1981年就写好了，只是以为这种风格的作品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发表，直到1985年他看到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面世，才想到是可以拿出来投稿的，如果再将那部分确如某些批评所言“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 的“朦胧诗”作品也纳入个人主义叙事范畴的话，那么1980年代早期认同个人主义的文学创作就绝不在少数。韩少功曾经回忆说1980年代初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文学创作者都是“个人主义的信徒”，是“个人主义狂热的支持者”，他并且分析道：“个人主义是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人格基础，是某种社会制度的心理性格内化。农民承包土地，工人超产有奖，作家享受稿酬，都体现出当时对个人价值的重新肯定和重新利用。《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由‘潘晓’引起的大讨论，提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可以看做这一潮流的自然结果。在这个潮流中，文学与个人主义最具有天生的亲缘性。……张承志说：‘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说的是哲学和美学，但个人主义者们听来就特别顺耳。‘自我’这个词最开始在文学圈流行，后来成了青年人中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这无疑又从叙事主体的角度证实了当时文学领域个人主义叙事存在的巨大潜力。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人主义叙事作品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由它们所征兆的这一叙事形态是否具备了被推上文学潮头的必要条件？答案是否定的。需知当时个人主义常常是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一起，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作文革思想余孽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观念流毒，因此从正面肯定个人主义的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能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作品一样，能够有条件聚拢起来形成一股合流，并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得其政治合法性，这从“潘晓讨论”在1983年差点被列为“清除精神污染”就可以看得出来。更令人叹惋的是，1980年代早期的个人主义叙事不仅当时没能成为主流文学样式之一种，后来也没能以个人主义叙事的名义进入各种文学史的叙述，所有这些都使得一个重要的文学史事实——新时期文学中独立、公开的个人主义叙事的出现其实并不晚于或者说并不十分晚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被长期掩埋着，等待着后来者的考掘。

接下来，本文就以《窄》中的“潘晓”形象为结点，对1980年代初的某种同后来乃至今天的个人主义叙事存在诸多差异的个人主义叙事进行一次具体而微的解读。

二、“潘晓”——那个踩在时代临界点上的“个人”

《窄》一信的内容主要有三：

铺垫在最前面的是一种个体性的创伤叙事。在《窄》中，“潘晓”对自己所受创伤的表述又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对其个人在文革中所受苦难的回忆与追认，这与那些被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伤痕文学”的叙述基本相同——无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实质被新政权定性为“极右”还是“极左”，“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还是“封建主义”，其终究被视作罪魁祸首。

2．以其个人的爱情遭遇为例，对文革后人与人之间仍在继续的互相伤害进行经验指认与感性分析，得出现实庸俗与人性丑陋的经验性认知。

3．对那些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信仰实施拆除手术，声称已看透“人生来就自私、就要竞争”的真面目，从而觉得自己曾经有过的对“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等等信念的狂热追求是“多么可笑”，既传递出一种受欺骗感，也传递出一种因无法彻底甩掉以往精神寄托而导致的内心分裂之苦。

很显然，在“2”和“3”中《窄》已经同主流的“伤痕文学”分道扬镳。

接下来是“潘晓”对“个人本位”观念的阐释和认同。在《窄》中，这方面的内容表述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整封信的言语支点。其中就有那段曾经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的话：“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躲在最后面的内容，则是《窄》的灵魂所在。对个人主义的思想认同所带给“潘晓”的并非从此心中一派安宁，反倒是一种发生在个人主义观念内部的激烈冲突与挣扎：是选择缥缈却诱人的“伟大的事业”呢，还是选择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人，“潘晓”一方面“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不甘心社会把她“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因此像当时无数的文学青年一样决心以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试图用作品来表明她的存在，她“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她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另一方面，她又对“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的想法深感怀疑，与此同时，日常生活的压迫、磨损以及魅惑也时时萦绕着她——“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在此种种情形的交相逼迫下，某种精神上的危机不断迸发出来：“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或许是受了写文章应当“首尾呼应”的观念的影响，《窄》的这个收尾又把我们又带回到它的开头：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今天，虽然“崇高”、“伟大”、“理想主义”等等这些曾经显得无比“坚固” 的字眼日渐颓圮，但重读《窄》的这句开头，依然能够感受到某种由一个新生的自我对另一个刚刚死去的自我所发出的无限感伤与哀悼。我们知道，《窄》是一件在黄晓菊和潘祎二人来稿的基础上经由马笑冬之手编辑加工再经《中国青年》编辑部集体把关而成的作品，因此至少在部分创作者的群体意识或无意识层面，它正是1980年代初的许多个人在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信仰或者共同体幻象坍塌之后，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足以支撑下一段生命旅程之自我认同的产物。不过也正是在种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才刚刚冒芽，还没有强健到足以对自我实施其精神专制的历史性时刻，《窄》这个小小的文本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自我认同的多个故事性，以及当代个人主义叙事的多种选择性，其中既有集体主义的信仰残余，也有个人主义的新政宣言。而在个人主义的新政宣言里，也是既有个人主义之宏大叙事——“搅动生活，影响社会”的激情召唤，亦有个人主义之小叙事——“安心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细密纠葛。其中最让人觉得需要留神的是，在潘晓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愿望和集体主义信仰残余之间，似乎还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又暧昧的关联。尽管潘晓在阐释其“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个人主义观念时有言：“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然而接下来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提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并且习惯性地使用了在以往文学叙述中十分常见的一个意象——“太阳”，还特别强调了其“照耀万物”的客观功能，似乎想借此来建构一种其个人与他者及整个世界之间的契合关系，纵观全信，潘晓这种个人主义宏大叙事的最大动力来源似乎并非其当时的现实生活本身，而恰恰是其原有的集体主义信仰。

从过去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后果来看，集体主义信仰对某些个人的全方位浸润很可能会造成其对共同体生活及其相关想象的无限向往与迷恋，如其对所谓“自我与他人同在、与万物同在、与整个世界同在”的热切渴望，对那种“觉得自己的命运与整体休戚相关，血肉相连”之生存感受的深度入迷等等，而统治集团用以满足这些向往或迷恋的方式就是操持种种或虚构或真实的共同体宏大叙事，如进行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如发动全民性的社会运动。当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信仰大厦发生坍塌之时，很多人以往那种对共同体生活的向往或迷恋心理并不会即刻便随之坍塌，而是很有可能被带入新一轮的自我认同过程当中。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历史惯性的巨大推动作用，在新一轮的自我认同之初，与以往集体主义宏大叙事尖锐对峙的个人主义小叙事才没能迅速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时代精神，而多是由个人主义宏大叙事担当主角。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当时武汉大学大三学生赵林写给潘晓的那封《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来加以进一步说明。赵林在其信中写道：

“和你一样，过去，我信仰共产主义，把牺牲自我以谋求人类的幸福当作自己生活的宗旨。我为牛虻流过眼泪，更为保尔的事迹所感动，我渴望着一种献身于人类伟大事业的壮举。……但是，生活很快就让我看到了它的真面目。……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从此以后，我开始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欧美文学中的超现实主义里面去挖掘自我，我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态度，我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中去了解社会的本质，得到很多启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崭新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许是大逆不道的，但它却是从我经历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关于保尔的那段人生名言，我并没有改变态度，只是有了新的理解，一个人只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认识了自我，必然使生命之光焕发得比庸庸碌碌的人更明亮；在没有个性自觉的困惑中的悲观厌世，必然会虚度年华。狂热产生于遗弃自我，悲观失望也产生于对自己估量不足。总之，一切非进取的生活态度，一切奇怪荒诞的社会行为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否定了个人(或个人主义)和自私。被发掘了的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人们将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快去发现自己吧，快去让个体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吧！……我从来就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人。和你一样，最近我也在写作品。我充满了信心，非写成功不可！我写小说也是为了表现自己，发现个人的价值和普遍的人性，发泄内心的情绪，在外物身上打下自我的烙印。这种进取不是为了功利效果，而是为了满足自我扩张和表现的要求。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也相信在努力提高个人价值，充分表现自我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对整个社会有利的客观效果。因为自我和社会在发展趋向上并不是相反的。”

从赵林的以上言语中我们首先可以感受到一种所谓“自我”的话语虚构性与历史流动性——自我并没有什么先验的本质，而只是一个个被人翻开并予以讲述的故事，关键就看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版本，如何去讲述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自我的话语虚构性与历史流动性中，我们还可以捕获到赵林试图将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现代个人主义缝合在一起的精神幻象。从其各自的历史形态来看，集体主义往往不可避免地属于一种大叙事，而个人主义则有着可以在种种大叙事与小叙事之间自由出入的变通本领，再进一步看，无论是在其经典表述还是在其通俗表述中，集体主义宏大叙事又只能是一种同一性的宏大叙事，因为共同体本位这一不可逾越的底线决定了集体主义叙事必定需要某种“元话语”作为整个叙事大厦的地基，而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则既可为同一性宏大叙事，亦可为差异性宏大叙事。如此看来，同一性宏大叙事恰恰构成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个话语交叉点，然而再加仔细辨认就会发现，由于个人本位乃个人主义不可逾越的底线，因而个人主义的同一性宏大叙事就只能是一种自我扩张型的宏大叙事，它与集体主义中共同体本位的同一性宏大叙实可谓南辕北辙。然而赵林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施以缝合的情形表明，在未被严格区分和仔细辨别的情况下，并搭乘着人类的某些精神幻想机制，仅仅外在形式相同的同一性宏大叙事就足以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架起一道被“误认”的桥梁。

这也刚好回答了：为什么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交接班时，那种已经被抽去集体主义内核而塞入个人主义内核的同一性宏大叙事却被许多人想当然地当作以往集体主义的精神传统继承下来？为什么以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取缔集体主义宏大叙事的行动可以不被理解为一种起义或哗变式的革命与断裂，而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更加科学且更加现代的继承和发扬？在1980年代初，这种经由同一性宏大叙事的幻想性桥梁而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连接在一起的个人绝非只有赵林一个，而是有无数人在此思想路径上并肩前行。譬如在当时的文学界，无论主流的或非主流的、中心的或边缘的，安分的或叛逆的，有许多作家都热衷于所谓人道主义的普遍立场，俨然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然而所谓“代言”一词本身，就时常隐匿着以个人为中心的主体、对象两分之思维定势，又因当时正值新一轮的自我意识大觉醒，“他者”意识的极度匮乏几乎是一种全民性的精神疾病，再加上携带着巨大历史惯性的同一性宏大叙事也似乎找到了新的历史动因，从而所谓“代言”很容易会变成一种创作主体的文学殖民行为，即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现他者，诊断他者，启蒙他者，改造他者。那时，顾城就一边强调“新我”的诞生，强调“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一边又强调愿意“沿着同伴用失败探明的航线，去发现新的大陆和天空”，强调要用自己的诗歌“去驱逐罪恶的阴影”，去“照亮苏醒或沉睡的人们的心灵”，然而一旦个人偏执于自己的主观想象，他的所谓“照亮”可能恰恰是一次新的欺凌与暴虐，令人遗憾和震惊的是，诗人最后用竟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时，张辛欣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男主人公不时将自己勇猛扎身于社会竞争的行为阐释为一种“纯梦幻的理想在现实中变态的追求”，他认为，“不管每一个人在用什么样的速度、节奏活着，整个社会，跟大自然，跟生物界一样，都被安排在生存竞争的和谐之中”，而“整个世界就在竞争中推进”，于是“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里就被提升为一种从总体上结构社会、推动世界的核心方式，因此也就成为一种个人抵达其“与万物同在”这一旧有理想的新颖道路。亚里士多德云“诗比历史更真”，作为一个小说人物的“他”似乎挑明了其所处时代真正主流的精神状况——1980年代初期的“能人”与“强者”们似乎更加渴望能在自我扩张、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向全世界大声倾泄一句指向某种同一性共同体幻象的宣言：

“我就是历史！”

这便如张颐武讨论王小波在1980年代的独特性时所思及的那样：那时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热忱，把一切都理解为精神解放和主体超越“异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结果。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浪漫的热情，一种狂飙突进的狂热。这些新的理想，替代了“文革”后已经彻底破碎的理想，这种时代氛围其实抓住了每一个人。

但是同《窄》相比，《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又具有明显的文本单一性特征，这也是《窄》之后几乎所有已刊来信的共同特点。面对“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在人世间亘古盘桓的问题，众人都太急于给出自己的“盖棺定论”。好在1980年的“潘晓讨论”从整体上恰恰构成一种较为民主化的对话格局，并且始终没有出现哪一种讲述个人的“故事”上升为统治型故事的迹象，这是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地方。我们看到，在作品《窄》及整个“潘晓讨论”中，一方面是种种小叙事正在公然兴起：潘晓的年轻工友们大多沉溺于以烫发、穿戴等等时尚“小情趣”为征兆的日常享乐之中，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第一要义，也正因为如此，她们都觉得潘晓过于“清高”、“怪癖”；而潘晓自己也常常会萌生倒向“小日子”的冲动；上海的一位中学生则干脆认为“人生道路就是为金钱、地位、个人幸福”。另一方面则是与存在之整体性这个人类经典故事息息相关相关的宏大叙事也获得了新的叙事支点——个人主义。与此同时，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虽然丧失了其一时的话语竟争力，但作为一种信仰残余，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参与构成了1980年代初所特有的精神气质。

三、一种为1980年代初个人主义叙事所特有的复杂性与挣扎

最难能可贵同时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作为整个“潘晓讨论”导火索的《窄》恰恰属于一个未完成的、非闭合性的文本，它里面存在着诸多不确定，诸多缝隙，诸多可能。与同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的人物基本都找到了他们各自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奋斗目标或精神旨归不同，同时也与从“代言”角度切入对整个社会制度之疑虑的《苦恋》、《飞天》等部分“伤痕文学”作品不同，《窄》首次从单个个人的叙事角度将“文革中的个人成问题，新时期的个人也成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精神命题提了出来，这是其尤为深刻的文学史意义。换句话说，在《窄》中，潘晓始终是作为一个“提出问题”的个人形象出现的，她的生活不仅在文革当中“成问题”，在文革后的新时期依然“成问题”，而且成的是大问题，大到对其当下的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甚至令其简直“无法重新生活”。

对潘晓而言，“照耀万物”式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一方面固然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召唤力，一方面却又没有强大到足以让潘晓从此能够坦然直面一切的地步。

首先，虽然“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但性别（女）、性格（一方面鄙视“庸俗”，一方面又“随波逐流”，敏感，缺乏足够的意志力和自信心）、年龄（已经23岁，年龄优势正在迅速丧失）、职业（普通职工）、学历（中学生以下）、家族条件（至少目前没有什么可供调动的较大资源，且处于分裂状态）等等因素又合力决定了潘晓在当时社会结构中的相对弱势地位，而那种弱者不得不经受的日常生活（“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的反复磨损难免会让潘晓产生悲观情绪。

其次，潘晓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乃至文学本身的社会影响力也一直心存怀疑：“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这样一来，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在潘晓这里就遇到了重大的障碍：“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最后，似乎还有什么未被说出的东西在《窄》中影影绰绰地波动着。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经由某种精神上的幻象与误认机制，在“潘晓”及赵林等人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之内，恰恰残留了集体主义宏大叙事的诸多身影，而具体到“潘晓”这里，便是在其当下的“照耀万物”同其以前的“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这两种愿望之间，存在着某种个人试图将过去和现在、想象与事实予以统一或者缝合的隐秘冲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育与逼迫下，那种内在于个人主义话语的人与人的对峙性终究会像一柄尖刀捅入以往共同体想象的心脏——在“潘晓”当时的集体主义信仰当中，“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乃获得个人幸福生活与存在价值的根本方式，因而自我总是怀揣着想要与他者融为一体、同获自由解放的美好愿景；而在其1980年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当中，个人本位观念的绝对前置必然会将自我与他人割裂开来，此时自我要想想抵达某种与他人同在的心理效果，就只能选择自我无限扩张的路径，以启蒙、引导、帮助、改造等等自以为是的名目去征服他者、殖民他者，使他者在其表征上统一于自我，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的爱和牺牲精神的升华与浸润，自我与他人终究不可能实现全方位的契应与交融。

因此“潘晓”所发出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焦灼之问，就至少裹挟了以下几层意思：

1．集体主义信仰的崩溃使文革后的潘晓从此丧失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想象空间和灵魂寄寓之所，一种曾经可以被期待、被感受的生活共同体正在不断隐没，而留给潘晓的只是孤独、失望和哀悼式的怀想；

2．个人主义观念的确认使他人首先在经验层面成为与“我”格格不入的异己之物，成为横亘在“我”与世界之间的无数堵石墙，甚至成为无数座正在不断扩张的建筑，不仅挡住“我”的去路，而且蚕食“我”的生存空间，而“我”所能选择的就只有冷冰冰的竞争或者退缩；

3．个人主义宏大叙事的种种困难不断朝“我”砸来，个人似乎只剩下个人主义小叙事这一条道可以选择，而这恰恰是“我”最不甘心接受的。

在为《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写的一则短评里，张颐武尝作如此反思：“现在看来，那时的‘潘晓’的想法当然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对于人生中的种种世俗的经验有深切的失望和抨击，并不认可那种个人的现实利益。但另一方面，她提及的有关‘个人’的争取成功和奋斗的愿望却变成了后来的普遍的社会愿望。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的矛盾交织、冲突断裂的复杂与微妙，也打开了后来种种巨变的闸门。”

从文学史角度看，正是以上所述构成了“潘晓”与《烦恼人生》中的“印加厚”、《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朱文笔下的“小丁”或陈染笔下的“黛二”等个人主义者形象大不一样的地方。在所有这些文学人物里面，尽管每个人于其生活当中都成问题，都有着各自的生存焦虑或精神焦虑，但稍加辨别我们就会发现，踩在1980年这个大的时代临界点上的“潘晓”所成的问题无疑是最为辽阔、最为幽深的。她的问题是一个当代个人被扣押在集体主义叙事与个人主义叙事、宏大叙事与小叙事之临界点上的问题，因此其中不仅仅有某个既定叙事形态内部的问题，更有各个叙事形态之间彼此冲突与缝合的问题。就此而言，潘晓就是一根界桩，一座没有确切指向的路标。在《窄》这个小小的文本里面，始终包含着一些后来的文本所无法传递甚至无法想象的东西，并且越是远离1980年代，这些东西就越是难以直接显现自身。因此，当近在咫尺的《奋斗改变命运》一书以“解密‘潘晓讨论’始末”开篇，却以逢迎当下主流时代意识形态的所谓“个人奋斗”终局时，这种对历史的简化与改写就会因其太过明显的蓄意性和投机性而叫人生疑。

2011-5-23 16:41:25

选自“炎黄春秋”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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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同志的来信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

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第五期《中国青年》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中的我，一下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面对这从未经过的场面，我简直找不出合适的词句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

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是你们，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使我终于松开了紧绷的双唇，像孩子一样不顾一切第把久藏的泪水和心声向你们、也向这社会抛了出来。当然，它不是理智的结果，也不是预知的表明，更不是“价值论”的产物。它所以引起共鸣，是因它赤裸裸的心脏的跳动。这种珍于一切的、最真诚的心灵的交流，用任何最动人的感激之词加以报答，都只能是对它本身格调的贬低。然而，我不能否认，这一颗颗并没有僵死的心脏的顽强跳动，虽不见得个个都能与我合拍，却在事实上以它们坦白的呐喊、执着的强调、中肯的劝慰重新鼓荡期我自认已经冷却的血液。我那毫无顾忌的自我发泄的感情激流中，开始分离出一股虽则弱小但却十分清晰、并初次涌动的同情感、责任感、使命感的支流。我常常捧着一封封来信：16岁的“小囚犯”、偏远山区21岁命定的“胶皮大车的继承人”、那么不愿意看到丑恶的正直善良的战士，和那些用身躯铸成理性的火炬向我走来的强者……我，在感奋和泪水中睡去，又从内疚和不安中醒来，一次一次急不可待地再奔向更多更多的心灵……

我何以回答大家呢？！

有谁踢开一块拦路的石头，只是为了永远回味那石头的份量呢？“潘晓”不会满足于只做“潘晓”。此时此刻，她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只想把自己用青春和挣扎写成的文字早日拿出来。再品品“旧生活”的苦酒，也听听“新生活”的招唤。用只能以真诚为最高价值的第一次的“作品”，来验证她所听想象的那条唯一的出路是否存在；来验证有人认为的这样一种观点：“在弊病难以避免、新旧更替的社会条件下，面对现实，一个真正的强者并不是只能做个可歌可泣的社会‘牺牲品’，而应该成为一个有理念、有自信、更有一套结合自身特点的最科学、最巧妙、又最现实可行的办法的创造者。他主观上要求改变命运，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以求更充分、更自由、更全面第解放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愿望，不仅可以，并且也只能在客观为别人行方便、为同类人的自然结合体－－社会－－提供需要，同时也为整个人类世界的文明进化发生自身的效力中得以最好的实现”是否存在着普遍的规律性；来验证假使一意无视他人的存在，无视人群组合形式的存在，只尊重自我的存在，是否必然是“越走越窄”。除此之外，我将无以面对用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在命运危机中救助我的同代青年、前辈长者、后学少年……

想过去，“潘晓”曾睁着疑虑、迷惘的眼睛探索明天；讲现在，“潘晓”仍睁着激奋、惊异的眼睛摸索今天；看将来，“潘晓”还会睁着冷静、深沉的眼睛求索明天。“讨论”作为一种形式，总有一天会结束，而强者心灵的追索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我还要说：因为我们还活着，因为我们还年轻！

在此，我也想请你们在有机会的时候，代为转告胡乔木同志，感谢他的关怀，使我初临社会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得到了安慰。我愿意经常得到那些开明长者的指教。

谢谢！

潘晓

7月24日

（以上文章均选自《中国青年》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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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讨论——20年后的聚会

即使是《中国青年》杂志的年轻编辑，这一天也无法理解这些参加座谈会的人为什么这么激动。就因为又提起了“潘晓”？提起了那场20年前的讨论？20年，太遥远了，那时的年轻编辑、“潘晓”的当事人、参加讨论的读者和关注着这场讨论的专家如今大多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可是当他们20年后在《中国青年》编辑部重新聚首的时候，漾溢在外表的激动其实是源自内心的自豪——那场大讨论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被历史证实，而他们正是这场改变了多少人、或者说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潘晓讨论”的发起人、当事人、参与者……那时他们当然年轻，他们在感受着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同时推动了一场让人真正认识自己、意识到自我价值的思想启蒙运动。

20年后，他们又坐在了一起。20年前创建了中国人才学的学者雷帧孝坐在一边默默地读着刚刚出版的《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这本书，其中“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写的回忆文章让他感慨不已，他说：“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今天能看见这么多的老朋友。我一看见黄晓菊，就想到一句诗：进门莫问兴衰事，察看容颜便可知。我真的为你的现状高兴，也为你的将来高兴。我刚才一直在这里躲着看你的文章，差点就流泪了。”如果不是参与者，你可能无法理解雷帧孝的这种感受；但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一下20年前中国青年的生存环境和思想氛围，再看看20年来我们是怎样一步步冲出思想牢笼让每个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展示的，你肯定会对这些“老青年”们肃然起敬。作为这场大讨论的组织者之一、当年《中国青年》编辑部思教部主任郭楠柠说：“过去神圣的，今天也依然神圣，只不过我们的理解更深刻，内涵更丰富。”

郭楠柠这句话说得太有时代色彩了。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注意“神圣”这两个字了，好像只有在谈论我们的爱情的时候会偶尔使用。20年前，这个词却与一代人的命运连系在了一起。但这也许不值得感叹，可能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20年前一代人的神圣追求正是为了现在一代人的自由轻松……

正是在一个自由与轻松的上午，“潘晓讨论20年座谈会”在《中国青年》编辑部进行着，“潘晓”的两位主人公潘礻韦和黄晓菊再一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目标。当年主持“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编辑部的老编辑马丽珍、马笑冬、郭楠柠、陈汉涛、王彦君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杂志社，孙立平、王东成、雷帧孝、朱正琳、陆建华、卢跃刚、祝华新等专家也来到这里，这一天是5月30日，一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日子。

■黄晓菊：这本书里的文章，基本代表了20年后我的经历和想法，还是很真实的。

■潘(礻韦)：对于今天，我想谈的更多的不应该是我个人的什么事情。

■郭楠柠：过去神圣的，今天依然神圣。

■马笑冬：潘晓讨论所重申的实际是，每一个人自己价值的体现和个人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前提。

■朱正琳：一个人，他有可能既说真话，也说假话。关键在于能说。

■雷帧孝：如果你们要搞一个征文，说不定会收到几十万封来信，因为受这场讨论影响成为人物的遍地都是。

■彭波：这场讨论在中国20世纪的思想史、青运史、改革史上都应该有它的地位。

《中国青年》编辑部

《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内容提示

解密

潘晓来信是怎样问世的？《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几张小小的纸片怎样强烈地搅动了生活？胡乔木亲临《中国青年》编辑部出谋划策；工人日报的内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中国青年》给胡耀邦“提一点意见”；中宣部请专家帮助“看”总结；华中工学院党委告状；胡耀邦指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六万多封珍贵来信化为纸浆……

命运

潘晓讨论的三个主角黄晓菊、潘礻韦、赵林20年来各自走过了怎样的坎坷际遇？他们当前的生存境况如何？在历尽沧桑之后他们是否有所怨怼？他们现在的人生观念怎样？三篇酣畅淋漓的长篇自述告诉你……

声音

这里是潘晓讨论的原声录音，是感动过整整一代人的文字。这些文字带着眼泪浸着心血，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它们是当年千百万人的心声，是六万多封珍贵来信的精选。它们都是写给那个叫“潘晓”的女孩的，不是情书胜似情书。那是一代中国青年思想的初恋，感天动地，轰轰烈烈……

档案

这些材料是内幕的内幕，对于所有关心潘晓讨论这一事件的人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深入的追溯，它们或许都最具可读和趣味。在时间面前，历史没有秘密可言……

本书由《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辑、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邮购价25元（含邮资）。邮购地址：100034北京西城区官园中国青年杂志社群工部；电话：[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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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讨论叩问人生自讲真话始

2009/09/14 01:28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吴菲

■“潘晓来信”以黄晓菊（上）的经历和思想为基础，同时吸收了潘袆（下）来稿中一些语言和观点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发端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7个月6万余封来信潮涌而至，“潘晓讨论”自此留名。 “那是一个民众‘自我’意识觉醒迸发的年代，那是自下而上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突进之燃点，那是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甚至有人说，是它，开启了中国的“八十年代”。

29年过去了，“潘晓讨论”，无论是发起人，还是参与者，所有当事人韶华不再，曾经的激情和共同的迷惘，以及曾为它们付出的代价，隔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和变迁看回去，浑然旧时月色，只道寻常，却道天凉——

今人视之平淡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原来曾那么来之不易。

■35封信一个主题

——人生苦恼困惑

1980年，马丽珍39岁，在《中国青年》杂志思想教育部当编辑，面临头一次担纲一个讨论，急于找一个“好搞的选题”。组织“问题讨论”是《中国青年》历代编辑建立起的传统，提重大主题、抓思潮，引导青年参与、自我教育。“老编辑告诉我，讨论就是‘三部曲’：有一个好开头；中间要引导得好；最后结尾要能把得住。就跟一个工程一样。”

此时，马丽珍想起抽屉里那35封信。之前7年群工部工作延续下来的习惯，她有空还爱回去翻看读者来信。那35封被她挑出来的信都在讲同一个主题——人生苦恼困惑、看得到“人皆自私”看不到出路……选题通过了。接下来是一个多月的调研，“我们下到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在干部、学生、教师、工人、科技人员中间做各种层次多方面的座谈、讨论，同时还访问和请教一些专家学者。”时任思教部主任的郭楠柠回忆。

马丽珍的同事马笑冬那年30岁，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青年们的苦闷：“—次座谈会上，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1980年的中国，‘文革’刚结束不久，社会充满困惑，旧的意识形态仍主导，但怀疑和挑战已开始。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社会上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没什么个人的事情是政府和社会不可以干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全都有人管。尊重人关怀人的社会空间没有。青年们最大的苦恼还是当时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

一系列这样的座谈会后，“马笑冬她们选了十多人写稿，我是其中之一。”当年25岁的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女工黄晓菊说。后来她那篇近8000字的稿子成了“潘晓来信”的主要原型。自小亲情远离、身体多病，环境绝望、多思且叛逆，“在我想寄托却无以寄托、想倾诉却没听众、想呼喊却听不到回声时，《中国青年》使我成为‘潘晓’的一员，倾吐了长期抑郁的心声。”

此后经年，黄晓菊坎坷历尽，但勤思敢言的性情不改。25岁之年的那场“爆发”让她至今感念：“回首往事，我想，那场讨论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它得出了什么结论，找到了什么答案，而在于它第一次引发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他们不再盲目地轻信灌输、服从指令，而是醒悟到：作为一个人，一个有独立大脑、独立思维的人，凡事有权也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一封“潘晓来信”

——一代青年的心声

1980年，21岁的潘祎在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上本科二年级，专业是计算机程序设计。

“又开座谈会，每班都得去人，别人都上课，就我闲着，非叫我去。”“闲着”的原因，是这个身高1米87的21岁北京男生刚在1979年的最后一天喝下一整瓶浓缩来苏水自杀未遂。临到开会，一直对他关心有加的团委书记李庆堃把他叫出来，推进会场隔壁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穿列宁装的马丽珍。

“潘祎高、瘦，一脸紧张，两手紧握着拳头。一开口，滔滔不绝跟我谈政治，对社会的看法、对‘文革’的不满；讲哲学，讲自私是生存法则，一大套理论。那些东西如果当时拿出来，肯定人家认为他是反动的。”

最终，一如原思教部主任郭楠柠2009年的回忆，“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为基础，同时吸收潘袆来稿中一些较有理论特色的语言和观点，再加上一段时间调查来的情况，由马笑冬执笔综合整理”出了那封“潘晓来信”，并在征得黄晓菊和潘袆二人同意后，以“潘晓”署名、《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为题，加上《编者的话》，做了《中国青年》杂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讨论的发端。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的封面，是湛蓝清空下的白玉兰。

“彷徨、苦闷，相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民主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对社会的前进做出过贡献。”

当日写在“编辑的话”里的这些句子，依旧铿锵。当日之人的壮志和期许，也力透发黄的纸页触手可及。在“潘晓来信”的背页，是“本刊评论员”文章《一代新人的崛起——谈“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意义》，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与其诅咒黑暗，莫如燃起明烛。”

■每天千封读者来信

——引发全国性讨论

反响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杂志5月11日面世，14日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就一直保持在每天千件左右。到6月9日总计即已突破两万。“从邮局到杂志社步行用不了5分钟，过去邮递员都背着个邮包送信。‘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就改用大邮袋了，再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拉。”

“杂志社已不能像过去按部就班运转，社里从各编辑室调集了一些骨干，把过去一个堆放东西的大办公室腾出来，还临时雇了两个读者中的积极分子来帮忙看信。”“读者送给潘晓的礼物纷至沓来，稿纸、邮票、笔记本、书、花束……楼梯下面堆不下了，要专门腾地方来放。越来越多的青年打电话、甚至到社里来说自己就是‘潘晓’，说信中的经历和想法跟自己一模一样。办公室里三天两头可见自费从不同省份来杂志社诉说感想的读者。”

马丽珍接待了很多来访者。“那期《中国青年》都传成手抄本了。年轻人你抄给我，我抄给他，激动得不得了。一个16岁的劳改犯，因打架被判刑的，他就是看的朋友给他的手抄本。后来他保外就医，从内蒙古坐了两天两夜的闷罐车过来。小伙子饿得，我先把他带到食堂，四个二两的大馒头吃下去才有了点劲，坐下来慢慢说。就谈谈心里话，他说：‘要为解决问题我就去检察院了。来这儿就为《中国青年》是可以谈心里话、讲真话的地方。’说完就走了。”

到8月，“热”到了顶点。“人生意义讨论”在一本杂志里所占篇幅由最早的8页、16页，增加到20页；来稿中不断有“异峰突起”，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一篇《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就几乎取代“潘晓”成了后期讨论的主角；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国际大通讯社纷纷聚焦；社会上甚至出现一些被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

最终，为说明情况、消除误解、以止息求见“潘晓”之风，编辑部在征得潘祎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8月20日，《新闻联播》后，全中国人从电视上认识了黄晓菊的脸。自此，原本是一个思想典型的“潘晓”，同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直接联系在一起了。这一次“出场”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让“潘晓讨论”的命运无可挽回地急转直下了。

12月11日出版的第12期《中国青年》上，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8页。编辑部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潘晓讨论”戛然而止。

时代影响

“潘晓”开启了闸门各种思想得以奔涌而出

1980年，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近20万字；讨论开展的7个月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6万多件，其中不少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所写，来自大学生（其中不少是研究生)的信稿尤其多；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升至397万，加之《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的跟进，共计有数千万青年被卷进这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中。

媒体研究者卢跃刚认为，中国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主题词是“启蒙社会”、“推进改革”，意识形态主要是反左，其精神特征是一些编辑、记者相当自觉地反省“假、大、空”宣传对社会、国家、人心的危害，相对独立地进行新闻判断，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其中“潘晓讨论”最为典型。“可以说，‘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自下而上、自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应该说，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一如卢跃刚此言，“潘晓讨论”参与群体“质地”之优异，至今让马丽珍深以为傲：“我们的讨论之所以有深度，是因为实际上那个时代的精英几乎全都参与了。”

1980年，现任湖南大学教授的雷祯孝36岁，因在国内首倡的“人才学”和“自我设计”一度影响巨大，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当日他参与“潘晓讨论”的来稿被刊于《中国青年》第8期上，他在文中预言：“这次人生意义的讨论，将导致对社会的改造。”“苦闷彷徨相对于以往的麻木僵化，已是一个历史进步。从苦闷彷徨再前进一步，就可以进入创造。历史上任何一次青年普遍的苦闷彷徨都造就出一批改造社会的杰出人才。五四时期的人生观大讨论如此，这次人生观讨论，也必然导致一批优秀青年起来立志改革。”

那一年，现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葛剑雄35岁，在复旦念研究生二年级。之前他曾做过13年中学教师，“从年龄讲我也是‘潘晓’这一代人，但我又比他们早了一代，因为我做过教师，还不是一般上课的老师，是负责学生管理工作，叫做‘红卫兵辅导教师’，后来改称团委书记。我是帮助来执行那套愚昧做法的人。别人有困惑还能发牢骚，我再困惑也得装出另一副面孔根据报纸上的说法来教育学生，还要有自己的‘创造’……”身历过那种“人格分裂”的痛苦，所以对“潘晓讨论”作为“异端”的价值才更为推崇：“这封信能公开发表本身就具重大意义，它显示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开始宽松，人们可以发表与官方正统观念不同的观点。”“之前从出生到‘文革’结束，我们都生活在二元世界中——非黑即白，一如革命领袖告诉我们‘你要么革命要么就是反革命’。就像闸门里关着一直汹涌澎湃的潮水，‘潘晓’开启了闸门，各种思想的潮水得以奔涌而出。之后人们就慢慢开始比较能接受不同的、异端的、以前看不惯的思想。这其实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

光阴的故事

不一样的“潘晓”一样的人生悲欣

“潘晓”们各有各的故事，不同情节，一样悲欣。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生活曾短暂地多出以往没有的色彩，如频频被邀参与社会活动，在香山顶上跟大学生们辩论萨特、费尔巴哈，一个小她4岁的大学生崇拜者最终还成了她丈夫。但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让本就觉得很头疼的厂里更加为难。厂子呆不下去了，辗转过两个她一心向往的“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最终还是失业。丈夫也离开了她。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她：“你不是‘潘晓’吗？怎么也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后来她没有再结婚，把3岁的儿子送去全托后，只身南下，在海口当过拉广告的“记者”，在深圳帮一家日本人做家务。曾以为只要跟“有学问的人”在一起就可以提升生命品质的天真的灵魂，在艰辛的生活中慢慢变得安稳。今天，黄晓菊已能把生活料理得和服装生意一样风声水起。

赵林，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80年，赵林26岁，武大历史系本科三年级。当日，一看到自己的来信被《中国青年》以《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为题刊出，便自知“逃无可逃”。他在给黄晓菊信中说：“由你和潘祎拉开序幕的这场大讨论，很可能接下来将由我扮演主角。”果然，不仅杂志上顿成众矢之的，还一脚迈入到学校的各种人生观讨论的“汪洋大海”中。他一个性本腼腆、敏思讷言之人，被逼得在各种批判气氛浓重的讨论场合为捍卫自己观点放手一搏，生生练出好辩的习惯和滔滔口才。

1981年赵林考研，据说当日他打开政治考卷一看——“你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吗？”他考试成绩优异，却被梦寐以求的哲学系拒之门外，因为发表的那封信。而后历经消沉和振作，12年后他还是如愿考取了武大哲学系的博士，并在2001年作为武大辩论队主教练，带队登上了国际大专辩论赛亚军的领奖席。

马丽珍，2001年从《中国妇女报》副总编位置上退休。2000年，“潘晓讨论”20周年之际，由《中国青年》编辑部编写、彭波主编的《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一书出版。59岁的马丽珍被请去座谈，见到马丽珍，彭波笑：“‘潘晓’那年，我在北大上学，还给您投了稿的。” 时光马不停蹄，当日青年已是《中国青年》又一任总编。

最让人一言难尽的是潘祎。29年前一众“潘晓”里他年纪最小。21岁前，他的经历单纯如纸，21岁后，他经历了被送到精神病院看病、被“自动退学”、被父母脱离关系、流浪、进监狱、离婚、打官司……

他干过小工、装卸工、跑腿儿打杂的编务、图书发行、人事广告经理、总裁助理、自由撰稿人……今天，他供职于一家电视台，有个网名叫“何必”，他那个自2003年11月以来风雨无阻每天一“博”、动辄就字数上万的博客，以“一个人的报纸”在思想界声名赫赫。半百之年，他仍孑然一身、腰板笔直，倔强敢言一如年轻之时，只是当日的青葱鬓发，一丝无存。

“潘晓讨论”29周年的元旦，50岁的潘祎往博客里贴了篇13万字的《2008年我拒绝接受‘潘晓讨论’所有采访的前前后后》。之前之后，对“潘晓”往事再不置一词一句。“历史不能假设。过去我是谁无关紧要，关键是，现在的我是不是还能够做些什么！”

■供图/马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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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讨论:思想解放运动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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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明榜   主题： 社会伦理－个人与社会   日期：2002-05-07   阅读330 次 

五四来临，《中国青年》杂志回顾了２０年前一场大讨论。有人说它代表一代人的觉醒

，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精神启蒙，它一度也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典型进行清算。它曾让当年

千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

我敢断定，今天仍有上百万的人珍藏着这期杂志！因为珍藏它，是珍藏一页最激动自己的

青春，是珍藏一份刻骨铭心的共鸣，是珍藏一段惊涛拍岸的心旅。

那就是１９８０年５月的《中国青年》杂志。

２０年前的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不经意中翻开它。他们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

开了一片电场、一声惊雷、一阵震撼……

那就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是一封饱含着人生

经历的痛苦和创伤的信，那交织其中的沉重、幽怨、郁闷、诚挚和激愤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

令人动容--

我今年２３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

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

、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

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

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

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

…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

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

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

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

就不再理我……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巴尔扎克……大师们像

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

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

式的人物……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

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

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

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

就成为必然了。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

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

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

今天的人们在读到这封信时，或许已不以为奇。毕竟时代已经是经过改革开放大大前进了

的时代。信中讲述的经历和创痛已经属于"昨天的故事"，信中关于人生的种种困惑和想法相对

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这封信大胆直言毫无隐

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

但是，时光倒回２０年，在那个炎热的五月里，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人们，在不经意地读

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能不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

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

信中，我读到了大量的类似字眼。

他们不可能不感到触电，不可能不感到有炸弹在心里爆炸，不可能不流泪，甚至不可能不

感到恐惧--这封信太真实了。在此之前的报刊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真实的东西。它的痛苦、它

的对此前说教式的教育的控诉、它的对那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人生观念的胆大妄为的挑战和颠

覆、它的对一直被压抑的自我价值的呼唤和呐喊……都让人们震撼，同时也使人们感到了一种

宣泄的快感。而且，因为这封信，他们心底里的某些东西正轰然崩塌，以前一直蛰伏着的某些

东西又被猛烈地震醒……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

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潘晓的信真是编辑部"编"的吗？

２０年来，对于"潘晓"这封信的"出世"，一直可谓云遮雾绕。

它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的，但它真是偶然的读者来信吗？后来又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官

方说法，说它是《中国青年》编辑部"编"的，它真是编辑部凭空"编"的吗？黄晓菊和潘祎两个

毫不相干的人怎么变成的"潘晓"？《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

还是回到２０年前吧。那年年初，女编辑马丽珍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编委会安排她准备

主持一个题为"怎样看待讲实惠？"的讨论。头一年，《中国青年》刚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

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立即部署开展

下一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讲

实惠"被作为一个讨论选题定了下来。但是，在真正着手做准备的过程中，马丽珍越来越感到

难度很大，不好引导。那时领导干部的特殊化正是群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而讨论"讲实惠"很容

易就会牵扯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她想推翻这个选题。但推翻这个选题，必须要提出新的选题

。她突然想到自己的抽屉里有一摞信，共３５封。那是她在一个下午到群工部看来信挑出来的

，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其中一封讲述自己不断追求并引用了

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信尤其给她留下了印象。

现任中国妇女报社副社长的马丽珍对她正式向总编辑关志豪提议开展人生观讨论的细节记

忆犹新。她告诉我："那时候我们在三里屯南３０楼一单元办公，老关和我都住三单元。那天

下午下班后，我和老关一道回家。就在从一单元到三单元的路上，我向他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

的想法。他让我把那３５封信给他看看。第二天，他就同意了。"

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但怎样破题、如何着手？思教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

编辑马笑冬作进一步调研。接下来二三个月，"二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

、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座谈会。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

晓菊。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

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去开一次座谈会。院团委李书记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

生潘祎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

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或许是因为这次谈话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吧，潘祎对这一天的准确日期记得特别清楚。

现已年过不惑、应邀在"中华英才网"上主持"老潘信箱"栏目的他一开口就告诉我："那天是１

９８０年４月７日！"他和马丽珍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开始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

说的话也很极端，把社会说得很阴暗，说话时手都在颤抖。他告诉马丽珍，他的父母在青海支

边，他五六岁时就被留在了北京的姨妈家，从小就遭白眼，长大点后他跟姨妈闹翻了，自从考

上大学，就再也不回家，过年时也一个人留在学校。１９７９年春节，整个学生宿舍只有他的

窗口亮着灯光，像是一只鬼眼，而校园外却是爆竹连连，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马丽珍问他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了愿意，并答应写稿。由于同情他缺

乏家庭温暖，马丽珍邀请他星期天去她家做客。后来他真的去了马丽珍家，受到了热情接待。

不久，黄晓菊、潘祎的稿子分别交到了编辑部。两相比较，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

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８０００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

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了马笑冬，由她执笔作

最后的修改。

经过很多周折，我终于和现在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冬取得了联系。马笑冬１９８８

年出国，１９９８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９年刚回到国内。

在电话里，她告诉我，她看了黄晓菊的稿子，就在心里说："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呀？"她

尤其被"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

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那一段惊得目瞪口呆。她说她真没想到，黄晓菊能有这样好的

感悟力。所以，在编辑这篇稿子的时候，她想的时间要比黄晓菊想的多得多。最后见刊的那封

信，从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揉了进去

，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

"潘晓"这个笔名。因为觉得念起来挺顺，就这样定了。至于这个名字正好是"盼晓"的谐音，纯

粹是一种巧合，当时并没有从这方面想。

对于这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

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

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

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

是'潘晓'。"

谁是"潘晓"？这封信算是读者来信还是算"编"的？这些问题在当时对于编辑部来说或许压

根儿就没被当成问题。编辑部当时考虑的只是，这封信反映的是不是青年典型的思潮，能不能

引发读者的参与和思考，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会的反响，等等。

很显然，以编辑部要引发一场讨论的目的来看，经过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

格"。它既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文革"后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反思的成果，而且其《忏悔录》式

的坦诚和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又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编辑部预料到它的发

表将引起不小的轰动。在由马笑冬起草、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里，字里行间都

流露出了将引发一场大讨论的预示："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

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

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

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对８０年代初是

"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更传达出编辑部对将要发起的这场人生观讨论的自信

和乐观！

然而，历史总是常常超乎于人们的想像。 

胡乔木亲临编辑部帮助出谋划策

夏天总是很热。"潘晓讨论"也"热"了一个夏天。

刊有"潘晓"的信那期杂志是５月１１日发行，１４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

信，１７日上升到100件，２７日突破了千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１０００件左右。据６月

９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对于读者来信的涨势，马笑冬在电话里向我介绍

得很形象："开始几天，邮局的人是用背的那种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大邮袋了，再到后

来每天都用'蹦蹦车'。"

"潘晓"的几张纸片就这样似乎是很轻易地却又是猛烈地搅动了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大量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

的感激和敬佩--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１００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

……

和这些感佩的话语一起从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还有许多钱和包裹，热心的读者们在感动和

敬佩之余，没有忘记向"潘晓"这个"弱女子"献上同情和爱心。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

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

青年》弄不好要挨批判，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其实，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是一片叫好，基层的

一些领导对这场讨论横加压制，将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

是"纵火犯"。把社会搅起了这么大的波澜，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６月１１日出版的第

６期就明显"保守"，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侯爵良的《

"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 ？》一文简直是说教。与此同时，编辑部通过政治理论部主任李禹

兴将６月１５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

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李禹兴与王任重有着几十年的编者作者之谊，他

送交的这期《读者来信摘编》题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讨论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不到一个月收到来信来稿两万余件》。

不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所有的担心和忐忑确实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在进入６月中旬后

，"潘晓讨论"可谓是吉星高照。《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

息，并在尔后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

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

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甚至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

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６月２０日，王任重在李禹兴上送的《读者

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

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令编辑部感到最鼓舞的是６月１８日下午，负责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的陪同下来到了编辑部。这一天天气很好，胡乔木的情绪也很好。

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郭楠柠等将近３小时的谈话中，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谈话结束后

，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

对于这次接见，第８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作了篇幅

为一页的披露，发表了他的几段讲话──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

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

，寻求问题的答案。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

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

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

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

继续前进吗？

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的共同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潘晓

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得要

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

意听和听得进。

我们的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已经走向上风。……

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照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

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

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这几段话说得真好，入理而且动情，充满着一个革命长者的理解和慈爱！

实际上，那个下午，胡乔木的讲话远不只这些，而且还有许多更精彩的内容。在长长的记

录稿中，有许多段落令我在翻阅时强烈地感到此前没有披露出来真是遗憾。比如，他这样不厌

其烦地为编辑部出谋划策──

你们的讨论要搞到年底，但按你们第６期的办法，恐怕不太容易维持。你们的第四篇文章

（指《"为自我"岂能"为别人"？》），青年一看要生气的，其他几篇也比较抽象。最后一篇讲

的是外国的。写文章的人都没有讲到自己的经历，没有讲到自己的事情。老发表这样的文章就

不会引起兴趣，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的表现。比如，说

现在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可以讲。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潘晓的观点，现在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

，也可以发一些。有的遭遇比潘晓还悲惨，有的现状比潘晓还困难得多，有的讲现在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也有的说在现实面前绝不投降。这样错综复杂，讨论才会丰富，这样就搞活了。…

…潘晓还要让她出场，还要写信，不能一声不响，沉默到年底怎么行呢？人们就会感到怪了，

有人就要写侦探小说了。……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当然不要脱离总的题目……

又比如，他对潘晓的观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了这样的评价──

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

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

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但是

，它还没有提到一定的道德水平上。……为多数人还未看到的一种理想去奋斗，去发明，去创

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这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能拿来作为所有的人的要

求。……为个人与为别人的答案允许不同，这样才能让他觉得有希望。……通过讨论要使多数

人弄懂一个道理，我不去侵犯别人是道德的起码要求。为自己和为别人是可以统一的，……为

人民的利益也有为自己的一份在内……要使多数人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的，

不然共产党干革命、搞四化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

人"不违反我们的规范。当然也要提倡遇到别人有困难要去帮助。

在这里，他不仅肯定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个口号具有的合理性，而且还提出了

道德是分层次的观点。这在当时说来应该算是很超前的。

出于尊重胡乔木不要急于下结论的意见，《中国青年》没有全文刊登他的这次讲话，但从

这一天以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的开展：从第７期开始，将

原来每期８页的版面扩大到２０页，而且发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

；第８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的《潘晓同志的来信》；为了使

讨论"有点波澜"，第８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

一文。这篇文章编辑部本来已收到了一段时间，此前一直压着不敢发。结果发出来后果然起到

了"奇峰突起"的效果，赵林也因此几乎取代潘晓成了后期讨论的主角。

一天比一天地热，时间就进入了最热的７、８月份，"潘晓讨论"也在这两个月里"热"到了

顶点：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转发了王任重让编辑部写的给中央书记处的情况反映，并印

发给了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代表；编辑部的领导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报告；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大通讯社也作了报道；国内的报刊更是报道不断；邮局的"蹦

蹦车"每天仍源源不断地运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

晓；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被别人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成天

堵在编辑部提出直接采访潘晓的要求……

热！太热了！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

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

愿望，或许也想到胡乔木说过的要让潘晓"出场"的话，编辑部在征得潘祎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

导的同意后，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８月２０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新闻。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

典型人物的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

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甚至也成为名言被许多人传诵：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

挽回地使"潘晓讨论"的命运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潘晓讨论"的夏天结束了……

 《中国青年》向胡耀邦"提意见"，胡乔木"很不愉快"

进入秋天的时候，"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９月２３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２１２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

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

、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其实，……她所发表

的那席'价值连城'的'高论'，只不过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时存在着的想法，她不过是

在一个极好的时机用极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像目前这样调动所有的舆论工具，报纸、

刊物、电视等等将它夸了又夸，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是否有些过激了呢？……恳

切希望快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四邻原来不知

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

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

刊登这两封信的第２１２期《情况参考》不过只有薄薄的４页纸，其份量却一点不轻。几

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７４期转发了这两封信。９月３０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

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

"１０月７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不几天后

，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３０２８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

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

编辑之手"。

为了对这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个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于１０月３０日向

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长达六千余字的《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

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同时也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就"关于潘晓的信

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

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答辩。编辑部在摆事实的基础上坚持认为：（１）刊物上以潘晓名义发

表的那封信，主要经历和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稿和谈话中有的，编辑部只是作了必要的整理和

删节，这是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说这封信是编辑部"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２）各新

闻单位对人生观讨论的报道都是从肯定鼓励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支持宣传工作青年工作进行

改革的角度来谈的，没有一篇宣传过潘晓本人，也没有对潘晓的信作过不恰当的评价，舆论界

并没有对潘晓"大肆吹捧"。（３）黄晓菊是以一个有苦闷、有弱点而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

者的身份上电视的，那种认为一上电视就是"树"、就得是先进青年的看法是一种误解。（４）

经过编辑部再次调查，黄晓菊的具体情况与邻居讲的有较大出入。

需要特别提出来一说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有两个细节在后来对这场讨论起到了颇值得

玩味的影响。第一个细节是，为了着重说明不能挫伤青年讲心里话的热情的重要性，《调查报

告》写了这样一段话："胡乔木同志说：'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

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我们是

这样来做的。"第二个细节是在《调查报告》的最后，总编辑关志豪加了这样几句："我们对胡

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

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关志豪现已年届七旬，事隔２０年我采访他时，他仍然脱口向我背出了这几句话。他说：

"后来有人说我不该写这段话，但我无怨无悔。我写的没错，工人日报的《情况参考》封面上

明明白白地写着是'内部材料，未经核实'嘛，对未经核实的东西当然不该轻易下结论。"这份

《调查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关志豪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问耀邦看了没有，什么

态度。梁秘书回答：耀邦看了，没说什么，用红铅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曲线。最后，关志豪一

再对我说：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他保护了我们！

在我找到的所有资料里，有一份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写给团中央

书记处书记高占祥的《关于讨论胡乔木同志讲话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提到，编辑部听了传

达胡乔木同志１２月１３日的讲话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胡乔木的这个讲话我没有找到。但

从这份报告看出，胡乔木的讲话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对《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过

程提出了一些严厉的批评；二是对编辑部在《调查报告》中引用了他有关潘晓的那段话表示不

满。他这样批评编辑部："为了批评耀邦同志，当然不是说总书记不能批评，用了我的话，造

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讲的话是对的，他讲的话是不对的，使我很不愉快。"三是批评编辑部"对

耀邦同志的批评做得过分了"。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还透露了这样几条信息：在１１月２６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

，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

"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

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提请团中央书记处"能通过适当形式对

这场讨论作出全面的估价"，以免"这样下去会将已经取得的好成果也否定掉"。

事实上，在讨论如此被批评的情势下，团中央书记处根本不可能通过什么形式来作全面的

估价了，惟一能做的只可能是让编辑部尽快收场，以免遭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１２月１１日

，第１２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８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

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第１２期所发的文章再没有一篇是青年的讨论稿

，群众性的笔谈实际上在第１１期就戛然而止了。

从第５期到第１２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１１０多位读者的１１０多

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７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

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３２５万急剧上涨

到３９７万；关注和受这场讨论思想影响的青年以千百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作总

结。对于讨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回答青年，回答社会，回答生活本身，还是回答种种

非议，编辑部不能没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编辑部总结《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给讨论画了句号吗？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１９８１年第６期《中国青年》才姗姗来迟地发

表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整整拖了３个月？人们传

说它是经过高层把关通过的，具体经过是怎么回事？

已经从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职位上退休的郭楠柠和她的老伴陈汉涛在家里解答了

我的疑问。按照以往开展讨论的做法，编辑部最后总是约请理论界的著名专家来写总结文章。

但是，这次没有哪个专家愿意写，都说这场讨论涉及的问题太广泛了，各种思想观点太丰富复

杂，没有亲身参加过讨论的全过程，很难写这个总结。找不到专家，编辑部先决定由参与主持

潘晓讨论工作的六七个人共同研究，结果人太多，想法差异太大，根本没法统一思路。最后社

领导决定，给一个月时间，由郭楠柠和当时任文艺部副主任的陈汉涛夫妇俩开一回"夫妻店"。

 

领受了重任，郭楠柠和陈汉涛重新看了一遍讨论中发表的所有文章和内部资料，又花了很

大功夫去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然后梳理材料，提炼问题，明确观点，真正是废寝忘食地苦干

了一个月，终于完成了１.８万字的初稿。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

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其中

的第二、三部分是文章的重点，着重回答了讨论中集中争论的两个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人的价值"。文章充分肯定了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

'，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的观点，指出：这完

全符合马克思主义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观点，个人实现和提高"自我价值"的关键是要正确

地认识和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使"自我"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关于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问题。文章认为，"公"与"私"的基本关系是既统一又对立，首

先是统一的，其次才是在一定条件下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因而，在通常情况下，"主观为

自我，客观为别人"是可能的，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公"与"私"出现分裂、对立时，"主

观为自我"才难以同时实现"客观为别人"。"公"与"私"的问题反映在人生观上，大致可分为高

、中、低三种层次：第一种是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第二种是奉公守法，勤恳劳动，养家糊口

；第三种是目中无公，惟私是图。对这三种人生观的态度是，信奉推广第一种，承认和超越第

二种，反对第三种。文章特别指出了要正确对待多数人容易接受的中层次人生观问题，强调不

能把"提倡的"当作"必须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人，当然也不能因为"允许存在"就反对需要"提

倡"。

总结文章写好后，编辑部考虑到潘晓讨论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决定送请中宣部长王任重

审阅。王任重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

于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约请了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与郭楠柠、陈汉

涛夫妇一起座谈讨论了三天。几位专家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论述方式没有提出实质性修改意见

，只是部分专家提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郭楠柠、陈汉涛又认真修改了一天，删去了一些有争

议的语句，然后再次送给王惠德副部长审阅。

应该说，这篇总结文章是得到中宣部首肯的，但其观点和态度主要代表了编辑部的立场，

在当时形势下已算一份难得的对潘晓讨论的公正答卷。这从文章发表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就是

证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

，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正式结束。

  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告《中国青年》的状胡耀邦批示"用不着再大肆翻腾"

杂志上的"潘晓讨论"结束了，但人们对于"潘晓讨论"的讨论却余波翻腾。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

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

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除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

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０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

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这一讨论在青年中造成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至今未予澄清

。因此，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

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中国青年》幸甚！"潘晓讨论"幸甚！幸甚的是胡耀邦施以了援手。关志豪一再说的"耀

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的"关键时候"就是这一次。 胡耀邦于１２月１２日在

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青年报刊一些好心肠同志，为了教育青年，喜欢把

一些错误的思想行为汇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然后加以评论。这种作法，过去就有。结果，

反而产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损。但我们一些同志不注意接受历史教训。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

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批示，虽然也批评《中国青年》不接受教训，但肯定了是"好心肠"，是"欲益"，最重

要的是一言九鼎地表了态"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这就使那些想"大肆翻腾"的人没了脾气

。

不过，逃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的"清理"，但在内部"提高认识"的检查却不得不作。

此时，原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已调离，新的《中国青年》编委会承担了向团中央书记处写《关

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的任务。在这份《检查》里，编委会自己给这场讨论扣上了几

条"罪状"：一、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了、条理化了，特别是"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别人"这一提法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造成了极坏影响；二、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

开了绿灯，冲击了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给许多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带来了困难

；三、使一些意志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失去生活信心，走向虚无主义道路。

《检查》对这场讨论中的"平等讨论""不板着面孔训人"也作了否定，认为这导致了"从整

个讨论看，是正不压邪，反面文章说得有理有据，有文采，打动人心；相反，正面文章发得不

够，并且显得干巴巴的，缺少感染力、说服力。"

 "编者按"公开认错六万多封珍贵来信化为纸浆

这份《检查》自然是属于不得不自打耳光一类，而且是关起门来在"自家的大人"面前打，

倒也不算太难堪。问题是这种关起门来自打耳光的检讨似乎并不能过关，为了消除"潘晓讨论

"的影响，还须到大庭广众中去打给大家看看。１９８４年第１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主观

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这篇专文的四个小标题分别为："主观为自我，客

观为别人"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划清个人主

义与个人利益的界限；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最现实。从这四个小标题就不难看出，那篇经过中

宣部把关的总结文章被推翻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篇专文前，编辑部加了一个"编者按

"公开向社会作了检讨--

１９８０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

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

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现

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

补。

"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个"编者按"就这样对潘晓讨论作了类似

于盖棺的定性。

和这个定性一样同为历史遗憾的还有，那代表了千百万社会各界人士的六万多封信，堪称

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宝库的六万多封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方法的处理，就被

当成"废纸"让造纸厂的汽车拉去化为纸浆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前没有过、以后也很难再有

如此壮观的大规模的全国讨论了，尤其不会有如此丰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为供人们研究的样本

了……

（选自《中国青年》，本刊略有删

节，部分小标题为本刊所加）

潘晓之一自述：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过来

黄晓菊

 生命不断，梦不断。我想，"潘晓"的话题也许可以结束了。但"潘晓"似的思考却永远不

会停止。只要有青年，只要有生命，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着、笑着、骂着、唱

着走下去！ 

 遭遇"讨论"

２０年前，因严重的关节炎，我住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就是在那里，我接受了《中国青

年》杂志马笑冬编辑的约稿：把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与困惑真实地袒露。

也许，我观察社会和生活的角度，跟我特殊的经历有关。50年代初，我母亲赴内蒙支边。

我是她和当地一名解放军连长的大女儿。由于营养不良，我患了小儿佝偻病，被母亲送回外祖

父家抚养。自此，一岁半的我就再也没感受过母亲温暖的怀抱、父亲宽厚的肩膀。什么是家庭

？什么是父爱母爱？在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家"。所以，我似乎天生就没有大多数人所谓

的"正常"，天生就有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和无以名状

的"愤怒"。

同龄的好朋友对我的痛苦给予过真切的同情，但说不上理解；社会的说教空洞虚伪而令人

徒生反感；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更没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

的关节炎使我步履维艰；低陋的街道小厂里与一群残疾人为伴……这些就是我当时所处的主客

观环境。

我曾一头扎进文学名著以图忘却身边的世界；我也曾啃过叔本华、萨特，寻求拯救的良药

；更曾倾情地投入爱情，想被人牵引，让心靠岸。可是，我想寄托却无以寄托，想倾诉却无从

倾诉……

就在这时，《中国青年》找到了我。作为"潘晓"的一员，我倾吐了长期抑郁的心声。虽然

那声音并不和谐悦耳，但人们原谅了它的率真、接受了它的坦诚。

回首往事，我想，那场讨论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找到了什么答案，更主要的在于它第

一次打破了长期的禁锢，引发了人们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 。

那场讨论大约持续了１０个月，寄给"潘晓"的６万多封信都由编辑部统一处理，我本人能

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我被深深地触动着，很多时候读信读得我泪流满面。即使是那些指责"

潘晓"是利己主义的边防战士的信也让我感动。其实，赞同或反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颗

颗心恳切而真诚。都说知音难觅，而我在"潘晓讨论"这个特殊的机遇里，觅到了很多很多！

 失业

我渴望改变环境，渴望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杂志社了解我的愿望后，帮

助我调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但不久我就发觉，在这里我并没有被接受。我没有可以

表现或发挥自己的可能，甚至没有人可以交流。

很偶然地，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资料员，我去应聘并通

过了考试。

民族所的图书阅览室，窗明几净。在那里，虽说我干的只是些查书送报的活，但我自得其

乐，因为我看了不少好东西、新东西。可惜好景不长。"潘晓"之事传入民族所后，我感觉领导

看我的眼神开始怪怪的。也许领导认为，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吧？

而且，我也的确不太听话，喜欢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于是，当所里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头

一个被停聘的便是我。

我的"罪状"有若干，大部分现在都记不得了，但其中一条似乎有"贪污"之嫌："外单位订

购杂志款１９.８０元，待领导问其索要时才从抽屉里拿出来。"（拿出来的其实是汇款单，而

不是"款"。）还有一条是"利用工作之便，超范围订阅杂志，私藏好材料，并用公家复印机复

印后据为己有。"

我当然不服气。难道那些"搞学问"的整本整本地复印材料就全是为工作需要？而我印几篇

文章就错到该逐出所门？况且我刚离婚只身带着一个３岁的儿子，没有安身之地，从起码的人

道来讲也不至于赶净杀绝吧？经过一番上蹿下跳的申辩和抗争，我还是失业了。

"饭碗"被打碎了。生活怎么办？儿子怎么办？我无助，我忧虑……

我把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然后出走海南去谋我们母子的生路。这件事我不知该怎么跟

只有３岁的儿子解释，便采取了一个最蠢的办法：悄悄开溜。

在北京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我满脑子都是儿子那双期盼的眼睛和挥动着的小手。至此，我

那种跟"学问人"在一起能提升自己生命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漂泊

一个床位，一张"记者证"，一本电话簿，我成了《海南特区报》的"记者"。没有工资，一

个广告提成２５％。我背起厚重的电话簿，走进海口多雨的天气，敲开一扇扇并不友好的公司

大门。"不搞不搞（指做广告），走，走，走……"我像要饭的一样被人轰出来……

记忆中，我只做成过一次广告。那个广告总额５０００元，按提成比例我应得１２５０元

。但没想到的是，当那个云南小伙把钱递到我手里时，只剩了７００元。他告诉我：公司地址

是我帮你查到的，给社里的广告申请表是主任教你填的……

我用自己在海南挣到的这第一笔钱买了返程票。这７００元钱不多，对我却有"里程碑"的

意义。它是我开始"体制外人生"后淘到的"第一桶金"。

在北京下了火车，我连行李都来不及放就冲进了幼儿园。老师告诉我：你儿子不知中了什

么邪，公园里拣的小石头、小花小草、乱七八糟的东西全往鞋里头塞。没收几次，还是改不了

。有一次他把两块糖藏在衣袋里化成了一疙瘩，粘得到处都是。问他为什么藏东西，他说他要

给妈妈留着……我听得心如刀绞。

我真的不应该再离开孩子。可是，为了我和他的生存，我必须离开。民族所发的"待聘"工

资只限时半年，他爸爸每月给的４０元抚养费还不够一周的入托费。除了第二次出走，我别无

选择。我决定去深圳。

在深圳求职并不顺利。开始，我想找个文化单位，但我的学历很难迈进这一行的门槛。退

而求其次，我想找个商贸公司。可我从未搞过经营，再加上３０多岁的年龄已没有优势。奔波

一个多月，鞋跑烂了两双，我一无所获。

怎么办？打道回府吗？我开始有些动摇。正在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不是你想找工

作？有个给日本人搞家的活你干不干？"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来深圳前，我有过许多设想，甚至连找个羊毛衫厂重当女工的打算都

有，就是没想到要去"搞家"。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一片属于自己的屋檐，我永远是个寄居者，

婚姻也没有给过我一个"家"。我哪里会"搞家"？

说实话，见工的时候我没有多少诚意，我一肚子的不服气。我去"搞家"？我去做日本人的

"女佣"？！

经过一个月零１２天的奔波，在我口袋里的钱花到只剩最后３０元的时候，我在深圳找到

了一份我从没想到过的"工作"--在日本人TOKOLOSANG厂长家"搞家"。

在这个"家"里，我恪守规则，每早六点起床，六点半做好"全家人"的早餐。男人们上班后

，我陪厂长的韩国籍太太索荣花去买菜；到各个政府部门办那办不完的手续；洗衣服；打扫房

间；操持晚饭……

我很感谢索荣花。她使我在深圳那段似乎有些荒诞的生活，变得美好、珍重而值得怀念。

白天，我们两个女人，在"家里"相助相依。我们不说话，因为谁也听不懂谁，但我们可以"疯

"可以"闹"，可以手拉手地上街，可以轮流为对方吹干湿发……我们连比带划一天忙到晚，紧

张、快乐而充实。我了解到，她是TOKOLOSANG的第四个"太太"。两年前，TOKOLOSANG把她从她

打工的韩国工厂里领出来，给她的妈妈买了大房子，送弟弟到日本读书，又把她带到了深圳。

在她的心目中，他是她的恩人她的依托。所以，２９岁的她真的深爱着５２岁、并有腿部残疾

的他。每天夕阳西下时，她都要静静地站在阳台上，朝着他的汽车驶来的方向张望……她看着

她的爱情，我看着爱情中的她，我的离乡背井、舍家别子的生活竟因之而变得美好起来。

就这样，在一年多里，我们每天重复着几乎同样的家事。回想起来，那段打工生活给了我

很有益的锻炼。我学着索荣花的样，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决不讨巧懈怠。在这过程中

，我的心变得诚实，情感变得纯朴，情绪变得平和。我本来不善与人相处，但我和索荣花却非

常融洽。后来，她的离去使我第一次感到失去一个人会那么难受……

TOKOLOSANG被他自己的老板炒了鱿鱼，一位台湾人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时，我犯了一个错

误。这个错误让我至今一想起来就别扭：台湾来的黄老先生７０多岁，硬朗而充满朝气。他一

到住所就对我说，我知道你是TOKOLOSANG太太的朋友，我们希望你能继续在这里工作。我跟自

己斗争了两天。我想我应该辞职，我不能背叛索荣花。可是，丢了工作，儿子怎么养？生活怎

么办？那两天过得很不是滋味，我和索荣花都回避着对方的视线。最后一个早晨，她敲门进来

，指指她的头发然后坐到镜前。我拿起吹风机，另一只手托起她的湿发。我的泪水和着她发上

的水珠一起流下来……

后来，经人推荐，我在深圳广播电台"月亮湾"热线节目客串过一段主持人。最初，我的感

觉挺好，听众反应也不错。值得自慰的是，当时我是以我的真名参与节目的，而不是以"潘晓

"。但是，时间长一点后，我自己的心理发生了障碍：拨通热线的听众中女性占多数，她们在

各自的生活中遇到了种种困惑，真心指望能得到帮助；而我除了通过听筒讲些无关痛痒的话，

并不能真正为她们做些什么。渐渐地我感到我的声音越来越空洞、矫情。终于有一天，我对自

己说："该闭嘴了！"就在这时，北京的亲戚写信给我：你的孩子上二年级了，为了他的前途，

你还是回来亲自做他的监护人吧。

１９９３年春节我回到了北京。三年"淘金"，摸摸口袋，除了每月给儿子寄回抚养费，我

总共只剩３０００多元钱。这就是我的所有收获吗？不！我收获了一个无法用钱买到的宝库，

那就是我的被生活证明过的自信心。我终于可以对自己说：作为一个人，我完全可以凭借自身

的力量，以堂堂正正的方式挣回自己的生活，挣回一个母亲的尊严。这一份自信就是三年"漂

泊"给予我的报酬。

 

服装店老板

这一次，是要在自家门口重新开始了！最初，受一个熟人之邀，到他的时装公司去搞职业

培训。又是一个耍嘴皮的活儿，没意思。我申请去搞业务，被派去满世界拉"代销货"。由于公

司的销售场地较偏，很难有业绩。怎么办？我想，东西不好卖也有花色款式太陈旧的原因，弄

点时兴的说不定就好卖了。我就用自己的钱，从商店买来三米五米的花布，回家加工成自己想

像中既时髦又简单的小坎肩、一条松紧带做成的最随意的那种裙子。没想到，有几种款式还真

受欢迎。

然而，公司的领导不认可我这种方式，认为这样挣"小钱儿"有损公司的形象。我于是决定

自己干！ 西单灵镜胡同"女人街"。在那里，我跟一个朋友"合资"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摊

位──３８号商铺。

因为我有八年羊毛衫厂的工作经历，我们就先从羊毛衫开始干。我俩进第一批毛线的钱是

从我的一个同学老刘那里借来的。两万元，不多，但那是雪中送炭。记得我去取钱时真的在下

雪。老刘把钱送到我手里时说："拿着吧，不用打条。要是打条的话我就不借给你了！"我和我

的搭档用这笔钱购进了第一批毛线。我俩白天轮流站柜台，晚上扎进库房分毛线，经常是通宵

达旦。

那些日子真是少有的辛苦，少有的全情投入。记得有一年，北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为了

省几个车钱，我俩还是骑车运线。寒风裹挟着大雪迎面扑来，打得人睁不开眼，只好下车推着

往前走。我们两个"雪人"一路笑着、叫着、骂着，路人看我们像两个疯子……

大约不到一年光景，"女人街"因招商不力，无法继续经营。但就我俩而言，我们的第一脚

踢得不算臭。一年下来，我有了５万元的积蓄。

１９９４年，有家大商厦招商，我和搭档鼓起勇气，带着自己早期的还十分不成熟的产品

冲了进去，先代销，接着再做自己的专柜，居然成功了！几年下来，命运待我还真不薄，我搞

定了一家店又一家店，在"百盛"、"蓝岛"、"SOGO"等大商场里都有了专柜……

现在，我的人生之路似乎已经"宽"多了。人们常常问我还有什么愿望，其实我的梦想还很

多：我想把我的服装公司办得更有模有样；我想办一个"单亲母亲协会"，让所有无助的母亲，

有一个可伸手求助的地方；我一直欠缺与他人分享生活的能力，我真诚地希望能有所改变；我

还想开一个"雕刻时艺"那样的书吧，请朋友们常来坐坐……

生命不断，梦不断。我想，"潘晓"的话题也许可以结束了。但"潘晓"似的思考却永远不会

停止。只要有青年，只要有生命，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着、笑着、骂着、唱着

走下去！

（选自《中国青年》） 

……………………

潘晓之二自述：人生观讨论与我的２０年

 潘祎

２０年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如今，我利用互联网

又在与那些据调查主体年龄在１８到２４岁之间的年轻人们继续着同样的话题。或许这是我无

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成为"潘晓"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二年级就读，专业是计算机程序设计。

此前，我的父母都支边在青海省大通县，我在北京寄居在亲戚家，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

乖张。考上经济学院后我从亲戚家把户口迁到学校，彻底离开了亲戚家。

１９７９年除夕夜，校园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校内漆黑一团，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

眼似的灯。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整天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这样的

状态愈演愈烈，直至是年５月３１日晚，学校组织的第一届"红五月歌咏比赛"正进行得热闹时

，我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

据后来同学告诉我，系里早就发觉我的情绪不对，派了人远远地盯着。看到我倒下，几个

人飞奔过来，抬起我就往校门口跑。那天也非常凑巧，朝阳医院外科、口腔科、职业病科都是

主任值班。后来据医生讲，如果有一个人当晚不在，我也就没了；而且，如果不是一个在当时

还较为稀缺的大学生，也可能就不救了--因为我已停止呼吸……

如此，在经济学院那小得可怜的校园，我的事成了一个非常事件。我也成了一个"问题"学

生。只有校团委李书记对我很照顾，多次找我谈话，对我表示理解和同情……

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午休后，辅导员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说是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

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系里让我去参加。我到会场后，刚在门口落座，李书记就来对我说

，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说着把我领到了会场隔壁的办公室。里面笑容可掬地坐着的

，就是后来与我结下忘年之交、当时在《中国青年》社思想教育部的马丽珍。

她说，是学校向杂志社推荐了我，说我轻生厌世，说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龄很不相称，说我

的一些言语在青年里具有普遍性。我先满怀戒备地听着她的叙述。后来就跟她胡说八道，语不

惊人死不休地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了六点多钟。谈话间，她说起她也是江苏

人，常州和宜兴挨着，我们算是老乡了；她的女儿上初中，但外语不好，让我业余时间给补习

一下；我可以把她的家当成自己家，有空就到她家去，至少可以变换一下口味……

周日，我真的去她家吃了家乡饭，补习了英语。她让我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

吃人家嘴短，我就写了。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已经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

遍性，不知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讨论。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讨论？我说。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把我的那个玩艺，连同另一个女青年的什么文字，搞成了一篇引发

讨论稿。油印的稿子在这儿，你看一看。我拿着那个油印件，到了当时在《中国财贸报》上班

的堂兄那里，请他看了。他说，如果杂志社发这样的稿子，胆量不小；你在其中没有什么重要

位置，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在不久后，"潘晓"出世了。

 

"自动退学"

学校得知我参加了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儿。程大省带我去安定医院作检查。一个实

习医生在听了程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就让我出诊室，交给了程一张我

很久以后才看到的诊断证明："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命我休学一年，并委托我堂兄陪同我回到青海。人生观讨论开始时的那几个月，

我在青海无所事事，只是与黄晓菊、黄帅写些书信联系。

我在青海呆着，越来越感觉不对劲。暑假中，我返回北京，校方不准食宿。我白天在《中

国青年》社解决膳食，晚上像贼一样溜回宿舍。开学后，在杂志社帮助下，再与校方就复学展

开交涉。学校又带我去安定医院，找了主治医生，这次诊断为："精神忧郁状态，建议试行复

学"。我走进课堂，已是１１月下旬，大半个学期过去了，可学校仍让我跟班考试，我自然不

能考好。

１９８１年１月放寒假，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对我的情况非常焦急，背着我给我的系主任

写了封信。２月２日，经济学院党组给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们收到你们的信，经研究同

意你们提出潘祎同学以自动退学的要求……"此后，就收到了学校关于我的退学决定。就这样

，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中，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轰出了校门

。

尽管家里告诉我，如果我不自动退学，就要被勒令退学，这样做是为了我好。我还是很气

愤。我对家里说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讨个公道。家里很是怕事，把参加讨论说成是我无

知和冲动的结果，不希望再有什么意外发生，希望我能留在青海就业。当时记得最清楚的一句

话就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但我就像被活生生地埋了那样憋气。我那个从来不会认错的家长

得知我的决定很是生气，便宣布自此与我脱离关系。

我只身回京，马上就遇到了实际的问题，如食宿、学习、就业等等。开始时，我住在北京

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自己倒在长椅上

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

候车室。在候车室总共住了不到十天，最后一个晚间的凌晨三时许，在睡梦中被一片嘈杂惊醒

，看到几个警察在查票。轮到我时，一个年轻的警察用电棍对我指指点点，声色俱厉地叫我拿

票，我说没有，他不问青红皂白地用电棍朝我身上挥舞着，我气急了，大声质问他有什么权利

打人，把整个候车室的人都吸引过来看热闹。带队的警察过来，问明我的情况，解释了没有票

不能在此留宿，次日起不要再来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立交桥下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门高层建筑里的楼梯拐角处蜷缩

着，听到有人来，赶紧开溜，以免被当成什么人扭送到执法部门不明不白挨顿臭揍。

那时我每天的生活费只有６分钱，也就能买一个火烧。饿得不行，我就到餐馆里去，等人

家吃完了，赶紧吃点剩饭剩菜。 复学的事终被当成了痴人说梦。学校的党办主任告诉我

，不要找经济学院打官司，你的处理决定不是学校做出的，而是经过上边批准的；你如果想打

官司就应该找中国青年杂志社去打！

多年后，我父亲给我看了经济学院经数系给他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关于您的孩子退

学一事，已于3月12日办理完毕。潘祎可能想不通，他曾向中宣部、教育部反映过情况，领导

上也很重视，经再三研究认为作自动退学处理比较合适……"

团中央信访处和中国青年杂志社马丽珍专门为了我的事找到我在京的亲戚处，请求能让我

留宿，遭到拒绝。我的户口万幸还是落到了我的亲戚家，但所在街道办事处很明确地说我不能

享受待业青年的待遇，只能与那些劳改释放人员同等对待。 我自己只好在某建筑工地偷

偷当小工，搬砖和泥，赚取点劳务费。马丽珍的丈夫也为我找了个夜间看大门值班的活，干了

十几天。最后，还是团中央、杂志社马丽珍与当时身为全国青联委员的北京第一家卖大碗茶起

家的张占英联系，为我在前门联社安排了当装卸工的工作，住在仓库里。

 

入狱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１日上午９时许，两个表情严肃的男人来到我所在的前门联社，拿出

一张传票，让我签了字，然后左右夹着我上了吉普车。

我知道是为了什么--当年五六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和司机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司机在我装

完货后去验票时，偷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车开出门后才对我说，要我为他保密并直接将

那玩艺送到了他住处附近的一个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个人家去拿钱，说是可以拿出一

半借给我买英文打字机。

８月份，严打开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请求我为他保密，并说如果事发我们俩一起承担责

任比一个人要轻。我那时是完全的一个法盲，又讲义气，就答应了他。

到了预审室，我就按照事先与司机的约定讲了。没曾想，却被送进了看守所，一呆就是８

个月。

自第二次提审开始，我就将真实情况予以陈述，却被声色俱厉地断定成不老实。我提出要

请律师，但法院和看守所工作人员的置若罔闻和自以为是剥夺了我依法拥有的辩护权利。

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９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３月５日接判决书那天，我被叫到法院的一个办公室。一个样子很和蔼的女人找我谈话。

她说她是《北京法制报》记者，"严打"在这里帮忙，受领导委托想进行犯罪调查。当我说我并

没有犯罪时，她好像并不吃惊，只是进行着例行的采访。

后来，我在执行单位看到了她写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８５年第３期《文明》杂志，题为《

潘祎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这篇文章，将我写成个一贯自私的人，说我的进监狱完全是"

自我膨胀"的必然。

我对这种行径很是愤怒。为此，冒着被认为是不认罪服法而受惩罚的风险，满腔激愤又不

无偏颇地写下了万言书《一个在押犯的自白》，转出来交给已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家人，希望

能找个报刊发表，证明我的清白。但是，以我家对于这种事情的惯常思路和处理方法，这份《

自白》现在还躺在我的抽屉里。

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到１９８４年５月，我在看守所过了八个月，其间除了接受提审时能

见到阳光，其他时间都关在屋子里，脸色煞白。到劳改场后，又整日暴晒在阳光下，进行队列

训练，纪律教育，下大田干农活。因为个高，排队在前，我被任命为小组长，干活要比别人更

多些。后来，因为劳改态度尚可，又算个知识分子，我被调到劳改场教研组，给犯人教初中和

高中数学。

教学中我意识到了作为培训者的我接受培训的重要性，便寻了个北京人文函授大学，请家

人报了名，在狱中开始了该校法律系的学习，并在1987年取得了结业证书。

服刑期间，我与世隔绝，只是从书报上感知社会，以致于刑期将满时，我非常恐惧于即将

出狱。我担心自己会像一个傻子那样只是个时代和潮流的局外人。

 

 出狱之后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０日，我迈出了监狱。

我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在我出来之前很久就着手联系我的就业，但难度非常大，只为我

找到了些抄写信封的活在家里干，每个信封１到２分钱。

我的第一份外出工作的机会，又是马丽珍给找的。她这时已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她的

一个同事的爱人在中国农科院就职，帮我找了一份给实验室刷瓶子的活，１个１分钱。

我的第二份工作还是马丽珍给找的。当年曾参加人生观讨论的一个人此时在《走向未来》

丛书的编委会里负责，我被介绍去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

１９８８年，我结识了校友贾湛。他在北京当时很有名气的某函授学校任职，并与一群人

在搞《２０世纪文库》《现代文化丛书》等学术译著。我加入了其中。后来，他自己搞了个企

业管理研究所，主要出版《企业家丛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我在狱中读

的大量书籍此时派上了用场。我被指定为丛书的编委，虽然报酬很可怜，但毕竟是兴趣所在。

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从抄信封度日涉足进了文化圈。在企管所的两三年中，我最自得的

业绩是，从一个搞发行的门外汉，愣把一本４００万字的《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发行了１

０万册。

１９９１年后的几年，我先后在原《中国青年》总编辑关志豪退休后办的《科技经济纵横

》、人民日报文艺部办的《大地》、新华社办的《中国名牌》等杂志社做过发行负责人，但由

于种种原因，皆非顺心如意。离开发行这一行后，我开始在各种官办的、民办的、合资的公司

间频繁跳槽，管过人事招聘，当过广告经理，做过副总、总裁助理等等，学到了些现代公司运

作的知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一个假合资公司做过总裁助理。在此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感触。我后来给很多报纸写稿，曾写过关于能不能和老板交朋友、与老板共事的原则、朋

友能不能一起共事等文章，其灵感和体会大多来源于此。

１９９８年，很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北京做人力资源的一帮编辑记者。开始时，我只是

帮他们在电台做些人才节目，而后就更广泛地为他们写些这方面的稿子。不知不觉中，我就很

不情愿地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而我过去不经意间从事的招聘面试工作的经验以及自己四面八

方去求职的经历倒为我在这一行说三道四提供了很感性的素材，傻呵呵地我又成了个冒牌的人

力资源专家。今年，因为朋友去了中华英才网，我便应邀在那上面开了个"老潘信箱"，回答求

职者和职场中人的各种问题……

２０年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如今，我利用互联网

又在与那些据调查主体年龄在１８到２４岁之间的年轻人们继续着同样的话题。或许这是我无

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选自《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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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彭明榜.

   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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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言论/天下事 14/05/2000 

中国青年思想启蒙20周年

——“潘晓讨论”曾触动千万中国青年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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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锐鹏（北京特派员）

2000年的5月，35岁以上的中国知识青年和壮年人会共同纪念什么日子？

“五四运动”81周年？不，他们心里想得最多的可能是20年前的那场“潘晓讨论”——一件不再出现于重要官方媒体但却曾经触动千万中国青年神经、足足影响了一整代人的事。

当年的“始作俑者”《中国青年》杂志，在最新一期里大篇幅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标题是：《新时期的思想启蒙》！

许多人只知道中国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其实，1980年《中国青年》几名年轻人以笔名带动的“潘晓讨论”，更是深远地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后陷于思想迷茫的数以千万计中国青年。

那场讨论，始于《中国青年》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那是1980年的中国，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雷锋”的年代。“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这样“灰暗”的话公然出现在刊物上，曾让许多人惊吓得目瞪口呆。

当年的“23岁女青年潘晓”在那封向编辑诉苦的信里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潘晓曾经“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曾经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雷锋日记》的英雄事迹“激动得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潘晓在信里说，她“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初中毕业的潘晓发觉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会“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

因为“母亲拒绝寄抚养费”，潘晓不能继续上学，被分配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她说：“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共青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实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

“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20年前的《中国青年》发表了这样一封“离经叛道”的信，并且围绕着这封信展开了讨论。

20年后的今天，《中国青年》人生版主编彭明榜执笔写纪念文说，当年毫无心理准备的人们读到那封信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

1980年5月11日《中国青年》发表“潘晓”的信后，读者来信就源源而来。开始几天，邮差是背小邮包送信，不久就改用大邮袋，再到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老旧的车）。

当年的《中国青年》从第5期到第12期，关于“潘晓”的讨论一共编发了110位读者的110篇来信来稿，十七八万字。那只是6万多件来信来稿中的一小部分。

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量也从325万本激增到将近400万本。

潘晓有一句话，更成了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口头禅：“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当年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任《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马立诚写文章说，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假话大话空话已经把耳朵磨出茧子，大部分人都陷入麻木僵化中。“潘晓讨论”有如一块天外巨石砰地落入水中，强大的冲击搅得全国青年心潮起伏。

但“潘晓讨论”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光明。愤怒的批评出现在一些机关的“内参”里；检举信涌向中共中宣部、党中央。

从那场讨论的旋风中走过来的人回忆当年事说，是胡耀邦在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

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是邓小平的先锋大将，立了大功，被重用主管宣传。

即使在“潘晓讨论”结束3年以后的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的党委还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检举“潘晓讨论”，表示要“清除精神污染”。

而“潘晓讨论”能逃过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清理”掉，是幸得胡耀邦的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由于巨大的压力，1984年1月的《中国青年》杂志还是发表了“检讨”，自认“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造成不良的影响？

从“潘晓讨论”中成长起来、今天的《中国青年报》策划部副主任卢跃刚可不是这么看。恰恰相反，卢跃刚说，“潘晓讨论”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他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更像一场政治运动，是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潘晓讨论”则以青年、以民间社会为主体，全社会参与，没有组织领导，没有动员大会，没有空洞的口号。

“中国改革的真正的思想启蒙，来自于‘潘晓讨论’。”卢跃刚说：“因为这场讨论所涉及的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等方面的问题，更具有启蒙的特征，更具有思想史的特征。”

他说，6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杂志曾推出一个影响全体中国人的“英模”——雷锋。雷锋是在斯大林式的专制体制下制造出来的“共产主义道德楷模”。80年代的“潘晓”则恰恰是对雷锋的大否定。

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杂志社题词时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指示，随后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卷起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狂风，也埋下了“文革”的种子。而“潘晓”则唤醒在文革后精神迷惘的青年人重新认识“自我”。

策划这次纪念活动的《中国青年》人生版主编彭明榜说，当年不少人因为积极参与那场与“盼晓”谐音的讨论而使自己的前程受到程度不同的不利影响。

即使20年后的今天重提“潘晓讨论”也并不是没有障碍。他们在策划和修改有关纪念文章时，必须发挥“拔钉子”的技巧——将文章中有可能引起权威人士反感的观点一一删去。

有趣的是，如今的年轻人已很少很少为“潘晓”遭遇的问题而迷惘无助。

彭明榜说，正是当年“潘晓讨论”的思想启蒙为今天的青年拥有“更自由的价值取向”扫清了障碍。

他说，“潘晓讨论”是中国期刊史上的一个传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阙回声不断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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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路从“越走越窄”到“越走越宽”

潘晓 被一场大讨论改变的人生

新京报 发布时间: 2008-06-12 作者:武云溥 刘娜

1980年的她，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流水线上的一名青年女工，忍受着关节炎的病痛折磨，心烦意乱。2008年6月，黄晓菊坐在复兴门百盛楼下的星巴克里，慢慢喝一杯黑咖啡，朗声谈笑。她经营自己的服装生意，一度把专柜开进北京的多家大商场。她喜欢谈心爱的儿子，“我希望他做一头聪明的毛驴，可他想做一只快乐的兔子。”黄晓菊说，“意思就是毛驴要干活，要负责任，兔子吃完就睡，不用为了什么去辛苦奋斗———这就是我跟我儿子的根本冲突。”

人生的意义，想明白了吗？

“哪能想明白啊？”黄晓菊摆手说，“只不过现在感觉好些，不像年轻时候那么焦灼了。”她笑了：“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黄晓菊，1955年生，原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工人，做过记者、家政、销售员等多种工作，现经营某服装公司。1980年受邀为《中国青年》杂志写稿，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两位执笔人之一，该文引发了轰动一时的“人生观大讨论”，作者化名“潘晓”也广为人知，成为一代青年的代言人。

C14-C15版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实习生 刘娜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1 走出体制围篱

1980年，黄晓菊一夜成名。

如火如荼的“人生观大讨论”持续了半年，就在争议和压力之下草草收尾。9月23日，工人日报社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指黄晓菊“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有关部门认为关于这场讨论的报导有猎奇思想，批示调查。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这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于是当年第12期《中国青年》就减少了关于这场讨论的版面，宣布“到此结束”。

黄晓菊又从云端摔回地面。

她换了工作，从工厂调到出版社。“在厂领导看来，我做的这些事跟工作没有关系，政治上也不安全，搞不好就会出事。”黄晓菊说，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协调下，她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发行部做一些卖书、运书的工作，没有正式编制。“起初感觉还挺好，慢慢就反应过来，我被搁置在主流工作之外了，别说重用，连平等尊重都没有。”一怒之下，她辞了工作，又去应聘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员。“我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那些知识分子不了解我，也没机会跟我说话。”她平时管理图书、剪剪报纸，偶尔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同事聊聊人生，居然也被别人看在眼里，闲言碎语随风而来。“领导私底下就跟大家说，你们别和那个黄晓菊在一起。我挺不明白的，和我在一起怎么啦？”黄晓菊郁闷地说。

最终她还是没有保住这份工作。赶上体制改革，单位找了个借口，停聘黄晓菊。“先停聘，给你三个月时间找工作，三个月之后如果没地方去，就变成解聘了。”

丈夫也在这时提出离婚，留下3岁的儿子给她抚养。

“特别伤心，特别绝望。”黄晓菊说，“我当时就赌了一口气———离开你们，我照样能活。”

1988年，黄晓菊把儿子送进全托幼儿园，只身南下海南。

（下转C15版）

2 南下闯世界

（上接C14版）

“我都已经不想再重复这些事情了。”黄晓菊两手一摊，“你看，一不小心又讲了一遍。”

海南没有黄晓菊认识的人，她曾经的知名度也不管用，人们只关心自己的荷包又鼓了多少。“租最便宜的房子，经常搬家，有时住在刚盖好的楼里，整座大楼就我一个人，晚上吓得够呛。”几经周折，黄晓菊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海南特区报》的“记者”———说是记者，其实是拉广告的业务员，她手里只有一张“记者证”和一本厚厚的电话簿，每天硬着头皮去敲一家又一家公司的门。没有底薪，拉到一个广告，就有25%的提成，黄晓菊经常被人像打发乞丐一样轰出来。

“可能还是抹不开面子。”黄晓菊分析自己失败的广告业务员生涯：“莫名其妙的那种尊严感，就觉得哪怕谈不成生意，你也得尊重我，别不理我，有俩臭钱就拿人不当人。”她只拉到过一笔广告，总额5000元，应得提成1250元，不料报社里的各路神仙雁过拔毛，最后到黄晓菊手里的只剩700元，这就是她在海南淘到的“第一桶金”。“这报纸没有什么文章，全是广告，还有很多人争抢，你一块我一块地划分势力范围。”黄晓菊觉得很没劲，就从这700块钱里抽出几张，买了回北京的火车票。

回来之后她又犯难了。“我想我这是干吗呢，不就是为了挣钱养孩子吗？”体制内的单位已无容身之地，黄晓菊只能重返南方，这次她选择了深圳。

“还是没有合适的工作，高不成低不就。”黄晓菊咬咬牙，心想孩子等着交入托费，无论如何，不能再空着手回去，“就是扫大街，给我一把笤帚我也会去。”

她没有去扫大街，在身上只剩最后30块钱的时候，找到了一份家政工作。雇主是个开工厂的日本老板，黄晓菊的工作除了做家务，主要是陪着老板的韩国太太打发时间。“我能跟她聊，一块儿上街买东西，关系很融洽。”这份工做了一年多，经人介绍，黄晓菊又到深圳广播电台去客串热线节目主持人，每天解答五花八门的生活问题。“时间一长，自己心理有障碍了，我只能讲些无关痛痒的话，并不能真正帮到他们。”

这时，黄晓菊的儿子该上小学二年级了，为了照顾孩子成长，1993年春节，黄晓菊回到北京。“摸摸口袋，总共只剩三千多块钱。”

3 人生的路越走越宽

“我在百盛坚持了九年，这点很骄傲，当年同时进场的许多人，我是最晚撤出来的。”服装公司老板黄晓菊说。

她的生意起步，也是偶然。回到北京后，有熟人介绍黄晓菊去一家服装公司搞培训，她觉得“耍嘴皮子”没意思，转去做销售。“我在广东陪那个韩国太太逛街，知道什么样的衣服才叫时髦。”黄晓菊进来的货，很受顾客欢迎，她还有一副伶牙俐齿，总能说得客人动心。“在我的卖场里，我能把一个原本特别抗拒这些衣服的人，几句话说得服服帖帖，我拿哪件他穿哪件。”生意越来越好，黄晓菊的信心也越来越足，后来她干脆自己创业，找朋友借了两万块钱，在西单租下了第一个摊位，专卖羊毛衫。

曾经在羊毛衫厂工作八年的黄晓菊，做这行熟门熟路，辛苦一年下来，就有了5万元的积蓄。她趁机扩大阵地，把朋友经营不善的服装公司接手过来，先做代销，继而做专柜，逐步进驻百盛、蓝岛、SOGO等十几个商场。“商场里那些管理人员黑着呢，经常要请他们吃吃喝喝，不然就把你的柜台安排到很偏僻的位置。”黄晓菊不胜其烦，干脆雇了一个人，专门负责这类应酬。“还是我中学时候的一个老师，脾气好，愿吃愿喝愿意挨骂，我就让他替我去应付那些人。”黄晓菊笑说，想花钱买清静，结果也清静不了，自己的柜台最后被轰到厕所边上。“实在忍无可忍，我就不干了。”

“不做服装生意了？”记者问。

“柜台都撤了，还剩一个小店，处理完旧货，我就不想干了。”黄晓菊说。

十几年打拼下来，她觉得有些疲惫，是时候享受生活了。

“我去保利剧院看云门舞集，特别喜欢，那是用肢体艺术表达对人生的感悟。”黄晓菊侃侃而谈，“前阵子还看了金星的《上海探戈》，我还去后台找金星聊，很有意思。我还会揪着儿子陪我去798，看那些行为艺术，我天生喜欢奇怪的、新鲜的东西。”

“你儿子会不会觉得，妈妈太新潮了？”

听到这个问题，黄晓菊哈哈笑：

“他跟我说，这太正常了，妈妈你就应该这样———因为你是‘潘晓’。”

黄晓菊：理想职业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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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beijingnews.com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 2008-06-12 作者:

■ 对话

新京报：你这种“怀疑人生”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

黄晓菊：可能是读外国小说读的吧，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读《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那么厚的书，多傻啊。即便在八十年代，这些书也不会帮你入团入党，不会让领导对你有个好看法，可是你内心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比方说《简•爱》，我觉得它首先强调了人的尊严，然后才是女人的尊严。

新京报：当时读《简•爱》，首先因为是个爱情故事吧？

黄晓菊：对，当然爱情很吸引人，但我还是读出，爱情中也要相互尊重。

新京报：在当时的环境下，你感到不受尊重。

黄晓菊：根本就没有个人的位置，所有人都归于一种思想的指导，你只知道自己是集体中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就不是人啊。我又不融入任何集体，生活再艰难也只能自己扛着。

新京报：现在的年轻人倒是更张扬自我意识了，你能理解吗？

黄晓菊：我跟我儿子的分歧就在这里，两代人的区别太大了，主要是思想背景不一样。现在年轻人真是挺实际的。

新京报：但他们会有另外的困惑。

黄晓菊：对，所以我承认这种区别，并且尊重他们。没有人给他们灌输思想，可能会更接近人的本性。我不认为我的人生观多么正确多么优秀，我总是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不想让孩子也这么另类。

新京报：你觉得人生还是有遗憾？

黄晓菊：遗憾就是没有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我不否认读书的作用。如果是老虎，给它俩翅膀，保证如虎添翼。所谓“读书无用”是讲，如果是猫，添了翼也没用。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状态你满意吗？比如，你干过很多工作，现在做生意符合你的理想吗？

黄晓菊：生活还好，至少我能养活自己，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但职业上一直没有实现理想———我理想的职业就是你这种，当个记者。我觉得我有特别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嘴皮子利索。

新京报：那你这么好的沟通能力，为什么以前在单位里就待不下去？

黄晓菊：我不喜欢那些人，事儿吧唧的，为评个职称什么的勾心斗角。我老是顶撞领导，那些特别规矩、想追求进步的人，也就不喜欢我。领导也拿我没办法，我就是不妥协。

新京报：你就没有为什么事情妥协过？

黄晓菊：有啊，我为了养育我的孩子，做了很大的妥协。

……………………

三 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           

       

------      中国诗坛大爆炸

       

黄          由1979年开始，延续到1980年，就像有个蒙面容突然闯入一个和谐的家庭一

        样、一批令文学界惊骇万状的“谁也读不懂的”嚎陇诗登上了中国诗坛。

 金    

            这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在文学界的涌动，也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一次解放。

  书   

            今天的读者对膝陇诗习焉己久不以为怪了。但当时的诗坛犹如发生了一场大爆

   屋   炸一般。人们把这些诗称为“古怪诗”、“难懂诗”。

       

            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蒙面容争论不休大动肝

------  火，甚至多年的熟人已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

       

黄          惊喜、唾骂、自豪、破灭、作壁上观……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五

        花八门的猛烈放射。几乎全国所有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的大辩论。这是十一届三

 金     中全会之后，中国文学界规模最大也最为激烈的争沦。

       

  书        其实，这股新诗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40年代未

        50年代初的青年，尝试着用象征的诗歌样式表达自己的苦闷、思考和反抗。如北岛

   屋   （赵振开）的《回答》写于1976年4月。舒婷的《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

        1975年11月。

       

------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于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

        《回答》。这首诗以象征主义的认知方式和创作方法。

黄     

            以它的开放式散射结构，以它的叛逆精神，使读者感到陌生和震撼：’卑鄙是

 金     卑鄙者的通行证。

       

  书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屋       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干帆相

黄      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金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书        为了在审判之前。

       

   屋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 

            我一不一相一”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

黄      名。

       

 金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书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屋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

黄      顶。

       

 金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书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屋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 

            这首诗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

黄      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就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来看，这首诗可

        称为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

 金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膝肮诗人顾城的（眨

  书    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

        品。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

   屋   播》，舒停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

        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      这些诗，与“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抬出的“小靳庄诗歌”及“批林批孔儿歌”

        相比，根本不同。与过去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坚锵！这

黄      样的鼓动诗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金         朦胧诗的骤然出现，使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大为恼怒。

       

  书        《北京日报》1980年7月8日发表《且说“谁也不懂”之类》一文，说这些诗

        “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屋  

            《天津日报》1980年12月10日发表《朦胧的美与思辨的诗》一文，说：“如

        果思辨的诗商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

------ 

            《云南日报》1980年12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

黄      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

        上的贫乏。”

 金    

            陕西《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说：“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

  书    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

        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屋  

            还有人写文章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来看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

        美可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

------ 

            当然，朦胧诗也有根多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称赞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

黄      表了未来的希望。他于1980年5月7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在新的崛起面

        前》一文中，指出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

 金     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

        他毫不隐讳他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他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

  书    要冲击力量。

       

   屋       《文汇报》1981年6月21日发表一篇文章，结合舒婷的《无题》一诗，反驳了

        所谓的“看不懂”。

       

------      《无题》片断：

       

黄          “你怕吗？”

       

 金         我默默转动你胸前的纽扣。

       

  书        是的，我怕。

       

   屋       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你快乐吗？”

------ 

            我仰起脸，星星向我蜂拥。

黄     

            是的，快乐。

 金     

            但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书   

            “你在爱着。”

   屋  

            我悄悄叹口气。

       

------      是的，爱着。

       

黄          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

       

 金         有人说：“有的侍看上多少遍也不懂，只能猜。”“星星向我蜂拥”这样的诗

        句，比较费解。

  书   

            《文汇报）的文章说：“懂’，一般是指理性认识。而诗主要是用形象表达情

   屋   感，它要求读者像作者一样想象诗中的画面，感受这个画面所孕含的情感。只有那

        些讲道理的诗才要求读者一定要弄‘懂’。‘懂’，是理智的思考，它不相信想象

        中的事情，它要求抑制情感的波动。例如被认为‘比较费解’的一句：‘星星向我

------  蜂拥’．如果用‘懂’的方法去认识，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懂，为什么星星会向

        我蜂拥。但是当我们用想象去发现这个画面，用感受去体验它的情感，我们反而不

黄      觉得它有什么难‘懂’之处了。”“

       

 金         徐敬亚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1983年第：期的文章（崛起的诗群）说：

        懂和不懂是相对的。表面懂了未必真懂，暂时不懂的以后会懂，接触少而不懂的接

  书    触多了可以懂，一部分人不懂的另一部分人懂。青年人认为京剧不好懂，山里农民

        党得交响乐不好懂。交响乐和京剧并不因为一部分人不懂就失去价值。为什么对朦

   屋   胧诗就这样不能容忍，必欲消灭之呢？徐文还指出，朦胧诗的产生首先是固为认识

        的深化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用过于传统的眼光不容易领会其中意味。

       

------      在这里，懂和不懂的争论，实际上包含着传统和创新的争论，包含着思想解放

        和不解放的争论。这是围绕朦胧诗争论的本质之1997年10月出版的10卷本《中华

黄      文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

        主编）对蒙胧诗及其作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北岛的诗典型地表达了社会转折期

 金     一代青年愤怒的呼喊和抗争。他善于在诗中表现现实矛盾在他心中引起剧烈冲突的

        激情。在《回答》一诗中，对十年动乱的荒谬现实进行了尖锐有力而又形象的否定

  书    和批判。…‘北岛的诗在冷峻的否定的外表下表现了作者在历史转折阶段的愤意痛

        苦的心情，以及对于新的时代与现实的焦灼热切的期待。他的诗有着较为开阔的视

   屋   界。”至于在艺术上，《通史》给予北岛诗歌以正面的评价，说：”他在诗中采用

        象征的艺术手法，打破固有的时空秩序，使时间和空间错位，并且运用蒙太奇、跳

        跃、通感等技巧，以意象迭加表现了多层复合意蕴。”

------ 

            “伤痕文学”登上文坛思想解放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强有

黄      力地表现出来。70年代未80年代初，“伤痕文学”的出现是最显著的例子。

       

 金         《人民文学》杂志1977年10月号发表的北京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

        任》，是“伤痕文学”的发初之作。《班主任》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琉、谢惠敏两个

  书    不同形象的主动描写，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和愚民政策给

        广大青少年带来的荼毒和伤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屋  

            但是，“伤痕文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命名，却是由上海青年作家卢新华发表在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确定下来的。

------ 

            《伤痕》通过主人公插队青年王晓华与其母亲骨肉分离的遭遇，揭露了极左路

黄      线和血统论给中国社会特别是给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

        

 金         《伤痕》发表之后，引起轰动，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的座谈会上都发生了争

        论。一些人批评《伤痕》夸大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等等。尽管发生争论，人们认

  书    为，在”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期，这样的作品是绝对不能发表的。

       

   屋       青年女作家张抗抗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的权利〉控诉了“文化大革命”

        扼杀人的个性权利。

       

------      “伤痕文学”的主题，是揭露和抗议“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对人性的状

        害，特别是对青年人的伤害。

黄     

            沿着这个主题发展，“伤痕文学”分别孕育和演变成了爱情小说和知青小说等

 金     不同的系列。

       

  书        在“口人帮”横行时期，爱情是文学的禁区，在“四人帮”提倡的作品中，或

        是女人没有丈夫，或是夫妻没有爱情，总之大体是机械人。〈十月》杂志1978年第

   屋   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冲破了这个禁区。这篇小说通过描写女

        工孟小羽和男青年陆王春的恋爱曲折，恢复了爱情在文学中应有的“位置”。小说

        在电台播出后，10天之内就收到听众1000多封热烈的来信。

------ 

            接着，描写“文化大革命”中爱情生活的小说《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

黄      候〉先后发表。这些小说仍然具有鲜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路线的主

        题，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金    

            相比之下，知青题材的小说创作获得了更大的成就。70年代未80年代初比较重

  书    要的作品有：甘铁生的短篇小说〈聚会》，女作家乔雪竹的短篇小说《赫依宝格达

        的传说〉，女作家徐乃建的短篇小说《柏杨的“污染”〉，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

   屋   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的短篇小说〈远方的树〉、〈西望茅草地〉，张承志的

        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女作家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

        点》．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梁晓

------  声的短篇小说《北大荒纪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长篇小说《今夜有暴风

        雪》等等。

黄     

            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小说则以“文化大革命”中知青生

 金     活为场景，从各种角度触及和揭露了极左路线给知青的生活各个方面带来的负面影

        响．以及青年人的苦闷和迷茫。

  书   

            也就是说，前期知青小说仍然以“伤痕”为重要内容。

   屋  

            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伤痕文学”和以“伤痕”为重要内容的小说，就让位给

        对时代新后题的追踪。80年代中后期的知青小说的主题也发生转移，或是着眼于发

------  掘民族文化，或是转向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剖析……

       

黄          在小说方面，作为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或是引起了波澜而必须提及的

        还有：

 金    

            （1）一批“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公开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手抄本

  书    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出版。1973年，这本小说以手抄本形式开始在青年中流传，

        当时它的题目又叫《归来》或《归国》，后被北京一传抄者改名为《第二次握

   屋   手》。

       

            1974年秋，姚文元从一个情况汇报中得知这一消息，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

------  西。”并下令追查。

       

黄          作者张扬是湖南山区的一个知青，当时30岁，被查获之后关进监狱。这本书是

        他从1963年起，大体用了10年时间几经修改完成的。

 金    

            小说的内容是描写知识分子的事业、感情纠葛与爱国情怀，其中还写了周恩来

  书    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屋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各方面努力，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

        社出面仗义执言，张扬才得以释放，《第二次握手》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79年

        出版，随即成为这一年的畅销书。

------ 

            （2）70年代未80年代初，一批小说由于在不同方面有所突破或触及敏感题材

黄      而引起很大争议，或者受到了批评。其中有短篇小说《在社会档案里》、《最后一

        幅肖像》、《思念你，桦林》，中篇小说《飞天》、《调动》、《太阳与人》等

 金     等。

       

  书        《于无声处》和《丹心谱》引起轰动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浇灌和催动了话剧之

        花。

   屋  

            1978年，上海青年剧作家宗福先以歌颂1976年“四五”运动的四幕话剧〈于无

        声处〉一举成名。

------ 

            1978年初，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宗福先就冲破阻力，创作了《于无声

黄      处》，可见他的胆识。

       

 金         《于无声处》通过老干部梅林与何是非两家纠葛，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

        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控诉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书   

            梅林深受“四人帮”迫害而坚贞不屈，她儿子欧阳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勇士，

   屋   是•‘四人帮”通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何是非无耻投靠•‘四人帮”．虽然

        梅林是他的恩人，但他仍然昧着良心诬陷梅林一家人。

       

------      剧中表现出梅林和欧阳平是真正得到干部群众拥护的英雄，而何是非则遭到人

        们唾弃。两相对比，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

黄     

            《于无声处）情节紧张，结构严密，冲突激烈。

 金    

            这样一出具有极大尖锐性并富有感染力的政治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

  书    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它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人们争看争说这出话剧，全

        国如饮狂泉。

   屋  

            前文已经说到．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就

        提到了《于无声处》的演出受到欢迎，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 

            陈云在党中央全会上边样肯定一出话剧，井以此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十分

黄      罕见的。

       

 金         《于无声处》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同时它也为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推进思想

        进一步解放贡献了力量。

  书   

            剧名来自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戏公演不久，”惊雷”爆响——

   屋   天安门事件平反了。•《于无声处》演出之后，北京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

        《丹心谱》1979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大获成功。

       

------      （丹心谱）仍然是一出政治话剧。

       

黄          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

        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金    

            这个生活的小侧面，被苏叔阳写得有声有色，波澜迭起。它深刻地暴露出“四

  书    人帮”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有力地鞭打了投靠“四人帮”的风派人物庄济生的

        卑劣灵魂。

   屋  

            这出话剧的人物刻划有血有肉，性格鲜明，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

        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人民日报）于1978年4月20日特别发表题为

------  《光彩夺目的话剧（丹心谱八的长篇文章，祝贺《丹心谱）的成功。

       

黄          这两出政治话剧大获成功之后，一大批着重反映重大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的话

        剧相继公演。1979年这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反响强烈的话剧出现。陈白尘的

 金     《大风歌）．丁一三的《陈毅出山》．崔德志的《报春花）．都郁的《哦，大森

        林），赵粹雄的《未来在召唤），李龙云的《有这样一个小院），中杰英的《灰色

  书    王国的一线黎明》，邢益勋的《权与法》，赵衰、金敬迈的《神州风雷》．赵国庆

        的《救救她》，以及引起重大争议的《“炮兵司令”的儿子》、《研究研究》．沙

   屋   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等等。这些话剧突出的特点就是思想解放，面对现实，

        揭露社会矛盾，启人深思。

       

------      广大观众看得如痴如醉。解放以来，话剧界还从来没有这样烈烈轰轰的场面。

       

黄          美术新潮令人口眩•小说《伤痕》所唤起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恩，在美术

        界同样表现出来了。

 金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大批青年画家创作的带有”伤痕“特点的绘画涌现出

  书    来。如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程宜明、李斌的

        《无知和有知》，邵增虎的《农机专家之死》，罗中文、雷虹等的《孤儿》．以及

   屋   由程宜明、刘字廉和李斌合作的连环画《枫》。

       

            表现知青生活的有王川的《再见吧，小路），张红年的《那时我们正年轻》，

------  何多等等人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王亥的《春》等等。

       

黄          这些画的作者，都是类似事件或经历的过来人或目击者，所以他们的作品能以

        减挚的情感和切肤的感受打动观众，使人受到心灵的震撼。比起“四人帮”统治画

 金     坛时的伪艺术来，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艺术的自身价值，因而令人耳目一

        新。

  书   

            1979年落成的首都机场大型壁画引起较大争议。在七幅壁画中，袁运生设计的

   屋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画了几个裸体人物而遭到非议。直到后来“党和国家

        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同志，以及轻工业部、文化部负责人到机场参观时

        对此次壁画创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这个问题才告解决。

------ 

            中国画坛自1979年活跃起来的另一标志是各种画家囱体和小型画展纷纷涌现。

黄      其中有上海”海墨画社”、西安“春潮中国画学会”北京的“同代人油画展”和

        “劲草木刻研究会”、武汉“行吟连环画社作品展”、山东的“油画壁画研究

 金     会”、昆明的“申社”、辽宁的“紫罗兰油画展览”、重庆的“野草画会”郑州的

        “绿城水彩画研究会”、广播电视美术工作者的“AV画会”和云南的“十人画展”

  书    等等。

       

   屋       上海“十二人画展”的前言写道：“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

        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危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造的表

        现形式。”。

------ 

            从1979年到1980年在京连续三次举办的星星美展，以其更多地追求视觉审美

黄      而又富于思想探索的特点引起更热烈的关注。

       

 金         《美术》杂志报道说：“星星美展的展出，几乎成了观众与美术界，尤其是青

        年议论的话题。赞成的，反对的，意见尽管不一，但反应都很强烈。”

  书   

            一次美展就留下了14大本观众留言。

   屋  

            展出的绘画和雕塑（无题）《偶像》《街道生产组的补绣女工）〈聊斋组画〉

        等等，在内涵和形式上有较为强烈的现代派倾向。这对于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的观

------  众，无疑产生了很大的视觉冲击力。

       

黄          作者雨笔和刀把对“文革”的思索展示在观众面前，也启发了观众的思考。

       

 金         当然，有一些人对此非常不习惯，斥之为模仿西方艺术。

       

  书        一位名叫阿蛮的作者撰文说：“从一件件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青年艺术家

        的心中有一个美好的世界。”他还说：“他们大胆地在形式上进行了尝试和探

   屋   索。…‘星星美展能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是艺术民主的丰硕成果。体现了我们国

        家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      老作家冯亦代撰文，有批评，有鼓励，他说：“创作这些画与雕塑的年轻人，

        他们成长于有如噩梦一般的丑恶的十年。他们历尽111了坎坷的生活道路，但他们

黄      还是珍藏着一个美好的灵魂……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于美的追求，使他们

        拿起了画笔拿起了刀凿，在画布上，在木石上，留下了他们美好的希望……他们入

 金     世不深，所见者少，或技巧上下成熟，甚至还有模仿、生硬的痕迹，或是迷茫与低

        沉的调子，不过他们那种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书   

            潘晓来信激起轩然大波•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青年人，是带着创伤

   屋   思考人生的。

       

            他们原来真诚地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献身。但是，

------  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怎么这样艰

        辛？他们在苦昔地探索，真诚地交流。

黄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号发表的署名潘晓的《人生的

 金     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来信，一下子打中青年人的心，在广大青年当中激

        起轩然大波。

  书   

            这封著名的来信说：

   屋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

        复存在。

------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

黄      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

        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

 金     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书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

       

   屋       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营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11，笑，外

        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

        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茫然，我开始感到

------  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

        信眼睛“我初中时．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

黄      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因此拒绝给我寄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

        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

 金    

            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书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屋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

        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

黄      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

        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金    

            “我躺倒了，两夭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燥。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

  书    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

        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

   屋   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

        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

        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

------  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

        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冥思苦

黄      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可不是活得挺好吗？可我不

        行……”

 金    

            “我求助于人类的智慧宝库——拼命读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

  书    文……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

        的本性一层层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问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

   屋   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人毕竟都是人

        哪……

        

------      在利害攸关的时刻……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上的崇高的道

        德和信念……”

黄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二十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

 金     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

        都是现实的。’这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

  书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

   屋   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

        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

        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

------  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广。

       

黄          这封来信真诚坦率地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彷徨、苦闷和思考和盘托

        出，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地青年的来信如同洪水一般涌进编辑部。

 金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就潘晓来信展开了讨论。

  书   

            这场大讨论震动了全国。从5月号开始，一直讨论到年底12月号。（中国青

   屋   年）共收到6万多件来信来稿，其中有不少信槁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

        这个数字，打破了解放以来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

       

------      投稿的人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青年、团员，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

        香港、澳门和美国的来信。在八期杂志中，共编发111位作者的111份槁件。许多

黄      青年在来信中表示自己和潘晓有着类似的遭际和心路历程。他们认为，潘晓说的是

        真话。潘晓的思想反映了相当多的青年思想发展过程。“四人帮”统治时期“假。

 金    

            大、空”盛行，令人厌恶。潘晓能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他说出来，是

  书    一个历史的进步。有彷徨、有痛苦，总比麻木和僵化强。

       

   屋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许多革命者所受挫折比潘晓

------  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因

        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黄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的表述。共

 金     产主义道德不是禁欲主义，不是基督教道德。人的“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

        对立、只能侧重其一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是人性的特点。“自我”是伟

  书    大的，但探索”自我”不能躲进孤独和哀怨中。“自我”离不开社会。生活中有许

        多假恶丑，也有许多真善美。“自我•’只有在不断完善中，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

   屋   能得到光辉的体现。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为别人等各种泉源汇合而成的。要承

        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

        会、客观成就我。”

------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黄河本身必须有

黄      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金         人的活动，首先是耍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然后才能去满足别人。为自己的生存

        和生活而奔波，不是自私。只有力自己的利益宁愿去损害别人利益才是自私的。

  书   

            还有比较偏激的青年说，“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自我就是一座宏

   屋   大精深的宇宙”，”自私是人的本质”。从动物的“自保”到人的”自私”就成为

        “社会发展的动力”。“说谎、欺诈、恭维。

       

------      奉承是人生的要谛。“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

        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我的一切就是为表现自我，要给外物都打上我的烙印。”

黄     

            在讨论中，各种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交锋。编辑部有意识地编发稿件，对比

 金     较偏激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进行说服。

       

  书        许多人在信中都高度评价《中国青年》敢于发表潘晓的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

        说：“这也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

   屋   弱症正在好转。”来信还说：这样的讨论，可以便青年有一个研讨人生的机会，互

        相交流，在切磋中共同前进。

       

------      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

        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沦、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关

黄      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都曾经对

        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做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民族经历了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在

 金     国家亟待振兴的关头，讨论人生的意义，必将能促进新时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和社

        会改革。。

  书   

            在讨论过程中，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就这次人生观

   屋   大讨论发表了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这

        使人生观大讨沦在全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      《中国青年》杂志在1981年1月号上发表了总结这次大讨论的文章：（六万颗

        心的回响）。

黄     

            总结文章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势教训青年，而是大量引用青年人来信来稿中

 金     的话，引用编辑部在各地召开的座谈会上青年的发言，表示了态度。

       

  书        总结文章引用英雄事迹之后指出：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

        人。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精神。

   屋  

            文章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

       

------      在利己中利他，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

       

黄          文章引用了一些青年人拼搏精神的事例之后说：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金         文章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

        和信任，同时增添了海外赤于对祖国的关心和期望占的确，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解

  书    放思想的大潮流中一次非常生动引人，非常成功的人生观大讨论，凡是从当时经历

        过来的人都对这次大讨论经久难忘。

   屋  

            喇叭裤、披肩发和迪斯科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的

        服饰打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四人帮”时期，由于封建意识浓厚，极左盛行，中国人的着装被讥称为千篇

黄      一律的“蓝蚂蚁”“灰蚂蚁”。青年人以穿军装和军便服力风气，服饰打扮极为单

        调，反映了社会的沉闷和压抑。

 金    

            三中全会以后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社会活跃起来，人们的服饰打扮也有了生

  书    气。从国外传来的喇叭裤受到青年喜爱，并且从城市到农村迅速流行起来，与此同

        时，女青年的发式也打破了短发或辫子的模式，出现了新的花样。表现年轻女性特

   屋   点和睦力的长发（又称披肩发），受到女青年的青睐。至于男青年，则出现了蓄长

        发的时髦群。、但是，由于国家封闭日久，加上“四人帮”愚民政策的毒害很117

        深，服装发式的更新同样遇到了很大阻力。

------ 

            有些人批判穿喇叭裤是“颓废”“腐朽”的表现，把穿它们的青年说成是“盲

黄      目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称之为“流氓”。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发牢

        骚说：现在从背后发式上已经难以区别男女了。

 金    

            有的地方甚至动员团员、青年上街纠察，不许青年人穿喇叭裤。遇到不听“禁

  书    令”的，就用剪子强剪。

       

   屋       某些城市的市政府还在报纸上公开刊登禁令说：留披肩发的女青年不准进入市

        政府大门。

       

------      一时间，青年人穿戴和发式问题成了社会各界议论和关注的热点，议论纷纷。

       

黄          《中国青年》杂志站出来为青年人说话了。

       

 金         该杂志1979年第6期发表了郭思文写的一篇引起了争论的文章：《谈引导——

        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

  书   

            文章一方面规劝青年说：“我们并不赞成青年人蓄长发、穿喇叭裤。不主张青

   屋   年在衣着、发式等问题上花过多的精力，青年应该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工作、学习上

        去。

       

------      另一方面，文章转向重点：

       

黄          “但我们也不赞成在青年的衣着、发式等个人生活问题上过多地评头论足和指

        摘干涉。”

 金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青年人一律绿军服，挽起袖口，强剪辫子，豁

  书    牛仔裤，没收后跟稍高一点的皮鞋等等。这种•全面专政’．我们还不曾遗忘。肃

        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应该也包括肃清它在文化和生活方面散布的形而上学

   屋   的影响。”

       

            “毛主席在谈到批评问题时，曾经指出，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不要只注意小

------  的方面，对个人的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

        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在个人生活爱好问题上，只要不违反法纪，无伤于道

黄      德风尚，是应当允许求大同、存小异的，毋需强求一致，更不宜把一般生活爱好都

        联系到思想原则问题上来分析批判。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

 金     必然的联系。”

       

  书        “其实，就发式来说，中国男子自古是蓄发束髻的，我们今天的分式发、小平

        头，都是从外国学来的；光头，即古代的和尚头。是来自于印度的佛教，也是‘洋

   屋   头’……在裤脚问题上，中国的上著裤式是丐裆裤，裤脚是绑起来的。现在流行的

        裤式也是来自西方。难道要让大家穿起丐裆裤才好？在18年后的今天看来，这篇文

        章所讲的不过是人人都懂的常识，丝毫不成问题。可是当时，这篇文章的间世竟是

------  冒着极大的风险，很多人看了之后也是哗若寒蝉，心里同意这篇文章也不敢公开说

        出来。时代的潮流，终究是阻挡不住的。从这里，你对中国国情及中国改革的特点

黄      也会有进一步的体会。”

       

 金         当时争论极大的还有迪斯科舞蹈。

       

  书        迪斯科在思想解放潮流中传进中国，立即受到青年人的欢迎。

       

   屋       1979年春，北京北海公园出现建园以来没有的奇观——每到傍晚，成千上万的

        青年男女就提着录音机，涌进公园大跳迪斯科。人员的密集程度快把公园涨满。震

        耳的迪斯科音乐，湖边和林中无数快节奏跳舞的男女，飞扬的尘上、成了京城从未

------  有过的一大奇观。后来经政府有关方面和公园营理人员多方费力做工作，才把北海

        公园迪斯科热降了温。

黄     

            迪斯科又成为当时争沦的热点。

 金    

            以至于某位领导人写信给某省委书记，批评他以省委书记之尊，竟然支持迪斯

  书    科舞蹈，岂非咄咄怪事？但是，迪斯科也终于存在下来普及开去，并且在中老年人

        当中也获得了广泛认同。

   屋  

            朱逢博和李谷一的风波就歌曲而论，几十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中

        国老百姓习惯了“高、快、响、硬”风格的作品，有如宋词中“大江东去”的豪放

------  派。大体是三路：

       

黄          一是普及面最广的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歌、

 金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以及“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也具有革命歌曲的功

        能。由于过去这些歌常常伴随或配合运动，因此相当流行，给人影响也非常大；二

  书    是美声唱法的歌曲，如组歌《黄河颂》中的一些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马

        儿啊，你慢些走》《克拉玛依之歌》等；三是民歌，如《东方红〉〈洪湖水，浪打

   屋   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初，港澳台的流行歌曲伴

        随着刚刚兴起的“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

       

------      流行歌曲一反“高、响、硬、亮”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有如

        宋词中“细雨斜风”“花褪残红…‘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婉约派。

黄     

            这就使很多听惯了”高、快、向、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习惯，再加上流行

 金     歌曲的内容多表现情爱，与十几年来所受的“革命意识”灌输距离较远，这就引发

        了强烈的反弹。

  书   

            歌名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初吻》、〈给我爱〉〈不舍得你走》……

   屋   “情操低下，革命意志丧失殆尽！再说，“用的是气嗓子”，“离不开麦克风”，

        “装腔作势勾引青年”，“连五线谱都不识！更何况，邓丽君竟然干脆重唱一遍30

        年代的“汉好歌曲”〈何日君再来〉．录入磁带传进内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头

------  脑比较僵一点的人猛烈申斥自不必说，音乐界许多人士则因为一些流行歌手缺乏专

        业训练骤然大红大紫而撇嘴不止。

黄     

            1979年、1980年，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雨点般地砸向流行歌曲。

 金    

            请看一看当时报刊的言论和文章摘要：

  书   

            “解放前我在上海生活过几年，那时什么歌曲都有，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舞场歌

   屋   曲和电影插曲。有周漩、白光那一套，日本人来了有李香兰那一套，等等……这些

        歌曲大部分流行于舞场。但在音乐舞台上，在广播电影插曲中，作为我们社会主义

        国家的文艺团体居然也向那种音乐靠拢，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听说像香港某歌星的

------  唱法现在也有人党得不过痛了，还嫌不够刺激……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些人的心理

        状态……生搬硬套地把反映那个社会的思想感情的歌曲搬到我们这个社会中来，显

黄      然是尔恰当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

       

 金         “不少同志忧虑的正是相当一部分矫柔造作、娇声娇气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传

        播……有少部分青年人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

  书    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

       

   屋       “流行歌曲从总体上来说，大多是反映那个社会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

       

            “不管什么风格，也不看什么内容，都要用电子乐器来凑热闹。

------ 

            这不是对音乐作品的正确态度。”（以上见《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2月

黄      号）。

       

 金         《人民音乐》1980年8月号的一篇文章还猛烈批评一些歌手和乐队“把原来可

        能是真实的感情夸张到了做作、虚伪的程度，在内容上故作呻吟、一唱三叹，在旋

  书    律上滥用装饰音和不合词意不顾语言规律的跳跃；在演唱时又特别突出气声、假

        声、不合情理的变换和夸大共呜；在伴奏上，又常听到一些古怪的配器手法和音

   屋   型，以及滑、颤、摇等手法的滥用等等。

       

            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在流行歌曲的激烈争论中发表了一篇历史小说，主要

------  内容是，孔子斥“郑声淫”。郑声即郑国的音乐。

       

黄          “郑声淫”，即郑国音乐多是歌咏爱情的。最后郑国亡了。小说把郑国灭亡原

        因算到了爱情音乐头上，结论：“靡靡之音”就是“亡国之音”。

 金    

            （北京晚报）出来说话。该报1980年7月28日发表刘孟洪的文章说：被说成

  书    是汉好歌曲受到指责的30年代歌曲《何日君再来），实际上是进步电影〈孤岛天

        堂）的插曲，是抗日青年上前线的惜别歌曲。

   屋  

            （何日君再来）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这就引发了一阵音乐考证热。

       

------      （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9月号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何日君再来）进行研究。

        其中，体现编辑部观点的南咏的长文（还历史本来面目）说：《何日君再来》不是

黄      汉奸歌曲，但它是一首富有商业气息的调情的“黄色歌曲”。

       

 金         上海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在唱《向台湾亲人问侯〉和《窗前的灯光）这两首歌

        时，运用了流行歌曲滑音、装饰音的唱法，以增强感染力。但她遭到了很大非议。

  书   

            有人说这两首歌是“黄色”的，说她想当港台那样的歌星，走上了“歧

   屋   途”’。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朱逢博在《文汇增刊》1980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如

------  果说这些诬蔑攻击和艺术还算沾点边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流言蜚语就是纯粹的人身

        攻击了。我还没有结婚就替我生了各种各样的孩子。如今我40几岁了，仍给我编造

黄      着一出又一出离奇的‘艳史’。今年，居然又为我掀起了一场‘贩卖录音机被捕’

        的轩然大波。更令人气愤的是把这种诽谤提供给香港报纸，不仅是想抵毁我的声

 金     誉，还想毁灭我的艺术前途。”

       

  书        她痛心他说：“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年轻一代人，学习条件、经济条件和物质

        条件比我更差……他们大多数人正在困难的环境里生活，有的还没等长成一棵草开

   屋   出一朵花就已经夭折了，有的刚冒出一点芽就给恶风吹倒了。我的一个学生就是给

        吓得改了行北京的歌唱家李谷一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      她演唱的〈乡恋〉．受到了青年人的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了极为猛烈的攻击。

        《乡恋〉表现了汉代出嫁塞外的美女工昭君对长江故乡的思念。这菌抒情歌曲的温

黄      柔款款使它担负了更大的罪名。

       

 金         有报纸说这首歌是“黄色歌曲”．“格调低下“，“毫无价值”。李谷一也从

        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

  书    君”，有些文章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

        年的罪人”。

   屋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乡恋〉悄悄地从电视广播中消失了。

       

------      李谷一还面临更致命的打击。

       

黄          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向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表示了意见：李谷一的演唱风

        格应该给予注意和引导。

 金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也打电话给中央乐团说：李谷一这样下去很糟糕。

  书   

            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则更进一步，托人捎来一份“最后通碟”。

   屋  

            “如果再这样下去，乐团的土壤就不适合她存在了，她应该去找适合她发展的

        土壤。”

------ 

            但是，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一千多封支持信。一封信说：

黄     

            “他们说你是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的奇迹，那无数

 金     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污蔑的最有力的否定！歌唱演员李谷一变成了全

        国新闻人物。

  书   

            1980年夏天李谷一去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

   屋   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歌声响起来了，观众全体起立，合着拍

        节热情鼓掌，舞台上下情感相通。

       

------      终于，思想解放的潮流占了上风。（乡恋）在电视、广播中又重新出现了。

       

黄          流行歌曲渐渐地为中老年人接受了，并且日益红火地在中国发展起来，蔚为大

        观。

 金    

            今天的中国，在大力发展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同时，正在成长为流行歌曲大

  书    国。

……………………

甘肃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第四代人的精神－－现代中国人的就世情怀          宋强  乔边  才旺瑙乳  夏吉林  刘辉  著

“潘晓讨论始末”－－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人物背景

潘祎：男，江苏宜兴人，1959年10月4日出生于北京，近视加散光，略有谢顶。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经济学院，专业为计算机程序设计。曾服毒自杀，蹲过监狱，搞过图书出版策划，现为一家外资公司总裁助理。1980年5月他和黄晓菊的来信被编辑化名“潘晓”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引发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人生观大讨论。

黄晓菊：女，1955年生，参加大讨论时为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工人。后来相继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在云南贩过服装，现在仍做服装生意，在北京的两个大商城里拥有自己的两个摊位。

《中国青年》编者的话

（略）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略）

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

（略）

潘晓同志的来信

（略）（以上文章均选自《中国青年》1980年第4期）胡说！

潘晓今何在？

（略）（摘自1997年4月4日《南方周末》，原作者叶德英，本文略有删改）

……………………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看了第五期和第六期《中国青年》后，对潘晓同志信中提出的问题和人生意义的讨论十分关心。六月十八日下午，乔木同志亲自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详细了解讨论的情况。乔木同志说：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 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的答案。 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

潘晓提出的问题使当前很多青年的共同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 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 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得要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

我们的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已经走向上风。七六年到八零年的编年史说明，历史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领导这个潮流的人并不是孤单的少数人，他们同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 虽然前进的道路上障碍还不少，但是要战胜这个前进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要这个前进的队伍放下他们手中的火炬是不可能的。 现在各个岗位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不少基层单位还有坏人坏事，但也有打击这些坏人坏事的积极分子，好的共产党员和好的领导人。好人好事并不象一些青年同志所感觉的那样老是占劣势，相反，光明总是在斗争中不断增长，当然也永远不会有百分之百光明的极乐世界。 这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幅人类前进历史的图画。 人生的道路是复杂和曲折的，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黯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力叫他们非接着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 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 这里最需要的使年长的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潘晓同志的来信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

我万没有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第五期《中国青年》发表之后，孤寂，苦闷和绝望中的我，一下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 面对这从未经过的场面，我简直找不出合适的词句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

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再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 是你们，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使我终于松开了紧绷的双唇，象孩子一样不顾一切地把久藏的泪水和心声向你们。也向社会抛了出来。 当然，它不是理智的结果，也不是预知的表明，更不是”价值论”的产物。 它所以引起共鸣，是因它赤裸裸的心脏的跳动。

……………………

武云溥 | 真诚和信仰被冲毁，人生窄路依然在走吗？

六根 | 2015-10-24 08:17

真诚和信仰被冲毁，人生窄路依然在走吗？

文 | 武云溥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刊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潘晓”。

这封充满迷茫和怀疑的信，随即引发了一场持续近半年、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

回顾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讨论，关志豪仍历历在目。当时，他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大讨论引发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而类似的争论，再也不会发生了。”关志豪说。

一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们心里崩塌了

1980年，是一个微妙的节点。

大变化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华国锋的辞职请求。

登上《中国青年》杂志封面的毛泽东。

一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们心里崩塌了；以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突然转向了——青年们有些发懵，黄晓菊和潘祎也在这个群体当中。那年，黄晓菊25岁，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一名女工，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发起病来就疼得不能走路。小伙子潘祎则是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的二年级学生，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性格孤僻乖张，甚至有些心理不健康”。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的采访联系在了一起。

这本杂志也刚从困顿中走来——创刊于1923年的《中国青年》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文革”期间被查禁，1978年9月复刊。复刊号的主题是“破除现代迷信”，为了这个主题，关志豪曾组织同事们深入农村调查，想要搞明白“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结果发现，有两个主要问题，导致青年们陷入迷茫：“一个是中央号召进行新的长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青年们的思想离这种观念有很大的距离。不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吗？怎么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关志豪说，“另一个问题是，青年们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动乱给他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曾经影响中国青年的《中国青年》杂志。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复刊号发表了由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写、经胡耀邦审阅的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提出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期杂志反响极大，发行270万份，甚至遭到党内保守力量的查禁，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导火索。

第二个问题怎么办呢？《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提出，既然青年中存在普遍的人生困惑，是不是可以就此开展一次讨论？这个建议得到了关志豪的赞同，两名编辑立刻行动起来，寻找具有典型性的青年代言人。

潘祎和黄晓菊进入了编辑的视线。“1980年4月7日午休后，辅导员到宿舍找我，让我去开会，说是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在潘祎的回忆中，那天，杂志社编辑马丽珍提出找他单独谈谈，因为据学校反映，潘祎“轻生厌世，一些想法在青年里具有普遍性”。

事实也的确如此。潘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自述，在学校里，他时常感到孤独和绝望，沉浸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熬日子。“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会有什么前景？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1979年4月31日，潘祎在学校操场上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幸被同学及时发现，送进医院抢救。悠悠醒转的潘祎对医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简爱》曾是“资产阶级黄色小说”。

黄晓菊的情况也不妙。她幼时患了小儿佝偻病，被母亲送回外祖父家抚养。中学时代遭校方批判，因为她喜欢看《简爱》和《红与黑》这样的外国小说，同学揭发她“看资产阶级黄色小说”。18岁时，由于严重的关节炎，黄晓菊免于下乡插队，被分配进残疾人工厂，在流水线上一呆就是八年。期间还经历了一次莫名其妙消失的初恋，精神更加消沉。1980年4月，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养病的黄晓菊，接受了《中国青年》编辑马笑冬的约稿。

“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

“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关志豪说，拿到两个青年倾吐心声的稿件后，编辑部决定，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修改后发表。文章的署名，从潘祎和黄晓菊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就叫“潘晓”。

刊载《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在这篇文章里，“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在工作中因正直遇到的阻碍、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文末，“潘晓”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正如“潘晓”所说，“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雪片般的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从5月27日开始，《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上千封来信，到6月9日，已经有两万多封信了。关志豪记得，邮局的人开始用的是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背在肩上的大邮袋。许多来信在参与“人生的意义”讨论的同时，还对《中国青年》发起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敬佩和感激。一些读者还给潘晓寄来了钱物。

“潘晓”来信发稿原件。

读者们说了些什么？“大部分读者的来信表示支持潘晓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打棍子。”关志豪说。1980年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读者国昌来信：

“十年浩劫，青年深受其害。他们有不幸的经历，有苦闷的心声；他们要诉说，要倾吐，要寻求人生道路的真谛。关心青年，帮助青年，就要让他们把心掏出来，让他们讲真话，发点牢骚也不要紧。要让青年们在一种民主的空气中无拘无束地交流思想，探讨问题，从中得到正确的结论。不让青年说真心话，说了一点带刺的话、‘出格’的话，就立即顶回去，或者不考虑青年的特点，大讲干巴巴的道理，那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

1980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又发表读者冯斌来信：“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对青年的影响以及对青年的偏见都很严重。非议、压抑、打击，甚至欺骗、愚弄、毒害，这些现象严重地阻碍着青年的健康成长，强烈地刺激着青年已被损伤的心灵，造成不少青年内心更加痛苦，悲观失望，有的走上了绝路。多年来，教育青年在思想上接受的是正面的东西，但实际接触到的却不完全是他们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潘晓”来信发稿稿签。

在发表“潘晓”的信之前，关志豪就预计，这封信中提出的观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将引发很大争论，但他没想到影响如此之大。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这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也迅速跟进，肯定了“人生观大讨论”的重要思想意义。

1980年6月，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批示，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6月18日下午，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1980年7月开始，《中国青年》扩大讨论版面，由原来每期8页扩大到20页，发表了许多讲述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经历的来稿。8月，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在杂志上刊出，直言：“如果说学习其他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那么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变了，世界也就变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更大胆的观点不断跳出，使得这场讨论再度升温。

1980年5月，关志豪在看稿。

关志豪说，虽然从一开始，编辑部就没有隐瞒过“潘晓”是两个人的事实，但很多人都想见到“潘晓”的真面目。于是，在征得潘袆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编辑部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8月20日，“潘晓”的专题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一时广为传播。

“潘”和“晓”的命运，被大讨论改变

然而，到了1980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指黄晓菊“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不久，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

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这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

1980年的黄晓菊。

关志豪记得，当年第12期《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的版面，而且宣布发完本期后，讨论就此结束。在持续8期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一百多位读者的稿件，约十七八万字；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飞速上升到398万。

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有关“潘晓”的大讨论，自此偃旗息鼓。不过，到了1984年1月，《中国青年》又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里，编辑部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潘”和“晓”的命运，也被这场大讨论所改变。1980年5月，潘祎被人带去北京安定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精神分裂”，学校勒令潘祎退学。“学校得知我参加了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潘祎在回忆录里写道。

退学后的潘祎一度四处流浪，住过火车站候车室，睡过立交桥。1983年，他被牵涉进一桩盗窃案，赶上“严打”，入狱三年半。出狱后，他做过很多工作，始终认为“人生观大讨论”是自己的一场灾难：“它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资格，生活权利被剥夺了。1980年，当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却被驱出校门，颠沛流离。”

2015年第四期《中国青年》杂志。

一夜成名之后，黄晓菊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在“潘晓”声名最盛之时，每天都有人在工厂门口求见，要和她探讨人生，许多大学也请她去做报告。她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后又离婚。《中国青年》杂志把她调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后来她又跳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做图书资料员。1988年，黄晓菊只身闯荡海南，当过记者，做过女佣，1993年回到北京做服装生意至今。“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走下去。”黄晓菊觉得，现在她脚下的路，已经宽多了。

关志豪还在为当年的许多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而可惜，“人生观大讨论”休止后，六万多封读者来信都被焚毁。“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关志豪认为，如果那场讨论能继续深入下去的话，“关于青年思想的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

重温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原文：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用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理堵塞得象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在我脖子上套着绳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但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1980年4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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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2000.5.18-5.24 第8版 新闻周刊•名人轶事

【导语】20年前，《中国青年》发起一场长达10个月的人生观大讨论，时“潘晓”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此后20年，“潘晓”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今天，“潘晓”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此处有一张照片，是去年中国经营报茅硕为我拍的，下注：“因黄晓菊不肯出镜，只有请潘祎代表“潘晓”。”）

“潘晓”：20年前困惑人生 20年后指点人生

□张孝军/文•图

20年前那封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署名取其中代表人物潘祎和黄晓菊构成“潘晓”。

潘祎：不管人生的路宽与窄，毕竟活着，这是一个基本命题

回顾这20年的人生历程，潘祎的最大感受是：“这20年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使我作为一个不能正常生活的人体会到了不正常生活所带来的辛酸和乐趣，这是其他人体会不到的。”

我曾经死过

潘祎是1959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7岁。父亲被迫离开北京去干校，母亲也迁往青海，他留在北京，寄养在姨妈家。由于无法承受姨妈的歧视和冷漠，上中学时他便离开姨妈家，住到学校去了。童年的这段痛苦经历直接影响到他最初的思想。1978年，潘祎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1979年5月31日，潘祎突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于是服了毒。他被送往医院。抢救过来后，他竟然抛给医生这样一句话：“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潘祎的思想状况引起了校方的关注，《中国青年》的编辑到学校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时，校团委安排潘祎与《中国青年》编辑谈了4小时。不久，《中国青年》编辑把一份署名“潘晓”的文章拿给他看，文中的一部分就是那天下午的谈话内容，再加上黄晓菊的来信。

这篇文章使潘祎“一夜成名”，也为其后的人生埋下一个伏笔。

没有监狱的生活只能说活了一半

在人生观的大讨论后，潘祎变得更加孤独，与学校及许多人格格不入。1962年，学校劝他“自动退学”，而他又与父母闹僵，父母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潘祎成了一个无处栖身的“流浪者”。今天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一宿，明天在立交桥底下猫一夜。两年多的城市流浪乞讨生活让他感到路“越走越窄”。为了生计，他看大门，刷瓶子，以微薄的收入来糊口安身。

1983年6月，潘祎谋得了一份装卸工的工作。一天，他和司机拿了货场的一块价值800元的锡锭，以盗窃罪被判刑3年零6个月。

潘祎说：“对我个人而言，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是活了一半。监狱里可以说是生活的最底线了。在这里确定了我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人生原则。”

1987年出狱后，潘祎开始在一些杂志社做些编务工作，并与媒体、出版社打起了交道。多年的坎坷人生经历和善于思索的头脑终于使他的才华显露出来。潘祎不停地更换工作，先后当过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部主任、人民日报《大地》月刊发行人、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发行部主任，参与编辑了《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等。

几年来，潘祎在不下20家企事业单位工作过，他依然有挫折和困惑，这是选择太多的困惑，而20年前是无从选择的困惑。潘祎说：“这是进步的一个明显标志。”

老潘在网上指点人生

潘祎自称是“五无”人员：没有职业，没有房子，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地址，没有医疗保险。但他的心态少了浮躁，而更多了平和和彻悟。潘祎在中华英才网上开设了“老潘信箱”，在网上对那些有人生困惑的网友解答求职中遇到的问题。20年前，潘祎困惑于人生；20年后，潘祎指点人生。

潘祎讲述了今年3月28日发生的一件事。一个网友在网上对潘祎说，他想自杀－这已是第二次。潘祎立即与这个网友相约，亲自跑去做这个网友的思想工作，这个网友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潘祎说：“有人说，老潘何必这样认真呢？我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这样想，我感觉人还是要有责任的。我不能随波逐流，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

潘祎现在给电台、电视台做策划，给报纸开专栏，同时还主持一个电脑杂志的栏目。潘祎说：“以前我曾说除了离婚和长期的病痛之外，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但现在不行了，1997年犯心脏病差一点死去，腰疼得有一段时间走不了路，再加上透支体力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造成的，我真怕承受不住。”

1998年12月25日，潘祎向首都经贸大学（原北京经济学院）递交《申请书》，请求恢复学籍。但到现在未有任何明确的结果。

潘祎感动了，那女孩子接受他的过去

颠簸流离的生活影响了潘祎的婚姻，有不少女孩子听说了他的经历后，转身离去了。但潘祎坚持一点：“拒绝接受我的过去，那就别谈未来了。”

有一天，一个小他10岁的女孩走进了他的生活。见面的第一天，潘祎说：“想了解我，你去北京图书馆查一查，然后咱们再谈。”这个女孩查了资料后告诉潘祎：“我知道怎么一回事了。”“那我们还谈吗？”“我再来找你不就表明了我的意思了吗？”

这时，潘祎感动了。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他们现在有一个3岁半的儿子。

潘祎告诉笔者，家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栖息之地。每当看到儿子的笑脸，他在外面的种种不快和困惑全都烟消云散了－这一刻，他最幸福。

在回顾自己20年的人生之路时，潘祎说：“虽然我经历的很多，结识的人众多，但我感觉自己在观念和行为上与人格格不入，是一个局外人。如果我将来寿终正寝，要立一个碑的话，上面就刻3个字“局外人”。20年前讨论人生之路的宽与窄，无论宽与窄，毕竟我们选择了活着，而不是死，那就得走，这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黄晓菊：我现在是站在泥里看人生

黄晓菊是1955年出生的。参加人生观大讨论时，她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工人。黄晓菊和潘祎原本不认识，是《中国青年》杂志社把他们拉到一块的。与潘祎相比，她前期的生活是比较顺利的。

在《中国青年》的帮助下，黄晓菊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又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当报刊管理员。1990年，因种种原因，黄晓菊被解聘了。在这之后不久，她离了婚，只身带着儿子生活。

这个时候对黄晓菊而言，真的是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在经济压力下，她因此而顿悟：生存尚且困难，又何谈理想、主义。

■    “女佣”生涯影响一生

于是，34岁的黄晓菊伴随着南下的大军，只身闯海南。

她进了一家报社，成了广告业务员，但她几乎没有拉到一个广告。这次她没有抱怨，她又一次认识到，自身的那种酸腐气与自命不凡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碍事。她于是再闯深圳，可是那里也只有女佣的活在等着她。“当女佣？我就是这么一块料？”她的心颤动了一下，但海南失败的教训提醒了她，它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就当是出国打工吧。”在日本老板的家里，她双膝跪地整整洗了两天，终于将整个家里擦得一尘不染。没有谁逼她，她觉得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死心塌地的一件苦差使。

在那位日本老板家中的另一段经历，一直影响到她现在。日本老板的太太原本是韩国女工，她得悉黄晓菊的境遇后表示了同情。她从丈夫那里要来了粘纸盒的活，粘一个3分钱。没等黄晓菊同意，她自己就先做了起来。黄晓菊被震动了“日本老板的夫人用行动告诉她，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再后来，他们将这些活揽下来，转包给深圳的其他打工者，粘一个纸盒给2分钱。黄晓菊说，她日后做服装生意的经营意识最初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

令黄晓菊终生遗憾的是，那位日本老板两年后被免了职，日本老板的夫人希望黄晓菊和他们一起离厂，以给厂方一些压力。出于生计考虑，黄晓菊没有那样做，而是留了下来。她估计那位日本老板的太太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

黄晓菊一直希望等她做服装生意攒够了钱能够拍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反映她的坎坷经历和这段复杂的情感故事，再办一本杂志专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

■    20年后理想更现实

后来，黄晓菊又闯进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期贸公司“经济人培训班”。然而考试那天，她却突然发表了1分钟告别演说：“我是多么希望能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经纪人，可是，与在座的相比，我毕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轻10岁，我一定不放过你们。”在场的老师、同学们顿时鼓起掌来。她说罢扬长而去，泪水洒了一路。

稍后，当她戴上耳机，手拿话筒，成为深圳电台“月亮湾”节目的客串主持人时，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当年参加大讨论时的感觉。但当许多读者倾诉苦闷的热线电话不断向她宣泄而来的时候，她又再度惶惑了：她自己都没有考虑清楚的事实怎么能那来去回答别人呢？

她重新又回到需要踏踏实实苦干的行业中来。

1994年，她回到北京，加入到半日服装公司。这以后，她跑销售、搞设计、采购布料，什么都干。除了在南礼士路外，她还在北京的百盛购物中心牢牢地占据了一个销售点，两个地区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近200万元。七二届初中毕业，后来又通过北京职工业余大学中文系学习的黄晓菊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还不高，但她终于彻底明白了：人生的路就是在本没有路的地方踩倒一片荆棘，踩路的过程就是体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她已经顾不得计较自己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而只顾一个劲地朝前走。

直到如今，黄晓菊仍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只不过现在的理想和20年前相比要切合实际得多。她说：“20年前我是浮在云上看人生，现在我是脚踏实地看人生。”

离婚后，黄晓菊独自支撑者一个家，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进货、发货、安排店铺。现在做为一个初三孩子的母亲、一个5家店铺的老板，黄晓菊很少想起那场大讨论。她说：“因为你必须回到现在，做自己一回。”“”

“只有实实在在的奋斗才是人生。”在纪念人生观大讨论20周年之际，黄晓菊用这句话总结了自己过去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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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精神画像

——品评《八二届毕业生》

李学武

他们是“一生而立两世”的一代，经历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环境。一世是迷乱与缺失，曾以青春挥舞着一面信仰的大旗奔跑，最终却发现，另有一只挥旗的手是愚昧和轻信；好在磨难给他们阅历、求知的欲望和能力。当历史的机遇到来时，他们注定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没有能力选择历史，却被历史选择，做一代人骨中的钙，汗中的盐，没有后退的理由。他们不认识命运，却为它日夜工作。他们是67.6万人，共同拥有一个名字：82届毕业生。

1977年，十年动乱刚去，国运衰微。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毅然决定恢复停止已久的高考制度，并在“政治审查”这一关口上废止“唯成分论”。一个国家和几十万青年的命运就此改写。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参加高考，“计划经济”已久，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这么多纸张来印考卷，还是邓小平，决定抽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78年夏天，又有590万考生出现在考场上。当时录取比例是29：1，入学者最大30多岁，有着“青年与中年，双重的肩”，最小者十几岁，仍在“少不更事的年月”。1982年夏天，两届学生同时毕业。

1982-2002，20年，82届的人生轨迹也是中国20年的轨迹。他们曾以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的那段话自比：“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亦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们啊，你们也许永远不可理解我们”；而现在，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科研处长陈昕所言：无论在政府还是科研机构，82界已经构成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2003年，一本名叫《82届毕业生》的书面世，却不是功劳簿或纪念碑，而是对这一群体（Cohort）的精神画像；研究他们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绝佳样本。

全书分为六部分：“面孔”，以访谈的方式勾勒学者陈平原、朱孝远，艺术家张丽达、张小夫、迪丽娜尔，作家陈建功，政界商界精英徐瑞、陈晓光等人的人生速写；“例外”，讲述两个未能毕业的“82届人”，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刘军和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78级学生潘祎的无奈；“记忆“，82届人的自述、回忆；“纪录“，对“第五代“影人等82届群体的扫描；“之后”，82届人的孩子及教育；另有“插页”，收入《招生处处长讲述1977年高考的故事》、《清华大学一九七七级“世纪宣言”》等文章。选编者尽量弃决自己的“呱噪”，而只让82届人的声音回响。

在社会学领域中，“群体（Cohort）”指的是“在1~1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共同的大的生活事件（Significant Life Event）的人们（Glenn Norval）”。在进行群体展示时，本书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共同的生活事件和社会轨迹，也没有单单挑出82届人中的“成功样本”，对“差异性”的考察是它的特色。如“面孔”一部分，既有知名人士，亦有“瑞叔”这样的人，53岁，拥有的只是平淡普通的生活，过早到来的疾病和尊敬，生活对于他来说不过是等待。“例外”中记载的“公案”更让人感慨。刘军，当年的毕业论文《试论贾宝玉形象的时间性》因运用了西方人文科学，尤其是皮亚杰心理学的部分理论而被判为“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论文写作“，不能通过；反抗的结果是不能毕业。他的人生之路就此扭转，2002年，其他人忙于以种种成果”纪念这20年“时，他却“为一份但求温饱的工作四处奔波”。他郑重要求教育部组织专家重新评定论文，但可能到来的任何补偿，也无法让他的20年青春流转。

在本书序言中，徐友渔先生这样写到：“这一代人必定会在岁月中消逝，但'82届人'这个概念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来。也许，这些人中会有若干仁人志士，成为民族的脊梁，使这个概念较为正面和光辉。”这本书充当的是相机的职责，不管伟大平凡，努力为“82届”在历史的镜像上留下一张反转片。

（《82届毕业生》，拉家渡主编，广州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定价: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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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凄怨中站起来

明益：

中国青年杂志社王林先生转来了刊有你给张老师的信和有关讨论文章的刊物，命我以曾经喋喋而后默默的“过来人”身份诌以些许。我不敢违命，想来想去，这种讨论是中青杂志社的看家本领，且以给提供青年们说话的机会而不去寻求标准统一的结论著称。同时，“每一块墓碑下面都埋藏着一部完整的历史”。各自的生活经历迥异，窃记不可言语造次，妄论是非，只想一个长兄那样和你谈点体会，也算是重在参与吧。

读了你的信，我又想起大学时代“人生观讨论”前后那段时期。那时我也曾感慨过世风日下，命蹇时乖，曾有过那样多的抱怨、愤懑、惶惑与不平。标准变异，心态变异，方式变异，人物变异，否定的速度成为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尺，蔚为壮观的桀傲不驯衍生了虚荣、自私、伪善、悭吝、功利无信、易受暗示、小家子气、缺乏责任感的时代精神，誓死捍卫本已丧失的尊严以及原本未必适用的理想、信念和原则，踌躇满志地面对将各自行为合理化的倾向，一往情深地将亲朋掷下光彩耀目的火坑。存在只是为了人格的彻底的崩溃作准备。崇尚相对，迷恋虚无，醉意朦胧之中要去应付一个危险而清醒的世界。人情荒漠物欲横流的代价之一是人的尊严，选择的方式未必强于方式的选择，进而放肆地赞美伟大的阴阳倒置也未必会取代迷惘的礼尚往来与石破天惊。烟雾氤氲中瞥见生命也能象微分那样无限分割，也有个什么极限使之趋向黑暗遥渺的无穷。纷扰不宁的意志与心满意足的状态仅为鼓骚镇定摧枯拉朽的幻象。浑然不晓地为自己美丽多彩的梦境与前程挖掘了令人贻笑大方的墓穴，肩负忧伤心溢缺憾向着自己璀璨的墓地充满温馨与豪情地奔去。“生活真残酷，我们要勇敢地忍受生活的诽谤。”从心理学角度这种压抑与焦虑会使生活变得不顺利因而洋溢艰险。这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辍学、流浪、入狱，先后以看大门、扛二百多斤重的麻袋、刷瓶子、搬砖和泥为生，在都市里追求着每日六分钱的生活水平，寒夜里要在火车站候车室乃至立交桥下坐着苦等天明。大学时我曾因悲观厌世而自戕，之后却不断地遇上各种客观的生存危机。我所以能残喘至今，大概是理想主义的缘故。

说到理想主义，这大概是你，也是我“不停地奋斗”的重要原因。应该说你和我有一点是相同的，也是以为这一点使你我能假本刊得以沟通。那就是都曾经成为中国青年杂志讨论的话题，成为青年瞩目的对象。由于舆论的作用，转瞬间成为关注的焦点，心理压力剧增，期望值徒然浮生，取得不切实际的价值判断，当这种转瞬而来的热烈与繁荣转瞬而去后，留下来的却是激动人心的回忆与难以平抑的热情，继续不停地奋斗，以期能再现往日辉煌，再度领略大家围观的风光（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你和我不停奋斗的唯一动力与回报）。本非安常处顺之人（否则不会被杂志社相中去引发议论），更要抖擞人才扑朔功名了。事实上，舆论所注重的是人物与事件的典型性、广泛性和即时性，作为刊社，力图以焦点话题吸引读者，因而渴求捕捉或制造新闻。一旦新闻不新，则社会自然予以忘却，这就要求新闻人物不得形成阿德勒提出的专横跋扈、自吹自欺、傲慢贬人的“优越情结”而应有一个清醒的自我地位判断与取向。

潘晓之中的另一位，黄晓菊，也有与你相似的经历。93年本刊曾经报道过她的生活，离婚、被解职、闯海南、拉广告、赴深圳给日本人跪着擦地板，至今仍为时装推销员，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异，常有昨日黄花的失落感，在经纪人培训班上悲壮地扬长而去，身后留下了与时代渐长的距离。80年帮助搞人生观讨论并撰文述作的我国人才学发起者之一近来与我谈起当年时也有改革的呐喊者并非改革的受益者之类的命题的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里人杀出围城的难度也不比农村人小多少，而且曾经杀出来的人也有随时可能被重新围将进去打入冷宫。这些“遥想公瑾当年”如今“却道天凉好个秋”，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不停奋斗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对于日渐稀缺的理想主义者而言，生存与奋斗在活着的意义上几乎是等值的，换句话说，奋斗基本囊括了我们的所有。象你一样，我不管是在流浪、在狱中、在街头。还是在现在单位，都不得地读书，涉及了很多领域，哲学、经济、法律、历史、宗教、军事、心理、音乐、体育、政治、文学……这已经成为惯性所驱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生存需要。尽管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并非学术研究，但读书本身即为目的以及其中的乐趣与我相伴久远。同时，我也在新闻、出版、公关、广告、书刊发行、机械加工、房地产、软件营销、人事、管理这些非我专业的领域一试身手，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奋斗，渐渐地在行为上把自己与周围协调起来，让自己更能适应社会的变化，精神追求高远与肉体囿于樊笼并存古已有之，至今亦然，这既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机缘。

其次，关于成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概念。由于经历、环境、素质、性格等各种因素及其在人格整合过程中份额的不同，成功的标准、影响及范围可以大相径庭。家庭贫寒却恩爱如初的老夫妻算成功吗？腰缠万贯颐指气使苟苟且且算成功吗？名利兼就众叛亲离形单影只算成功吗？一往无前执着于将军梦而总与机会失之交臂的士兵算成功吗？以我来说，参与了《走向未来》、《二十世纪文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辞典》、《中国一百人》等译著的编辑出版，先后获得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公关协会、中国科学院的身份，至今为一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兼广告公司副总经理，可我面对摆摊贩菜自得其乐的业主们、校园里举步维坚的莘莘学子们、酒馆里豪情万丈猜拳行令海阔天空针砭时弊的民工们等等都时常有一种自愧弗如之感。我不以为我有什么成功。比起80年，我除依然保持了激情和活力外，多了一些沉稳及对外界的胆识。如今个性强，进取心事业心亦然。起伏跌宕，有业绩，更多失败，可宁愿失败也不愿无所作为。结识众多，但常常在观念与行为上与众格格不入。轻视名利，可非耻于言利之人。富于想象力、主动性与创造性。勇于自检自剖自我否定，敢于正视外部与自身的缺陷与过错。爱好广泛，不修边幅。喜爱并善于面对复杂、混乱而艰难的局面。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漠视权威与成规，尊重个人的情、理、责、权、利，重过程轻结果，以为个人体验比规范来得切实而有效。懂得不可过分地向生活透支，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行为向自己的良心负责。我不去尝试做老板，而注重正直坚毅坦荡真诚。毕竟，惶惑的生渗透了生的惶惑－－我依然，哪怕它洪水滔天！

再次，成功可以分解开来成为若干片面性、阶段性的子目标，并寻求适当的途径接近。你所学“屠龙之技”不过一些谋生手段，可这些对你处境的改观并不能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其中，主要在于自我定位。如果目标高远但不切实际，自然会产生动机与效果、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旷日持久则会产生手段向目的的异化（象讨论中某些文章的观点）和由于挫折积淀下来的失望与沉重及“昊大何不仁”的感慨。实际上，失败算不了什么，从失败中挺起身来，掸调灰尘轻装上路，从以往中汲取教训，及时总结不断进取，寻求积极的变化与自然而合理的行为方式，避免重蹈覆辙，以认真做事踏实做人的原则为前提，学会制造、捕捉和利用各种机会，这虽然老生常谈，却不啻合理的处事态度。同时，当前的青年中许多人功利性很强，目光短浅，自我恶性膨胀。利己主义泛滥，这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在观念的动荡与浩劫后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从建构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上看，却对观念与行为有偏颇与狭隘的影响，就功过是非荣辱毁誉而言，呈现出利欲熏心酒色迷离无法无天唯此唯大的局面。如此这般，我们在确定成功的标准以及接近成功的行经时，难免会因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一叶障目辨不清路途与方向。

还有，如何看待奋斗与成功的关系，这也是个悠久的话题。奋斗是为成功？奋斗就一定成功？奋斗至今没有成功原因何在？我倒倾向于，奋斗的快乐就在于奋斗本身而非其结果，如果目的性太强，奋斗就会成为一场赌博，即使成功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倘若失败或不成功则怨天尤人凄凄惨惨戚戚。巴尔扎克完成了《人间喜剧》这部巨著之后，功成名就，面对镜子中的自己，哀叹道只平添了一头白发，这倒给那些不遗余力外倾型成功之人做了光辉的注脚。我国古时，那个在城墙上俯瞰众生忙碌脱口而出其目的在于名利的皇天太子，那则“荒冢一堆草没了”的写照，也都为名利场描绘了黯淡的底色。至于未成功的原因，这可能是个系统问题，也就是说，需要从多方面寻找症结所在，这在前面已大略讨论，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是，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是保持自信与进取的根本动力。而这些，大概要求我们面对纷繁世界时常幽他一默。花自飘零水自流，“辽阔的宇宙，宏伟的人生”，青青芳草，迎风起舞，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凌浩渺之万顷，叹吾生之须臾。

沉浮递嬗中也许几分调侃，常常陷于冬天热夏天凉，猪八戒笔下的莎士比亚为何如此婀娜多姿，林黛玉会不会对米老鼠一见钟情，欧洲的国花无疑是猪尾巴，凯撒大帝怎么描绘的菲利普斯曲线之类的迷宫中不可自拔。最后，只得以那位该死的英国大法官的话－－“如果我们的理论与事实不符，那么一定是我们的理论错了”来使这场大汗淋漓的冥想告一段落。假若我们能对结果与回报处之泰然，保持良好的应激反应能力，不断调节自己以试图减少生活中的挫折感，也许会有较好些的心理卫生状况。

幸运的是，你碰到了张老师，她给了你十几年的关怀，目睹了你的坎坷与困惑；对我，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那场讨论的组织者之一马丽珍也十六年如一日一直关注着我，与我成为忘年之交，看到了我的变化与自强不息，在我落难之时，在我得意之际，在一些报刊以我败落为题借机发难之时，都呈现了成熟磊落、刚直不阿的品质与风格。这些都超过了她们的职业范围，于此，我们一起向她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都渴望拥有一片净土、一抹天霞、一个朴实而丰富的空间。一种绚丽而清纯的生活，渴望与人一同赏慕珠滴的晶莹，共同描绘发人深思的未来，共同挽起激动人心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开始的结束，也是结束的开始，将是刻骨铭心的怀念与憧憬，将是独有却令人振爽的掘进远足，将是充满智慧与情感的深刻与悠远。

被要求补写如下

80年那场引发讨论的文章，题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反映出当时我们的困惑、迷惘与躁动。现在回头看去，会怎样说呢？路是“越走越窄”，还是“米字形”－－多歧路今安在？我以为，改革开放以后，对于每个中国人，自我实现、自我成就、自我奋斗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尽管许多方面仍不如人意，可每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宽松了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以及对自己的设计与定位谋求最佳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就业、成才、致富、崛起等方面的机遇层出不穷（当然，作为其对应物，失业、失意、破产、败落等机遇亦然），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敏锐觉察充分把握合理利用之。一方面，对于奋斗者而言，桃李不言下自成溪，不可急求事功一蹴而就，不断的积累和创造必然会有所成效。与其悲天悯人停车坐爱自怨自艾，不如脚踏实地着重自我素质的发掘与培养。另一方面，则需要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善于从实证和经验两个方面对自己每走过的各阶段做出判断，并得到有效的反馈以及时调整行为目标，使之变成清晰可辨而又简单易行的步骤。这之中，反思、借鉴、类比、观摩，勇于实践勇于失败，似应成为必要的内容。经过“越走越窄”，如今，我能泰然面对各种事态与结果，而不再去讨论人生路的宽窄有无。不知这是没落、成长抑或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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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子共话人生观: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

本报讯（玉胜 记者占坤）20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引起全国范围内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观大讨论。20年过去了，国家发生了巨变，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也有很大转变，然而至今仍有许多人对人生的意义苦苦思考。

日前，《中国青年》杂志社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大、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等社会道德伦理、心理、哲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及部分高校学生，在京召开新时期人生观研讨会。

会上，大家对20年来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及当今人们对人生观的认识和看法，进行了热烈讨论。河北远方集团公司总经理刘远方是当年参加“潘晓讨论”的热血青年。他根据自己的人生拼搏经历，交出一份人生观答卷：“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这一观点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

北京师大原党委书记周之良教授认为：现在青年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羞于谈个人。关心自己，发展自己，成为多元化价值取向的突出表现。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王锐生教授表示：人生观离不开历史观。马克思反对把个人和社会抽象地对立起来，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大量个人为前提，只有共同体之外的人，路才会越走越窄。

与会者一致认为刘远方的追求和探索代表了一部分中青年的奋斗人生观，也给了人们一个很好的启迪，人生的路越走越宽了。

                            《中国青年报》200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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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交谈》张志林/吴重庆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重温潘晓事件：十八年后的复信/陈晓平

七十年代后半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两件大事－－“四人帮”垮台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我国带入一个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开始发生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开始对过去长期所谓的“革命人生观”或“价值观”加以批判性的反思。刚刚跨入八十年代，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便在青年人中间甚至在全国人民中不期而遇地展开了。

引起这场讨论的是发表在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一篇写给全国青年的信，即《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署名为“潘晓”。此文再次向人们提出那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生的目的是利己还是利他？这封信的公开发表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显示处当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开始宽松，人们可以发表与官方正统观念不同的观点。“一石激起千曾浪”，此信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其后短短二十天内，《中国青年》编辑部竟收到参加讨论的稿件超过一万份，创下该杂志社的历史纪录。随后该杂志每期都刊登一组讨论文章，直到1980年结束；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对潘晓的观点表示共鸣、理解或同情，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一定的异议或批评。

当时笔者正在西藏工作，看了潘晓的信后颇为感慨。笔者也曾怀有利他主义的道德理想，而且树立这种理想的过程几乎与潘晓是一样的。正是由于这种道德理想，笔者大学毕业后自愿报名去西藏，因此，潘晓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相似面临的问题。我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参加讨论，不过，终因自觉观点不够成熟而未寄出。我之所以想加入讨论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绝大多数参加讨论的文章都不如潘晓本人的信更深刻、更有份量。潘晓的信言简意赅，情真意切，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即使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现在我已过不惑之年，并且是一位大学哲学教师，当我重读潘晓的这封信时，似乎觉得有义务来完成十八年前没有完成的那篇讨论文章。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把潘晓的信完整地介绍给读者，特别是介绍给那些从未听说过那场人生观讨论的年轻读者。我本想只摘录其中部分内容，但又觉得还是把全文呈现给读者更好，我相信读者在通读此信之后不会觉得浪费时间。

现将潘晓的信全文抄录如下。

（略。）

我自认为与潘晓的心是相通的，于是，我试图给她以帮助，或者说，给我们大家以共勉，现回信如下。

潘晓同志：你好！

你在精神上之所以倍感痛苦，是因为你在道德上找不到归宿，处于进退两难、无所适从的境地。你先前树立的利他主义的道德理想虽然听起来很崇高，但是离现实社会太远，根本行不通；你现在认识到的利己主义－－用你的话说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似乎现实可行，但总觉得不那么崇高，不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首先我要说，你有这种痛苦已经说明你是一个道德水平较高的人，因为这种痛苦是讲道德的人才具有的。其次我要说，道德是有层次的，一个人必须学会在不同的道德层次之间灵活地过度和转换；当然，这种道德的过度和转换是有原则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

最低层次的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你在实际生活中所体悟到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正如你所说：“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法制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不过，对此我要补充两点。其一，要作到这点也并非容易的事情，因为要避免另一种情形发生：即主观为自己，客观害别人。其二，甚至在实际生活中主观为自己而客观害别人的情形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此有必要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害”别人是允许的，在什么情况下害别人是不允许的。举例来说，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下，用自己物美价廉的产品来击败竞争对手，这种“害人”是允许的；反之，通过行贿受贿或偷税漏税等手段破坏公平竞争原则从而击败对手，这种害人是不允许的。这些调节或缓和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规定就是法律，合理的法律规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契约。因此，你所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应当替换为更为准确的表述，即“主观为自己，客观遵法规”。一个人只要做到这点，他便达到击败的道德水准，因而已经不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

第二个层次的道德标准是：要自觉维护合理的社会法规。此规则要求人们不仅遵守合理的法规，而且要同违犯合理法规的现象作斗争。要斗争就会有牺牲，此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便凸显出来。因此，这条规则不仅要求人们在客观上是为公利他的，而且要求人们在主观动机上也是为公利他的。举例来说，你打算从事文学创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你要把你的艰辛的人生经历写出来，这可以说是主观为自己而客观为别人。现假定你的作品中涉及到某位大人物的恶劣行为，因此这位大人物要求你放弃这项写作，否则你将受到报复。这时，你便面临两种选择：其一，你出于主观为自己的动机而放弃这项写作，当然你这样做也算不上违法，因而并不违法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其二，你出于主观为社会的动机而坚持揭露这一大人物的恶劣行为，并因此遭受报复，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失。你这样做便达到了第二个层次的道德水平。显然，达到第二层次的道德水准来得崇高，更符合你的道德理想。此外，你要注意到，我这里所说的是要维护合理的社会法规。如果你身边的社会法规是不合理的，你不但不能遵守和维护，而且要设法推翻它，为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法规而斗争，这就要冒更大的个人风险，因而需要有更高程度的克己奉公的主观动机。

第三个层次的道德标准是要有超越感。具体地说，就是要明白，无论自己在遵守合理法规的前提下为个人利益而努力，还是为维护或建立合理的社会法规而斗争，都只不过是尽了一个人的自然本性或社会本性，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因此，既不要在前一种个人奋斗中感到自己渺小，也不要在后一种社会奋斗中感到自己伟大；既不要为达到目的而沾沾自喜，也不要为没有达到目的而灰心丧气。要知道，尽人之理或尽人之性，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的过程本身，而不是行为的结果。还要知道，自己尽人之理或尽人之性，正如一匹马在原野上奔跑是尽马之性，或一条鱼在水池中游动是尽鱼之性；在这个意义上，万物都是等价的，这就是中国道家哲学的“齐物论”观点，有了这个观点，人就有了超越感。

不过，问题马上来了：如果一个人达到了第三层次的道德水准，那么他是否就成为一个没有常人情感的人，既然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是一样的？对此，我的回答是：不！因为一个人达到第三层次的道德水准，并不意味着他把前两个层次的道德水准抛弃掉，而只是不把自己仅仅限于前两个道德水准：在平常情况下，他仍然应当在遵守合理法规的条件下十分努力地争取自己的个人价值，这些利益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当合理的社会法规受到侵害时，他应当为捍卫此法规而斗争，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当他在做这两种事情的时候，他有着明确的目标，因而他理所当然地会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感到欣喜或悲伤；第三层次的道德标准不是要取消他的这种情感而只是节制他的这种情感。此标准所要求的超越感正在于使他不至于陷入某种情感而不能自拔。由此可见，这三个不同层次的道德标准不是彼此排斥的，而是可以兼容的，即每一较高层次的标准包容较低层次的标准。因此当一个人达到第三层次的道德标准时，他能够恰当地在其他层次的道德标准之间进行过度或转换。如果一个人试图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便触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那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潘晓同志，在我看来，你之所以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痛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把前两个层次的道德标准对立起来，似乎一旦主观为了自己，就只好永远主观为自己，或者，一旦主观为他人就只能全心全意地为他人，一点都不能考虑自己，即所谓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过去甚至现在我国道德哲学长期灌输的结果，我本人也曾深受其害。另一就是你没有达到第三层次的道德水准，缺乏超越感。当然，这个超越感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是很难的，它需要一个人具备很高的悟性，用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有很高的觉解。你喜欢写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但你又时常为此感到苦恼，你担心自己写的东西未必能发表，即使发表也未必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你的这些苦恼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一个人从事写作当然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作品被发表是被社会承认的重要标志，因此，这种期望是道德的，它属于第一层次的道德范畴。其次，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社会发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你的社会责任感，因而更是道德的，它属于第二层次的道德范畴。第三，你没有但你应当这样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自己尽到努力便已获得道德上的成功，至于能否达到事业上的成功则另当别论。用中国旧时的话说，人有三种成功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中立功和立言除了自身之努力以外还需要自身的努力。因此，只要我们尽到了自己的努力，便可心安理得地自认为是成功者，至少是道德上的成功者。这种自足感也是一种超越感。

以上意见是我在长期的哲学研究和对实际生活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也是我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道德准则。在你那封信发表十八年之后我才把这些意见讲出来，单从时间上看确实迟了些，但从其理论内涵上看并不迟，因为你在信中提出的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谢谢你的信促使我思考了许多问题，以上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陈晓平

1998年10月

在此有必要提及另外一个人的观点，此人名叫赵林，他是那次人生观讨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赵林的文章发表在当年的《中国青年》第9期上，其题目是《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此文观点之鲜明，笔锋之泼辣，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为第二个讨论焦点。文中这样谈道：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常常把自私与为公对立起来，把利己与利人对立起来，两者之间水火不容。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直到现在仍然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其实这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往往还是一致的。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只要一提到人，必定首先指的是整体，然后才是个体。似乎个人首先是作为集体的一分子，然后才是作为个人存在。一般先于个别，水果先于苹果，这就是异化社会的逻辑程序。

“自私是一个广义的哲学概念，它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在动物那里表现为自保，在人身上则表现为自私。自私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康德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历史就是在恶中发展的。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以往的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活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十年浩劫中有个口号，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多么野蛮的口号，那时却被人们普遍接受了。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会改革，都是由于自我发现而引起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哪一个不是以个人自觉为前提？只有在充分认识和提高自身价值的前提下，社会才能进步。

“我写小说也是为了表现自己，发现个人的价值和普遍的人性，发泄内心的情绪，在外物身上打下自我的烙印。这种进取不是为了功利效果，而是为了满足自我扩张和表现的要求。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也相信在努力提高个人价值、充分表现自我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对整个社会有利的客观效果。……

“……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它就在你心中；你之所以彷徨、苦闷，是由于你没有发现它；一旦发现了它，所有累倦的感觉，出世的思想，绝望的念头都会消失。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接触到时代的‘有力的臂膀’，你就会看到自己正在‘搅动生活，影响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己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

我们看到，赵林在文章中强调两点：1•自私是动物的本能，个人是社会的基础，所以自我意识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观念；2•广义的自我是超功利的，与社会一致的。因此，发现、扩张、实现这种自我，是“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在笔者看来，赵林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利己与利他的统一，现实与崇高的统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潘晓的疑难。应当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在今天看来，赵林对潘晓疑难的解决还不够彻底，其不彻底在于，赵林虽然提到“广义的自私”和“狭义的自私”，但并未在这两者之间给予明确的界定，相反有时将二者混淆起来。如，他的文章这样谈道：“当然，自私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是个人自觉，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损人利己的后果。这种可悲的情况是由自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目前是很难避免的，将来看来也很难根除。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矛盾冲突，这都是由于自私而引起的。”在此，赵林把损人利己的可卑的自私与前面谈的那种具有社会感和使命的崇高的自私混在一起了。退一步讲，即使赵林明确地区分了这两种自私，那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由一切动物都具有的可卑的狭义的自私，升华到只有人才能具有的崇高的广义的自私？赵林在信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笔者在上面给潘晓的信种提出三个层次的道德水准，就是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最后顺便提及，当我读到潘晓的信时我还在西藏日喀则地区交通局工作，而当我读到赵林的文章时已成为武汉大学哲学系的一名研究生，而赵林当时正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应届毕业生。于是，我们互相认识了，并且以后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同事。赵林的那篇文章使他成为武汉大学的一位知名人物，经常参加各种人生观讨论会。我记得在一次公开论战中，其对手质问他，如果人人都只想实现自我的话，那么谁来当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赵林则反问道：如果人人都想当作革命的螺丝钉，那么谁来作那个拧螺丝钉的人呢？由于赵林在文章或辩论中表达出一些不同凡响的观点，这使他在不少领导甚至在某些“学者”眼中被看作异端分子，以至当他以优异的成绩叩响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的大门时竟被人蛮横地拒之门外，他不得不转到历史系去读研究生。赵林由于参加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而再次遭受人生的不公待遇，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充满“大公无私”的道德训诫的礼仪之邦及其高等学府来说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呀！这种呼声直到今天仍然不绝于耳。这里有道德哲学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我们每一个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有义务倾听这种声音，并为根除产生它的原因而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报刊对潘祎的采访报道）

2003年第2期《新世纪》第30页

『跨页是我与吴坚、徐凌功、宋湘生、李峙兵、常群等在航天桥雪域餐厅包间内聚餐时的六张单人照片。』

潘祎依然困惑

从无选择到选择太多

Pan Yi Still Perplexed Though Choices Rise From None

喝下浓缩苏水刚刚被抢救脱险的潘祎，硬生生对医生抛出一句话：“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那是在1979年5月31日。一年后，这个“问题学生”被推入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的那场人生观大讨论。

“这场讨论确确实实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现在走了一条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路。”不过，潘祎认为自己“原来可能也不算一个正常的人”。

这组原计划以60年代出生的人为起点的报道，确定1959年10月4日出生的潘祎开端，是因为被称为“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价值观走向多元化和宽容性的标识。潘祎本人也认为，对人的评价，按年代划分太过机械。

听说他去了北欧，以为找他是件极复杂的事。不料，根据朋友提供的在京办公室电话，拨通第一个便是潘祎接的。

他直言确实不记得我了，毫无闪烁和遮掩——毕竟，只是三年多以前的一面之交。之后再令我惊异的是：他那时的呼机竟还没有废弃，而且，没有手机。

第二次见到潘祎，是联系上他的第二天。

一眼便在饭桌上的诸多人中挑出了潘祎。三年前的夏天见到的潘祎，着短袖短裤，并未留意他1.87米的身高，只觉分外地瘦；『这里，有一张我大概两岁多时的照片，肯定是在ok360网站上下载的，附照片说明【幼年潘祎】』现在，许是冬天穿着较多的缘故，胖些，站起来，却外显高。

“我从不迟到，虽然总是被人晾，但仍坚持。”虽然潘祎并不指责旁人的偏差，但他一板一眼的行事方式却常令旁人不由得不如法而行。他最满意的事，就是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个守信可靠的人。他的曲折人生也许与执拗个性一致；而接近古板的严谨，又似乎与他非常规的路迹背离。

不管人生的路宽与窄，活着，这是一个基本命题

潘祎至今确切地知道每一个特别的日子，记得每个关键人物的姓名。

潘祎生于北京，祖籍江苏宜兴。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老大，有个弟弟。全家在支援三线建设过程中迁往青海，潘祎在北京寄居亲戚家，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1978年，潘祎考上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之后，他把户口迁到学校，彻底离开了亲戚家。

1979年5月31日晚，大学二年级的潘祎，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被送到医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四百多块零一毛钱找回了一条命”。

据潘祎自己说，上大学之初，他的人生态度还是积极的，还拿过学校越野赛的亚军奖牌，任校篮球队中锋，乐队领奏。1979年春节，他没有回青海父母家，同时因为不喜欢寄人篱下的感觉，也没有去北京的亲戚家，而是在学校的孤单冷落中度过。那个节日带来的孤独感和灰暗情绪，在开学后演变为“冷眼看人生”的消极心态，更多看到的是社会的阴暗面，而且更少与同学交流。这种灰暗心理到自杀时发展到极致，并且“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辅导员到宿舍找到潘祎，让他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社来校了解青年思想状况的座谈会。这个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的学生，会后被特别叮嘱“不要走”，“要找你单独谈”。后来据潘祎本人回忆，“我被叫到另一间小屋，回答问题近4个小时”。

『这里有张我99年与北京电视台去西藏时的侧面像，照片附说明【1999年夏天在西藏布达拉宫】』

潘祎与《中国青年》思想教育部的编辑马丽珍的单独谈话，及后来应邀写的关于人生观转变过程的文章，与名叫黄晓菊的女青年的文章被综合起来，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题，署名“潘晓”，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从而引发一场人生观讨论，持续了6个月。

学校反感《中国青年》杂志竟然把潘祎这个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树成了“典型”。 1980年7月，校方把潘祎带到北京一家医院检查。听完校方的叙述和潘祎本人的辩解后，一个实习大夫给他下了诊断：重型精神病。后来潘多次找到医院，医生把诊断结果修改为精神忧郁症。

1981年2月2日，校方党组给潘祎父母致信，要求潘祎自动退学。潘祎的家长签了字。

“就这样，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中，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轰出校门。”

由于不满父母代为作出的“同意自动退学”的决定，潘祎退学后即割断了家庭的经济来源。所在街道也将之视为与劳改释放人员同类，这使他无法找到工作。从1981年到1983年，他流浪、乞讨、睡火车站、睡桥洞，在前门卖过大碗茶，在北京站当过搬运工。有时每天的生活费只有6分钱。那段生活里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自己独自在火车站候车室苦捱高烧的经历，“连续烧了四天，滴水未进，烧得实在没办法就起来坐坐，饭也没得吃，到了第5天稍微好点儿，才扶着墙，慢慢地拖到洗手间里喝了两口凉水……”

就像浮云，潘祎停不下飘游。但是，云没有能力把握永远留存在宽阔天空的权利，时而会幻化为雨或雪坠落，但又会升腾，回到自由自在的空中，永远兴致盎然地注视并思考着世界。

潘祎认为，现在再发起这么一场人生观讨论，肯定没人理睬。因为现在的媒体和诉诸于媒体宣泻自己的渠道多了，比如网络，要通过一个话题引起共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现在的人生问题是不是就比那时少了呢？“不会的”——潘祎确信。“不管人生的路宽与窄，毕竟活着，这是一个基本命题。”

对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困惑并不很在乎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当年潘祎应《中国青年》之约写的文章题目，后来被部分并入那篇引发讨论的稿件。20多年过去，他领会到：“只要人活着时，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那你的人生，对他人对自己，都是有意义的。”

潘祎认为，这场人生观讨论中，造就了他一系列戏剧化的人生旅程。在不得已被架在了那个位置之后，才在这个位子开始了真正人生的思索。“我在非常不现实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命题。这个命题放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我没有审时度势。所以尽管有人说这场讨论影响了一代人，我却将为此承受了一生的代价。”

在困苦中，潘祎曾被扯进一起盗窃案而入狱。他解释，一些媒体的报道是不负责任的。从潘祎口中了解到的经过是这样的：『这里有一张我与陈岱荪的合影，照片说明【1992年与北京大学陈岱荪】』做装卸工时，一次与司机同去取货后，司机绕道在一个朋友处卸下了一块钢锭，说是装货时顺手“捡”的，要潘祎别声张，事后给了他150元。1984年严打，有人捅出这事，司机问他怎么办，他说俩人扛着比一人强。于是有了三年半的铁窗生涯（1983年10月至1987年4月）。

潘祎不喜欢被人看到落魄的样子，不愿人来探监，对家人也有意断绝联系。严格的封闭生活使他由对外界的无知发展到恐惧，临出狱前夕，他甚至想过申请加刑，原因是监狱里零星耳闻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深恐出狱后无法面对。

服刑期间，潘祎的家人回到北京。出狱时他没有通知家人，一个比他先获释的狱友来接他。他们照着家里寄来的一张图找到潘祎的家。他说后来与这位狱友也见过几面，但终因难以交流而不再刻意往来。

但事实上，他适应得挺快。

在人生观讨论前与潘祎长谈的《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介绍他给社科院的金观涛作助理，抄稿，送稿，来往穿梭做些杂事。抄稿间隙，他会细读那些文字，甚至会禁不住用铅笔在旁边作些改动。一些琐事的处理使金认为他“是一个十分认真，办事让人放心的人”。

潘祎自此开始与一些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虽然多是打杂，但他的生活和交往开始逐渐体面起来：有可能从事一些编务、出版、策划工作。至90年代初，他已经开始专职或兼职任诸多机构的职务，并担任一些机构的顾问，参与创意和策划了一些社会活动，为电台、电视台撰写项目计划书，接收报刊约稿，并为一些产品和服务撰写广告。后来他扎进人力资源圈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产生不少作品。

他还参与编写了《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现代文化丛书》、《企业家丛书》、《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词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者著作丛书》、《最新全真托福详解》、《开国第一刀》、《边缘丛书》等等。

２０００年1月21日，中华英才网在国内首推在线职业咨询，通过电子邮件和在线论坛为答疑解惑，这就是潘祎主持的“老潘信箱”。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只持续了三个多月，但据说当时的日的访问量超过10万人次。

潘祎说：“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是活了一半。监狱里可以说是生活的最底线了。在这里确定了我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人生原则。”

潘祎从不掩藏自己的经历。出狱不久，人家给他介绍女朋友，他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吓跑了好几个女孩。

1995年10月，潘祎与一个小他10岁的女孩结了婚。她了解潘祎的全部历史，仍然嫁给了他，即使在一些问题上并不赞同和支持他，但也不阻挠，算是尊重他的选择。现在，儿子已有6岁。妻子与潘祎有约在先，不愿自己被媒体关注，不要扯进自己和孩子。

2000年夫人出国留学，2001年10月他带孩子前往北欧探亲。2002年2月，潘祎独自回国。在一家电视台的经济节目担任策划。

多年来，潘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但他努力地干着，他想着自己是个男人，得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潘祎认为，一般来讲，５０年代出生的人责任感强，甚至从法律上讲，可能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也会承担义务；６０年代的人学习能力强，但会稍稍追求一些权利义务上的对等，有什么权利就尽什么义务；７０年代的人，物欲更明显，甚至可能为短期的利益放弃一段经久的友谊，但他们学习能力更强，但更现实。因为成长过程中已经接受到信息技术，信息污染也增加。尤其７０年代后期出生的，大多是独生子女，没有责任感，没有合作感，没有精神，没有归属感。８０年代出生的人今年最大的才２２岁，只有个大概印象，就是：意气风发，还不知天高地厚。

二十出头就成为全国注目的人物，潘祎清醒地知道：“出名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辉煌的业绩，完全是被人包装出来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清醒认识到这点。便觉得自己真是个人物了，很难再回到现实。另一方面，因为有了这个虚晃的身份，又造成某些经历，这种经历在客观上也使得我很难再恢复到原来了。说白了，我是个被舆论害了的悲剧人物。”

潘祎极少与同学往来。许多同学已经位高权重，但他认为那与他无关，“就是要饭也要不到他门上”。

潘祎说他对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困惑并不很在乎。

不设计未来，永远生活在边缘

1998年末，潘祎向母校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提交了一份《学历、学籍、学位申请书》。他认为学校要求他自动退学，实际上把他推到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处境之中，至今他仍背着当时的处理所带来的沉重的包袱，在生存、发展等方面，他失去了正常人的资格。

申请的过程繁杂而艰难，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潘祎放得下。他说这是他总结自己的一个环节。

在“申请书”中，潘祎对自己的描述是：经历了诸多困苦，我尚未消沉，依然积极地在人生之路上奔波。

潘祎自称是“五无”人员：没有职业，没有房子，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地址，没有医疗保险。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边缘人，应该是跨年代的或者是跨观念的人。 现在做现在的节目，各种流派的专家他都要接触、交流，要去理解他们不同的观点。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有知识积累，另一方面要有观念上的宽容性，各种观念要能接纳、融合。

边缘人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永远不可能进入主流。潘祎的工作永远是兼职，这与他入狱经历有关。“除非朋友，才能先干起来。凭我的为人和能力，才带来另外一个层面的身份变化。”潘祎开始感到危机：“以前我曾说除了离婚和长期的病痛之外，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但现在不行了，1997年犯心脏病差一点死去，腰疼得有一段时间走不了路，再加上透支体力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我真怕承受不住。”

几年来，潘祎在不下20家企事业单位工作过。他依然有挫折和困惑，这是选择太多的困惑，而20年前是无从选择的困惑。潘祎说：“这是进步的一个明显标志。”

『这里有一张与题头同时的照片，附说明【他说他自己对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困惑并不很在乎】』

关于未来，潘祎说他没有设计。“人生的困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不想再为这个困惑而困惑了。对于自己该承受什么就承受什么。这不是消极。也没有做未来的设计，给自己今后20年做一个规定，我认为是超载，也太形式化了。我现在惟求，再回头看过去的时候，不说有什么丰功伟绩，但至少我能说我是按我自己的原则生活着，这就行了。”

他把现代社会定义为“浮躁、功利而短视的时代”，并且认为，在他所能预见的未来，不仅改变不了，而且会越来越甚。

人到中年的潘祎把自己归类为行动主义者。遇到失败，他不考虑该怨谁，而是考虑该做什么。

“祎”，字义为“美好”。潘祎说，以此为名，是父母希望他的生活美好。“实际上，美好只是种愿望，是个理想。现在，理想继承了，美好却没有。时代开了个玩笑。”

名字意为美好，而本人却是个失败主义者。潘祎说，“|很讽刺”。

新年刚刚过去，得到潘祎又要失业的消息：“那个节目马上就要停播了。而新的节目中没有我的位置，只好打道回府。”

文/许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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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9期北京纪事

封面〈一篇文章改变一生〉

内文“一篇文章改变一生”

张琢真/文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道出深深的困惑：“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霎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场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由此展开。历史流经了十八年，当年参与讨论的热血青年现在都已入不惑之年，而作为当事者之一的潘?是如何走出当年的困惑，至今是活得潇洒还是依旧困惑？

采访潘?前，我曾读到他的自荐材料，摘录如下：潘?，男，1959年10月4日生于北京，身高1.87米，体重72公斤。谢顶。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1980年一场人生观讨论成了时代的风云人物。现任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三欧电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多媒体光盘》杂志总编辑。为人干练通达，体貌端正，坚毅泰然坦荡真诚，正直幽默睿智进取，热诚豪放洒脱精明，博才刚强名利兼就，金戈铁马帘卷西风，慎思独索磊挚情。

他将人间的赞美之辞从容地借来用在了自己身上。

他的独特和怪异，那段名噪一时的历史，使我们坐在了一起。采访自然是从那个古老又沉重的话题开始。

潘?：不愿回头说过去想过去。可你不说还偏让你说。从1985年北京叶德英的采访开始，后来湖南有一个女孩到深圳打工一分钱没挣到还离了婚。《中国青年》杂志要我以过来人的身份谈点看法，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眸过去。

（以下是一张照片，是1987年我和王慧杰去河北昌黎南戴河时她拍的最得意的那张，后面一片未经破坏的黄金色的沙丘，我盘腿坐在沙子上。下注：1987年，刚出狱的潘?前途一片迷茫。）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十八年前我并没有故意要参与那场讨论。黄晓菊（化名潘晓的另一个）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记得那时杂志社来我校组织座谈会，学校就让我去参加。

张：是因为你的出类拔萃？

潘：是因为我的叛逆性格和我难以搞定的出类拔萃（笑）。当时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这是学校新开的课。因为没有经验，许多课程设置不合理。比如数学刚讲微分，物理就已经用上了积分。老师说甭管会不会，记下公式就行了。我认为这课上不上没关系，光叫我们背公式了。就天天在宿舍看杂书。我还自杀过一次。学校认为我的思想和年龄不相称，当时还告诉杂志社，这个学生最好单独找他谈。辅导员却哄我说，你去听听（座谈会），不想听就出来。我一去人家就请到一个屋。谈话的编辑马丽珍是江苏常州人，我是宜兴人，都在太湖边上也算老乡了。那时我父母还在青海。谈话结束时马老师对我说，以后有空就来家坐坐，我孩子正好考高中，你帮他补补课，我也给你烧些家常菜吃。

后来我就去了。在她家，马老师说：你能不能把你那天说的东西写一写。因为当时能读大学就很牛气了，你还有那么多的困惑和苦恼。后来我把大学写了交给她，马老师又问，你敢不敢拿出来讨论？我想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有什么不敢的。就这样，过了不久，我就在《中国青年》杂志看到了那篇文章《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署名是“潘晓”。马老师说文章用的是我的思想，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女工黄晓菊的故事。

这就是引发全国那场人生观讨论文章出来的全过程。我并没有主动参与。后来陈希同在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从1980年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到1989年的平暴……历史就这么把我放在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先驱”的位置。

张：这么说那次讨论带给你的并不是一次辉煌？

潘：是的。他们凭空造就我这么一个不现实的人，从两个方面我很难再和现实融合。舆论往往是“呼”地一下把一个人捧起，从此就不再管了。而当时的我只有20出头，一下就成为全国注目的人物，而这中出名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辉煌的业绩，完全是被人包装出来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清醒认识到这点。便觉得自己真是个人物了一下子很难再回到现实。另一方面，因为有了这个虚晃的身份，这个身份又造成某些经历，这种经历在客观上也使得我很难再恢复到原来了。说白了我是一个被舆论害了的悲剧人物。

张：你认为那场讨论给你以后的人生带来了哪些影响：

潘：一是我自己的政治生活被迅速抹掉，也可以说从政治上我很快就成熟了。在全国几十万右派摘帽的同时，我又重新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二是这场人生讨论我不得已被架在了那个位置，我也就在这个位子开始了真正人生的思索。三是从那造就了我一系列戏剧化的人生旅程。

张：如果说教训的话有哪些教训？

我在非常不现实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命题。这个命题放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我没有审时度势。所以尽管有人说这场讨论影响了一代人，作为我却为此承受了18年的代价。今后还会怎样我也不知道。

张：能否说得具体些？

潘：那场讨论过后，北京又出现了一些其它的事。如各大学校搞竞选什么的，中央很反感。紧接着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从那以后，学校就找我的茬儿，勒令我退学。我不服，我要打官司。学校说要打找《中国青年》杂志打，我们还要找他打呢。

张：当时的座谈不是学校让你参加的吗？怎么会引发这种结局呢？

潘：学校对我说，关于你的处理意见也不是我们做的决定。时过境迁，许多年以后，我碰到当时找我谈话的校党委办公室主任，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的处理的确太过了，一个青年学生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是正常的。

学校勒令我退学后，母亲也从此和我脱离关系。没有了经济来源，衣食住无着。我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睡在火车站。一天警察查夜，问我有没有票，我说没有，暴打我一通，把我轰出候车室。我就蜷在别人的楼道，住家以为我是小偷，又把我轰出来。后来我就和盲流一样，在立交桥下安了一个窝。

张：这样的时间大约维持了多长时间？

潘：一年。

张：你的父母怎么忍心袖手不管？

潘：怪我自己从小太捣蛋了。一直让母亲伤心。我从小调皮到什么程度，给你说一件事，那时我母亲在医院上班，我就溜进病房，把护士分好的药搅在一块，堵塞注射器针头。搞得药物全部报废。后来我从青海回到北京住在我姨家，觉得她们一家对我不公平，她们一家住楼房让我住防震棚，过年也不给肉吃。于是我就天天跟她们干仗，最后得罪了她们一家。

1979年考上大学，第一学期放假，同学们都回家过年了，偌大一个校园，就我的小屋闪着一星鬼火，我孤独地哭了。那时父亲已和母亲离婚，（放她娘的屁！！！）我也没钱回青海。第而学期开学，我的情绪明显跌落，觉得人生没意思，原来想象学校是一座神圣的殿堂，可是那些学生就因为分数比自己高一点就恶语相向。既然没意思，还活着干吗，我就自杀了，心脏停止跳动30分钟，又被医院救过来了。醒来后第一句话我对大夫说：“我并不感谢你们，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个悲惨世界。”后来就是那场人生讨论。你想我的母亲能不失望？

张：《中国青年》杂志社从此也没再问过你？

潘：后来还真是他们和团中央联合帮我找到了全国第一个卖大碗茶的，让我在他那儿干。因为那时的街道都不要我，也不知学校给我档案里塞了什么材料，哪儿都不敢要。后来我去找学校，你们不要我又不给我工作还往我档案里放黑材料，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送吗？后来学校撤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奇怪的是入狱前我的档案突然失踪了。

张：看过报道说当时的“潘晓”走进“死胡同”成了在押犯，是因为一次盗窃？

潘：一些媒体的报道是不负责任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我在做装卸工，一次和司机取货，取万完货司机说先不回去，去一个朋友那儿，后来在那儿司机卸下了一块钢锭，说是装货时顺手“捡”的。他要我别声张，事后给了我150元。1984年严打，有人桶出了这事，司机问我怎么办，我说俩人扛着比一人强，这样我就被关进去了。判了三年半。朋友帮我过问这事，答案是，这个人刑事上构不成什么罪，但不能放。明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以下是一张我和孙纪元和闹闹97年春天在潘希林羲家的照片。下注：现在的潘?与娇妻爱子其乐融融）

张：你听说现在有人对“男子汉”的评判标准吗，有三个：下过放，蹲过狱，离过婚。

潘：的确，没有入狱那段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只活了一半。我不是鼓励人们都去蹲监狱。那段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面对那些监狱犯，你的个人英雄主义你的知识你的理想你的尊严都成了一堆垃圾。人简直饿疯了，可以为一块窝窝头、碗里多出的一块土豆打得头破血流。每天坐着竖起耳朵就是听那送饭车远了又近了的声音。晚上只有排着队说一二三同时侧身倒下，这个姿势一睡到天亮。中途谁要小便，起来了就再也别想插进。

张：就那环境，你还拿了一张自学法律证书？

潘：那是在看守所。在监狱就好多了。人身自由的空间少了，思维空间也就大了，那时除了和狱外的一个女孩保持连续，所有的关系都断了。我将每月发放的2.5元钱积起来托那个女孩给我买书。因为我担任了狱中的文化教员，所以我就借这个便利条件，看了许多经济类、法律类的书，还有一些文学名著。后来刑满释放，我倒不想出来了。狱中有一种真实的野蛮，他想打你就打你，他想要你的东西就要你的东西，你很明确他的动机。相对你有一种低层次的安全感。至少不会担心没人照顾。一有事，看守就会端着枪来照顾你。而在社会上，你甚至不知道你的敌人来自哪个方位。但我也不能说申请加几年刑呀。又想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三年的与世隔离生活我还不跟傻子似的。

可是真出来，不过如此。甚至觉得一些人还不如我，我的自信心慢慢得到恢复。

张：从狱中出来到现在，都在干些什么？

潘：干得可杂了。做营销、公关策划、管理、新闻出版、写作、编辑、咨询培训。

张：这些年的重新奋斗，你觉得自己成功了吗？

潘：我对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困惑并不很在乎。当然如果以今天的生命为终结，我觉得自己仍是一事无成。因为你今天的采访并不是我现在做出了什么业绩，而是因为我的过去。但回顾这些年，我还是信奉了一个原则：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在目前的社会很重要。可再说我现在经营的不是钱，不是人际关系，我经营的是我的信誉。所以说仍然不是一个现实的人。我在给企业做策划时，我要求“顾客是上帝”的信念贯穿于产品的全过程，许多老板接受不了，他们求的是短期结果，太急功近利。认为有钱就是成功，把阶段性的成功说成是整个人生的成功，很难听进别人的话。所以我认为中国没有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跟贵族一样，不是一夜间就能暴发的，他需要精神内涵，需要一种文化的积淀。

张：你爱人是给你狱中寄书的那个女孩吗？

潘：（笑）不是。是通过电脑红娘征来的，比我小十岁，学医的。

张：她没有被你的经历吓跑？

潘：（笑）没有。我和每一个女孩接触时我都有言在先，这也是我做人的准则，否则对别人是不公平的。再说我也不会说谎。开始吓跑了不少，后来的女孩就越来越大胆了，也许是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了。不过到现在我爱人的父母还没有接受我。我们的孩子两岁了。他们也从没来看过。让我们自己去经营这个家和面对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切不公。

张：你是指对你的不公仍然在继续？

潘：不合理的现象随时都在发生。前些日子，我爱人医院要她搬家，我们没地方可去，家什就扔在外面也没人管。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地儿，刚搬进去，因为房管接错了电线，我的所有电器统统烧坏。还不敢打官司，因为住人家的房怕日后又遇到什么困难。明天还要去区劳动局仲裁委员会起诉，给别人干了四个月活，对方竟不付工钱。什么倒霉的事都让我给碰上了。不过我已经有了承受能力。

张：对于今后，你将如何设计？你认为现在走出了当年的困惑吗？

潘：人生的困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不想再为这个困惑而困惑了。对于自己该承受什么就承受什么。这不是消极。也没有做未来的设计，给自己今后20年做一个规定，我认为是超载，也太形式化了。我现在唯求做到的是，再回头看过去的时候，不说有什么丰功伟绩，但至少我能说我是按我自己的原则生活着，也就是认认真真做事，实实在在做人这就行了。

发稿之际，接到潘?打来的电话：“昨天败诉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因为他们没有再续第二次合同。

问他困惑不困惑，他超然一笑：“如果潘?某一天遇到一个惊喜，那一定是上帝睡着了。”

而今的“潘晓”之一，走过跌宕起伏的人生，已懂得不去过分向生活透支。有成功但更多失败，他依然充满激情和活力。如他自己所说：“总是这样迷茫惆怅，总是这样无畏刚强，总是那般孤傲自好，总会迎接明日风光。”

责任编辑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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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5日 北京青年报下周刊打工北京 第20版

死里逃生路更宽

（此处是一张2月29日在中华英才网上网时奚宇鸣给我拍的照片）

▊二十年前，他怒问苍天，“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二十年后，他触电上网，指点人生，叙说生活本该这样过

20年前，一封署名为潘晓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公开信发表后，引起全社会的大讨论。曾经苦闷徘徊的两作者之一的潘祎历经自杀、坐牢，并发誓要与《不容我的世界同归于尽》，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活下来了，路也开始越走越宽。

今年1月21日他在中华英才网上开辟了一个“老潘信箱”，每日的访问量都超过十万。触电上网的老潘一下子抖擞起来，精神专注中不见了昨日的迷茫，寻寻觅觅20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开始了他打工京城指点人生的网上生活。他的经历或许对那些仍在苦苦追求的朋友有所启示。

▉你救了我 我却不感谢你

在他的成名因素中，他自身的经历与机缘占了主要成份，童年、少年的他很少伙伴，他很孤独。“文革”时期，他的父亲被迫离京去干校，母亲也迁往青海。孤独的他，因无法承受姨妈眼神中的歧视与冷淡，在上中学时离开了姨妈家，住进了学校。上大学后，他曾经因为心情苦闷走过自杀之路。“我不感谢你，因为你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是他扔给当时救活了他的医生的第一句话。他曾陷入极度的抑郁之中。因为那封信而带来的意外的成名，使他在自觉不自觉中走上探寻“人生意义”的不归路。

▉睡车站，卖大碗茶，就象断线的风筝，偶尔被树枝挂住便做短暂停留

似乎要证明“人生”这一命题的沉重，成名的的人生路始终就不平坦。

1981年，他被要求从他就读的大学“自动退学。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四处流浪。他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睡在火车站，赶上查夜，他又因没票被轰出候车室。他也曾一度为生活所迫在前门卖过大碗茶，在北京火车站当过搬运工。

他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来飘去，偶尔有一棵树枝挂住了他，他就做一个短暂的停留。

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曾拥有的头衔可以列出一长串清单。企业的营销、公司的公关策划、经理，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编辑部主任、发行部主任、咨询公司的市场研究员、顾问、高级顾问师以及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等等。他曾参与策划的活动有很多，还参与编写了像《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现代文化丛书》、《企业家丛书》、《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词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者著作丛书》、《最新全真托福详解》、《开国第一刀》、《边缘丛书》等等。

虽然没有扎根在某一片沃土上，飘来飘去的老潘变得更加见多识广，而这些经历带给他的最多的还是人生的感悟。关于人生的意义，他认为：“只要人活着时，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那你的人生，对他人对自己，都是有意义的。”对于成功，他认为：“我编过很多书，先后有过一些令人羡慕的职务。但与一些人想比，这又不算什么。对我而言，与曾经的我相比，除依然保持激情与活力外，更多了一些沉稳和应对外界事物的能力。”

▉用20年时间体验活着要为别人做点事的道理

特殊的经历，真实的感悟，让不惑之年的比别人多了一份面对纷繁世事的从容。于是从今年初开始，他成为中华英才网“老潘信箱”的主持人，通过电子邮件和在线论坛的方式为访问者答疑解惑，指点人生。

“看了您的信，我觉得您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挺严重的，因为这不仅是简单的求职、应聘技巧等方面的问题，而是就业竞争力的问题了。”这是“老潘”在中华英才网（www.china-hr.com）上为一位网友解答的问题。这位网友年近30，已经变换了数次工作，却总是找不到感觉，于是在网上向“老潘”求教。而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正是他的专长。

网站还开通了直接写信给老潘的信箱，承诺在收到信的24小时之内由老潘亲自回复。至今，直接写给老潘的信有百封之多。其中，类似“我在收入不高的国有银行工作了10年，想换工作，可丈夫不太同意，我该怎么办？”“学非所用，前途不清，人生如何？”“职业大学的毕业生信心在哪里？”“在国家机关呆了很久，跟踪新技术，可对现在单位没信心，怎么办？”“我是在美留学生，想回国，能否介绍国内情况以及我是否会受欢迎？”“职业测评怎么样？”“工作和兴趣冲突怎么办？”“学机械的想改变攻读方向怎么样？”“岁数大了，出国求学是否合适？现在开始学工商管理或者金融是否合适？”等问题比较普遍，提问者里，多是本科以上学历的，还有些是国外的留学生。

这些帖子和来信，大多言辞恳切，直面人生，而老潘的答复，也体现了互联网平等互动的特性，虚怀若谷，公平交流，理解不同的意见，鼓励积极和有益的交流。

论年龄，老潘刚过40，也许还没有足够的资格谈人生长短，可有了这些经历，他的回答总是那样沉甸甸的。每遇自己不清楚的问题，他总是去翻阅大量的资料，或者自己向有关部门咨询后再回答别人，从来不对别人说：“对不起，请问别人”之类的话。这可能也正是老潘信箱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人活着，能为别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我20多年来探求出来的人生意义。”过去，只是听别人说，而今，开辟利用20年时间去体验了先哲们的先哲。

▊文并摄/本报记者 奚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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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经济学之集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简介

目前，我国经济学书籍可谓不少，但系统地反映经济学最高理论水平的书籍却寥寥无几。在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在经济学界，能直接阅读这些影响西方经济发展的名著的人还不太多，而直接阅读这些著作，对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又十分必要。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传播西方经济学中具有世界意义的、 代表最高水平的思想 、理论、 信息和方法，已成为当务之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正适应了这一需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奖。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建立300周年时，为纪念诺贝尔奖提供者而设立的基金。到1988年止，该奖已颁发20届，共有26位欧美经济学家获奖。获奖的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读者通过这些著作能较全面、 深入、 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从中吸取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有价值的东西。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数学方法的应用。经济学要反映经济中的数量关系，因此，经济学和数学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十七世纪起，经济学家就用数学公式来表述经济理论。本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又把经济理论、 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了经济计量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经济学精密化、 实用化的标志。在获奖 的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在流派林立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综合派是公认的“主流派”，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对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属于这一派的有相当的比例。

这套丛书第一批共出版了五本著作。德布鲁的《价值理论》是方数理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他通过数学形式对一般均衡理论作了严谨而优美的表达。本书论述了在相当宽泛的条件下均衡物价的存在，以及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分散最优体系的可能性。西蒙的《管理行为》，被西方学者誉为“划时代的巨著”，奠定了现代组织学、现代决策理论、人工智能学等许多领域的理论基础，并成为作者后来在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起点。发展经济学家 、黑人学者刘易斯的《发展计划》，被称为“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计划方面权威的教科书”。作者主张通过经济计划指导经济发展，他的理论分析来自他的实际调查和经验。他主张“指导性计划”，并以市场调节为手段，运用经济杠杆保证计划实现。引人注目的是，1986年的获奖者、 美国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 布坎南有两部著作入选。

《赤字中的民主》抨击了凯恩斯的赤字改革，分析了政治结构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由、市场、国家》则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美国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公正、个人选择等方面的问题，批评社会制度不可进行激烈改革的保守思想，认为有必要改革宪法，借以限制公债和赤字。这俩部著作都体现了作者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也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日渐兴盛的否定凯恩斯主义的趋势。

这套丛书的选题，体现了编者的追求：权威性－－取该领域中经典性著作；时效性－－选择最近获奖者的作品或其他获奖者的力作；现实性－－介绍我国改革和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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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潘晓讨论

?    1978－1998年中国青年的困惑和思考

1978年胡副明檄文：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9年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1980年电影《冰山抢险》引出的话题：麦克唐纳＝雷锋吗？

1983年大学生张华该牺牲自己去救一名老农吗？

1987年刘勇杀人是自我实现的悲剧吗？

1988年成方圆走穴：是商品经济意识的觉醒还是不务正业？

1989年王朔的痞子也值得欣赏吗？

1990年知识分子下海是文人精神失落？

1997年王海是骗子还是法律卫士？

?    背景提示：

1980年，《中国青年》编辑部在同青年人的广泛接触中发现，10年动乱使青年在人生观、道德观方面陷入迷茫，同时，他们又努力向前探索。编辑部认为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继续探索本身就表明青年对理想、对社会还有追求。针对这种情况，为发起讨论编辑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酝酿准备工作。在大量召开座谈会的情况下，北京羊毛衫五厂女工黄晓菊的一封8000字来信引起编辑部注意，编辑部将黄晓菊具有典型性的经历和困惑与就读于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潘一的观点合为一篇《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在《中国青年》杂志第5期发表，署名为“潘晓”。

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25天时间里，编辑部就收到全国各地来信来稿18000多件。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共编发了110余位读者的稿件，近20万字。这个时期杂志发行量达到390万份。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对这场讨论十分关心。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乔木亲自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听取讨论情况介绍，并指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应该弄清他们（青年）这么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同时他还希望这个讨论放开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人生意义的思考”唤起了千万青年的热情，群众性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年底。7个多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全国各地稿件6万多件，其中不少还是几十名、上百明青年联名写的。大学生、研究生来稿数量相当多，成为这次讨论的一大特色。讨论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媒介都对此作了报道，《中国青年报》用了6个月的时间，拿出版面，刊发讨论来信；《工人日报》也在同时搞起了人生观讨论。

讨论在宽松的环境下，取得了的效果（原文如此），何多青年通过讨论重新振作起来。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中国青年》杂志社在1981年第一期发表了总结这此大讨论的文章《六万颗心的回应》。这场震动全国的大讨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大潮流中一次非常动人、非常成功的人生观大讨论，也是中国青年传统与现代人生观世界观的一次大冲撞，被青年工作者称为“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事件”。

?    讨论策划发起者

关志豪1980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讨论的主要发起者；

郭楠柠1980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

马笑东1980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思想教育部编辑；

马丽珍1980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群工部编辑。

?    “潘晓”思想原型

黄晓菊1980年24岁，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工人，现就职于某服装公司；

潘一1980年20岁，就读于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现为自由职业者。

?    对讨论主要发起者－－原《中国青年》杂志社长兼总编关志豪的访问

 “潘晓讨论”是社会思潮，是思想典型，是历史时期青年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不是一个人典型；

关志豪：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国家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给人们思想很大的创伤，青年是受创伤最大的一部分。他们从最早举着红宝书造反的虔诚，完全相信革命的神圣伟大，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叫揪走资派就揪，自己的父母老师都斗，叫斗私批修就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结果整个文化大革命都错了。面对全错的结果，联系到人生经历中的坎坷，比如父母的出身不好，就要不断地划清界线，如果有海外关系，就要交待、受审查，入党入团就很困难。跟组织或同事讲了真心话，就有可能受到批判，一旦有了这样的事，再找工作就很难。面对现实，青年人的信念破灭了。他们在思想上打了很大的问号－－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着重解决破两个“凡是”的问题，对这种思潮我们在复刊的第二期发了刘心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希望青年们回到红尘中来。但光这样是不够的。我们了解到“看破红尘，感觉一切都是假的，心灰意懒，苦闷、彷徨”的青年思潮，如何解决青年的苦闷，成为编辑部关注的焦点。为解决这个问题，玩弄进行了半年多的准备。当时媒介也很关注，一家报纸摆出一副批判的架式，说看破红尘这种思想就是站在地球上拉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这个地球，是空想、幻想。我们感到这样对待青年是不公平的，他们的消极情绪是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实际上是一系列左的做法在他们思想上集中起来的反映。我们认为应该有一块地方让青年讲讲话，诉诉苦，倒倒委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引导。这时候我们就很注意看群众来信，找青年座谈。这里面就发现了黄晓菊自己的经历，潘一对自己讲自己的苦闷，所以就由编辑部同志把它集中起来，用“潘晓”的名字把《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发表出来。

这封信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场讨论是必然的，至于是“潘晓”还是“李晓”或“黄晓”是偶然的。我们一定要找到有代表性的思想典型，用讨论的形式来引导青年。当时在官方刊物上允许大家讲真话，诉说心里的苦闷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文章发表后，当时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就很感兴趣，通过他的秘书找到我们，到编辑部听我们的汇报。胡乔木同志充分肯定了这场讨论，鼓励我们“让青年好好讲讲话，结论嘛，青年人会自己通过比较来解决的，不需要编辑部来作结论。”我向胡乔木同志边汇报边谈了近两个小时。

让青年把委屈苦闷讲出来后，引导他们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实本来就不可能是一片光明，也不可能是一片黑暗，问题是光明面占主导地位还是黑暗面占主导地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按照粉碎四人帮，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使光明面占主导地位。“人为第美化现实”是当时思想教育的一些做法。青年中有种说法，“我们接受的是全红教育－－把我们关在间小屋子里，只开一个小窗口，窗口外面放了盆鲜花，玩弄看出去外部世界都是鲜花，可当我们走出门一看，现实就不是一回事。这之后我们不但理想破灭了，而且连寻找现实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不人为地美化现实，而是引导青年科学地分析现实。现实有很多不合理、不健康、黑暗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斗争，消除它。这种局面在粉碎“四人帮”后逐渐形成。我们认为这样的引导顺理成章的，青年是容易接受的。讨论结束后，依我看，大部分青年不是越来越消沉，他们觉得应该改变现实，去掉现实中不合理不美好的东西。

当时有一封青年来信很有代表性，这个青年叫周晓东，他的来信叫《让我们用血肉拥抱世界》，他说：“由潘晓的信引起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促使我下决心给党中央负责同志写了封自荐信，请求党和人民交给我最穷的一个公社或某个贫困地区，我有信心叫它5年改观。如果我的请求得到批准，我将遵循党的三中全会方针，依靠人民，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我愿把我的血洒在这片土地上。”周小东的这封信后又有了很多这样的信。有的来信说：“如果你自荐成功，请允许我们和你一起干吧，再苦再累我们不怕。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尽管我们心灵上还有创伤，但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即使碰得粉身碎骨，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用鲜血铸成的遗产，一串向前迈进的脚印。”

这场讨论6万多封信，是非常宝贵的青年思想史料。比如青年对我们的宣传典型，那种高大全的形象非常反感，有个青年来信说：“你们一向把人宣传得完美无缺，但我在生产队插队时，看到一个生产队长为了一个工分和社员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我又亲眼看到他把自己仅有的10块钱给了一个孤儿。你们如何评价这个生产队长呢？”人本来就是多侧面的，但我们对典型的宣传根本恨不得把人说成从肚子里就是好的，这不科学。拨乱反正在经济领域、平反冤假错案里提出来了，但思想政治工作里也有拨乱反正的问题，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对我们长期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里一些左的做法的发难阵地，是对思想政治工作里左的做法的拨乱反正，是对尊重人性的启蒙，是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放到平等位置的教育方式的尝试。所以当时《中国青年》不断被传阅，很多刊物都被翻得破碎了，最后我们做了份总结《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在1981年1月份发出来，胡乔木同志说，这篇总结是站得住的。

后来杂志社专门由十几个人成立一个领导班子负责看来稿、编发稿件、请人写文章，讨论中除了那封“潘晓”来信是编辑部编发的，其他稿件都是读者来稿。那时每天收到很多信，邮局说信用麻袋装进来的。反响之大我们始料未及。

潘晓这封信主要是黄晓菊的经历，也有潘一的观点，但编辑马笑东也是青年，在编这封信上下了很大功夫，很难说“潘晓”就是谁。由于讨论影响广泛，引来追问“到底有没有潘晓这个人？”还有青年自认是潘晓。为了防止这种消极的东西，打消大家对讨论真实性的怀疑，电视台找了好多次后，我们决定由这封信经历的主要原型黄晓菊加上她当时所在的车间支部书记、《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郭楠柠一起上了电视台。但有些媒体就此搞了篇未经核实的材料报到中宣部，题目叫《邻居眼中的“潘晓”》，讲“潘晓”是如何落后。其实我们并没有把“潘晓”、黄晓菊当成先进典型来树立，但她也不是个落后的典型，她就是现实的，她也曾经追求过，有过理想，她奋斗过，后来失望了，这是成长的过程。上报纸、上电视要么是先进的，要么是落后的这本身就是形而上的宣传方法。材料上去后，有领导批示说我们“好猎奇”，这等于把我们的讨论变成哗众取宠了。我们当然接受不了。我就认认真真地写了封很长的信。《邻居眼中的“潘晓”》送到什么范围，我就送到什么范围，我想说明我们不是“猎奇”，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否则青年就消沉下去了，如何建立理想，怎样才能重新唤起对生活的信念？这之后对讨论的评价一下变调了，有了一些非难－－什么这封信的题目消极，刊物上的那些话又如何如何了呀。真话不等于准确的话，只有说了真话，才可能把青年引导到现实的道路上来。我们一直坚持讨论，直到把总结发出来。讨论的转折就是这样。

这有些可悲。我们不是没有失招，上电视就不对，本来就是思想典型，这样一弄就成了人物典型，有些发表的文章表达也不够，但总可以想想，为什么这样一封信，就可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影响，进行这么热烈的讨论，青年讲出那么多有意思的观点、语言，不值得总结一下吗？至今为止，我都觉得可以对这场讨论展开一场讨论。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是讨论中较有影响的一个观点。世界最大的冤案就是认为“自利”是可耻的。实际上我们反对的应是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投机倒把，不应该反对的是谋取自利，人总是要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家庭很好地谋利益。这点乔木同志在编辑部讲得很清楚。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一本关于讨论的书，我们书里的总结没有提到“大公无私”，他们要我们加上，我们不加，他们说不加上就不给出，我说不出就不出。“公”“私”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讲过。我对“毫不利己”的理解是对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且献身在中国战场上，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精神就值得提倡，但要所有的人都没有私心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内部僵化中就讲过，从来没有“大公无私”，而是“大公有私”。刘少奇在《党员修养》里也提到“公私兼顾”。跟乔木同志汇报时的核心的讲的就是这个。青年在来信中讲，有些上海妇女住在小阁楼里，早晨提着篮子买菜，然后上班，下班做饭，还能面带微笑，应该对这样的妇女树大拇指，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因为社会的物质财富是大多数普通人创造的。乔木同志说，在工厂好好劳动，还能得到奖金，对个人对家庭都有好处。这一点在市场经济里更明显了。他想发财，他就好好干活，他不是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所以青年人讲得很清楚，人生观教育要把领导人自己放进去。有时我们的教育在天上，老百姓在地下。

?    对“潘晓”原型之一黄晓菊的采访

我们只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历史北京下，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潘晓讨论自始至终是很客观的，客观上成为了“潘晓”不代表主观上一定要一“潘晓”的姿态演绎下去，我的歌总是要我自己唱。

1980年我作为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来开座谈会没有确定的主题，就是听哥哥层面的年轻人谈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这起源于不久前在上海年轻人中针对“讲实惠”的风气举行的一次活跃的讨论。讨论会上大家发言比较踊跃。1980年那种社会状态下，青年对人生还是充满热情、向往、探求的渴望，对一些不如意的事，在个性上和社会也有好多冲突。

由于我在一个有很多残疾人的厂里生活了8年，我了解这些虽有残疾，但是很有思想的年轻人，我愿意替他们表达。同时我也觉得《中国青年》唯一能表达青年心声的刊物，有机会时我就要为我所了解的年轻人说句话。会上我发了言。会后编辑约我写稿子，也没有固定的标题，就是关于人生的看法。当时我关节炎比较严重，正在小汤山疗养院治病，事件很多，座谈会触动了我很多想法，从童年挫折起，我把自己的生活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写的稿子是诗体散文结构，里面有我家里的一些事，像经济状况、对钱的看法，为什么家里要专门为生活费开讨论会等事。那里我们读的书少，受的教育也片面，我觉得人是不能提钱的，那怎么能在亲人间讨论钱的问题呢？这些构成我作为年轻人的苦恼和痛苦。我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了，杂志社就主要取了一些我的经历和写的内容连同潘一读书的过程编了一篇取名为“潘晓”的文章。

文章里比较著名的固定是我在自己那篇文章里写的，我认为人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确实每个人做任何事都不可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里不客观的。所有人的出发点都是对自身有所突破和发展。在这样生命本质的动机下，首先不伤害别人，其次如果能对客观世界有好的影响，对别人有所帮助就更好。到今天看，我认为这样的提法不一定很准确，或者有机械的一面，但她的意思我觉得没有什么错。

讨论所引起的反响是我个人没料到的。我们在很偶然的条件下，在很偶然的机会中表达了当时很年轻人（原文如此）没有机会表达的想法。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没有什么，很普通。这就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历史背景下，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当时我们的想法都很真实，确实是我们自己想的。巨大的反响反过来对我自己也是个很大的震动。很多人的思想比我们要深刻得多，思想得也长得多。我也向别人学到了很多东西。

后来有很多青年把潘晓想成一个具体真实的人，想跟潘晓见面，就到北京通过《中国青年》杂志社找潘晓，还有不少人寄钱、寄物、寄学习用具，还有人打听我到我们厂里，给厂里的工作造成影响，我就调了工作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我又自己考到中国民族所。以后我就叛逆了，离单位而出走，去了海南岛，35岁时又去深圳打工。潘晓讨论后，我是想撇开“潘晓”不谈，找回我自己。我老想我究竟是谁？我原本是谁？我想我应该是怎样就怎样。我不想从此成为一个社会人物或者社会符号。我还是要遵从生命赋予“黄晓菊”本身的意义。我是黄晓菊，我不再是“潘晓”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压力太大了，你承担不了那么多真诚的心，那些赋予“潘晓”的愿望。在深圳和海南的生活给了我很大的转变。

我和潘一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后来也有一些交往，但毕竟年龄有差异，文化背景也不同。我觉得他还是个学生，从学校到学校，而我早已进入社会，对我来说，路一开始就现实得多。

潘晓讨论自始至终是很客观的，客观上成为了“潘晓”不代表主观上一定要以“潘晓”的姿态演绎下去，我认为用“潘晓”演绎一生没有必要。个人生活中的事要用个人生活历史负责，而不是由“潘晓”来负责。至于客观上把你推到社会舞台，在这里你有了个表达，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之后你能不能找回自己。对自己还有没有基本的认定，如果因为这件事觉得很得意或失落，不是正常的。我不认为参与这场讨论对我有什么消极或积极的影响，但这场讨论倒是让我认识了好多直到今天还交往的很有价值的思想方面的朋友，而且讨论活跃了中国文化界的思想，而且给中国文化界很大的震动，这都是好事。我的看法大概和潘一不同吧。

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一直回避媒体，因为我有自己生命的主旋律，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的歌总是要我自己唱的，这个调子是谁都不能夺走的。偶然有一天我进入了“潘晓”这个合唱，我就唱一下，唱完了我再唱我自己。这是我的生活态度。

?    对“潘晓原型”之一潘一的采访

这场讨论是我人生的大转折点，从此我失去了正常人生活的资格，在社会上难以平等第面对机会。就我个人的经历看来，这是一场灾变。一旦你被媒体放到一个位置后，自我感觉很容易不真实，没有媒体会为你负责到底的。

潘一：潘晓讨论是在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见刊的，背景是《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很多青年的来信，主要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进入80年代，工资收入几十年一贯制外科下，每月开始有了几块钱的奖金，有些人为奖金争得面红耳赤，青年受着传统教育，像大公无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一些优秀青年对这种争斗很有看法，来信提出对“向钱看、追求物质利益对不对”等问题的困惑。另一方面，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说是被阴谋家把持的，像批林批孔，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的。文革中，林彪是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突然叛逃，坠落在温都尔汗，对国人是个很大的刺激，也是信心上的打击。特别是在文革结束时，粉碎“四人帮”，毛泽东的夫人也是反革命集团的一员，这说明在高级领导人中是有阶级敌人存在的。但谁是阶级敌人呢？过去我们一直是比较脸谱化的，像京剧似的，只要一出台就能看到，但是，在毛泽东的追悼会上，华国锋念悼词，王洪文就站在他的身旁，人们很难看出谁是反革命谁不是反革命。这些东西÷让年轻人想，我们究竟应该信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人生的信心、对社会的信任究竟能不能维持下去？于是产生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在观念的动荡和浩劫中，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行为上，或者说是道德体系上的崩溃和价值观上的放纵与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年轻人回头考虑最根本的问题，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

这应是个很久远的问题了。自从人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开始谈论这个问题。1980年是个特殊时候，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从过去封闭的经济体系和小农的娱乐方式中开始打开国门，“百废待兴，坚冰涌动”是对当时的说法。西方的东西涌进来，这些成熟的学说让很多年轻人囫囵吞枣，但把这些理论和中国的现实一比较，就发现里面有很大的矛盾，产生了很多困惑。不知该向什么地方走。西方60年代“垮掉的一代”喊出的口号在步入80年代的中国青年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中国青年反思的机会很少，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反思的习惯，可以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也没有建立一种反思的系统，一种反思的思想方法。在当时更不用说了。《中国青年》在接到这样一些来信后，把两个问题变成两个选题，到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团体开青年座谈会，倾听青年意见和看法。举行话题谈论一直是《中国青年》很多的长项。

杂志社到学校开座谈会，学校的团委书记和我们系的主管领导向《中国青年》杂志推荐了我。因为我1978年上大学，1979年在无任何大家能看得到的直接原因的情况下自杀，完全是轻生厌世。他们在和我接触中发现我比较有思想，思想也比较个别。那天，辅导员对我说杂志社要开个座谈会，学校要我去，我本人对这类会是没什么兴趣的，原打算坐在门口，开一会儿就开溜。结果一到会场，团委书记把我教出来，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说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我进去后看到了笑容可掬的马丽珍。于是我被单独安排在房间里和马丽珍谈了4个小时。也就是说我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安排到了这样一个事件中。

在和马丽珍谈话过程中，我直到她是江苏常州人，我的祖籍是江苏宜兴，当时我父母都不在北京，我在北京举目无亲，我们学校又都是北京生源，节假日同学都回家了，很多时候宿舍就我一个人，常常感到很孤独，我人生观的灰色包括当时想自杀等和这种孤独不无关系。马丽珍知道后希望我去她家，把她那里当成节假日时可以去的一个地方。正好她的女儿考高中，要我给她补补英语，这样在谈话后接下来的星期天我就去了马丽珍家。在她家吃了家乡饭。

马丽珍希望我把我的人生转变过程写一下，我只好答应了。两天以后，交给了马丽珍。我把祖籍的人生观分成几个转变过程，从小时候的学雷锋到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家受冲击。我父辈都是搞文的，一颗红心跟党走，结果在文革中有的自杀，有的被抄家、批斗。我的小姨下乡，在车站上一家人抱头痛哭，这和宣传里的欢欣鼓舞不一样，那是伤心的哭，不是激动的哭。虽然那时我还小，没有判别能力，但是觉得这些现象很奇怪。再到后来，1970年我母亲所在的医院整个都迁到青海去，那里大家对政治不像在北京那样敏感，生活也简单，人也单纯。我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林彪事件的发生，又使我和其他人一样，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精神依托被部分地摧毁掉了。后来我回到北京，寄居在姨家，充分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不公平。像念中学时，过节了大家都在吃肉，我只能事先从学校食堂买回很多窝头来，几天里就一直吃这个。我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别人能吃肉，我吃不到。我只有寻求安慰，那就是书本。1978年上大学后，看到校园照样存在不公平，大学生活没能抹去我对生活的厌倦，甚至加剧了我的厌倦。这导致了1979年我的自杀。活过来还是简单没什么劲。给《中国青年》写的大致就这些。

交过东西两三天后，郭楠柠、马笑东、马丽珍三人针对我写的东西就不明白的地方问了些问题。接下来的星期天，我到马丽珍家里去，她说我的想法在青年人中比较典型，同时也比较尖锐，问我敢不敢把我的观点拿出来和青年们讨论一下。我说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讨论。再过一个星期，我就看到在《中国青年》第五期上署名“潘晓”的文章。

看过文章，我问马丽珍“潘晓”是谁？她说这是综合我和一个叫黄晓菊的女青年取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黄晓菊。那时我20岁，黄晓菊24岁，折衷一下，“潘晓”这个女青年23岁。马丽珍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

后来讨论的巨大影响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讨论起来后，《中国青年》用了10个月来做这场讨论。后来许多媒体包括境外媒体对《中国青年》发起的这场讨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报道。以至于1980年下半年成了人生观讨论年。直到后来人们说1980年的那场人生观讨论影响了整整中国一代人，同时谈到改革开放的成就不说到人生观讨论就说不过去。

在文章发出来以后，杂志社告诉了我和黄晓菊的相互地址，我们开始通了一段时间的信，后来约了个地方见面。我印象中黄晓菊文学味比较浓，谈话中她语不惊人死不休。

《中国青年》杂志一直对外避而不谈人物的具体情况，以至于当时有些媒体要采访“潘晓”都被《中国青年》拒绝了。1980年第9期上登了幅照片，说潘晓在看群众来信，实际上是黄晓菊的照片。后来9月中央电视台采访潘晓时，也是黄晓菊上的电视。后来有的媒体在我倒楣时，说我四处声称我就是潘晓，纯粹是无稽之谈。事实上电视《中国青年》也问我要不要上电视，我说潘晓是个女青年身份，另外我是个“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别人会说你有什么苦闷的，这是无病呻吟，这会在身份上不具有代表性。直到1997年《中国青年》登出《当年的潘晓有话要说》，才第一次在全国性媒体上正面搞清“潘晓”的身份。

到1980年9月，黄晓菊的邻居给《工人日报》写了封信，被《工人日报》编成内参《邻居眼中的“潘晓”》，胡耀邦作了指示，要好好查一查。《中国青年》为此写了和调查报告，想澄清“潘晓”上电视，黄晓菊的邻居反映的事是否真实等情况。1980年搞竞选，1981年初，社会上已经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生观讨论由于邻居反映黄晓菊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逆转。

我们学校在讨论形势大好时，说把一个不太好的学生树成了“典型”，对我颇有非难，带我到北京安定医院，说我有精神病。在医院还未确诊的情况下，就根据实习大夫后来被否定的诊断断规定我要休学。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团中央和我们学校交涉后，才让我试读，11月底我进了教室，理科的课程要求连续性，而学校要求我随班参加考试，只要一门不及格就开除学籍。后来学校说我违反了学籍管理规定。跟我们家里人说我不自动退学就勒令退学。

家里人一直对我不满意。考上大学还自杀，还参加什么讨论，他们认定我吃饱了撑的－－“那些没上大学的怎么办？人家就觉得路越走越窄（原文如此）？”他们问我。他们觉得与其让学校勒令退学记入档案，以后我工作不好办，还不如自己主动退学。因为这事我跟家里闹得很僵，后来家里什么都不愿管我。假期回北京后我就衣食无着。

黄晓菊说她非常赞同蒋子龙的一个观点，要先做鬼后做人，就是在开始时要不择手段。她说她参加这场讨论要获得两个证，第一个证叫做读书证，她可以任意看书；第二个证是通行证，她可以从她工厂那小集体里跳出来。她的两点基本上都办到了。

这场讨论是我人生的大转折点，从此我失去了正常人生活的资格，在社会上难以平等地面对机会。就我个人经历看来，这是一场灾变。讨论导致我偏离正常人轨道越来越远。

1997年底我第一次冠心病发作，现在腰脊椎全面骨质增生，隐性尾椎裂，整个腰都完了。一旦你被媒体放到一个位置以后，自我感觉很容易不真实，没有媒体会为你负责到底的。开头几年出去被人介绍说是“潘晓”时我还有点兴奋，现在已麻木了。同时也没人为你十几二十年前参加过一场讨论就对你另眼相看。现在的人都很功利。我是谁现在已不很重要。而且当年怎么样并不意味着现在怎么样。现在我更多地说我自己正在做什么，人们认识我更多地也是现在的我。回头看时，我不觉得参与这场讨论我有什么骄傲和光彩的，不过也没什么遗憾，这只是人生的一段路而已。因为巧合自己被放到这个位置上。

我尽量和媒体保持一种友善的关系。一般我也愿意配合媒体做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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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诘问，20年回顾

姜海清

一九七八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当我们今天回首这个特殊年份的时候，时光已经匆匆走过了二十年。

二十年，可以把青年变成中年，把梦想变成现实，把简单变成复杂，可以在一个人的履历表上写满生动的故事……那么，二十年来，几代中国青年的人生观有了哪些变化，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二十年前那茬年轻人，差不多都是建国后出生，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今天人们提起这一代人，多半会想到当年手拿“红宝书”，热泪盈眶地向领袖和国家表达忠诚的红卫兵；也会想到那些领袖一声号令，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告别大城市、开赴边疆的知识青年。可以说，在他们刚刚懂得人生的时候，就自觉地、没有选择地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今天，我们翻看当年的报纸，发现那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是一块砖，生来任党搬。对于那一代人来说，这真的不是一句戏言，他们在用自己的青春进行实践。

这样，到了1978年，国家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也有了变化的可能。在这种转折和变化的面前，很多人迷茫了，困惑了，不知所措－－那么多年已经习惯了服从和被安排，习惯了崇拜和信仰，难到这一切都错了吗？

很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还记得，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描写和反映人们、特别是青年的各种遭遇和心态的文学作品，象小说《班主任》、《伤痕》、《第二次握手》，电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这些作品用一种“伤痕”的符号，对社会和人生价值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和探索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到整个八十年代。我们今天还能回忆起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几次人生观大讨论。也许这些当年的讨论命题如今已经不再能拨东我们的心弦，但那毕竟是一段记忆、一段历史，记录着我们成长的脚印。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

1982年10月，《中国青年报》介绍了中国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为抢救落水农民而壮烈牺牲的事迹，引发了“以大学生的牺牲换取老农民的生命是否值得？”的讨论。

1983年5月4号，邓小平题词号召向张海迪学习，题词的内容是：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张海迪身残志坚的事迹在全国广为流传，引发了“人生的意义是奉献还是索取”的讨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81年到1988年，连续在国际赛场上夺冠的中国女排成为“拼搏精神”的象征，北大学生更借此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爱国主义成为这个时期青年人生观教育的主题。

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青年在人生价值方面的探索基本明朗，表现得比较稳定。经过多年的反思和探索，过去那种理想的、奉献型的、无条件服从社会和国家需要的单一化人生追求，正在转变成一种现实的、具有明确功利倾向、个人色彩突出的多样化人生追求。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今天，当我们从容地说起二十年来中国青年人生观的变化时，脑海中跃动的是一个个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人生故事。也许这些故事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显得陌生而遥远，我们依然想透过故事主人公的讲述，和朋友们一起去体会一代青年人曾经有过的那种与国家共命运、时刻听从党召唤的纯真和忠诚。

涂光晋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今年47岁，几乎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她的人生际遇也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1969年插队，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入学。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有着最正统的人生观，在那一茬人中很典型。

人生故事

“我是1969年7月去的延安。如果按当时上山下乡的政策，我们家两个孩子，我哥哥已经去内蒙插队了，按说我可以不去，但当时觉得不下乡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不管今天人们怎么评论上山下乡，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因为当时我下乡时17岁了，病退回城时20岁，这可能是人生观形成的阶段。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社会、中国农民，对于自己一生应当怎样去走，怎样摆正自己和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我觉得如果说在文革前我们这些人觉得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大学，中学也是北京市最好的中学，全校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99％以上，就是现在的实验中学，当时叫师大女附中。所以觉得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大学，而且自己有信心考上最好的大学。但是文革一批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且当时全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都上山下乡了，当时真的感觉自己一辈子可能就当一个农民了。当时的心态也很正常。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是属于比较听党的话，时刻响应党号召的一代人。很多人当时离开北京的时候，火车一开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这些人快乐无比，当时也是因为比较小，而且当时还是觉得有一种很崇高的追求吧。

从我父母来讲，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接受高等教育，因为我父母那一辈到我这一辈的所有的亲戚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的，所以当时虽然我是农民，后来又当工人，这四年多的工人干过车工、汽车修理工，我当时接到的通知的时候，正在汽车底下接油底、修汽车发动机，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确也比较意外，但从个人来说也很正常，因为上大学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其实这也是我父亲的遗愿，我觉得能够了却自己的和父亲的愿望，的确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当时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拿着通知书到北大报到的那一天。因为在这之前我曾经去过北大，因为我的同学有在北大当工农兵学员，当时我进北大校园的感受可以说非常深刻，首先我的成绩比很多人高，上大学我也应该是其中之一，看到别人上大学的确很受刺激。当我自己拿着通知书走进北大校门的时候，我心里的确非常激动，自己一个人围着未名湖畔转了一圈。而且我是凭着初中二年级的底子被北大录取，当时我走进北大校门我真是觉得身上担着一代人的责任，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好听的一种宣言，这真是我心里的一种感受。我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有什么过人之处。真是时代变了，才使我们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自己真是有一种责任感，说得重一点，就是有种使命感。

我觉得现在祭坛给了我这种机会，真是应该非常非常珍惜。而且人生很短，当时我上大学已经26岁了，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我的人生观那时候几乎已经定型了，所以上大学时比那些刚从校门上来的同学多几分成熟吧。自己该干什么、该学什么、该在大学得到什么，目的是很明确的。

上了北大以后我才指导我是我们班女生中最大的。我们班最小的女生比我小10岁，男生还有比我大五岁的。所以我们班上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有的是他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学，他的孩子上小学，他上大学，而有的同学几乎比他的孩子大不了几岁，就像两代人。

我觉得就象但丁的《神曲》，其中有一篇叫《炼狱》，我觉得我们可能是经过炼狱的人，对于人生的理解可能相对比较透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几千万连温饱还没有解决的人生是个什么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活着自己来到世上这几十年的确应该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情，包括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所做的事业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能够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起到一点点推动作用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的最大的价值。”

二十年前，当涂光晋和她的同学们幸运地成了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第一拨入学的大学生的时候，或许他们并没有真切地意识到这一年对于他们自己、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开始全面拨乱反正，每一个普通中国百姓也从各自的角度，开始了对过去十年的反思。十年动乱了一切价值判断标准：理想与现实竟有这样大的距离，人生的路究竟该怎样走？面对人生，许多青年人渴望得到指点和引导。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来信，一下子打中青年人的心，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前后收到6万多件来信来稿，打破了建国以来报刊讨论来稿的记录。如今，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场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还在不断地被人们提起。那封信的作者潘?和黄晓菊、责任编辑马丽珍、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也从各自的角度回忆了这段往事。

瞬间回眸

潘?（男，十八年前正在北京经济学院读书）：“我父亲整个这个家在文化革命中都受冲击，我的少年时代家庭带给我的至少是不那么平和，署名时代给我留下扭曲的一个身影。上了大学，那时候感觉特别孤独，觉得试图去取得别人的理解、试图去和别人沟通非常非常困难。那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去读点乱七八糟的书，什么哲学呵，甭管读懂读不懂，那时就看到许多书里提到过的东西以前根本没听说过，它给你昭示了新的一种景象、新的一种境界。看书上说高尔基自杀了，海明威自杀了，川端康成自杀了，尼采自杀了，等等吧，就觉得，呵，对自己的生命也可以有这么一种选择。我觉得就是有点跑偏，越读越偏激，也就导致了自己的轻生厌世。后来潘晓这篇东西由马笑冬主笔把它给凑在一起的把黄晓菊的情况和我的情况凑在一块儿了，马丽珍当时跟我讲，觉得我的思想比较有普遍性。如同我那种情况一样，全国人都面临着一种－－大家都是对过去的东西进行一种扬弃，而对于新鲜的东西究竟会何去何从，无从选择，扬弃了过去之后，究竟要选择什么？经历了一场思想上的浩劫之后，人们在观念上很难找到一个有规范性的、算是我们把它称作道德性的或是一种社会伦理上的这么一个点。”

黄晓菊（十八年前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当工人）：那时候才二十几岁，比较年轻。由于得了比较严重的关节炎，八0年我正在疗养院疗养。年纪轻轻就受着病痛的折磨，对人生也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思考。就在这时候，《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找到了我，约我谈一些情况。当时我的原稿是以一个比较长的诗体散文的形式出现的，主要讲了自己对人生的一些思考和感觉，来源于怎样的生活状况，情况当时文章都是很真实的。那时候社会各方面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很少，加上刚从十年动乱中过来，年轻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很矛盾、很模糊，对自己的前途也缺乏信心。我在的羊毛衫厂象我这样的青年很多。我希望通过讨论，能帮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前程。肯定讨论的结果是我一个女青年难以预料的。来信发表后我才知道我并不是多么独特，有普遍性。对我来说，那个机遇是很偶然的，我恰恰是说了我的真心话，就成了当时的潘晓。

马丽珍：那时候我经常去群工部看来信，来信里边很多人反映人生观的困惑，我发现如果搞讨论，这个问题是个切入口。我觉得这和三中全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说法正好也是吻合的，一方面可以引导青年人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一方面也可以情理一下我们在人生观教育方面一些“左”的影响，这样能让它更符合科学，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对改革开放也好，思想解放也好，青年运动发展也好，都有好处。这场讨论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今天这个时代大家还印象很深，这也不是我们编辑某个人的功劳，实际上正好是时代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无非就是顺应了这么一种思路，才搞了这么一种活动。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现实的需要。这应该是青年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

关志豪：这场讨论是在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下展开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8年5月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冲击了“两个凡是”，年底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应该说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了，所以它就引起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现实下，人们的思想在震荡、在起伏，过去的为什么错了，现在又为什么对了？在这里边震荡最厉害的是青年，因为他们是最先跟着“红宝书”冲锋陷阵，他们是在天安门前热泪盈眶地仰望着毛主席上阵，用他们的话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用潘晓的话来讲：人生的一切奥妙和吸引力都不复存在了。有的青年来信中说：我们是从崇敬理想追求革命到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感到很苦闷。当时在青年中流行的就叫“看透”，看破红尘，一切都看透了，一切都是假的。面对这样一种思想，作为新闻媒体怎么来解决？怎么来引导？你必须承认十年动乱、长期“左”的压抑个性的做法使青年人心里有了创伤。当时舆论提出要引导青年向前看，但是我们觉得必须先有一个疏导，在这个基础上再引导他们向前看，就比较合情合理。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平等的、比较敞开的让大家在我们这个园地发表看法。因为当时我们感到，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不只是潘晓的困惑，而是在遭受一场劫难之后，一代青年历史的呐喊。

我觉得这是一场启蒙。因为多少年来，文革中不要说了，文革以前也是受到很多禁锢的，通过这场讨论人们开始感觉到自我是应该允许有所发展的。其最终得到的积极的效果就是直接激发起人们热爱生活和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我想这正是20年前的这场人生观大讨论留给今天人们的启示。

二十年前的潘晓，也就是潘?和黄晓菊，如今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二十年来，他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演绎着平平常常的人生故事，当年的那场讨论永久地留在了他们青春的记忆中。那么，今天的人们、今天的青年，还会像当年的潘晓那样热烈地探讨人生吗？二十年前的我们和二十年后的我们对待人生的看法真的有了很大不同那？在构想本文的过程中，笔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各自关于人生观的看法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

大众观点

（某女，36岁，银行职员）：“过去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我记得过去上学那会什么争当团员啊，积极学雷锋啊，当时特喜欢那中象集火花似的，抄这类比如现在咱们说的闪光的、冒火星的句子，用这些句子去鼓励自己。实话实说，我说觉得那时候社会给人的压力不象现在，所以当时人们单纯；倒不是说现在社会给人压力大，人倒失去目标了，只是现在的这种紧张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特别微不足道。见的事多了以后，觉得人这一辈子并不像书里或电影里有些人表现出来的那种，给人那种辉煌的感觉，觉得人大都是平平常常的，你即使有再好的愿望，静下心来想想，你总会有你力所不及的地方。”

（某女，41岁，机关干部）：“二十年前我才二十一岁，年轻啊，而且那个社会那个年代给我们带来也是挺多的。“文化大革命”那个过程我们都经历过，那会头脑比较简单，还没有完全成熟呢，一门心思就是干点事业。那时候我心里崇拜的偶像就是雷锋呵，真的就想以他为榜样，作做像他那样的人。现在想想也挺美好的。那会我活着就是为了社会主义，真的特别简单，就是为社会主义干点事。现在觉得改革开放还是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现在的年轻人想的跟我们不大一样，现在的年轻人敢想敢干。我们那会做什么事都比较谨小慎微。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跟那个社会，好象人的好多东西都变了，不象那么那么简单了，想得可能要多，比如我就想我们这一代人好能干点什么？给以后留下什么？孩子将来能干什么？”

（某男，28岁，公司项目经理）：“现在谈人生比较少了，象我们这么大可能比较现实一些，理想都有，小时候也都有自己的梦想，大了以后，从我来讲越来越现实，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作梦，做经商梦，按一些话说就是希望暴发。对我来讲还是实际一些，立足现在的工作，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再等待机会，那时候才有更大的发展。我倒不想说体现什么价值，就是没白活吧。”

（某女，21岁，小学教师）：“我想成为一个平平凡凡的，但在这平凡当中也有我最光辉的地方这样一个人。比如作为一个教师，把你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要有事业心，然后去教孩子怎么做人。教师的财富是长期性的，等到你30岁、40岁、50岁，等到你老了再看到你的学生，那时你是最富有的了。真的，我就这么想的。所以我现在特别希望我快点长大，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快点过去，还看到我将来的学生为国家做出贡献，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我真是这么想的。我爸爸妈妈是知青，10几岁就离开家到东北去了。几十年、十几年对我的影响，比如他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我影响都很大。可能象我这样的人今天少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这样的人的。”

（某女，19岁，在校大学生）：“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向别人奉献爱心的时候，自己是最快乐的时候。”

（某男，19岁，在校大学生）：“现在不是说很多有是为了金钱为了权力而生活吗？我们基本的观点就是不能为了这些，应该有自个的追求、自个的理想，很多时候精神上的充实更重要。我们都是大学生，不能沉湎于物质享受，精神享受更重要。比如说志愿者工作，这种奉献的工作，对人生观问题是个很好的铺垫。”

时代变了，青年的人生观肯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当中记录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也记录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步伐。就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少年研究室的沈杰博士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专家点评

“从建国以来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已出现了四代青年，第一代就是建国后17年的那一代人，第二代是红卫兵那一代，第三代是改革开放伊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这代人的人生价值观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由于他们处在社会转型开始之际，传统的社会型构和现代的社会型构之间的这一代人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中，既有传统的因素，又有现代的因素，所以痛苦啊、裂变啊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很明显。第四代人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这一代人处在社会发展进入一种新的历史时期，人生价值观是和现代化的潮流相吻合的。在这四代人中作个比较，发生最大变化是从第三代人开始，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取向的变化非常明显，第一就是从注重理想到注重现实，第二是从注重集体到注重个体，第三是从注重义务到注重权利，还有就是从原来注重精神到现在比较注重物质。如果说第三代人身上还表现出把理想与现实、集体与个性、义务与权利、精神与物质作一种综合的话，那么在第四代人身上，后一种取向就越来越强。如果描述一下当前青年人人生观的变化，我觉得有几个趋势，第一个就是世俗化，第二个就是个性化，个性化实质上导致了多元化，还有一个就是实用化、工具化。这几种特点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和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安排、和整个文化氛围的变化是相一致的。”

从“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打到哪里”，到领袖走下神坛；从八0年喊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到九0年前后王朔作品中调侃人生的语言，比如“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在部分青年人中流行一时，从八十年代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人生价值讨论，到九十年代一批青年人寻找雷锋、寻找毛泽东、寻找知识青年、寻找精神家园，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沿着时代发展的轨迹，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反思，也不断地确立和规范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判断。

走过二十年，中国青年始终是最善于思考、最热衷实践的一个群体，只不过和二十年前相比，就像歌声和服饰里反映出的那些变化一样，年轻人的人生观也显出了更丰富和多元化的特点，因为信息化的社会为青年提供了更开阔的判断视角和更宽泛的人生选择机会。记得我在一本书上曾经看过这样的话：昨天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一样/昨天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一样吗/昨天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不一样/昨天的太阳会是什么样呢？就用这几句话来结束我这篇有关人生观话题的报道吧。

作者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生活部

地址：100866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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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日报1998年7月3日3版

“潘晓”18年后破解人生难题

奋斗就是生活

本报上海讯 “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18年后再拿“怎样的人生才算是成功”这个问题重新询问“潘晓”的原型之一－－潘?的时候，他这样平静地回答。

许多读者都还清楚地记得，《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刊发了一封署名“潘晓”探索人生意义何在的来信，由此引发了全国上下一场大讨论。

“换个角度想一想，什么是成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小潘说，“由于经历、环境、素质、性格等各种因素，每个人设定的成功标准可以大相径庭。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尽管我曾参与策划编辑多种影响很大的丛书，先后有过一些令人羡慕的职务，但是当我面对那些城市里的普通人时，我不会认为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成功。比起18年前，我除了依然保持激情和活力外，只是更多了一些沉稳和应对外界事物的胆识。如果说什么是成功，对我而言，这可能就算是吧。”

潘?说：“其实，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自我定位。如果目标高远但不切实际，自然会产生动机与效果、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旷日持久使挫折积淀下来，失望就会更加沉重。实际上失败真的不算什么，一生没有挫折的人几乎没有，关键看你是不是能在跌倒后找到原因，及时总结不断进取。”

小潘告诉记者，几天前他刚在一场劳动仲裁案中败诉，但他并不气馁，这几天，他又因为一家汽车修理厂将他家的电话号码印在发票上，而与对方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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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21日杭州日报•西湖周末•头版

回望20年（第三篇）

人生观大讨论唤起的觉醒

（压题图为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封面及编者的话和潘晓文首）

本报记者瞿刚/文并摄

18年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十分短暂的瞬间。然而，18年间，许许多多人的经历中都留下了一段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到面对放射状米字路口无法穷尽的多元化选择的过程。

18年前，一个署名潘晓的青年投书《中国青年》杂志社，她内心的困惑在全国千千万万青年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震撼：“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由此拉开了序幕。

【标题】“潘晓来信”是如何被发现的？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青年》曾经几十次在青年中开展过各种问题的讨论，诸如《人生的幸福是什么？》、《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我们应该怎样成长？》等等，但那些讨论基本上都是命题形式。这次人生观的探讨获得极其广泛的影响却是从一封读者来信发起的，其背景真的那么简单和随意吗？记者赴京采访了此次讨论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当时任《中国青年》编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的郭楠柠女士及潘晓。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的理论。《中国青年》深深感到十年动乱留给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心灵创伤是如此深重。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遭受过这一代所经历过的可怕的精神崩溃和精神折磨。十年动乱暴露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丑恶一面，，冲毁了青年的真诚、信仰。许多青年都走过了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应该怎样引导青年的思想？《中国青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机关、学校、商店、工厂等展开了广泛调查，进行了多方面的访问、座谈、探讨……其中，在一次工厂、学校青年参加的座谈会上，发现北京第五羊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在交谈中，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发表出来供青年共同探讨。她提供给编辑部的原稿7000多字，四个小标题：“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详细叙述了自己“文革”前后的不幸经历，信念破灭和自己当前处境的困难及对人生意义的追索等等。编辑部决定以此为基础，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整理，并吸收了北京经济学院大二学生潘?“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征得同意后，以“潘晓”署名为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发端。

潘晓主要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晓说：“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这是当时相当一部分青年的看法。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她“深刻的启示”。她的结论是“任何人，无论精神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其二，对“个人价值”的呼唤－－十年浩劫，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利丧失殆尽，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于是，重新评价“自我”、“实现自我”就成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重建人生信念的强烈要求。

其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种失落在当时的青年中最为普遍。潘晓说：“过去我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可“文革”中，她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文革”后又备尝了人际关系的虚伪和社会的冷漠。

从1980年5月见刊起的7个月时间里，成千上万青年的热情被唤醒了，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方面不同身份、层次的人寄来的稿件达6万多件，其中不少还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大学生、研究生来稿的数量相当多，成为这此讨论的一大特色。一半以上的来稿不但讲述了自己的观点，还讲述了自己类似潘晓和比潘晓更为艰难坎坷的遭遇和人生经历。

整整一代青年被唤醒了，他们从寻找个人出路开始进而寻找社会出路。他们走过了卢梭和康德，走过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经历了对社会、对自我的否定之否定，获得了坚实而崭新的生命。他们不仅写下了自己的迷惘和徘徊。写下了人生道路的艰辛和心路历程的悲苦，更写下了自己在艰辛中的磨炼，在困境中的奋争，以及在实践、苦读和思索中的感悟。

【标题】胡乔木说：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

没有人不沉浸在这种被真诚的心声深深打动的情绪之中。即使是今天，郭楠柠仍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她说，当时编辑部定了基调，一定要鼓励年轻人讲真话，我们相信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能够回答问题。

6月18日下午，胡乔木同志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这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胡乔木同志说：“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第帮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胡乔木同志还希望，这个讨论再放开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编辑部受到极大鼓舞，对这场讨论如何继续进行，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扩大篇幅，继续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推动讨论进一步开展；二、增加人力，强化编辑力量以保证即使处理每天涌入编辑部的大量稿件，使讨论的群众性得益更充分的体现。于是，人生意义讨论的篇幅由每期16页增加到了20页，发表了武汉赵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等有相当思想分量的不同观点的文章。同时，抽出各部门的编辑，组成了由郭楠柠负责的扩大工作班子。对一场讨论投入这么大的篇幅和组织如此规模的编辑力量，这在《中国青年》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许多读者来信高度评价《中国青年》敢于发表潘晓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他们说，不同的声音发出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几乎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今天，在我们民族经历了“文革”这样的劫难之后，在国家亟待振兴的关头，讨论人生的意义，必将能促进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

1980年底，由郭楠柠和同为《中国青年》编辑的陈汉涛执笔撰写总结性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文稿中没有对讨论中复杂的问题简单第肯定或否定，而是求得一种实事求是的符合科学真理的积极认识，帮助青年们寻找和提示一种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人生思路。全文18000字，分四个部分论述：一、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二、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三、科学地看待“公”和“私”；四、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认识之路。

编辑部考虑到这个讨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决定把文稿送请中央宣传部审阅。王任重同志给予了热情支持，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其后，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又约请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共同探讨，基本取得一致的看法。只有一位同志对文稿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当时，郭楠柠和陈汉涛作了答辩。最后，团中央书记高占祥肯定了文稿的基本观点，同时提出要加上共青团十届二中全会号召青年投身“四化”建设、要有“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勇于献身的气概”，要当“身体力行、兢兢业业的‘实干家’”等话。至此，总结文章最后定稿。

191年3月，第六期《中国青年》以10页的篇幅登载了《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署名为“本刊编辑部”。文章见刊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读者来信又一次达到了高潮。有的读者在信中说，读了该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它科学辩证地论述了“人的价值”；通情达理地阐明了“公”与“私”的关系。还有读者在信中说，一个人是一盏灯，每盏灯都放出自己的亮光，整个社会就更加光明。只有在振兴中华的奋斗中才能最有意义地度过一生。

【标题】人生意义的讨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这也许是这场讨论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当我们重新打量那段历史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感慨这些年中国社会出现的如此重大的转变。

在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室所承担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现代青年们普遍认为，竞争能给社会带来活力；缺乏竞争曾阻碍过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缺乏竞争冒险的生活太没意思。高收入、高强度、低稳定的工作得到青年的青睐。调查情况同时表明，对现代社会竞争观念的积极评价使青年道德价值的进取性得到了大大增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另一次青年价值取向调查表明，有75％的青年认为“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在“你对幸福的理解”一题中，回答事业成功者占第一位，为63％；温暖家庭者占52％，为第二位。这说明许多青年从他们的内心需要出发，在理想的自我价值中表现出重理想、重精神、重成就的特征。他们一方面崇敬、羡慕高尚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不能无视物质与金钱的实在性。他们面对人生米字路口的多种选择，内心再一次发生了冲突，究竟该走哪条路？是在仕途上艰难涉步，还是“下海”折腾？是做学问好是炒股票？是端铁饭碗还是干个体户……选择的痛苦相对于无选择的痛苦是一种进步，多元化选择也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空间。

【标题】“潘晓”现在在干啥？

当年给编辑部写信的“潘晓”－－黄晓菊，现在已经41岁了。18年的风雨不仅改变了她的外貌－－不仅她烫着新潮的短发，穿着一身粗犷的牛仔服。在经历了种种的坎坷和曲折后，对人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她目前境遇并不太好。数年前离婚后，一直和读中学的儿子住在姨妈家，靠着在北京一家服装市场摆摊为生。

当年因为很偶然的机会写了一封信后，黄晓菊的整个命运确实被改变了。不久，在《中国青年》的帮助下，她通过人才交流中心，从一个纺织女工变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报刊管理员，她兴奋不已。可不久，因为她所经手的帐目少了18元钱，被停聘了。

伴随着南下大军的风尘，黄晓菊又只身来到海南一家报社当广告业务员，拿效益工资。几个月下来，她竟未能拉到一笔广告业务，分文未得。再闯深圳，找来找去，等着她的只有一个职业，做“阿巴桑”（女佣）。难道自己就只能是这么一块料吗？黄晓菊的心里颤动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她想起了在海南的经历。她得适应生存环境。于是，日本人把一个家交给了她。她整日整日地两膝跪地搞卫生，一丝不苟，没有人逼她这样没命地干，但她总想教训一下自己。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老老实实的事。

黄晓菊最终没能在南方南方混下去，她重新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土北京。记者在采访她的一些朋友和曾经关心帮助过她的人时，不少人替她感到惋惜。他们回忆说，当年《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来信后，仍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当工人的黄晓菊有些沉不住气了，跑到厂长那里声称自己就是“潘晓”，在很多场合也一再张扬自己就是“潘晓”，并以此为资本，要求升学或换工作。这使当时的《中国青年》和另一位“潘晓”－－潘?都陷入了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虚荣和浮躁的心态，也是她日后难以成就事业的重要障碍。但现在的黄晓菊成熟多了，她说，只有实实在在的奋斗才是人生的真谛。

另一位“潘晓”－－潘?，在袒露自己“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观点后，受到了校方最严厉的批评，并于1981年2月离开了北京经济学院计算机系。当时他的家人都在青海经济状况也不太好，他只能在北京依靠做小工刷瓶子、去建筑工地拆房子为生。后又先后任职于广告公司、电脑公司等，但都是临时性的。潘说，他的人生经历充满坎坷，他原本是时代的宠儿，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最早受益者，但命运突然改变了他的发展方向。他三年前有了一个家庭，有了一个当医生的妻子和可爱的胖儿子。现在已是39岁的潘?颇有感慨地说，活到现在，除了离婚和长期的病痛外，该经历的我都经历了。

没有固定收入的潘现在正致力于民间普通话的推广。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牵涉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非常需要各行各业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潘周围的人甚至看不懂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究竟打算怎样生活下去？潘?说，我当然不会耽搁我的生活，但我也决不会放弃这项工作。做什么事都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一切的过去都孕育着现在，一切的现在都意味着将来。凡是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也许对1980年由《中国青年》发起的那场人生意义讨论都是经久难忘的！

题右图：郭楠柠陈汉涛夫妇

潘?现在正致力于在民间推广普通话（上为瞿刚在北京站附近旅馆里为我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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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购物指南1998年11月3日人才印张

人才星座

择业非易事 知己才能嬴

－－访著名策划人潘?

个人小档案

潘?，男，39岁，现任全结构文化传播公司项目经理，兼任多家公司的策划。

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经济学院。

1980年，他和另一位女青年黄晓菊一起化名“潘晓”，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在那以后，经历了辍学、流浪……

1987年后，先后做过营销、策划、管理、咨询培训等职业，担任过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三欧电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多媒体光盘》杂志总编辑等职务。参与过《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词典》、《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著作丛书》等大型图书的策划工作。

（后为那张程漫红拍的先后在报纸上出现过多次照片。）

记者：1987年以来，你主要从事营销、公关策划、管理等三种职业，并担任过一系列的中高级管理职务，请问你现在的择业观和择业方式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潘?：80年代，我二十岁，正值年轻力壮。那时我选择职业的标准有三条，一是稳定的职业，二是这份职业能发挥我的特长，三是职业本身有很好的前景。那时的人择业恐怕很少有人想到第三条，但我一直觉得择业是人生大事，必须先想明白你自己的需要在哪里，猜猜能避免盲人骑瞎马。正是明确了这三条，我找工作都是那一时期比较好的职业。那时的择业方式有朋友介绍，更多的是四处应聘。

现在，我已步入中年，择业观也有些变化。我对稳定的职业这一点不做要求，而追求另外两点，因为找到一份工作对我不难，而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就不易了。比如我不太可能到人才招聘会和小青年一起挤着给人家递简历，如果求职，更多的可能是朋友介绍，到那家公司和老总直接面谈。这不是说中年人的竞争力差了，而是当你对众多领域都有深入了解后，一次深入的长谈比招聘会上的寥寥数语更能发挥作用。中年人求职有个很好的条件，就是朋友的关系网。

记者：你现在的择业观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我应聘过，也做过企业的招聘经理。我觉得大多数企业缺乏留人的机制，人事经理们工作的两大主题就是招聘员工和解聘员工，在这种形势下，求职者单方面求稳定的要求就不切实际。

记者：策划是个怎样的行业？

潘?：可以说策划业还是个幼儿，它的出现不过三四年光景。这一新兴行业是信息咨询业的一部分。目前国内的信息咨询业都多是国外企业到国内投资时带进来的，因为国外企业都有自己的咨询业伙伴。

记者：策划人这一职业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潘?：现有两种策划人。一种是靠出一个点子帮企业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另一种是全案企划人，不就一点做，而是伴随企业整个发展，随时为企业提供服务，我属于后一种。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想从事策划这个职业，从你的经验看，从事这一职业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潘?：首先，从业者应该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不能人云亦云。第二，他的行业素养好，有丰富的经验，并不断对自己进行回归教育，不断在知识上完善自己。第三，他应该是个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不拘泥于过去已有的东西，敢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第四，必须依据科学，用量化的方法对市场进行分析，才能有正确的结论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记者：你通过什么方式不断对自己进行再教育？

潘?：我除了在1985年上过法律大专班，以后全靠自学。有人说我学习新知识时像章鱼一样，触手伸向八方，哪有新东西都不放过。我个人以为，一个开放的人，最好的学习方式应该是从周围人那里汲取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是经过别人消化的，更贴近实际。

记者：你对自己的策划案哪个印象最深？

潘?：那是一个房地产策划案。房地产销售最讲究的就是地段，本来楼盘位置就偏僻，离城里很远，而且一期发售完毕，老板把价格又翻了一番，结果很长时间没人买。我想，离城里远既是劣势又是优势，于是这个广告策划利用楼盘所处的地点－－“忘忧里”做文章，同时说服老板把房价降到和一期发售一样，我的广告词是“尽可半价付款，永远拥有忘忧”；另外，强调它环境的美，远离城市的种种优点；我还在广告上刊登了一个计算房价的复杂的数学公式，为的是引起众人的好奇。房地产广告的成功与否，首先要看有多少人打电话咨询，其次是多少人看样板间。这个广告一出，第一天打电话的达150多人，看样板间的也不少，最后，共卖出十几套房子，大大超过预想的数目。

本报记者韩冰

……………………

1997年4月4 日《南方周末》

【头版引文】“潘晓”是什么人（题）16年前，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以后，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人生观讨论。16年后，“潘晓”重新露面，一篇《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令人振奋。“潘晓”究竟是谁？〖第五版【众生相】独家披露〗

第五版－栏头：80年代风云人物追踪之一/“编辑人语”这个栏目将推出一系列昨日的公众人物，他们都曾风云一时，是80年代思想坚冰被打破之后，于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特色人物如潘晓、马胜利、步鑫生、关广梅、张兴让、……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和象征；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们中有的已销声匿迹，有的仍在默默奋斗，在新的时代演绎着又一轮新的故事。虽然他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惹人注目，但他们留下的历史印迹值得人们思索……（下有80年代人生观讨论的一页照片，文注：这是当年人生观大讨论中的一页。）

〖人物背景〗A•潘?：男，江苏宜兴人，1959年10月4日生于北京，身高1•78米，体重75公斤，近视加散光，略有谢顶，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经济学院，专业为计算机程序设计，曾服毒自杀、蹲过监狱、搞过图书出版策划，现在一家外资公司任总裁助理。1980年5月他和黄晓菊的来信被编辑化名“潘晓”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引发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人生观大讨论。

B•黄晓菊（附照片，片注：这是1980年《中国青年》第九期刊出的署名“潘晓”的照片，其实为黄晓菊。）：女，42岁，参加人生观大讨论时为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工人，后来相继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再后来“下海”，在云南贩过服装，现在仍做服装生意，在北京的两个大商城里拥有自己的两个摊位。

【题】寻找“潘晓”－－一段延伸了16年的人生故事/高艳芳

去年10月份，《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湖南读者李明益的来信《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离我越来越远》，并就此展开讨论。翻开今年第一期《中国青年》，当年“潘晓”之一的潘?答李明益的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因为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16年前“潘晓”因发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而引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人生观大讨论。

“潘晓”是潘?和黄晓菊的化名，16年来，他们还好吗？

【小标题】潘?说：“曾有过名噪一时，也有过苦不堪言。在38年的人生中，除了离婚和长期的病痛外，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在《中国青年》编辑王林的帮助下，记者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和潘?联系上了。在电话中，他愉快地答应接受采访，我们约定在北京海淀区黄庄路口他所在的美国大船公司见面，他现在是这家中型外资企业的总裁助理。

一个小伙子听说我要找潘?，热情地把我带到楼层靠里面的一间办公室：“潘?，有人找你！”一位低头看书的略有谢顶的男人抬起了头，并站了起来，“他就是潘?，个子真高。”我心里说。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潘?不满10岁，父亲被迫离京去干校，母亲也迁往青海，他留在北京，寄养在姨妈家。由于无法承受姨妈的歧视和冷漠，上中学时，他便离开姨妈家，住到学校去了。童年的这段痛苦经历直接影响到他最初的思想积淀：他认为人和人之间没有爱，只有利用和金钱关系。在他饱览群书之后，更是走进这一观点的“死胡同”。达尔文论证了物种起源和“适者生存”的自然淘汰法则，他就确信弱肉强食才是真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使他热衷于用诡辩论去向人证明世界是荒谬的；他视尼采为神明，奉叔本华为圣贤；他像章鱼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出触角，追求和撷取思想的果实。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他上大学。这时候母亲病了，10年的生活磨难夺去了她的健康，她想回北京，回到儿子身边。于是潘?开始为落实母亲的户口而四处奔波，跑了3个月却徒劳无功。他的学业荒废了，在惆怅中竟又产生了一个怪念头：母亲当初把他抛在别人的冷眼下，今天又要利用他的户口做回京的跳板。

这种扭曲痛苦的心态变异，使他在大一快结束的1979年5月31日，突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并毫不犹豫地服了毒，被校方发现送到医院时，心脏已停止跳动30分钟了，幸亏当时北京朝阳医院的主治医生都在场，他又活过来。“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这是他醒过来后抛给医生的第一句话。

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死有何难？人生在世，在漫长的宇宙中，不过是一瞬，我走到上帝的面前准备忏悔，却被他一脚踢开，我对死神仍然流连忘返，热切希望再回到老地方。”

他的这种悲观厌世的思想状况引起了校方的关注，在《中国青年》的众多编辑到学校了解思想状况时，他被团委安排在单独的一间屋子里和热心教育工作的编辑马丽珍女士交谈了4个小时。

过了一段时间，马丽珍把一份署名“潘晓”的文章拿给潘?看，里面的思想内容就是那天下午的谈话，加上一个叫黄晓菊的女青年的来信，马丽珍说要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组织一场谈理想、谈人生的讨论，问这么写有什么意见，潘?想不就是个讨论吗？表示同意发表。

让编辑和潘?都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潘?感到兴奋，在此之前的不遇被点化，使他感到痛楚之后的热烈。他拿起笔和黄晓菊、黄帅及许多青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专栏里展开讨论。

“我就是潘晓”，潘?逢人便这样讲，他明知自己并不是“潘晓”的全部，也明知引起“潘晓讨论”的实际上是黄晓菊的经历和他的思想，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应邀到各大学去演讲，以“潘晓”自居，与大学生、研究生一起高谈阔论。

但他并未摆脱现实，种种不顺利依然包（注：以下是一帧照片，是94年1月30日与程漫红去颐和园时她拍的，在叶德英发的那篇稿子中用的也是这幅。此文中照片下文：经历了16年的磨砺，潘?如今向往平淡如水的生活。）围着他：由于参加讨论和奔走演讲而缺课数日，使他在自然科学基础课的学习上显得吃力；锋芒毕露的性格使他和许多人搞得不愉快因复课一事与系里闹僵；因生活观念上不统一和不驯服而与父母矛盾重重……

之后，他走过一段极为艰辛的人生之路。1982年，他被所在院校劝告“自动退学”，父母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寒冬腊月，他白天在狂风中为生活到处奔波，夜晚就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有时为争夺一块可睡觉的地盘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为了生计，他尝尽了人间冷漠，在中科院动植物检疫总所看大门，月工资50元；在农科院刷瓶子，刷一个几分钱；潘?这时真正感到脚下的路越走越窄。然而后来的事情就更糟糕。1983年6月的一天，他和司机刘联一同到广安门货场提货，两人共同盗窃了货场上一块价值800元的锡锭，并用拉到窝主家中分赃，赃款到了潘?手里时，这个自视清高的大学生心动了，因为这笔钱对于当时饥寒交迫的他来说太重要了。

1984年3月5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区法院刑事判决书上这样写着：“潘?，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纯属偶然。”

法院的承办人走访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和其他认识他的人，他们都对潘?犯罪表示突然，监狱的大门在潘?身后关上了。

3年后的1987年，潘?出狱了，靠给别人写信封勉强维持生计。由于难以抵御现实的严酷他几度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实在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找马丽珍、黄晓菊，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活着的信心。

但他的才华终于在他咬着牙挺过来的数年后展现出来，他频繁地更换工作，先后当过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部主任，人民日报《大地》月刊发行人，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发行部主任，参与编辑了《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等。

跳来跳去，潘?现在成了总裁助理，年薪10万元。16年的磨练使他从思想到行动都成熟起来：个性刚强，漠视权威与成规，重过程轻结果，懂得不可过份地向生活透支，对成功和失败，心静如水。认识潘?人都说，这个人思维敏捷反应迅速，智能运用之独到，诡辩之精彩，非常人可比。

“自己是自己的主宰，并非一段程序、他人的复制品。”他从不想劳神费力去做什么男子汉，只是想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小标题】黄晓菊说：“16年前我是浮在云上看人生，如今我是站在泥里看人生。”

当记者赶到北京南礼士路地藏庵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在月坛中学对面一栋老式楼房的二单元二层，记者用手敲开了楼梯左手的一扇门，一位老先生探出头来，手里拿着一盆正在洗的米，“找黄晓菊？她在。”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可能住的年头久了，显得很灰暗。一间小居室的门开了，一位上穿深驼色毛衣，下着黄秋裤的中年妇女嚼着东西走了出来，见记者进来，把手里最后一点面包渣一仰脖送到嘴（此处又有97年1月《中国青年》讨论叠照。文注：在1997年第1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潘晓”又抛头露面了，其实是潘?。）里。她说刚刚回家，正在补吃中午饭。黄晓菊脸色黝黑，个子不高，可能是中年的缘故，虽然较胖，说话节奏非常快。

记者说刚刚从潘?那里来，黄晓菊马上说：“潘?有多大？好象他是1959年出生的吧，那我比他大4岁，我是1955年出生的。”显然，她已经过了羞于谈自己年龄的时代。

记者递给她16年前署名“潘晓”的文章，她好象没有看过一样，仔细地看乐一遍，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时的思想很幼稚，现在，我不会再对人生发感叹了，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人生的意义光凭说是没有意义的。”参与那场大讨论时，黄晓菊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工人，后来去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又去云南珠海等地做过服装生意，现在她已在北京百盛购物中心和万通新世纪商城拥有两个服装摊位，每月收入也不少。可能是生活中的挫折太多，她对金钱看得很重，也可能由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有些自卑，她说等自己挣足了钱要办一份杂志。

黄晓菊已经离婚，一个人带着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过，为了儿子上学的方便，她还要在这间借助亲属的不足10平方米的黯淡的小屋里生活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小标题】潘?说：“我和黄晓菊原来根本不认识，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把我们拉到一块的。”

16年前的那场讨论，使潘?和黄晓菊开始走动起来，潘?更主动一些，虽然他没有黄晓菊的呼机、电话，甚至连她住的那栋楼的楼号都记不清楚，但她家的地理位置已经深深印在潘?的脑海里。每每走到南礼士路，他就一定要去看看黄晓菊，即使她不在家，潘?也要和借黄晓菊房子住的亲属、那位叫杨帆的老人聊聊天，这样心里才踏实，但黄晓菊从来没有留他吃过饭。

尽管潘?自我评价是一个既平凡又略有独特，既普通又稍嫌怪异的人，但他给记者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带给人一种冲击力，早谢的头顶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一幅宽边眼镜使他的目光更加深沉，多年的挫折和坎坷已经使他的锐气从脸上消失。总是这样惆怅，总是这样无畏刚强，总是那般孤高自傲。

对黄晓菊来说，觉得应该追求经济上的富有，因为以后要买房、要生活。而潘?在已经富有的情况下，把物质上的享受目标定在“温饱”，而排在第一位的享受是“读书”，渴望拥有一片净土，一个朴实无华而丰富的空间，一种绚丽而清纯的生活，难怪黄晓菊感叹：“我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我更实际。”

人生驿站，悲喜交加，“潘晓事件”已经过去了16个年头了，并逐渐被世人所淡忘。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会记住他们。

今年4月，《南方周末》登载了有关我的一些事情。一见报，我感觉不舒服：作者将我的一些经历（诸如入狱原因、假以“潘晓”身份等）未作调查核实就公诸报端，另外，象我的身高（1.87米）这样明显的特征也草草作1.78米，大概也是功利心态所致；5月，《南方周末》刊登“来函照登”，作者因抄袭了叶德英关于我的文章而致歉，虽然没能还我所有清白（当然，对任何人，这不啻梦想），但报社的勇气和态度倒让人释然。

今年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大概如下。

兼任北京某企业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师和策划总监、某医疗仪器公司顾问、某排球俱乐部设计总监、某广告公司副总经理、某美国集团董事长助理、中国股票电脑信息业颇有名气的北京海融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第一张利用多媒体作综合性大众化杂志总编辑、为微软和惠普以及摩托罗拉等国际知名公司作调查培训的北京Pinnacle公司高级分析员。策划电视系列片《外资企业在北京》；创意并策划利用民间力量协助国家在大陆和海外多层面全方位推广普通话的“沟通工程”。

今年，我们夫妻和孩子被北京中关村医院搞得居无定所，部分财产失踪。该院有不成文规定，住房分男不分女、分外地不分北京市的。96年9月，孩子出生，我们以每月15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楼房，至今该院未予任何补助。96年底，房主突然限期搬出，我们住进宿舍。医院说，规定不能给职工看；虽被扣住房基金被分配住房不可能；北京大学生只好认倒楣；考虑困难可在太平间旁的房子（是原看守太平间民工住门窗皆碎不到10平方米小屋，紧邻太平间，门口有24小时制冷尸体设备发动机昼夜轰鸣，对婴儿休息来说是不可能的）供周转；找中关村派出所强制搬出；上级委托我们管理医院，就按我们的方式管理。院长从海淀区卫生局调出，卫生局官官相护，不会过问该院的无理行为；该院领导与中关村地区的派出所和地痞流氓关系密切，即使该院有非法行为也奈何不得。今年7月10日，该院相关机构以及民工共十几人气势汹汹到宿舍即动手搬东西，我前去阻止，须臾，派出所警察赶到，对我说搬东西是医院内部的事，但若你阻止而发生纠纷就整你(这就是执法机构!个人财产受到侵害置若罔闻，却对侵害者予以保护)，我请求等律师来再搬，派出所和院方都说“律师算个屁!”动手搬出并把宿舍门窗卸下来。我只好看着自己的东西被东扔西撇野蛮装卸，当即就有东西损坏。那天后，我们全家只能在远离医院和保姆的办公室里借住。我和该院职工一样没有证据说该院领导中饱私囊，却从他们的作法中看到违法乱纪。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拍摄太平间现场并采访了院方领导，囿于有关规定不能播出。搬出过程中，寻呼机、全自动照相机、项链、戒指、录音录像磁带等均不见了。可悲的是，法律对财产受侵害、私人物品遗失、相邻关系不适宜居住等，却难于起诉更难于胜诉。一些外国朋友闻得此事，只道“真令人心寒”。至今，所有问题不得解决。失望至极，我爱人正联系出国，希望能在法制和公平中生存。

今年12月4日凌晨，严重的冠心病首次光临于我，不知何时我就会撒手人间。从如此经历中，我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丰富，还有令人悲哀的投机心理、短期行为、张狂无序和错觉蔓延。应该说这是对历史的反叛和否定，存在即合理，而新的否定缘于何处？对日益稀缺的理想主义而言，生存形式安在？洒脱点说“我是我所遭遇到的一切的一部分”？人生的路，宽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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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年末特刊（1997年12月26日）

“再见，一九九七”

【你们现在还好吗】

〈潘晓〉

贵报《寻找潘晓》一文刊出不久，我就辞职了。其实跳槽对我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有面对新的职业和新的工作方式，我才会产生出奋斗的冲动。在任一个杂志社总编的同时，我还身兼七八家公司的职务。

但生活中也有很不顺心的地方，我、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儿子在今年初曾（照片，下注“潘?－－潘晓之一”）一度被安排去中关村某医院内太平间旁的一间房子里居住，那里尸体制冷设备整日轰鸣，根本不能住。12月4日，我得了严重的冠心病，不知何时会撒手人间，面对大半生的不幸遭遇，我时常问自己，“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窄？”

〖注〗－－潘?。“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曾是80年代困扰着很多人的问题，90年代的潘晓希望有精力做点想做的事。（原文见本报4月4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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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年报•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4、5版焦点新闻

改革开放20年为年轻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人生的路越走越宽

本报专稿/记者陈列

（此处有一幅该报记者在芙蓉里家中的为潘单独拍的照片，下注：“潘?（本版摄影/记者任国强）”）

每一个独特的时代都会塑造出一种独特的社会性格。而新的社会性格又往往是通过刚刚成人的年轻一代最先表现出来的。宽容、灵活、相对而不固执己见崇尚务实而不重好高骛远的幻想，这已成为当代“新人类”的主体社会性格，而这又和我们这个社会经过了整整20年的改革之后，能够为年轻人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更多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更为宽容的社会心态所分不开的。当我们试图回溯这20年当代青年心灵史的时候，当年“潘晓”有关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绕过去的标识。实际上，这场讨论得以顺利地展开，就已经标志着改革开放为我们打破了原有的思想禁锢，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多元化的时代开始起来。

主持过这场讨论的原《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郭楠柠在事后重新审视、回顾这场讨论时说，就其现实性而言，这场讨论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结论究竟是什么，而在于它形成了一种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思维；即除了按以往的思维习惯，把一个问题区分为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之外，首次明确了还有一个什么是“允许的”中间层次。在实际生活中，既不能把“提倡的”当作是“必须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普通人；当然也不能因为是“允许存在的”有其合理性，就反对我们需要“提倡的”，从而不去努力超越局限。这样做后，同样能起到提醒青年不向低层次滑落和提供向高层次努力的助推作用，而且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它摆脱了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模式。现在再回过头来认识这些改革开放之初所遇到的问题就要清晰、容易得多。

青年价值观向着宽容、务实的方向迈进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是与改革同步的。

在“潘晓”讨论开展12年后，上海《青年报》发表了大学生梅玲的来信“我该怎样选择生活”，再度发起了一场青年人生观的讨论。这场九十年代的人生观讨论，从一开始其主题就与八十年代的那场迥然不同。青年学者许纪霖认为，在九十年代的青年那里，八十年代的那个问题已被全然消解，代之以一种更具“操作性”、更实际的心态。

“多元”包括的社会心态，已使得年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他们不需要再为冲破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形而上的问题劳心费神。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又确实为青年人的成功创造了更多条件。这个时候，即使像“潘晓”那样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也不难找到发挥价值之地。人生的路就是这样变宽的。

主持九十年代那场讨论的原《青年报》编辑、现上海三联书店陈保平说：经济基础能够决定人们的思维，当我们回头再去回顾那些讨论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概念的引入之后，年轻人的观念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切合实际的、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理想主义已取代了空洞的、玄想的理想主义成为主流。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拓展人们思维观念的主因，只有思路开阔了脚下的路才能越走越宽。

独家专访

潘晓18年后解破人生意义这道难题

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

本报北京专电/特派记者陈列

“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18年之后再拿“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这个问题重新询问“潘晓”的原型之一－－潘?的时候，他这样平静地回答。

当记者和小潘一起，到他家附近的小餐馆边吃边谈的时候，餐馆的小老板用一种异样的眼光不时向我们瞥来。他奇怪于我们谈的是“人生的意义”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他似乎也不知道这位每次来就餐都爱和他们说几句玩笑话逗乐的年轻人曾经是80年代初的风云人物。

“换个角度想一想，什么是成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小潘说。“由于经历、环境、素质、性格等各种因素，每个人设定的成功标准可以大相径庭。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尽管我曾参与策划多种影响很大的丛书，先后有过一些令人羡慕的职务，但是当我面对那些城市里的普通人时，我不会认为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成功。比起18年前，我除了依然保持激情和活力外，只是更多了一些沉稳和应对外界事物的胆识。如果说什么是成功，对我而言，这可能就算是吧。”

潘?说：“成功就像是彼岸，有的人离它近一些，有的离它远一些，但彼岸究竟是什么，谁都无法说清楚。其实，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自我定位。如果目标高远但不切实际，自然会产生动机与效果、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旷日持久使挫折积淀下来，失望就会更加沉重。实际上失败真的不算什么，一生没有挫折的人几乎没有，关键看你是不是能在跌倒后找到原因，及时总结不断进取。”

小潘告诉记者，几天前他刚在一场劳动仲裁中败诉，但他并不气馁。这几天，他又因为一家汽车修理厂将他家的电话号码印在发票上，而与对方对簿公堂。

1978－1998

中国气馁心灵史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1978－1998，20年的光阴大河，一闪而逝。

1978－1998，中国青年写下一部心灵史。

今天，我们再次踏进这条河流，去寻找那些漂流者；

今天，未能再次翻开这部史册，寻找那些名字。

恍若隔世20年，刻骨铭心的20年，真实的、无法抹去的20年。1978－1998，一代代中国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其间，像金矿投入了熔炉。

今天，我们要取出那沉重的金子。

我们在困惑和争辩中度过了这20年，今天，我们要证明，这20年的争辩并非没有结果。我们在迷茫和探寻中度过了这20年，今天，我们要证明，这20年的探寻并非没有收获。

1978年  胡福明檄文：真理标准大讨论

1980年  潘晓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1982年  电影《冰山抢险》引出的话题：麦克唐纳＝雷锋吗？

1983年  大学生张华该牺牲自己去救一名老农吗？

1987年  刘勇杀人是自我实现的悲剧吗？

1987年  成方圆走穴：是商品经济意识的觉醒还是不务正业？

1987年  希尔顿宾馆招聘：是不是该到资本主义企业去打工？

1989年  王朔的“痞子”也值得欣赏吗？

1992年  知识分子下海是人文精神失落？

1995年  王海是骗子还是法律卫士？

（此处有一张照片，是记者在黄晓菊店中所摄，片中注“黄晓菊”。）

不再哀叹“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踩倒荆棘苦干闯出一片天

18年  潘晓走出十字路口

报道提示：

“追求成功的人生”是每一代青年人永恒不变的话题。但现在，却很少会像18年前的“潘晓”那样拿这个问题在报纸、杂志上讨论，并引起那么巨大的反响。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经过20年的改革，我们的社会已经为年轻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和自我价值实现之路。

在公平、合法的条件下，务实、竞争、靠自身的努力来体现人生价值的观念已逐渐被当代青年所接受并成为共识。

本报北京专电/特派记者陈列

原以为要颇费些周折，却不料寻找“潘晓”并不是太困难，毕竟他们都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潘晓”是潘?和黄晓菊两人的化名，18年前《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将他们拉在了一起。寻找当年的“潘晓”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就是黄晓菊。”在北京南礼士路一家叫做半日服装的店里，记者见到和想象当中有些不同的黄晓菊。

她个头不高，可能是因为人到中年的缘故，显得较胖。脸色微黑，走路、干事都风风火火地带着一股豪爽的麻利劲儿。她穿的圆领T恤上绣着世界时装大师范思哲的名字，是一件名牌。

她是那种说话、做事都很直率。她说生活的磨砺反倒给了她一种自信。

在18年前的那场大讨论之后不久，黄晓菊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当报刊管理员。能够进入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和一些名家、专家们探讨，黄晓菊兴奋得不得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黄晓菊的本意。不久，因种种原因，她被停聘了。那时候，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一个人带着儿子。

在经济压力下，她因此而顿悟：生存尚且困难，又何谈理想、主义。

于是，34岁的她伴随着南下的大军，只身闯海南。她现在回忆说，那时候之所以要选择南方，一是因为有朋友，二是因为想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看一看。

她进了一家报社，成了广告业务员，但她几乎没有拉到一个广告。这次她没有抱怨，她又一次认识到自身的那种酸腐气与自命不凡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地碍事。

她于是再闯深圳，可是那里也只有女佣的活在等着她。“当女佣？我就是这么一块料？”她的心颤动了一下，但海南失败的教训提醒了她，她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就当是出国打工吧。”在日本老板的家里，她双膝跪地整整擦洗了两天，终于将整个家里擦得一尘不染。没有谁逼她，她觉得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死心塌地的一件苦差使。

在那位日本老板家中的另一段经历，一直影响到她现在。日本老板的太太原本是韩国的女工，当她得悉黄晓菊的境遇后表示同情。她从丈夫那里要来了粘纸盒的活，粘一个3分钱。没等黄晓菊点头同意，她自己就先做了起来，原来想闲下来看看电视、看看报、再了解了解日本的黄晓菊被震动了。日本老板的夫人已行动告诉她：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再后来，她们有合计将这些活再多揽些下来，转包给深圳的其他打工者，粘一个纸盒给2分钱。黄晓菊说，她日后做服装生意的经营意识最初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

令黄晓菊终生遗憾的是：那位日本老板两年后被免了职，日本老板的夫人希望黄晓菊和他们一起离厂，已给厂方一些压力。出于生计考虑，黄晓菊没有那样做，她还是留了下来。她估计那位日本老板的太太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

黄晓菊一直希望等她做服装生意攒购了钱，能够拍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反映她的坎坷经历和这段复杂的情感故事，再办一本杂志专门探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

后来，她又闯如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期货公司“经纪人培训班”。然而考试那天，她却突然发表了一分钟告别演说：“我是多么希望能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经纪人，可是，与在座的相比，我毕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轻10岁，我一定不放过你们。”在场的老师同学们顿时鼓起掌来。她说罢扬长而去，泪水洒了一路。稍后，当她戴上耳机，手拿话筒，成为深圳电台“月亮湾”节目的客串主持人时，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当年参加大讨论时的感觉。但当许多读者倾诉苦闷的热线电话不断向她宣泄而来的时候，她又再度惶恐了，她自己都没有考虑清楚的事怎么能拿来去回答别人呢？

她重新有回到需要踏踏实实苦干的行业中来。

1994年，她回到北京，加入到半日服装公司。这以后，她跑销售、搞设计、采购布料，什么都干。除了在南礼士路之外，她还在北京精品汇聚的百盛购物中心牢牢地占据了一个销售点。两个地方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近200万。

七二届初中毕业，后来又通过北京职工业余大学中文系学习的黄晓菊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还不高但她终于彻底明白了：人生的路就是在本没有路的地方踩倒一片荆棘，踩路的过程就是体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她已经顾不得计较自己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而只顾一个劲地朝前走。

直到如今，黄晓菊好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只不过现在的理想和18年前相比要切合实际得多。

她说，18年前我是浮在云上看人生，现在我是脚踏实地看人生。

和黄晓菊一样，潘?在那场大讨论之后，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小潘说：除了离婚和长期的病痛之外，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

在北京海淀区一幢黑暗的走道里，随着开门声响和一束明亮光线的透入，一个1米87的瘦高个出现在我的面前。略微有些谢顶，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随随便便套着一件领圈已发皱的圆领汗衫的潘？（原文如此）身上已找不到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了。

那场18年前的大讨论曾经使许多青年们振作起来，将10年动乱所造成的恶果同这个社会本来所应该具备的状态区别开来，满怀信心，脚踏实地地投入工作和生活。

然而，小潘的命运却没有因此而改变。

这个在大讨论之前，曾经因不满世态炎凉服毒自杀的年轻人，这次又因为锋芒毕露的性格和许多人搞得不愉快特别的处事方式又使得他和普通人格格不入，因生活观念上不统一和不驯服而与父母矛盾重重……

1982年，小潘被北京经济学院劝告“自动退学”，父母又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他只得白天在街上为生活奔走，夜晚就睡在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又时为争得一块睡觉的地盘，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不久，经过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社、共青团北京市委的共同努力，小潘进入前门联社作了临时工。此后，他看过大门，当过装卸工。

急剧转型的社会就像一列快速行驶中拐弯的火车，小潘那种固有的偏执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已变成了一种离心力，把他抛出了车外。

那以后3年与世隔绝的学习和改造重塑了他。小潘觉得那才是他人生的大转折，而不是那场大讨论。

经过心灵彻底的洗礼之后，小潘又重新回到社会这辆快速行驶的列车上来。

他没有再去看大门，也没有再去当装卸工，这一次社会给了他机会。他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先后当过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发行部主任、人民日报《大地》月刊发行人、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发行部主任；参与编辑出版《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词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等等。这时候，他才开始感觉人生的路是越走越宽。

不久之前，在不下20个企、事业单位中工作过的小潘刚刚辞去了美国大船公司总裁助理这个年薪10万的职位，他还又机会作新的选择。

虽然，他时常还会碰到些挫折和困惑，但人认为，现在是选择太多的困惑，而18年前是无从选择的困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前者都是一种进步。

小潘时常要到各种各样的单位去应聘。有时候，他还要代表公司去招聘别人。他常常把别人在应聘时的想法和自己去应聘时的心态作一番比较，他觉得其味无穷。

两年前，小潘结了婚，她的妻子比他小10岁。他说他很爱这个家庭，他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现在，他每天要照顾他1岁多的孩子，他对孩子的好超乎寻常。

小潘说，和18年前的自己相比，现在的他少了许多浮躁的心态和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个曾经是个性极强、宁愿失败也不愿无所作为、喜爱面对复杂局面的年轻人，经过18年的生活磨砺，思想和行为都在变得成熟起来。

人生意义大讨论始末

新闻背景

1980年，《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在同当时青年人的广泛接触中发现，由于10年文革，青年人在人生观、道德观方面陷入一种迷惘的状态，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探索。

编辑们认为彷徨、苦闷相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继续探索本身就表明他们对理想、对社会好有追求。针对这种状况，编辑部将具有典型性的潘?的观点和黄晓菊的来信合为一体，署名“潘晓”在5月号上发表，标题为“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

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25天的时间里，编辑部就收到各地青年寄来的信、稿件18000多件，他们鼓励“潘晓”重新振作起来。

从第5期至第12期，《中国青年》共编发了110余位读者的稿件，近20万字。这个时期的杂志发行量达到390万份。

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对这场讨论十分关心。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乔木亲自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在听完情况介绍后，胡乔木说，“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毕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惜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的耐心和热情”。

这场讨论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许多青年人通过讨论重新振作起来。直到如今，这场大讨论好不断地被青年工作者所提及。

同龄人看往事

人生没有现成的真理  江宪说

困惑是进步的必须环节

本报特稿/记者简FANG（日方）

“困惑在我看来是需要的，在困惑之后人才能找到更广阔的天地。”江宪说。

当23岁的“潘晓”为人生价值困惑的时候，江宪25岁，就读于复旦大学政法系。而今，作为上海知名律师的江宪回忆过往，一次次的大困惑也是人生的一次次大转折。他当年对“潘晓”引起的讨论只有淡淡的记忆，但作为一代人，他们走过了相同的历史阶段。

“小时候，我无比真诚地羞耻于自己的家庭出生”，江宪出生于时代书香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冲击。江宪说，他在困惑以后明白，关于人生、关于这个社会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是100％正确的，真理永远要在不断的实践中自己去探索。

把困惑当成拓宽人生视野的开始，把拓宽人生视野当成解决困惑的途径，江宪说人的价值观总是社会影响与个人选择相结合形成的。

从知青到博士  苏宁解破当年疑惑

人生路只有一条  向前

本报讯/田健东

出生于1957年的苏宁，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曾与同学热烈参与过“潘晓”所引发的讨论。他告诉记者，当他无意中从《中国青年》上看到“潘晓”的来信时，他感到潘晓说出的话正是他想说的话。

苏宁说，在进大学前的几年，插队、招工，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他都经历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精神近于崩溃。他坦率地说，当时的确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他又不甘于碌碌无为、随波逐流，因此，他对潘晓发出的疑惑有很大的共鸣。不过，作为一个在读的大学生，他当时坚信自己“路是越走越宽的。”

十几年之后，苏宁已经是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现在再回首往事，他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的问题都无法回避，只不过现在对他来说，“路”只有一条，就是往前走。

年轻人的眼睛看中国

充满转机的1080－1982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在此之前，彭德怀、贺龙、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已先后得到平反。

△1980年3月，沿海“出口特区”正式更名为“经济特区”；同年5月，中央进一步决定在深圳、珠海等地试办经济特区。

△1980年5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突然失踪。

△被“四人帮”禁闭达10年之久的讽刺漫画解禁之后顿时风行全国。

△全民性的外语热来临。为购买《英语九白句》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在新华书店前长时间地排队等候。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们法院特别法庭判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

△批判电影《苦恋》，清除精神污染成为文化热点。

△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3：0击败亚洲冠军科威特队，狂喜的北京大学生点燃扫帚作火把，并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世界各主要电讯社纷纷予以报道。

△台湾校园歌曲风靡一时。

△1982年，本报刊登“麦克唐纳等于雷锋吗？”一文，引起众多青年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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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青年1999第5期

“潘晓”：人生路上跌宕走         文/吴荣荃  林航

（压题还是那张由程漫红拍的已经广为采用的照片；旁边是去年上海青年报任过强拍在家拍的照片，下注：“潘?透过厚厚的镜片，去望一望历史的天空，背后书架上的照片，是他2岁的儿子”）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就“潘晓来信”引发的人生观问题大讨论，持续7个月之久，引发6万群众热烈参与，开启了思想界解放的又一扇窗口。

而“潘晓”，那个曾怅叹“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青年，在这场讨论之后，似乎命运多蹇，退学、流浪，从一名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一度浪荡为阶下囚……

1997年，“潘晓”重新露面，一篇《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令人振奋……1998年12月27日，《北京青年报》以半版篇幅刊出头版新闻－－《“潘晓”申请恢复学籍》，给1999的中国新闻界又添“强力”话题。

一个“潘晓”两种命运

“潘晓”， 其实不是一个人。

1980年3月，《中国青年》杂志社为了解当时青年思想状况，在一些机关厂矿学校召开座谈会，听取青年对人生观的看法。此前在北京一街道小厂当工人的23岁女工黄晓菊由于发表了许多激烈言辞引起杂志社编辑的注意，这次，杂志社约她写了对人生的看法。当杂志社到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召开座谈会时，有关校方人员得知杂志社此行是要了解青年中的“普遍思想状况”，在参加座谈会的几十个学生中，独独推荐了一个恰恰十分特殊的学生－－潘?。潘?曾于1979年5月服毒自杀未遂，平时与同学很少交流，被认为“性格抑郁”，不靠拢组织。直至后来退学，他是班里唯一没有党、团组织关系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的学生，座谈会后被特别叮嘱“不要走”，“要找你单独谈”。后来据潘?本人回忆，“我被叫到另一间小屋，回答问题近4个小时。”

潘?自述上大学之初，人生态度还是积极的，甚至到1978年12月，他还拿过学校越野赛的亚军奖牌，任校篮球队中锋，乐队领奏。这年春节，他没有回青海父母家，同时因为不喜欢寄人篱下的感觉，也没有去北京姑妈家，而是在学校过了一个全校只其一人的“冷落孤单节”。那个节日带来的孤独感和灰暗情绪在开学后演变为“冷眼看人生”的消极心态，更多看到的是社会的阴暗面，而且更少与同学交流。这种灰暗心理到1979年5月31日发展到极致，他“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就服毒自杀了，所幸被及时发现，用他的话来说，“四百多块零一毛钱找回了一条命”。

自杀未遂后的潘?精神状态未有好转，至1980年7月媒体被北京安定医院确诊为精神“抑郁状态”，学校也早已根据潘?的表现，作出“因病，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应休学一年”的决定。

潘?，就是在这种状态期间接收《中国青年》采访的，其谈话及后来应邀写的关于人生观转变过程的文章与黄晓菊文章被综合期来，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题，署名“潘晓”，在当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从而引发一场人生观讨论。

事过境迁，我们已无法确切知道当时《中国青年》有关记者在选取采访对象方面的考虑。曾直接参与此事的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马丽珍女士，19年后的今天，在接收记者采访时表示，她现在不想也没时间讨论此事，“等退休后再说”，“事情需要回忆，更需要严肃的反思，对潘晓作出评价，对那场讨论作出评价，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个时代问题。”

是的，那场讨论对于直接的参与人－－无论是潘?还是黄晓菊来说，影响都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两人的一生从此改变：声称信奉蒋子龙名言“先作鬼后作人”的黄晓菊，自此实现她获得“两证”的梦想，先是从街道小厂跳出，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通行证”），进而又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读书证”），据说后来被社科院将之解聘，黄晓菊先后南下数地，现在北京做服装生意。而潘?则每况愈下不仅休学还复学，复学又退学，失去了“读书证”，而且此后生活百受折磨，流浪、乞讨、（此处有一张80年我与马丽珍、缪刚的合影。下注：“1980年夏，20岁的潘?与《中国青年》39岁的编辑马丽珍及其儿子合影，时为讨论正在进行”）被控盗窃而入狱，直至彻底失去进入社会的“通行证”－－“背着当时（退学）所带来的沉重的包袱”“被推入一个异常艰难的境地之中”“在生存发展等方面从此失去正常人的资格。十几年来，一直属于持求职证的无业和失业者，从未有过正式而稳定的工作。”

历史，在以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观问题大讨论启蒙了一大批人的同时，又对它的某些当事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潘晓”20年，曾经每天生活费6分钱

潘?，1959年生于北京，祖籍江苏宜兴。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在家中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全家在支援三线建设过程中迁往青海，80年代中期，迁回北京。潘?的父亲在儿子上大学之前反复强调“不要学文科”，原因可能跟家族的某些遭遇有关：潘?的大伯父曾是中央某主要领导人的经济顾问，文革中自杀，二伯父现为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也是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人……潘?是在不明兴趣何在的情况下，基本遵从父母意见选报学科的。

由于不满父母代为作出的“同意自动退学”的决定，潘?退学后即割断了家庭的经济来源。而所在街道也将之视为与劳改释放人员同样待遇，这使他无法找到工作。从1981年到1983年，他流浪、乞讨、睡火车站、睡桥洞，有时日生活费只有6分钱。那段生活里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自己独自在火车站候车室苦捱高烧的经历，“连续烧了4天，滴水未进，烧得实在没办法就起来坐坐，饭也没得吃，到了第5天自己稍微好点儿，才扶着墙，慢慢地拖到洗手间里喝了两口凉水……”

从“天之骄子”猛然跌入“人生低谷”，潘?承认那段日子心情灰暗得没法说，再自杀的念头没有断过。工作无门，存身无处，虽然不时有《中国青年》方面的马丽珍等保持对他的关注和帮助，帮他联系临时工，介绍住处，但颠沛流离的日子一直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那段时期，他还组织过三次名为“秋游”实则思想论坛的香山聚会，会集当时一批思想较为活跃的青年，其中王润生、朱正琳等现已成为国内文化界的知名学者。在这个圈子中，潘?被评价为“具有学术潜质和批判精神”。潘?回忆认为，三次“香山秋游”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为自己后来的进监狱埋下了种子。

1983年10月，时为搬运工的潘?被以“盗窃国家财产”罪名投入监狱，起因是在他参与的一次运货过程中，一块40公斤重的锡盘不翼而飞。潘?不能解释这次事故，于是有了三年半的铁窗生涯（1983年10月至1987年4月）。

潘?不喜欢被人看到落魄的样子，不愿人来探监，对家人也有意断绝联系，于是整个落监期间没有接收任何人的探视。严格的封闭生活使他由对外界的无知发展到恐惧，临出狱前夕，他甚至想过申请加刑，原因是监狱里零星耳闻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深恐出狱后是－－拿北京痞话来说－－“傻B一个”。

出狱后，潘?适应得挺快。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环境和人们观念的发展，拓宽了潘?的生存空间。先是由《中国青年》介绍，给社科院的金观涛作助理，给他抄稿，送稿，来往穿梭做些杂事。抄稿间隙，他会细读那些文字，甚至会禁不住用铅笔在旁边作些改动。潘?又是极其守时的，一些琐事的处理使金认为他“是一个十分认真，办事让人放心的人”。不知是金从那些“抖索依稀”的铅笔字改动中看出了他的学术可塑性，还是有感于这个背负沉重历史十字架的青年的认真精神，有一天他认真提出让潘?报考自己门下的研究生。潘?终于没有响应，据说还是因为那一向缠绕他的“经济独立问题”。

潘?自此开始与一些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虽然多是打杂，但他的生活和交往开始逐渐体面起来：有可能从事一些编务、出版、策划工作。至90年代初，他已经开始专职或兼职任诸多机构的职务，并担任一些机构的顾问，参与创意和策划了一些社会活动，为电台、电视台撰写项目计划书，接收报刊约稿，并为一些产品和服务撰写广告。拿他在提交首都经贸大学的《学历、学籍、学位申请书》中的话来说，是“经历了诸多困苦，我尚未消沉，依然积极地在人生之路上奔波”。

记者：要把老潘卖个好价钱

1997年1月号，《中国青年》杂志在改革20年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刊出“当年的‘潘晓’有话要说”，果然又成为新一轮新闻战的前锋：《南方周末》、上海《青年报》、《北京纪事》、《北京青年报》等多家新闻单位自此纷纷撰文报道，回顾当年那场大讨论，介绍当事人近况。实际上，此前此后，潘?都没有寂寞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进入90年代，越来越多的媒体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对讨论前后的情况各抒己见……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而1998年岁末“潘晓”的申请一举无疑又为这场燃烧的旺火再添一把柴。

（此下是一张81年我在青海西宁由张林、李晓鹏等拍的背景为街景的照片。可注作：“时为天之骄子的潘?在大学畅想未来”）

我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潘?。他为我介绍坐在一旁的记者朋友，说了一句“我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是他帮着策划的。”我于是很有兴趣地向这个老道的新闻记者请教一个关于“精心策划”的故事。后者尽管有所顾及，言语中还是不乏对“制造大新闻”的得意。据说，一年前，正是在这个酒店里，潘?约他商讨“怎么来做这个事儿？”毋庸置疑，改革开放20年在即，反思纪念走过的道路的同时，老百姓有理由关注最初主人公的命运。然而，仅有事实似乎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就有了一双双“善于发现卖点的眼睛”。这名记者当即肯定“这是个大新闻啊”，支持潘?马上着手准备材料，选择最安全又不乏敏感的1998年末提交申请，而在舆论方面，“要让××报打头，然后组织一批记者，各报跟上！”

递上申请之后，校方称“研究研究”，此后再没下文。而潘?和他周围的朋友们对此也并不着急。拿潘?的话来说，他从一开始就只“重视过程而并不在意结果”“对申请成功并不抱多少希望”，帮助潘?处理此事的律师也赞同“关键在于提出这件事本身”，因为就该事件而言，“能否或是否需要诉诸法律程序”都是在法律上存在极大探讨空间的问题。显然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申请的答复情况出发来考虑的。那么迄今为止他们的满意，就只能理解为事情的影响达到了他们的预期。

为了申请，潘?拿出了他多年积累的大到报刊复印件、各种证明，小到每一阶段的成绩记录的详尽个人资料。稍加整理，即是长达100多页的申请材料。他保留着自中学以来20多年的全部日记，目前他正在陆续将这100多万字输入电脑。

1998年12月23日，他同几个记者朋友一起来到首都经贸大，主管人员不巧不在，于是只留下简单的申请书，而将详细材料带回。

在采访过程中，一遇对问题的分析，潘?会寄望对面的记者朋友帮他回答，并戏称之为“我的新闻发言人”，看来虽然从常识上，他知道应当对寻根问底的记者保持话语的警惕，然而对自己驾驭某些敏感问题的能力并不自信。而在他自己的言谈中，会时时流露出一种与年龄和经历不太吻合的简单和直率。我开始逐渐相信谈话伊始那个记者对他的一句评价：“老潘对谁都不设防。”

如一个熟悉潘?的记者所言，他是“一个有着极强的倾诉欲的人”，3年半狱中他写下万言“一个在押犯的自白”试图与传媒接近，积极配合记者的各种采访，并与京城的媒体建立不多不少的密切联系。潘?有意使自己向媒体走近再走近。

与一帮参与此事的北京记者泡吧，聊出来的话听来就更加随意想必也更本真。“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怎么把老潘卖出去，而且要卖个好价钱！”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记者们聊“卖点”时容易聊到的“行话”。据说现在行情不错，所以，以国内某位剧作家为首，正准备趁热打铁，编排名为《老潘》的话剧。

潘?1995年结婚，比他小10岁的妻子供职一家医药外企，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潘?说，当初他娶妻的时候有三条择偶标准，要有爱的能力，防止感情偏差；要有悟性，能够尊重并理解自己的选择；要有责任感。妻子了解潘?的全部历史，仍然嫁给了他，即使在一些问题上并不赞同和支持他，但也不阻挠，算是尊重他的选择，但与潘?有约在先，不愿自己被媒体关注，不要扯进自己和孩子。看来经历蹉跎的老潘还是幸运的。

进入1999，各处的关于潘?的“新闻”许是又有几篇，然而他的申请没有任何进展。

这一切应该是在潘?以及他的律师，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的李志宏的预料之中。30出头的李志宏称，这是他执业以来接的“第一个比较敏感的案子”，不是出于与潘?多年的交情，他“倒是乐得不出这个名”，因为尽管案子本身的意义显而易见－－捍卫人的基本社会权利，主张人的尊严－－但其政治敏感性和法律上的几乎无法可依，使他无论对于申请还是有可能提起法律诉讼的结果均不抱乐观看法，如果这次果真权利主张通过法律手段实现，李志宏认为那将是法律实践中的一次极有意义和价值的探索。

三月上旬，我又一次拨通潘?的电话。他向我抖落一些“最新动态”：《老潘》一剧的策划者已经开始对该剧的艺术形式，运作方式，某些重要细节进行了几次“很有意思”的讨论，说剧中将会把他和黄晓菊作点暧昧的联系，目的是“最好是引起诉讼”……老潘最后笑着结论：“他们商量要‘把老潘卖出去’，这一次是要‘爆炒’一下了。”潘?说这话时口气中无遮拦的赞赏和随之而来的笑声让我不禁为之一愣。

我问老潘今年的其它打算，他说两件事已初步敲定：为电台的“人才红娘”栏目作策划，据说已经拉了几个记者做撰稿；为某电视台一个即将上档的节目拉赞助，资金到位后就可以出任责任编辑。老潘曾对我说他为此奔波年余，一是觉得确实有意义，二来也还是为了赚点钱。老潘出力不赚钱的亏不是没吃过，还为劳资纠纷告上过法庭，我不由提醒人“报酬”问题，他说有律师朋友帮助做协议书呢。

看来，今年的老潘依然会忙得很。

编后：

也许，许多读者对“潘晓”的知晓尚在未成年时，那场讨论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

面对过去我们热血沸腾的事，历史冷静得近于残酷，清醒得让人无法容忍。

今天的“潘晓”对生存已不再幼稚，面对10倍于当年的艰难，现在的他反倒清醒了，“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说今天还有什么口号在青年人中流行，我想那该是那句“×××不相信眼泪。”

“潘晓”在成熟着，社会在进步着。

意识形态中少了政治口号，多了另一种商业气味。但无论历史的脚步是疾是徐，我们已伴着“潘晓”从幼稚走向成熟。                                        编辑/乔乔

（下有一张我83年香山秋游时与刘颍的合影，我将其中我的部分剪下来。下注：“当年风华正茂的潘?可曾知道‘路在脚下’？”）

……………………

时代青年1995年第5期

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北京  叶德英

认识潘?的人跟我说，这个人思维反应之迅速，智能运用之独到，诡辩之精彩，非常人可比。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潘?带给人一种冲击力，这是我与他交谈后留下的强烈印象。这种冲击力来自他那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咄咄逼人的口才和令人瞠目结舌的逆现实逻辑。他的个头达1•87米，一般人对他须仰视。早谢的头顶也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一副宽边的眼镜使他的目光显得更加深沉。多年的挫折和坎坷使他从相貌上已找不到丝毫锐气。他很健谈，而且滔滔不绝。不过，虽然常常是妙语连珠，虽然常常是咄咄逼人，但从他那少有自信的调侃以及不时变得黯淡的目光中，仍然能让人感觉到他的失意和无奈。

与他相识之时，他正周旋于谋求工作，寻觅饭碗的窘迫之中，时年36岁，属猪，本命年，他的现状与留给人的印象，给接受者留下强烈的反差，使人不得不思忖：这个当年也可算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在呐喊之后的诸多年里，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一•潘?，何许人也？

人们也许还记得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引发的那场关于人生价值的讨论。当时，“潘晓”的遭以及她写的“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各地青年纷纷参加讨论，针对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与“潘晓”展开争论与探讨。

潘?作为“潘晓”之一，当时还是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的一名学生，生活的苦恼与不顺利使他一度丧失生活的勇气；甚至在1979年的一天服毒自杀，幸亏抢救及时，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悲剧。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已经从死神那里回来有十几天了，……”他当时在信里这样写道，“死有何难？人生在世，在漫长的宇宙中不过一瞬，我走到上帝面前正准备忏悔，却被他一脚踢开，踢回人世了。我对死神仍然流连忘返，热切希望再回到老地方……”

潘?的这种情况，引起了所在学校领导的关注，并反映给了《中国青年》杂志社。热心教育工作的马丽珍女士，主动找他交谈，了解他的思想、生活状况，并把他的一些在青年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提炼出来，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上。为此，《中国青年》杂志开辟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专栏。

潘?感到兴奋，在这之前的痴迷、不遇、求索被点化，使他感觉痛楚之后的热烈。能以主角的身份参与讨论，更使他感到痛快淋漓。

他拿起笔来，与黄晓菊、黄帅及其他许多青年展开讨论。每当拿起笔来，他总觉得有一种快感、享受在包围着他。狂风暴雨，山呼海啸，天昏地暗，缠绵悱恻，摧枯拉朽，一往无前……

他到各大学去演讲，并以“潘晓”自居，与一些大学生、研究生一起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

他窃喜自己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来显示自己渊博的知识，张扬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张。他要利用别人的承认和注目来证实自己的价值；用异性的仰慕和青睐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而摆脱现实，种种不顺利依然缠绕着他。由于参加讨论和忙于奔走演讲而缺课数日，使他在自然科学的基础课学习显得吃力；锋芒毕露的性格使他与许多人搞得不愉快；因复课一事与系里闹僵；因生活上观念不统一加上不驯服与父母矛盾重重。

这年10月4日，是他21岁生日。他独自行走在华灯初上的大街，无视匆忙的人群，只留意黄色的光线若有若无地投下的自己的颀长的身影。

进退维谷的境地使他在怯懦中折磨自己，凄凉的月光使他仿佛有回到去年5月31日夜晚，自杀的念头若隐若现。

二•曲折的经历，使他不断更新自我形象

在我的面前，放着这样一份材料：

“这里，介绍一位既平凡又略有独特、既普通又稍显怪异的小伙子。

潘?，男性，B型血，未婚，健康。1959年10月4日生于北京，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经济学院，专业为计算机程序设计。曾在大学时获越野跑比赛亚军，曾任篮球中锋，曾任乐队领奏。

干练通达，体貌端正；坚毅泰然，坦荡真诚；正直幽默，睿智进取；热忱豪放，洒脱精明；博才刚强，名利兼就；金戈铁马，帘卷西风；坎坷耐劳，应变力强；慎思独索，磊落痴情。

曾有过名噪一时，也有过苦不堪言。

个性强，进取心事业心亦然。起伏跌宕，有成功，更多失败，可宁愿失败也不愿无所作为。结识众多，但常常在观念和行为上与众格格不入。轻视名利，可非耻于言利之人。富于想象力、主动性与创造性。善于自检自剖自我否定，喜爱并善于面对复杂、混乱而艰难的局面。”

潘?在80年那场讨论之后，走过一段极为曲折的人生之路。1981年，他所在院校劝告“自动退学”，又由于与父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断绝了经济来源，此时的潘?既无工作，又无家可归，成了流浪者。寒冬腊月，他白天在狂风中为生活到处奔走，晚上，就寝在火车站候车室。为了争夺一块可睡觉的地盘，他常常与人争执，遭到殴打。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的身体迅速消瘦、衰弱，他不得不求助于人。这段时间里，他看过大门，当过装卸工，坐过监狱。87年出狱后，又靠给人家写信封，渡过了一段时光。

潘?经常变换工作，一方面，固然有其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对他来说，这也是检验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潜在的孤傲难以抵御现实的严酷，使他几度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了过来。

再次见到潘?的时候，他的眼神中已经褪去了那层黯淡，只是又增加了一些倦怠，他告诉我，他已就任一家房地产中心广告部经理，工作很紧张，很艰苦，他无暇顾及其它。这时，他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孤傲和得意，使我不由得怀念起两个月前初次见到他时的情景。当时，他躲在烟雾中，沉吟着，思索着，显得那样软弱，那样谦恭。比较起来，我倒觉得陷入逆境时的潘?更可爱一些。

三•爱情的灯火，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喜欢大输大嬴的潘?，于事业、于感情，皆是如此。生活中的他，崇尚至善至美。对于爱情的苛求，使他至今仍孑然一身。问及他的感情经历，他只是微微一笑，讳莫如深，但从他对我宣扬的那套关于爱情的理论，我猜测一定有许多非现实的东西左右着他。若不然，他也不至于用这么长的时间和生命去赌一个也许根本无法实现的梦了。

我曾听到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我无法确定。但那是熟悉潘?的人亲口讲给我的。

有一段时间，潘?似乎交了“桃花运”，先后有两位绝顶聪明、又绝对漂亮的女性向她抛出绣球。A小姐清纯多情，光彩亮丽；B女士睿智顽皮，妩媚妖娆。

A小姐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阅历尚浅，情窦初开。认识他的最初，也许只是刚刚见面的短短的一瞬间，他就在她的感情世界里引起波澜。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和坎坷崎岖的人生，无疑引起了这位单纯的少女浓厚的兴趣，她象探险一般小心地迈进这个男人的心灵世界。

她用纯真的爱温暖着这颗伤痕累累的心。为他，她毅然回绝了表哥携她到国外定居的要求。她在心底一经一纬地编织着五彩缤纷的梦，把青春和爱情，全部押在了他的身上。

A小姐忽视了一个问题，她忘记了阅读这个男人的心音，他过惯了我行我素的生活，这种安静使他烦躁，这种平静使他焦虑。他需要激情的碰撞，需要大输大嬴，大起大落，需要刻意地追求，需要戏剧性的高潮和尾声。

后来，他果真“碰撞”了一次，但这次碰撞，差一点要了他的小命。

B女士果然不同凡响，她的气质，她的品位，乃至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让潘?觉得新鲜，觉得刺激。潘?陶醉在爱情中，爱得如醉如痴，爱得刻骨铭心。

B女士刚从围城中出来不久，身心受过磨砺，对男人和爱情自能在火热的气氛之外冷眼相看，懂得如何调动对方的激情和胃口。

A小姐一湖净水让人一眼望到底，不如B女士这样朦胧、璀璨。飘之在先，忽焉其后。

这一簇爱情之后，她需要一场婚姻，时年，他已经34岁了。然而，她的逻辑却与他相悖。她不愿结婚，却追求那种无拘无束、无责任、无制约的情人关系。

潘?愤怒了。我是什么，象男妓那样被你呼来唤去？

他决定放弃这种关系。不该让这种荒唐可笑的关系再继续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他的理智战胜不了感情，他知道，他离不开她。

于是，他皈依了她的逻辑，只能和她在一起。

病态的爱使潘?变得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他原本脾气就暴躁，此时更进一步。两人经常为一点小事而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

既然爱情已变成了相互之间的折磨和摧残，她提出要和他分手。

轰然倒塌的滋味，他早已尝过，只是这一次更深刻，更强烈，更让他无法承受。他又一次消沉、消瘦下去，茫然失望，只能靠对往事的复印与追忆来打发日子。

四•盼他举起弓，射出有力的一箭

我与潘?结识已有几个月时间了。在这段时间，我的大脑突然象被上紧了发条，一直处在紧张的运作之中。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他，他似乎司空见惯，说凡是和他接触三个月以上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我常想，凭他的才华、智商和经历，他脚下的路应该是宽阔的，他的事业也应该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但是，事实上却远不是这样，这究竟是时代的误会，还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

在和潘?接触中，我有机会见到他的许多文字，饱  着他生活的艰辛和酸楚，写得也很精彩，颇具大家风范。我曾动员他拿出来发表，但拒绝了，他说，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发泄或自我玩味。

“潘晓事件”已经过去了十五个年头，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如今尽管命运为我提供了一个认识他、重提他的机会，但不知是潘?的性格和经历过于复杂，抑或是我个人的能力有限，我无法全面、正确地表现他，估价他，只能告诉读者我对他的一点粗浅印象。

作为朋友，我真诚地期望他能尽快地从旧我中解脱出来，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人生的真正辉煌。

盼他举起弓，射出有力的一箭。

……………………

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

耀邦、任重、穆之同志并中宣部：

《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工人日报《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的关于潘晓问题的两封群众来信－－《此种作法弊多利少》和《邻居眼中的潘晓》。胡耀邦同志为此做了批示：“要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并指出：“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最近，新华社记者徐光耀同志又写了一份关于“潘晓信问世”的情况。这已在一定范围造成混乱，甚至有些人对开展这场人生意义讨论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发生了怀疑。为此，我们再此做了调查了解。现将有关情况和我们对这件事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

编辑部准备发起人生意义的讨论酝酿了半年之久，在这期间曾多次到青年中去了解思想情况。去年年底，在一次有工厂、学校、商店青年参加的座谈会上，我们发现在许多青年中，北京羊毛衫五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苦闷比较有代表性。她提出的“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要提高自我的价值，向社会表明自我的存在”，等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前一些人的思想。同时，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把它发表出来，希望引起青年们的共同探讨。

黄晓菊写给编辑部的原稿有八千字，详细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对人生的看法。我们考虑，这封信是一场大规模讨论的发端，它要吸引千百万青年参加讨论，就要求它集中、典型、深刻、强烈。因此，我们没有把这封信作为一般的真人真事来处理，而是作为思想典型，以黄晓菊原文为主，揉进了另一青年（北京经济学院潘?）的一些概括性的语言，并对黄晓菊的原稿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整理和删节。

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虽然有删节，但是，刊物上以潘晓名义发表的信件，谈到的主要经历和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稿和谈话中有的，其中，有许多就是她的原话。徐光耀同志写的“内部情况”上说，厂子里有人根本不相信黄晓菊能写出这样的话，是编辑部编出来的。这种猜测是没有根据的（请见附件三）。我们只在一个情节上作了改动，这就是，黄晓菊原文中写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华侨，我们因考虑到华侨政策问题，改为干部子弟。现在看来，还是不改为宜。

作为开展问题讨论所要求的，应该是思想的真实和典型的真实，而不是潘晓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与黄晓菊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因此，我们用了潘晓这个笔名，而没有用黄晓菊的真名。这些情况和考虑，我们向胡乔木同志和团中央书记处都如实作了汇报，也向有关的宣传单位作过说明。另外，黄晓菊信中谈到的经历属于她个人的感受和看法，是作为她之所以产生一系列对如实的看法的原因和背景来谈的，不是一篇新闻报道，也不是一封揭发控告信。编辑部处理时，在保留她主要经历和主要思想的基础上，对原文的文字作必要的整理、删节，这是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是完全允许的。

二、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

潘晓的信在青年中和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引起了一些新闻单位的注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单位先后对我刊组织的这场人生意义的讨论进行了报导。工人日报《情况参考》刊登来信指责这是“舆论界的大肆吹捧”，是“有肉一块，蚂蚁俱来”，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是无理的。

（一）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潘晓的信虽然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但远远不是什么“有肉一块”。由于讨论是在允许青年讲真话的基础上展开，不同于传统的做法，因此来自多方面的不同看法、担心、疑虑是不少的。有人写信指责《中国青年》“根本不应该发表这种来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甚至提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的单位扣压《中国青年》第五期，不许讨论；有的青年给编辑部写信、来电话，不敢暴露姓名、地址，担心潘晓没有好结果，怕自己遭到报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首先发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尔后就一些报刊开展人生观讨论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这次讨论“恢复了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特别是《中国青年》杂志的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消息肯定了：“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这不仅是对青年工作的支持，也是对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和讲真话的热情鼓励，提高了党的宣传工作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青年对党的信任。不少青年来信表示：“感谢党和社会对我们青年人的关怀。”

（二）潘晓是一个有苦闷的青年，对社会和人生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对生活缺乏信心，但她敢说真话，肯于思考，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是我们对潘晓的看法。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刊物上肯定了多数青年对潘晓信的态度，即：“同感，但不能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奋起”。

讨论中，我们以编者署名写的按语和文章里，对潘晓只做过这样的评价：“潘晓的信并非仅有消极的一面”，“不同类型的青年，也从潘晓的信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潘晓对人生的思索，激起了青年的‘再思索’”。胡乔木同志的文章也只提过一句：“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的共同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

其它报刊发表的15篇文章，一般都是从肯定鼓励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支持宣传工作、青年工作进行改革的角度来谈的。有一篇，报道了各地青年对潘晓的关心和帮助，也是旨在赞扬新一代青年具有高尚的助人为乐的精神风貌。15篇文章中没有一篇宣传过潘晓本人，也没有对潘晓的信作过不恰当的评价。工人日报《情况参考》刊登的来信，指责舆论界对潘晓“夸了又夸，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说把潘晓吹成了“珍宝”、“豪杰”、“伟人”。这种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

三、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

潘晓的信发表后，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或亲自来访，询问潘晓情况，要求见面或是通信联系。有的青年甚至自费专程从外地来访。我们始终认为，这场讨论是就一种在青年中有代表性的思潮展开的，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潘晓身上。因此，婉言谢绝了所有要求和潘晓见面的青年。当时一些新闻单位要求直接采访报道，我们也都谢绝了。

尔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传言，说潘晓并无其人，潘晓的信是编辑部杜撰的，是欺骗，等等。有的省市团委也来信询问有没有潘晓这个人。另外，据我们所知，有人冒充潘晓，也有人被指为潘晓。山东威海市某厂一女青年，因经历与潘晓相似，硬被人说成是潘晓。尽管她多次表白自己不是潘晓也无济于事。消息传开，不少青年前去找她，多时内达三四十人，好有人送钱，送物。这位女青年的母亲嫌她惹事，竟在她头上砍了一刀。女青年无奈，偷了家里盖房子的钱跑到编辑部求援。最后，我们给其父母写信证明她不是潘晓才算了事。

基于以上多方面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潘晓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不仅会使全国青年失望，使讨论受到影响，还会产生一些其他问题。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应青年要求和我们联系，要拍访潘晓的电视新闻。我们考虑，潘晓岁是思想典型，但信中的主要经历和主要思想都是黄晓菊的，具备真人真事的基础，由她作为潘晓的代表是可以的。另外七月份时，我们曾到黄晓菊所在工厂了解黄晓菊的基本表现。当时党支部书记张淑平和团支部书记孙淑兰同志介绍情况说：黄晓菊工作表现一般，肯学习、爱思考，比较清高，和老工人的关系不太好，不够实在，说别人俗气，讲究穿戴，可自己最先烫了发，小时比较娇惯，任性，前几年和姥姥打架（没说打姥姥）。我们认为介绍的情况，没有超出潘晓信中所写的，黄晓菊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缺点毛病。在征得工厂领导和潘?的同意后，黄晓菊上了电视，并由她自己在电视上说明：“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

黄晓菊是以一个有苦闷、有缺点，而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者的身份上电视的。这一点，凡是看过这一电视新闻的同志都应该是了解的。我们既没有说她是先进模范、青年突击手，也没有说她是什么闯将。至于一上电视就是“树”，就必须得是先进青年，这是人们的习惯看法，或者说是一种误解。我们有对黄晓菊代表潘晓上电视后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考虑欠周的方面，比如，黄晓菊所在的北京市纺织系统，在电视播放以后，有的工人就用潘晓信上的每一个细节和黄晓菊对照，给黄晓菊的处境增添了困难。

黄晓菊上电视后，北京晚报、羊城晚报、人民画报等单位，以及一些外国驻京集中要求采访潘晓。我们认为应适可而止，不要搞成宣传个人，都一一谢绝了。为此，总编辑曾亲自向有的兄弟报刊单位作解释。八月下旬我们正式提请中宣部给有关新闻单位打招呼。中宣部新闻局回答同意我们意见。

四、关于“邻居眼中的潘晓”问题

就《邻居眼中的潘晓》一文的情况，我们作了调查。被调查者是：三位黄晓菊的邻居（其中一位是上文的作者，署名石月）、黄晓菊的小姨和黄晓菊本人（三方面都是分别调查的）。三位邻居与原信所讲相同，黄晓菊与小姨两人说法接近，具体情况与邻居讲的有较大出入。

1•关于黄晓菊打姥姥一事，据了解情况是这样的。黄晓菊的姥姥睡觉爱打呼噜，黄晓菊神经衰弱，常睡不好觉。黄的姥姥还经常夜间在屋里大便，黄晓菊让姥姥到卫生间去，姥姥不肯，往往因此拉扯吵闹起来。黄晓菊态度粗鲁，有时吵急了擂姥姥两拳的事是有的，但并不象石月文中所讲的那样虐待打骂老人。据黄的小姨讲，黄的姥姥与她同住一屋后，夜间她让其母在门外大便时，其没有也是喊叫（小姨的为人三个邻居都认为不错）。

2•不给饭吃的事没有。据小姨讲，黄晓菊中午都回来做饭和姥姥一块吃。黄晓菊的小姨还讲，她是掌管家里经济的，其母由她赡养，不存在黄晓菊给不给饭吃的问题。

3•锁门的事。原来黄晓菊和小姨上班时不锁门，后来黄的姥姥渐渐行动不便，头脑不清，因怕她出去摔坏，家里没人，才锁了门。

4•黄晓菊每月交5元钱的事是黄晓菊的母亲与小姨说定的。黄本人交5元，黄的母亲内月另外给小姨寄15元，黄外祖父的单位每月还给小姨18元，补助外祖母的生活。

5•换房一事据黄晓菊讲，她原与姥姥同住19平米向阳的一间，因为一段找她的人很多，她要求自己一间，经与小姨商量解决，两个月前换到了原来小姨、姨夫住的12平米背阴的一间。

6•黄晓菊与舅妈、邻居吵架都是小时候的事，不能搬来作为黄现在表现不好的依据。与舅妈吵架主要原因是婆媳关系不好，黄晓菊向着姥姥。与邻居的关系据黄晓菊讲，外祖父去逝后，家里的处境有了突变。她个性很强，对人情冷暖非常敏感，受不了一些人的冷眼。她报复了一个歧视她的女孩，为此和邻居们搞僵了，至今互不理睬。

对黄晓菊，我们始终认为她是一个有缺点有弱点，同时也有优点有长处的青年，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她。这一失去以来，她的处境并不好，经常受到冷嘲热讽，甚至有人说她不会有好下场。黄晓菊所在工厂和公司、局的领导为了帮助和教育黄晓菊也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黄晓菊同意发表第一封信，在当时是担了一定的风险的，说明她信任编辑部能正确对待她这样的青年，不会对她采取批判、围剿的态度。要想让黄晓菊改变过去的看法，不能光说一番说教，而是要让她真正看到党确实是爱护青年、关心青年的，让她真正感受到与人为善、亲切严肃的同志式的帮助的态度。象《工人日报》目前这样，采取揭发式的、不经调查就把情况登出来，不仅姓名、工作单位，连家庭地址门牌号码几单元几楼哪个门都一一披露出来，捅到社会上的作法，只能使黄晓菊更加坚持对社会的阴暗面的不可变性和人的自私性的看法，也会使不少青年产生“讲真话没有好下场”的看法。这是对广大青年渴望向党讲心里话的热情的挫伤。胡乔木同志说：“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在刊物上开展人生意义的讨论，不是因潘晓信的偶然发现草率发起的，而是经过半年之久的调查、酝酿、反复讨论之后决定的。我们在同各种青年的广泛接触中，了解到经历十年灾难之后，青年们对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社会现状、人与人的关系、生活目标、理想信念等方面有许多看法和苦闷。他们要求总结过去，要求改变现状，要求对过去的传统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希望寻求符合时代的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科学的认识，这是一种合理的、进步的要求。我们着眼于通过对认识意义的科学探讨，引导青年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以更积极的态度投入四化建设。而不是为了宣传潘晓个人，更不是为了“猎奇”。现在，这场讨论已经在青年中发生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为什么有些同志硬是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呢？！我们无意要求徐光耀等同志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但徐光耀同志既然是谈“潘晓信的问世经过”，为什么在既没找写信者黄晓菊本人，又没找发表此信的《中国青年》编辑部了解（即使是“被告”，听听“被告”的陈述，也不是完全无益吧）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与此信的“问世经过”并无直接关系的人的介绍，就急忙写成材料上报中央呢？这实在令人费解。

最后，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以上被告望能登《宣传要闻》。我们的看法有错误的地方，欢迎领导和同志们批评。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

1980年10月30日

附件：（一）黄晓菊小姨杨帆的材料

      （二）黄晓菊写的有关家庭情况的材料

      （三）黄晓菊原稿摘要和同黄晓菊谈话摘要

附件（一）

黄晓菊是我的外甥女，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比她大八岁。自从青年杂志社和电视台发表她的文章和消息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影响。也有邻居反映晓菊在家里表现很恶劣，属4这样的人不对，我就此问题谈一点实际情况。

晓菊从一岁半来到我家，她又是我母亲的长女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从外祖父、外祖母到舅舅、姨妈无不痛爱之至。吃、穿方面都是最优越的，家务劳动也不让干。所以从小娇出了毛病，受不得挫折，性格脾气方面也有很大毛病，争强好胜任性。总之，是一个爆竹脾气只能顺不能逆。从外祖父一去世，外祖母和我也没工作，家庭经济情况一下子变了样，正是最困难时刻她又得了一个不好治的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方面也受到影响。她是在蜜罐里长大的，真受不了这一切，所以感到很倒霉。

晓菊自小的环境她和的生来的脾气在家庭中和周围环境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有的邻居向报社反映此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原因当事者清，事外者迷，难免有的地方与事实有出入，我可向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晓菊从小娇惯坏了，所以对外祖母不尊敬是确实的，常常大声喝斥，尤其是夜间也不顾夜深人静吵嚷一番，甚至擂上两拳（外祖母夜间睡觉大声呼噜，有时还在屋里解大便）。不给吃饭倒不至于，她每天中午回家做饭和外祖母一起吃。锁在屋里倒不是为别的，怕她出去摔坏家中无人，这倒不能说是晓菊的错。她有时一高兴还给姥姥买些好吃的东西。和我吵架也是比较多的。每月给我五元生活费是她妈妈说的，我们看她喜爱学习，买很多书籍，不是为了出穿打扮，也不向她多要了。她父母寄来的钱她偶尔收到一两次也都给我了。至于和舅妈打架，那时她还小，看到舅妈和外祖母打架她瞎帮腔。至于和邻居吵架也是小时候（小学一、二年级）不懂事，不知后果，现在倒没有。她的一个坏脾气就是觉得谁坏就和谁做对，还要把对方制服，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我仅就文章（指《邻居眼中的潘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解答一下。不过我觉得文章主人对报社提出潘晓的文章，与她本人的表现不是一回事，晓菊平时爱学习、爱思索，看问题有见解，说出了不少人闷在心里的话，对于引导、教育青年有意义，所以青年社给予发表。发表她的文章和上电视台并不是为了树她什么先进模范，所以不能与她的所为混为一谈。晓菊也并没有因此而翘尾巴，而是觉得自己很不够，还要发奋学习，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她提出的一些观点尽管有自己的雏形，但还是有社会根源的，代表了相当多的人，所以报社选择了她还是有眼力的。当然她自己的毛病也是很大的，也希望各方面人士对她帮助。

杨帆  80.10.13

附件（二）

1）我外祖母已是个年老到可以不穿裤子就跑到晒台上站着的人，以她的话为证据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夜里吵闹之事确有，那不过只是因为她睡觉打呼噜，并且经常神经质地起夜等等，我不得不象对小孩子一样地吓唬她。现在她同我小姨住一房间，我小姨她们夜里也经常这样。这点你们完全可以向我小姨了解情况。不足的是，我自己神经衰弱，她夜里折腾得很厉害，加上自己常心情不好，有时非常暴躁，不注意邻居影响就是了。所以，他们夜里听到大声吵，和我姥姥有时把吓唬她的话学出去，产生反感，必要的时候用来攻击，也是自然的事情。我也时常在清醒的时候，良心上时时谴责自己的性情暴虐，但我能够在任何一种外人的攻击面前问心无愧的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心地怎样。这点，也许就是我外祖母一直没有舍得把我送回内蒙、外人所不能理解的原因吧？在地震，全家人都“顾不上”的情况下，是我一个人把她背下来，那些此时的“好心邻居”并不收留，只有我陪她，在一个我自己的朋友家安置她的呀！当她自己跑出去不小心把手腕摔断，是我从厂里跑回来雇车送进医院的，我还时常托关系，找些好医院让她看病……好！用不着表白这些，我自己的姥姥，从小把我带大，我为她可以得罪我的生身母亲，我自己的良心我知道，我姥姥的弱点家里人也很清楚，我没有这个义务回答任何人的中伤！除非我家里的成员，一时邪念真想有意摧毁我，我想他们－－我舅舅、舅妈、小姨、小姨夫对我的为人是会讲清楚的。我希望你们去和他们谈谈。我对好人，有我的同情和无偿的帮助，对自私虚伪的行为也不乏针锋相对的揭露，和我的尖刻、打击，这是事实。当然我不否认我对人的认识也可能有片面的地方，无论我自己处在如何卑微的境地，我也决不肯受丝毫欺辱，这恐怕是我得罪人的要害性疮疖吧！

2）家里经济全部由小姨支配，妈妈寄钱是直接寄给小姨的。所以外祖母用钱和吃穿住行根本不存在什么我怎么样的问题（这可到家里了解）。

3）我舅妈与我姥姥的矛盾，恐怕关键是因为姥姥偏疼女儿，把住房给小姨家的问题。当然那时作为孩子我有些不懂事，盲目地向着我姥姥，可这也并不能成为我左右家庭关系的证据（请找我舅舅、舅妈本人说说好了）。

4）房间是两个月前才调整的，那完全是由于近来登门拜访者甚多，影响姥姥休息，我和小姨商量解决的。

5）交五元生活费是事实，但因我母亲寄十五元放在一起有些补贴，这样处理是我母亲在京时，全家人开会同意定下的。

6）单位争奖金的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黄晓菊  80.10.18

附件（三）

（1）黄晓菊原稿摘要

（原文八千字，四个小标题：①灵魂的鏖战，②个性的要求，③眼睛的辨认，④心灵的惆怅）

……

青春的梦啊，莫非你就这样在自我麻醉中逝去？年轻的生命啊，难道你就如此似竹篮打水一场空？－－自强不息的简•爱，就这样消失了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幻想，就这样白抄了那？－－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就这样认输了吗？－－一个强者的力量，不！只要生命没有完结，只要心声好在作响，人的个性就始终会争求解放。

……

从我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一天起，这双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甚至前者常常是后者最有力的反证。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是相信理论还是相信事实呢？小一些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能力，可能很多人也曾被生活和教育炼就过这种能力，这就是怎样学会把眼睛闭上，怎样学会说服自己，怎样学会逃避现实，牢记语录，活在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但是生活最终是不允许任何人用这种能力掩盖它的真实面目的，它残酷地不惜对每一颗年轻的心灵给予最沉重的打击，我当然也不例外。……那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外祖父去世，本来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最亲最亲的人，一下子为了钱的问题，吵闹了三天三夜，我也因此被母亲拒绝继续求学的愿望，沦为社会青年。于是，我看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就是金钱关系。同年，由于极度的精神痛苦和毫无规律的生活，我得了一场重病。当时，我万万没想到，就是这场病将压迫、毁掉我的一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寄来一封家信，大骂我没出息，不要脸，这么大了还不自食其力。我真是给骂呆了。难道就是因为我从小没在他身边长大，难道就是因为我外祖父死后他给我汇了三个月的生活费吗？我的心也给骂凉了。我写了封长长的回信，宣告我要独立。这样，……

……………………

《长江日报》1999年4月10日头版头条

“潘晓”20年人生裂变

新闻追踪        本报驻京记者  周敏

年龄稍大一些的人，也许会对20年前的一场社会大讨论记忆犹新：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这封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信刊登后，立刻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中国青年》杂志收到直接来信达60000余封。

“潘晓”，实际上是潘?和黄晓菊二人的化名，前者当时为大学生，后者当时为工人。

大讨论使得“潘晓”成为社会名人，也改变了“潘晓”的人生轨迹。

潘?历经退学、流浪、甚至卷入盗窃案……重返社会后，先后干过出版、广告等20多种职业……

黄晓菊由工人变为《中国青年》校对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资料员，闯荡海南、深圳，做过家政，历经婚变，目前又干起了服装生意……

如今的“潘晓”，对人生价值又作何感想？

20年前，“潘晓”的名字轰动了中国。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来信，“他”感慨“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持续数月。

那场讨论无异于翻开了中国当代青年的心灵史。20年过去了，当年的话题如今鲜有人屑于讨论，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实现自我价值成了常挂在当今青年人嘴边的话。谁还记得那场大讨论像洪水一样冲破了束缚它的禁锢？

20年过去了，昔日闻名全国的“潘晓”如今过得还好吗？

“潘晓”浮处人海

“潘晓”是个化名，它代表了两个真实的人，一个叫潘?，原北京经济学院78级经济数学系学生；一个叫黄晓菊，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工人。

我是在北京的报纸上看到潘?的消息的。他向20年前的母校－－原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的领导申请恢复学籍，还希望校方根据他的工作实绩，准予他毕业并授予学士学位。他的律师称，不排除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复学问题。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经手潘?退学之事的校领导早已退休。春天来了，新学期又开始了，潘?仍然没有得到校方的任何答复。

1981年，潘?被要求自动退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的人生观大讨论。

站在我面前的潘?是个格外仔细、认真的人。在我采访他一个下午之后，当晚他又给我发来了传真，是他为自己整理的个人档案，从复学申请到当年的学生证复印件以及人生观大讨论后诸多媒体对他的报道，甚至工作中的种种成绩，内容非常详细。

那场讨论之后，他与黄晓菊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两人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他的记忆力很好，很多记者最后都能凭着他提供的地形图找到黄晓菊的住处。

3月23日，我在长安街上一家很有名的商场找到了黄晓菊。她正在布置自己的服装专柜。她已是一个44岁的中年妇女，说自己“很胖”，穿一件红色的短风衣，脸上除了两道眉是精心画过的以外，再没有更多的粉饰。

她对往事的时间概念不强，思维还是很清楚。她说不喜欢记者，她早就被不实的报道整怕了。但她还是和我谈了2个多小时，她希望人们知道一个真实的黄晓菊，而不是“潘晓”。与潘?不同的是，她很少向周围的人讲那场轰动全国的讨论。她手下的员工并不知道她的经历。

“潘晓”出名的经过

潘?也好，黄晓菊也好，都是无意卷入那场讨论的。

1979年，刚20岁的潘?觉得自己看破红尘，自杀过一次，又被救了过来。校方曾给潘?的父母写信，认为他的思想问题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1980年4月7日，《中国青年》杂志社到北京经济学院开座谈会，辅导员让一个班派一个代表参加，点了潘?的名。潘?不大愿意。他和另一个同学商量：去呆5分钟就溜。他们在门口找了位子坐下，没多大一会儿，校团委书记把潘?叫了出去，说记者想跟他单独淡化。潘?想，自己死都死过一回了，还有什么好怕的，谈就谈吧。谁曾想，竟然谈了4个多小时。记者让他把自己对人生的想法写下来。

黄晓菊当时是一名普通工人。在一次学雷锋的讨论中，她的发言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她在学习心得中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她说，当年她就是这么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黄晓菊对我说，现在想起这些事，真觉得是一场“新闻炒作”。

《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把潘?和黄晓菊两人写的体会揉到一起，经二人同意，以“潘晓”的名义编发了读者来信。

谁也没有想到，这封“来信”竟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生观大讨论。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中国青年报甚至拿出版面，一连6个月刊发讨论者的来信。

学校反感《中国青年》杂志竟然把潘?这个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树成了“典型”，黄晓菊则不得不时常放下手中的工作，接待从外地专程来京与她探讨人生的青年。

两个普通人的生活被搅乱了。

人生沉浮

学校把潘?带到北京一家医院检查。听完校方的叙述和潘?本人的辩解后，一个实习大夫给他下了诊断：重型精神病。后来潘?，多次找到医院，医生把诊断结果修改为精神忧郁症。这个诊断结果成为校方拒绝潘?继续读书的一条理由。

学校要求潘?自动退学。在退学决定书上，潘?的家长签了字。

潘?与父母产生了矛盾，他不愿离开北京，家里则断绝了给他的经济支援。

潘?把户口落在了北京崇文区永外街道一个亲戚家。他去找工作，人家一看他的档案就摇头。街道干部告诉他，他连待业青年都算不上，就跟劳改释放回来的差不多。

后来亲戚家也不让他住，失去了安身之所的潘?开始在北京流浪。他身边只有一个书包。有时晚上他就抱着书包躲在某一处立交桥下过夜。他四处申诉，找工作。有时候一天的生活费只有6分钱，刚够在北京买个烧饼。《中国青年》杂志社帮他找了个干装卸的工作，总算一个月能解决吃饭。

1983年，潘?卷入一起盗窃案，因盗窃罪被判刑3年。在狱中，父母恢复了与他的联系。潘?收到了好多人寄给他的书。

1987年4月，潘?重新回到社会。为了养活自己，他参与编书、搞出版、做广告，干过的职业有20多种。

相比之下美好电信局生活要顺利一些。有的报道说她在那场大讨论后入了党，提了干，得了不少实惠。对这些，黄晓菊只说了四个字：“没有的事。”

黄晓菊在“讨论”之后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搞校对工作。后来她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当资料员。她不满意那里埋头搞学问的沉闷空气，又去海南、深圳闯荡。她给一个日本老太太搞了一年多的家政服务。回到北京后，她干起了服装生意，接下了人家不愿再盘的服装生意。今年已是她干服装行业的第5年，她的“半日织造”在北京三家大商场里设了专柜。

她说，做生意让她看清了另一个自我，一个能有效参与竞争的自我。她说自己是个很负责的生意人，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看见穿的她的衣服上有个线头，她会上前去替他剪掉。

她说自己做生意做得很苦，但没办法，不能光靠思想生活，得先给自己挣到面包。

出入“围城”

潘?从不掩藏自己的经历。出狱不久，人家给他介绍女朋友，他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吓跑了好几个女孩。慢慢地，他发现人们把他的经历越来越不当回事。有的女孩甚至认为正因为他的坎坷，他才变得越来越成熟。

1995年3月，他认识了一个女孩，7个月后，他们结了婚，如今已有一个2岁半的男孩。

多年来，潘?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但他努力地干着，他想着自己是个男人，得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黄晓菊却走处了婚姻的“围城”。她和丈夫尝试着分居一年多以后，办理了正式的离婚手（此处是一张实际上是摄于我在周敏办公兼住处的地方由她拍的照片。上注明潘?在家中）续，她自己带着儿子，如今儿子已经17岁了。

坐在百盛购物中心的莱茵河咖啡厅里，我听她谈起对婚姻的看法。她认为自己看别人、看自己都太清楚了，而婚姻是需要一种朦胧状态的，她做不到。

她已经是44岁的女人，她还在寻找爱情。她还坚信一定有这么一种婚姻，两个人可能没有太多的火花，却彼此依恋，只是自己没碰到。

有时候她回家故意不骑车。走在繁华喧闹的街上，她心里也会划过一丝怅然：为什么这路上总是我一个人呢？

她和儿子一直住在小姨家。在望京小区买的房子要2年后才能搬进去。那时候她才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潘晓”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即使潘?的复学申请能被批准，他也已经是40岁了。经历了人生起伏的他真的还需要那一纸文凭吗？他对这个问题总是不予回答。

他认为学校要求他自动退学，实际上把他推到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处境之中，至今他仍背着当时的处理所带来的沉重的包袱，在生存、发展等方面，他失去了正常人的资格。他一直在人生之路上奔波，编辑出版过一些学术著作，专职或兼职于诸多机构，参与并策划一些社会活动，为电台、报纸撰写广告……刚过40岁的他已经过早地谢顶。

他给自己写了这样的简历：“……个性强，进取心事业心亦然。曾有过名噪一时，更多时则是苦不堪言。起伏跌宕，有成功，更多失败，可宁愿失败也不愿无所作为……轻视名利，可非耻于言利之人……喜爱并善于面对复杂、混乱而艰难的局面，重过程轻结果……懂得不可过分地向生活透支，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行为向自己的良心负责。”

他已经不再追问人生之路的宽窄问题。1997年第1期《中国青年》刊登了一位青年的来信，问编辑“我不停的奋斗，为什么成功离我越来越远？”潘?以过来人的身份跟这个青年纸上谈心，他写了一篇文章《奋斗就是我的生活》。

人到中年的潘?把自己归类为行动主义者。遇到失败，他不考虑该怨谁，而是考虑该作什么。

母亲去世后，他常常回家看看父亲。

他认为，那场讨论不是他一个人能引发的。他最自豪的是，朋友们都说他很负责。

据说有人想根据他的经历创作一部话剧，叫《老潘》。

自从有了儿子之后，黄晓菊不得不修正“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观，甚至不得不放弃自己生活的准则，顺从孩子。如何做母亲成了她人生中的最大的难题。

在儿子眼里，她无声无息地落伍了。她关于善恶、关于美丑的绝对标准被17岁的儿子视为老套。儿子属于那种崇拜球星、歌星的一代“新新人类”（此处有一张照片。注明“黄晓菊不愿拍照，只得拍下她柜台的一角。”），求的是活得洒脱。

与别的母亲不同的是，她不指望儿子成为她生活中的一切。“母亲的价值就等于我的价值吗？我还有生命要留给自己。”她说。

有人说，“潘晓”不过是当年被社会利用的一张纸牌。“20年来，我既没有觉得作为潘晓有多么荣耀，也没有当纸牌的感觉。在那场讨论之前、之后，我都是在我自己。”她的言语中流露着自信。

她最大的享受是看电影。新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片子她全看过。她甚至想等有一天赚够了钱投资影视业，她喜欢这种生活。

她想，每个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也要为别人带来一种收获。他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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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画报1999年4月3日B4版

老潘四十仍有惑

（左上图是齐平生在新华社“来玩吧”酒吧所摄；右上图为齐平生在长椿街所摄后有街景；左下为柳菁在去年12月23日与我去经济学院时在校门口所摄，右下一为我一岁时、一为我中学时、一为我83年与关淑君去香山时、一为齐平生在新华社“来玩吧”酒吧所摄，共七幅照片。）

老潘自述：

人们还依稀记得，1980年那场关于“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人生观大讨论，我是发出这一声感叹的“潘晓”之一潘?，今年四十岁，朋友们都叫我老潘。

有人说这场讨论给思想解放带来了新鲜活力，很多人是从那以后开始或深入了对人生的思索。可我却为此付出了代价。

本人绝非女孩子心目中英俊魁伟值得崇拜得一塌糊涂的“男子汉”，也从不想劳神费力去做什么男子汉或英雄，我就是我，只是按自己的想象和方式去生活。“每块墓碑下面，都埋藏者一部完整的历史”。毕竟，惶惑的生渗透了生的惶惑。

总是不停地追求、探索，于事业、爱情、生活方式、处事作风等方面皆是如此。不尚后悔，以为不可能有那种“假如当初不是这样……”的存在，并认定当时的选择即是唯一、权宜、正确、合理的，过多地反顾过去只是一种无奈于现在甚至是具有某种自恋的倾向；相反的，要不停地翻开一个又一个新的章节。

毕竟，春色满园关不住。面对去留，有何理由不去大声发问：最重要的，是具有生的能力？直视无穷的自然，又有何理由不去静静地思索：我是谁，谁又是我？人生苦短，可供体验欢乐与悲哀不过几十年，浑噩平庸或激荡缠绵，皆成一生，皆有或轻或重的一笔，仍旧不废江河万古流。我身后，依然大江东去，值此，为何不享有广阔宽厚坦荡的胸怀？

策划/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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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文摘1998年7月15日第二版

18年，“潘晓”走出十字路口

1980年，《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在同当时青年人的的广泛接触中发现，由于10年“文革”，青年人在人生观、道德观方面陷入一种迷惘的状态，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探索。针对这种情况，编辑部将具有典型性的潘?的观点和黄晓菊的来信合为一篇，署名“潘晓”在5月号上发表，标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进而发展为一场大讨论。

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对这场讨论十分关心。胡乔木说，“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毕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第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的耐心和热情”。

这次讨论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许多青年人通过讨论重新振作起来。直到如今，这场大讨论还不断地青年工作者所提及。

“我就是黄晓菊。”在北京南礼士路一家叫座半日服装的店里，记者见到与想象当中有些不同的黄晓菊。

在18年前的那场大讨论之后，黄晓菊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当报刊管理员。能够进入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和一些名家、专家们探讨，黄晓菊兴奋得不得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黄晓菊的本意。不久，因种种原因，她被停聘了。那时候，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一个人带着儿子。

在经济压力下，她因此而顿悟：生存尚且困难，又何谈理想、主义。于是，34岁的她伴随着南下的大军，只身闯海南。

她进了一家报社，成为广告业务员，但她几乎没有拉到一个广告。这次她没有抱怨，她又一次认识到自身的那种酸腐气与自命不凡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地碍事。

她于是再闯深圳，可是那里也只有女佣的活在等着她。在日本老板家里，她双膝跪地整整地擦洗了两天，终于将整个家擦得一尘不染。没有谁逼她，她觉得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死心塌地的一件苦差使。

日本老板的太太原本是韩国的女工，当她得悉黄晓菊的境遇后表示同情。她从丈夫那里要来了粘纸盒的活，粘一个3分钱。

再后来，她们俩又合计将这些活再多揽些下来，转包给深圳的其他打工者，粘一个纸盒给2分钱。黄晓菊说，她日后做服装生意的经营意识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

后来，她后闯入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期货公司“经纪人学习班”。然而考试那天，她却突然发表了一分钟告别演说：“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经纪人，可是，与在座的相比，我毕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轻10岁，我一定不放过你们。”在场的老师同学顿时鼓起掌来。她说罢扬长而去，泪水洒了一路。

稍后，当她戴上耳机，手拿话筒，成为深圳电台“月亮湾”节目的客串主持人时，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当年参加大讨论时的感觉。但当许多读者倾诉苦闷和热线电话不断向她宣泄而来的时候，她又再度惶恐了。她自己都没有考虑清楚的事怎么能去回答别人呢？

1994年，她回到北京，加入半日服装公司。这以后，她跑销售、搞设计采购布料，什么都干。

直到如今，黄晓菊还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只不过现在的理想和18年前相比要切合实际得多。

和黄晓菊一样，潘?在那场大讨论后，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小潘说：除了离婚和长期的病痛之外，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

在北京海淀区一幢旧式公房里，随随便便套着一件领圈已发皱的园领汗衫的小潘，身上已找比到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了。

那场18年前的大讨论曾经使许多青年们重新振作起来，将10年动乱所造成的恶果同这个社会本来所应该具有的状态区别开来，满怀信心，脚踏实地地投入工作和生活。

然而，小潘的命运却没有因此而改变。

这个在大讨论之前，曾经因不满世态炎凉服毒自杀的年轻人，这次又因为锋芒毕露的性格和许多人搞得不愉快。特别是处事方式使得他和普通人格格不入，因生活观念上的不统一和不驯服而与父母矛盾重重……

1982年，小潘又被北京经济学院劝告“自动退学”，父母又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他只得白天在街上为生活奔走，夜晚就睡在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有时为争得一块睡觉的地盘，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不久，经过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社、共青团北京市委的共同努力，小潘进入前门联社作了临时工。此后，他看过大门，当过装卸工。

那以后3年与世隔绝的学习和改造重塑了他。小潘觉得那才是他的人生大转折，而不是那场大讨论。

他没有再去看大门，也没有再去当装卸工，这一次社会给了他机会。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先后当过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发行部主任、人民日报《大地》月刊发行人、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发行部主任；参与过编辑出版《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词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等等。这时候，他才开始感觉到人生的路是越走越宽。

不久之前，在不下20个企、事业单位中工作过的小潘刚刚辞去了美国大船公司总裁助理这个年薪10万的职位，他还有机会作新的选择。

两年前，小潘结了婚，他的妻子比他小10岁。他说他很爱这个家庭，他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小潘说，和18年前相比，现在的他少了许多浮躁的心态和不切实际的想法。

（摘自6月25日《青年报》陈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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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 | 潘晓讨论：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

2018-11-27 12:1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40年前，中国的大门敞开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如壮丽画卷，徐徐铺展开来。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新闻人是书写者，也是建设者。他们的文章千千万，总有那些“不寻常”，如航标，如星宿，熠熠发光。他们或是岁月的刻痕，或是历史的见证，或是时代的坐标，或是命运的呐喊，或是人世的长歌。那些记录并影响历史进程的名篇佳作，是新闻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改革开放史中的华章。

2018年初，光明日报社报业集团下的《文摘报》开办了《旧报新读——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专栏，将此间那些动人而“不寻常”的篇章重新打开，重新唤醒，重新编排，意在重温那些曾经影响时代的新闻，让跌宕起伏的故事复活，让历史的现场重现，让后人能随亲历者一起，回到那些风云际会的时刻。该栏目中的精彩文章，汇聚成了这本《报章里的改革史》。

【导读】

人生激辩——回望“潘晓讨论”

撰文：李砚洪

五月的惊雷

在北京市西城官园育强胡同《中国青年》杂志社办公室，工作人员从靠墙的一排大文件柜里找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尘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发稿原件，用方格稿纸、蓝黑钢笔字工工整整誊抄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最上面：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讲述了自己在工作、爱情、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后，潘晓最后这样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今天，信中关于人生的困惑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信中大胆直言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但是，时光倒回当年的那个五月，当时的人们在不经意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毫无心理准备，他们的第一反应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战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这些词汇是当年读者们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直接感受。

龙卷风 2019/12/13 20:35:59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盛夏的炽热

当年“潘晓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青年》原编辑部主任彭明榜还在中学读书，到《中国青年》工作后，他一直在追寻当年那场讨论所牵涉的人、发生的事、深层的理。

彭明榜说，和季节出奇的吻合，“潘晓讨论”整整“热”了一个夏天。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担心显得有些多余，进入六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中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

6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编辑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8页的版面扩大到20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

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中的我，一下子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这种珍于一切、最真诚的心灵的交流，用任何最动人的感激之词加以报答，都只能是对它本身格调的贬低。

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署名为桂钢的读者来信肯定了赵林的观点，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为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

谁是潘晓？

谁是潘晓？中国青年杂志社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当年《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讲述了事情的缘起。

1979年，《中国青年》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着手组织下一场讨论，当时选定的题目是“讲实惠”，因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了一种时尚。1980年年初，马丽珍刚从群工部调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编委会就安排她准备这个选题。

一天下午，她到群工部看了两小时的读者来信，许多信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隐约中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一天，马丽珍向关志豪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关志豪让马丽珍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第二天，看过信后的关志豪就同意了这个选题。

定下了选题后，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做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开一次座谈会。学院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们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1980年4月7日，马丽珍与潘祎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愿意。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基本取自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甚至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糅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马笑冬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秋天的萧落

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10月，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总政治部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作为《政治工作参阅件》转发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8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共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七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要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做总结。

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潘晓”的两位主人公黄晓菊和潘祎合影

窄与宽的辩证

2005年1月，《中国青年》组织了一次潘晓讨论的回顾，黄晓菊、潘祎等聚在了一起，赵林专门写来一篇回顾文章。“不仅仅是聚会，那次25年后的回顾，更像是一次研讨，会上大家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人生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就没有生活路越走越宽的今天。潘晓那声令整个社会为之一震的提问，仿佛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彭明榜是那次聚会的组织者之一。

2008年8月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薛德震的文章《人的主体性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写道：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化名为“潘晓”的青年提出人生价值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开始曾经有一种舆论认为，人的价值、人权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文革”前后，在我国曾经出现过“谈人色变”的现代愚昧，人们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问题上噤若寒蝉，不敢谈论。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以人为本”，谁还敢在人的问题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开放30年，在这方面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真如隔世！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

“今天，已不仅仅是宽窄的问题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怎样表演才更出色，更经典！”黄晓菊搅动着面前那杯苦咖啡，笑着跟记者说。这也许是当下“潘晓”的现实理想主义。

（原载《北京日报》，2008年12月15日）

【旧报章】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文/潘 晓，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应该说，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无须讳言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它并不因为一些人的忌讳，或另一些人的愤世厌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动乱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危难的锻造之后，我们共和国的年轻一代，没有背弃时代的责任，作为他们的主流是更坚强了。他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高举起新长征的火把，又顽强地挺进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将成为年轻一代人在人生旅途中的新起点。应该怎样看待社会？怎样看待人生？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怎样才能生活得有意义？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如何？让青年们自己来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吧！

这里，我们把潘晓同志给编辑部的一封坦率、诚恳的来信发表出来。潘晓同志说：“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相信，在一场对人生意义的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青年们会有所收益。潘晓同志和更多的青年，会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进的路标！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根，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子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

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 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ー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

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了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滚，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构，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争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僻，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吗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1980年4月

（选自《报章里的改革史》，刘昆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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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

编者按：28年前，一篇《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问醒了已经思想格式化多年的中国人，引发无数人的内心共鸣，成为一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记忆，也使得“潘晓”这一名字进入公众视线。那是一个民众的“自我”意识觉醒、迸发的年代，那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初恋，也是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狂飙突起之燃点。

28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精神状态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变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同样充满困惑，同时需要时代的发问者。当此之时，“潘晓”再次挺身而出，代表的已不是自己，而是困惑中的整个民族。

在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凤凰周刊》与“潘晓”携手，希望此问能够再次触及时代脉搏，触及当下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再掀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

28年后“潘晓”再问：中国人怎么啦？

文/特约撰稿员 潘晓

毫无疑问，中国变了。相较于28年前，这是个已经陌生的国度。28年的沉默，“潘晓”经历了彷徨、困惑、喜悦、苦闷、琐碎与辉煌，今天终于想要站出来，对这个时代再次发问。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

或许，“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永远没有答案；对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也各有各的理解。但中国人的心灵从28年前出发，一定是想要去到某个地方；不再禁锢“自我”的中国人，也一定怀抱着各自的追求和梦想。

但是，今天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想要的吗？看看这28年来，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自己，又变成了何种模样？

不错，物质财富是极大丰富了，中国人已不再需要面对饥饿的死亡威胁，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减少，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但是，头上的蓝天白云不见了，大自然馈赠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自然财富，今天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天空、土壤、水里，到处都是敌人；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充满危险。0.4%的中国人，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教育、医疗、住房，成为城里人的“新三座大山”；而城市对农民的剥夺，对农村的透支，变本加厉。随着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接连翻番，中国政府向民生的公共投入却是全世界倒数第一；按照支付能力计算，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全世界最高；中国医疗的公平性，全世界倒数第四；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银行有资料的国家里，扩大幅度最快；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133名；中国已成为地球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总量的80%；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自杀人数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中国是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死刑人数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全世界排名第三……

不错，“自我”在今天已不再是一种耻辱，反而是一种荣耀。但是，将“自我”张扬到极致的中国人，已经迷失了共同的心灵家园。在迷途，他人都是敌国，都是地狱。为了自我，人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高官不但可以利用权力攫取私利，而且不惜通敌卖国；商人可以为了多赚1毛钱的利润，投毒下药，置无数人生命健康如不顾；冲撞、嫉妒、屈辱，什么都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每个人想的都只有自己，没有人考虑我们这个共同体。黑砖窑告诉中国人，奴隶制还在我们身边招摇过市；假冒伪劣告诉中国人，有毒产品乃至食品正在上演网路上流行的“餐桌十面埋伏”；媒体爆光的见利忘义告诉中国人，中国进入了“全民腐败”的时代……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兴高采烈。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经济的快速发展，足以消化所有不利面。但今天的现状，却使得不少人开始留恋过去。正象民间流传的一则短讯所说的：那个时候，天还是蓝的，水也是绿的，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还是怕猫的，法庭是讲道理的，结婚是先谈恋爱的，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药是可以治病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拍电影是不需要陪导演睡觉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欠钱是要还的，孩子的爸爸是明确的，白痴是不能当教授的，结婚了是不能泡MM的……

这28年来的辛苦打拼，无数人的血汗与泪水，中国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到底是接近了我们的理想，还是走入了另一场恶梦中？不同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重回过去，但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浑不知其所来，茫不知其所往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对此，人们已有多种解读。

或许，市场经济体制在最大限度挖掘效率潜能的同时，本身就蕴涵了多种不公平、不合理，经济的发展，必然以社会分化和人际鸿沟作为代价？

或许，在全球化高歌猛进时代，后发展大国除了廉价出卖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外，就再也找不到参与国际竞争的自我优势，中国的崛起，必然以牺牲自然和社会环境作为代价？

或许，“自我”就是那只装在瓶子里的恶魔，一旦放出，就要在人间散播种种丑陋与罪恶，始作佣者，“潘晓”本身也难辞其咎？

或许，肯定“自我”价值并没有错，但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作为边界。而这种边界的确立，除了需要外在的法律，还必须仰赖于每个人内在的道德律令。个人利益张扬下道德底线的沦陷，才是当下之恶的病因？

或许，社会价值和行为底线的沦陷，不仅仅是因为道德缺失，更是因为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失效而来的对共同体认同的消散？于是，官员裸体，名星换国籍，在这块土地上收获了巨大荣誉和财富的人，纷纷逃离这艘大船。

对此，“潘晓”没有答案，只有困惑，困惑于我们为什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成为了面目全非的自己。

比我们“从何而来”更加揪心的困惑是，我们应该“往何而去”。

为解此惑，“潘晓”曾经不断地从理论和实践中搜寻答案，参阅众多思想流派的疹断和药方，参考从西方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从苏东转型国家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最终收获的，仍然只有困惑和失望：没有人能为中国人的今天，提供出路和答案。

开药方的人很多，自圆其说很容易，在现实经验中找到一二佐证也容易，难的是，要战胜不同的观点，要包容相反的经验事实。当今世界，最主流的药方是宪政民主。但宪政民主的成功范例，也主要只见之于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后发展国家的宪政民主转型，不但阻险重重，而且大多淮橘成枳——没有人能为宪政民主这一光辉彼岸，找到一条由此及彼的安全航线。

也有人说，中国现在这样就很好，“中国奇迹”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且不说许多中国人不同意这种判断，不愿接受这种现实，即使是少数特殊既得利益者，也同样明白这条路其实不可持续。当经济增长成了政权当下几乎是唯一但却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的合法性时，中国能够支撑起明天吗？有人论证说，只要中国经济保持6%以上的年增长率，中国就可以继续风雨飘摇下去。但是，大自然赋予的资源、环境，都是有限的；民众对不公平和两极分化的忍耐，也是有限的——在底线日益逼近，在外商们把利润都带走，把GDP和污染留给中国的今天，中国还能在原来的航道上走多远？

找不到答案的，不仅仅是“潘晓”。或许正如惠特曼所说：如果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共同想法，那么它们就没有意义或者很少意义。

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在“自我”被以“共同利益”的名义高度禁锢、万马齐喑的28年前，“潘晓”为自身的存在意义而发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28年的中国历程，是对28年前那种状况的彻底反动。在此期间，“自我”被张扬到极致，对“共同体”及“共同利益”的认同，却消散于无声无息之中。在“共同体”再次面临生存困境和发展道路危机的同时，许多人也再次感到了“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困惑。历史在28年间划了一个圆，而28年前在“潘晓讨论”时看上去还五彩缤纷的选择，今天已经利好出尽。不管是人生路之宽窄有无这种客观判断，还是对人生意义的观念评估，都从个人层面蔓延到了整个共同体领域。正是在这时，“潘晓”复出而再发追问：中国人怎么啦？

但是，这一次，困惑的已不只是中国，而是全世界。当几十年的财富增长，世界上的穷人却越来越多时；当在全球化的漂亮旗帜下，南北差距却越来越远时；当现代化的样板——美国，再次点燃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时，问题就超越了国界，成为了全人类之问：人类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后退？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要衡断人类的意义，不能仅仅求之于人类本身，而不能仅仅回归个人或本心，而是有必要寻求人类之外的客观尺度。如果站在大自然的角度衡量，毫无疑问，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是地球的最大灾难；之所以只说是地球，而不说银河系或宇宙，仅仅是因为今天的人类相对还弱小，力有未逮。

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是什么？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答案。纵然问题没有统一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人类的生存、发展，仰赖于所处的环境；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与人相处的社会环境，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不能不高度珍视之——或许，全人类都应该倡导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这又是一个很吸引人眼球的彼岸。但是，怎样由此及彼，脚下同样没有清晰的路径。理念不会自动转化为行动，在现实中，利益往往共有驱动力。没有竞争，或许就没有效率，没有活力；而竞争即意味着要把你的变为我的，意味着我们要竞相从大自然中索取。当这种竞争机制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则时，真正的、持久的和谐，可能吗？

对此，“潘晓”依然只能困惑，只能发问。

……………………

潘晓的迷茫与后浪的躺平

原创 梁培喜 济宁大运河畔 昨天

魔鬼中的天使田馥甄 - My Love

当下或未来一个时期，躺平或许成为包括后浪在内绝大多数人选择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不禁让人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潘晓引发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

当下的躺平现象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两者虽然横跨两个世纪前后相差三十多年，但无疑都有着转型期尤其给年轻人心灵带来的某种阵痛和精神历练。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两者也很像“隔空喊话”和“一盘未下完的棋”，或者说年轻之于理想永远都意味着价值实现乃至生命的全部，这也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不谋而和。

与当下后浪面对现实所产生的躺平不同的是，潘晓那时的困惑更多来自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即是说当潘晓持有的人生信仰乃至全部教育，在与现实对接无一例外地受到质疑，所有美好理想无不与现实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这让潘晓不由对固有的认知和价值体系产生怀疑动摇乃至彻底否定。

对于现在的六零五零后，应该说上个世纪并不遥远的八十年代乃相对开放的时期，计划经济和精神枷锁一并解除，解构重建刚刚开始百废待兴方兴未艾，高考制度恢复，摈弃阶级斗争为纲，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科技为第一生产力，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实事求是地说人文环境经济领域都可以称之为黄金十年，直至一场不期而至的风波拦腰斩断未竟的梦想为此夭折……

那么潘晓在遭遇包括信仰、理想、工作、学习、家庭、爱情种种的困厄后，顿感人生所有的内容都与理想那么的格格不入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就一点也不奇怪乃至实属必然了。

究其根本尽管来自诸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信仰危机或精神金字塔的轰然坍塌，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所有的一切都远不及活生生的现实来得直接和具说服力。

潘晓用生命经历拷问理想，某种程度上甚至有着悲观失望，其后尽管试图在用包括读书写作消解这种痛苦，但应该说这都于事无补无济于事。

因为个人之于时代无疑就像一粒灰尘那样渺小微不足道，再加上叔本华所言，孤独绝望实为人生无法摆脱的本质和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人生的过程终其所有努力也是极力摆脱这种孤独绝望的过程。

但不管是作为前浪的潘晓的发问，还是作为后浪的躺平的无奈，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们一以贯之地热爱生活珍爱生命，她们所有的质疑徘徊绝望全部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和渴望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她们内心依然炙热滚烫，依然充满梦想热泪盈眶，一旦“战事”来临需要她们依然冲锋陷阵出生入死。

也即是说潘晓和所有后浪的困扰，不是潘晓和后浪们的庸人自扰，而是对所处时代的折射，或者说所处的时代出现问题罢了。也即是说如果所处时代不能给予年轻的后浪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放置她们身上的理想也就成为无论如何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那么寄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将前浪拍到沙滩上，也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臆想和化为风中承诺的虚幻泡影。

谁的的青春不迷茫，谁的的青春不蹉跎。青春和后浪有时也意味着代价，可与青春后浪并驾齐驱的时代无疑就是青春后浪的职业经理人，青春后浪所处的时代应该全权负责为青春后浪代言打理，量身定制量身打造契合青春后浪的梦想，并让青春后浪们的这种梦想战略落地开花结果。

潘晓在非常苦恼乃至精神煎熬的情况下向社会和盘托出自己的内心，无疑源于自身倾诉的愿望和渴望年轻之间的感同身受惺惺相惜，从而获得心灵的救助声援，让自己真切体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所有年轻的心是相通共鸣的，潘晓因为代表着一代人的心声，也用真诚和行动做到了为时代呐喊。

现在年轻的后浪较之她们的前辈潘晓相比，更加知晓自己的需求和所要，这种诉求甚至有着先入为主主题先行直奔主题的意味，也即是说她们的理想有着更为直接的量化，她们更加拒绝那些不着边际，而是将理想放置在现实的地平线上，既炫目耀眼美轮美奂又不乏根基切实可行，否则她们将对此用脚投票，比如以退为进休养生息的躺平……

……………………

新世纪"潘晓讨论"---青年该怎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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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04-1-5 16:09:00|只看该作者|倒序浏览

作为现代青年,我们似乎只是注重学位,毕业了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这也许就是我们生活着的意义了.但是,其中,在众多的年轻人当中,肯定有着这么一些的人,他们不甘就这样的生活,这样麻木不仁的在人世混迹,了此一生.为什么呢?

我经常的会想起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著名的"潘晓讨论",也许很多的人都还会对这一切记忆犹新,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其实就是新世纪的潘晓,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去适应,然而,作为一代年轻人,我们又同时渴望拥有自己的思想,拥有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园.

在这样的矛盾中苦苦寻觅和挣扎的众多的青年,他们有着和当年潘晓一样的苦闷,一样的激情,他们渴望燃烧,渴望得到自我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在不断的努力着.

我想,年轻可以作为一种资本,一种我们可以用来向世俗说"不"的傲气,固然生存重要,可是,我们不要如行尸走肉般的活着,没有思想,没有寄托,没有激情.

还记得凯鲁亚克的名言么,"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我期待,我向往,向现实的沉闷,说"不!"一场新世纪的"潘晓讨论"需要我们大家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

青年文摘 人物版 2000年6月 “网络人”专刊

从“潘晓”到网民

20年前，“潘晓”这个名字轰动了中国，《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来信，信中感慨“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20年来，“潘晓”之一――潘祎历尽坎坷。如今，已经人到中年的他走上互联网，办起了“老潘信箱”，在网上继续探讨人生。

□潘祎

有关人生观讨论，各种媒体前前后后从不同角度已经说了不少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现在来看，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一系列为我所不愿提及、或已经懒得再去认真解释的说词和往事，常常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居心以不同的方式或强迫或带有些乐不可支地抖落出来，甚至是用那些虽然看上去是关心但我却私下里以为带有某种非人道性质的关怀和好奇，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或者厌烦至极。

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谋生、为了活命，有时，不得不屈从于某些异常投机而功利的诉求，而不厌其烦地捞起那些陈旧而无聊的点滴来摆弄着，为了骗点饭吃。这样做的时候，往往也在所谓的原则与潮流二者里满嘴酒气地目瞪口呆无所适从。

想当年，马丽珍穿着如今根本看不到了的那身洗得发白的苏式女装在北京经济学院团委那间小屋子里与我开始了这20年的交往之最初，给我提的问题就是“你对中国的现实怎么看？”而现在，人们、尤其是媒体在和我谈及那场讨论之类的事时，往往也是以类似“你现在对人生怎么看？”、“那之后你的主要感想是什么”的问题作为导语。这些恢宏而庞大的空间，都是让我觉得实在力不能及满地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今年适逢《中国青年》发那篇稿子20周年。杂志社年初就和我联系，说起看能做些什么。当他们找到了黄晓菊并说服了她动笔写她个人这20年的经历后，就反过来命我也如法炮制，把我的这20年也涂鸦一番。

过去，那场人生观讨论改变了我的几乎全部的人生；而现在，对于我来说，那场讨论远非一坛尘封着撩人心魄的内容和清馥飘逸的醺香的陈酿，而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爿历史的无奈与现实的窘迫。

20年前那一幕

1980年，我在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就读，当时上二年级，专业是计算机程序设计。

此前，上中学时，我的父母都在青海省大通县，我在北京寄居在亲戚家，总体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这也造成了我至今总是以那种叛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待很多事物的基本性格倾向，甚至有些心理上的不健康成份。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参加考试，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但却被告之这些年积压了大量人员，我们这些在校生可以再考，于是78年暑期再进考场。之后，被经济学院录取。

经济学院当时是一所全部是北京生源的学校，能住校不容易。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入校后马上就取得了住校的资格，从亲戚家把户口迁到学校。

可是，与我想象中的天堂迥然不同的是，学校照样是社会上的缩影，我所在班，有年龄比我大14岁的人，有从部队、农村、机关等地来的人，有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各色人等，而相比起那些生源来自全国的院校来说，经济学院更显示出北京人的冷漠和势利。1979年春节，也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节日，除夕之夜，校园墙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墙内漆黑一团，诺大个校园，只有我的宿舍亮着鬼闪似的灯火。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脑子，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地熬过了那个春节、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会有什么前景？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这样的状态愈演愈烈，直至是年5月，学校里组织第一届“红五月歌咏比赛”，练习声此起彼伏，到处歌舞升平，我却情绪越来越恶化。31日，比赛进行过程中，我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喝下了那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

我被救了过来，但我的事成了一个非常事件。其他年级、系的学生在与我谈论起这件事时，说大家的一个比较共同的感觉是耻辱，为我耻辱，为经济学院耻辱，为他们自己耻辱。

从此，学校对我另眼相看，慢慢地，我就成了鸡肋。

可校团委书记对我还是很照顾，多次找我谈话，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并屡次找我所在班的辅导员程大省，请他对我多加照料。

但团的作用毕竟太小了。我依然脖子上缠着纱布，夜不能寐，头痛失眠，精神恍惚，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让我去开会，说是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系里让我去参加，与我为伴的是另一个班的男生。我对他说，到会场找个挨着门口的地方坐，开会后五分钟就溜出去找个地方喝酒。

我不愿介入这种媒体关系是因为，我的父辈中有很多人是搞文的。我的祖父是个资本家，是宜兴乃至江南有名的买办，可他的12个儿女在其长子――我的大伯父的带领下都参加了共产党的事业。可是，大伯父是“文革”前《大公报》的负责人兼国务院财贸办领导小组成员，“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二伯父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在北京某大学教法律，1957年被打成右派，一晃就是20年；其他人也在“文革”前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整治，家父也在“文革”中被揪斗，抄家……虽然“文革”后被平反、摘帽子、恢复名誉，但给他们和家人的心灵留下的阴影却不可能被抹去，而且，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再被卷入政治的漩涡。

正因为这样，原来在中学文科成绩一直不错的我，也在高考时被家里要求只能考理科；当时我自己也对媒体的宣传持近乎无理的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一到会场，各班的男女们神采奕奕地鱼贯进入，我们在门口落座。这时，团委书记叫我出去，对我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说着把我推进了会场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面笑容可掬地坐着的，就是后来与我结下忘年之交、当时在《中国青年》社思想教育部的马丽珍。

她说起，是学校向杂志社推荐了我，说我轻生厌世，说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龄很不相称，说我的一些想法较偏激，一些言语在青年里具有普遍性。

我满怀戒备地听着她的叙述，说是想搞讨论，但还在两个选题中犹豫，一个是向钱看对不对，一个是人生观问题。接着就是那个很大的问题。

酒是喝不成了，烟还可以抽。既然被推进来，就姑且胡说八道一番。

后来，她让我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已经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意儿，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问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评论和探讨。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评论？没什么大不了的，拿去用就是了。

黄晓菊当时是个普通工人，在一次学雷锋讨论中，她在学学习心得里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杂志社把我们两人写的东西揉在一起，经我们同意，以“潘晓”的名义作为读者来信发表。

于是，在几天后，“潘晓”出笼了。

学校得知我参加了这场讨论，学校自始至终反对这些事情，派程大省带我去北京安定医院。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程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让我离开诊室，交给程一张我很久以后才看到的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写着：“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命令我休学一年。

暑假时，返回北京，到校，问及休学之事，谋求复学。未遂，校方不准食宿。《中国青年》解决膳食，晚上像贼那样溜回宿舍。开学后，在杂志社的帮助下，再与校方就此展开了关于复学漫长的交涉。又去安定医院，找了主治医生，断作“精神忧郁状态，建议试行复学”，认为这非精神病，而属情绪的不稳定……我走进课堂，已是十一月下旬，大半个学期过去了。

放寒假，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对我的情况非常焦急，但又不知该怎么办。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给我所在系的主任写了封信，询问校方将对我做什么样的处理。

1981年2月2日，经济学院党组给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们收到你们的信，经研究同意你们提出潘祎同学以自动退学的要求。请你们尽快委托有关人员到学院办理退学手续。我们希望家长应对潘祎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并希望潘祎同学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当中，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轰出了校门。

离开学校以后

我知道了家里和学校背着我做出了退学的决定，并且木已成舟。我很气愤。我对家里讲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讨个公道。

我只身回京，马上就遇到了实际的问题。食宿、学习、就业等等。

开始时，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自己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了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继续那些上访和寻找工作。后来，因为老遇到查票，我在温暖的房间里过夜的资格被取消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立交桥下面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门高层建筑里的楼梯拐角处卷缩着，听到有人来，赶紧开溜，以免被当成什么人扭送执法部门不明不白挨顿臭揍。

这段时期里，经过朋友帮助和介绍，曾经在北京的各个城区和角落留宿。黄晓菊曾经把我介绍到三里河铁二区一个残疾人在楼梯拐角处自建的窝棚里居住，条件是，那个残疾人是个又瘸又瞎的人，正在用盲文写小说，需要有人能将其盲文改写成普通文字。我去了那里，与他和经常到他那里去聊天的人厮混得烂熟。

而这时，我每天的生活费只有6分钱人民币，也就是一个大火烧的价钱。

实在饿得不行可兜里有没有钱的话，就穿着整洁一些坐在餐馆里，等人家吃完了，去拿点剩饭剩菜来吃。偶尔被服务员抓住，讲明情况大多也不会挨打。

我四处上访都碰壁了。那些经过，太繁琐，想起来我都头痛。

朋友们也为了我的事想了许多办法。

我自己、朋友们、信访处和马丽珍也为了我的就业问题奔波于京城。

我自己曾经在某建筑工地偷偷地当小工，搬砖和泥，赚取点劳务费。

马丽珍的丈夫在农业部工作，为我找了在中国动植物检疫总所夜间看大门值班的活，干了十几天。

最后，还是组织的功力发挥了作用――团中央、杂志社、马丽珍与当时身为全国青联委员的北京第一家卖大碗茶起家的张占英联系，为我在前门联社安排了当装卸工的工作，住在仓库里。

在城市流浪乞讨的生活历经两年左右之后，我终于告别了那段洒脱的生涯。

在那段时间里，我也曾经想能参加什么自学考试――流浪中的考试。为此，我还致函北京大学陈岱荪先生，讲了我的意图，并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我很荣幸，得到了他的回信，言辞恳切用心良苦地为我――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指点迷津，开列了一些必读的书目。这种平易近人、治学严谨的态度令人钦佩。

成为严打对象

1983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我在前门联社的办公室，有个人叫道：“潘祎，有人找你！”两个表情严肃的男人进了房间，一个走到办公桌前，另一个守在门口，近前的人对我说“你叫潘祎吗？我是××分局的。传你！”他拿出一张传票，让我签了字，两人左右夹着我上了等在路旁的吉普车。

我知道是为什么。

几个月前的一天上午，我和司机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司机在我装完货后去验票盖章时，无事可做在站台上溜达，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车开出门后才对我说起，要我为他保密并直接将那玩意儿送到了他住处附近的一个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个人家去拿钱，说是可以拿出一半借给我买英文打字机。

8月份，严打开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请求我为他保密，并说如果被发现我们俩一起承担责任比一个人要轻。我那时是完全的一个法盲，信以为真，答应了他。

9月，他被传讯。直到10月中旬我还没看到有公安局的人找我，以为他据实以答，没我什么事了。

这下，还是坐到了警车上，我依然有说有笑。到了预审室，那两个人也谈笑风生，说根本没什么事，说完了就可以回去了。我就按照事先与司机的约定那样讲了，可不想，却被送进了看守所，一呆就是8个月。

自第二此提审开始，我就将真实情况予以陈述。

现在我以为，对我个人而言，那段及以后监狱的经历，是非常可贵的。如果没有这一段，我也许只能算是活了一半。那时，以前的现实上升为理想，个人英雄主义完全被粉碎，在一个集人间丑恶于一个异常狭小的空间的地方，领略着规则的幻灭和道德的真谛。

1984年2月29日开庭，当厅宣判，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我在看守所的八个月，其间除了接受提审时能见到阳光外，其他时间都是关在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是脸色煞白。

到了劳改场，整日暴晒在阳光下，队列训练，纪律教育，下大田干农活。因为个高，排队在前，被任命为小组长，干活要比别人更多干些。而且，以我的个性和原则，也将此视做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机会。阳光下汗流浃背，脱了上衣，结果搞成了个轻度灼伤，背上满是水泡，着水后脱落，上了碘酒疼痛难忍，看上去像镜子那般光滑。

我的劳改态度尚可，在当时还算个知识分子，调到劳改场教研组，给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数学，并参加监狱文艺宣传活动。教学成果（犯人考试成绩）在整个农场始终名列前茅；文艺宣传取得整个农场比赛的冠军。

我寻找到北京人文函授大学，请家人为我报了名，在狱中开始了该校法律系的学习，其中有的教材就是我那位二伯父撰写的。我在1987年通过了考试，取得结业证书。

这段时间，我在到底是与这里的所集中的那些非道德主流趋近，还是别出心裁确立自己的人生原则之间，很艰苦地抉择着，铁窗下等人的现实与自己的理想主义时常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对垒。久而久之，还是逐步廓清了那条至今仍然作崇的原则――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新的生活方式

1987年4月10日清早，我拿着些许物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

乘火车到天津，午餐，终于能喝酒了。火车回京，自己按图索骥摸着找到劲松东口附近的家，看到了久违的父母，放下那些物品，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实验室刷瓶子，一个一分钱。我去了两天。

第二份工作是在《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里，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合作，该丛书的负责人对我有了这样的评价：我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经历复杂，这是为很多人所欠缺也为很多人所害怕的，但这种经历实在是难得；二是我很守规范，承诺的事一定会有个符合双方约定的交代，而这点在当今的知识分子里很不容易做到。

也正因此，他曾经问过我是否愿意做他的研究生。我想起流浪中的那幕景象，大概有了某种情结，令我望而生畏；另一方面，我也多方打听，像我这样的背景，根本无法通过研究生入学的政审。

这时，也有那些从同监狱出来的人找我，想做买卖或是一块儿干点什么不合法的事。我认为，监狱生活对我的一生来说很是重要，但有一次也就够了。

这段日子里，我编过书，搞过发行，搞过电视节目策划，之后，我就开始了频繁的跳槽，在中关村的几家公司做副总、总裁助理等等。

去年年底，我在朋友的撺掇下上了网，立刻察觉到网络的一些特性，像开放、自由、平等、互动、快捷和虚拟，也看到了这网络带给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及恐怖，看到了技术拜物教的诚惶诚恐，看到了网民封闭、孤独、自私，面对屏幕可以全然变换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乃至人格，看到了信息时代里完全美国化的价值观和标准，看到了极为凶险的全球美国式的一元化趋势和技术、文化殖民主义表征。

今年，因为朋友去了中华英才网，在那上面搞了个“老潘信箱”，回答网民的各种问题。

……………………

潘晓上网指点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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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英才网（www.china-hr.com）在国内首推在线职业咨询

"老潘信箱"是国内知名人才网站中华英才网 (www.china-hr.com)推出的一项服务内容。他们聘请老潘作为职业顾问，通过电子邮件和在线论坛的方式为访问者答疑解惑。同时，访问者还可以读到老潘精心撰写的一系列职业指导文章。

背景资料：老潘--潘 ，是20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轰动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的主角--"潘晓"之一。20年来，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理论功底、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深刻的生活体验。当年那篇引发讨论的文章题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几乎成了那个时期和以后年轻人谈论人生时的一种标识性话语。而今天的人生路上，那时的青年已近中年，刚过40岁的老潘也重新以青年的知音和人生探索者的身份再现，与现在的人们继续着那个经久的探寻。而这次的人生探讨，集中在人力资源领域，具体更多地分布在谋生、就业、跳槽、提高职业素养等话题，而且是在互联网上。

“老潘信箱”开辟的论坛，是请老潘在固定时间里与访问者在线交流，由老潘来回答有关的问题，并与网友们切磋。到目前，论坛里已经有100多个论及各种相关问题的帖子，诸如“一个人一年跳多少次槽比较好？”、“跳槽率提高是不是一种进步？”、“新进入一个领域，如何尽快适应紧张的工作？”、“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用财富来证明成功的时代？”、“找工作时要注意那些呢？”、“对待欠薪企业怎么办？”、“通过什么渠道找工作最有效？”、“我在china-hr上注册是不是就会有工作来找我?”、“公司不给sales加三金是否违法?”、“坐班恐怖吗？”等是比较常见的问题。而像“医师出去做医药代表正常吗？”、“是否应该劝大学毕业后无所作为人出来闯？怎么做呢？”等话题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网友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坦率而不乏修养，尖刻又不失礼节。

网站还开通了直接写信给老潘的信箱，承诺在收到信的24小时之内由老潘亲自回复。至今，直接写给老潘的信有百封之多。其中，类似“我在收入不高的国有银行工作了10年，想换工作，可丈夫不太同意，我该怎么办？”、“学非所用，前途不清，人生如何？”、“职业大学的毕业生信心在哪里？”“在国家机关呆了很久，跟踪新技术，可对现在单位没信心，怎么办？”、“我是在美留学生，想回国，能否介绍国内情况以及我是否会受欢迎？”、 “职业测评怎么样？”、“工作和兴趣冲突怎么办？”、“学机械的想改变攻读方向怎么样？”、“岁数大了，出国求学是否合适？现在开始学工商管理或者金融是否合适？”等问题比较普遍，提问者里，多是本科以上学历的，还有些是国外的留学生。

这些帖子和来信，大多言辞恳切，直面人生，而老潘的答复，也体现了互联网平等互动的特性，虚怀若谷，公平交流，理解不同的意见，鼓励积极和有益的交流。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不过，由于时间短，市场发育程度不近人意，国内的网络接入服务提供商（ISP）和网络内容提供商（ICP）们还大都是仅仅将网络当成一种信息发布平台。究竟如何能更更好地体现网络本身的特性，为用户提供全面、细致、周到的服务，是网络业内外人士广泛关注的事情。

中华英才网(www.china-hr.com)在利用网络为网民提供在线服务方面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在其专注的人力资源领域率先做出了一系列举动。“老潘信箱”从今年1月21日开通以来，每日的访问量都超过10万。

“老潘信箱”开通到现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已经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很多网站找到中华英才网，试图将“老潘信箱”链接到各自的网站，加强服务。

据悉，由资深专家提供免费的在线职业指导、咨询，这在国内尚属首例。业内人士认为，强化服务功能，这是互联网的发展方向。

……………………

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

如今，我利用互联网又在与那些据调查主体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们继续着那经久的话题。

网络从出现到今天，也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特别是在中国，起步更要晚些。在那些网络应用较为广泛的发达国家，在线进行各方面的咨询。在国内，中华英才网在其专注的人力资源领域率先做出了一系列举动。从今年1月21日开通“老潘信箱”以来，已经接待了数以万计的访问。

“老潘信箱”开辟的论坛，是我在固定时间里与上网者在线交流，回答有关的问题，并与网友们切磋。网友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坦率而不乏修养，尖刻又不失礼节。这些帖子和来信，大多言辞恳切，直面人生，而答复也体现了互联网平等互动的特性，虚怀若谷，公平交流，理解不同的意见，鼓励积极和有益的交流。

“老潘信箱”选摘

Amy女士：我在收入不高的国有银行工作了10年，想换工作，可丈夫不太同意，我该怎么办？

答：

Amy女士，您好！

收到您的来信，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铁饭碗”（尽管也不一定如此）固然很稳定，但也有其浪费时光的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将有限的时光耗费在这里，可能未必是件好事，另外，您所追求的高档的生活品质是合理的，也是应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许和肯定的。我认为，与其在一个耗费时光的单位里消磨生命，还不如自己出去闯一下。而且，所谓的铁饭碗什么时候就不铁了，还很难说。

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您丈夫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一家两制”（指家庭中一个人端铁饭碗，另一个人下海拼搏）是比较安全的；其次，在考虑调换工作甚至跳槽时，最应该做的就是自我能力的测定，如果不具备下海的心理和能力上的充分准备，那么还是要谨慎些，以免后患；再有，海里也是风云变幻，险象环生，并不是那么理想，还要看个人的素养和应对能力。

希望您能按照自己的理想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途径，也希望您家庭和睦。

……………………

J君问：学非所用，前途不清，人生如何？

老潘，你好：

说实话，有些问题我确实也很困惑。以前你们讨论人为什么活着，或者说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而现在我们搞不清楚应该怎么活着。我现在在一家IT公司干活。想当年我学的是工业设计，现在全没用了?以后应该怎么过？现在我想不清楚，我的同学很多也和我一样，大家都是在一种无奈的状态。不知你有什么看法？请指教！

……………………

答：

J君：你好。很高兴能在网上和你进行交流。

你说起搞不情应该怎么活着，这使我想起了当年人生观讨论时的社会状况，那时和现在你所讲的情况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尽管至今人生观讨论已经过去了20年，可是，人生观问题作为一个经典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只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当年，参加讨论时，我想，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有些事情（比如失恋殉情，虽然渊远流长，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已经成为人类遥远的话题了。具体的，我也谈不上指教，因为我和你以及你所提到的那些同学一样，也还在思索和探究着，可能，答案远非我们或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能讲清楚的，就象我们的先辈们没有搞清楚一样（而这可能恰恰说明了科学的误区和无能）。而且，以我个人的经历，经受了可能稍微多了些的体验，也经受了一些挫折和坎坷，但我还是想，既然活着，还是力图把有些事情尽可能弄得明白点，既然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你和我同样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次机会呢？我想，思索是个痛苦的过程，可不思索也许更痛苦，不知君意以为如何？

不知我以上所言是否能合乎你的心意，请多多关照。谢谢。

……………………

一个网友是学理科并且从事科研的人，工作时没有乐趣，问是否能根据兴趣选择倾情投入工作。

答：

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不知道我的答复能不能让您满意，只能说我尽力而为。

我觉得，您的问题应该分为三个层面来谈。

一，       谋生和兴趣是否应该分开？至今，工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更多的是谋生的手段，而非工作者个人兴趣的着陆点，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尽管工作的设计者在做着种种努力，但众口难调，很难在一项工作中将所有其中的工作者的兴趣囊括穷尽，更不用说有些地方对工作设计根本不放在眼里了；另一方面，从个人来说，谋生就是谋生，兴趣就是兴趣，二者间是会有冲突的，这就要求工作者在此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和调整，角色定位清晰。

二，       在工作中，能不能发现或培养兴趣？很多时候，我们一旦认定谋生就是谋生，那么就将自己放到了一个客观上和结果上属于被动的位置，在工作中将自己的兴趣发展的诸多因素屏蔽掉了，而不去注意工作之中可能出现的与自己兴趣相近之点或可能协调的机会，浪费了谋生与个人兴趣之间互相趋近乃至趋同的时机，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很令人惋惜。事实上，很多看似无聊的工作中也蕴藏着兴趣膨胀的空间，就看我们怎么去对待了。

三，       如果自己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很有激情、或者从性格、发展方向、爱好等，而与现在的工作相悖，一味囿于目前的岗位、工作环境和行业会使自己耽误发展、心情不畅、没有回旋余地甚至忍无可忍，那么就该考虑更弦易辙了。

不知这些答复是否另您满意。

祝你在工作和兴趣上都能如愿。

……………………

闪电：我是一名既将毕业的职业大学的学生,过几天我就要去人才交流中心了,但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我是职业大学的学生.你认为我应如何去做?

……………………

答：

我觉得，从哪所大学毕业，这无关紧要。春节期间，我和几个朋友谈起来现在中关村的就业者，发现原来这个以高科技为主而被北大、清华等知名院校毕业生占据的的地带，如今几乎被联合大学的毕业生赶了出去，这说明职业大学的毕业生也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那些老牌院校很多比较保守，不象新兴院校那样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在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分配方法、就业指导等方面都走在了那些老牌院校的前面。所以，我觉得您根本没必要为自己的毕业院校而有自卑感。

而且，比尔•盖茨还没毕业呢！

……………………

问：我内向且自卑敏感，几乎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社会活动也不爱参加，总感到非常失意，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还特别想知道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不是印象很坏，有时别人一提到我的名字，就以为在说我怎么怎么不好，工作怎么怎么不行。有时我真想去看心理医生，可是又怕别人说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出这种心理状态，请你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

答：

网友：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其次，请原谅我对您的称呼，因为从您的信里，我找不到相关的信息。

看了您的信，我以为，您的情况是属于心理上的问题，出现了自我认知上的偏差，过于敏感，在乎别人的评价和议论，有些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病症的迹象。这样，是很危险的，久而久之，会积重难返，把自己带到一个精神崩溃的深渊。

应该说，我国对于心理学的重视程度是很低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卫生健康问题，而这点恰恰是我们在如今变化多端的时代赖以存活和谋生的基础性心态。如果这上出了问题，那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甚至使个人的一生濒于坍塌，并连带到家人和好友。因此，这个问题是理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的。在国外，人们习惯了定期或不定期去看心理医生，调节自己的心态，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心理卫生状况，排除掉一些压抑和困扰自己的精神病毒，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会引起别人的非议。而在我国，这对于很多不具备心理学常识的人来说，还是个禁区，也正因为这样，有些病症只能用很模糊和偷梁换柱的方法去界定和描述。例如，我们都出现过失眠的情况，这在那些医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就可以说是轻度的精神病，而在我国只能被称之为神经衰弱，等等。

基于上述情况，我建议您最好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不要顾及那么许多。这里，有一个权衡问题，就是您是想去除病症而积极健康地生活，还是畏首畏尾为了别人的缄口不言而使自己的现在与将来得以毁灭，我想，这是个很简单的选择。衷心祝愿您能摆脱现状，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和生活，因为，毕竟，我们还活着。

……………………

珊群：

老潘：我今年35岁，10前我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我取得过全国健美比赛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后我曾在饭店的健身房做健身指导。后来因身体原因我退出了健身行业。后来我改学文秘，考体院前我曾做过二年秘书工作。我也在一个公司做过秘书。但那个公司倒闭了。我现在虽说老公很有钱。但我还希望我能自食其立。我不想天天在家里。我没小孩子。我看上去很年轻，就象23左右的。但要跟人家说出我实际年龄，就没人要我，我虽说不缺钱。我还有工作做。我不想闭着。你说我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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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工作。

从自己来说，如果成天到晚在家呆着，会使自己的进取心和责任感下降，而且慢慢地会使人很懒散甚至厌倦，对于变化很快的时代和社会失去应有的敏感和适应能力，把自己封闭在家庭的小范围里，最终可能导致心理上的畸形（当然，这样说可能言重，但的确是一种可能的方向）。另一方面，如果人的一辈子就这样看到了终结，看到了我们到这个世界上的能拥有的一切，好像也没有了新奇和振奋，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即使不是，女人也还是应该有自己的空间，而不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之于老公或者其他任何人，毕竟，你就是你，而不是别人所能取代和指使的，无论从观念、行为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是如此。

说到年龄，我想你去过的单位都是一些在就业水平上较为原始的地方，具备很简单的年龄等个人自然条件的歧视，这是应该受到谴责和制裁的，我们姑且不去理睬之。其实，未必所有单位都是这样，可以广泛地寻找一下，比如在中华英才网的兼职贴中放上你的情况，或者利用报刊登载求职信息。

既然收入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更多的是为了与社会发展在心态、知识与节奏上取得相近乃至同步，那么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薪资要求并予以说明。当然，也不要让那些想在员工薪资上占便宜的人钻了空子。

……………………

问：最近我很郁闷，我的老板虐待我， 我的女朋友小燕儿也飞走了。我想抢银行，可是不

敢，我相当骗子，可是不会！ 我想做白领，可是不懂！我相当三陪， 可是不灵。

人生的路啊， 为什么越走越弯...

……………………

答：既然选择了生,就要为此付出点代价

我非常同情您的处境,也理解您的苦闷,我想，换了我处在您的位置，也会感到无所适从的.

可是，我以为，第一,生活未必都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片光明，也不会总是那样昏暗,

而且，既然我们选择了生,还是为此付出点代价.其次,在考虑任何让自己从这种状态里摆脱

出来时,可选的一定是能使自己进取积极地活下去，而不是违法乱纪杀人越货等为人类所不

齿的行为.否则，自己作贱自己,还把其他无辜牵连进去,这样做不符合社会的基本规则,很可

能要受到谴责和制裁.因此,我劝您还是慎重些.

……………………

珊群：

老潘，我是珊群，谢谢你给我的回信，我又找到了自信。希望你以后有什么关于减肥的问题，我可以帮助你。我觉得在减肥方面我算得上是位专家吧。很想和你认识。有空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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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你的关心。

我已经过了四十岁，可体重一直在70公斤上下，总也胖不起来，好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身上非常难得体现，总是一副非洲难民的形象，有碍观瞻，我真怕哪天被市容的给轰出去……玩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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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俺与前面记者的电子邮件来往内容。

刘溜：好久没你的消息啦。稿子我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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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溜：

拜读了稿件。

有个问题得说明一下。你知道，目前媒体绝不会让我这样的人介入其中。实际上，我周边的同事、特别是头头脑脑都不知道我的过去。如果知道了，我的饭碗注定就会砸掉。

因此，可以说我在给几家电视台的栏目做策划，但不要具体说是哪一家，好吗？这主要是考虑到我的生计。而且，即使说明了哪个栏目，对文章的贡献也没有多少影响。这只能算是我的请求了。

老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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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讨论与我的20年

文/潘祎

成为“潘晓”

1980年，我在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二年级就读，专业是计算机程序设计。

此前，我的父母都支边在青海省大通县，我在北京寄居在亲戚家，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考上经济学院后我从亲戚家把户口迁到学校，彻底离开了亲戚家。

1979年除夕夜，校园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校内漆黑一团，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所有，整天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这样的状态愈演愈烈，直至是年5月31日晚，学校组织的第一届“红五月歌咏比赛”正进行得热闹时，我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

据后来同学告诉我，系里早就发觉我的情绪不对，派了人远远地盯着。看到我倒下，几个人飞奔过来，抬起我就往校门口跑。那天也非常凑巧，朝阳医院外科、口腔科、职业病科都是主任值班。后来据医生讲，如果有一个人当晚不在，我也就没了；而且，如果不是一个在当时还较为稀缺的大学生，也可能就不救了──因为我已停止呼吸约30分钟……

如此，在经济学院那面积小得可怜的校园，我的事成了一个非常的事件。我也成了一个“问题”学生。只有校团委书记李庆kun对我很照顾，多次找我谈话，对我表示理解和同情……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辅导员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说是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系里让我去参加。我到会场后，刚在门口落座，李庆kun就来对我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说着把我领到了会场隔壁的办公室。里面笑容可掬地坐着的，就是后来与我结下忘年之交、当时在《中国青年》社思想教育部的马丽珍。

她说，是学校向杂志社推荐了我，说我轻生厌世，说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龄很不相称，一些言语在青年里具有普遍性。我先满怀戒备地听着她的叙述。后来就跟她胡说八道，语不惊人死不休地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了六点多钟。谈话间，她说起她也是江苏人，常州和宜兴挨着，我们也算是老乡了；她的女儿上初中，但外语不好，能不能让我利用业余时间给补习一下；我可以把她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空就到她家去，至少可以变换一下口味……

周日，我真的去她家吃了家乡饭，补习了英语。她让我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 吃人家嘴短，我就写了。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已经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不知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讨论。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讨论？我说。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把我的那个玩艺，连同另一个女青年的什么文字，搞成了一篇引发讨论稿。油印的稿子在这，你看一看。我拿着那个油印件，到了当时在中国财贸报上班的堂兄那里，请他看了。他说，如果杂志社发这样的稿子，胆量不小；你在其中没有什么重要位置，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在不久后，“潘晓”出世了。

“自动退学”

学校得知我参加了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程大省带我去安定医院作检查。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程对我病状的描述（此处有一张大概是98年我在马丽珍家与她的照片。下注：20年的忘年交：1998年12月，潘祎和马丽珍在一起。）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就让我出诊室，交给了程一张我很久以后才看到的诊断证明：“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命我休学一年，并委托我堂兄陪同我回到青海。人生观讨论开始时的那几个月，我在青海无所事事，只是与黄晓菊、黄帅写些书信联系。

我在青海呆着，越来越感觉不对劲。暑假中，我返回北京，校方不准食宿。我白天在《中国青年》社解决膳食，晚上像贼一样溜回宿舍。开学后，在杂志社的帮助下，再与校方就复学展开交涉。学校又带我去安定医院，找了主治医生，这次断作“精神忧郁状态，建议试行复学”……我走进课堂，已是11月下旬，大半个学期过去了，可学校仍让我跟班考试，我自然不能考好……

1981年1月放寒假，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对我的情况非常焦急，背着我给我的系主任写了封信。2月2日，经济学院党组给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们收到你们的信，经研究同意你们提出潘祎同学以自动退学的要求……”此后，就收到了学校关于我的退学决定。就这样，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中，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轰出了校门。

尽管家里告诉我，如果我不自动退学，就要被勒令退学，那样就一辈子都完了，这样做是为了我好。我还是很气愤。我对家里说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讨个公道。家里很是怕事，把参加讨论说成是我无知和冲动的结果，不希望再有什么意外发生，希望我能留在青海就业。当时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但我就像被活生生地埋了那样憋气。我那个从来不会认错的家长得知我的决定很是生气，便宣布自此与我脱离关系。

我只身回京，马上就遇到了实际的问题，如食宿、学习、就业等等。开始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自己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在候车室总共住了不到十天，最后一个晚间的凌晨三时许，在睡梦中被一片嘈杂惊醒，看到几个警察在查票。轮到我时，一个年轻的警察用电棍对我指指点点，声色俱厉地叫我拿票，我说没有，他不问青红皂白地用电棍朝我身上挥舞着，我气急了，大声质问他有什么权利打人，把整个候车室的人都吸引过来看热闹。带队的警察过来，问明我的情况，解释了没有票不能在此留宿，次日起不要再来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立交桥下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门高层建筑里的楼梯拐角处蜷缩着，听到有人来，赶紧开溜，以免被当成什么人扭送到执法部门不明不白挨顿臭揍。

那个时候，我每天的生活费只有6分钱，也就能买一个火烧。实在饿得不行，我就到餐馆里去，等人家吃完了，赶紧吃点剩饭剩菜。

复学的事终被当成了痴人说梦。学校的党办主任告诉我，不要找经济学院打官司，你的处理决定不是学校做出的，而是经过上边批准的；你如果想打官司就应该找《中国青年》杂志社去打！

多年后，我父亲给我看了当时经济学院经数系给他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关于您的孩子退学一事，已于3月12日办理完毕。潘祎可能想不通，他曾向中宣部、教育部反映过情况，领导上也很重视，经再三研究认为作自动退学处理比较合适……”

团中央信访处和《中国青年》杂志社马丽珍专门为了我的事找到我在京的亲戚处，请求能让我留宿，遭到拒绝。我的户口万幸还是落到了我的亲戚家，但所在街道办事处很明确地说我不能享受待业青年的待遇，只能与那些劳改释放人员同等对待。

我自己只好在某建筑工地偷偷当小工，搬砖和泥，赚取点劳务费。马丽珍的丈夫也为我找了个夜间看大门值班的活，干了十几天。最后，还是团中央、杂志社马丽珍与当时身为全国青联委员的北京第一家卖大碗茶起家的张占英联系，为我在前门联社安排了当装卸工的工作，住在仓库里。

在那段时间，我也曾经想能参加什么自学考试――流浪中的考试。为此，我还致函北京大学陈岱荪先生，讲了我的意图，并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我很荣幸，得到了他的回信，言辞恳切用心良苦地为我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指点迷津，开列了一些必读的书目。

入狱

1983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两个表情严肃的男人来到我所在的前门联社，拿出一张传票，让我签了字，然后左右夹着我上了吉普车。

我知道是为了什么－当年5、6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和司机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司机在我装完货后去验票时，偷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车开出门后才对我说起，要我为他保密并直接将那玩艺送到了他住处附近的一个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个人家去拿钱，说是可以拿出一半借给我买英文打字机。

8月份，严打开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请求我为他保密，并说如果事发我们俩一起承担责任比一个人要轻。我那时是完全的一个法盲，又讲义气，就答应了他。

到了预审室，我就按照事先与司机的约定讲了。没曾想，却被送进了看守所，一呆就是8个月。

自第二次提审开始，我就将真实情况予以陈述，却被声色俱厉地断定成不老实。我提出要请律师辩护，但法院和看守所工作人员的置若罔闻和自以为是剥夺了我依法拥有的辩护权利。

1984年2月29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3月5日接判决书那天，我被叫到法院的一个办公室。一个样子很和蔼的女人找我谈话。她说她是北京法制报的记者，“严打”在这里帮忙，受领导委托想进行犯罪调查。当我说我并没有犯罪时，她好像并不吃惊，只是进行着例行的采访。

后来，我在执行单位看到了她写的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3期《文明》杂志，题为《潘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这篇文章，将我写成个一贯自私的人，说我的进监狱完全是“自我膨胀”的必然。

我对这种行径很是愤怒。为此，冒着被认为是不认罪服法而受惩罚的风险，满腔激愤又不无偏颇地写下了万言书《一个在押犯的自白》，转出来交给已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家人，希望能找个报刊发表，证明我的清白。但是，以我家对于这种事情的惯常思路和处理方法，这份《自白》现在还躺在我的抽屉里。

从1983年10月到1984年5月，我在看守所过了八个月，其间除了接受提审时能见到阳光，其他时间都关在屋子里，脸色煞白。到了劳改场后，又整日暴晒在阳光下，进行队列训练，纪律教育，下大田干农活。因为个高，排队在前，我被任命为小组长，干活要比别人更多些。后来，因为劳改态度尚可，又算个知识分子，我被调到了劳改场教研组，给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数学。

教学中我意识到作为培训者的我接受培训的重要性，便寻了个北京人文函授大学，请家人报了名，在狱中开始了该校法律系的学习，并在1987年取得了结业证书。

服刑期间，我与世隔绝，只是从书报上感知社会，以致于刑期将满时，我非常恐惧于即将出狱。我担心自己会像一个傻子那样只是个时代和潮流的局外人。

出狱之初

1987年4月10日，我迈出了监狱。

我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在我出来之前很久就着手联系我的就业，但难度非常大，只为我找到了些抄写信封的活在家里干，每个信封1到2分钱。

我的第一份外出工作的机会，又是马丽珍给找的。她这时已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她的一个同事的爱人在中国农科院就职，帮我找了一份给实验室刷瓶子的活，1个1分钱。

我的第二份工作还是马丽珍给找的。当年曾参加人生观讨论的一个人此时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里负责，我被介绍去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

1988年，我结识了校友贾湛。他在北京当时很有名气的某函授学校任职，并与一群人在搞《20世纪文库》《现代文化丛书》等学术译著。我加入了其中。后来，他自己搞了个企业管理研究所，主要出版《企业家丛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我在狱中读的大量书籍此时派上了用场。我被指定为丛书的编委，虽然报酬很可怜，但毕竟是兴趣所在。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从抄信封度日涉足进了文化圈。

在企管所的两三年中，我最自得的业绩是，从一个搞发行的门外汉，楞把一本400万字的《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发行了10万册。

1991年后的几年，我先后在原《中国青年》总编辑关志豪退休后办的《科技经济纵横》、人民日报文艺部办的《大地》、新华社办的《中国名牌》等杂志社做过发行负责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皆非顺心如意。离开发行这一行后，我开始在各种官办的、民办的、合资的公司间频繁跳槽，管过人事招聘，当过广告经理，做过副总、总裁助理等等，学到了些现代公司运作的知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一个假合资公司做过总裁助理。在此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些感触。我后来给很多报纸写稿，曾写过关于能不能和老板交朋友、与老板共事的原则、朋友能不能一起共事等文章，其灵感和体会大多来源于此。

1998年，很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北京做人力资源的一帮编辑记者。开始时，我只是帮他们在电台做些人才节目，而后就更广泛地为他们写些这方面的稿子。不知不觉中，我就很不情愿地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而我过去不经意间从事的招聘面试工作的经验以及自己四面八方去求职的经历倒为我在这一行说三道四提供了很感性的素材，傻呵呵地我又成了个冒牌的人力资源专家。今年，因为朋友去了中华英才网，我便应邀在那上面开了个“老潘信箱”，回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各种问题……

二十年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如今，我利用互联网又在与那些据调查主体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们继续着同样的话题。或许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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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阳日报1995年6月12日

心迹呓语

潘祎

独自倘佯世上，地球执着地在脚下打发时光，人头攒动的芸芸众生之中，依然孑然一身，动荡飘泊三十余载，未能有自己的天地空间。虽然这不可毕功一役，“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的之，吾幸；不得，吾命”，却多想有那相互适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萌生。那不只是一场婚姻，更有一蔟爱情。

茫茫人海，几多相识，进而几多相知，终究相爱的更是寡鲜，多少人依赖于古旧的相亲方式，媒妁在信息传递中已造成了失真和隐患，省略或浓缩了相识－相知过程。目的性强，有意无意扬此抑彼，只表现讨人欢悦的一面，若不能共同生活则行若路人甚至反目成仇，若有结缘契机（多只是幻想）则匆促过场，随着共同生活的开始及相处时间的延续，各种鲜为人知的缺点毛病逐渐展露，造成彼此不能接受与容忍，结果或仅存于名义而同床异梦，或分崩离析各处东西。事实上，多少人成婚后具备了为他人妻、他人夫、他人之父母的心理准备与资格？

角色的错乱也导致了悲剧的结果，于此，病态的文化教养、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成就了病态的自尊。诚然“不幸的人被爱不去爱人，最不幸的人爱别人却不被爱，最最不幸的人被人爱却不能爱人”，春兰秋菊、小桥流水、细雨迷蒙、大漠烟直。

总是这样无畏刚强，总有那般独傲自好，总会迎来明日风光。

花自飘零水自流，无妨见仁见智。“辽阔的宇宙，宏伟的人生”，凄凄芳草，迎风起舞，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凌浩渺之万顷，叹吾生之须臾。沉浮递嬗之中也许几分调侃……自己是自己的主宰，并非一段程序、傀儡，他人的复制品。

渴望拥有一片净土，一抹天露，一个朴实而丰富的空间，一种绚丽而清纯的生活。渴望与人一同赏慕露滴的晶莹，共同描绘发人深思的未来，共同挽起激动人心的世界。是就是一个开始的结束，也是结束的开始，将是刻骨铭心的怀念与憧憬，将是独有的令人振爽的关爱思恋，将是充满情感的深刻与悠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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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97’NO.1封面【当年的潘晓有话要说】本刊“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遥远”的大讨论让潘晓再也坐不住了，这位16年前那场人生观大讨论的主角今天要说些什么……

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潘晓答李明益” 文 潘祎

16年前，我和黄晓菊以 “潘晓”的名字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提出了“人生的路：为什麽

越走越窄”的疑问，因此掀起了一场使一代人无法忘怀的人生观讨论。那时，我们刚刚开始摆脱思想的禁锢，似乎一切都在变，以致否定的速度成了文明进步的标尺。在纷纭多变的社会中，许多以往遮盖在堂皇的外表下的丑恶开始显露出来。我感慨世风日下，命蹇时乖，人心变异，我为自己今后要走什麽样的路而感到迷茫。作为一个没有什麽背景的青年，现实让我感到压抑，可是我又不愿放弃理想而与现实妥协。我奋争了，呼喊了，但是这种压抑与焦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使我的生活变得不顺利而溢满艰险。果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久后被迫缀学、流浪、入狱。为了生存，我看过大门，当过搬运工，一次要扛200斤重的麻袋，也刷过瓶子，搬砖和泥，在都市里追求着每日六分钱的生活水平，寒夜里要在火车站候车室和立交桥下坐着苦待天明。我在大学时曾因悲观厌世而自戕，之后又不断地遇上各种生存危机。我所以能残喘至今，大概还是理想主义的缘故。

谈到理想主义，这大概就是李明益们，也是我“不停奋斗”的重要原因，因此我更能理解李明益内心的痛苦。对于日渐稀缺的理想主义者而言，生存与奋斗在活着的意义上几乎是等值的。换句话说，奋斗基本囊括了我们的所有。象李明益一样，我不管是在流浪，在狱中，在街头，还是在工作的单位，都不断地读书，涉猎了很多领域：哲学、经济、法律、历史、宗教、军事、心理、音乐、体育、政治、文学……这已经成为惯性或者说成为了生存的需要。尽管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学术研究，但读书本身即是目的以及其中的乐趣与我相伴久远。同时我也在新闻、出版、公关、广告、书刊发行、机械加工、房地产、软件营销等领域一试身手。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奋斗，渐渐地在行为上把自己与周围环境协调起来，让自己更能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期间，反思、借鉴、类化、观摩、勇于实践也勇于失败，都成了我个人生存与发展中的必要内容。如今，我能泰然面对各种事态与结局，而不会再去理会人生之路的宽窄有无。

但是说到成功，我想，李明益在为不停地奋斗却离成功越来越远而痛苦时，我却认为这本身就已说明了社会的一种进步。16年前的青年感慨的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而今天的青年痛苦的是难以成功，一个是因为缺乏选择，一个是因为无法把握。回过头来看看，这正是16年来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尽管许多方面仍不尽人意，但是每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确实宽松了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以及对自己的设计与定位来谋求最佳的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我们面前，就业、成才、致富、崛起等方面的机遇层出不穷（当然，与之对应的失业、失意、破产、败落的机遇也是如此〕，这时就要看我们自己了，关键在于是否能敏锐觉察充分把握合理利用之。

我们都想冲出让我们不满的生活围城，因为我们有理想，有热情，有一颗年轻不安的心。但是谁能保证我们的成功呢？16年前“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她的经历与李明益有相似之处，她离婚，被解职，闯海南，赴深圳，拉过广告，也曾跪着给日本人擦地板，至今仍在做推销员。与李明益不同的只是，她是城里人，李明益来自农村。但是从她们的奋斗经历和遭遇来看，城里人杀出围城的难度不比农村人小多少，而且曾经走出围城的人也随时有可能被重新打入更加艰难的困境。

是的，我们是不停地奋斗了，而且我们奋斗的故事足以让听众惊讶和激动，我们的境界足以让善良的人们同情，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了向人们倾诉自己没有成功的委屈的理由了呢？

换个角度想一想，什么是成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于经历、环境、素质、性格等各种因素，每个人设定的成功标准可以大相径庭，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尽管我曾参与和策划了多种影响很大的丛书的出版，先后有过一些令人羡慕的职务，如今是一家集团公司的总裁助理和广告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是当我面对那些自得其乐的小摊贩、大学校园里年轻的学生。在城市里辛苦劳动的民工，这时我就不会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功。比起16年前，我除了依然保持了激情和活力之外，只是更多了一些沉稳和应对外界事物的胆识。如果说什么是成功，对我而言，这可能就算是吧。

我们还可以把成功分解开来成为若干片面性、阶段性的子目标，然后再寻求适当的途径去接近。李明益说她学了些“屠龙之技”，这只不过是一些谋生手段，但这些对她目前处境的改观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她因此而痛苦。其中，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在自我定位。如果目标高远但不切实际，自然会产生动机与效果、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旷日持久使挫折积淀下来，失望就会更加沉重，难解命运何以对自己如此不公，悲怨与愤慨因此不断。实际上失败真的不算什么，一生没有挫折的人几乎没有，关键看你是不是能在跌倒后找到原因，及时总结才能不断进取，而重蹈覆辙往往是盲目追求的结果。我们说应以认真做事踏实做人的原则为前提，学会制造、捕捉和利用各种机会，这确实是老生常谈，可是真要是能做到，对谁来说都会是受益匪浅。再深一步想想，奋斗就一定是为了成功吗？奋斗的快乐其实就在于奋斗本身而非结果。我倒认为，如果一个人奋斗的目的性太强，奋斗就会成为一场赌博，成则喜不自禁，不成则怨天尤人。特别是当我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之后，应该有了一颗对待结果与回报处之泰然的平常之心，毕竟我们奋斗过，而且还要奋斗。

李明益是幸运的，她碰到了张老师，张老师给了她十几年的关怀，目睹了她的坎坷不幸，为她分担着困惑痛苦。我也是幸运的，16年前那场大讨论的组织者之一、《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马丽珍也是16年如一日地关注着我，在我得意之际，在我落难之时，始终无私地给予我支持。这些都超出了她们的职业范围，于此，我向她们致以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每想至此，我个人对成功与否的思虑就会显得那么没有价值。

我们奋斗，因为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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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7日《一周便利》第5页【本刊主打】

大学，想上就上

 ——高校扩招对你和你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文/洪刚

19年前，“潘晓”以《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引发人生观大讨论，作者之一潘祎却因此丢掉了大学学籍。潘祎目前正在向北京经贸大学申请恢复学籍。潘祎说，当年他考大学时是18个人录取1个。如今，潘祎对他正上幼儿园的儿子说：“以后你上大学不会那么费劲了，想上能就上！”

今年的高校扩招规模虽然远未如人们预期，但仍引起空前反响，北京地区扩招了1.1万人，4.9万考生录取3.6万，一些酒楼已然为兴奋的学生们准备出“谢师宴”的菜单。

不过，北京仍然有1.3万人没考上大学。如果他们愿意多付一些钱，他们是否也应该有大学上？

▲你体会到市场的生长速度么？

在国内一片“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声音中，国际上一些经济学者惊奇地发现，中国有一种巨大的需求潜能尚未开掘，这就是以高等教育为中心的非义务教育市场。中国经济景气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储蓄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以6万亿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计，这是6000亿元人民币！

经济学家钟朋荣说，既然有那么多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大学，既然有那么多家长愿意掏钱培养小孩上大学，说明对大学的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只要放开投资，许多人就宁可将资金投向办学，而不是投向VCD、洗衣机或造酒厂等。

在此背景下，作为启动内需的重要手段，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得到了高层重视。今年3月份的“两会”上，朱*F基总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即明确提出，要推进非义务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今年的高校扩招应该看作这一进程的步骤。

虽然高校仅仅扩招30%，但已经令市场人士大跌眼镜。因为，许多著名大学在媒体上破天荒地打起了广告战、新闻战。清华、北大都宣称自己招到了多少多少尖子、状元，华中理工大学的广告充满煽情味道（他们在报纸上以半版面积刊登了一幅彩色照片，标题是：“妈妈，看看我在哪里”）。广告业人士说，以往的教育类广告多是报纸上填中缝的小块专栏或分类广告，今年一下子火起来，令他们措手不及。

为争取生源，有些第一批录取的院校把不是第一志愿的考生录取了，北京工业大学更试点进行“二次高考”，从落榜生中再招学生。不过《中国青年报》也报道说，今年大学扩招中有一些不谐音值得警惕：有高校利用自己与当地教育部门的独特关系，实行生源“垄断”；有高校开出种种“免学费”、“包分配”、“送出国”等诱人承诺，拉生源；还有高校悄悄与有关方面“联手”，不让生源分流，将生源集中在几所好大学、好专业，致使艰苦行业生源奇缺。如今年北京的地质、矿业、农业等大学，在安徽省都遇到生源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与考生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生源市场的竞争机制尚不够科学、规范、健全有关。

市场人士指出，广告战、新闻战的背后是生源大战，这是市场资源配置的需要。一次扩招的反响即已如此，只要政策放开，高教市场的生长潜力可见一斑。

 ▲大学生多会导致人才浪费吗？

上大学越来越容易，文凭会不会贬值，人才会不会过剩？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难度在加大，高校扩招是否会导致人才浪费？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在社会中应该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应该与社会生产的需要相符合，过犹不及，过剩是浪费。

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这种说法没有看到社会需求的两重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的需求，即职务、位置对高等学历持有者的容纳量，另一方面是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愿望。后一需求才是更真实的需求，才是市场的本质，而前一“需求”更像是计划经济中的主观现象。

郑也夫说：在严格的意义上，过剩是浪费。但哪一种选择没有浪费呢？一个落榜生第二年再考不是浪费吗？而最大的浪费莫过于竞争过于激烈使得一代学子将学分置于真才实学之上。究竟是不是浪费最好交给个人个人去判定，交给市场去配置。市场貌似浪费，实则是效益最高的制度。

就现实而言，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主要表现为两种现象：其一是找“好工作”难，这与个人的能力和价值趋向直接相关；其二是几年前的一些“热门专业”一下子毕业生太多，有些供过于求。这与考大学时的选择有关。

专家认为，“宽进严出”将是今后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之一，因此，在大学里学些什么将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给您的建议是，根据专家开列出的未来人才需求设定自己的求学方向。

（见资料一）

▲一定要上名牌大学吗？

名牌大学的文凭具有较高的“含金量”，这几乎是一条定理。不过，你可以去北京所有的中学调查一下那些考上大学的学生，在他们大学毕业10年之后，事业最成功的人当中，有几个是中学时的尖子生？

海淀区重点中学理工大学附中（过去的名称是京工附中）1983届文科班的尖子学生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至今不过是一家报纸的部门负责人而已，而该班那些只考上二外、人大一分校等普通院校的学生，如今除了在国外的，要么是年薪二、三十万元的“高级白领”，要么是一个什么公司的“总”，车子、房子、票子都远强于那位“尖子”。

以市场经济价值观而论，赚钱能力是检验人生价值的最重要标准，一个人的“含金量”多少，未必与他所上的大学是否名牌相关。名牌大学可能是一块敲门砖，也仅仅是一块质地比较好的敲门砖而已，起薪可能高些，但是，真正成功，还要看个人的努力以及职业发展趋向。

▲出类拔萃，还是作一个合群的职业者？

在望子成龙式家庭氛围中长大的中国人，总是在遇到极大的困境时才学会务实——虽说我们的祖宗早就有“识实务者为俊杰”的说法。

专家们认为，过去中国的教育都是“精英式”的，以培养专才为目的。人大，“第二党校”；北大、清华，“科学家的摇篮”。国外说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培养9名科学家、1名工程师，从现实来看，市场经济需要的是9名工程师、1名科学家。

今后，更容易的高等教育应该为社会培养更多“通才”。

其实，如果他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他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这会比他有10个名牌大学的文凭更容易帮他找到一份工作。

未来的企业都是老板开的，那些不能变成钱的专业知识对老板没有意义，清高高傲的人没有老板喜欢。你如何证明你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这才重要。

▲去拿洋文凭，还有意思么？

北京今年的托福考试火爆异常，除与考试方法即将改革有关外，出国留学热度再次升温也是重要原因。只不过，现在许多学生出国留学已经不必完全指望国外大学的奖学金了，他们的父母付得起钱。若以每人每年花费10万元计算，每年至少需数百亿元。同时，这还在客观上导致外汇“黑市”的兴旺以及大量外汇流失。

英国首相布莱尔对英国的一些大学校长们说，你们要看好中国这一市场。自1998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举办国外教育展，展览的目的就是招人，招钱。据统计，1997年有1700名中国留学生拿到了赴澳大利亚留学签证，1998年3100人，估计1999年超过6000人。

经济学家魏杰诘问道：“让中国的钱流向外国，刺激外国的消费？”他认为，教育也是一种消费，对教育的选择是不分国界的，哪里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哪里就不用担心招不到好的生源，如果将高中后教育的需求在国内转化好，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出国拿“洋文凭”总是不容易，近年国内也兴起考“洋证书”热，包括MBA及各种各样的考试、证书。业内人士认为，从“艺多不压身”的角度讲，这些“洋证书”都有一定意义，但它们很难获得官方机构的认可，若要为职场接受，恐怕也尚需时日。

▲中学生出国？

今年年初，上海发生的32名14岁至17岁赴美国小留学生“集体失踪”案提醒人们，中学生出国留学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了。广州的报纸曾以大字标题报道：“小孩留洋一年流走10亿元”。那还只是广东地区，如果以全国计算，数百亿之多。

据说，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出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内高等教育挤“独木桥”。如果在国内同样可以花钱上好学校，家长们还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么？

中国人总是十分奇怪，孩子在家，上学都要接送，无微不至。放到国外去，居然就放心了。心理学家提示：没有家长照顾的孩子，有孤独感，一些孩子行为叛逆，容易误入歧途。

 ▲为他攒笔钱？

上大学的难度与上大学所需的费用成反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的每年学费不过三、四千元，但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些扩招专业却需要每年10000元。国外的名牌大学学费高昂，如果想要国内名牌大学的门槛降低，恐怕也要从人民币上找齐。

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虽然有一些银行开始开办助学贷款，但多数学生还是宁愿要家长的钱来“安心学业”，家长们也觉得天经地义。不过，如果从教育的意义上说，大学教育实际上属于成人非义务教育，你的孩子在大学里要学到的最重要的知识应该是方法，包括在社会中生存的方法。因此，让他们负一些将来去偿还的债务，或者让他们付出一些打工赚学费、赚生活费的辛苦，未尝不是件好事。

随着高教产业的迅速推进，企业赞助、金融支持、互助基金……求学经费问题会越来越容易解决。如果你不是钱多得花不了，我们建议你不必再为孩子准备上学的钱——到时应该让他自己承担这些。

中国人总是这样，苦自己，为孩子奔，代代相传，永无翻身、享福之日。其实，你要图什么？你认为你孩子将来真的会孝顺你么？……

（关于银行提供的留学、助学贷款情况见资料二）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当你的孩子去上大学，意味着他从此离开家了。他的成长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力，就像市场成长的速度从来都超出人们的想象力。

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不必费劲心思成为未来学家、市场专家，你孩子上大学会越来越方便、容易。

资料一：

 未来的中国需要什么人才？

中国需培养哪类人才？

国家人事部根据各类全国性专业协会的有关统计资料，预测２１世纪初我国急需下列类型人才，必须从现在起加速培养。?

▲电脑系统分析专家

下世纪电脑行业将继续走红，为某一行业（如银行、医药、政府部门等）的需要而设计电脑软件及硬件将供不应求。因此，进行各部门之间有效沟通和运作的技术专业将受到欢迎，电脑程序设计师、网络管理专家将成为热门的人才。

▲生物化学类人才

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新的药物不断被生物化学家开发出来，生物化学类人才日益短缺，保健品、药品将会有广阔的前景。?

▲环境工程人才

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增强，今后对环境工程的要求是上升趋势。生物环保、化学环保、工业环保等各项人才将成为社会最急需的人才。?

▲中医师

由于西医对一些疑难病症的治疗效果不大，更由于中医的治本作用，使中医在全世界各地倍受重视，按摩师、中药师将有广阔的前途。?

▲商业服务业务代表

有关商业服务的独立承包商在未来１０年内将大量涌现，为公司承揽广告、电脑程序设计、信用报告等工作。与之相关的证券、金融、通信等业务人员也将稀缺。?

▲各类经纪人

现代社会分工精确度要求提高，使该行业日益走俏，一些体育、文化方面的中介人将大量涌现。?

▲家庭护理人员

由于来自人口老化及医疗费用偏高两方面的压力，使家庭护理成为需求量较大的行业。家庭服务员、幼儿教师的需求也将会增大。?

▲心理健康咨询医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身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心理学越来越显示其存在的价值，私人心理治疗师、家庭问题分析专家等行业人才将会大量涌现。?

此外，未来社会中，税务会计师、律师、索赔估价师、专业公关人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人员等都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人才。?

加入WTO后七类人才将走俏

据有关部门预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七类人才将走俏，他们是：

▲教师

“入世”后，我国将有数千万人要重新就业，在岗人员也需要知识更新，教师地位将大为提高。

▲律师

熟悉国际法则的律师将扮演举足轻重角色，通晓国内外法律的人才也将受

青睐。

▲外语人才

“入世”后，贸易经济将与国际接轨，懂外语又学有专长的管理人才特别受欢迎。

▲心理医生

“入世”以后，市场竞争、人才竞争将愈演愈烈，生活节奏加快，心理疾病将增加，所以急需大批心理医生。

▲谈判人才

“入世”后，商务活动频繁，急需大批谈判人才。

▲旅游人才

“入世”后，境（国）外人员将大量进入我国旅游观光，内地也将有大批人员出境（国）观光、考察。因此，熟悉电脑操作、旅游专业毕业的管理人才，以及通晓古今中外的导游人员，将是企业争夺的对象。

▲信息业人才

谁掌握最新信息，谁就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入世”以后，信息咨询员、电脑网络技术员等信息灵通人士将受垂青。

资料二

 国家助学贷款管理规定

国家助学贷款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和台湾地区）高等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 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中国工商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各学校指定专门机构统一管理本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负责对申请贷款的学生进行资格初审；按期向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报送全校年度贷款申请报告。

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学生每年申请、经办银行每年审批的管理方式。

经办银行负责确定国家助学贷款的具体发放金额，其中：用于学费的金额最高不超过借款学生所在学校的 学费收取标准；用于生活费的金额最高不超过学校所在 地区的基本生活费标准。

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必须具有经办银行认可的担保，担保人应当与经办银行订立担保合同。确实无法提 供担保、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特困生贷 款。

国家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根据学生申请，具体确定每笔贷款的期限。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财政部门对接受国家助 学贷款的学生给予利息补贴。学生所借贷款利息的50％ 由财政贴息，其余50％由学生个人负担。财政部门每年按期、按规定向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拨付贷款贴息经费。

学生所借贷款本息必须在毕业后四年内还清。学生毕业前必须与经办银行重新确认或变更借款合同，并办 理相应的担保手续。在借款期间学生出国（境）留学或 定居者，必须在出国（境）前一次还清所借贷款本息，有关部门方可给予办理出国手续；凡需转学的学生，必 须在其所在学校和经办银行与待转入学校和相应经办银 行办理该学生贷款的债务划转后，或者在该学生还清贷款本息后，所在学校方可办理其转学手续；退学、开除 和死亡的学生，其所在学校必须协助有关经办银行清收 该学生贷款本息，然后方可办理相应手续。

特困生贷款到期无法收回部分，由提出建议的学校和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共同负责偿还（其中：学校偿还 60％，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偿还40％）。

借款学生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罚息。

对未还清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其接收单位或者工作单位负有协助经办银行按期催收贷款的义务，并在其工作变动时，提前告知经办银行；经办银行有权向其现工作单位和原工作单位追索所欠贷款。

建设银行关于申请助学贷款的要求

申请条件

一、借款人所在院校必须是与建设银行签订《个人助学贷款合作协议书》的单位；

二、借款人必须是大专院校在册学生；

三、借款人身体健康；

四、能够提供建设银行认可的担保；

五、建设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贷款额度

助学贷款额度不低于人民币２０００元（含２０００元），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２万元（含２万元）。（经总行批准，试点院校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５万元。）其中：采用抵押方式担保的，贷款额度不得超过抵押物价值的７０％；采用质押方式担保的，贷款额度不得超过质押财产价值的８０％。贷款期限贷款最短期限为半年，最长期限不超过５年（含５年）。（经总行批准，试点的三个院校，贷款最长还款期限可延长至毕业后４年内。）

贷款受理

借款人申请助学贷款应填写《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学贷款申请书》，并提供如下资料：

一、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二、借款人所在院校出具的学生鉴定材料；

三、以抵押和质押方式申请贷款的借款人，应提供抵押物或质押财产权利凭证清单、权属证明及有权处分人（包括财产共有人）同意抵押或质押的证明；由第三方提供保证的，应出具保证人同意提供保证的书面文件和有关资信证明材料；四、贷款行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贷款发放

助学贷款可采取一次发放贷款或分次发放贷款（一年最多一次）两种办法。发放贷款时贷款行将贷款直接转入借款人在本行开立的活期储蓄存款帐户。

贷款担保

借款人向建设银行申请助学贷款必须提供有效担保。担保可以采用抵押、质押、保证的方式。

贷款偿还

借款人按借款合同约定毕业后４年之内偿还贷款本息。一、贷款期限在１年以内（含１年）的，实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利随本清；

二、贷款期限在１年以上的，借款人可采取以下方式还款：

１、借款人从贷款支用的次月起按月等额偿还贷款本息；

２、借款人可以在签订合同时约定用款期和还款期，自还款期开始时按月等额偿还贷款本息。还款期的起始时间不得超过该借款人毕业后的第一个月。在用款期内计算复利，自还款期起不再计算复利。

建设银行扣收贷款本息的方式有两种，每个借款人只可选用其中一种方式还款：

１、贷款银行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还款日期，从１９位储蓄卡或信用卡中扣收当期应偿还贷款本息。若扣款帐户被冻结、挂失则借款人应重新提供扣款帐户；

２、借款人到建设银行指定的营业网点偿还贷款。

借款人归还逾期贷款只能采取第二种方式。

北京部分银行开办教育贷款的情况

▲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从今年7月8日起推出助学贷款业务，选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研究院三所院校作为试点，采用质押、抵押和第三方担保的方式对在册学生提供贷款，最低2000院，最高不超过20000元（试点学校最高不超过50000元），贷款最低期限为6个月，最长不超过5年（试点院校可延长至毕业后4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执行。到8月下旬，已经有12人获得贷款资格，主要用于在校期间的学费、生活费。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从7月1日起在全国5大城市推出出国留学贷款业务，至8月下旬，已经7人。贷款年限6年以内，贷款额度50万元以内，用于出国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北京市商业银行于8月8日和北京汇文中学联手推出教育成长贷款业务，对在北京汇文中学就读的学生（包括即将入学的新生）的家长或任职的教师发放用于支付学费或出国深造保证金的人民币担保，最低贷款金为2000元，最高为10万元，贷款期为半年至两年。

▲据悉，中国银行在广东也开办了留学贷款业务。

……………………

人生的路……

【文】潘祎

人们都还依稀记得，80年的那场人生观大讨论。至今，已经过去了近20年了。媒体仍不时对此进行追踪，可见这件事对于中国人来说有被再提及的必要。

有人说这场讨论给思想解放带来了新鲜动力，很多人是从那以后开始或深入了对人生的思索。可我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如果说，讨论让人深思，那么对我而言，讨论则是失去了正常人生活资格的开端。例如，至今，我仍在经历为能恢复因讨论而被我当时就读的大学剥夺了学籍而进行着也许是漫长的历程；再有，辍学、流浪、乞讨，至今生活无着……

尽管如此，还是在做电台的主持人，电视台的栏目策划，报刊的撰稿人，企业营销策划等。

其实，我还是常常陷于冬天热夏天凉，猪八戒笔下的莎士比亚为何如此娥娜多姿、林黛玉会不会对米老鼠一见钟情、凯撒大帝如何描绘的菲利普斯曲线之类的迷宫中不可自拔。最后，只得以那位该死的英国大法官的话－－“如果我们的理论与世界不符，那么一定是世界错了”来使这场大汗淋漓的冥想告以段落。

本人绝非女孩子心目中英俊魁伟值得崇拜得一塌糊涂的“男子汉”，也从不想劳神费力去做什么男子汉或英雄，我就是我，只想按自己的想象和方式去生活。“每块墓碑下面，都埋藏着一部完整的历史”。毕竟，惶惑的生渗透了生的惶惑－－我依然，哪怕它洪水滔天！

总是不停地在追求、在探索、在寻觅，于事业、爱情、生活方式、处事作风等方面皆如此。不尚后悔，以为不可能有那种“假若当初不是这样……”的存在，并认定当时的选择即是唯一、权宜、正确、合理的，过多地反顾过去只是一种无奈于现在甚至是具有某种自恋的倾向；相应地，不停地翻开一个又一个新的章节，从越走越窄的慨叹到舍我其谁的自欺，从家就是一所属在自己名下的房子到亲情友情爱情之中可信赖程度也是依次递减的说法，从能接触的同胞最重要的是责任心、情感能力与悟性到甘于成为一个孤独坦然开朗的局外人，热衷于变化不肯安常处顺，眼看着暴戾恣睢俯仰由人依然髀肉复生杯弓蛇影，纵使箪食瓢饮两袖清风，无妨淡泊明志宠辱不惊，岁月爬上面颊，鬓发衰竭强颜生笑，在成为新的主人公之时，只留下“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欲说还休，意气风发地将自己催上新的征程。

在这中间，心理平衡能力得到了加强，不断地调节补充能量与信息，使成为较为健全的反馈系统，自我修整抚慰平敉创伤失意痛苦悲戚，轻装上路，伴随着欢声笑语、聚散别离、千秋功过、是非毁誉，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走着……

毕竟，春色满园关不住，明媚阳光，梦一样的云霓，含苞待放的花蕾，嬉戏的雀儿，咆哮的大海，严峭的高山，皑皑白雪，细细凉风，蒙蒙春雨，阵阵秋香，火红的黄昏，金色的黎明，是那样使人心旷神怡，令人感怀流连，给人以喧闹之外的一份宁静、一缕安祥，战士笑卧疆场，鲜血也只染红了遍地的小花小草，庄重而和谐，美妙且超然。面对去留，有何理由不去大声发问：最重要的，是具有生的能力？直视无穷的自然，又有何理由不去静静思索：我是谁，谁又是我？人生苦短，可供体验欢乐与悲哀不过几十年，浑噩平庸或激荡缠绵皆成一生，皆有或轻或重的一笔，仍旧不废江河万古流。我身后，依然大江东去，值此，为何不享有广阔宽厚坦荡的胸怀？

……………………

呵呵。

以下系俺的一家之言，系对系错任凭列位玩笑一把。

今儿个的天儿，阴沉沉滴。天气预报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2℃，最低气温4℃。

今儿个的Odysee

标题：朝廷经济工作会议折腾一溜够（1120）

提要：习特勒皇上十年鸡飞狗跳昏天黑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拾房地产平台经济民办教育，亡羊补牢贼走关门却为时已晚。一次性张贴潘晓讨论相关材料权当作资料立此存照。Twitter：@panyi002   打赏paypal：[e-mail]    欢迎分享、点赞、订阅、打赏

其他平台：文字版见文学城wenxuecity.com博客里博主“米国何必”Matters“何必”短视频TIKTOK“何必悲观时事”

网址：https://odysee.com/@panyi002:3/20221219:5

老潘瞎凑合。

今儿个是两件事。一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二是我会把潘晓讨论相关材料一次性都张贴到文学城博客里。

段子这样。药店排半天队，排在我前面的大爷说：要买贝多芬。我一下就忘了买啥子药。轮到我了，我说：我要达芬奇。

来看新信息。

1，加拿大全国通缉，女子横尸公寓：2华人疑犯曝光，持枪危险勿靠近。2，扭腰8大道华淫男子地下室割喉漂亮女友 都在外州做过餐馆。3，刚来美国就遭抢劫，华男中10枪失去劳动能力，凶嫌或判7年监禁。何必评海外刁民五光十色。

加州大学罢工与阶级无涉（442）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36927589715246?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36927589715246

4，加州大学罢工，阶级大团结，恐引发新劳工运动。何必评如此说辞来自于漂亮国最底层臭虫微信公号。加州大学罢工引发广泛关注，最终资方让步同意加薪。如此罢工使得这所举世闻名大学被鸡一嘴鸭一嘴。那些个在大学里的毛朝留学生为此叫苦不迭，说如果鸡道罢工就不申请这个学校了。微信说阶级大团结恐引发新劳工运动。这纯属胡说八道。微信公号经营管理者的漂亮国最底层臭虫对漂亮国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如此刁民就是从毛朝来的，张嘴闭嘴就是阶级，也看就鸡道是老毛阶级斗争时期的语言。在漂亮国谁说阶级？马克思主义学院者说，漂亮国深层国家那些个货色故意制造挑唆族群之间的矛盾仇恨对立，来取代阶级。所以淫们提及漂亮国就是白淫黑淫犹太淫亚裔拉丁裔等等，却听不到熟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用种族肤色宗教差异来掩盖和抹杀阶级之间的对立。再说了，加州大学罢工取得效果，但与此同时败爷政府却通过立法禁止铁路工淫罢工。漂亮国抗议示威基本上都无功而返铩羽而归。比如占领华尔街可能撼动漂亮国深层国家一根汗毛么？还熟么引发新劳工运动。由此可见漂亮国最底层臭虫见识水平惨不忍睹。

加州有县公投独立（443）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38171150421291?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38171150421291

5，圣贝纳迪诺县以51.26%的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名为Measure EE的咨询性投票提案，指示当地官员着手研究独立建州的可能性，要求县代表“研究并倡导所有选择，以获得县公平的州政府资金份额，包括从加州分离”。何必评这个消息在漂亮国尤其是加州惊天动地。加州州长纽森特意赶到当地也不好使。当地对加州不胜其烦，高物价高税收高污染高犯罪高流浪汉淫口等等。公投结果谋求独立。我直播和文字早就提及加州越来越沦为第三世界。加州漂亮国佬也受不了加州漂亮国民主党左疯子。德州明年将就独立进行公投。加州也一直嚷嚷独立。漂亮国太年轻，民主也不适于如此庞大地界和淫口。如果加州德州都独立，其中又有独立成为州的，漂亮国不复存在了么？与此同时，漂亮国众议院通过了波多黎各成为漂亮国第51个州的议案。如果再看苏格兰谋求从腐国独立，加泰罗尼亚谋求从西班牙独立，荷兰语区谋求从比利时独立，魁北克谋求从加拿大独立，离家出走自立门户蔚岩成风。漂亮国西方风景这边独好。

西班牙暴力犯罪激增势不可挡（444）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39304304528682?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39304304528682

6，西班牙强奸犯罪暴增38%，立法部门为何不忙于打击犯罪？何必评郭德纲德云社到西班牙商演，打道回府后惊魂未定谈虎色变，西班牙治安状况快速恶化，明火执仗抢劫，暴力犯罪如日中天，强奸不在话下。实际上欧米尽皆如此。至于说为熟么，还是得拜西方白魔普世价值之福，在所谓多样性包容性的曼妙动听自欺欺淫的弥天大谎之下，对于异端行径提高容忍度，实际上却是在默许甚至鼓励纵容怂恿犯罪。归根结底还是到了地中海一神教，不管是欧洲的政教合一还是漂亮国政教分离，却殊途同归就是玩政治走火入魔，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淫权法治却弄得犯罪率一飞冲天。而且如此趋势无法逆转，正反馈恶性循环，只能系统崩溃天崩地裂，能不能重新启动那就听天由命了。

7，马德里警方查处大量不合格的中国进口糖果。何必评刁民假冒伪劣在全世界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吴亦凡案涉案女子如何了？（445）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40232944536875?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40232944536875

8，吴亦凡被判补缴6亿, 回加拿大会被“化学阉割”么？何必评这事到现在还截长补短就在微信里冒泡一哈。刁民看上去幸灾乐祸恨淫不死，叽叽歪歪吴亦凡会不会被化学阉割。对于这类事我立场一以贯之。我曾经就赖小民100多情妇之事在直播和文字里连篇累牍胡说八道，但凡碰到这种事刁民万众一心对案犯道德审判，但案件里那些个女子呢？一个巴掌拍不响，吴亦凡赖小民自作自受自不待言，但他们丫之类的案件里涉事女子该当何罪呢？淫民理所当岩认为如此案件里女方处于弱势地位。但真是如此么？涉案女子相关信息秘不示淫不了了之，一扭脸刚下了这床又上那床祸害其他爷们去了。这些年来听说过曝光的好像只有20多年前号称官场公共情妇的李薇和重庆模式时代那个赵红霞。我经年累月胡说八道，如果说现如今刁民是古今中外淫类历史上最坏的族群，刁民女性比男性更坏。太多案件都是女方才是罪大恶极者可逍遥法外。吴亦凡之类的案件里涉案女性都被一笔抹杀，这公平么？西门庆潘金莲奸夫淫妇相提并论，可现如今呢？

9，钟南山：新冠肺炎应叫“新冠感冒”。钟南山孙女新冠三天转阴，称感染不可怕。何必评现如今帝都火葬场24小时连轴转还是烧不过来，钟南山张文宏们还是肉烂嘴不烂。不鸡道现如今他们丫被祖宗八辈诅咒成熟么样了。

10，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计今冬疫情感染率在10%—30%左右，病死率在0.09%—0.16%之间,11，长三角多地宣布：各级党政机关带头不再查核酸阴性证明。12，进口退烧药被哄抢，代购直邮齐涨价，与国外价差最高达9倍。13，苏州说：下周起小学、初一二、高一学生可自愿申请线下或线上教学。14，布洛芬龙头股半个月股价翻倍,15，最高级别预警，山东血库A型血O型血仅剩3天用量。毛朝以及刁民不作不死。

16，姚明连任中国篮协主席。何必评据传姚明老婆孩子都是漂亮国籍不鸡道是真是假。

17，推特封锁记者账号事件发酵，联合国、欧盟、德国方面接连批评。何必评竞次博恶比烂。

18，微软将于2023年2月14日Edge浏览器更新后永久禁用Internet Explorer。何必评谷歌浏览器比微软差远了。

19，通胀刷40年新高，超六成美国人承认“压力山大”。何必评左疯子漂亮国伟大。

进入正题。

毛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了。来看相关信息。

漂亮国佬惊诧于拼多多（446）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41286226464042?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41286226464042

1，拼多多“出海”，美国人彻底被低价震撼了，Temu成压倒Amazon的最后一根稻草。何必评我也能看到拼多多的广告，听着那熟悉的中国民乐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木有使用过拼多多，据报道拼多多低价让漂亮国佬大开眼界，亚马逊自愧弗如。这才仅仅是拼多多，其实还有shien呢。TIKTOK也在全世界木有对手吧。这就是我所谓毛朝以及刁民低文化优势及其在全世界扩张。全球根本木有对手。我也一直胡说八道，如果毛朝放行腾讯微信淘宝阿里巴巴等网络消费终端以及其他各行各业货色出海，将会让全世界重新洗牌，彻底改变淫类面貌以及世界秩序。但木辙，赶上习特勒这么个丧门星败家子，刁民只能自认倒霉。

2，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明年中国经济至少能到6％的增速。何必评还是先别忙着预测，看看现如今毛朝域内新冠疫情吧。

3，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八大看点。何必评这两天毛朝域内刁民经济学家都在忙活着解读如此会议。几大看点几大解读几大信号，苍蝇逐臭热闹非凡。

4，又要提振房地产、数字经济、民办教育了。何必评这有熟么新鲜的？

5，日本法政大学兼淫民大学重阳研究员赵宏伟微信里内容

会议指出的拨乱反正点：

A,“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评点：“信心”是纲)

B,“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评点：平台企业是引领)

C,“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

(评点：在保护支持民企毫不动摇心须亮明态度)

D,“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

(评点：国有民营)

E,“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评点：落实国企民企平等不留任何死角)

F,“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

（评点：国家出钱救房企）

G,“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尊重市场规律，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依靠创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纵深发展。”

(评点：一把手首次喊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总评：一夜回到十年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何必评早鸡道尿炕就睡筛子了。

6，经济丧失十年,已无望超美,丧失了可能性。《日本经济新闻》14日刚发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年度分析。这十年：2013年“着力防控债务风险”，2014年“新常态”，2015年“供给侧改革”，2016年“房住不炒”，2017年“三年三大攻坚战”。2018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年“关键之年”。2020年“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需求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何必评如数家珍。

朝廷文件成为竞猜游戏（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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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在12月中旬召开。这已岩是规定动作。就像明年中央一号文件注定都是三农问题、毛朝外交部长开年第一个出访注定都是去非洲、3月4日全国政协3月5日全国淫大会开幕等等一样，多年来一成不变。习特勒号称破旧立新，否定前任胡死脸江蛤蟆邓矮子等等，甭说胡死脸江蛤蟆的熟么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邓矮子集体领导任期制隔代制定接班淫三大政治发明以及熟么一朝两制港怂治港韬光养晦对外大政方针也都被习特勒弃如敝屣扔进垃圾堆，但丫还是无法改变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外长新年出访二会召开日期以及像熟么毛裆代表大会等等游戏规则。

对于官方媒体来说，这也是可以偷奸耍滑的货色。反正每年到了这个当口注定会干如此这般的勾当，只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就是了。比如一号文件发布前夕找各式各样文件起草参与者进行采访，二会召开派出驻会记者等等，这都属于可以预期的新闻，也是必须做的货色。我在央视和北京台，赶上地方和全朝二会，那是政治宣传任务。栏目组也鸡道这类节目收视率惨不忍睹，屁民才不关心二会上发生了熟么。远不如曝光熟么黑出租啦食品安全丑闻啦房价上涨啦来得实在。收视率下降广告自岩不肿。但木辙，这是朝廷衙门安排的，不得不干。只能赔本赚吆喝，赔着收视率和广告收入也得硬着头皮上。

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诸于众的说法，那则是全世界目不转睛的货色。作为毛朝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对毛朝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由于毛朝经济体量增加已岩成为世界经济里老二，并且早就是国际民工世界血汗工厂，毛朝经济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每年12月毛朝朝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就成为举世瞩目。全世界噶许多经济学家政府媒体等等都对如此会议目不转睛。

会议文件公诸于众后，淫们就着急忙慌对文件进行解读。实际上，现如今解析毛裆文件也是个力气活。老毛曾经着力反对党八股，老毛被形式主义繁文缛节官样文章华而不实的官僚主义文风弄得不胜其烦。但老毛最终还是失败了，面对着庞大的官僚体系老毛三番五次对其开刀问斩，晚年时更发动文革，把国家主席都给弄死了，官场看上去土崩瓦解，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是要绕过官僚体系而直接与普罗大众对话联系，可老毛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官僚体系之中。老毛死翘翘之后，就再也木有出现过老毛那样让官场所有淫心悦诚服的货色，也木有了老毛那样敢于推陈出新的主。老毛恨之入骨的党八股愈演愈烈。习特勒小学生更是无法改变党八股状况。

会议文件粉墨登场后，淫民开始对文件字斟句酌，看其中行文的变化，展开了竞猜游戏，并借此揣摩圣意。现如今全世界看，毛朝是为数不多几个皇上不开新闻发布会或者记者招待会的地界。西方国家领导淫成天到晚面对新闻媒体，但毛朝皇上却木有如此动静。也就是每年全朝二会时宰相会在二会闭幕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皇上却深居简出。江蛤蟆接受漂亮国华莱士采访被丫当成炫耀显摆的货色。而习特勒么，照着稿子念都错误百出，更不用说面对记者咧。因此全世界揣摩毛朝皇上意思只能从各式各样讲话稿和会议文件里寻找蛛丝马迹。

而在党八股文牍主义作风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情况下，朝廷豢养了不计其数的所谓智囊和枪手，专门负责为皇上起草各式各样的讲话稿和朝廷文件。他们丫就是一帮子不说淫话的货色，就像鲁迅所谓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他们丫蒙吃蒙喝的本事就是把简单的事复杂化，把原本几个字就能够说清楚讲明白的事故弄玄虚包装在一大堆废话里，与外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竞猜看看谁能够中大奖。文件里最为关键的或许就是多了或少了一个字，那就得外界玩命猜。文牍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可以鸡道皇上朝廷成天到晚不说淫话都隐藏在虚头巴脑慷慨激昂催淫尿下洋洋洒洒的垃圾文字之中。折射出毛裆及其委府的光辉灿烂死有余辜。

习特勒丧门星败家子胡作非为（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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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了。淫们从会议文件里看到玩经济的声嘶力竭。

现如今国际上鸡一嘴鸭一嘴，毛朝已岩失去了鸡的屁赶超漂亮国的可能性。中美鸡的屁差距正在扩大。而这一切都要拜习特勒皇上丧门星败家子之福。今年是习特勒坐上龙椅十年日子口。这十年是毛朝经济乌烟瘴气的十年，是坐吃山空的十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木头苍蝇乱撞的十年，是玩政治胡作非为而使得经济每况愈下风雨飘摇的十年。这十年每年都变换一个经济主题，熟么供给侧改革啦房住不炒啦三年三大攻坚战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啦等等。

淫们看到，毛朝鸡的屁拜物教自打六四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所谓带血的鸡的屁漾淫毛骨悚岩。经济增长成为毛裆存在执政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六四枪响从偷变抢，老毛二杆子也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六四后意识形态全面破产，就剩下枪杆子和钱串子了。经济增长掩盖了千疮百孔丑闻迭爆，维系并且幻化着刁民乐感文化。江蛤蟆胡死脸用经济高增长来为屁民炮制虚幻的信心和希望，淡化无官不贪全民腐败道德败坏无底线沦陷。高达两位数的鸡的屁增长率，带来的是虚假繁荣和礼崩乐坏。但是好歹用经济高增长延续着毛朝以及刁民苟延残喘，并且在全世界成为别有洞天者。像2009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一时间毛朝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领头羊发动机压舱石之类的溢美之词毫不吝啬跟不要钱似的铺天盖地蜂拥而至。江蛤蟆胡死脸不遗余力不择手段追求鸡的屁，任凭道德沦丧环境污染寅吃卯粮断子绝孙。

经济学家因此成为宠儿，已岩垄断毛朝话语权三十多年。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毛朝鸡的屁高增长还会维持几十年。

只不过，十年前胡温末期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胡死脸十年只不过就是江蛤蟆木偶傀儡聋子耳朵摆设，江蛤蟆垂帘听政，胡死脸表现出共青团是毛裆先锋队和后备军的边缘化角色模样。太子裆张木生说胡死脸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我每天一篇文字就胡说八道，珍惜现在吧，未来还不如现在呢。以习特勒的品相揍性，注定会愈发惨不忍睹。

结果呢？到现在地球淫都鸡道。习特勒心理变态精神分裂孤芳自赏病态自恋昏庸无能又刚愎自用。一个小学生把毛朝以及刁民乃至全世界折腾得五脊六兽。恶贯满盈穷凶极恶。如此烂货竟岩能够成为毛朝皇上，这不能不说是江蛤蟆太子裆胡死脸团派争权夺利让习特勒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坐上龙椅的丰功伟绩。习特勒废除了邓矮子集体领导任期制隔代制定接班淫一朝两制港怂治港韬光养晦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基本路线，在毛朝域内外招猫递狗四面树敌。而中南海所有淫乃至全世界对此都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习特勒当皇上后立马原形毕露，心狠手辣杀淫如麻。在经济方面倒行逆施所作所为尽皆自杀式行径。毛朝经济到现在还木有像章家敦们心心念念发生崩溃，拜江蛤蟆胡死脸鸡的屁拜物教之福，凭借着高增长惯性得过且过到现在。现如今毛朝出口出现了罕见的下降。

习特勒在经济方面表现丧尽天良断子绝孙。鸡的屁跌跌不休。2019年底高善文说鸡的屁可能跌破四，如此讲话被全网封杀删除。紧接着前年爆发新冠疫情。而去年习特勒对噶许多行业开刀问斩。毛朝经济危如累卵。国际上日益认为毛朝鸡的屁赶超漂亮国已岩是痴淫说毛朝梦。

此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透露出一夜回到十年前。提振房地产平台经济民办教育，刁民冷嘲热讽早鸡今日何必当初，十年被习特勒胡作非为折腾过去了。更麻烦的是大批批刁民对毛朝彻底绝望润到域外，哀莫大于心死。淫们看到习特勒丧门星败家子末代皇帝的品相。亡羊补牢贼走关门但为时已晚。而且以习特勒的品格，毛朝接下来注定会更加鸡飞狗跳血雨腥风。

我对习特勒的评价极为负面，不鸡道毛朝以及刁民是不是气数已尽难逃此劫，在习特勒手里十四亿刁民沦为十四亿难民亡国奴。这两天我微信圈里帝都狐朋狗友传播身边长辈一个个都死于新冠疫情。充满了悲伤沮丧愤恨。习特勒借毒杀淫大开杀戒，刁民却只能引颈待尽，眼睁睁看着习特勒磨刀霍霍向猪羊却无路可逃。只能耗子尾汁自求多福了。

接下来说我会在今儿个把潘晓讨论一些材料以及这些年来媒体一些报道还有我在中华英才网开设老潘信箱等等的内容一次性都在文学城博客里张贴出来。

这或许是我博客里张贴内容文字量最多的一篇。将近40万字。我在今年YouTube直播里曾经展示交锋自由交谈等书籍里涉及到潘晓讨论的章节。我都把那些个文字录入电脑，会出现在博客里。

其他的，有我在监狱里时媒体批我的文字。那篇文字是我在看守所戴着手铐去法院接受判决后法官让我稍等有淫要与我谈谈。询问了我一些案情以及感受，我说戴着手铐还不能说明问题么？我从看守所到执行单位也就是劳改场后，2005年朋友寄给我那个货色写的文字，也对其他淫进行了采访，反正就是落井下石。我出狱后才鸡道，那是我一个哥们的亲戚，当岩喽我那个哥们不鸡道亲戚干这等勾当。说丫神经病。反正锒铛入狱了，当岩可以泼脏水污名化了。

其他的则有各式各样媒体对我的采访，也有数落我的。我的基本态度就是不加选择全部张贴出来。那毕竟是我的过去，不论好歹，那就是我。

这些材料从1980年开始一直到前两年还有淫提及那场讨论，历时三十多年。从中可以看到我的变化，也能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其实我现在把每天一篇文字放到博客上，此前的文字惨不忍睹。但我还是原封不动张贴出来。不仅仅为帝都毛朝和世界，也为我自己个立此存照。

我是个资料癖，不论熟么样的材料看着也许有用就收藏起来。也许我是潘晓讨论收藏资料最多的。

如此多资料，我是不会放到我自己写的那个文件里的。因为噶许多都不是我写的。因此，这将近40万字里除了我自己个写的，其他大部分都无法增加我自己胡说八道文件的总文字量。

我也曾经想过，将近40万字可以分开几次或者更多次张贴，但注定会支离破碎，也许淹没在其他陆续张贴的博客里。不如索性一次性都干掉。我还不鸡道文学城博客是不是有字数限制呢。就算可以一次性发布，我也且得忙活一阵子呢。前几天张贴挪威观感，有的一篇上万字，也得分几次张贴，如果一次性贴会很慢。

这也算是个资料大全了吧。条件所限我注定无法把所有资料都穷尽，所谓资料大全只不过就是相对而言。潘晓讨论过去42年了，参与者要么死翘翘了，要么还能够喘气的也老么咔嚓眼了。如此资料也就放在博客里当作资料了。

那个马特又可以发文了。折腾了两个多月，还是限制每天只能发四篇。我也就是看了那是个区块链。

20多年前我写东西都放在一个文件里，命名为码字骗钱。可十几年来我码字却颗粒无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经年累月孤家寡淫形单影只，每天一篇文字也就成为如影随形不离不弃的忠实伴侣。故此也算是一种情感展示或者宣泄吧。

好了，这就是今儿个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

又一篇。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