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2005年6月17日

何必

高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略。）

新华网在发布这则消息的同时，还配发了新华社发布的图表，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存在6大差距：1，全社会收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4（差距合理区域的上限）；2，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居民，年增速8%~9%，农村居民，4%~5%；3，行业人均年工资：全国机关，约1.6万元，事业单位，约1.5万元，企业，约1.4~1.5万元，大行业，超过6万元；4，职业：企业的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5，财富分布：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1.4%；6，财政分配、劳动分配：国家财政收入2000年1.3万亿，2004年2.6万亿，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16%，2003年12%。

“统计显示我国10%居民占有45%城市财富”，是新华网发布该新闻时的标题。在6大差距当中，将第5项单独提出来，当作触目惊心的题材，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的的调查结果意味着什么？收入与消费支出均处于下降态势，大概也映衬着整体经济的成长环境、以及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预期。

本周，有关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推测和说法屡屡见诸媒体，今年才停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转为货币与财政双稳健，通货膨胀还没成型出现，通货紧缩又将来临。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却没见到传导到终极消费品，都被企业自身给吸收了，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把原本的微利空间压缩成负利润，最高当局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的宏观调控，也将投资热情冷却下来。

最新数据显示，外资出现负增长，也给投资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在中国的对外贸易里，外资占据了半壁江山，外资撤离将会极大的影响中国的外贸成就。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接连走软，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成为全球主流，中国产品与服务出口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局面。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外贸也呈现下跌势头。

于此同时，居民消费也出现下滑趋势。这样，在国民经济三驾马车当中，几乎一股脑地走软。

与此同时，国际上纷纷调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幅度。而这恰恰是无论中国官方还是学界抑或其他方面最为恐惧的：按照各方面的测算，中国GDP增幅必须维持在至少7％以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还威权政府的存在（2000年到2004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翻了整整一倍，超出了经济增长乃至国民人均收入增幅若干倍，而政府责任却以更快的速度推卸给社会）；一旦低于这个限度，长年累月寅吃卯粮所埋藏下的诸如就业、社会保障、三农问题、贫富差距、官民向背等矛盾就会显现并爆发出来。

最高收入组收入增幅达15.7%，不仅高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更是比低收入组增幅的7.6%高出了一倍多。这种趋势实在令人胆寒。

5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高鸿宾18日在东亚地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政策研讨会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任务繁重。2004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贫困人口和其他人群收入的差距在扩大，从1992年到200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2.33∶1扩大到了3.2∶1,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也从1∶2.45扩大到了1∶4.39。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群体的相对弱势地位比较突出，需要在宏观政策上进行调整和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0.4。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处于高水平，形势严峻。经济学研究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到3000美元的社会阶段，是最容易产生社会矛盾的阶段。如果现实中效率与公平问题出现了对立，只能说明政策需要完善，需要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对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发挥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把富人的税收上来。另一方面通过扩大最大化就业的政策，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就业得到相对稳定的收入。

蔡昉是主流经济学派的成员。在谈及包括对富人收税并扩大就业方面，也还是正面讨论此事，并坦承“形势严峻”，没有像厉以宁那样南辕北辙地说什么依靠“第三次分配机制”、也就是说凭借中国富人们的良知与慷慨来缓解贫富差距及其所形成的对中国全社会的生死攸关。

但是，但问题是，不管是扶贫办公室，还是蔡昉这样的学者，以及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关注，是否能遏制该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倾向呢？到目前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社会机体健康与安定的势头正在被重视并且得到了切实而有效的面对和治理。如此一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也就是所有人都应该琢磨的事了。

说是购房建房支出增加，这种从总体上得出的结论毫无意义，因为按照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的分隔，总额住房支出并不能概括出“城镇居民住房条件不断改善”这样的抽象而片面的论断。抛开炒作赌博人民币升值的热钱不谈，即使只看住房消费人群构成，也很难给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有任何改观。

倒是，“收入持续增长的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居民消费基本上采取保守态度，不敢超前消费，消费支出相对收入而言仍然偏淡，有待进一步培育和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还是道出了些许真相。事实上，中国的高储蓄率的增量部分仅仅为越来越少的人所把持与贡献，换言之，中国的社会财富越来越被货真价实的“一小撮”人所占有，这已经大势所趋。按照樊纲的说法，2002年中国20万亿金融资产中的8万亿掌握在占总人口6％的人手中。那么，凭借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个比例会继续耸人听闻。

基尼系数超过0.4，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那么到底已经达到了多少呢？反正是早就跨越了国际认可的警戒线了，超过多少也无所谓了。坊间认为，超越警戒线是上个世纪末的丰功伟绩，现在应该早就达成0.6的奇观了。当然，宣传上只是说超过0.4就足以确认新闻的真实性质了。把真实数据告知公众，显然于安定团结不利，只能引发越来越频繁而大范围的群体性对抗与骚乱。最近广受关注的河北定州在土地占有所引起的数百人争斗中造成群死群伤事件，就已经昭示着矛盾激化的普遍性与社会不满的扩大化。

说到不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提供的如下数据可以证明：2004年前10个月，除西藏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有337个地级市和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事件。其中城市每天发生120至250件。农村每天发生90至160件。也就是说全国100%的地级市，68%的县都发生过100人以上的群众爆发性游行事件。这些数据经过官方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各方的密切注意、焦虑与担忧。

孙立平研究结论是，首先，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其次，这种格局趋势已基本定型化了。三是社会流动出现新的趋势。四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开始产生挫折感。如果将来老的失业群体抗拒的方式是上访、静坐、拦车，那么新失业群体将会是扰乱社会治安，甚至是犯罪。

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着，国民经济增长却受到了市场自发的抵制，社会动荡逐渐密布。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