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与皇帝新衣

CPI与皇帝新衣

                                           2005年5月27日

何必

“通货膨胀压力仍需关注。”……（略。）

这种景象很有趣。

而近来有关水电煤油运以及城市交通等公共品价格全盘趋涨，更是为各界耳熟能详。光是北京对水电城市公交价格疯涨的喧嚣早已吵得让人脑浆子疼。

同日《东方早报》数据，虽然未来仍有通胀因素，但4月份企业利润和CPI增幅下降，官方已经开始担忧经济变冷的问题。宏观调控的重点将由单方面防过热，转变为既防过热也防过冷，以免出现通货紧缩的局面。一季度，水泥业亏损3.5亿人民币，而去年同期是盈利31亿，近80％的电解铝企业出现亏损。更重要的是，4月份国内平均粮价下跌了1.7％，是两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一旦形成趋势，将直接打击8亿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此外4月份M1和M2增幅分别只有10%和14.1%，均低于央行年初制定的15％控制目标。虽然一季度GDP增长了9.5%，但有经济学者指出，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相当严重。对此文章指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较为平稳的中性阶段，此时的宏观调控就不再是单方面的调控了，应由原来防止过热苗头，转变为既防止投资反弹也防止需求不足。即使是重点调控对象，也要注意不能限制过度。

这可叫人怎么办呢？既要踩刹车又要踩油门，既要义无返顾又要瞻前顾后，既要防止过热又要警惕过冷，通货膨胀压力还没见什么缓解，通货紧缩的危险已然呈现。

人们早就注意到，一直被热炒的所谓人民币升值却被另外一层隐含的内情。最新一期《中银经济月刊》认为，人民币升值的迫切性被过分夸大及政治化，若从内地经济增长的方式、结构、体制等方面分析，人民币升值空间不仅相当有限，甚至会有贬值压力。人民币升值预期仅反映内地经济增长的一面，但没有反映这种增长的方式、结构、体制等问题，如银行不良资产、隐性财政赤字都是人民币信心的潜在隐患。随着未来内地环境保护、资源门槛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逐步健全，内地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都将体现有关成本，人民币升值空间不仅相当有限，甚至会有贬值压力。

英国人对于由CPI所主使的经济政策很有非议，认为由于房地产市场以及股市没有被放到消费价格指数中考量，因而极大地弱化了该指数对于真实经济生活描述的真确性与可靠性。事实上，美国CPI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但其住宅市场却一直兴盛，假如考虑到如此因素，那么美国通货膨胀率应该在6%的水平附近。而这种说法在国际上有着越来越大的市场。

国内学者也就此进行过分析。易宪容认为，对于中国的教育、医疗等成本上升却不计入该指数的状况，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浩荡阴霾云涌的情形中，CPI的失真已经使其根本不具备用以当作制定经济政策依据的资格。考虑到近两年钢材、水泥、电解铝等产品价格疯狂上涨但却一直没能够传递到消费品价格上这种奇怪的现象，如果真是看到房地产根本不在CPI考核范围之内的现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如此片面得近乎欺诈的指数根本无法反映出房地产价格上涨对消费的致命影响。

说到股市，一向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著名的吴敬琏新近又提出“股市关闭论”。数据指出，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之后，股市数创新低，看不到一点起色。对此吴敬琏近日做了一场关于大历史环境下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报告，把国内当前焦点的股权分置的方案问题放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来看待，最后指出，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吴敬链认为，纽约的股市是靠其严厉的监管，伦敦是靠的信托和良心的传统。这些因素都是长期的发展，积累而完成的，是不可移植的。.当前的中国股市，两者皆缺，在一个官商勾结，管理松懈，良心丢失的市场上，怎么可能指望股市的健康成长。中国当前的经济表面上繁荣昌盛，社会天下太平，但表面下隐藏了最动荡不安的基因。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有严格的法律来约束无序的社会，民主，自由只是法制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吴敬链论调过于激烈，但无疑点出了国内股市症结所在，令人不能忽视。

看来，吴敬琏还是愿意保持那份童稚，在众精英集体失语的当口，童言无忌地指称皇帝的新衣。

而说到劳动力价格，也有着另外的言辞。该数据介绍，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对此国情专家胡鞍钢认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也许能够增加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当实际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就形成了所谓“奥肯损失”。下岗人员越多，失业率越高，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回过头来看，1997年因下岗和失业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至5.6%，1998年为5.6%至5.7%，1999年为5.9%至7.2%，2000年达到7.4%，最近几年估计在7%至8%之间。尽管目前下岗高峰已经过去，但下岗失业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损失，即奥肯损失，只能在事后才能估计出这些损失，即国企改革的经济成本，这还不包括对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庭造成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因此，选择改革的路径、方案，不仅要考虑到提高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长远来看，如果没有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将会激化在改革过程中造成的社会分化、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动荡。

易宪容、吴敬琏、胡鞍钢，如此密集地直截了当，到底是怎么了？再有痛斥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短期不可康复伤害的左大培、力主关注弱势群体的王绍光、坚持不懈地把三农问题嚷嚷到公共语境当中的温铁军、以及一向以“非主流”经济学者自居的杨帆等等，构成了新的景色。

在此氛围里，再看什么CPI低位也还是要关注通货膨胀压力这样的念叨，好像就别有风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