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业状况之忧

青年就业状况之忧

                                         2005年5月24日

何必

《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日前公布……（略。）

这样的调查报告还是透露出一些很耐人寻味的信息。

比如，这个失业率究竟是怎么测算出来的？众所周知，中国为了种种需要，一向采取回避真相的措施，把社会失业率改头换面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以此作为各级政府工作目标的政策维度，在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总是在说要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什么水平上，而对非城镇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登记的失业人口则别有用心地不予计算。其中，最重要的三类人口就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就业政策调整范围之外：一是数以几亿计的中国农民，二是中国城市里原有国有企业里的就业者因为企业改制转轨而“下岗”的人群，三是城市里不符合登记政策规定的各类人群以及没有所在地户口漂流人群。按照商务部研究机构的相关推算，这部分人之中处于失业状态者已经可能将社会失业率推到25%的水平！不管这种结论是否有耸人听闻的成分，但是，中国官方核算口径无法提供准确数据，也就使这种数据很难被证伪。

而报告中所谓6.1%的社会平均失业率也颇令人生疑。2004年10月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加入WTO，近期将造成城镇失业人员增加300到400万人，失业率就此攀升2个百分点。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的报告》称，专家首次利用德尔菲法对城镇失业率的两轮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达到7%的警戒线，这使人们对本来就紧张的就业形势更加关注。现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是这本被称为“中国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的《中国就业形势的报告》的作者之一。而人们可以注意到，开篇报告同样为该研究所参与撰写和发布。这就是说，同一个研究所在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布了出入如此之大的两个数据，真是又一个奇观。而且，这个社会平均失业率到底是如何得出的，还是个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再看这9%的青年失业率，在中国统计造假几乎到处都是整体情况下，也就不能不让人心存疑虑了。

假使这个数据是可资信赖的，它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11个青年里就有一个人失业，这是什么样的景观？这背后又隐含着什么内容？人口学家把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称之为“人口红利”。坊间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简略描述为：出生率出现下降；低出生率促进妇女的经济参与，也帮助提高家庭的健康和营养水平；孩子数减少使家庭的负担降低，家庭能够不压抑消费，增加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从而在整体上，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与此同时，历史上的高出生率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在很长一个时期，老龄化引起的老年抚养比上升要小于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少儿抚养比的下降，社会总的负担水平下降；社会负担减轻意味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储蓄增加决定投资增加；更多投资与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准、充分供给的劳动力结合又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储蓄水平；几方面因素合力引起GDP的快速增长。

但是，目前这种“人口红利”的实现却遭遇到了中国体制上强烈的抵抗与阻止。在人们兴高采烈地讨论如何把中国这个人力资源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的时候，人力资本的积累却呈现出了如此荒疏的景象；“人口红利”也由于失业梦魇长久挥之不去并造成太多的社会灾难，而逐渐变成人们谈虎色变的禁区。

考虑到中国第五次犯罪高峰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的现实，以及胡锦涛5月23日所做的继续严打的指示，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给全社会带来不得不直面应对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然，教育资源供给有限，这本身也给青年就业形势的改善带来了釜底抽薪般的掣肘。长期以来，教育资源逐渐沦为利益集团的囊中之物，国家则在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公共利益与社会福利被当作利益博弈的砝码而被频频减弱到了几近荡然无存的境地。而作为一种制度性选择与缺失，这种供给稀缺的社会效果逐渐显现，并由全社会为此付出并将继续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而在这9%的青年失业人口中，近3/4的为长期失业，这不能不说是个很让人担忧的现象。在目前的制度氛围里，长期的失业意味着长期没有收入、长期没有社会保障、长期没有社会地位、长期没有起码的尊严，长期生老病死全无着落，长期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长期被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所抛弃。而此旷日持久的被社会生活边缘化过程中所必然培养的群体性的反社会人格的频繁出现与爆发，也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显形问题。

在产业结构上，重化工化成为中国经济令人振奋的走势，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对于投资依存度长期高屋建瓴的原因和结果，并为太多主流人士津津乐道赞颂不已。但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排斥乃至挤出效应却被官商一直熟视无睹，对于GDP的狂热而旷日持久的追求成就了对包括青年在内的国民生活状况的漠视与轻蔑。法治状况的恶劣更是使原本吸纳就业最多的第三产业成为骗子云集的区域，传统的餐饮、零售、交通运输等行业假冒伪劣横行，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等行业更是由于实质上卖国行经的俯拾即是而全线吃紧，给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相对比如哪怕是印度而取得高科技领域里的优势成为扯淡，更是给就业拉动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阻隔。

同时，在《劳动法》业已颁行整整10年后的今天，38%的就业青年没有任何劳动合同，就业青年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按每周工作5天计算，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9.6小时，有1/3以上的人员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而15至19岁青年以及农村青年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均为53个小时，这对于劳动法来说不能不是个绝妙的讽刺。现今的法治环境把劳动法的各项规定完全当成了无稽之谈甚至负担累赘，举目望去全国各地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还能把这样的法律放在眼里，而各地政府在当地招商引资时最常当作地方魅力展示的说辞就是这里绝对不会有工人罢工闹事，工会与政府绝对一条心，工作时间绝对可以由投资者来规定，节假日加班绝对没有什么补偿之说，透露着地方政府对劳动法的彻底践踏与嘲弄。

这还不用说，这部调整中国劳动人口的大法中，竟然将中国人口中2/3的农村劳动人口、以及城市里像小时工等非正规就业方式里的人们排除在外！

30%的人平均月收入在600元以下，就是平均日收入在20元以下。依靠这种收入要去启动或振作内需、给井喷似的房地产、汽车、旅游、通讯等行业助威喝彩，好像也太遥远了些；5月23日消息，AC尼尔森与世界免税协会（TFWA）联合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游客在境外旅游的人均购物费用高达987美元，AC尼尔森认为，这一数字堪称全球之最。可比照起日均两美元的青年收入，简直是天壤之别。

如此说来，这份《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所显示的内容，太让人回味不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