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多缴费不能遏制事故多发

煤矿多缴费不能遏制事故多发

                                2005年4月6日

何必

目前还正在研究制定安全保证金制度，就是说要开矿，必须预先交一定数量的安全保证金给政府。（略。）

李毅中从国资委副主任的位置上调任新升格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完成了仕途上的一次跨越。在履职后第一次公开亮相中，就颇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劲道，对目前全国各地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透露了治理的思路。

听上去，李毅中的新点子好像挺有新意。但是，就其在煤矿安全生产方面所采取或准备采取的经济政策上，却让人感觉不到那么前景光明。

要求煤炭企业每吨煤提2元到10元的安全隐患治理费用，这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按照现在的煤炭市场价格，应该是在每吨标煤200元以上的幅度，而去年煤炭紧张的时候，有些地区甚至冲破了350元的水平。如此计算下来，提取的安全隐患治理费用，在整个售价当中充其量也就是在1%到5%的样子，即使超过这个数字，比例也高不到哪儿去。

提取如此费用到底是为什么呢？众所周知，这种费用所能做的是企业自身安全隐患治理，或者由政府强制性进行治理。如果是前者，那么企业完全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安排安全隐患治理工作方面资源的配置，用不着政府插一杠子；而如果政府对企业采取内部安全隐患治理强制性管制，那么还是有政府越权的嫌疑。

退一步说，就算是政府规定企业提取安全隐患治理费用、以及即将出台的安全保证金制度不涉及违法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政府权限范围，那么这种取费对于煤矿安全生产的实际结果又会如何呢？

2004年8月19日《南方周末》报道，近年来，煤矿开采的利润非常高，矿主们的拼命挖煤给安全留下大量隐患。同时，煤炭供应紧张在短期内无法缓解，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很可能重新出现。“利益太重，得到利益太容易，太隐蔽，查起来太艰难。”有位矿主连用几个“太”字形容“官煤结合”。而地方检察机构认为，高利润将会出现查处一批马上又会有另一批人跟着腐败的现象。

在这里，还是能够让人想起马克思所引用的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利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能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现实情况是，不仅仅是煤矿开采者惟利是图，煤炭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官员也与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呈现着欣欣向荣的“官煤结合”景象。官商勾结向着逐渐攀高的利润率冲击，“铤而走险、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抛开“官煤结合”现象不谈，向政府交纳煤矿开采保证金、提取安全隐患治理费用，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煤炭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势头呢？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首先要考虑其实施效能。从政策层面上说，安全隐患治理费、开采保证金都具有抵押金性质，防备事故一旦发生就会面临的营救、清理、伤亡人员赔偿、善后等方面的问题，政府可以利用这笔钱先行支付必要的开销。于是，这笔费用就有了某种风险保障的功能。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如此安排还是着眼于事故发生后的补救与惩戒，而缺乏事故发生前的预防。

根据海恩事故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或者说，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先期的预防投入是可以避免事故发生的。

预防事故发生，比起发生事故之后进行妥善处置来得重要得多，或者说，再妥善的善后工作也比不上预先的防范。而这种预先的防范，取决于全社会信用－责任体系的构建、维系与完善。很难设想，在一个发生事故后事主首先想到的就是逃逸以避免责任、仅仅承担事故民事赔偿甚或刑事责任而此后依然可以若无其事地照样无法无天的环境，能够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不可否认的是，并不是所有煤炭企业都在违法乱纪地进行着惨无人道的挖掘作业，而这种费用收取上一刀切的做法，也有着囫囵吞枣不分良莠伯仲统统一顿棍子的意味。眉毛胡子一把抓，把遵纪守法与作奸犯科的企业都胡乱装进一个筐里，明显有失公平。

也就是说，如此制度安排，并不能体现政府维持社会公平的功能。

另一方面， 无论是安全隐患费用列支，还是开采保证金，对企业来说都会形成现金流方面的压力。这笔钱能够做什么用呢？在政府的帐上爬着，形成社会财富的沉淀，把原本活跃在流通领域的资金强行拉出来形成呆滞状态，更是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对市场资源配置方面的横加搅和，破坏了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降低了社会运行的效率，给企业乃至社会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同时人为阻滞社会发展速度。

由此可以看到，安全隐患治理费用和开采保证金收取政策，无论从社会公平方面、还是社会运行效率方面看，都是不可取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并不能缓解煤炭企业事故多发的局面，反而会使社会问题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