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文一起骂

我与李文一起骂

                                            2005年3月5日

何必

“融会大事小情，源自身边百姓。说到人与人之间非常密切的交流、但有可能完全不认识的情况，可能最先跳出我们脑海的就是搭乘公共汽车。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李文博士；这一位潘袆老师，他有一个背景，是每天搭乘公交车上下班，这在媒体人士当中是非常难得。”

这是3月3日北京电视台《身边》栏目播出的一期名为“坐车的故事”节目开场白中主持人胡紫微的用语。

节目播出后我到首都经济报道栏目组，就引发了一阵阵哄笑，女记者拽着自己的毛衣让我签名，并嬉笑我在节目中穿的那件衬衣是“臊红臊红”的；其他人也纷纷往我身上靠，说自己就是那个在车上撞我的女青年；几个制片人也“冷嘲热讽”三言两语着什么我是名人、最佳出镜培养对象，但最早的出镜还是贡献给了首经报，今年春节期间寻呼机被停闹了个过年的烦恼。栏目之外其他人也挤兑我说是像三陪女那样终于出台了；云云。

作为制片人，胡紫微对我在这期节目里的表现评价为她所看过我出镜节目当中最好的。然后她还是自尊心过于强盛而给自己添累地自言自语说，就是不知道这期收视率会如何。

不过，节目播出当天，恰逢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日，而且也是全国人大代表纷纷到京准备开会的日子，节目还能顺利播出，也算是颇有些个胆量。

与我同时作为嘉宾的那个李文博士，其实就是台湾那个李敖的女儿，在北京教授英语，并且由于看什么都不顺眼经常投诉这个投诉那个而广受瞩目和议论。谈及国内人们的文明状况，她是满肚子的话要说，麻烦的就是她的中文表达不那么顺畅，即使是在演播室摄像机面前还是忍不住要在言谈话语中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或者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中文词汇绞尽脑汁造成冷场。

短短约18分钟节目里，我大概讲了有7个以上的故事，还夹杂着些许资料和数据。

比如，人们曾经做了一个计算，一平方米里要摆鞋垫大概能摆27双，但公交车往往一平米里面要挤30多个人；

车很久不来，一来的时候车站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一旦车门开了以后就很难关上，上面的人谁都不动，实际上里面并不是没有空，但是大家都不动，都堵在门口不往里走，我就在那儿把着门，车里头的人就开始骂：“嘿！我们都有事，要不然你下去吧！”我觉得很奇怪：你上去了，就让我下去？我就问他一句话：如果30分钟它再不来车怎么办？要不然咱俩换换？

乘客是消费者，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下一趟车是什么时候，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在挪威，每一个站牌子上都有什么时候车得到这个地方，比如5分钟一个间隔，如果连续比如说三趟车20分钟没来车的话，你可以叫出租车走，公交公司来给你报销。

我长久地就能保持金鸡独立，为什么呢？在车上你另外一只脚没地方放；

车上假如说人不多的话，很多人在那儿翘着二郎腿在那儿大模大样一坐，目的是什么？擦他的皮鞋，拿谁擦呢？谁过去他在人家裤子上蹭一下；

有的女士过来踩你一脚，然后一瞧这哥儿们戴一个眼镜，也这么大岁数了，没事，不用道歉，踩了白踩；车也可能突然踩一脚刹车，她也不扶，就撞到你身上了，有一次就给我撞急了，说你能不能扶着点儿？那是一个挺年轻的小女孩一张嘴：“怎么的？这车就这样！”我说“这个事咱们反过来，如果我要撞了你，你就该说我耍流氓了，那你撞了我这算什么？没事？”

有公共汽车上挂着窗帘，一天之内车上的20多个窗帘全被偷；

有个报道是在河南，一个妇女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孩上车，售票员跟乘客们说哪位能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叫了几遍没有人反应，最后是一个拄着双拐的残疾人站起来了，这个妇女热泪盈眶把孩子放在那儿；

北京也有个人带着一岁多的小孩上车，车上所有的人都有座，就她抱着孩子没座，售票员也在那儿说，全车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没人让座，结果车经过一个著名的学府，这些学生都下去了；（其实，我在演播室指名道姓说这就是北大的学生，而且这件事我曾经在北大什么座谈会上说过，让在座校领导和学生会干部好生难受。）

我父亲70岁，他说不愿意去坐车，没有人愿意让座，好不容易有一个座坐下来，刚过一站上来一个80岁老太太，最后我父亲站起来了，老太太坐他那儿了，父亲说：“没办法，现在就时兴70多岁给80多岁的人让座”；

有一次中午坐出租车，师傅正在放很大声听收音机评书连播，我实在不爱听，跟他说“您能不能小点声？”他说：“您担待点，我困了”！他要真是一下迷瞪过去的话我不定就出什么事了；

司机连问你都不问就开始抽烟，至少您可以问一下客人能不能抽烟；

在一条没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上，行人要过马路，机动车从来不让，鸣着笛呼啸而过，有时我在出租车上，说你带一脚刹车让他过去不就行了，他说“我要一让他，我后头的车就该骂我了”；

其实我们并不是没规矩，开车的、坐车的、走路的、骑车的都有自己的规矩，可现在有很多人视若无睹，胡作非为，我们从来就不缺乏规矩，缺乏的是守规矩的意识；

胡紫微介绍说，李文博士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来北京两年的时间，她给要雇的司机开了一个80大条的岗位责任。像第11条讲让女人和孩子有优先；还有转左转右一定要打灯，不要按喇叭。可以给开出租车的哥儿们看看。播种习惯就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

李文常常讲一句话：“没有投诉就没有改善，没有改善就没有文明，没有文明就没有中国”。

……

把如此多的内容以很快的语速抖落出去，让不少狐朋狗友看了担心我一个气接不上来就背过去。

其实，由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是必须减少最好是杜绝出镜的。要不是胡紫微气势汹汹威逼利诱，我定然是不会铤而走险出卖色相的。

而这种坐车的烦恼，几乎是所有人都历历在目的感受，并且形成了广泛而坚挺的集体意识，而很可能就此发生像球场暴乱那样的悲剧。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对此有剀切的剖析：“个人在群体的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

但是，对待这种社会现象，作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与那李文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她认为没有投诉就没有改善，于是就到处投诉，到现在已经不敢在自己的住处附近乘坐出租车，因为所有的司机都被她投诉遍了，在小区门口趴活的司机没人拉她。到处投诉的成本也居高不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承担得起。在责任缺失的社会环境当中，这种投诉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很令人怀疑。

也难怪，李文出过本书，书的名字就是“我和爸爸一起骂”，把骂人当作改善社会的一种方法，并且借着李敖的名声营造自己的事业。可这种方式能否成全她美籍华人在北京的生活追求，确实是个问题。现如今她把邻居几乎都投诉过了，邻里关系很紧张，就是米国人到中国来产生的水土不服，她自己也说，如果不行只有再回到美国去。

我也曾经什么事都较真，但经过太多诉累乃至有法不依执法过程的暗箱操作，很多时候只能采取忍耐的办法度过。比方说，在央视若干个栏目里混迹过，但却懒得把它告上劳动争议的法庭，虽然掌握了其制片人签字画押的书面证据，可我从没想过借此出个什么名，而且也实在觉得央视那样的还真不值得告丫挺的一把。换了李文，央视不定作为被告人多少次了。

就在节目播出后次日，我在胡紫微办公室里恰巧接到一个观众的电话，喋喋不休地说他已经70多岁了，看了节目很反感，他和老伴上车从来都有人让座，那些擦皮鞋的也就是几百万分之一，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节目，总是追逐这么点社会阴暗面，是什么动机？而且还找了个美籍华人来当嘉宾，不知道节目到底要干什么？不宣传社会进步，却把一些角落里的事情挖出来，简直是给北京人丢脸。其间，我再三说我还有事，他可以过会再来电话，我当然没想听这种声色俱厉指责的义务，但对方立即高声威胁“干什么？你还敢不听完我说的话？”对于生性怯懦的我来说，打破脑袋也不敢招惹如许热心观众，只得咬牙切齿地继续听着。然后此公锲而不舍地问我的名字，就是要让我向节目主编转达他的意思，并要求改变节目方向，否则还会继续找我兴师问罪。我保证一定会转达，才没透露自己那可怜的身份。

之后，我的确对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