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消费的巨大隐忧

北京高消费的巨大隐忧

                                    2004年12月23日

何必

在国内，北京消费水平高是出了名的，曾经有一项包含住房、食品、服装和娱乐等方面的统计表明，在全球144个大型城市中，北京排名第11，比纽约高一位……（略。）

VIP是什么？是very important person，是“非常重要的人”。能够得到VIP待遇，那是文化、身份，礼遇、财富、价值、格调……当然，有非常重要者，自然也就有不那么重要者，不重要者以及非常不重要者。如此，在带有一场艺术饕餮盛宴当中，全然没有了公民色彩，蜕变为远离大众而去的精英游戏。

早就看到，北京的城市生活支出成本非常高昂，甚至曾经达到全世界第5名的成绩。当时对这个位次及其依据感到很是困惑：以北京人的收入水平来是，再怎么着好像也无法支撑在世界名列前茅的消费，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收入在那儿，限定了开销量。但面对白纸黑字的消息，又不知道该从何评价，也就按下不表。

现如今，又这么个统计结果出现，说是北京总体消费比纽约还要高。这倒真是奇怪了。人均收入方面，北京仅为纽约1/27，再怎么花也不可能比纽约人花得多，这就像一个每月挣100元的主儿要去与一个月进仅3000的人比富斗狠一样不可思议；遑论中国人本身就有量入为出节俭储蓄的民族传统，即使考虑到如今媒体别有用心恶炒消费致使北京家庭负债率高达155％，那么充其量也就是在收入上加倍，距离纽约人的腰囊还远非可同日而语。

就在同一天，一向以给北京市找麻烦发布“假”消息著称的《新京报》以“京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题，发布消息称，22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前11个月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统计数据。1-11月，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331元，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差距较去年扩大，1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48.9元，同比增长0.6%；1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838.5元，同比增长23.74%，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为5.8：1，与去年同期的4.7：1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另外，1-11月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和通讯支出同比下降7.9%，为1448.3元，是八大类支出中惟一下降的。

看到这样的消息，最先的反应就是，电视应该就此进行追踪报道，而记者与北京市统计局联系对方告知，《新京报》报道不准确，除了一个数据外，其他很多数据都是该报想当然造出来的；而那个数据也是在统计局例行发布公报上的，因而只是前11个月的数据，并不代表全年情况，而该局将在12月份有个扶贫帮困活动，希望电视等“主流媒体”不要跟着瞎炒。而在被问及究竟是什么数据不准确时，统计局方面则顾左右而言他语焉不详。此后电视台方面则害怕拿这样的题材进行报道给自己找麻烦，尽管当天晚些时候《法制晚报》也刊登了同样的内容，电视台还是最终视若无睹般地集体性失语。

但尽管如此，还是挡不住各色消息纷至沓来。全国最豪华10所豪宅当中，北京就有4处；北京房价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比照纽约上东富人区建造的连名字都照猫画虎抄袭过来的北京上东富人区，价格甚至比纽约上东还要高；在各大城市当中，北京是私家车增长最快的，而面对如此高速增长的车辆，北京大气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到现在，北京市方面已经恬不知耻地无视早在今年4月21日大气中重度污染天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该天数总和的事实，仅仅以出太阳就算来追求全年227个蓝天这种计划经济色彩明显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指标，但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私家车所造成的污染乃至拥堵混乱并非仅又私家车拥有者支付成本，而是要由全体在北京的人共同面对；北京各式各样的高档消费场所把北京已经变成了乌烟瘴气的权钱交易中心，而开篇所谓公款消费内容的开诚布公也昭示着一幕幕纸醉金迷的内幕。

《中国经济时报》张剑荆撰文介绍，每年年初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吸引到的都是当今世界的名人，其影响早已超出商界和国别。会议有30多位国家首脑、数十位部长和1200位商界人士与会，论题有两个，一是世界经济的走势，二就是全球的贫富差距。像达沃斯以往几次年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来了不少“不速之客”在会场外抗议，与会者对这些抗议者颇有怨言，但讨论的题目说明，外面的声音还是起了作用的。而且，今年的年会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达沃斯论坛举行的同时，在巴西的阿雷格里召开了一个规模达4000人的“世界社会论坛”，也是首脑会议，与会者则都是“贫儿”国家，会议的主旨是要推动“另一种全球化”，最强烈的要求是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会议谴责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组织都是达沃斯的主角。不难想象，后者拉起“另一种全球化”的大旗，显然有与前者的“全球化”叫板的意思。贫富差距竟然以对立的形式为全球注目，说明了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达沃斯，安南先生陈述了这种严峻局面，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许多同类每天依靠只有不到2美元，全球卫生研究预算中只有不到10％用于解决影响90％的人口的健康问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比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有力得多。因此他敦促商界巨头“成为更好的世界公民”。他警告他们，不能继续以牺牲穷人的利益来换取全球化的利益，而是应当更多地维护人权和改善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否则，最终大家都不会从全球化中得益。

安南那通号召商界巨头成为更好的世界公民的说辞，对于像比尔•盖茨那样早早宣称除了给家人流下几千万美元遗产外将几百亿美元悉数捐赠给社会者来说，可能还有那么点用；而对于《欧洲货币》胡润与老东家《福布斯》分别发布中国“慈善榜”的结果而言，却远非心旌飘摇，反而却加剧了中国富人们的形象危机：国内登记注册1000多万家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者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也就有了李海仓、刘启闽、周祖豹、刘恩谦等富豪纷纷被杀的社会仇富心态极致化行径。如果世界公民都是这样，那么全球化演变成全球的生灵涂炭也就指日可待了。

巴西组织这么个“世界社会论坛”，这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位于拉丁美洲腹地的巴西，与其他拉美国家一道，共同承载着全世界对于拉美化的各种非议，而拉美化的核心内容，就是贫富差距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动荡暴力频仍，处于无序状态，在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却遮掩着大量弱不禁风的社会结构、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被边缘化沦为发达国家加工厂以及废弃物垃圾场的命数。而现在，巴西在南南合作当中挺身而出揭竿而起，率领一帮穷弟兄们向世界经济秩序以及世界“主流价值观”公开挑战，也实在映照着拉美国家走出拉美化困境的急不可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印度人曾经非常兴奋，以为可以加大贫穷国家的声音，但现在印度却忙不迭地与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联起手来加强合作，并以要成为世界大国的气概谋求崛起。其背后的景象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感广受世界质疑，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安全、环境、健康、知识、治理等五大要素中，很多内容都被我们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借口，在“与国际接轨”浩荡叫嚣当中居心叵测地分离出来，当作内政来蝇营狗苟。

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说，很多朴素的中国人不习惯花钱，以前是没有钱，现在是因为担心未来。在改革前，城市人口收入微薄，但享有国家补贴的食品、住房和就业保障。现在他们需要自己负担失业、疾病和退休。诺贝尔奖得主马蒂亚•森认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如果社会失去了正义与公平，仅仅成为金字塔尖里少数人酒色迷离挥金如土祸国殃民的乐土，而后果却要由包括年收入不到千元人民币者在内的广大国民来承担，其结局注定是不容乐观的；在国家、集体（包括企业、单位）与个人（暂且不提非常理想化的法治社会中的公民）之间，次序变化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了，也就是说，权利向个人倾斜必定为社会稳定运行之大势所趋。

照此情况看来，北京奢侈盛宴的背后的确非常值得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