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4个政府机关喜迁新居

北京14个政府机关喜迁新居

                               2004年11月16日

何必

陆续将有10余个政府机构入驻这里……（略。）

又一座豪华气派的政府办公大楼拔地而起，矗立在交通繁花地带，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北京城增添了一抹光辉。

这些机构此前多为分散或租房办公，浪费了大量财政资金，而且给前往办事者形成了不少的麻烦，哪怕在同一个机构里办事，由于办公分散，也需要跑不少的冤枉路才能搞定。统一办公后当然是“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方便市民办事”了。而且，选取交通要道作为政府机构办公地点，也是出于为前来办事的市民好找考虑，当然不能酒香不怕巷子深给弄到胡同深处，让人找得满头雾水，更为重要的是，堂堂政府衙门，怎么能蜗居在那么个寒酸角落？君不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最先实现现代化的莫过于政府机关办公场所？无论是办公现代化，还是建筑越来越奢侈豪华，既然是市民的父母官，而且还有对外的形象，自然要先行一步，在办公地点的打扮上就做个表率当回排头兵？

这中环广场究竟是个啥模样咱还没去瞻仰过，也不知道该广场的投资背景又有什么深不可测之处。不过可想而知的是，隆隆14个政府机构的入驻，必定会给这个广场带来不稀的人气。通看这14个机构，哪个也都不是吃醋的，纷纷执掌着不小的权力，足以把不服的压个半死。同时，这些掌握实权的机构，必定会使得诸多前来烧香磕头送礼行贿办事者络绎不绝，而不肖说，能往那地方去办事的都不是一般人物，当然得是坐拥宝驾，于是，那地方又成为北京新的交通“爆堵”要点也是指日可待；而该广场紧邻西南二环路，作为辐射，把个西南二环路堵起来，让人领略政府机构的作用与威风，广场下道路上堵成个停车场，凭窗眺望享尽百姓山呼万岁的快乐。

10月22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陈刚向市人大作述职报告，提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修编工作，表示将建立旧城与新城的联动机制，有效疏解旧城的人口与功能，让保护和发展在空间上分离。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

同一天的《瞭望新闻周刊》载文，北京工业大学的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仅中央机关马上需要的用地，加起来就有近4平方公里之多。4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半故宫的占地面积，何去何从，正是检验“旧城与新城联动”这一“系统工程”的试金石。支撑这一判断的事实还包括，北京中心城区的规划空间容量已趋于饱和，中央企事业单位及其附属功能的占地高达170多平方公里，多集中在四环以内。在这一范围，减去道路、基础设施、公园、学校等用地后，其余用地一半以上都和中央职能有关，而北京市政府相关的占地只有中央的1／10左右。

该刊接着报道，在陈刚述职后的第二天，82岁的两院院士吴良镛，走上国家图书馆“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台。他向与会者表示：“为了提高首都政治中心建筑环境的改善，应在一定时期、条件允许时，考虑新行政区的可能。” 把目光投向了城市的核心功能——行政办公职能的空间转移。“旧城行政办公应适当迁出，集中建设，并为旧城‘减负’。中央国家机关及北京市机关可起带头作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央行政区的空间调整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认可，仍是一个悬念。在吴良镛完成讲座后的第二天，10月24日，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第三届年会召开。学会的总结报告称，长安街未来建设的初步规划方案已经完成，其重点是如何到2009年前基本建成长安街两侧的建筑。

其实，吴良镛只不过是把早已为各界呼吁多时的把北京作为首都同时又是历史名城的城市核心功能迁移出去的倡导再一次重复一遍。而这种呼吁，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梁（思成）陈（占祥）方案”，可后来二人都为此受到了折磨。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给城市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北京像摊大饼似的向外发展，三、四、五、六环依然不能缓解城市中心区的压力，反而使这里的土地价格猛增。

而通看北京城，长安街沿线基本上被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党政机构以及带有行政职能的各种社团或单位占据着，显示着皇城的渊源，从紫禁城、中南海到摩肩接踵的党政部委局办，把城市最昂贵的地点都建成了党务行政区域，而这些机关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对于城市稀缺的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这还形成了党政部门与民争利的氛围，形成了对于稀缺土地资源的强制性剥夺。

另一方面，这种城市格局也给北京作为历史名城产生了无法挽回的灾难。对于存量土地的开发与重建，导致举世闻名的北京胡同文化几乎丧失殆尽，历时千年形成的古老遗迹仅仅十几年就被折腾得接近荡然无存。

而已经取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北京也在与同为东亚国家首都的汉城与东京竞争着东亚首位城市，而后二者也都曾经主办过奥运会，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可惜的是，这二者都错过了在城市高速发展时将中心区迁移出去的大好时机，现在已经不堪重负。不久前韩国迁都之事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使韩国政府面临着又一次政治危机，而其背景却是没有在上个世纪末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所谓“亚洲四小龙”时及时迁移首都城市功能而留下的恶果。因此，赵燕菁认为，城市的新城建设和城市发展速度非常相关，2008年奥运会是北京最后的机会，一旦错过，北京历史名城的地位将不复存在。

欧洲许多历史名城的保护给了我们以成功的范例。战后英国的新城发展比较快，英国的发展曾经成为一个运动，而且它的规划手法思路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意大利罗马（既便是作为法西斯独裁的墨索里尼也还建了罗马新城）、威尼斯、佛罗仑萨，法国巴黎，另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的昌迪加尔、巴西的巴西利亚这些城市，也都有大量类似的实践，还有像华盛顿、像堪培拉也是新城。

面对着这样的时机、以及北京市政府14个机关浩浩荡荡迁进新办公楼，该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