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观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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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月票又要涨价啦

(2022-12-13 13:26:22) 下一个

北京公交月票又要涨价啦

                                  2004年10月23日

何必

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也针对目前车月票明显定价过低,提出了月票价格调整方案。(略。)

这些天,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一再创新高,纽约市场交易价格早就把50美元/桶关口远远甩在了身后,而且现在55美元/桶的高价,也使得国内有“个别”看似“搬弄是非”来蛊惑人心捞取新闻报酬者声称“60美元是下一个心理关口”的说法怎么看怎么像指鹿为马的无稽之谈,也就是说,一旦轻松跨越了60美元大关时,此公也许又会放出“下为70美元”之类的的说辞来惊世骇俗蛊惑人心换取兜里那人民的币。

随着国际油价飙升,国内也是人心惶惶。不断有新闻传来,北京已经开始排大队购买油票,成都已经不对外发售油票;中石油、中石化两巨头(下同)纷纷出面表示油价尚无调整计划,并声称要甄别且限制油票购买方面的囤积居奇者的购买行为(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火眼金睛能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甄别限制举措来);但在北京街头,依然出现了虽然明码标价没有变化,但如果不加钱就无法加到油的现象,对此,有关部门也信誓旦旦要严加整治。两巨头早就将车用油批发价格提高了60元,但却异想天开地禁止销售终端提高销售价格,真为两巨头这财大气粗横行霸道感到欣慰。目前北京市机动车天价天然气的站点,由于赔本经营已经从计划中的70多个减少到现在的30几个,与净化城市环境调整能源结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凸显两大巨头的斑斑行迹。

坊间早就遍布传闻,每当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两巨头总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地买涨不买跌,什么时候都赶在价格最高时买进,让中国成为国际油价市场上旷日持久的倒霉蛋。这次国际油价提升,很多国内人士都在怀疑是国际上针对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的石油讹诈。

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胡锦涛4次出访的14个国家中,与中国有石油合作关系的就有6个,分别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埃及、加蓬、阿尔及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温家宝出访也同样有着浓重的石油色彩。

联合国安理会不顾中国提出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属于苏丹内政而应该由苏丹政府自己解决的原则立场,通过了1556号决议,全面介入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而只投了弃权票,但苏丹有着中国在海外最大的石油投资项目,外国势力的全面介入将直接威胁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动摇中国在海外石油争夺战中的力量,给中国的海外石油项目投资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其背景因素则是,两大巨头在海外经常恶性竞争,中国在海外大举投资时只考虑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资金问题和同业竞争问题等等则考虑得远远不够。

与此同时,面对油价飙升,布什不仅不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动用战略储备来平抑油价,反而继续增加石油储备,听任石油危机危机其他石油消费大国的经济发展,干着乘人之危火上浇油的事情。

中国总是为世界石油危机买单,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体制内”的人对此早就了然于胸。去年12月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事故后,最终中石油老总马富才辞职,而如果没有这次事故,他的仕途一片辉煌,传说他将有更好的职位履新。2003年9月30日,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总经理卫留成调任中共海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2003年4月,中石化总经理李毅中到国资委任职,这些工作变动都是中组部决定的;而卫留成在中海油时还担任旗下在海外上市的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离职的消息是中组部副部长孙晓群9月30日前往中海油宣布的,但直到10月16日,中海油上市公司才向投资者披露这一消息,此项迟到的公告引起了海外投资者广泛的非议。

很难设想,像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安迪•葛鲁夫、卡内基那样的商界巨子不通过民选就能当上什么市长或州长,可在我们的政治环境里,国有企业并入国家政治范畴之中,企业负责人由党的组织部门敲定,也就难免这样的负责人只向上负责,而置消费者权益于不顾。如此环境里,要让已经进入中国政治生态系统并且熟谙其中忽明忽暗的政治规则的头面人物去顺应市场、特别是瞬息万变凶险诡异的国际市场,并且为了形同虚设的委托给国家处置的全民财产的受益最大化而鞠躬尽瘁,好像也太强人所难了。

作为“工业化血液”的石油价格的猛涨,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那些以石油作为基本品或原材料的产业也势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和波及。而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塑料、纺织、化纤、供暖等领域,这种影响虽然由于时滞效应还未显现,但全面涨价几成定局。

媒体对于新闻的追逐是其本职工作,就像紧跟着纽约和伦敦石油市场价格变化来津津乐道一样,如果价格总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那才是新闻媒体的倒霉呢。

但是,两大巨头倒也乐得媒体如此热炒,给其借机提高国内市场石油及其产品价格造势帮忙;或者说,两大巨头看着媒体争先恐后地跟随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变动而上窜下跳喋喋不休,暗自喜不自胜地为了又可以捞取政治资本、为启动或振作内需、消解日渐增长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消费做出贡献,并用以换取更为璀璨的政治前程夯实基础。在此过程中,大可不必考虑国内原油产量依然占据着市场销售总额大部分这样的现实。尽管从1993年起中国就已经成为石油进口国,但别忘了,中国并不是完全依赖石油进口,事实上,到目前,中国石油消费里的75%还是来自本国的石油开采,而从国外进口的石油也就是占到了石油总消费的1/4。也就是说,两大巨头是借着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变动而发灾难之财,趁机哄抬国内市场石油价格,而让国内消费者为此买单。

花别人(国民)的钱办别人(国家)的事,虽然相对于花自己的钱干别人的事(注重投入)或花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注重产出)、以及花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注重投入产出)来说效果最差,但如果抛开直接的投入产出性价比,而放到更加宽广而令人振爽的政治系统里考量,情形则大有改观,利弊权衡的天平一下子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倾斜。

最近北京市统计局发布公告称,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物价指数整体上涨了0.8%,这个数字实在让人感到也太掩耳盗铃欺世盗名了。今年以来,交通(主要由于公路治理超载)、水、电、煤、肉、蛋、菜等无一不涨,有些商品的上涨幅度甚至翻了几番,而长期价格不变的水电煤价格的上涨,更是成为今年北京城市生活中的大事。

这不,在与国际接轨的旗帜下,北京人又要再一次感受出租车和公交月票涨价之苦了。

从国际范围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出租车价格都是很昂贵的,因为出租车本身并不是日常的公共交通工具,而是只有在特定而非常的情形下才会使用的交通工具。在欧洲很多地方,出租汽车一个起步价格就要几百欧元,即使是那些习惯于入不敷出借贷消费的西方人也对此退避三舍,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出租车数量的发展。这种局面必须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的支撑,其一,要有为绝大多数人认可、接受、维护与支持的环境健康理念,而不是时兴嫌贫爱富的“主流文化”;其二,要有发达、快捷、舒适、实时的公共交通体系的确立与运行。

而如今被媒体说得已经接近滥的了欧洲城市居民借助公共交通出行人数占到总出行人口数量的80%,远远高出像北京20%的水平,也大致反映出北京与“国际化大都市”之间的差距。而现在,两大巨头导演的石油价格上涨的戏剧之后,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似乎也很乖巧地与两大巨头举措之间心照不宣,把价格上涨的矛头指向了公交月票。

北京市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壮观场面,而人们越来越在彻底解决此顽症的途径就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使得更多的人使用公交而不是私家车出行方面达成共识。而如何能够似这些人选择公交,价格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北京市每天借助公交车出行的约为1000万人次。但北京的公交车五花八门,从事公共交通运输的企业有8家,其中除了公交总公司部分线路和已经多年不再新增月票的地铁外,其他公司都拒绝月票,也就是说,能够使用月票的公交线路为数不多。这种借着“市场化”名义巧立名目成立分庭抗礼的公交运营公司搜刮民脂民膏的行径在国际上也属罕见。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与各方都直眉瞪眼气急败坏地前来瓜分城市公交资源的做法密不可分。目前北京市的公交运行车辆里,有约3/4的车辆是月票无效的。而使用月票出行的,又更多的是无力承担过高出行费用的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这部分人,显然是社会弱势群体,原本应该更多地享受到社会照顾甚至政府补贴的。

国际上,公交月票费用通常是该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上,一个人半个工作日(按30天计)的收入额度。如果某城市人均月收入1200美元,那么公交月票价格也就是在20美元上下。而目前北京市公交月票价格为40元,照此计算,人均收入应该在每月2400元、年28800元,但北京实际人均收入也就是在17000元的水平上,已经远远高出国际水平(从中,再考虑到作为国有企业的公交公司在管理、运营、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冥顽不灵,这也可以让人体会到性价比中的巨大差距。例如,深圳水务部门员工收入水平是北京同领域的三倍,但深圳水价也还没有到北京这样的水平,而既便如此,北京水务部门还依然每年都要制造近乎天文数字的财政亏空;如果想到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在修建一个区区的五环路工程上就贪污6000多万元的案件,这些钱断不会由其个人或交通局乃至政府财政补偿堵窟窿,最终还是要计在每一个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的账上)。

遑论,所谓“人均收入”的考量之中,还要考虑到中国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按照樊纲的说法,中国20万亿金融资产中的8万亿掌握在占总人口6%的人手中。)基尼悉数早就突破了国际警戒线,因此如果扣除暴富的那些“极少数人”对人均收入的“贡献”,北京市公交月票的价格会更令人感到已经与公交使用者的收入很不对称,形成了人们出行中的巨大经济负担。

在西方国家,当具有公共福利性质的公交部门面临运行成本压力时,通常情况下是由政府动用财政力量来进行支持的,因为这是作为政府义务的必须向公众提供优质廉价的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但以我们地方政府人数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臃肿,但功能越来越萎缩、义务越来越稀少的现状来看,财政支持也只会越来越短缺。

但是即使如此,把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所谓压力转嫁给城市中几乎是最贫瘠的人口,这种思路显然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发展方向,颇有劫贫济富,杀鸡取卵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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