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播方言译制片反衬普通话推广不力

禁播方言译制片反衬普通话推广不力

                        2004年10月20日

何必

日前广电总局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禁止方言版译制片在电视台播出……（2004年10月20日《新闻晨报》）

方言版译制片成为地方市场热销产品，这也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就目前广电总局禁播方言版译制片的通知看，方言版译制片只是禁播，而并没有禁售，相关产品还是可以在市场上出现的。虽然广电总局这种下发强制性通知的举措，从法律角度看还是有些问题，以行政手段规定各地电视台播放节目的类型，而在相关法律法规当中，并没有禁止方言在声像媒体里出现的规定，事实上，各地广播与电视节目中，方言节目的受众占有率一直保持在高位，也说明方言节目还是有着巨大的地域市场影响力，在市场上具备不可小觑的竞争力。既然法无明文禁止，那么就应该是合法的；而广电总局出台并下发这样的规定，也有着越权动用行政许可手段之嫌。

笔者在此并不想讨论方言版译制片播出的合法性、市场存在的正当性、以及广电总局有关禁播通知的蛮不讲理，倒想说点别的。

实际上，在孙家政主管广电时代，曾经要求，所有广电系统的节目主持人和播音员必须达到普通话一级甲等（也就是普通话测试最高级别）水平。那时，包括中央电视台水均益、白岩松在内的很多当红节目主持人都面临着下岗的危险，水均益四处找人补普通话发音的课；到现在，白岩松把“某”发音成“卯”的表现，也成为电视媒体圈里的景观。

但是，这种规定逐渐被废弃。现在仅在央视，像《梦想剧场》、《社会记录》等节目中用观众俗称“大舌头”的主持人，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而在《天下足球》那样的节目里主持人磕磕巴巴断句时常发生笑话，人们用把唐诗念作“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来刻划该主持人的懵懂；而新闻频道更是在这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字，晚间四档谈话类节目无一不采用发音有问题者，从《新闻会客厅》的白岩松、沈冰，到《国际观察》的水均益、张郇，再到《央视论坛》最近起用的郭慨，以及《社会记录》的阿丘（邱梦煌），要么是方言口音浓重，要么是发音乌突或不准，要么是“大舌头”。该频道开播时由于当初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紧接着的非典一时间风光无限，但到现在却在收视率方面被改版后的经济频道远远甩在了后面，凸显新闻诉求对电视表现的遏制，也反映出节目主持人方面的欠缺。

也受到央视的示范，地方台这种非专业主持人泛滥几近成灾。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第7日》主持人或者咄咄逼人或者市井呓语的风格却成为收视率居高不下的节目，以及上海东方台用口吃的主持人的现象，给国内电视媒体的专业化进程带来了令人担忧的倾向。

笔者曾经亲自尝试过利用民间力量推广普通话的运作。在1997年从事此项工作时，与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时还是北京广播学院，也许僵化守旧冥顽不灵，笔者怎么想也还是觉得当时那名字更舒服些）播音系主任张颂教授就推广普通话进行过交流，他认为，中国的播音教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无人望其项背，在全球处于绝对领先的水平，但就目前发展趋势上看，播音教学质量面临急遽下降的趋势，普通话普及状况令人担忧。

抛开现行教育体制里，播音教学培养出大量呆头呆脑只会念稿子的机器这种绝非播音专业才有的现象不说，现在经济频道《第一时间》读报的主持人也是广院毕业生，也就是说，如果播音专业的学生注重自我复合职业能力的培养提升，在节目中有精彩表现并获得观众认可成为明星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再进一步看，方言、市井话语、“大舌头”能够占据电视节目空间，用方言制作译制片也当然是未可厚非的事。而方言、市井、“大舌头”之所以能在此立足，反映出普通话普及与推广方面令人遗憾的现状。

笔者1997年力促民间推广普通话时，与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现已并入教育部，这也映衬着中华文化保护的窘迫）普通话推广处有过密切接触。当时推普处的负责人对笔者无可奈何地说到，普通话是全国唯一被写进宪法、但在全国只有两个人在干的事。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如果考虑到同样在宪法里存在的计划生育在全国被实施的状况，也反衬普通话推广应用进程与状况的悲哀。

事实上，全国各地普通话推广业务部门经常是几上几下，每逢体制改革机构调整，普通话推广部门总是首当其冲被拿下的机构。

新中国建立之处，周恩来率团访问非洲，随团报务员是个上海人，把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用口语方式报回国内，而在北京的报务员是个北京人，根本听不懂对方的发音，只能等到代表团回国后才将政府间公报面世，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笑话。为此，中央政府决心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民族共同语，并在1956年将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写进了宪法，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但迄今为止的将近半个世纪的48年时间里，普通话推广成果依然很令人沮丧。在信息化时代里，互联网使得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借助网络可以实时与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人进行沟通，但在我们的本土上，同胞之间却依然无法交流。这话绝非危言耸听，凡是去过浙南闽东以及皖赣偏远地方的人都会对此有所体会。

而成就如此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到现在，普通话推广工作还是停留在由政府包办的状态。而政府所做的工作，被社会知道的也就是每年9月份的第三周是个全国推广普通话周，那时街头上会出现一些被路人看都不看一眼的横幅表语，教育部普通话推广部门的负责人在今年的这个周里面做个地方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要讲普通话的表态应付差事后万事大吉，平常日子则从公众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笔者当时热心于启动民间力量推广普通话，为此鼓动了国内的基金会和海外组织一起加盟这个活动。但在现行体制里，即使是纯粹民间公益活动，如果没有官方的认可和赞许，是根本行不通的。可由于机构调整等诸多因素，这件事最终还是被行政体制扼杀了。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汉语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日趋高涨，可中国有关部门却难以从自己体系中选拔合适的汉语教学人员出国进行汉语教学。今年教育部不得不利用网络向全社会公开招募赴海外进行汉语教学的人员（要知道，公派出国的机会曾经是打破脑袋的寻租领域），彰显我们普通话领域里人才的奇缺，以及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意识与能力方面的捉襟见肘。

相比起台湾、香港来说，我们这里对普通话推广的水准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而如今台独势力也正是利用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样的蛊惑，力求将“国语”边缘化而扶正闽南话为“官方”语言；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弹丸之地上竟然出现了1000多家普通话研习社。而新加坡规定，不会华语的小商贩不能领取营业执照；在加拿大不少地区，汉语已经成为从小学就开始的外语课程，在那里即使周围没有华人也不敢用汉语污言秽语，因为不知道那些金发碧眼人群里谁会冷不丁冒出来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国际上认为，语言问题不仅在21实际仍然是世界性的十大问题之一，而且其位次还要往前跃升。从前苏联分裂为十多个加盟共和国、南斯拉夫彻底从地球上消失而分为若干个民族国家、捷克与斯洛伐克分离、科索沃至今种族冲突不断、加拿大魁北克由于是法语区而有独立倾向、以及如今越来越有全球化趋势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矛盾乃至可以被当作是宗教战争的浴血奋战、和遍布全球的恐怖主义，无不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而这种种族主义更多地就是以语言为文化载体和价值传承的。

也是国家语委普通话推广部门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广州师范学院有个教师曾经撰文，认为粤语不是汉语，广东人不是中国人，一时间给海外分裂主义势力以口实，闹得沸沸扬扬。从中，以及联系到藏独势力和被中国官方认定为恐怖主义的东突势力等，都与民族分裂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在语言上做文章，也是其惯用的手法。

方言有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推广民族共同语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在尊重与保护方言的基础上，加快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层面、范围和力度，以维护民族统一、经济一体化所需要的社会运行效率、通过语言统一而实现的社会公正（比如杜绝法庭上使用方言对外地当事人的不公平待遇）。

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但却没有统一发音，沿袭至今，中国大地上依然广泛存在“书同文，语不同”的奇怪景象。而要知道，发音的规范远非一代人就可毕功一役（很难设想那些成年人今生今世可以改换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发音）。被法国人当作是世界上发音最优美而引以为豪的法语，虽然也是带有法国特色的专制主义的官方规范过程（但与中国民族共同语维护普及应用推广机构经常被当作机构调整里板上钉钉牺牲品不同，法国是在总统直辖下设立总统委员会专事此业，）并在世界上发聋振聩地喊出“振兴法兰西”的惊天动地的口号，也还有着类似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都德《最后一课》的爱国主义真切悲愤；而就算是如此，法国人还是用了300年时间才规范了法语的发音。

曾经与沙俄、大清国同时被列为当时世界三大强国的英国，最终以工业革命和海外扩张取代其他二者而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号称“日不落帝国”，通过语言进行文化殖民（这种殖民过程至今仍然风头正劲，不信看看中国内地媒体上英文字词出现频率的增加，年轻人英文名字的普及，以及“专家”们有关英语普及应该到与普通话相同水平的叫嚣），而英语的规范却根本是是官方的举动，只是通过媒体（BBC——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的。

陆定一曾经说“100年不推普也死不了人”。此话至今对中国政府官员还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正因此，依靠中国官方推广普通话，在目前的行政体制、水平、能力等诸多方面几乎很难行得通，从宪法规定到现在普通话应用状况仍然不尽人意的效果上，就足以说明问题。

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在我们这一辈上再不完成中国人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应用工作，那么将永远失去这样的机会，而其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印尼有富裕华侨为了在海外推广普通话最后闹得倾家荡产，而这种结局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海外热心保护中华文化的中外人士前赴后继，参加到普通话在全球的推广工作中来。国外很多非政府组织乃至基金会，也对保护中华文化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与心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外组织与个人不愿意与中国相关行政部门打交道，而更愿意与中国民间力量合作从事这个伟大、正当而且合法的事业。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种渠道却还是被牢牢控制并阻塞着，这应该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的悲哀。

反观开篇新闻，正是由于有关机构对于普通话推广方面工作不力，才导致方言有回潮反弹迹象；而我们习惯于一旦事发采取杀一儆百的堵漏措施，却根本没有从源头上进行合理、必要而有效的工作。自然在效果上也就表现为越位采用合法性受到质疑的行政手段，粗暴干涉资源配置，致使坊间就方言市场化问题这种表象争论得无尽无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