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二十五年游历四个国家, 一直在医院做研究工作,但从来未作为病人入住医院,几天前却因为一个根本没有想到过的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在挪威的医院里呆了五天。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一直有着良好的生活规律和习惯,体重正常没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但这可怕的疾病还是悄悄的在我身上布下了三颗定时炸弹,三根冠状动脉堵塞而且我居然只有一点似是而非的症状和感觉,我很走运这几颗炸弹没炸之前被发现而且被排除了,这要特别感谢那位给我做心电图运动试验的挪威医生,在我心电图运动试验结果正常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让我做更进一步的心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挪威是全民医疗完全免费的国家,医生和患者都不需要考虑医疗费用问题,只需考虑病情需要),我也感谢给我做心脏冠状动脉造影的医生,在检查之后以无需商量的口气告诉我不要做支架等治疗了,直接排队去做开胸搭桥手术,根据我的血管病变情况,这是最佳的治疗方案。我更感谢命运安排给我的主刀医生是NTNU胸心外科主任同时也是挪威心脏外科先驱之一。
这次短短五天的手术经历,让我有机会粗浅但直接接触到了挪威的医疗,这里有着和国内很不一样的制度和理念,写下来和大家分享,虽然不一定十分准确,而且没有逻辑想到哪儿写到那儿,但却是我自己的所见所闻。
St.Olavs Hospital 楼群。圆顶的直升飞机停机坪下面的第五层楼就是心外科病房。我们实验室在图中右上角的大楼里,楼群之间内部都是连通的,不需要出楼就可以在楼群之间四通八达。
做完冠状动脉造影之后,如果情况紧急,病人会被直接留在医院住院直接安排手术,如果不那么紧急的话,会告诉病人回家等待具体的手术时间以及等待时期的注意事项,病人的手术时间的决定医院通过信件邮寄给病人,我3月27日做造影,结果显示不是紧急病例而回家等待,五月初收到医院来信通知5月30日入院,5月31日早上九点手术。手术通知的信件里包括了一些术前准备需知以及心胸外科和医院酒店的地址,以及外地病人的交通安排等等。大约到了5月15日,我收到医院的来信通知我的手术改期在6月15日。6月7日中午,我又收到科室电话告知第二天上午有病人手术取消,腾出一个手术空位,问我是否能够当天下午入院,于是放下工作很快就到了病房,无需任何手续也没有做任何文件工作,直接到护士台报名字入住就可以了,我进的是单间病房(似乎都是单间病房没有看到双间的)。术前检查不需要住院,病人只需术前一天甚至手术当天入院。血液,心电图,X光检查以及和主刀医生麻醉师的见面在入院后两小时完成。我的麻醉医生和主刀医生都是年约30多岁的医生,看起来精明干练,先后和我见面谈话,主刀医生 (因为手术日期变更,他后来做了我手术的助手) 和我做了简单交谈,基本询问和讲解手术过程,语气平静柔和,没有提到手术可能有何困难,手术可能有何意外,也没有让我签任何手术同意书,这让我非常惊奇。
到了晚上护士拿来一套毛巾和干净的浴衣内裤,让我淋浴后换上后上床睡觉,床上有悬挂式屏幕作为电脑,电视和监护用。然而很遗憾, 第二天早上护士和一位医生来到病房,告诉我因为早上有急诊心脏手术,术后的监护室不够,因此只好取消了我的手术。就这样我的手术日期再次推迟回到6月15日。到了6月13日下午,我再次接到电话告知14日有一台预定手术临时取消问我是否愿意并能够按时入院,这样在13日晚上七点,我再次入住病房。14日早上八点,主刀的科主任来到病房和我简单聊了几句,告诉我手术两个多小时就可以结束了,让我放心,然后护士和麻醉医生来到病房,给了一针肌注之后,我被推向手术室,迷糊之中我感觉似乎来到一个圆顶的漂亮房屋,浅蓝色的吊灯似乎又闪着五彩的颜色,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有关手术排期和手术取消的事情,开始我很有些不理解,但是后来了解多了,也就理解了挪威这个讲究人人平等的国家,在医疗方面也是一样的人人平等。当我的诊断明确之后,我的老板专程回到奥斯陆见他的好朋友,奥斯陆大学心外科主任谈我的情况,主任说在挪威病人是可以随意选择医院进行治疗的,我可以到奥斯陆大学医院去排队,但是根据我的病情,他认为如果到奥斯陆可能排队时间更长,因为奥斯陆病人更多,不如留在St. Olavs 排队,他并没有因为是朋友的关系而给我任何优先的承诺。在我的手术之后,我和护士们聊天,她们说急诊手术经常发生,一旦发生,他们只能按照病情轻重而做取舍,最轻的病人自然是最容易被取消的。
有关手术同意书和医生的决定,我不知道为什么任何签字都没有,但是从我看病开始的各种检查到最后手术,一步一步的检查治疗似乎都是医生替我做着决定,给我的感觉是这里的医生负责着病人的全部,根据病情做出决定而去执行,不需要征求和考虑病人的意见,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武断,但作为曾经是医生的我的理解是,这实际上是医生承担起了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把决定权和责任推给病人和家属,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最应该的检查和治疗方法,而不是让不懂专业知识的病人或者家属来做选择或决定。我感到这是和国内医院最大的不同。这里面的内涵是医患双方最值得依赖的相互信任,也是作为患者最为感到安慰的!
回到我的手术。 我周二晚上七点入院,周三早上八点半进手术室,排在第三台手术,共有七位医生(主刀和助手,麻醉,体外循环,超声心动)和护士参加手术,手术后在单间一级重症监护室里从麻醉醒来,一对一的护士一分钟都没有离开过监护,术后24小时转入二级重症监护室依然是一对一的护士,在护士的帮助下术后24小时起床站立五分钟,坐在椅子上30分钟,床上康复活动一个小时,上下午各一次。术后48小时早晨起床后就基本不再回到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一整套的术后康复明显促进了术后的恢复,使得开胸及体外循环手术术后48小时就可以下床走路上下楼梯第五天就可以出院回家,这是高质量手术和术后护理的功劳。而且这一切的高质量是发生在一个完全医疗免费的国家。
手术醒来已是晚上七八点了,睁开眼睛现在还能记得的第一感觉是ICU房间里的光亮度特别舒服,年约40岁的护士正附身给我擦汗,轻声说你的手术已经完成,很成功,我将在这里陪你到午夜,然后下一位护士会陪你到天亮。我口渴,因为气管插管,嗓子也不舒服,护士不停的给我喂水,不时的往输液管里打药。我迷迷糊糊的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醒来的时候护士一定就在眼前,似乎从未离开过一样。当我再次醒来时是另外一位年约50多岁的护士,一样的微笑柔声细气,一样的体贴关心。在她不间断的处理之下,一夜很快就平安过去了。早上醒来做完基本护理工作之后,来了一位负责康复治疗的小伙子,两人联手扶我站立起来让我做深呼吸,站立五分钟之后让我保持直立状态坐在椅子上,双手上举做些轻度的扩胸运动,然后继续静坐30分钟后才回到床上。虽然有些累,但感到身上畅快一些,脑子似乎也清醒了很多。早上九点多钟,麻醉医师和另外一位医生来到病床前查看病情和伤口,同时做床边X光检查,确认没有出血情况之后,拔掉了胸前的两根引流管。
操作也是值得赞赏的。
非常出乎意外,整个病房里基本看不到病人家属,因为高质量的护理工作,病人家属基本上不可能插手,因此也就没有留在病房的必要。所以我太太和女儿成了病房里唯一每天来看望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家属,探视时间很随意,但因为无事可做,她们也就呆上最多一个小时就回家了。住院五天,基本没有见过其他病人家属。
我很欣赏我在美国的大学同学和好友的点评,就医术而言,对同种疾病的救治和预后的判断力,全世界的良医都应差不多。就承受治疗的经济能力而言,全世界的病人则大不相同。只有不用从经济上考虑救治的国家,医生才是个纯粹的医者。挪威做到了。
后记:术后两周,回到工作岗位;术后一个半月,独自出差到巴塞罗那一周参加学术活动;术后两个半月,和实验室同事一起登山六个半小时,登顶海拔1600米的挪威瑞典边境上的Skardørsfjellet山峰;术后一年,和实验室老板一起到访海拔3700米的西藏拉萨。
富国人少,不掺和国际政治。
移民最佳选择。
我在芬兰,没看过别的病,只看过牙,从小就牙不好。我的体会是芬兰做什么都要预约也就算了,
很多时候医生都来自别的城市,本城市没有某专科的医生。比如我要种植一颗牙,预约要等一个
月,因为本城市没有这个专科的牙医,只好请别的城市的牙医过来。我就不明白了,我所在的城市也不小啊,怎么就没有这方面的牙医呢,还是别的诊所有,而我去的这个诊所没有呢?可是我去的这个诊所看着挺大的呀。
还有一个现象也挺奇怪的,老师貌似也缺。比如教某门课的老师也要从别的城市自己开车过来,她不仅来我们城市,也去别的城市上课,为什么我们城市就没有教这门课的老师呢?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课。。。。。
理个发,修个自行车什么的也要预约,我问修车的可以现在修吗?他说他忙,其实他在听音乐喝咖啡,忙个P,我看就是懒!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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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少人多的问题,是管理水平的差异。挪威,美国和中国其实都是大约每300多人有一个医生。但中国是人分若干等级,比如局级和处级就有相当大的区别,可以是一群最好的医生医一个病人,或者是排几个小时队,看3分钟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