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
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
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