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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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

 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所传达的政治文化意蕴

 

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施卫江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 纽约州 罗切斯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