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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美国通胀率过高，大概率将在“过度繁荣”过后走向衰退，甚至大衰退。要让美国经济“软着陆”，必须降低供给成本，在总需求缓慢收缩时引导通胀率稳定下行，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然而拜登政府仍幻想借关税对华施压，借此从中国获得额外利益，殊不知关税已成为美国的“战略包袱”。 |
美国经济看起来又到了新一轮繁荣的顶点：就业持续扩张，失业率处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低位，工资不断上涨，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美元指数相对于年初也升值了6.5%。拜登总统甚至迫不及待地宣布一个并未实现、其实也无法实现的“增长奇迹”，即今年美国的GDP增长率将是46年来第一次超过中国。
然而，关于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的警示已经不绝于耳。近期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历史上，当通货膨胀率高于5%和失业率低于4%同时出现时，一年之内出现衰退的概率是100%。今年一季度，这两个“门槛”值已经同时达到了。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可以避免衰退，实现“软着陆”。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微调型的政策，确实有助于实现经济“软着陆”。然而，“软着陆”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了一次真正的经济“软着陆”。
当前要实现“软着陆”更是不容易，其原因有三。一是美国通胀率过高。去年5月，美国CPI同比上升超5%，此后不断走高，今年3月和4月，已经连续两个月保持在8%以上。要将如此之高的通胀率降低到2%的目标水平，总需求需要较长时间、较大幅度低于潜在产出。这就比较容易出现衰退。
二是本轮通货膨胀有成本推动因素，总需求政策效果不明显。俄乌冲突引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疫情引起的供应链中断和调整、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引起的关税上升和供应链紊乱，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对付这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不采取降低成本的措施，就需要更大的总需求紧缩力度。这就会加速衰退且加大衰退程度。
三是美国金融市场在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环境下出现了“过度繁荣”。当利率提高和货币开始紧缩时，特别是当利率出现较大幅度提高时，金融资产价格可能出现暴跌，金融市场动荡将引起实体经济更大程度、更长时间的衰退。
美国如果能有效降低供给面的成本，则“软着陆”还是有可能实现的。降成本的好处是可以在总需求缓慢收缩时引导通胀率稳定下行，从而不需要大幅度地提高利率和紧缩货币。然而，拜登政府在降成本方面，面临很多掣肘因素。
常见的降成本方式是减税，但遗憾的是，拜登政府的政策选项中只有加税，而没有减税。拜登政府在疫情救助、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乌克兰等方面推出了大规模支出计划。在利率上升、政府债务融资收紧的情况下，拜登政府曾经承诺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政府赤字。从增税到减税，这种180度的政策转变，对拜登来说有点太难了。
降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办法是降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拜登政府能做到吗？如果美国推动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以及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国际能源、粮食及金属矿石价格均会显著回落。然而，拜登政府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阻止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行为，不是在结束俄乌冲突，而是在拖延战事。即使是在能源价格大涨的情况下，拜登政府还在推动欧盟对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实施制裁，导致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显然，对拜登政府来说，延长冲突和制裁俄罗斯的政策优先于降低大宗商品价格。
美国还有要求欧佩克等产油国增加石油产量来降低国际油价的选项。然而，高油价符合产油国利益，且美国对欧佩克成员的影响力下降，像沙特这样的重要欧佩克成员国并没有意愿配合美国来提高产量、降低油价。
降成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调整供应链政策，获取外部高效廉价的供应链。但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政策是以安全为导向，而不是以效率为导向的。拜登政府仍以安全为由，中断和中国的供应链合作；寻求在国内重建本已迁出美国的供应链；即使在盟友和经贸合作伙伴之间，也寻求建立备份供应链。这些措施都只会提高供应成本。
对拜登政府来说，也许最容易的降低成本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之所以相对容易，是因为加征关税是前政府行为，拜登政府正在调整特朗普时期的不当贸易政策，取消加征关税同拜登的整体贸易政策和对华贸易政策均不矛盾，且取消加征关税确实对美国有利。
然而，美国试图将加征的关税当作战略资产，以此换取来自中国的额外利益。殊不知，加征的关税已经不是美国的战略资产，而是“战略包袱”。取消关税可以换来美国自身进口成本下降和通胀率降低的好处，但如果幻想继续利用关税从中国获得额外利益，或者迫于国内某些压力而继续加征关税，则美国经济将持续受损，且难以引导通胀率下行。
若美国不能尽快甩掉关税这种“战略包袱”，不能通过国际合作降低外部供给成本，其国内的总需求收缩压力就会大增，“软着陆”就很难实现。一旦利率大幅提高，总需求收缩过快，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经济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甚至可能大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