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判”是一切痛苦的來源

布查大屠殺（Bucha massacre）發生之後，歐洲國家的領導人再次的承認了他們的“戰略誤判”。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多次的承認了全方位的「戰略誤判」。而在另一方面，輿論指出普京及其威權主義陣營的失敗也是“戰略誤判”的結果。 為什麼雙方陣營會有如此多的「戰略誤判」發生？ 它們究竟「誤判」了什麼？ 以及為什麼「誤判」是一切痛苦的來源？（點擊聽全文：戰略誤判的根源是什麼? 《美國筆記 -26》04/10/2022 - YouTube）

年初的時候，我在“外交事務”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題目叫 The Art of War - Can Culture Drive Geopolitics? （文化可以驅動地緣政治嗎？ ）。 文章的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說當年的美蘇冷戰帶來了美國文化令人眼花繚亂的創意成就和“軟實力”上的全球領導地位。 那麼，在美中新冷戰的時代，美國是否還會迎來文化上的又一個創意高峰呢？ 對此，作者給與了否定。 作者寫道，“這場冷戰似乎不太可能產生出任何高文化復興”（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is cold war will produce any sort of high-culture renaissance）

“high-culture”通常被翻譯為“高雅文化”，指一個社會的思想寶庫。 譬如中國的思想寶庫是儒，釋，道三家，或由這三家所傳遞出來的哲學，歷史，文學和藝術。 而與“高雅文化”對應的則被稱作“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 “popular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這些文化在時下的表現，被作者稱之為“280個字符的思想和Instagram上的擺拍”（280-character thoughts and Instagram poses）。 指的是我們每時每刻都離不開的各種網路媒體。 但用“280個字符的思想”來形容當下的“流行文化”，多少表達了作者對美國“高雅文化”與“流行文化”不平衡現狀的憂慮。

那麼，「高雅文化」或「 思想寶庫」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這就回到了文章的題目，文化是否可以驅動地緣政治？ 作者區分了冷戰中的兩種競爭，一個是文化上的，特別是「高雅文化」，或思想史上的競爭。 另一個是經濟，技術和軍事領域的競爭。 而作者給出的觀察是，美國在「思想史」或「軟實力」上的成就才是美國最終贏得全球領導地位的原因。 這就是這篇文章吸引我的另一個地方。 因為我同意作者的觀察，那就是在當下的美中競爭中，美國的知識界和政治精英，包括媒體與民眾，他們的焦慮集中在了經濟，技術，外交與軍事層面來自中國的壓力，而沒有意識到「高雅文化」，特別是思想史或意識形態才是產生“誤判”的原因。 而“誤判”才是導致經濟，技術，外交與軍事失敗的原因。 換句話說，思想史或意識形態的修復和突破才是產生“正確戰略”的原因，而“正確的戰略”才是獲得政治，經濟，技術，外交與軍事成就的原因。 所以，「高雅文化」或思想史才是應該去焦慮的源頭。

為了再清楚的說明以上的觀點，我要再次引用我大約一年前做的一個視頻裡面的例子，視頻的題目叫（為什麼“強國”不能作為一種戰略？ ）。 在視頻里我舉了一個商業上的例子，沒有一個“賺錢”的企業是把“賺錢”作為企業戰略的，因為“賺錢”是一個好的企業戰略實施后的結果。 就如同「強國」，或大國領導地位，或政治，經濟，技術，軍事的成就都是來自於思想史所推動的“正確戰略”實施後的結果。 那麼，如果出現“誤判”。 如果錯誤的把「賺錢」作為企業戰略會導致什麼後果呢？ Netflix在二月份推出的一個紀錄片叫：Downfall： The Case Against Boeing。 講述了波音737MAX事故的調查過程，它為我們揭示了波音的領導層是如何錯誤的把“賺錢”作為了企業戰略，而導致了737MAX悲劇的發生，也就是“誤判”了“賺錢”的因果關係而引起的潰敗過程。

同樣，普京的失敗也是因為“誤判”了達成“強國”的因果關係。 普京及其支援者認為，自己大國地位的衰弱，經濟的落後，以及總統寶座不穩的原因是美國或北約製造地緣政治的結果，而不是自己失敗的意識形態，僵化的思想史，以及激進的新歐亞主義造成的“戰略誤判”的結果。 這種由失敗的意識形態，僵化的思想史，以及激進的新歐亞主義催生出來的“大國戰略”，是把反擊美國和北約，推進侵略性很強的歐亞主義做為了獲得經濟成就，贏得大國地位，保住總統寶座的原因。 這種顛倒因果關係的「戰略誤判」顯然無法達成他想要的結果而只能走向潰敗。

同樣的「誤判」也許正發生在中國的「強國戰略」上。 中國把已經被歷史證明為兇殘的專制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及虛假的社會主義整合為自己的“新時代意識形態”。 那麼，這個“新時代意識形態”裡面就種下了兇殘，狹隘，虛假的種子，因此，它所推動的因果關係，或“強國戰略”就不可避免的出現兇殘，狹隘，虛假的結果。

然而，美國也好不到哪兒去。 正如文章作者指出的，美國也面臨著6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敗。 這表現在自由主義內部的嚴重分裂，以及由自由主義及其資本主義的“誤判”所造成的全球性潰敗。 這使得嚴肅的知識份子意識到，左翼思潮，或極端右翼，以及全球威權主義復興所真正打痛的不是民主政治，經濟全球化，或地球溫度上升，或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 真正要命的問題是來自自由主義自身的悖論，自由主義顯然不是真理，這是最要命的。 這個不是真理的自由主義所製造出的各種“誤判”，要比全球威權主義，極端右翼和左翼更加致命。

因此，“誤判”並不是專制主義或獨裁者的專利。 誤判是如此普遍的存在於自由主義或民主政治的領導者當中。 烏克蘭戰爭和歐洲面臨的危機就是歐洲政治領袖的集體誤判而導致的結果。 但沒有一個領袖，或商人，或理論權威會在事先就發現自己的判斷，或戰略是“誤判”，當然，他們在事後也百般抵賴。 專制主義的表現是，當某種“誤判”造成了幾千萬人，幾億人的慘死之後。 專制主義並不會去改變造成“誤判”的根源，也就是去改變“誤判”所依據的理論或思想史上的參考點。 由於那些「基礎性的參考點」沒有改變，那麼，建立在這些「基礎參考點」上的理論或思想史也不會改變，因此，依據那些理論或思想史而制定出來的「戰略誤判」就會長達幾代人之久。 發生在俄羅斯和普京身上的事情就是如此。 而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則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是任意的或隨意的改變思想史上的“基礎參考點”。 按拜登總統的話來講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譬如，幾千年以來，我們一直延續著對於什麼是“女人”判斷，但進步主義或政治激進主義指出，我們一直在“誤判”女人。 最近發生在國會的大法官提名人的聽證會上，根據某法律人士的說法，只有人類學才能定義“女人”。 意思是，幾千年來，我們判定“女人”的參考點錯了，需要用新的參考點來判斷“女人”。 問題在於，這個新定的「女人」參考點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難道它不是被政治激進主義者操弄出來的一個新的「誤判」嗎？

因為很顯然，當我們做出“這是一個謊言”，或“這是錯的”這樣一種判斷的時候，我們必定是依賴了“參考點 A”才能做出這個判斷。 但是，我們又怎麼知道「參考點A」就一定是「真」或「正確」呢？ 我們必須藉助於下一個“參考點B”來對A做出判斷，然後又要借助於C去論證B，借助D去論證C ，最後總是要去借助那個“最基礎的參考點”。 而西方思想史在關於什麼才是「最基礎的參考點」或「絕對真理」的討論上，卻依然卡在了“先有雞？ 還是先有蛋？”的古老困境之中。 也就是說，在關於什麼才是“最基礎的參考點”，或什麼才是“絕對真理”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依然存在著“誤判”。

我在（死亡的真相）里介紹過佛教哲學這個“思想寶庫”對於“絕對”這個概念的看法，我們必定要依靠一個參考點才能指出什麼是“絕對”，無論是由人類，或由某個權威，或由我來指出“這個是絕對”。 然而，那個被我指出的「絕對」其實是依賴了“我”這個參考點的“相對”。 真正的「絕對」是沒有參考點的。 因此，能被我們思考，討論，指出的「絕對」其實是我們的一個假設。 也就是說，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真實存在的“絕對”。 但在西方哲學這個“高雅文化”裡面就一直相信有真實存在的“絕對”或“絕對真理”，這個東西以前叫“上帝”，三百年前修改為“物質”或“自然”，或“最小的粒子”。

我在（我們難以割捨的極端主義傾向）里介紹過佛教哲學認為，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真實存在的“最大”或“最小”。 因為「大與小」是互為參考點的。 小“根本無法脫離參考點而單獨存在。 由於我們無法無修止的去分割物體而找出一個沒有參考點可以比對的“最小”，因此，“最小”是我們的假定。 但由此而推匯出“這個世界是由最小的，無法分割的物質粒子所組成的”。 那麼，這樣一種學說或理論不過就是建立在“假說”基礎上的，極其有限的“誤判”。

即使是“有限”與“無限”也是互為參考點的。 “無限”也無法單獨存在。 試想一下我們怎麼抵達「無限」？ 有一個具體的數位嗎？ 一般我們數到“兆”（Trillion）就數不下去了。 就是把我們全部累死都無法數到“無限”。 因此，我們口中的“無限”，就如同“最大”與“最小”一樣，都是假定出來的，並非是真實的存在。 問題在於，我們頑固的以為“有限”與“無限”是真實存在的，這也許是因為科學和數學被弄成了“流行文化”的緣故。 “流行文化”相信，有一個真實存在的“無限”是我們遲早可以抵達的。

我就在某個中文頻道裡聽到主持人挑戰一位政治學博士，意思是，政治學似乎無法量化而成為一門科學。 這種「流行文化」式的盲目由來已久，也就是上述文章作者口中“280個字元的思想”。 因為，即使那個主持人口中的“量化”比280個字元大很多很多，它也很難超過一個Trillion。 那麼，這種極為有限的「量化」又有多麼的了不起呢？ “流行文化”的另一個盲目表現是把科學誤解為“絕對真理”。 這是因為「流行文化」忘記了科學的唯一標準是「可證偽性」，意思是科學從未承認自己是絕對正確的絕對真理。 所謂科學就是用一個「新的誤判」去推翻一個「老的誤判」。

所以很顯然，在對待“絕對”，“終極”，“最大最小”，“無限”，“量化”，“科學”等，這些用於表達“基礎參考點”的概念上，我們一直存在著嚴重的“誤判”，我們把並非真實存在的東西當作是真實的存在，把假說，假設或誤判當成“絕對真理”。 那麼，這些對於「基礎參考點」的嚴重「誤判」又是怎麼一步一步的發生，或產生出來的呢？

“生或產生”本身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基礎性參考點”。 顯然，思想史上關於這一切或這個世界究竟是怎麼產生出來的說法（起源），會導致出某種理論體系，進而再推生出某種“戰略”。 猶如從上帝創造世界到基督教，再到十字軍東征。 那麼，在對待「生或產生」的問題上，我們是否也存在著嚴重的「誤判」呢？

我在（我們究竟在反對什麼？ ）裡面我們討論過「生或產生」。 佛教的中觀哲學（Madhyamaka） 把這個世界上關於“產生”的理論歸結為四種，它們是：自生，他生，自他生，無因生。 每一種“生”都意味著變化。 也就是從一種狀態轉變為另一種狀態。 從種子轉變為一個芽，再轉變為一棵韭菜。 但是，“生”的這種“轉變或變化”的特性卻與“自”的特性相矛盾，因為“自”意味著不變。 我們預設今天的我（自己）就是昨天的我（自己）。 而“自”的“不變”的特性又意味著並沒有新東西產生出來。 所以，把“自”的“不變”與“生”的“變化”放在一起的“自生”就是一個悖論。 那麼，如果你隨意的改變“自”的定義，按照“一切皆有可能”去做，把“自”的定義修改為“變化”。 那麼，今天的我就不是昨天的我。 昨天抓到的一個罪犯“他自己”，到今天已經不是“他自己”了，所以昨天是抓錯人了。 這就是隨意改變定義或參考點所必然帶來的混亂。 所以，中觀哲學指出，在我們對“自”或“生”的定義具有共識的情況下，說這個世界是“自生”。 那麼，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判。 另外三種“他生，自他生，無因生”也都是“誤判”。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就不展開了，可以去研究月稱（Chandrakirti）的《入中論/Madhyamakāvatāra》及其釋論。

那麼，在指出了關於這個世界是：自生，他生，自他生，無因生的學說或理論體系都是“誤判”之後，中觀哲學又要怎麼去解釋的確看到了有一棵韭菜“生或產生”出來了呢？ 中觀派認為，所謂「生或產生」其實是我們對一個連續變化的現象做出了一個命名，或形成了一個概念而已。 與我們對於“最大最小”，“無限”，“絕對”的假設及命名是相同的操作。 是這個操作“生或產生”了，也就是概念被產生了出來。 而在究竟的真相（實相）上，根本沒有東西被真實的“生或產生”出來。 “生或產生”的特性猶如彩虹，我們可以看到彩虹產生了，彩虹可以顯現一段時間，然後消失。 但在究竟上，在天際的那邊，並沒有一個真實的彩虹存在過，更沒有彩虹的產生，停留和消失。 那裡什麼都沒有發生。

佛教把現象或概念的這個特性稱之為「顯空不二」。 意思是，現象或概念的顯現，作用，以及可以被感知的特性與現象或概念並非真實存在的特性是同時出現的。 而「誤判」恰恰是因為我們無法同時看到現象或概念「顯與空」同時出現的兩面。 為了進一步驗證“顯空不二”，中觀哲學在二千年前就採用當代科學的實證方法。 我在（建立民主制度並非聯邦政府的使命里）講過月稱（Chandrakirti）解構“馬車”的例子。 首先，如果“馬車”為真，為實有，為真實的存在，則無論我們怎麼解構馬車，馬車都將存在，但是，當我們拆解“馬車”之後，在一堆木板，輪子，釘子，皮子裡面完全找不到有“馬車”存在。 如果木板是馬車的一部分，那麼，當這個木板被做成桌子的時候，桌子就會顯像為馬車。 如果釘子里包含了「馬車」，那麼當這個釘子被釘在牆上的時候，就等於是把「馬車」也釘在了牆上。 因此，「馬車」的真實狀態或真相是「顯空不二」的。 馬車的顯現與究竟上並沒有一個真實存在的「馬車」是同時出現的。

而所謂的“誤判”是只看到了現象或概念“顯”的一邊，因而認為現象或概念（馬車）為“實有”，為“真”。 或只強調現象或概念“空”的一邊，而認為現象或概念（馬車）為“非實有”，為“虛無”。這就是人類思想史上對於「最基礎的參考點」或「絕對真理」或「起源」的兩種不同看法。 佛教所謂的“正見”是指看到了一切現象或概念的真實狀態或真相是“不二”的，“顯空不二”，“有無不二”或“真假不二”。 離開了“不二”就是誤判，而誤判是一切痛苦的來源。

西方思想史上，由於誤判現象或概念為實有，為“真”，因而就有了“原罪”的理論。 “原罪”強調了痛苦是真實的存在，是在骨子裡帶來的，具有無法消除的特性。 因此，幸福是遙遠的事情，或是在死亡之後才有可能達成的事情。

啟蒙運動修正了以上的誤判，指出“幸福”才是天生就有的，是骨子裡帶來。 但由於依舊誤判了現象或概念為實有，為真。 因此，與“幸福”相反的“痛苦”也是真實的存在，也應該是骨子裡帶來的，也具有無法消除的特性。 這就造成了「鬥爭」的哲學。 因為，既然“痛苦”也是天生的，無法消除的。 那麼，就只能通過提高“幸福”的比例來壓制“痛苦”。 這就會導致沒完沒了的“爭取幸福”，“反對痛苦”的爭鬥和戰爭，以及沒完沒了的地緣政治誤判。

後現代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看到了現象或概念“空”的一面，也就是“虛無”的一面。 他們強調了“國家”，“財富”，“種族”，“性別”等現象或概念並非是固定不變的真實存在。 因此，“幸福”就表現為一種心理和生理的體驗。獲取盡可能多的體驗才是“幸福”，反之就是“痛苦”。 任何阻礙獲取全方位體驗的事物必須被打爛才行。 拜登總統的信條就是「一切皆有可能」，這使得包括了推翻人類的基本共識，以及蔑視善與惡的因果關係也具有了可能性。 但由於因果報應和人類的基本共識是抹不掉的。 因此，後現代主義及其進步主義思想所導致的“戰略”只會帶來更多的混亂與痛苦。

悖論的存在表明了誤判的存在。 在佛教哲學看來，造成以上「幸福與痛苦悖論」的根源是來自於誤判了「幸福與痛苦」具有真實存在的本質。 事實上，“痛苦”只是對不停變化著的現象（無常）的命名和感知，猶如“馬車”的產生和作用，但究竟上並沒有一個叫“痛苦”或“馬車”的東西真實的存在。 這表明了“痛苦”的感知是可以被徹底消除的。 同時，也沒有一個叫“幸福”的東西是真實的存在。 消除了痛苦后的現象就叫幸福。 因此，在佛教追求人類幸福的道路上，不必等到死後才會有幸福出現，也不必通過戰爭或爭鬥來增加幸福的分量。 更不必去蔑視人類的基本共識，變成想怎麼干就怎麼幹的激進主義，或變成一個不在乎善惡因果報應的虛無主義者。佛教這個思想寶庫所導致出來的「人生戰略」是，消除人生痛苦的根本在於消除對於現象或概念之真實狀態的誤判（無明）。 而誤判之所以可以被消除，是因為你看到了真相，或看到了這一切的真實狀態。這也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也許只是一個轉身的時間。 也許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在操作上又是如此的簡單，只是以一種新的習慣去替換掉我們執著現象或概念為實有的老習慣。 我們會繼續聊下去。

最後回到上述文章作者的疑問，美中冷戰或競爭是否可以帶來「高文化復興」呢？ 困難也許是來自當今的“中國傳統文化”或思想寶庫里似乎只有“儒學”一家。 而儒家關於人類幸福的思想與西方思想史上的人文主義並無不同。 關鍵在於，在對待現象或概念為“真”，為“實有”的看法上兩者也並無不同。 這使得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會帶來任何超越西方文化的「高文化復興」。然而近些年來，在美國，特別是歐洲的大學卻出現了對於佛教的關注。我在前面的視頻里提到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國科學院院士Murray Gell-Mann（ 蓋爾曼）。 他的基本粒子分類方案來源於佛教中觀哲學“八不中道”的啟發。 英國政治哲學家格雷的《稻草狗》則是從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思想看到了西方人文主義存在的悖論。 這使得我們看到了佛教和道教使西方思想史的「高文化復興」成為可能。那麼，按照思想史產生理論或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產生戰略，戰略影響人類幸福的因果鏈條。 我們祈願佛教文化，特別是中國佛教能夠再次的復興。

作者：美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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