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后雨前的博客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
今年是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85周年，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日和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在抗战八年中，祖辈们有的在后方修建抗战运输线或教书育人，有的在海外为前线将士募集捐赠善款。父辈们则都是在颠沛流离中求学长大的，我从小听父母讲述最多的就是他们在那一时期的苦难经历。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时，父亲尚不满十岁。他回忆说当时正住在南汇城厢外婆家，他外婆家有很大的院子，外公生前是前清武官。虽然从未见过面，但他记得外婆家的墙上挂着大刀。一天早上年幼的父亲醒来时，听到天上飞机轰隆轰隆地飞，看到地下人群慌慌张张地跑。那时我的祖父已经到内地去工作了，不久后祖母也带着几个孩子逃离上海来到洛阳，后来祖父又去了四川修路架桥。1938年秋天祖母曾打算带领儿女取道武汉，入川投奔祖父，那时最小的叔叔还在襁褓中。
在逃难路上遇到日军大轰炸，武汉失守，所有入川道路均被切断。祖母只好带他们折返洛阳，骨肉分离、艰难度日，直到战争结束。由于战时家庭经济困难，父亲高中阶段险些失学，后来被分配到位于甘肃天水的国立五中就读，才完成了高中学业。最使父亲刻骨铭心的是，小他一岁、与他感情最好的妹妹——也是祖父最钟爱的女儿，战争后期感染了脑膜炎，不治身亡，葬身异乡，去世时只有十几岁。祖母在逃难时被美军飞机误炸，致使左臂终生残疾。
我家儿女上中学时都做过二战时期中国战场的项目，为此女儿还专门写信采访了她的奶奶（那时还没有微信）。婆婆根据孙女列出的提纲。回信洋洋洒洒十几页，国恨家仇，字字血声声泪，这封回信我们保留至今，信里的内容都是女儿的瑞典老师同学闻所未闻的。1930年代初，婆婆的父亲考取官费留美，学成归国后应聘为大学教授，一家人生活优渥。日本侵华打破了平静安稳的日子，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踏上了八年漫漫逃难路。信中的语言很直白，思想也很正统，有些地方不失天真，但都是真情实感。
今将婆婆的回信实录如下，只有个别文字订正。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那时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大片肥沃的土地，奴役着千百万中国人民。那时政府无能抵抗，汉奸卖国贼投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尝到侵吞东北三省的甜头，因此又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更大规模侵入华北，从此开始了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八年持久抗战，1945年8月在国际力量的配合下，日本帝国主义最终无条件投降，全部撤军滚回日本去了。
（一）战争中的个人经历见闻
1930年10月我出生于北京，七七事变那年刚满七岁，我的爸爸当时是大学教授。我们全家被迫跟随学校离开家园，逃难至最偏僻的西南山区——贵州省平越县（现名福泉市）。记得我们辗转在水上和陆地，乘坐轮船、火车、大卡车，住过小旅店、帐篷等，真是一次长途奔波的逃难生活，一言难尽。
逃离家园时我们家有爸爸、妈妈、六岁的丽华妹妹、近三岁的大唐弟弟、两岁的小唐弟弟，全家一共六口人。经过几个省的逃难折磨到达广西时，住在一个又小又脏的旅店里，小唐弟腹泻不止。那时根本买不到任何药物，无医可治，每天爸妈只能用微热盐开水灌入小弟嘴中，盼望能在肚内杀菌。为了小唐弟的性命，我们暂时离开逃难大队，停留在广西。但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又突然恶化发起高烧。活蹦乱跳、聪明可爱的小唐弟还是离开了我们，至今我还记得全家人为小唐弟悲痛欲绝的情形。
离开广西后，我们跟上了下一班大学逃难队伍，继续直奔贵州。1938年2月4日，在贵阳市我们遇上了极其残酷的日本敌机二四轰炸。那天早上爸妈让我看好弟弟妹妹，三个人一步也不能出门，爸妈去买菜，一会儿就回来。记得当时我听爸妈话，带着弟弟妹妹高高兴兴在家玩。过一会儿警报声响了，预告有敌机，我们三人立即躲到桌子底下。再过一会儿紧急警报拉响，可怕的声音通知人们赶快进防空洞。这时爸爸妈妈还没回来。我急得直哭，又不敢出门，搂着弟妹焦急等待爸妈，三人大哭起来。
突然爸妈满脸汗珠跑了回来，进屋抱起大唐弟，拉着我们姐妹俩，带上一个小包，迅速向防空洞奔去，当时还碰上一位姓冯的阿姨抱着儿子往前跑。进入防空洞后，爸爸说：“这里人太多，我怎么上不来气？咱们快出去，附近还有一个防空洞。”于是我们一家人在紧急警报声中进入了另一个防空洞。记得在洞里不少人闭目低头，双手放在胸口，口中不知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向上帝祈祷求保佑。
在洞内躲了很久警报才解除，我们疲乏无力地走出洞口，看见冯阿姨一拐一拐地抱着满头是血的儿子，边哭边说：“刚才那个防空洞全炸毁了，里面的人没有几个跑出来的……”我听了真难过，心想幸亏爸爸要出来，否则我们全家也都炸死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疲惫不堪、饥寒交迫。沿途看见树上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及残肢断臂的尸体，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也布满死人和鲜血，到处都能听见重伤者的惨叫声，真是吓得我走不动路。为什么我至今记忆犹新？想忘掉，可就是忘不掉。
躲过二四轰炸后，我们跟随大队人马乘坐大卡车来到贵州平越。这是逃难的终点站，也是目的地，大学在这里落户了。我开始上大学附小三年级，每天和丽华妹一起上学回家。生活相对稳定后，妈妈又生了一个妹妹，名叫越华。爸爸工作劳累，到家就和小妹又说又笑地玩。因为她最小，又喜欢笑，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她。有一天商店来了点心，当时点心很宝贵，买来后大家都让给小妹吃。后来爸爸发现这点心发霉，气愤地说：“谁也不准吃，快扔掉。”当时我真想尝一块，可又不敢。
好像是当天下午，越华小妹开始腹泻，一遍又一遍，拼命叫肚子疼。大夫说是痢疾，当时弄不到对症药物，这种不吃不喝的“绝口痢”，24小时之内就有生命危险。到晚上小妹已无力喊叫，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小妹病危中爸爸在床上帐子里一直陪伴着她，妈妈和我在外屋不停地哭泣。正哭着，爸爸叫我们过去说：“你们快来，小妹说话了，她看见帐子里有那么多白鸽子，她用手指着鸽子，还笑了。”等妈妈和我含泪过去看时，没看见白鸽子，小妹再也没睁眼。
越华离世后，爸爸整日不吃不睡不语，发呆地坐着。不久他就得了伤寒病，卧床不起，高烧不退，不能进食一点固体食物，桔子也只能挤出汁来由妈妈一点一点喂。后来校医亲自去贵阳市买来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护理，爸爸总算转危为安了。病渐好后，爸爸说：“我再也不去苦想了，要是病死了，这一家人怎么办？”爸爸经过与小妹诀别的重创，加上自己的重病，开始慢慢想开了，精神振作起来，对我们倍加爱护，家里又有了笑声。
在平越的一个夜晚，我被怒吼声和惨叫声警醒，这是从我家不远处一条公路上传来的声音。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带着我沿这条公路往前走，想看看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一片脱光军装的死人，整个身体被打得青肿，血迹斑斑。我害怕极了，拉着爸爸赶快回家。爸爸说：“这些逃兵真可怜。”我问：“什么是逃兵？”爸爸说：“不愿打仗卖命，逃走后又被抓了回来。”他们硬是被铁棒、木棒活活打死，真惨！我在想，为什么人对人会这么残酷？为什么有的人又会这么可怜被打死？
在平越有时能在报刊上看到日本鬼子在东北、华北等地大屠杀的报道与照片，还有日寇在敌占区强奸妇女幼女的照片。我当时满腔仇恨，恨那些杀害中国人、手段又极其残暴的日本人，不理解日本鬼子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凶恶残忍。抗战八年中，我们一直在祖国大后方。虽然没有直接遭受日本鬼子的刀枪杀害，没有被轰炸死伤，但日本侵略我国，我们被迫离开家园，受尽苦难，在奔波逃难中失去了小唐弟弟和越华小妹。日本鬼子欠下了全中国人民千万条性命的血债，其中包括我家两个幼小的生命。
（二）关于战争、家庭、敌人、政府、民族主义等问题的个人观点
八年抗日战争中，我正值7-15岁的少年时期，不懂得为社么会发生战争。开始只是恨日本人抢占我国领土，我们被迫离开美好舒适的家园，流离失所、逃难受苦，进而痛恨日本对中国的残暴野蛮罪行。后来才认识到我国政府软弱无能、国家贫穷落后，才会被日本侵略抢占，因此更恨日本人，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开始有了保家卫国的激情。在大后方我参加过童子军，还接触过苗族同胞，大家彼此友好，我喜欢苗族舞蹈和苗族青年男女的跳缘活动。
（三）如果以上观点有变化，是怎么变化的？为什么会变？何时变化的？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中，我不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知道了应该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区别开来。日本人民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政府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统治阶级为占有别国土地宝藏、为奴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强盗暴力行为，他们是战争狂，不仅贪婪更罪大恶极。全世界人民都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和世界各国开始了经济来往，还有文化、教育、体育等等交流，其中也包括与日本的民间来往。日本人民礼貌、和善，真诚，企业家诚信友好，反映出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但日本政府首脑至今还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行为，使我们不得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保持警惕。
（四）对于生死、爱憎、幸福的个人感受
不论大小战争，双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死伤，有的英勇献身，有的当逃兵被杀，而大量死亡的是无辜的老百姓。但人人都拒绝死亡，渴望生存，只有在提高生存质量、保护生命的前提下，才能有家庭幸福。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战争，提倡中立，保卫和平，尽最多努力制止战争爆发。从长远看，更要努力提高科学教育水平，树立世界和平大同的理念。反对战争，珍爱生命，憎恨发动战争、作恶多端的狂人及贪得无厌、阴谋诡计的恶人。提倡爱，爱和平、爱人民、爱全人类，让世界充满爱，子孙后代都能生活在地球乐园（Paradise）里，达到真正的幸福。
（五）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被日本占领大部分中国土地，快要当亡国奴的时候；危急逃命，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时候；亲人病死、朋友被炸死的时候；逃难路上饥寒交迫、无力行走的时候；意识到祖国贫穷落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候。
（六）有些什么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损伤？
幼年弟弟妹妹病中无药，惨死在流亡途中；看见街头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尸体及残肢；逃兵临死时的惨叫声及可怕的死尸，以及日军大屠杀和强奸妇女、幼女的暴行照片等等，给我幼小的心灵和精神带来极大损伤，很受刺激。
盼望我在抗日战争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能帮助我的儿孙辈们更加热爱和平、珍惜生命、身心健康、快乐前进！
2003年2月5日回忆于北京
上图：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占地9000余平方米，塑造了200余名1931-1945年间全民族的抗日将士英雄群体形象。下图：台北中正纪念堂收藏的日本战败《降书》原件，1945年9月9日9时许由日本陆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和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分别签署。
我和你家长辈，是同代人，比他们略小几岁。我也出生在北平，七七事变时刚满周岁，父亲是大学助教。主要因母亲正怀着弟弟，其余人多为老幼病残，没有随校西迁，而留在了被日本占领的北平，亲历了日据北京那8年，也受尽磨难。
父亲失业后，全靠母亲摆地摊出卖家中物品维持家计，以至后来家中一贫如洗。精神上有点毛病的九（堂）叔在1942年莫名失踪，据推测被抓了劳工；1943年患高血压的祖父因吃混合面致病死亡。我患了伤寒，差点死掉。